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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伯格曼《魔灯》节选 [打印本页]

作者: 骑老虎上天 时间: 2007-8-4 13:41
标题: 伯格曼《魔灯》节选
凌丁说伯格曼这本书无趣，很不同意。第二章　　索菲亚公园的牧师公馆充满了优雅和亲切的气息，我的童年即在每天的规律作息、生日、教堂的节庆和礼拜等的交替中度过，此外，还交织着职责、游戏、自由、服从以及安全感等。冬日里，我们穿过漫长乌黑的道路去学校上课；春天来的时候，我们玩弹子游戏，也骑自行车兜风；秋日里，数不清有多少个礼拜天的夜晚，我们围在火炉边大声朗诵诗文。　　我们当时都不晓得母亲有了外遇，也不晓得父亲为此备尝沮丧痛苦。母亲打算要离婚，父亲则以自杀威胁。他们最后和解了，决定继续互相厮守在一起，据他们当时的说法，主要是为了小孩的缘故。对这件事情，我们那时竟然一无所知，或者，只知道一点点。　　那是秋日里的一个夜晚，我正在婴儿房里忙着玩我的放映机，妹妹在母亲的房间里早就睡了，哥哥在外面练习射击，还没回来。我突然听到从楼下传来激烈的争吵声，母亲正在哭泣，父亲则愤怒地叫嚷着，我以前从未看过他们这么厉害的争吵。我蹑着脚走到楼梯口，看到父亲和母亲在大厅里互相拉扯着，母亲拿起大衣准备要走，父亲紧拉着她的大衣不放，母亲突然放掉她的大衣，冲到门口，但父亲的动作更快，他抢先挡在门口，把母亲推到一旁，接着两人又拉扯了起来，母亲突然伸手打父亲一记耳光，父亲用力推她一把，撞到了一旁的墙壁，母亲一时失去平衡，一头栽倒在地上。这时候妹妹被吵醒了，走到楼下，开始哭了起来，父亲和母亲这才停止了争吵。　　我记不清楚后来怎样发展，母亲坐在她房间的沙发椅上，鼻子流着血，一进努力在安慰妹妹。我回到婴儿房，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的放映机，我跪了下来，开始向上帝祈祷许愿，只要父母能够和好，我的放映机和影片都可以统统不要了。　　上帝听到了我的许愿，海德威教区的牧师（他是我父亲的上司）来为我父母劝和，安娜阿姨带他们到意大利旅行，紧接着外婆来了，秩序和稳定的假象一时之间总算又恢复了过来。　　外婆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乌普萨拉（Uppsala），她在达拉纳乡下有一栋别墅。外婆不到30岁就守寡，外公死后，她把特拉加兹街的漂亮公寓重新改装，有五个房间，一间厨房，还有一间是仆人的房间。我很小的时候，她和埃伦·尼尔松小姐（Ellen Nilsson）什在一起，埃伦很会做菜，宗教信仰很虔诚，对我们小孩则非常溺爱。外婆死了以后，她搬来和我们住一起，我们都很爱她，也很敬畏她。她75岁那年得了喉癌，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把自己的东西打点好，同时也写好遗嘱，然后褡火车去帕拉霍姆（Paraholm）投靠她的妹妹，母亲为她买了二等车厢的票，但她坚持要坐三等车厢，她到了她妹妹那里几个月之后就死了。我们小孩一直都叫她拉拉（Lalla），她一生的大部分岁月都和外婆以及母亲一起度过，长达50多年之久。　　外婆和拉拉相依为命，相处得极为融洽。她们之间虽然有许多不互相契合的地方，但这些都不是问题。对我而言，特拉加兹街的这栋大公寓（也许并没有那么大），可以说是安全和魔术的化身，屋内摆设了许多时钟，阳光洒遍深绿色的地毯，瓷砖砌成的火炉里火焰熊熊燃烧，烟囱管子嘎嘎作响，火炉的小门也跟着发出嚓嚓的响声。　　窗口底下的街道上偶尔会有雪橇经过，圣诞铃声沿路响个不停。教堂的钟声召唤人们去做礼拜，或者，告诉人们有人死了。每个早晨和黄昏，古尼拉的大钟也会从远处频频传来悦耳的钟声。　　老式的家具，沉重的窗帘，以及阴暗的壁画。在长而黝黑的大厅尾端有一个很别致的房间，房间的门上靠近地板的地方有四个洞，房间里贴有红色的壁纸，还有一张桃花心木做的铺着丝绒的龙椅上面有个盖子，当你掀开沉重的盖子时，可以看到一道黑黑的裂痕，还可以闻到一股香味。这是外婆的龙椅，想试着爬上去坐坐，还真需要相当的勇气呢！　　大厅里有一座高高的铁炉，常常散发出煤炭和金属烧热的味道。拉拉在厨房里做饭时，特别是煮营养好喝的甘蓝菜汤时，整个公寓都会弥漫着一股香味，这股香味和大厅尽头那个密室所散发的朦胧香味结合在一起，那种混合的味道变得更香更醇。　　外婆的公寓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香味，房间里的小地毯在夏天里都卷好存放起来，等再拿出来用时，摊了开来，总是可以闻到一股很重很新鲜的杀虫剂香味。每个礼拜五，拉拉都会用蜜蜡和松节油粉刷镶花木条的地板，那种香味真是强烈。木条地板的节与节之间的狭缝总是散发出一股肥皂的味道，而粉刷过的油毡所散发的香味则很接近发酸的牛奶和水混合之后所产生的那种味道。整个室内的空气真是百味杂陈——粉末、香水、焦油、尿酸、性。汗臭、发油、蜡烛的焦味以及烹任的味道等等。有些味道来自人的身上，有的好闻，有的难闻，难闻的简直要叫人透不过气来。我们的胖姨婆爱玛戴着一顶假发，她习惯用一种很特殊的胶水把假发黏在她的脑袋上，她浑身充满了那种胶水的味道。外婆的身上则是甘油和蔷薇香水的味道，我们一闻就知道那是从药房买来的药水。母亲身上的香味闻起来很像是一种香草的味道，她生气的时候，上唇的细毛会变得湿润，然后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类似某种金属的香味。我最喜欢闻的味道是保姆身上的香味，她很年轻，红色的头发，人也很老实，叫做玛丽特。我最喜欢躺在她怀里，用鼻子摩擦她身上所穿的粗糙睡衣。

作者: 骑老虎上天 时间: 2007-8-4 13:41
第十五章　　　我和演员们聚集在电影部门的办公室里，我们要拍摄《秋天奏鸣曲》。配合着动作和表情，英格丽·褒曼正在大声念着她的台词。她早已对着镜子排练过好几回了，可是我非常讶异，她依然把台词念得荒腔走板，场记小姐早被她气得躲到走道上去哭去了，我也觉得头疼不已。1930年代以来，已经很少再听到这种荒腔走板了。我们这位大明星喜欢擅作主张自己删改台同，而且不肯念带脏字的台词。　　她说这部电影的故事很平淡乏味，加一些俏皮话可能会有趣一点。“英格玛你写起东西来怎会这么无趣呢？你应该是个很有趣的人才对啊！”听肖邦的前奏曲，这支前奏曲到时候将用在影片第一场戏的高潮点。“我的老天，这支平淡乏味的曲子要弹奏两遍啊？英格玛，你真是疯了，观众会睡着的，你应该选短一点好听一点的嘛！这支曲子太冗长乏味了，我自己都听得快睡着了。”　　英格丽·褒曼在片中饰演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大部分的钢琴家都有背痛的毛病，也许鲁宾斯坦（Rubinstein）除外。一般的钢琴家因为常闹背痛，有时候就会躺在地板上舒展筋骨。片中有一场戏我要求她躺在地板上，她笑了，“你真是疯了，亲爱的英格玛，这是一场很严肃的戏，我无法躺在地板上演一场很严肃的戏，这样看起来很蠢，观众会笑，我知道这部影片的故事很阴沉，加一点笑料是不错的，可是地方不对，不是吗？”　　电影一开拍大家就闹不愉快。　　保险公司拒绝为英格丽·褒曼保险，因为她刚动过癌症手术不久。电影开拍一个礼拜之后，她在伦敦作定期治疗的那家医院传话来，说她的癌细胞有蔓延扩散的迹象，她必须赶紧回去作放射线治疗；她说她想先拍完影片，就问能否在几天之内把她的戏拍完，如果不行，她就留下来把戏拍完为止。　　她留下来继续工作，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她就开始攻击我，指控我不诚实，没有诚意，逼迫我说出真正心底的话，我就把心里真正想的告诉了她，我们就开始吵架。　　英格丽拍了一辈子电影，这次参加我们的工作，让她看到了一个她从未见过的现象。我们这次拍片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女性，她看到了一群经验丰富的专业化女性电影工作者，大家分工合作，紧紧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阵容坚强的团队，大家像姐妹一般，不分彼此，任劳任怨。卡廷卡（Katinka）是制片经理；英厄（Inger Persson）负责服装；希拉（Cilla Drott）是化妆师；西尔薇亚（Sylvla Ingmarsson）是剪接师；安娜（Anna Asp）为我们设计场景；柯丝汀（Kerstin Eriksdotter）是场记。我的太太，她负责剧务，此外还有丽芙·乌尔曼等。英格丽·褒曼很快就和她们打成一片，成为这支坚强的娘子军的一员。　　她有一卷14分钟长的影片，内容是她小时候和年轻时代的记录，影片装在一个已经生了锈的锡罐里，她不管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这卷影片。她父亲以前是个摄影师，所以有时候就租摄影机为她拍一些生活上的记录。在这14分钟长的片子里头，起先是个刚学步的小女孩依偎在她母亲的膝前玩耍；接着是个年轻姑娘在她母亲的坟前志哀；然后是个笑得很甜的女人在一栋绿屋旁浇玫瑰花。英格丽很珍惜她这卷影片，可是已经大老旧了，随时都可能损毁，我好不容易才说服她翻成新的拷贝。　　也许是因为有病的关系，她的脾气很坏，而且没有耐心，她的“身体已经摇摇欲坠了，反应也变得很迟钝。她有相当丰富的拍戏经验，有时候她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最后她总会屈眼，因为她知道最后做决定的人绝对不会是她。有一天早上在片场的时候，她冷不防突然转身打了我一巴掌（不知道是不是开玩笑），并对我嚷着说如果再不赶快告诉她这场戏要怎么演的话，她要把我碎尸万段。我很生气，我就说我已经告诉过她几百次好的演员根本不需要去演，什么都不必做，只有蹩脚的业余演员才急着想演什么。我们开始针锋相对，她说我是世界名导演，应该懂得如何教演员演戏，我回答说她是世界级明星怎么还要人教她演戏；突然，我们都大笑了起来，旁边的人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这时，英格丽静了下来，她的眼眶红红的，好像忍着眼泪不让它掉下来，摄影机适时拍下了这张受苦的面孔。　　我们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记录了这整部电影的拍摄过程，剪接之后竟达5个钟头之长。6个月之后，英格丽到费罗岛我住的地方来看我，她坚持要看这部纪录片，看完之后；她一言不发坐了良久，然然说：“要是在开始拍片之前先看了这个就好了。”　　拍片期间，有一天下午，我们坐在片厂里等候打灯光，那时候光线有点暗，我们坐在角落的皮沙发上。英格丽突然做了一个很怪异的动作，她用手在脸上抹了好几次，然后深深叹了一口气，眼睛瞪着我，看起来不甚友善，好像也不是特别要和我沟通什么，她说：“你知道，我现在还活着，时间可都是借来的。”说完她竟突然笑了。　　是的，时间可都是借来的。

作者: 骑老虎上天 时间: 2007-8-4 13:41
第二十四章　　7月中旬，父亲到瓦洛姆度假的时候，显得很焦躁不安。他一个人到林子里不停散步，晚上就睡在偏远田园里的谷仓。　　一个礼拜天里，他要去阿姆斯堡（Amsberg）的教堂讲道。那天早上，雷声隆隆，气压很低，山头布满了乌云。　　我早就决定要和父亲一起去教堂，我坐在自行车的前座，后座则放食物和他讲道穿的法衣。我赤着脚，穿蓝色条纹衬衫，外面还穿着一件领子外翻的宽松罩衫。我的手腕绑着绷带，因为被蚊子咬了，抓破皮感染了。父亲那天穿一条黑色的长裤，一双黑边长统靴，白色衬衫，白色帽子，以及一件二天穿的薄夹克。　　我今天还能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最近看了一张那时候拍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有一位小姐，她叫耶特鲁德，是我们家的好朋友，在照片里，她一直瞪着父亲看，眼神充满了爱意，笑得有些不自然。我很喜欢耶特鲁德，她常来我们家玩，她很爱笑，很容易逗父亲开心，他们常常一起唱歌，照片的背景也拍到了外婆，她正准备要上同所。我哥哥正在做功课，妹妹却睡着了，我那时候岁。拍这张照片的人是母亲，她那时候很喜欢为别人拍照片。　　我们沿途经过一片森林，覆盆子树上结满了果实。几周前我哥哥和几个朋友曾来这里偷摘覆盆子，人家怀疑到我的头上来，后来因为证据不足而作罢。　　哥哥很喜欢捉弄我，有一次他拿着一条钓鱼用的小虫到我面前，说：“如果你吃下这条小虫，我就给你5块钱。”我把虫吃下肚里之后，他却说：“你笨到连小虫都吃了，我决定不给你5块钱。”　　 ……　　下了渡轮之后，我们开始爬另一个斜坡，我在后面帮父亲推自行车。我们走到山坡上时风沙很大，而且炽热难当，我看到父亲的裤子和鞋子都沾满了砂石。　　我们抵达教堂的时候刚好是川点整，父亲马上忙着更换法衣准备上台讲道，我不想打扰他，就一个人溜进教堂的庭院，那里有许多墓碑，我特别注意属于小孩的部分，突然感到一股逼人的热气，不知什么时候，我竟躺在板凳上睡着了。　　我准备拍摄《冬之光》的时候；曾经到乌普兰（Uppland）一带去看一些教堂，那时候是春天。我跟教堂里弹风琴的人借钥匙进入教堂，在里面坐上几个钟头，想着要如何给这部影片作结尾，剧本早就完成了，就只欠缺一个理想的结尾。　　有一个礼拜天，我一早打电话给父亲，问他要不要出来走走。那时候母亲心脏有毛病，正在住院，父亲一个人住着很孤单，手脚也有问题，行动不便，走路的时候必须拿着拐杖，但他仍然没有停止他的牧师工作，他那时候已经75岁。　　那是一个多雾的早春天气，雪尚未融化，寒意仍浓，我们来到乌普萨拉北部的一个小教堂，做礼拜的人们早已来到教堂，坐在座位上等着，但是讲道的牧师还没来，教堂的执事和司事正在教堂的门口窃窃私语，女风琴手正在翻寻她的乐谱。讲道的牧师还是没到，父亲显得有些不耐烦。隔了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车声，牧师到了。　　牧师匆忙步上讲坛，向四周环视了一下。他的头发很长，看起来很瘦削，他咳了一下，说：“我今天生病了，发高烧。”他说着看看大家，希望获得同情和谅解，“我答应过今天要为各位讲道，我会尽力而为，不过，今天的领圣餐仪式可能要暂时取消；请大家谅解一下。现在就请各位稍等片刻，我进去换一下法衣，马上就来。”他说完向大家鞠了一下躬，左右看了一下，似乎在期待同情谅解的掌声，但没有人回应。　　父亲从座位上站起来，显得很懊恼：“他不可以这样，我要去跟他讲一下。”他说完拄着拐杖往讲坛后面走去，不知道他跟那位牧师讲了些什么。　　几分钟后，教堂的执事出来宣布今天的领圣餐仪式将如期举行，一位老执事到时会帮牧师来做这件事情。　　大家开始唱赞美诗，唱到第二节的时候父亲才回到他的座位，身上还穿着白色的法衣。赞美诗唱完后他站了起来，面向大家，以很沉静的声音说道：“圣主啊，圣主啊，天堂和人世都充满了您的荣耀，荣耀属于您，到高无上的主。”　　我终于得到了《冬之光》一片结尾的灵感，而且也领悟到了一个规则：要不顾一切，才能领受圣餐。对于做礼拜的人而言，这项规则很重要，对一般人而言这也是同等重要的。　　……　　1970年4月29日：父亲死了。他在礼拜天的下午4点20分离开了人世，他走得很安详平静，我看到他的时候，无法形容的复杂感觉，我几乎认不得他了，他的面孔令我联想死在集中营的那些人的照片，那是一张死人的面孔。虽然海面上的阳光很温和友善，但是对伯格曼而言，这实在是奇糟无比的一天。　　我们钻出那片样树林进人一片草原的时候，山头那边正在闪电打雷。“我们应该像现在这样一起去环游世界，爸爸。”我说，父亲笑了，递给我他的帽子，要我帮他拿着，我们都很兴高采烈，当我们正要爬坡时，暴风雨开始袭击了，而且雷电交加，我们跑进附近没有人住的农庄躲雨。　　我们坐在一根很大的木梁上面，望着外面的狂风暴雨，我依偎着父亲的膝盖，他的裤子都湿了，脸也湿透了，不断用拍子找脸。“怕吗？”父亲间，我说我不怕，可是心里不禁在想：这会不会是最后审判的时辰？我不相信上帝，希望不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这场暴风雨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再度出发，天色已经不早了，早已过了吃晚饭的时间。路上泥泞不堪，我们的自行车突然滑倒，我爬起来的时候，看到他躺在路旁，一动不动，样子非常狼狈，一只脚压在自行车底下，头朝下，我心想，他这下子死定了。　　隔了一会儿，他把头抬起来，问我有没有怎样，看到我安然无恙，他突然大笑起来，笑得很开心。他爬起来并扶起自行车，我看到他的脸颊磨破了皮，还流了血。我们全身都是污泥，也湿透了，雨还在下着。我们肩并肩走着，我看到他不时在笑，好像很轻松愉快的样子。　　我们来到一座很大的农庄，父亲敲门想借电话打回家，农庄的老头告诉他电话线被这场暴风雨搞断了。老头的太大煮咖啡给我们喝，她要我脱掉衣服，并且用一条干毛巾为我擦拭身体，然后拿出一堆女人的衣服要我穿上，起先我拒绝，可是父亲马上拉长面孔，我只好乖乖穿上。父亲跟农庄的老头借了一条裤子，然后批上他的法衣，农庄老头用一辆两轮马车送我们回家，回到瓦洛姆斯的时候，天色早已暗了下来。　　家里的人看到我们这副德性，每个人都哈哈大笑。

作者: 骑老虎上天 时间: 2007-8-4 13:41
《伯格曼论柏格曼》在如今还保存下来的当时照片中，我们四人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彼此文雅地微笑着。我们那时正专注编写一本书，书名叫《伯格曼论柏格曼》（Bergman on Bergmann）。全书的构想是要由三名学有专精的年轻记者，来问我有关我的电影的问题。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事，我刚刚拍完《羞耻》（The Shame）。 我今天翻阅这本书时，发现它扭曲了真相。这是一项谬误吗？诚然。这几位年轻的发问者怀抱着唯一真实的信念，他们也知道我已遭到年轻一辈的新美学论者所轻视、低贬与嘲弄。尽管如此，我也绝不能怪这几位记者不客气或不专心。我在和他们交谈时，并没发觉他们正谨慎小心地重新塑造一只恐龙怪物，而我还客气地帮了他们的忙。我在书中看起来不太坦诚，防卫心理太重，而且相当害怕。连只有些微挑衅意味的问题，我都以讨好的态度回答。似乎我正痛苦地想要籍回答问题来博取同情，我正恳求谅解，而谅解却是不可能的。 三位记者中的一位史提格·毕约克曼（stig bjorkman）却是例外。由于他是位很有才华、事业刚刚起步的电影导演，我们凭籍各自的专业背景，能够谈得比较具体。这本书中精采的部分，也得归功于毕约克曼，书中选印的丰富、美妙电影剧照，由他负责选辑。 我并不怪这些对谈伙伴心中早有定见，我怀抱着幼稚的虚荣心和兴奋的心情，热切期盼和他们碰面。我幻想会在书页中尽情展现自我，经由我一生的成绩换取应得的光荣。我发现他们的目的和我相当不同时，已经太迟了。于是我变得矫揉做作，而且诚如我前面所说，我既害怕又担心。 在一九六八年的《羞耻》后，经过很多年，我又拍了很多部电影，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决定从影坛退休。那时，我才能以整体性眼光来审视自己已完成的作品，也越来越感到，自己开始能欣然谈论往事。肯聆听我说话的人，是真的有兴趣，而不是出于礼貌，或是想接近我，因为我已退休，保证是无害的人了。 我和我的朋友拉斯·帕格斯特洛姆不时谈到要写一本新的《柏格曼论柏格曼》，这一本会比较诚实，也比较客观。柏格斯特洛姆发问，我来答，这是这本书在形式上唯一与以前那本类似的地方。我们不断相互打气，突然之间，我们发觉，我们已开始着手进行了。 我所未曾预料到的是，回顾以往有时会成为一件很有杀伤力又残酷血腥的事。杀伤内与残酷血腥给人暴力的印象，但却最足以形容这真是件很有杀伤力又残酷血腥的事情。 基于某些我过去未曾思索过的理由，我一直避免重看我自己的旧作。每回我必须重看，或被某种好奇心驱使而重看旧作时，不论看的是哪部电影，毫无例外地总会觉得很不舒服，老是得拚命上洗手间，觉得焦虑、想哭、愤怒、恐耀、不开心、怀旧、感伤等等。由于这种无以名状的内心骚动，我当然会避看我的电影。对于我的电影，我往往朝好的方面去想，即使那些拍得很差的片子也一样。我会想，我尽过力，而在拍摄状态中的电影也的确很有意思。现在如果仔细回想，仍可感觉当时那种拍片的乐趣。于是我在记忆中穿梭，在那些昏暗不明的电影场景道路上，流速徘徊了好一阵子。 如今有必要来重看这些电影，我想，呃，“现在”时光已隔了好久，“现在”我可以应付这种情绪上的挑战了。我可以立刻挑拣出我的部分作品，让帕格斯特洛姆自己去看。毕竟，他是位影评人，能吃苦耐劳，又不至于顽固。 在一年之间看四十年来的创作，出乎意料地令人难耐，有时甚至不堪忍受。经过顽强且残忍的自省，我发觉这些电影泰半孕育自我的灵魂、心灵、脑海、神经和生殖器。一种无名的欲望促使这些电影产生，或可称之为因匠之喜悦”的另一种欲望，则使这些电影公诸于世。 如今我必须追溯它们的根源，因而必须唤起我灵魂中那些模糊不清的X光。籍着参考笔记、Xi作纪录、恢复的记忆、日记，特别是我这七十岁老头敏感、锐利的宏观视野，以及对痛苦又半受压迫的经验的客观认知，这项探究根源的过程，会变得比较可信。 我要回到我的电影，涵泳其间，这真是件要命的事。 《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是个绝佳的例子。从《野草莓》出发，我可以明白显示我现有经验的诡诈程度。拉斯·柏格斯特洛姆和我有一天下午，在费罗岛我私人的电影院里看这部片子。拷贝很棒，男主角维克多·修期卓姆（Victor Sjostrom）的脸、眼睛、嘴、覆盖着稀少发丝的脆弱颈项，还有他迟疑的声音，在在令我深深感动。震撼力真是大呵！次日我们讨论这部电影，一谈好几个小时。我谈到修斯卓姆，谈到我们所遭遇的困难与逆境，但也谈到我们契合及胜利的时刻。 有件事和这项探索的过程有关，那就是《野草勤剧本的工作纪录已经不见了。（我从不保存任何东西，那是我一项迷信。有些人会保存东西，我可不。） 当我们最后终于开始阅读这些谈话录音的文字誊本时，才发现我所说的东西，和这部电影的根源毫不相干。我设法追忆工作过程，它却完全从记忆中蒸发了。我只隐隐约约记得，我是在卡洛琳医院（the Karolinska Hospital）写的剧本，当时我正住院疗养并作健康检查。吾友史都·海兰德（Sture Helander）是主治医生，我因而有机会旁听他讲课，传授一些新鲜且不寻常的知识，诸如心身症（psychosomatic）等。我的病房很小，好不容易才把书桌塞进去。窗口朝北，视野一望无际。 那年我的工作很忙。一九五六年夏天俄们拍完《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然后我在马莫（Maimo）市立剧院执导三出戏，分别是《朱门巧妇》（Cat on a Hot Tin Roof）、《艾力克十四世》（Erik XIV）和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首演的《皮尔金榭（Peer Gynt）。 因此，我在医院待了近两个月后，七月上旬开拍《野草莓》，八月二十七日杀青。我立刻回马莫市，开始排《厌世者》（The Misanthrope）。 对于一九五六年冬季，我只有模糊的记忆。每当我试图更深入探索这模糊的状态，就觉得痛苦。在成堆的信箴中，突然冒出来几页信纸，或一封信的残页片段。我在元旦左右写的这些信，显然是写给吾友海兰德…… 我们在元月六日开始排《皮尔金特》，要不是我的感觉糟透了，一切应该会很有趣。全剧团全都在等候，麦斯（Max Von Sydow）表现会很出色，我已经看出来了。早上最糟了，我总是四点半不到就醒来，然后觉得整副内脏在翻搅。我那陈年的焦虑不住作怪，不知这是哪种焦虑，无以形容之。或许我只是害怕自己不够好。到了周日和周二（这两天我们不用排戏），我就觉得好过些…… 诸如此类。这些信始终未投邮，我猜我当时觉得自己牢骚满腹，而这些牢骚又毫无意义，我对自己或别人的牢骚都没多大耐心。身为导演最大的好处与坏处是，事实上你从来就怪不了别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些事物或人可以怪，导演却是例外。他们拥有一种不可测度的可能性，可以创造他们自己的现实、命运、生活或随便什么。我常从这个想法中得到安慰，一种痛楚的安慰和一点点的苦恼。 让我更进一步思索并进入《野草莓》这昏暗不明的房间。虽然工作伙伴团结一致，一同努力，我发觉我的人际关系一片混乱。我已和第三任妻子分手，仍觉得推心痛苦。去爱一个绝对无法与之相处的人，真是奇异的经验。我和碧比·安德森（Bibi Andersson）热情又有创造力的沟通开始瓦解，我已记不得原因河在。我和双亲痛苦争执，我既不愿意也无法和父亲交谈，母亲和我多次设法暂时修好，但是宿怨已久，误会已深；我们一直在努力，因为我们希望和平共处，但结果却不断失败。 我想可以在这个情境中，找到《野草莓》幕后最强大的动力之一。我试着设身处地站在父亲的立场，对他和母亲之间痛苦的争执寻求解释。我很确定他们当初并不想生我，我从冷冰冰的子宫中诞生，我的出生导致生理与心理的危机。母亲的日记后来证实我的想法，她对于这奄奄一息的可怜儿子，一直有着强烈的爱憎交织情结。 在若干大骂媒体上，我曾解释说，我后来才发现片中主人翁伊沙克-伯格（ISak Borg）的名字代表什么意义。在我对媒体所作的大多数声明中，这种“谎言”符合我在接受访问时所作的一连串多少算是小聪明的遁辞。伊沙克-伯格等同于IB，等同于冰（Ice）和Borg（在瑞典文里，这个字意指堡垒），很简单也很廉价。我创造的这个角色，外观上像我父亲，但其实彻彻底底是我。我在三十七岁时，断绝人际关系，阻隔于人际关系之外，自以为是，自我封闭，彻底的失败；虽然我在社会上成功了，人聪明，井然有序，又有纪律。 我在寻找我的父母，却找不到他们。因此在《野草莓》的最后一幕，充斥着强烈的渴求与希望：莎拉（Sara）挽起伊沙克的手，领他走向林间一处阳光灿烂的空地。在另一侧，他见到他的父母，他们正向他招手。 整个故事中有一条线出现多重形式：缺陷、贫乏、空虚和不获宽恕。不论当时或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在整部《野草莓》中，一直在向双亲哀求：看看我，了解我，可能的话，原谅我吧！ 在《柏格曼论柏格曼》中，我对某次清晨搭车至乌帕沙拉（Uppsala）之旅有过详细描绘，叙述我如何心血来潮到特拉嘉德加丹（Tradgaardsgatam）的外婆家，站在厨房门外，在那神奇的一刻，觉得自己可以走进我的童年。那是一个不太严重的谎言。实情是，我一直留驻在童年；在逐渐暗淡的房子内流连；在乌帕沙拉寂静的街上漫步；站在夏日小屋前，倾听风吹拂大桦树枝极的婆娑声。我在零散的时光中漫游，事实上我一直住在梦里，偶而采访现实世界。 在《野草莓》中，我同时在不同的时间、房间、梦境、现实之间毫不费力地游走着。我不记得这游走的过程给过我任何技术性困难，后来到了《面面相觑》（Face to Face），我在从事同样的游走时，却遭遇无法克服的困难。这些梦境多半确实可信：灵车翻覆，棺木崩开、学校里悲惨的期末考，以及公然和别人通奸的妻子（这在《裸夜》The Naked Night，即《锯屑与碎片》 Sawdust and Tinsel中已出现过）。 换言之，驱使我拍《野草莓》的动力，来自我尝试对离弃我的双亲表白我强烈的渴望。在当时我父母是超越空间、具有神话意味的，而这项尝试注定失败。多年后，他们才被转化为普通的人类，我从儿时就怀抱的怨恨也才逐渐烟消云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和睦相处，彼此了解。 因为我已忘怀当初为何要拍《野草莓》，当我得谈这部片子时，我无话可谈。这形成一个谜，越来越有意思，起码我是这么觉得。 我如今深信，我会忘掉这些事，和维克多·修斯卓姆有关。我们拍摄《野草莓》时，年纪差了一大截。现在，年纪的差距却已不存在了。 打从一开始，身为艺术家的修斯卓姆对我来说就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使别人都黯然失色。对我意义最重大的一部电影，就是由他拍的。我十五岁时首次看到这部电影，迄今每年夏天至少要重看一次，要不就独个儿看，要不就和年轻的朋友一同欣赏。我很清楚《灵幻马车》（Th Phantom Carriage）如何影响我的作品，每项细微的细节我都了若指掌，不过这是后话了。 修斯卓姆擅长说故事，有趣且迷人，尤其是当时恰好有美女在场的话。我们正置身瑞典与美国电影史的创世纪时期，真可惜当时还没有录影机。 这些外在的事实俯拾可得，我至今仍想不通的是，修斯卓姆竟能夺取我的话语，转化为他自己的，加进他自己的经验、痛苦、忧愁、残酷、逃避、哀伤、恐怀、孤独、冷酷、温情、严厉与无力感。他有我父亲的身躯，却占据我的灵魂，把两者变成他自己的所有物，连一丁点也不留下！他以他至高无上的力量和巨大的人格办到这一切，我帮不上一点忙，哑口无言，连一句明智或愠怒的话也说不出来。《野草莓》不再是我的电影，而是修斯卓姆的电影。 有件事或许别具深意，那就是当我撰写剧本时，从未想过找修斯卓姆主演。是卡尔·安德斯·笛姆宁（Carl Anders Dymling）建议找他来演，我相信当时我还犹豫甚久。

作者: 冯与蓝 时间: 2007-8-4 13:43
我觉得，唉，伯格曼的字要比他的电影有趣些……

作者: 王敖 时间: 2007-8-4 13:43
野草莓，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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