以下是引用曲梵在2005-8-13 8:10:21的发言:
就无数翻译家的译文对中国作家或其他人运用中文的影响来看,如果你没有读过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情人》及其他优秀翻译家的杰出译文,怎么能说自己已经领略了最美好的、与我们当下的经验息息相关的中文?它推动、丰富着白话文的发展,为其注入活力、现代的感性,在日常语言中寻求内涵、深度、节奏和语调,在复杂多义中揭示美感。或者如哈罗德·布鲁姆在为《西方正典》的读者推荐书目时所说的,从译本中获得“特别的愉悦和见识。”——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留心杜拉斯中译为我们营造的,在语言和时代的狂风中,那不易察觉的内心的摇晃之桥。
以下是引用陈卫在2005-8-14 11:08:13的发言:
[quote]以下是引用曲梵在2005-8-13 8:10:21的发言:
就无数翻译家的译文对中国作家或其他人运用中文的影响来看,如果你没有读过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情人》及其他优秀翻译家的杰出译文,怎么能说自己已经领略了最美好的、与我们当下的经验息息相关的中文?它推动、丰富着白话文的发展,为其注入活力、现代的感性,在日常语言中寻求内涵、深度、节奏和语调,在复杂多义中揭示美感。或者如哈罗德·布鲁姆在为《西方正典》的读者推荐书目时所说的,从译本中获得“特别的愉悦和见识。”——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留心杜拉斯中译为我们营造的,在语言和时代的狂风中,那不易察觉的内心的摇晃之桥。
以下是引用赵松在2005-8-25 9:22:39的发言:
如果孙甘露能像杜拉那样老而弥坚地写作就好了。语言上也是这样,杜拉后期的变化可以说是语言自然平和地入了化境(嘿嘿当然是中译的感觉),但我感觉孙甘露目前的最艰巨的问题仍旧是语言的问题。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是怎样转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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