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16）
大街上一时的和平
迎来法国电影的全盛期
《战前的黄金时代》
言归正传。与乌发的关系恢复后，昭和九年（1934年）以德国的歌舞片（Operette）揭开了热闹的序幕。分别是《Bomben auf Monte Carlo（Bombs Over Monte Carlo）》（Hanns Schwarz导演）与《Der Kongreß tanzt（Congress Dances）》（Erik Charell导演）这两部影片。其中《Das ist die Liebe der Matrosen》与《Eine Nacht In Monte Carlo》，以及《Das gibt’s nur einmal》与《Das muss ein Stueck vom Himmel sein》这些两部影片的主题歌更是传唱至大街小巷。
而法国电影，则在5月份上映了号称真正的文艺电影第一号的，由朱利恩·杜维威尔（Julien Duvivier）导演的《Poil de carotte（The Red Head）》。此片的反响非常之好，以至于没看过本片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这便是之后掀起的Duvivier风潮的开端。同年秋天，杜维威尔的另一部杰作，颇受好评的《Le Paquebot Tenacity（S.S. Tenacity）》也公映了。
东和的发行上映片数当年也是达到了三十三部，比上一年的十六部翻了一番。
这一年的夏天，我与妻子在时隔两年后再次踏上了欧洲的旅途。经由西伯利亚，在七月三日到达柏林后，又相继造访了巴黎、伦敦、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等地。根据妻子日记中的记录，直到八月十四日我们由柏林再次出发为止的四十三天里，我们共看了一百七十一部影片。算下来平均一天看四部，其中我们签了四十九部的合同。
就这样，东和成长为了每年发行影片三十部以上的大公司。昭和十年（1935年）是三十四部，十一年（1936年）是三十六部，而十二年（1937年）则是由于大藏省（现为财务省，相当于我们的财政部）关于进口片数限制的通告以及响应其政策的首轮影院的单片上映制度，我们的发行片数也减为了二十七部，但这其中仍包含了很多在艺术上评价甚高的优秀作品。
正因为如此，在那些电影相关的专家中，有不少人都把这段时期称之为东和战前的黄金时代。那也是在以卢沟桥的枪声为始的漫长战争之前的最后一段和平的日子。
我与妻子去欧洲的昭和九年（1934年），已经是纳粹夺得政权的第二年了，德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德国的电影界也在排除着犹太人，呈现出一片纳粹气氛，我就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而与此相对的，法国电影却迎来了其百花缭绕的全盛时期，这对东和来说是再好不过了。雷内·克莱尔（René Clair）、雅克·费戴尔（Jacques Feyder）、之前提过的朱利恩·杜维威尔，以及稍迟一点的让·雷诺阿（Jean Renoir）。在那个时代，只要谈到电影，必然是法国电影，进而便是这四大导演。
在之前欧洲旅行中，我们还搞到了两部维也纳影片，《Leise flehen meine Lieder（Lover Divine）》（Willi Forst导演）与《Masquerade in Vienna Maskerade（Masquerade in Vienna）》（Willi Forst导演），这也是一大收获。在纳粹旋风席卷之下，维也纳却仍是别有洞天之地。以作曲家舒伯特为主人公的《Leise flehen meine Lieder》是昭和十年（1935年）公映的，上映后大受好评，一整年在东京都有影院上映。而随着以肖邦为主人公的法国影片《La Chanson de I’Adieu》（Géza von Bolváry导演）紧接着上映，媒体界也流行起了“乐圣电影”这个名词。
在那段时期，我们还首次引进了意大利电影，另外，英国的《Man of Aran（阿兰人）》（罗伯特·J·弗拉哈迪导演）与捷克的《Extase（Ecstasy）》（Gustav Machatý导演）这两部颇具特色的作品也令我很难忘。
昭和九年度（1934年）以后的入选《电影旬报》十佳的东和作品如下：
九年度（1934年）=①《Le Paquebot Tenacity》（朱利恩·杜维威尔），②《Der Kongreß tanzt》（Erik Charell），③《Poil de carotte》（朱利恩·杜维威尔），⑥《Don Quixote（堂·吉诃德）》（G·W·帕伯斯特/Georg Wilhelm Pabst）
十年度（1935年）=①《最后的亿万富豪（Le Dernier Milliardaire/The Last Billionaire）》（雷内·克莱尔），④《Leise flehen meine Lieder》（Willi Forst），⑥《La Chanson de I’Adieu》（Géza von Bolváry），⑨《Man of Aran（阿兰人）》（弗拉哈迪）
十一年度（1936年）=①《Pension Mimosas（米摩沙公寓）》（雅克·费戴尔），④《Maria Chapdelaine》（朱利恩·杜维威尔），⑤《天涯海角（La bandera/Escape from Yesterday）》（朱利恩·杜维威尔），⑥《罪与罚（Crime et châtiment/Crime and Punishment）》（Pierre Chenal），⑧《Du haut en bas（From Top to Bottom）》（G·W·帕伯斯特）
十二年度（1937年）=①《英雄的狂欢节（La kermesse héroïque/Carnival in Flanders）》（雅克·费戴尔），②《La belle équipe（They Were Five）》（朱利恩·杜维威尔），③《底层（** bas-fonds/The Lower Depths）》（让·雷诺阿），⑧《Le Golem（The Golem）》（朱利恩·杜维威尔）
另外，昭和十四年（1939年）四月，考虑到不安的国际形势，一直以来的外国资本也全部由我们夫妻俩扛了下来。次年四月，我们的事务所也由海上大楼旧馆七楼搬到了新馆的一楼。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17）
捧红新人原节子
虽然有过对立，但票房很成功
《日德合作影片》
外国电影的进口发行工作进展一直很顺利，可是日本电影的出口却总是不尽如人意。于是，我便开始考虑起国际合作的电影了。将外国导演招至日本，在日本的美丽风光中，用日本的演员来制作外国人也容易理解的电影。我觉得这是让全世界的目光投向日本的最有效果的方法。
当时，在德国有一位以《勃朗峰风暴》（Stürme über dem Mont Blanc/Storm Over Mont Blanc）等高山电影而享誉世界的阿诺德·范克（Arnold Fanck）导演。我将这位导演邀请到了日本。而后来拍出来的就是《新土》（The New Earth）这部电影。
范克导演一行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二月八日来到日本的。除了导演以外，还有制片人、女演员、两个助导、摄影助手、剪辑师、范克夫人与儿子，再加上正在德国留学中的林文三郎（德国文学研究者）担任翻译兼经理人，共计10人。抵达日本后，又要去各有关方面打招呼，又是接二连三的欢迎活动，接连几天是忙得不亦乐乎。
一行人在东京的住处是位于麴町的万平旅馆。来日半个多月后，就发生了“二·二六事件”。他们住的地方离叛乱军据守的山王旅馆以及喜乐饭庄只有区区两公里。戒严令下，蕴含着“皇军自相残杀”的危机，旅馆周围也堆满了沙袋，荷枪实弹的士兵们个个严阵以待。在如此煞有介事的气氛中，来自德国的电影人们不停地打听着消息，显得十分不安。
范克导演由于自己无法指导日本演员，所以希望日本方面也出一个导演予以合作。于是我便让他看了许多日本电影的试映，他在其中挑出了《忠次成名记》的导演伊丹万作，并希望一定要与其共同执导。伊丹导演本来是没什么兴趣的，不过最后我还是说服他来帮忙了。伊丹导演认为不由剧本阶段开始便全面参与的话就没有意义，可是他与范克热心地讨论过剧本以后，却始终意见不合。
演员的选定也非常艰难，男主角是日活的招牌男演员小衫勇，总算也能让范克导演满意。然后与之演对手戏的女演员，我们则起用了当时还是无名新人的原节子。此外，国际级演员早川雪洲等人也决定了出演，音乐则由山田耕筰担当。
影片的拍摄从四月开始，以盛夏的浅间与上高地的外景达到**，历时8个月。因为影片开拍后两位导演的意见愈来愈对立，使得工作完全没有进展，结果最后只好由两人分别根据自己的构想拍摄了范克版与伊丹版两部片子，花掉了一大笔费用。
我在京都与这部影片的合作者，大泽商会的大泽善夫一同致力于制片工作，而妻子则在东京经营本来的发行工作，大家一起努力筹出影片的制作费。有一段时间甚至还传出过大泽商会与东和商事要因这一部电影而都破产的谣言。
这部历尽千辛万苦才完成的影片终于于次年二月三日在帝剧（帝国剧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首映会。借用当时一张报纸的话就是“以秩父宫殿下为首，九宫殿下微服亲览”，而各国外交官与夫人也是着晚装礼服盛装出席，此外，政界、财界名流以及文化人士也如繁星般齐聚一堂。
虽然这部日本最初的国际合作电影能够以这样的形式得到各方面的祝福并上映，而且所幸在票房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也由此深深感到国际间的合作是如此之困难。
《新土》于同年春天在柏林也以德文片名《武士的女儿》上映了。为此，我们夫妻俩与原节子以及她的干哥哥（日文原文为“義兄”，有干哥哥、大舅子、姐夫等意，这里没法确定，所以取了一个）熊谷久虎导演一同去了德国。当天，来为原节子送行的疯狂影迷挤满了东京车站的站台，她凭着这部影片一跃成了明星。
然而，由于影片中主人公的年轻男女开辟新生活的“新土”是满洲（中国东北）的缘故，在国外有很多人误解其为正当化日本的满洲侵略行为的宣传片并加以责难，这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18）
电影输入急剧减少
因《逃犯贝贝》大卖而得以喘息
《战火的阴影》
以卢沟桥的枪声为始的日中战争（即抗日战争）的影响也立即表现在了外国电影的进口上。大藏省（今为财务省，相当于我们的财政部）以外汇管理的立场，在进口片数上设置了严格的限制。因此，昭和十三年（1938年）的外国影片上映数各公司总计一百四十四部，比起上一年的二百九十五部，连一半都不到。
东和的发行上映片数也是以（昭和）十一年（1936年）的三十六部为最高，十二年（1937年）减至二十七部，十三年（1938年）则跌至了十五部。不过，就在这十五部中，也有以下三部是入选当年《电影旬报》十佳的：③《Jenny》（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导演）；⑥《Le Mioche》（Léonide Moguy导演）；⑩《悲惨世界（** Misérab**）》（Raymond Bernard导演）。
这一年的六月，我们夫妇俩经由美国去了巴黎，这是太平洋战争之前我们的最后一次欧洲旅行。关于这次旅行的目的和收获，我在后面还会再提到，当年的三月，希特勒的德国强行吞并了奥地利，欧洲也是战云弥漫。
在欧洲呆了三个月后的九月九日，我们终于要离开巴黎了，那天我们东和的巴黎代理，一个法国人如此说道：“请好好记住巴黎吧，下次几年后你们再看到的巴黎可能会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战火也许会把松糕和巴黎圣母院燃烧殆尽。”
第二年，也就是十四年（1939年）的上映片数也很少，只有十二部。不过在这些片子中，有一部杀手锏的作品，那就是朱利安·杜维威尔（Julien Duvivier）导演的《逃犯贝贝（Pépé le Moko）》。
《逃犯贝贝》从进货到上映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在东和的作品中，花这么长时间来宣传的例子是很少见的。也许是这个战术奏效了吧，二月份一公映，这部片子就获得了自《新土》以来的又一次大成功。
暑气弥漫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港口城市阿尔及尔的卡斯巴哈（Kasbah of Algiers）的异国情调。逃到这块法国警察也无法插手的新天地，装作是个任性的帝王的逃犯让·迦班（Jean Gabin）那壮年男人的魅力。第一眼见到时就勾起他对巴黎的乡愁的Mireille Balin那不可思议的美丽。这部在杜维威尔为数众多作品中被认为是出类拔萃的杰作的影片，同时也具备了广阔的大众性。
在这部《逃犯贝贝》之后，虽然当年上映的片数很少，但还是有几部很有特色的影片得以公开。《电影旬报》的十佳里，《逃犯贝贝》是评上了第一名，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作品入选：③《Burgtheater》（Willi Forst导演，Werner Krauss主演）；⑦《Das Mädchen Irene》（Reinhold Schünzel导演）；⑧《Hélène》（Jean Benoît-Lévy导演，Jean-Louis Barrault、Madeleine Renaud主演）；⑨《片子的故事（Le Roman d’un tricheur）》（Sacha Guitry原作、编剧、导演、主演）。
与这些影片一起发行上映的还有一部当时还比较少见的朝鲜电影《汉江》，那也非常令人难忘。
电影法也是当年即昭和十四年（1939年）十月一日施行的。电影法对电影从业人员以及技术工作者实行许可制度，并且对剧本的事先申报以及外国影片数量限制等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到战争结束为止，一直都束缚着电影界。也只有把文化电影的上映作为义务这一点是受到欢迎的。
外国影片的进口发行变成了每年按照不同的从业者分配比例，每家电影院能上映的外国影片数量也被限制在了每年五十部以内。昭和十五年（1940年）的分配比例是以以往的成绩为参照，东和拿到了十三部的配额。最多的派拉蒙也不过是十四部，东和与Metro（应该是米高梅吧，但他只说是Metro）并列第二。
这一年，我因在中国大陆有新的任务，所以频繁往来于日中两国之间，具体的情况容后再叙。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19）
将兴奋带回日本
《国家的节日》全国上映大成功
《奥运电影》
奥运会本身自不必说，我认为奥运会的纪录片也是有着非常大的意义的。将人类所拥有的竞争本能在优美的运动中发挥出来的这一盛会，为世界的和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一直是深信不疑的。
正因为如此，我在成立公司的第二年即昭和四年（1929年），就引进上映了第二届冬奥会的纪录片《银界征服》（The White Stadium/Das Weisse Stadion，阿诺德·范克导演），并以此为始，陆续向日本介绍了许多相关的奥运会纪录片。其中，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在柏林召开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纪录片《国家的节日（Festival of Nations）》（莱妮·里芬斯塔尔导演）在日本的上映，对东和来说是一件永远都忘不了的大事。
在上一篇中，我讲到了我们夫妇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进行了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最后一次欧洲旅行。那段时期也是一样，我们于七月五日一到达巴黎，就马上开始了一天看七部试映的忙碌生活。当天我们看到的第七部影片就是德国的奥运电影《国家的节日》。我妻子Kashiko在她当时的日记里如下写道：
“连续两小时令人窒息的兴奋。每次日本选手出场，每次太阳旗升起，每次《君之代》（日本国歌）被奏响的时候，身处巴黎中心的我都会忍不住哭出来。我一定要让日本的每一个人都看到这部电影。”
尽管外国电影的进口开始受到严格限制了，但我还是排除万难，把这部《国家的节日》与其姐妹篇《美的节日（Festival of Beauty）》（莱妮·里芬斯塔尔导演）一同签了下来。
《国家的节日》拍得相当出色。它由希腊的古代奥林匹克遗迹开始，对由柏林奥运会首次开始尝试的圣火传递进行了象征性的描写，并且还精心地记录了开幕式的盛况以及奥运会的重头戏——田径赛事。
为了能够最接近地拍摄百米冲刺而沿赛道平行铺设轨道并架设摄影机，与选手一起移动的特殊移动摄影、大升降机、超长焦距摄影等等，该片可谓是用尽了这些技术的精华，在详尽地传达赛事过程的同时，也敏锐地描绘出了在奥运会独有的紧张与兴奋中忽喜忽忧的选手们的表情。
而且，当时日本也正处于本国田径史上的最强时期，并不负“跳跃日本”的盛名，四个跳跃项目全部拿到了奖牌。其中，三级跳远的田岛直人创造了十六米的新世界纪录，继阿姆斯特丹的织田干雄、洛杉矶的南部忠平后实现了日本三连冠的伟业，另一名日本选手原田正夫则摘得了银牌。在入夜后的撑杆跳日美决战中，西田修平与大江季雄凭借出色的技艺分获二三名。
此外，在一万米的比赛中，村社讲平与长距离王国芬兰的三位选手奋力拼搏，直到最后一圈仍不显劣势，最终惜败拿了第四名。而在最后的马拉松比赛中，现在已入韩国籍，当时还代表日本参赛的孙基祯摘得冠军，另一位日本选手南升龙获第三名。影片中屡屡能见到这些画面，因此自然是能够唤起全体国民的感动了。
昭和十五年（1940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歌舞伎座（日本有名的大剧院）举行了该片盛大的试映会，白天邀请体育、文化界人士，晚上则是政界与财界有影响的人物。影片获得了媒体的盛赞，并由六月十九日起在邦乐座（剧场）进行了连续十天的特映。两个月后，影片终于在全国各地一同公映，这股热潮一直延续到秋末。这真是一次全国性的大成功，能够获得如此票房收入的电影直至今日都不再出现过，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
接着，十二月又公映了《美的节日》。这部影片中，叶室铁夫夺冠、小池礼第三、伊藤三郎第五的男子二百米蛙泳、游佐正宪、新井茂雄、田口正治分获二、三、四名的男子一百米自由泳等游泳比赛的画面最有人气，票房收入也不输给《国家的节日》。
当年年末，我从《国家的节日》破纪录的收入中，分别给了大日本映画协会十万日元、日本新闻社十万、文部省映画教育中央会七万、农山渔村文化协会三万、东亚留学生会馆一万、艺能文化联盟一万，再加上其他，总共捐了四十三万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