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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不管，先发一个再说！ [打印本页]

作者: 文沁可人 时间: 2007-8-4 13:05
标题: 不管，先发一个再说！
如何评价“九十年代文学”ＺＴ

这是一个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时代。2001年9月11日早上起来，同事兴高采烈地说美国被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飞机撞上了世贸大楼，我还有点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真他妈倒霉，一大早就遇到个神经病！谁知这居然是真的。同事们兴高采烈互相发短消息奔走相告，这居然也是真的。我忧郁地看着他们，他们是记者，大多数都是本科毕业，受党教育多年，但他们见到美国人民死了那么多时，他们高兴晕了，嚷着要喝啤酒庆祝，这也是真的。如果明天一觉醒来，有人告诉我，太阳消失了，我也会相信的。
这个时代充满了这样的奇迹。就在前几年，西南边陲一份据说发行量只有几百份的文学杂志《山花》，在九十年代中期异军突起，一夜成名，成为制造文学界“眼球经济”的经典范本，这也是真的。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12月，中国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套“黄果树书系”丛书，对《山花》改刊以来发表的佳作进行了一次集中展示。主编何锐在丛书的总序《献给新世纪的花束》中，对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总结：

……事实最有说服力，近年来，新的文学现象纷至沓来，作家的审美视角不断调整。就小说而言，其叙述风格和介入现实方式的变化，个性意识和私人话语的扩张，世俗化和民间文化形态的切入，现代性精神建构的不懈尝试，以及后现代语境的大面积覆盖，使世纪之交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全方位跃动的态势。文坛提供的最新信息和中国作家近十年的创作实绩，都是汉语文学总体水平提升的表证。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未来格局中价值和地位的凸显，已成为新世纪的诱人前景。

数字似乎也在验证着何锐的乐观估计。进入九十年代，最能代表一个时代文学成绩的长篇小说创作占据了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1993年共出版了500多部长篇小说，1994年出版了800多部，而1995年据说是1000部，1998年是800部左右。九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累积起来，我相信肯定是个让人吃惊的数字。我们还可以引用另一个数字来支持何锐的观点，据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在2000年7月30日的一次演讲中说：“大概现在统计呀，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会员7000位，地方分会30000多。就是有作家帽子的这种人我估计差不多有40000人。”尽管官方数字的可信度在目前已受到普遍质疑，但我还是相信这些数字的准确性。一是这些数字再夸大，估计也不会产生“数字出官”的效应，制造“数字水分”的积极性不存在；二是在1999年末，我身边就有一位写新闻报道和通讯的朋友加入了安徽省作家协会，本来我也想加入，但听说办个证件就需要两百元，我就打算了这个念头。并不是我不想当“作家”，而是我那时的思想境界还不高，觉得办个假作协会员证，估计不到二十元就可以摆平。我很会算账。作协会员普及到了离文学很远的我的身边，我相信这些数字是可靠的。

但我并不同意何锐的观点。九十年代至少有近万部的长篇小说出版，但就我的视听而言，我能记起的似乎不到10部。重新回过头来打量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我们就会发现：九十年代文学创作最显著的特点不是“写作”，而是“表演”。文学繁荣昌盛，热闹非凡，作家在文化菜市场上赤膊吆喝，有人赢得了廉价的喝彩（喝彩声音同样是可疑的，它有可能就是坐在观众席上的“托儿”），有人则招来了讪笑，曲终人散，垃圾遍地。我们茫然四顾，到处是文学，实际上却没有文学。那种认为九十年代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走向自觉深沉，从而回到了自身应有的位置，只不过是掌握了话语霸权的权威人士的一种瞒天过海的谎言。文学在九十年代的确是失去了轰动效应，这对作家来说，最初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从陕西的两个作家的写作也能看出这一点，一个是陈忠实，他的《白鹿原》存在一种“挽歌”情结，既表现了对伦理“乌托邦”的依恋，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道德理想的衰败。这种写作实际上还是一种守望，希望能用文学作用于“世道人心”。而贾平凹的《废都》则生动地反映了道德“乌托邦”碎裂给知识分子（《废都》中的作家庄之蝶）带来的颓废、衰败。这和八十年代形成了鲜明对照，那时的作家时时保持着昂扬状态。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限制思想自由表达，再加上市场经济的挤压，还没有完成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初就被迫匆匆从中心退居到了边缘。这对作家来说，应该说是件好事，可以在寂寞中让自己的写作抵近文学本身。但我的判断与何锐相反：除了八十年代成名的少数依旧在坚持写作的作家，九十年代出现的大量作家们并没有走向自觉深沉，如九十年代出现的“新生代”伙同文学刊物相反却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喧嚣”，试图创造文学“眼球经济”奇迹。在极度失望时，甚至不惜闹着身败名裂的危险骂街。这比那种在八十年代因“解放思想”而形成轰动效应的文学更糟糕，他们对文学、对时代文化建设除了制造噪音，没有任何建设作用。文学在九十年代并没有成为个体生命活动的一种存在方式，相反它成为了制造闹剧的工具。回顾中国文学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并不会像何锐那样“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而是一种深深的咏叹。
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是令人绝望的，除了少数依然在苦苦追索文学理想的作家，如莫言、李锐、陈忠实等人外（宽容地讲，似乎可以包括整个在八十年代中期涌上文坛的所有至今仍在写作的作家），九十年代在文学史上注定是个苍白的年代。文学是心灵的产物，但文学更是时代的产物。回顾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首先要承认这个前提。也就是说，我们承认文学的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文学的叙事意识与社会的集体意识具有严格的同构性。为了廓清九十年代的文学实质，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对九十年代的社会与经济进行一番梳理。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进行的梳理并不是那种宏大的国家话语，而只是一种简单、疏浅的个人经验描述。

九十年代显然是世纪末承上启下的一种历史存在。在它之前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艰难地进行着，各种探索和努力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一些今天看来很平常的改革措施，有时还会引起轩然大波，还得让最高领导人出来当仲裁者，如邓小平那句经典的“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逮住老鼠都是好猫”，邓小平实际上在四十年代就对他手下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们说过这句话，只不过当时是指不管采取何种手段，消灭敌人才是检验战斗力的标准，这句话在八十年代广为流传，它平息了一场可笑的争论，并开创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时代。八十年代是个意气风发的年代，目标明确，步伐坚实，似乎每个人都很心情愉快，农民分得了土地，分到了耕牛，学费还不是太高（我记得我那时的一学期的学费是3元），子女上得起学，碗里也有了肉，家里也有了存粮，虽然村主任、村支书还是村里最富裕的，但农民似乎也没多大的意见，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家里最先买来的黑白电视机。城镇居民还是那么趾高气扬，户口薄的优越感在八十年代依旧坚挺。但农民似乎也默认了他们的这种优越感，他们在起早贪黑地劳作时，在傍晚的田间地头抽着一锅旱烟时，眯着眼睛看着肥沃的土地时，他们很满足：好好干吧，再干上几年，黑白电视机会有的，超过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可能是存在的。
九十年代后的二十一世纪，大多数农民不但有了彩电，而且还出现了“亿元村”的神话。八十年代让人眼红的“万元户”，如今作为一个词汇消失了。农民富裕起来了，城镇居民的优越感在他们眼里荡然无存。城镇居民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下岗”，他们为生计奔波的身影反而会让农民产生另一种优越感：没有了工作，你们连块土地也没有！他们甚至还有点同情那些下岗的城镇居民，但他们却笑不起来。农村问题无疑是当前中国社会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民表面看来是富裕了，但他们实际上连让子女上学的钱都掏不出来。在八十年代，母亲一个人供养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上学，并且有四个考上了大学。而在今天，虽然计划生育在农村仍然得不到严格执行（在没有解决农村抚养老人的问题之前，计划生育永远不可能得到严格执行），但有五六个子女的家庭已经很少了，更多的家庭是有两个子女，少数与基层政权有密切关系的农民家庭会有三个子女，四个子女的已经和一个子女的家庭同样罕见。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中国农民更重视子女教育了，他们很清楚，这是他的子孙后代除当兵外逃离农村的惟一办法。子女的减少，上学应该是不成问题了。但事实正好相反，报纸虽然依旧是在颂歌时代繁荣发展，但我们仍然能不时地看到一些关于农村真实生存环境的报道：子女考上了大学，却交不起学费，被迫放弃；有的家长竟还会因为筹不来学费而自杀。农民子女考上了大学，在八十年代的农村是一种可以和婚嫁相提并论的庆典，至少要放两场电影庆贺一下，再穷的也要掏钱请说书艺人表演两三个晚上。而在今天的农村，子女考上大学，竟然成为了一个家庭噩梦的开始。农民家庭的两三个子女能够全部上学的，除了那些先富起来的村组政权的领导者，对其他农民来说，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一般都只能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只让儿子上学，集中所有的物质力量保证他完成学业，出人头地。事实上，就是这一个上学的，他也不一定能顺利地坚持到高中毕业。农村经历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巨大喜悦后，最后无奈地发现甜蜜的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据说，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返贫”。农村问题是从九十年代带到二十一世纪的，它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解决“三农”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不敢说农村问题能够在二十一世纪得到彻底解决，但它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由于新旧体制的冲突及新体制的不完善、不配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九十年代集中地暴露出来了，如腐败的加剧，居然使八十年代人人喊打的“官倒”，作为一个名词消失了，因为它已经无法描述大面积塌方式的腐败现象。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导致了1998年的洪水泛滥和二十一世纪初直逼江南的沙尘暴等等。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些问题终于引起了高层的足够重视，中央打击腐败的力度一再加码，多个位高权重的省部级领导纷纷落马，再次显示了我们伟大的党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环境保护也成为当务之急，退耕还林在一些地方形成了法律条文。二十一世纪最初的两年，更多地显示出了一种“亡羊补牢”的社会、政治景观。专家在忙着到处乐观地预言：中国的问题通过改革和发展完全可以解决。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预言，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的奇迹经常让世界目瞪口呆。
经过对九十年代的简单个人化描述，我个人认为：九十年代是个过渡性的年代，它是从此岸到达彼岸的一座无法绕过的桥梁，它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历史过程。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  政  治  层面来观察，九十年代都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过渡性”。

从这个结论出发观察九十年代的文学，“过渡性”同样是九十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得出这个结论也许是让人垂头丧气的，但它作为文学史的意义也仅此而已。我并非因此要怀疑在九十年代占据了文坛的“反腐作家”、“新生代”、“美女作家”、“七十年代”们的写作智慧。作为作家，他们的智商是无可置疑的。他们甚至比八十年代或更早的作家前辈更为聪明。

我们承认文学的结构与社会经  济结构、文学的叙事意识与社会的集体意识具有严格的同构性，也就是说，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我不知道《南方日报》社编辑陈伟军的学术背景，但他显然是个掌握了文学批评编码的优秀编辑，他在学术批评网发表的论文《命名与阐释——关于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侧面的考察》中认为：
从当下的语境来看，九十年代无疑具有自己独异的时代文化特征，其文化场容纳了各种异质的文化因子，表现为“固有中心的离散”与“大一统”模式的消解与崩溃。这意味着政  治  权  力话语对精神文化不再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松动，私人精神空间增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动。
这也是一些专家学者的共识。但他们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政  治权    力话语对精神文化显然是加强了控　制，意识形态领域也并未出现过“前所未有的松动”。事实上与陈伟军的判断完全相反，经历了八九年的教训，政　治　权力话语比任何时候都知道对精神文化加强控　制的极度重要，意识形态领域不但没有松动，而且是紧缩了。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通过文学可以了解一个时代。九十年代出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考察支撑它的时代背景内容，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出现并非意味着文学的繁荣，而是意味着思想自由表达的更加艰难，个人化写作的更加困难，同时也意味着浮夸、粉饰的　政　府作风有所回归。聪明的作家很快就看出了这一点，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投机性格注定他们只能是主动撤动，而不是抵抗。更为聪明的作家转而去占领市场，这和国家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主张吻合，双方达成了默契，只要不涉及政　治禁忌，作家的所有努力，都是“自由创造精神”的体现。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青年诗人汪国真是第一个感觉到文学的春天来了，在1990年，他和大众传媒联手，在许多作家完全写不出东西的时候，乘虚而入，创造了神话，也创造了中国文学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闹剧，彻底瓦解了苟延残喘的八十年代文学传统，文学的启蒙精神成为了“人  民记忆”。1992年邓  小  平南巡讲话以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多元化文学发展，但它的目标依旧是向市场献媚，和中国最需要的“精神启蒙”无关。无论是“新生代”的激烈“断裂”，还是“美女作家”的大胆出位，他们的写作并非是“现代性精神建构的不懈尝试”，而更像争取“眼球经济”的策  略，以吸引大众传媒的聚焦，取得名利收获。如果说“新生代”、“美女作家”与意识形态相疏离，是在政　治　权　力话语压迫下的一种“主动”突围，那么，“现实主义冲击波”则完全相反，他们是“回　归”，“回　归”到意识形态怀抱。他们显然比“新生代”、“美女作家”更为聪明，因此也更无耻。

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前进着，尽管出现了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优秀作品，但他们反而成为了可怜的支流，激起的小小的浪花很快就被巨大的文学泡沫淹没了，我们的视听里，充满了“新生代”的喧嚣聒噪、“美女作家”的脱衣舞表演、“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一堆堆垃圾……
被“新生代”、“美女作家”、“现实主义冲击波”控制下的九十年代文学，作为精神产品，它们对读者的阅读趣味没有丝毫的建设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们反而降低了读者的阅读品位。它们产生的另一种恶劣后果就是教唆了其它写作者的投机心理，“现实主义冲波”助长了虚假写作者的威风；“新生代”、“美女作家”则让更多的写作者迷信旁门左道的“宣传造势”。在最近两年，“美女作家”黯淡了，而“妓女作家”却出现了。文学创作的“神话”也一再在“大众传媒”上“作秀”，主角竟然是十多岁的少年儿童，如《正在发育》的蒋方舟，势头直追“美女作家”，而江苏省居然还出现了不到10岁的小学生写长篇小说的极端例子。我曾经看过江苏一家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当记者采访这部书的责任编辑，提出要看一看原稿时，责任编辑找了半天，居然说丢了。我不知道正面报道这一事件的电视台为什么没有把这一个细节剪掉，这个细节显然是耐人寻味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位责任编辑同时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时代的发展，要求文学创作退居边缘位置，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新生代”、“美女作家”一次次地集团冲锋“突围”，企图吸引“文化注意力”的努力，使九十年代文学整体呈现出轻浮和浮躁的文化景观。这并不是文学的福音，而更像噩梦。
时代和时代文学遮没了那些真正执著于文学探索具有良知的作家。莫言、陈忠实、李锐、刘震云、北村等更多的作家，他们的姿态是一种沉默，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边缘化”写作，除了作品，他们似乎也很少出来说话，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还有一部分在八十年代中期涌上文坛的作家甚至停止了写作，但因此就认为他们江郎才尽或者是对文学失去了兴趣，这显然是不客观的。在市场与政  治的双重挤压下，写作是一种姿态，也是作家的一种立场。放弃写作同样可以看作是作家保持自尊的惟一有效手段。
这种态度同样值得我们尊敬。
任何事情走到了极端，必定会引起反弹。九十年代失去了思想力度、启蒙精神和技术智慧的泡沫文学已经走到了尽头。卫慧们虽然还在不停地出版小说，但摆在书店里已鲜有问津，偶尔还会有一些接受了卫慧们衣钵的更年轻的“美女作家”，但她们的小说你必须得捏着鼻子才能读下去。为了写作本文，我找了几个居说现在锋头正健的“美女作家”，有的甚至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品来看，但很遗憾，没有一部或者一个短篇让我耐着性子把它读完，我的性子本来是挺好的，但卫慧们以及卫慧式的文字实在让我恶心。为九十年代泡沫文学推波助澜的文学刊物的日子也更加难过，除了少数近亲繁殖出来的读者也就是它的作者还把它当成那么回事，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了。他们在寻找着新的汉语文学。
旧的文学时代即将结束，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我不但预感到了，并且已经看到了。在2002年9月份，我在南京新华书店里，看到了两套引人注目的长篇小说丛书，一套是海峡文艺出版社的“纸生态·非主流文学典藏”丛书，一套是现代出版社的“修正文库·叙述中国”系列。在这两套书中，除了马原和残雪，其他的四位作家徐庄、桑邑、王坚平、卢一萍都是陌生的，但他们的作品是非常厚重和大气的，并且据我所知，他们中有不少人同样生于七十年代。这表明，准备充分的新一代汉语文学写作者正在崛起。在我看来，在故乡社区出没的鬼金、sieg、穷人郭发财、刘布衣、文沁可人等人也可以成为这支队伍的生力军，这只是个时间早晚问题。宽容地讲，一人孝阳也有这个可能，但在我所阅读的几个小说中，一人孝阳的写作呈现出一种很危险的摇摆性，也就是说，他的有些小说写得接近经典写作，而有的小说则过于浮躁，语言还比较生硬。一人孝阳如果要以数量取胜的话，那他以后还将走一段漫长的路。是成为一个网络写手，还是成为一个作家，是一人孝阳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但我依旧对他的写作抱有很大的观察兴趣。随着这批文学新军的逐渐壮大，我相信将会出现一个新汉语写作时代的崭新局面。我并不认为九十年代遗留下来的泡沫文学和弱智文学会因此消亡（多元化发展更符合现代性文化精神），但它们将会成为不起眼的支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会慢慢地往通过读书加强修养向文学本身靠拢，另一部分将因为自己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技术的贫血而逐渐被淘汰出局，成为明日黄花。
青年评论家、作家葛红兵曾在1999年第6期《芙蓉》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这同样是一场吸引眼球的“作秀”，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评论家显然已经娴熟地掌握了这套游戏规则。在这里，生吞活剥一次葛红兵这篇长文的题目：我谨以此书为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
      　　　　　　　　　　　节选自《文学战国时代的个人声音》作者：南吉诃德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2-19 15:55:04编辑过]

作者: 疯人院逃犯 时间: 2007-8-4 13:05
开始还以为是你自己写的呢。

作者: 文沁可人 时间: 2007-8-4 13:05
对不起对不起，忘了写转贴了，现在就改过来。

作者: batz 时间: 2007-8-4 13:05
这种帖子可以由一个匠人在不走的脑子的情况下写上一百万字
其实用价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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