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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纳博科夫：Ｏ小姐（部分） [打印本页]

作者: 摘下的向日葵 时间: 2007-8-4 13:43
标题: 纳博科夫：Ｏ小姐（部分）
一我常注意到，在我将过去某些珍贵的东西赋予小说中的人物，在我这么突然地置之于其中的人为世界里之后，它便会枯槁憔悴。尽管它依然留在我的脑海里，它的勃勃生气，它发人幽思的感染力却消失了。现在它更接近我的小说，而不是过去的我。过去它似乎根本不会被艺术家搅扰。好像在从前的无声影片中那样，房屋在我的记忆中无声地坍塌。我曾把从前的法语女教师的画像借给我一本书中的一个小男孩。由于被吞没在与我毫无干系的一个童年的叙述之中，她的肖像正在迅速褪色。作为人的我反抗着小说家的我，这里就是我为保全余下的那些有关可怜的小姐的回忆所做的拼搏。小姐是个大块头女人，胖胖的，在一九零五年我六岁我弟弟五岁时走进我们的生活。那就是她。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她那头浓密的黑发，高高梳起，已经悄悄地变白了；她严厉的额头上的三条皱纹；她蹙起的眉头；黑框夹鼻眼镜后钢铁般的眼睛；那影影绰绰的小胡子；那斑斑点点的面容。她愤怒的一刹那，在庄严地铺展在带饰边的大短外套上的第三层下巴的部位，也就是在最丰满的那层下巴的部位，那些斑点之上又泛出潮红来。我看见她坐下时，更准确地说，她在解决坐下来这个难题时，下颌的垂肉颤颤悠悠，多钉了三颗钮扣的巨大臀部小心翼翼地放低；在最后一瞬间，她一屁股坐在藤椅上，而藤椅，纯粹出于惊恐，爆发出一阵劈劈啪啪的声音。她来的那年冬天是我儿时在乡间渡过的唯一一个冬天。那一年，到处是罢工、暴乱、警察唆使的屠杀；我猜想我父亲想把一家人藏在远离城市的乡间，他在当地农民中的声望会使土地动乱有所缓和。他想得不错。这又是一个严冬，下了很多雪，就像小姐有可能料想在偏远的马斯科维寒冷的阴暗中会见到的那样多。她在小火车站下车，从那里还得乘雪撬走上六英里，才到我们乡间的家。当时我没去车站迎接她；而现在，当我努力想象着在她这令人难以置信、不适时的旅行的最后一段，她都看见了什么，有何感触，这时我却在迎接她。她在瑞士出生，父母是法国人。她仅有的俄语词汇，我知道，只是一个短词，许多年以后她带回瑞士的就是这唯一的词，这个词，她发起来听似英文“基地—呃”，（实际上是gde，其中e发“yet”中e的音）意即“哪里？”它能表达很多很多的含义。这个词从她口中迸出，好像某只迷途的鸟的粗哑的叫声。积聚了如此强烈的疑问，她所有的需要，只要用这个词就足以表达。“基地—呃？基地—呃？”她这样尖叫，不仅为了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为了表达深重的苦难：她是异乡人，绝望无助，一文不名，有病在身，寻找着她最终能被理解的幸福之邦。　　通过幽灵使节，我能看见她，她站在月台中央，她刚在那儿下车。我的幽灵徒劳地向她伸出她看不见的手臂。候车室的门发出严寒之夜特有的令人颤栗的哀鸣；一团热气冲出来，几乎像火车头喷气时从巨大的排气管中喷出的蒸汽一样冲；我们的马车夫扎哈尔走来——一个结实的汉子，身穿羊皮袄，皮子的一面在外，塞在猩红色腰带下的大手套把腰带撑得鼓鼓的。我听见雪在他的毡靴下嘎吱作响，这时他正忙着搬行李，收拾丁当作响的马具，然后是自己的鼻子——他绕过雪橇吃力地走回来时，食指和拇指轻轻一夹，擤了擤鼻子。慢慢地，小姐满腹狐疑地爬上车，紧紧抓住扶她的人，生怕雪橇在她庞大的身躯安顿好之前移动。她终于哼哼一声坐定，双手插进她那不够大的长毛绒皮手筒。随着赶车人一声有力地咂嘴，马儿们绷紧四肢，换蹄，再绷紧四肢；小姐的身体向后一倒，沉重的雪橇被拉出钢铁、毛皮、肉体的世界，进入没有摩擦的境界，在那里，雪橇掠过一条它几乎没有碰着的鬼怪之路。　　有一瞬间，由于车站广场尽头的一道闪光，一个大大夸张的影子，也拿着手皮筒，在雪橇旁飞奔，爬上一个雪坡，消失了，留下小姐被她后来满怀敬畏和热忱提到的“大草原”所吞没。那里，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远方村庄闪烁不定的灯光，在她看来像是狼群黄色的眼睛。她冷，她被冻僵了，一直僵到“她大脑的中心”，她不坚持用最保险的古谚时，会同最任性的夸张法一起飞翔。她不时回头，看看第二辆雪橇，载着她的皮衣箱和衣帽盒，是不是跟着——总是不远不近地跟着，就像探险家所描述的北极水域里船只的那些友好的幽灵一样。让我别漏掉月亮——那儿一定有一轮明月，那轮清澈得惊人的满月，与俄罗斯的霜天如此相称。月亮出来了，从一堆班班点点的云朵里走出来，给这些云朵染上一层朦胧的彩虹色；当它飘得更高时，它照亮了留在路上的滑橇痕迹，每一团闪光的雪块都被一个隆起的阴影映衬得更为突出。　　很优美，很荒凉。可是我在这立体梦乡里做什么呢？不知怎地，那两辆雪橇已经滑走；它们把想象中的那个我留在蓝白色的路上。不，连我耳中振动着的也不是它们远去的铃声，而是我自己的血在歌唱。一切都静静的，着了迷，被照耀在我的过去的俄罗斯原野上空那巨大、神圣的Ｏ所迷惑。不过，雪是真的，当我俯身捧起一把雪，四十五个年头在我的手指间碎成闪光的霜末。二一盏煤油灯被带进黄昏。它轻轻浮起落下；记忆之手，戴着男仆白色的手套，把这盏灯放在一张圆桌中央。火苗调得正好，玫瑰色、带丝织荷叶边的灯罩支在光亮上。灯光照出：一所被大雪围住的房子里一个暖和、明亮的房间。这所房子很快就会被称为“府邸”。它是我曾祖父修的。因为怕火灾，曾祖父叫人把楼梯做成铁的，所以，苏维埃革命之后的某个时候，当房子真的烧塌了，那些生锈的台阶仍然立在那里，孤零零但还是通向上方。有关那个房间，请再展示一些。那面椭圆形镜子。它挂在紧绷的绳子上，纯净的额前倾，努力挽留一直在从它的怀抱里滑开去的坍倒的家具和倾斜的明亮的地板。枝形吊灯灯架。每当楼上某个房间里挪动什么东西，这些灯架就发出细碎的叮当声。彩色铅笔。在削皮刀刚刚尽完它经常性的义务的油布上那小堆艳绿色铅笔屑。我们坐在桌子旁，弟弟、我和鲁滨逊小姐。鲁滨逊小姐不时看看表：有那么多雪，路上一定糟透了；而且不管怎么说，很多教学困难正在等待着要来接替她的那个什么法国人。再仔细瞧瞧那些彩色铅笔。绿色的那支，只要手腕一抖，就能画出一棵长着糙皮的树，或者正煮着菠菜的一所房子里的炊烟。用蓝色的那支横过纸面画上一条简简单单的线——海面就在那里了。那支难以形容的钝笔一直不听使唤。褐色的那支老是折的，那支红色的也是，不过有时侯，它刚折断时，还可以接着用，只要握住笔，让松动的笔尖支在突出的裂木片上，不要太用劲。那个紫色的小家伙，是我特别喜欢的，已经被用得那么短，简直都拿不住了。只有那支白色的，铅笔中那个瘦长的白化病人，保持着原来的长度，或者说一直保持到我发现，它远不是在白纸上不留印迹的骗子，倒是理想的工具，我可以在信笔乱涂时想象我所希望的任何东西。唉，这些铅笔，也被分配给我的作品中的人物，好让虚构的孩子们有事可做，它们现在已不完全是我自己的铅笔了。在某个地方，在一章里的某所公寓里，在一段里某个租来的房间里，我也放进了那面倾斜的镜子、那盏灯、那些枝形吊灯灯饰，几乎没什么没被派上用场，很多东西被滥用。我是不是把博克斯（看房人的爱犬卢卢的儿子和丈夫），那条棕褐色上了岁数的德国中小猎狗，也送掉了？不，我想他还是我的。他灰白色凸起的口鼻，连同皱起的嘴角上的疣，一起埋进脚背的弯曲处。一声深深的叹息不时鼓起他的两肋。他老了，他的睡眠密密麻麻满是梦（关于可嚼碎的拖鞋和几种新气味），因此，当微弱的门铃声在外面叮当响起来时，他一动不动。接着门厅的气门吱地一声打开，砰地一声关上。她还是来了：我曾多么希望她不来。三另一条狗，在一个凶猛的狗家族中要算性情温和的种狗，一条不让放进屋的丹麦种大狗，在一次冒险中扮演了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这次冒险不是发生在紧接着的那一天里，就是在接下来的某一天里。正好弟弟和我被留下来完全交给新来的老师一人看管。现在我回头想想，母亲大概离开几小时去了圣彼得堡（大约五十英里远），父亲在那里深深卷入那年冬天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母亲有孕在身，精神十分紧张。鲁滨逊小姐没留下来帮助新来的小姐熟悉环境，也走了——要么也许是我三岁的小妹妹跟母亲一起走的。为了证明这样对待我们可不行，我立即想出一个计划，要重复一年前那次激动人心的行动。那次，在快乐的、人口稠密的威巴斯登，在一个五颜六色的落叶的天堂里，我们逃出了可怜的亨利小姐的管束。这一次，附近农村是茫茫一片雪地，难以设想我计划的旅行目标究竟是什么。我们刚刚同小姐头一次午后散步回来，心中跳动着失落、敌意。要跟上陌生的语言（我们知道的全部法语不过是几个家常词），还有，我们所有的习惯爱好都遭到反对，我们可不能忍受。她许诺给我们的“有趣的散步”到头来是绕着房子沉闷地溜达，房子周围的雪已被清除，有冰的地上撒上了沙子。她叫我们穿上即便在最冷的时候也不习惯穿戴的东西——讨厌的、碍手碍脚的绑腿套和头巾。我们想看看曾经是夏天里的花床的奶油般光滑的雪堆，她却阻止我们。像管风琴的管似的巨大冰柱垂挂在房檐下，在斜阳中熠熠生辉，而她不允许我们走到冰柱下面去。一散步回来，我们就扔下小姐一人坐在门厅的台阶上喘气，一头冲进屋里，让她觉得我们要躲进房子犄角的某个房间里去。实际上，我们一溜烟小跑，一直跑到房子的另一侧，然后，穿过一条游廊，又出现在花园里。上面提到的那条丹麦种大狗正在无聊地试探附近一个雪堆的深浅，但是正当它决定抬哪条后腿时，它看见了我们，立即欢天喜地地飞奔而来，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三个沿着一条不算陡的小路走下去，吃力地翻过一片积雪之后，到了通往村子的公路。这期间太阳落山了。天暗了下来，突然得不可思议。弟弟叫嚷说他又冷又累，可我鼓励他继续前进，最后叫他骑着狗走（狗是这伙人里唯一依然快活的成员）。我们走出两英里多远，月亮出奇地亮，弟弟一声不吭，开始不时地从狗背上跌下来。这时，一个打着灯笼的仆人追上我们，把我们领回家。“基地—呃，基地—呃？”小姐在门廊上狂喊。我一言不发地从她身边走过。弟弟大哭起来，认输了。那条丹麦大种狗——它的名字叫特卡——又回到它被这次冒险打断的活动中，在房子周围那些有用的、益于增长见识的雪堆中间忙活起来。四儿时我们很熟悉大人们的手，因为它们就在和我们齐头高的地方居住、盘旋；小姐的手让人很不舒服，它散布着褐色瘀斑的紧绷的皮肤上，有一种青蛙似的光泽。在她之前，还没有一个生人抚摸过我的脸。小姐呢，一来就拍拍我的脸颊以表示由衷的喜爱之情，让我大吃一惊。一想起她的手，她的那些习惯便又历历在目。她那与其说是削铅笔不如说是削铅笔皮的癖好，笔尖抵住裹在绿毛衣里的硕大却缺乏女人味的胸部。她把小指插进耳朵快速振动的样子。她每次给我一本新练习本时奉行的仪式。她总是有点气喘，嘴唇微张，接二连三发出一串气喘病人的喘气声，一边打开练习本标出页边空白；就是说，她用拇指盖清晰划出一条垂直线，把这一页的页边叠起来，压住，松开，用手掌跟抚平，然后轻轻卷一卷练习本，放在我面前待用。接下来是一支新钢笔；她用吧嗒作响的嘴唇润湿光闪闪的笔尖，再把它浸入墨水瓶中受洗。然后，我极其小心地写上“听写”，每个干干净净的字母一笔一画都叫我欣喜（特别是因为前一个练习本用到最后已经邋塌不堪），而小姐此时在她收集的拼写测验中搜寻着一段又好又难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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