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极端——在我看来是一个更阴险也是更恶毒的极端——就是在９０年代以后以发烧似的热度迅速传播的流行性病毒：后现代主义。正如在欧美，后现代主义是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左派激进冲动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特别参见法国少壮派理论家费里与雷诺［Luc Ferry and Alain Renaut］对后现代老大师们的反击之作《６０年代的法国哲学》［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以及伊格尔顿（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也是８０年代末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新启蒙运动受挫的结果，从此，后现代主义立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的最佳救命稻草，并加速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在反对现代主义这一点上的同盟，再次完成了对８０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谋杀（情形与４０年代末有着惊人的相似）。
后现代主义是兴起于西方６０年代，在７０年代达到猖獗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８０年代初，主要由于哈贝马斯（Habermas）的分水岭之作《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的宣读，西方思想界开始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强大的批判运动。８０与９０年代西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一个主题，可以被归结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这在思想界表现在伽达默尔／德里达（Gadamer/Derrida）之争、哈贝马斯／福柯（Habermas/Foucault）之争这样的大师级理论交锋中，表现在法国新生代思想家费里与雷诺等对前此２０年中拉康（Lacon）、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Bourdieu）、博德利亚（Baudrillard）、德勒兹（Deleuxe）与利奥塔（Lyotard）的压倒性的后现代思潮的直接对抗上，体现在德国中生代思想界（魏尔默［A. Wellmer］、霍内特［A. Honneth］与法兰克［M. Frank］）对法国思想的全面挑战中。在批评界体现在希尔顿·克莱默对后现代主义“庸人的报复”（参同名批评文集The Revenge of the Philistines）所作的反击上，体现在哈贝马斯与魏尔默对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与批评”所作的驳正上，也体现在艺术批评界持久的“沃霍尔（Warhol）还是博伊斯（Beuys）”的争论中。在艺术运动中，它不仅体现在德国“新表现主义”对美国波普艺术的宣战中，体现在９８－９９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所举办的波洛克（Pollock）大型回顾展中（并比较８０年代批评波洛克及其高度现代主义的著名论文集《波洛克之后》［Pollock and After］，以及９９年出版的“批判之批判”论文集《波洛克：新的取向》［Pollock: New Approaches］），还体现在人们对晚期德朗（Derain）、巴尔蒂斯（Balthus）与莫兰迪（Morandi）的具象绘画那种持久高涨的热情中。
９０年代以来，几个特殊的案例事实上已经宣判了作为一种持续的哲学、思想文化与艺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死亡，尽管它的某些假设还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也是拙著《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的结论之一。在这些案例中，“海德格尔（Heidegger）事件”、“保罗·德·曼（Paul de Man）事件”与“索卡尔（Sokal）事件”具备足够的典型性。据说海德格尔是２０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只有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一人堪与媲美。但是，海氏将希腊的存在本体论、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与现代的逻辑本体论一概削平，一视同仁地概念化为“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y）是一种典型的还原论。相应地，他将苏格拉底以后的整个西方历史一律视为“远离神的黑暗”，并于２０世纪来到“黑夜之夜将达夜半”的最黑暗时期，也是对西方历史的过分简化的图解（显然是尼采的反启蒙后现代思想“人类历史不是一部进步史，而是一部退化史”的翻版）。由于海德格尔戴上了这样一副哲学墨镜，他就不可能对２０世纪现实中的色彩与层次做出区分，从而将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一律视为“现代性的产物”。在他看来，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统统都是“同一回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德国纳粹运动中以及在其后的“非纳粹化”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海德格尔事件”的复杂之处固然不容许人们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与他的在世行动中做简单的彼此类推，亦即，说海德格尔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纳粹行为，或者说海德格尔一度的行为证明了他的思想是纳粹主义的，这都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宽泛一点讲，德国２０－３０年代右翼知识分子（海德格尔、容格尔［Ernst Junger］、舍勒尔［Max Scheler］、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汉语学界”右翼知识分子最为心仪的“四尔”）叫嚣着大地、鲜血、战争、种族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一点关联，那也委实太天真了！
９０年代初，美国的“索卡尔事件”使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点美丽幻象也破灭了。索卡尔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他花费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诈文，其中充满了常识性科学错误同时却充斥了后现代主义者最喜爱的奇思妙想与时髦术语，并把它投给了美国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刊物之一《社会文本》（Social Context）（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座上宾詹明信［F. Jameson］是该刊的主编之一），结果是：此文被登了出来。尽管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远未为人们充分意识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此举表明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学术水准已经下降到了何种荒唐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