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朗（Mathurin Milan），1707年8月31日被送入夏朗德医院：“他一直向家庭掩饰他的疯狂，在乡间过着一种不明不白的生活，官司缠身，毫无顾忌地放高利贷，让自己贫乏的精神步入那些无人知晓的道路，相信自己能够从事最最伟大的事业”。
图扎尔（Jean Antoine Touzard），1701年4月21日被送入比凯特城堡：“背教的教士，四处煽动，可能成为罪大恶极的罪犯，鸡奸者，只要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无神论者；这实足足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如果放他自由，还不如镇压他”。
我发现很难准确地表达我阅读这些片断以及许多其它类似文字时的感受。这些印象中，无疑有一个方面可以说是“生理的”。但这么说，又好象还会有什么其它印象似的。我承认，这些“故事”经历了两个半世纪的沉默，突然冒出来，要比那些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更能触动我的心弦，而我即使在今天也不能说出，那些打动我的究竟是这种古典风格的美（只寥寥几句就展现了一个完全微不足道的悲惨生活），还是这些生命中的过度（excess）。这种过度，混杂着朴素的顽固与凶恶，人们可以在那些打磨得象石头一样的文字中，感受到摧毁与顽强。
很久以前，我曾经用与此类似的文献写过一本书。*这些微不足道的生活，在那些毁灭它们的简短文字中被化成了残骸灰烬。当我碰到这些文字时，我感到震动。而这种震动，甚至在今天，我仍然能够感受到。而我之所以会写那本书，无疑正是出于这种震动，梦想在一种分析中恢复这些生活的力量。但由于缺少必要的才华，我才会长期专注考虑进行这种分析；就是要把握这些文字的贫乏枯燥；我努力探寻它们的存在理由，它们涉及了哪些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我打算弄清楚，为什么在一个象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灭”（étouffés, suppress，这个词就仿佛是指制止一声叫喊，扑灭一场大火或闷死一只动物）一个恶名昭著的僧侣或一个异想天开、颠三倒四的高利贷者，曾一度变得十分重要；我想知道，为什么要如此热切地防止贫乏的精神步入那些无人知晓的道路。但是，那些最初推动我的热情依旧没有被触及。而既然许不能把它们纳入到理性的秩序中，既然我的话语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它们，就让它们保持我最初经历它们的样子，难道不是最好的办法吗？
因此，一有机会，我就想到要编选这样一本文集。这本文集，既不是出于什么匆忙的考虑，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长久以来我一直想在出版这些文本时，进行系统有序的编排，给出一些初步的解释，哪怕只让这些文本展现一种最低限度的历史意涵。鉴于我马上要谈到的原因，我放弃了这种想法；我决定只是简单地汇编一批文本，标准就是在我看来它具有多大的强度；每篇文本，我加上一些基本情况的说明；而我安排这些文本的方式（在我看来，是一种遗憾最少的方式）就是保持每篇文本的效果。我的局限迫使我仅限于展现选文中简约的抒情。
因此，这本书不会令历史学家满意，更不用说其他人了。难道这本书是一本纯属主观的任性之作？我宁愿称这本书为一本平常之作或游戏之作，只是多少有一些自成一体的怪癖。也许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一回事儿。但事实上，我相信，那位异想天开的高利贷者或是同性恋教士的诗，自始至终，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板。正是为了重新发现象这样闪耀着光芒的生存状态，象这样的“生活的诗”（life-poem），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些简单的规则：
l 应该考虑的是确有其人的故事；
l 他们的生存状态应该既模糊不清，又充满不幸。
l 讲述他们的故事的篇幅要尽可能短，只有几页，几行就更好了。
l 这些叙述不仅仅构成了奇闻轶事，而且以某种方式（因为这些讲述是申诉、告发、命令或者报告）还真的在他们的生存、不幸、狂热和难以确定的疯狂所构成的微不足道的历史中发挥了作用。
l 在他们的言语和生活所产生的震撼中，应该再次带给我们一种夹杂着美与恐怖的效果。
不过，这些规则的主题可能显得有些武断，我必须再进一步做些解释。
我清楚地意识到，可能有一种无名者的宏大汇编，收集了来自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痕迹，比起这种庞大汇编，本书下面选编的文本，平庸、狭隘、有些单调。它关注的文献，几乎都出自1670年至1770年这一百年的时间；而且来源相同，都是些档案：监禁所和警察，向国王的请愿书和王印文书（Lettres de cachet）。让我们假定这只是《无名者的生活》的第一卷，而此书能够拓展到别的时间和别的地方。
我之所以选择这段时期和这种类型的文本，是因为我对它们耳熟能详。但如果说，我对这些文本的偏爱历数年而不衰，并且在今天我又再次返回到这些文本上，那是因为我怀疑在这些文本中存在一个开端，无论如何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在这里，政治机制与话语效果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17－18世纪的文本，是一道光芒，特别是如果你将它们与后来的警察或行政管理方面那些陈词滥调相比；借助一个句子，它们能够展现一种辉煌，一种暴力，而至少在我们的眼中，这种辉煌或暴力，与这些事情的微不足道或者人能够迷途知返，但却全无效果，现在穷途末路，惟寄望太子殿下。这就是一个悲苦之人的处境，他斗胆让其哀声上达圣听。“或者另一回，是被遗弃的乳母以四个孩子之名要求逮捕她的丈夫，”这些孩子从其父那里除了行为不端造成的可怕榜样以外，可能别无所得，王太子殿下，您的圣鉴应该使这些孩子幸免于这种摧残他们的教育，使我和我的家庭能够幸免于耻辱与恶名，将我和我的家庭从这个不良臣民的势力下解脱出来，他只知损害社会的利益。“人们也许会发笑；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文本的修辞之所以显得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只是因为文本用这种修辞来处理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在我们眼中，权力做出反应的方式再克制不过；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反差，在这些文本的词句中还是划过一道闪电，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权力的决策；而且如果说这些决策的庄重不是从它们惩罚的对象的重要性那里获得权威，也至少因为它们强加责罚时是公事公办的。 如果要监禁一个四处流浪的算命婆，那是因为”她无恶不作，为所欲为。她多年来一直欺诈公众，愚弄公众，蛊惑公众，却一直逍遥法外，因此，立即将一个如此危险的妇人递解入狱，使公众不再深受其害，既符合正义，又慈悲仁善。“或者关于一个轻浮放荡的年轻人，”他是一个浪荡不敬的恶魔……惯于从事各种恶行：流氓无赖、顽梗不化、暴躁易怒、滥施暴力，甚至连蓄意谋杀亲父都干得出来……总是和一些最低贱的妓女厮混。无论人们怎么说他流氓无赖、荒淫放荡，他都无动于衷；他只是象恶棍一样，轻狂一笑，使人们知道他是铁石心肠，让我们理解，他不可救药。“只是因为最轻微的胡闹，一个人就已经属于可恶之列，或至少陷入了痛斥和咒骂的话语中。比起尼禄或Rodogune，这些不道德的妇人或不服管教的孩子，毫不逊色。古典时代的权力话语，是对权力陈辞的话语，它造出了恶魔。为什么这部日常生活的戏剧会如此浮夸？基督教就曾主要围绕告白（confession）安排把握生活平凡之处的权力：有义务用语言来剖析日常生活中细枝末节的世界、平庸无奇的过错、甚至觉察不到的毛病，一直追到你紊乱不清的思想、意图和欲望；在坦白（avowal）仪式上，言说的那个人讲的就是他自己；借助对一件事的言谈来抹消这件事，但同样，也取消了坦白本身，因为它必须保持隐秘，除了悔悟（repentance）和悔罪之外，没有留下其它任何痕迹。基督教统治下的西方世界发明了这种令人震惊的约束，它强加在每个人的身上，让他们说出一切，以便抹消一切，以一种不间断的，孤注一掷，穷根究底，巨细靡遗的低语来表述那些最微小的过失，但这种行动本身却在表述的那一刻就寿终正寝了。对于许多世纪以来的千百万人来说，过错必须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告白，用一种稍纵即逝，但却出于义务的悄声低语。
然后，大概从17世纪末的一个时刻开始，这一机制为另一种运作方式不同的机制所包围，后者压倒了前者。这是一种行政管理机制，而不再是一种宗教安排：一种记录（registration）的机制，而不再是一种请求宽恕的机制。不过，针对的目标却没什么两样。至少有一部分是相同的：将日常生活纳入话语之中，调查那些无关紧要的违规活动和乱子的微末世界。但在这里，坦白不再扮演基督教曾经给它保留的显赫角色。因为这种古老的框架，以前一直是以局部化的方式运用的程序，从这时起却将被系统地予以利用：告发、检举、查问、报告、使用探子、审讯。而一切以这种方式说出的东西，都将被以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积累，并构成卷宗和档案。忏悔坦白时单独的声音，即生即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在抹消自身的同时也抹消了越界；而接续这种独白的是多重的声音，这些声音将自身储存在巨大的档案堆中，并借助这种方式持久地确立下来，成为无休止地增长的记忆，记住了世界上所有的过错。不幸和不轨的微小过失不再借助坦白中几乎难以听见的隐秘倾吐上达天听；而是在地上，借助书写的痕迹积累下来。这就在权力、话语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一种颇为不同的管制日常生
活，阐述日常生活的方式。这样就诞生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新的”演出“。
我们已经熟悉了这种工具最古老，但却已经很复杂的形式：包括请愿信、王印文书或者国王发布的命令，各种不同方式的监禁，警察报告和裁决。我不想重新追溯这些早已为人熟知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只想探寻其中的某些方面，它们能够说明为什么这些事情如此富有激情、令人惊异、带有一种美，也正是这些方面有时使这些稍纵即逝的形象生色，而对于我们这些远远瞥见的人来说，在这些形象中出没的那些穷困的恳求者，具有了无名者的面貌。王印文书、囚禁，无所不在的警察，所有这些平常只是让人们想起一种绝对君主治下的暴政。但我们必须真正理解，在什么意义上，这种“恣意妄为”（arbitraire）是一种公共服务。“敕令”（ordres du roi）只是在一些非常罕见的案例中才会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突然自上而下地降临，标志着君主的愤慨。绝大多数时候，这些命令是应某些人身边的人的请求，针对这些人发布的结果，这些出面的人包括他们的父母、某个亲戚、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子女，他们的邻居，有时是地方教区的牧师或者某个有影响的人；当人们恳请对这些人采取行动时，好象他们犯下的是什么十恶不赦的重大罪行，应该遭到君主的责罚，尽管实际上不过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家庭纠纷：夫妻之间的打骂、挥霍财产、利益冲突、年轻人不服管教、流氓无赖或滥饮纵欲，以及所有那些无足轻重的不轨之举。王印文书，自称是为了在正规的司法渠道之外，专门用来表达国王监禁某个臣民的意志，而它实际上回应来自下面的要求。不过，王印文书并不自动地听从提出要求的人：要在发布王印文书之前进行一项调查，旨在裁判要求的是非曲直；借助调查来确定这个纵欲者或那个醉鬼，对这次暴力行为或那项放荡之举，是否真的应该监禁，在什么条件下，多长时间：这一调查是警察的一项任务，警察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要汇集各种证词、探子的汇报和所有那些令人生疑的悄声低语，它们使每个人的周围都一团迷雾，面目模糊不清。
监禁－王印文书的系统仅仅是一个相当短暂的插曲：它持续的时间不到一个世纪，而且仅限于法国。不过，对于权力机制的历史来说，它很重要。它并非确保王室的恣意能够在生活中最具日常色彩的部分以自发的形式爆发出来。相反，它确保这种权力沿着复杂的环路，在要求与回应这一整套游戏中得以分布。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滥权？也许是；不过不是指君主单纯滥用他自己的权力，而是指每个人都可以利用巨大的君主权力，为自己所用，满足他们自己的目标，反对他人：这是一种对君权（sovereignty）机制，一种既定的可能性的处置方式：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懂得采用它，让它的效果偏向自己的利益，就可以掌握它。这就产生了一些后果：政治的君权转而将自身安置在社会肌体最基础的层面上；从臣民到臣民（有时问题涉及的是地位最低贱的人），家庭成员之间，邻里关系，商务利益关系，职业同行的关系，对头，爱憎交加的关系，从这些关系，人们可以确定，这种政治权力具有绝对主义的形式，它的资源超出了传统的权威和服从的武器；每个人，只要他知道如何玩这个游戏，对另一个人来说他就会成为令人恐怖的、无法无天的君主：治人之人（homo homini rex）；一整套政治网络与日常生活的网络交织在一起。但一个人必须首先占有这种权力，哪怕只一会儿，为它提供渠道，发
动它，让它偏向自己想要的方向；一个人要为了自身利益采用这种权力就必须“引诱”它；这种权力，同时成为人们贪求的对象和引诱的对象；因此，人们想要这种权力，而人们也在同等程度上畏惧这种权力。这样，一种无限制的政治权力对日常关系的干预就不仅成为可以接受的，人们习以为常的，而且是人们迫切渴望的，并同时也变成了一种普遍流传的恐惧的主题。这一趋势逐渐打开了传统上与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共存关系或依附关系，交由行政和政治来控制，对此人们不会感到惊讶。同样平常的是，以这种方式在激情、暴怒、悲惨或卑劣中发挥作用的国王的肆意无度的权力，尽管有用处，或者也许恰恰是因为它有用处，才成为诅咒的对象。那些利用王印文书的人和授予这一文书的国王，由于二者的共谋关系，都陷入困境之中：前者越来越丧失他们传统上对行政管理权力有益的力量；而后者，由于每时每刻都和如此众多的仇恨诡计混杂在一起，也变得令人痛恨。我认为，正如肖利厄公爵（duc de Chaulieu）在《新婚夫妇的回忆录》（Mémoires de deux jeune maries）中所言，法国大革命在砍掉国王的头同时，也砍掉了每位一家之父的头。
眼下，我希望人们记住的就是：借助这种请愿、王印文书、囚禁、警察构成的配置，出现了无穷无尽的话语，它们贯穿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采用了一种和坦白完全不同的方式，但也是要掌握那些无足轻重的生命所犯下的微不足道的过错。沿着相当复杂的环路，权力的网络捕捉到那些邻里的争端、父母与子女的口角、家庭内部的误解、酗酒纵欲、当众争吵和许多隐秘的激情。就好象出现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巨大召唤，要将所有这些乱子，将每一种微小的痛苦不幸都付诸话语。一种不知道有任何界限可言的低语开始膨胀：通过它，个人行为的偏离，耻辱与秘密经话语交付到了权力的手心中。琐碎的东西不再属于缄默的领域，不再是风言风语或是短暂的招供。那些平淡的事情、无足轻重的细节，含混之事与微末之辈，毫无荣光的日子以及普普通通的生活，构成它们的所有东西，都能够而且必须说出来。如果能够写下来，那就更好了。这些东西，都成为可以描述，可以记录的，就象它们被一种政治权力的机制所贯穿一样。长期以来，只有贵族的编年史，才值得人们用不带嘲讽的口吻来讲述；只有血统的传承、出身与英雄事迹才赋予一个人进入历史的权利。而如果说有时确实有些卑贱之辈会得享一种荣
耀，那也是借助了某件异乎寻常的事情，这件事要么圣洁辉煌，要么罪大恶极。但只有当权力毫不松懈的目光逐渐驻留在那些毫末之间的乱子上，人们才开始在日常生活的秩序中发掘有待揭示的秘密，才认识到，从某个方面来看，那些无关紧要之处也不容忽视。
这样，话语的一种巨大可能性诞生了。至少，某种日常生活的知识（savoir）是导致它的一个原因，而且伴随这种知识，出现了一种西方社会用来掌握我们的姿态、我们的存在方式和行事方式的可理解性框架（grid of intelligibility）。但是要实现这一点，君主的无所不在，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都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任何那些要恳请国王颁发王印文书的人，都应该设想他对所有这些苦难都仿佛身临其境，对那些哪怕最无关大局的不太平之处也相当关注；他肯定应该具有某种无所不在之体，四处现身。就其最初形式而言，这种有关日常生活的话语完全是面向国王的；它针对国王发言；它不得不潜入权力的巨大典礼仪式中；它必须采纳仪式的形式，借助典礼的符号。这些琐碎平庸的东西，只能在一种国王的形象到处出没的权力关系中，在他的实际权力或幻象般的潜在权力出没的权力关系中，才能被言说，被书写，被描述，被观察，被勾划，并被评价。由此，产生了这种话语的独特形式：它采用是一种夹杂着诅咒和祈求口吻的雕琢语言。这些日常的小故事，讲到每个人，用的都是讲一种不同寻常的事件才有的夸张腔调，这样才会引起君主的注意。必须用华丽的修辞来装扮这些琐碎的事务。以后，无论是在沉闷的治安管理中，还是在医疗或精神病的卷宗里，都不会再发现这种语言效果。在这些文本中，有时，一座辉煌的言语大厦只是为了复述一次卑微的恶行或是一个小诡计；有时，几句简短的句子就把一个可怜人打垮，然后就又使他浸没在他的暗夜中；或者，又会出现以恳求的谦卑口吻对不幸进行的漫长复述：讲述平庸生活的政治话语只能是庄重的。但在这些文本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反差效果。关押某个人的要求经常是由社会地位非常卑微的人提出来的，他们不会写字，或者不善文字；当写给国王或贵族时，凭借他们浅陋的学识，或者由多少能够胜任的书手来代笔，他们能够尽其所能地创作那些他们认为必不可少的措辞和起承转合的程式，而且还夹杂着笨拙、激烈的词语，粗暴的表达，无疑他们认为加上这些语言，会使他们的请愿书更有力量，更真实；结果是，在庄严但又不相关联的句子中间，紧挨着那些不可理解的词语，就会爆发出一些粗野、笨拙，不雅的说法；与那些不得不说的仪式性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是不耐烦、恼火、愤怒、充满激情或满怀怨恨，以及忤逆之辞。一种震撼人心的
野性激情，以其自身的讲述方式出现，打乱了这种矫揉造作的话语的规则。在一份文本中，比恩费的妻子这样说道：她“冒昧地向殿下诚惶诚恐地指出，这个该死的马车夫比恩费，霸道极了，将民妇往死里打，他快把家底倒腾光了，头两个妻子都被他害死了，第一个妻子死时肚子里还怀着孩子，第二个妻子伤透了心，被他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虐待她，使她越来越瘦弱，甚至几乎把她掐死……他甚至想把第三个妻子的心烤来吃，其它的事儿就更崩提了；殿下，我跪拜在您的脚下，伏请圣恩，仁慈为怀，让我得享公义，因为我的性命岌岌可危，我会一直祷告上帝，保佑您健康平安…”。
这里，我汇编在一起的文件是同质性的；而且它们很可能显得单调乏味。不过，所有文本的效果都来自其中的反差。在复述的事情与讲述的方式之间的反差；在那些申诉和恳请的人与全权支配他们的人之间的反差；在提出的问题的细微秩序与用来运作的庞大权力之间的反差；在仪式和权力的语言与狂乱和无能的语言之间的反差。这些文本看上去就象是拉辛（Racine）、波舒埃*和克雷比荣*写的；但这些文字充满了一种民众的骚动、不幸、暴烈和通常所谓的“粗鄙”，大概没有哪个时代的文学会喜欢这种东西。这些文字使乞丐、穷苦老百姓或者就是平凡之辈现身在这幕希奇的戏剧中；在这幕戏中，他们拿腔作调、慷慨陈词、矫揉造作；在戏中，他们装扮在一大堆修饰品的背后，但除了这套行头，他们又有什么办法使自己在权力的舞台上引人注目呢？有时，他们使人想起一群破烂的江湖艺人，他们身披一些花哨的服饰，这些华丽的服饰尽管以前曾风行一时，但此时却显得俗气、破败，他们想这样就能在有钱的公众面前表演，博得一笑。只是在这样的场合，在那些决定他们生活经历的位高权重者面前，他们表演着自己的生活。他们就象塞利纳*小说中的角色，想着让凡尔赛宫中的王公贵族听到他们的声音。会有一天，这些反差效果慢慢都消失了。在日常生活层面开始运作的权力将不再是那个既身临其境又遥不可及的君主，他无所不能但又反复无常，是一切正义的来源，也是所有诱骗的目标，一身兼具政治的原则与巫术的效能；权力将变成由一套精细、连续的分化网络构成，在其中，各种各样的司法、治安、医疗和精神病治疗机构相互衔接。而在新的权力中成型的话语，就不再采用老式的矫揉造作的戏剧性语言；而是在一套自称基于观察的中立性语言中得以发展。那些琐碎平庸的事情，将会交由有效但却灰暗的管理框架、新闻报导框架和科学框架来进行分析；只有远离这些框架，如文学，才会探求这些事情的辉煌一面。在17、18世纪，人们仍然处在粗鄙野蛮的时代，所有这些中介当时尚不存在；那些不幸的可怜人，他们的身体几乎就直接面对国王的身体，他们的骚动几乎就直接面对国王的仪式；双方并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只有叫喊与仪式之间的撞击，要被讲述的乱子与要遵循的严格形式之间的撞击。对于我们这些从遥远的时代回头观看的人来说，正是在这里，日常生活第一次出现在政治问题的符码中，出现
了一些奇异的闪光，一些令人眩目，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东西，但此后，所谓“事务”，社会新闻或案件从这些人和事中脱胎而出，这些闪光就会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