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的优秀作家的创造和革新，为世界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成果，不过百十来年间这块土地上的特殊历史有时让这条供应链时断时续，一些作品和作家无法进入同时代人的视野。时过境迁，新时代并不具备并未足以完成对这些作家的再认识的能力。这些作家或作品又由于其特殊的背景而被评论家草率归类，成为一种“时代的发现”。现在，人们才能渐渐看清这些作家的伟大之处。丹尼尔·哈尔姆斯（Даниил Иванович Хармс）就是这样的作家，他足以称作当时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现代主义，或者说后现代主义作家，其作品远非具有某些现代特征的布尔加科夫或普拉东诺夫可以比及。美国达克沃斯出版社近期出版的由马特维·延科列维奇翻译的丹尼尔·哈尔姆斯作品集《今天我什么也没写》，为这一评断提供佐证，再次把这位被忽略的天才推荐给西方读者。
哈尔姆斯1905年生于圣彼得堡，父亲是当地的政界和宗教界知名人士。哈尔姆斯擅写怪诞的散文和儿童故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列宁格勒前卫艺术家中赢得声名。作家原名为丹尼尔·伊万诺维奇·尤瓦乔夫（Даниил Иванович Ювачёв），笔名“哈尔姆斯”来源于对英文字“charms”和“harm”（“迷人”和“伤害”）间的谐音关联，也因为他十分欣赏英国文学形象福尔摩斯。自1925年起，哈尔姆斯便开始在诵诗会和其他前卫活动中显露头角，成为苏联作协的前身之一“全俄诗人协会”列宁格勒分部的成员，发表了两本诗集，这是哈尔姆斯在世时唯一发表的两部“成人”作品。1927年哈尔姆斯同一批实验文学家，包括亚历山大·维丹斯基(1900-1941)和诗人尼古拉·扎波罗茨基(1903-1958)一道成立了文学社团“OBERIU”（“真正的艺术”的缩写），并成为其中坚力量。社团的初衷是为了应和风行欧陆的超现实主义，同时挑战苏联官方推行的沉闷的美学风尚。哈尔姆斯本人也为这种挑战付出了代价，于1942列宁格勒遭受围困期间死于狱中，年仅36岁。
国际书界近十年来开始关注哈尔姆斯。乔治·吉卞1997年出版的文选《穿黑外套的人——俄罗斯荒诞文学》和最近出版的尤金·奥斯塔申夫斯基的《OBERIU，俄罗斯荒诞文选》填补了哈氏研究的空白，但同样也造成一些误解，因为哈尔姆斯同欧洲战后兴起的这一文学和哲学流派并无共同之处。在新选集《今天我什么也没写》的前言中，译者小心翼翼地提醒读者，不需将作家的意图看成狭隘的政治性抗议，以避免过度简单化的图解。“过去的读者将哈尔姆斯的写作看成荒诞派文学或政治寓言，这种出自意识形态习惯的‘取景器’自动判定文本的寓意，在哈尔姆斯的作品上附加了太多潜在的误解。”如果读者超越了这种扭曲力，则不难发现哈尔姆斯的诗文中真正让人不安的生命真实，其直接的笔触会让读者误以为是突发奇想。渗透到简短文本中的暴烈成分虽然看似随意，但依然十分可信，正如《街上的一次事故》（"An Incident on the Street"）开头的一句：“一个人有一次跳下了电车，但他跳得很糟，让车给撞上了。”接着，作者用一整页的篇幅写了一系列关联松散的类似事件，直到：“最后一切都又正常起来，伊万·谢苗诺维奇·卡尔波夫甚至落进了一个自助咖啡厅。”在结尾句才第一次提到伊万·谢苗诺维奇·卡尔波夫，但这并不要紧。事实上，哈尔姆斯意在说明没有什么真正要紧，无论是文字上的，还是在现实中，除非我们一定要为之赋予某些意义。又或者，就像哈尔姆斯在系列警句《蓝色笔记本》中所说：“旅行时，不要把自己丢给白日梦，要自己幻想，留意每件事情，哪怕是最不起眼的细节。”哈尔姆斯对那些“不起眼的细节”有种宗教般的投入。如果用量合适，这种投入可能令人欢欣鼓舞，或惊恐万状，当它延展开来，又可能让人变得完全麻木。《今天我什么也没有写》集合了哈尔姆斯的诗、戏剧小品、杂文、轶事。译者说，对西方读者中不断扩充的写作军团来说，当然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阅读，以追摹哈尔姆斯所知所感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