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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发现一个富有幽默感的杂文作者 [打印本页]
作者: usedcondom    时间: 2010-8-15 15:00
标题: 发现一个富有幽默感的杂文作者
选了最不敏感的一篇文章。。。作者叫  推倒柏林墙


去年我国的武术界搞出了两场闹剧。先是年初前散打王柳海龙对决有“KO王”之称、“日本80公斤级排名第三”的伊贺弘治，媒体称其为所谓“中日巅峰之战”。幸好这年头大家都会上网了，一人肉发现这个所谓的“KO王”其实战绩平平，31场比赛21胜10负，被中方篡改成了两负，近三年来更是5战2胜3负。至于“排名第三”其实是在日本的SB联赛而不是K-1赛事。这不光是SB的含金量大大不如K-1的问题，而是那年SB的80KG级一共只有三个人。
再看年底的中泰拳王争霸赛。据报导，当时泰国方面派出五名泰拳王“挑战少林”，考克莱更叫嚣要“秒杀中国高手”，结果少林高僧避战不出。这时峨眉派的老古董不甘寂寞，跳出来说要替中国武术挽回颜面，江湖上一时风风雨雨，好戏连台。还是那句话，幸好这年头大家都会上网了，一人肉又发现，首先那五名拳手跟所谓“泰拳王”八竿子打不着边，除了考克莱还算小有实力以外，其他四位都是来打酱油的；其次几位“泰拳王”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挑衅性的言论，而且整场比赛在年初就已在国家体育总局处敲定，后面什么“挑战少林”或者“秒杀”之类武侠小说般一波三折的情节也完全是国内不知何方神圣出于何种目的虚构的，整件事只不过是另一场打着爱国旗号的低劣商业炒作而已。
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以后，胜负也就非常明显了。中方请人过来比赛，把事情炒得满城皆知，自己置自己于不得不胜的绝境，你觉得它可能会输吗？在国内举办的对外比赛中，不管场面有多么难看、不管中方选手被打成什么怂样，只要能坚持打满整场，别被KO或者像孙涛那样两回合就被踢得扔毛巾投降，最后多半能点数获胜，这就是散打的奥妙。后来中方以4：1大胜，我国武术迷又是一阵欢呼雀跃，泰国人则拿了钱，皆大欢喜。顺便一提，峨眉派当然没跟泰国人打起来，毕竟他们不是少林寺，掏不出考克莱20万美元的出场费。但峨眉众侠还是装腔作势的“备战”一番，去成都某泰拳馆“熟悉泰拳的套路”。结果两场比赛都没有撑过一分钟。当时成都还有一名双节棍耍得有模有样的反扒队员兼业余武术爱好者，在网上放视频说“想挑少林方丈就先找我”。当然了，几个泰国人从来没想要去欺负少林CEO，更不会理会这种无名小辈了，这名武术爱好者只好跑到国内某泰拳馆过干瘾。在电视台的摄像机前，10秒钟便被一脚KO。
99年以后中国武协曾陆续派出几名选手参加K-1，一不小心暴露了我国武术界的真实实力，到03年终于和K-1划清界限，几乎不派选手出国比赛（甚至禁止注册选手参加河南台的武林风节目，利用行政资源大搞垄断），使得国内运动员只能通过民间组织进军海外。K-1中国事务代理人岩熊宏幸曾说：“我在和中国武协打交道的过程中，感觉他们不是很愿意派最好的选手和外国选手打……我猜测中国武协可能是怕派出去的选手输了，丢中国散打、中国武术的面子，实际上我觉得大可不必这么想。到K-1参赛的选手不管他是练习哪种格斗技或是哪个流派，他只代表他个人和所属的拳馆，他输了，大家只会说他的实力不够，而不会说他所练习的武技不行。”话说到这个份上，武协仍巍然不动。后来K-1想到上海搞分站赛，武协开口就要100万元的牌照费，直接拒敌于国门之外。
我几年前就说过，中国的武术界已经堕落到了不敢走出国门、只能把国外的二三流选手包装一番后来扬我国威的地步，夸大敌人，打败敌人，全民高潮，这种情况在09年终于演绎到了巅峰，达到了多重高潮。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足协其实比中国武协表现得更像个男人。咱们足球的水平虽然很臭，但至少还屡败屡战，敢拿出去让人虐。我一直觉得，国内这些散打选手，就算现在成绩差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敢去打就算条汉子，但你武协连一点像样的对外交流都不敢搞，整天关起门来欺骗自己欺骗观众，这比被骂成东亚病夫还要耻辱了。但是咱又不得不承认，武协自闭于世界的做法其实非常高明。今天中国武术在世界上的水平，恐怕也就跟中国足球差不多，但是只要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碰撞，多数从小就迷信中国功夫的人绝对不会相信这个惨痛的事实，只要不去比赛，咱就永远是天下第一了。想想武术和足球在中国截然不同的口碑，我真替足球运动员们感到不值。
有人说了，足球这项运动的普及性比格斗高太多了，就算足协想玩自闭，这世上还有广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五大联赛欧冠世界杯，真相是掩盖不住的。其实足球想玩自闭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要知道，有些国家到现在连手机都不能用呢，只要你想象力够丰富，脸皮够厚，impossible is nothing。假如早三四十年让我来对中国足球进行改革，我会做什么呢？第一，足球这个名字就不能用，要改为蹴鞠。这样第二步就好搞了，找几个专家，论证中国的蹴鞠运动已经流传了六千年，后来传到国外，才变成了外国人玩的足球。第三步是招一批作家写点地摊小说，例如说中国在宋朝时曾经出现一个蹴鞠高手，可使双脚互博，踢得游牧民族屁滚尿流，为大宋争得了荣誉；明朝时则有一人，善用晴空霹雳、幻影旋风等必杀，球技神鬼莫测；到抗日战争期间又有一民间人士，名唤霍圆球，踢出的球速度达到七十码，屡次为国争光，另日本人丢尽颜面。他在最后一场比赛中被日本人下了毒，但还是使出一招香港脚，用球洞穿了十几个日本人的身体……你看藏獒和武术不都是这么炒起来的吗。当然电视剧、电影之类的也要跟上，光有《少林足球》还不行，至少得有个姊妹篇，叫《峨眉蹴鞠》。
最重要的第四步：彻底改变中国足球，不对，是中国蹴鞠的规则。比如说我们没有十一个人，只有七个人，而且还没有守门员；比如说我们的球不在草坪上踢，要在泥巴地上踢；比如说我们允许飞踢爆卵蛋等常规战术动作……如此一来，第五步也就顺理成章了：停止对外交流——根本就没法交流吗！当然，偶尔我们也是可以去陪外国人玩一玩的，输了也不要紧，只要之前的愚民工作到位了，我们的球迷会这么说：我们上了十一个人后反而配合不起来，假如是七对十一，中国队一定可以踢得更好；外国的草坪不适合中国队长传冲吊的打法，如果改用泥巴地，中国队一定可以踢得更好；中国没有专业的守门员，守门员的设置是对蹴鞠运动的侮辱；我们飞踢爆卵蛋的绝技被外国无聊的规则限制了……假如你到网上质疑，为什么别人都有守门员，就我们没有，马上会跳出一批爱国球迷，义正词严的问你：篮球有守篮员吗？你这个蠢货！中国为什么要遵守别人的规则？天下蹴鞠出中国，你这个汉奸！鉴于十个人里有九个都在喷你，你的反击很快就会淹没在人民群众正义的审判中。假如你说，世界杯的水平比中超联赛高多了，为什么我们不参加？马上又会有人告诉你，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世界杯这种使用草坪和守门员的商业比赛，水平远远不如中超，只有你这种崇洋媚外的洋奴才会这么认为！所以你看，五大联赛欧冠世界杯，根本就不构成任何威胁。
剩下的自然是重金请缅甸队或者某个俱乐部来跟我们的国足按蹴鞠规则一较高下，报纸上要连篇累牍的炒作：此俱乐部在该国联赛排名第一（其实是高中生联赛排名第一。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把互联网也封掉），曾放言中国蹴鞠不值一提，这是中外之间最高水平的较量……当然，最后我们伟大的国足一定会踢得他们全队蛋疼的。假如偶尔输掉了呢？不要紧，不光媒体懂得要在适当的时机低调，我们的球迷也都很爱国：中国队不能代表中国蹴鞠的最高水平，中国的高手在民间、在军队，他们在中场开球时就可以一脚洞穿对手的大门，可惜他们整场比赛只有一次中场开球的机会！这些人要是出手的话，外国人还怎么踢吗。我亲眼见过我老家一位高人，他都是拿篮筐当球门使的，射门百发百中……我老家那个更厉害，他开了一个大脚，当天晚上法国掉下一架客机……你们这算个屁，知道月球上的环形坑是怎么来的吗？……妈呀，这样踢要死人的啊！我们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民间高人还是继续藏在深山老林里修身养性吧。
说到这里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一些独裁国家的政府特别喜欢闭关锁国，喜欢谈特殊国情，喜欢封锁互联网，喜欢制定自己的标准；为什么他们从不大胆的直接承认自己是独裁政府，而是美其名曰“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把眼光放到体育以外，中国的很多东西——尤其是跟政府有关的——在世界上的水平其实还远远不如足球。比如说春运乱象，全国政协委员张国初曾指出：“中国的铁路人均里程是一支过滤嘴卷烟那么长的55毫米。现在中国足球落到60名到80名，而中国铁路按人均长度排名，在世界上排在接近200名的范围里。”奇妙的是，铁路如此不济的国家，高速公路网却异常发达。全世界14万公里的收费公路，有10万公里在中国，不管人均还是总量，咱们都是当之无愧的no.1。
再比如郎咸平最近指出，薪资占GDP比重，“欧美最高平均为55%左右，南美州国家平均为38%左右，东南亚国家平均是28%左右，中东地区平均大约在25%左右，非州国家平均在20%以下……我告诉你们我们国家的薪资和GDP的比重只有百分之8”，全世界倒数第一。据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显示，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占GDP比例同样为159位——这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最低工资占GDP比例普遍高过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工资这么低，税是一毛钱也不少交，我国的财政收入在20年里增长了30倍，年均增长率19.5%，远远高于GDP的增速。而且税钱交了也是白交，全都被狗给吃了。据中新网报导，我国教育支出占GDP比例为2.6%，只有国际平均水平的一半；医疗卫生支出更是只有可怜的3.56%，美德英法没有一个国家是低于15%的。就这么3.56%还花不到老百姓头上，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医疗公平性排名为全球倒数第四，80%的医疗资源被850万党政干部占用。我们的国足还要堕落多少年，才能混到全球倒数第四的水平？
那省下来的钱被我们政府花到哪里去了？这还用我说吗，君不见当今中国满地的小白宫？据人民网报导，韩国首都一共只有公务车47辆，其中供领导使用的仅有4辆，而单单一个广东省国土厅，就可以一次性采购112辆CRV。王岐山曾在香港表示，中非合作峰会期间北京封存了50%的中央机关车辆和80%的市机关车辆，街上少了49万辆车，立即畅通无比，由此可以推算，北京的公车数量恐怕在80万辆以上，快要赶上香港的机动车数量总和了。08年公务员工资增幅达17.2%，几乎为GDP增速的两倍，世界各国公务员工资平均为最低工资的两倍，中国则为六倍。中国官方公布的每年的三公消费达到9000亿，足以支撑近30次08年美国大选！2005年中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超过20%，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昂贵的国家之一，无怪乎在福布斯的全球负税痛苦榜上中国会排名第二，而且大有赶超第一名的趋势。
经济方面的问题在国内还是可以公开谈论的，要看政治排名多半就要劈腿翻墙了——其实翻墙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全球廉洁度排名中，2009年中国再创新低，全球排名第79位——说实话，不是179已经很出乎我的意料了。在英国《经济学家》的民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表现更是惨不忍睹，我快速滚动鼠标，终于在最后一页看到了我伟大的祖国。“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全球排名倒数第八。在《华盛顿邮报》的世界十大独裁者排名中，我国国王位居第六。前段时间“自由之家”组织搞了个全球国家自由度排名，新华网对此进行了报导，标题叫《美国评选出全球最不自由九个国家，朝鲜排第一》，聪明的你应该能猜出中国排在第几了吧？为了安抚大家受伤的心灵，我也有些好消息告诉大家：在中国科学院公布的《全球“国家健康状况”排行榜》中，我国在45个国家中排名第13位，处于“健康达标型”国家行列；在《全球“国家责任指数”排行榜》中，中国名列第一，美国则是倒数第一！你看，我们自己搞一套奇特标准出来，马上就牛逼了。很可惜，这个世界上还缺一个“脸皮厚度排行榜”。
放眼这个国家，我们的教育部、卫生部、财政部、文化部、工信部、外交部、中宣部、计生办、网管办、国新办、证监会、国资委、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广电总局、铁路局、国土局、房产局、国税局、地税局、交管局、药管局、环保局、地震局、房管所、版署、作协、城管、CCTV、网瘾治疗所、中石化、电信网通、GFW、砖家叫兽、开发商……哪个他妈的有国足强？从“纵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到“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余秋雨，从“外地人进京应该实行准入制度”的张惟英到“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的孙东东，从“他胃疼关你什么事”的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到“从常理分析”的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从“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逯军到“你们算个屁”的林嘉祥，从“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的人大代表申纪兰到“让领导先走”的新疆克拉玛依教委，从“中国的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的唐家璇到“中国人权至少比美国好五倍”的沙祖康，从纸板老虎三鹿奶粉俯卧撑躲猫猫纸巾开手铐鞋带上吊到“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的**，哪个不比“我的护球像亨利”更有内涵？
相比这个社会的其它方面而言，国足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骄傲了，至少他们曾杀进过世界杯32强，就在我码字的时候还3：0痛洗了韩国二队呢。要知道，我们的国足虽然踢得臭，但是他们从不避讳这一点，在中国，骂国足不仅没有任何风险，而且还可以骂出风格、骂出水平、骂出花样；相反，我们的政府虽然比国足还要臭，但你要稍微牢骚几句，不被跨省追捕，也要被网络上无数的脑残喷死。如今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以前对国足的评价是多么得不公，终于成为了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每当看社会新闻气到吐血的时候，只有国家队的比赛，才能弭平我心灵的创伤。
作者: 半天锈    时间: 2010-8-15 15:39
忙好看的，求出处
作者: usedcondom    时间: 2010-8-15 16:48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 ... 9E%97%E5%A2%99.aspx

转的这个还只是他比较无关痛痒的一篇。可能需要翻墙。
作者: 亢蒙    时间: 2010-8-15 20:32
很好读。那个地址的确需要翻墙……
作者: 半天锈    时间: 2010-8-15 22:34
看完以后想的最多的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作者: asui1003    时间: 2010-8-16 10:02
http://www.bullock.cn/blogs/tdtw1/

他在墙内也有个博，但文章不全，凡有敏感内容的都被删去了。
作者: 黑天才    时间: 2010-8-17 16:46
谁翻过去了把文字在QQ上给我一份啊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7 16:58
除了1003推荐的那个里面的13篇
我这还有


大跃进简史
推倒柏林墙 @ 2010-3-27 6:44

大跃进可谓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惨剧，短短三年时间便造成了三千万以上国人的非正常死亡【1】，占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但由于我党为人一贯低调，从不宣扬自己的功绩，多数中国人对此事知之不详。今人在谈到毛时代“亩产万斤”、“文革”之类的荒谬事件时，总是一笑置之，觉得前人太过愚蠢。其实等你了解了“愚蠢”的细节，可能会发现今人并没有你想象得那么聪明。

在说大跃进以前，有必要先谈谈始作俑者毛泽东。老毛这个人其实从来就不安分于只做中国的国王，而是打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在他眼里最多只能算是迈向下一步成功的垫脚石。各位可以回忆一下毛时代流行的雷人口号，什么“解放全人类”、“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地球管理委员会”、“地球统一计划”，很多人以为毛泽东只是在开玩笑，实在是低估了这个狂人的野心，老毛的性欲很强盛，只不过是能力不足而已。正所谓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1950年斯毛金三人联手策划了朝鲜战争，不料遭到了美帝纸老虎的强力阻击，折腾了两三年也没能把人家赶下太平洋，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计划也因此宣告流产。毛泽东痛感中国还没有跟美帝叫板的实力，决心掀起一场社会主义建设风暴，在极短时间内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超级强国，“大跃进”正是由来于此。

在毛泽东的眼里，一个国家的强弱是由军事力量体现出来的。当时中国的军工主要靠苏联支援，这个援助当然不是白给的，要用真金白银去换，而中国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无非就是农产品了。为了把全国的农产品控制在自己手中用于出口换取工业，53年我国开始推行“粮食统购统销制”【2】，农民不管种出多少粮食，自己只能保留三四百斤左右，刚够解决温饱，剩下的要统统卖给国家，用于保障工业需要和对外出口。这成了日后大饥荒的重要伏笔——当你宣称自己亩产万斤时，吹这个牛逼是要上税的。

光有粮食统购统销制还不够，我国的部分农民觉悟低不爱国，私藏粮食瞒报产量，跟国家大打游击战，中国有三四亿农民，政府自然应付不来。为了解决收不到粮的问题，同一时期毛泽东又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说通俗点，就是把若干农民集合为一个“公社”，共享生产资料，平摊劳动成果，每天按时上田，定点回家，还不准自己搞副业，你要是自己在家里养一只鸡，那就是搞资本主义，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对毛泽东而言，合作化有两大好处。首先毛泽东信奉“集中力量办大事”，合作化代表了更加先进的生产力，是共产主义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合作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将统治者的权力延伸到了农村的每个角落，把农民、生产资料和农产品都牢牢的控制在了自己手里。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曾一语道破天机，说人民公社好，“便于领导”【3】，甚至放言要“把六亿人口的饭管起来”【4】。合作社不仅让征粮问题迎刃而解，也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跃进打下了基础。

要说这生产力有所提高吧，实际上又不是那么一回事。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道理，更不要说是打了水还得献给方丈了。失去了竞争和奖励机制，农民的劳作积极性大大下降，到最后形成了某些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的奇观【5】，农副产品产量一落千丈，例如福建省56年生猪数量减少20%，砖瓦数量减少27%，蛋类下降一半，茶叶产量仅有30年代的50%【6】。入社需要上缴所有的生产资料，农民也不傻，知道自己的财产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一些人干脆砍掉自己的果树杀掉自己的牲畜，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全国掀起了一阵生产资料破坏大潮，按刘少奇的话来讲：“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7】。”而且加入公社之后劳动时间大大提高（这也是毛泽东提高生产力的方式之一），农民怨声载道，说入社不如去劳改，劳改还有星期天。一方面每天遵从公社的安排按时下地，一方面又没有劳动积极性，结果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每天都在田里混日子。

既然农民这么讨厌合作化，那不入社行不行？毛泽东很清楚这之间的矛盾，曾有言：“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8】。”他一方面表示入社全凭自愿，一方面却又给合作化下了指标，要求在57年底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入社【9】，并且将完成程度和官员的乌纱帽直接挂钩。如此一来下面的官员别无选择，只能逼迫农民入社，各个地区奇招百出，威胁说“加入公社就是跟毛主席走，不加入公社就是跟蒋介石走”，再一指旁边正惨遭批斗的富农，稍微明白一点和谐社会真谛的人都会乖乖屈服。万一遇到刺头怎么办？好说，出动民兵把人抓回来喝茶，先进分子轮番上阵，促膝长谈三天三夜，看你丫挺不挺得住。说实话，这还算是文明的了，那个年代法院这种东西比现在更可有可无，只要手上有权，个个都是土皇帝，区区几个农民想跟政府斗，那你还不是自寻死路？到58年初，某些地区的合作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毛泽东的要求，达到了85%，到58年底全国农村基本都实现了合作化，远比毛泽东预想的要快，这让毛泽东精神抖擞，也充分体现出了专制体制相对于民主的优点：办坏事效率高。

我国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合作化”也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属于没抓到问题的重点。合作化是好是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农民有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自愿的叫合作化，非自愿的只能叫集中营。有人甚至说毛泽东的公社化运动就是农奴制，这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当时中国农民的生产资料几乎全部被控制在政府的手里，尤其是我党当年靠打土豪分田地收买人心，这才没过几年就把地全部收回去了，可谓空手套白狼的经典案例。农民在公社的强制要求下进行劳作，多余的粮食被强制收购，58年后更是连迁徙的自由都没有，而且一般的农奴制还没说是一下饿死全国百分之五的人口这么有才的。联想59年在西藏搞得轰轰烈烈的消灭农奴运动，就会发现**与西藏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变态农奴制与传统农奴制之间的冲突。

不光农民反对合作化，党内也有一小撮官员向毛泽东开了炮。1955年全国各地乱象浮现，副总理邓子恢紧急叫停，把浙江省的合作社砍掉了1.5万个，引得老毛大怒，说邓子恢的做法“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为什么老是喜欢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10】。”将邓子恢一脚踩翻。为了对付这类反动分子，这段时期老毛可没闲着，各种政治运动搞得风生水起。这其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57年的“引蛇出洞”，充分展现出了伟大领袖的政治智慧。57年上半年的时候，毛泽东屡次摆出姿态，说斯大林“杀错了很多人”，要知识分子“百花齐放”、“言者无罪”【11】。要不怎么说书生天真呢，马上迫不及待的出来针砭时弊，还以为自己碰上了当世明君，一个个感激涕零。不过这老毛狡猾狡猾的，大鸣大放的场所只限定于部分大字报和座谈会，从中选出一些比较和谐的言论登在报纸上，让众人来了个内部交流、自娱自乐。到了6月12号，情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发文《事情正在起变化》，说右派“最猖狂”，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纸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这反右斗争就像搞合作化一样是带指标的，毛泽东说知识分子中有1%到10%的右派，既然伟大领袖说了10%，下面的人绝对不敢只抓9%，不够的凑也要凑出来，最后500万知识分子中有55万遭了殃。这些人中有97%以上在二十多年后被平反，可惜很多人不是死就是精神失常。

55年的肃反运动也是如此，毛泽东指示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约百分之五”左右【12】，你少抓一个都不行。毛泽东不光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也受到过他的特别关照。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在工业上的投入过大，忽略了民生和基础建设，在56年时写了一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个标题是很给老毛面子的，但老毛只在后面批了三个字：不看了。“骂我的我为什么看【13】？”直到58年全国实现公社化，毛泽东欣喜之余仍对周怀恨在心，心说要不是这孙子捣乱，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早就跨上新台阶了，于是旧事重提，向周发难：“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14】。”57年刚反完右，这个“右派”的帽子谁也戴不起，周不得不一次次的作自我检讨，而且将这次教训铭记在心，日后成了打酱油专业户。这一波接一波的运动为中国带来了足够的政治恐慌，从此领导人不敢忤逆毛泽东，知识分子不敢指出问题，老百姓不敢表达不满，只能任人摆布，否则随便一句牢骚都有可能被当成罪证，毕竟老毛的指标不是那么好凑的，老百姓不小心翼翼，官员们就会小题大作。这既为强制推行合作化创造了条件，更为日后的大跃进铺平了道路。

这么一来前期准备都已做好，只等毛泽东一声令下，千万螺丝钉组成的社会主义战车就可以发动起来了。1957年底，毛泽东前去苏联出席莫斯科会议，到场的有几十个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代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取代赫鲁晓夫。毛泽东要想管理地球，除了得消灭美帝以外，也不能让苏联人永远骑在自己头上。斯大林挂点之后，这新上任的赫鲁晓夫又是跟美帝修好，又是裁军，又是削核武器，又是搞修正主义，又是破除个人崇拜，以老毛的观点来看，此人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叛徒，不得人心的软蛋，早就有意取而代之，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龙头老大。为了争取各国的支持，毛泽东在会上显露出了赫鲁晓夫所没有的霸气，大谈核战争：“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全场哗然。毛泽东在会上一边拐弯抹角的削弱赫鲁晓夫的威信，一边在众小国们面前装出副老大哥的样子，极尽傲慢之能事，无怪乎赫鲁晓夫日后评价说：“毛认为他是上帝的特使。他很可能认为上帝是他的特使。”【15】

毛泽东本以为自己振臂一呼，可以成为新的武林盟主，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诸小国既不想要苏联老大哥，也不想要中国老大哥，更不想要核大战，“解放全人类”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而且很容易被人当成神经病。毛泽东只觉得是自己的影响力还不够，倍感挫折，前思后想，问题还是出在中国国力太弱上。57年初时老毛曾说：“（苏联）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16】！”60年时亦有言：“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17】。”57年末时赫鲁晓夫说要在15年内让苏联的水泥、钢铁和粮食产量赶上美国，毛泽东一听，小伙子有创意，立刻跟进，宣布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英国，仅仅一周后，《日人民报》便正式推出了“大跃进”这个口号【18】。不过，赫鲁晓夫的意思是在15年后要让苏联赶上57年的美国，毛泽东的意思却是要赶上72年的英国，两者的牛逼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如此深爱军工，大跃进的主要任务当然是炼钢。57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只有535万吨，大约是苏联的十分之一，毛泽东要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自然是高标准严要求，在57年底提出要在五年内让中国的钢铁产量翻到1000万吨【19】。这个年增长率14%的指标已经很不切实际了，要知道我们现在的GDP才保八争十，但毛泽东还不满足，58年初他又放话：明年1000万吨，后年1700万吨，“世界就会震动”【20】。到了58年6月，毛再次提高指标：今年年底，钢铁产量就要达到1070万吨，比上年翻一倍！很不幸，毛泽东这个人中专学历，常年以自己数学挂科为傲，他的苏联在华经济顾问阿尔希波夫曾说，毛对经济“一窍不通”【21】（由此也可理解他为何如此痛恨知识分子），他对炼钢的认知，确实只有“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这么简单。55年时邓子恢说合作社数量只能翻半番，毛泽东一口咬定要翻一番，最后的结果是翻了一番还不止。既然合作社可以做到，钢铁又有何不可？“思想上有钢就有钢”。

毛泽东一个中专生不懂炼钢就算了，他手下的冶金部长王鹤寿做得更绝，提出59年就要3000万吨、60年就要8000万吨的宏伟计划【22】，毛泽东听“专家”都那么说，自然欣喜若狂。刘少奇当时有句话道破了我国官员一贯的虚弱本质：“王鹤寿当冶金部长，他也不是专家，但搞两年就会了，要是一个炼钢专家当冶金部长就不行。经济学家马寅初当财政部长，一定当不了，他当大家都没饭吃【23】。”经过历次运动，毛泽东身边的人早就不敢替他泼冷水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搞两年就会”的马屁精，毛泽东在这些人的撺掇下，胃口越来越大。56年的时候毛泽东曾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24】！”才过不到两年，毛泽东便改口道：“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25】。”

这边毛泽东定了指标，你谁敢不完成？58年中国正式进入疯狂的全民炼钢时代，1/6以上的人口参加了这场闹剧，就连外交部的院子里都搭起了炼钢炉。但这炼钢还要考虑很多问题，不是光靠人海战术就能搞定的。首先是原料，铁矿从哪里来？鉴于当时农民普遍已经入社，“便于领导”，干部们一声令下，浩浩荡荡的队伍就上山找矿去了。业余矿工到底效率有限，不能满足需要，干部们灵机一动，又想出一个天才的主意：钢铁回收。把什么公园的铁栏杆铁链子，居民家里的缝纫机水管锅碗瓢盆之类的，凡是能看得见的铁制品，统统扔到炉子里重炼一遍。你说什么，这是胡闹？只要能保住乌纱帽，谁他妈管这么多！煤炭产量跟不上，燃料不足怎么办？还是老规矩，先发动人上山砍树，大肆破坏生态环境。树砍得七七八八了还是跟不上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的步伐，于是又把目光落到了居民家里，一切木制品甚至房子，都可以用来作为炼钢的燃料，一把荒唐火，把农民的财产烧了个精光。你说什么，农民有不满？“交一把镂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根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

炼钢还需要炼钢炉，造山寨炼钢炉需要大量砖头，除了拆居民房，干部们又想出一个主意：拆古城墙。问题是，这种土砖窑搭配劣质燃料，根本就满足不了炼钢的条件，一个个缝纫机扔进去，出来的全是铁疙瘩，导致了巨大的浪费。就这么拼了命的造假，还是满足不了毛泽东的要求，这样只剩下最后一招——放卫星了。这“放卫星”如今是吹牛逼的意思，在毛时代却是个褒义词。那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毛泽东立刻就对这个能体现国力的东西着了迷，放话说我们也要抛卫星，要抛就抛个大的，抛个一两万公斤的【26】。后来可能觉得这样太不低调了，于是改口说可以先从一两千斤的开始——苏联的卫星重83.6公斤。当年这牛逼吹的，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新华社58年10月29日报导说，河南600万人齐上阵，日产133万吨铁，10.3万吨钢。按照这个速度，河南人民努力小半年便可完成全国的炼钢任务了。广西一个小县日产钢铁20万吨，另一个县出动7万多人，19小时采煤60万吨，接近57年全国的日产煤量。58年还没结束，1070万吨的指标便顺利完成，毛泽东一时兴起，索性又改成了1200万吨。

钢铁产量都大跃进了，那农业产量也得跟上啊，不然毛泽东拿什么东西出口换设备？三千万国人用他们的生命，吹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成本最高的牛皮：亩产万斤。这亩产万斤还不是随口胡诌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当时全国各地发明了各种奇特的种植方法，例如“密植”法，过去一亩地里撒一两斤种子，大跃进时却要撒一两百斤，结果一斤粮食也收不到，种子统统烂在了地里。还有的地方在肥料上作文章，说粪便经高温熬煮更能发挥效力，于是架起一排排的锅来煮大粪。看过金坷垃广告的人都知道，“三米以上两米以下，藏着让庄稼一百年都用不完的氮磷钾”，当年我国也讲“土地深翻”，以便让根系长到地下数米“吸收养分”，安徽提出一般田挖三尺，高产田挖六尺，卫星田要深翻一丈，男女老幼什么活都不干，就光在那里挖地，挖出来的土拌上肥料再埋回去，“产量至少翻一番”。万一上级领导来检查怎么办？那就把几亩地的粮食移到一亩地里，摆个造型蒙混过关。这么粗糙的手法不可能没有人看破，但是谁又敢说出真相呢？

“放卫星”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或许都只是一出不可能发生的闹剧，但放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却有它的必然性。大跃进那个年代不仅“插红旗”，还要“拔白旗”，批评、撤换那些产量不达标地区的官员，光是丢掉乌纱帽都算走运的，要是一不小心给你整个反革命出来，那你以后的地位就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了，而且老婆孩子都要跟着遭殃，所以头可断血可流，党票万万不能丢。毛泽东定个100的指标，你最低限度也得吹个105吧，问题是万一某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官员吹到了150，老毛立刻又会抬高指标，你之前就属于吹牛不合格，必须重吹一次，这谎言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是吹牛要上税的场合，人们反而吹得越起劲。俗话说树多生杂木人多出怪物，要求所有官员都不吹牛就跟要求他们不贪污或者是要求老百姓入了社还拼着老命种地一样不现实，问题并不出在这些人的身上，而是毛泽东统治之下的中国，其他人不仅没有说真话的权利，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57年时《日人民报》的总编邓拓仅仅是没有及时发出老毛的最新指示，就被逼得辞职，河南省书记潘复生曾要求毛泽东降低河南的粮食征购量，结果被下放到了西华农场，换上来的吴芝圃则是一号科幻大王。在这种环境里，越是忠臣越被发配，越是渣滓越能上位，敢于为民请命的人早就劳改去了，毛泽东身边剩下的不是软蛋就是阴人，他自己又是个自作聪明的傻逼，简直是无敌了。

亩产万斤看似荒诞，其实真把现代人放到那个环境里，还真由不得你不信形势一片大好：《日人民报》登满各种喜讯，个个有图有真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丰收曲》里，河南某公社当场从一亩地里称出萝卜28万斤，更有毛刘周邓四人在农村指导工作的画面；当时的人民英雄钱学森则写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说只要能充分转换光能，亩产就不止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再增长“二三十倍”。从媒体到领导到专家全都这么说了，整个社会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各地照搬那些卫星大户的种植经验，即使亩产没有提高，也只会认为是自己没有学到其中的精髓，就像看不到皇帝的新衣，他们只会以为是自己太笨，还羞于说出口一样。在一个信息被严格封锁的一言堂社会，只要官方开动宣传机器，任何假的东西都可以说成是真的。

前文说过，在粮食统销统购制度之下，收成越高，向国家上缴的粮食也就越多。5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大约为4000亿斤，由于公社化对生产力的破坏以及大炼钢铁对农业的影响（当时青壮年都上山砍树挖矿，秋收时庄稼一片片的烂在地里，妇女留守公社，因此被人讥为“人民母社”），59年产量已经急剧下降到了3400亿斤，60年下降到2870亿斤【27】。但征购指标却是水涨船高，57到58年为920亿斤，58到59年为1125亿斤，59到60年为1214亿斤【28】，在这种情况下，饿死人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而且越是穷折腾瞎扯淡的省，死亡的比例就越高。

农民当然不可能乖乖交出性命攸关的粮食，征购工作遭到了巨大阻力。饥荒的报告一份份丢到了毛泽东面前，而毛泽东这时正沉浸在盛世崛起的幻觉指中，当然不愿意相信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他认为所谓的“饥荒”是农民缺乏觉悟的表现，实际上是不愿意把粮食交给国家所找的借口，下令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29】，将粮食征购和反右挂钩。各地干部面对上级催粮如催命，只能组织“逼粮队”去农村上演血腥全武行。以河南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为例，实际产量1191万斤，上报产量4610万斤，征购指标1200万斤，比该公社的总产量还高。要完成这样的任务，社员不仅一粒粮食都不能剩下，还得倒吐几口出来，最后36691名社员死了三分之一。除了饿死以外，其中还有一千多号人是因逼粮被活活打死或者自杀身亡【30】。

其实毛泽东早在55年就收到过湖南因农业合作化而导致饿死人的报告，因此有许多人认为老毛对下面的情况其实知根知底，只是为了他的霸业而故意牺牲了中国农民。真要是这样的话老毛这个人未免也蠢得过头了一点，他这一番闹腾是把中国的农民给弄死了，问题是炼出来的钢也不能用啊。其实老毛的行为非常容易理解，而且在当今社会极为普遍。你想想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沐浴在CCAV和环球时报的春风之下，就算此时有人揭露出一点社会现实，爱国青年们无非也就是什么汉奸网特轮子美分之类的一砖头招呼上去。独裁者在封住别人嘴巴的同时，其实也顺带堵上了自己的耳朵，老毛虽然能听到一丁点反面的声音，一个整天听惯了吹捧的人却只会把这想成是背后瞒产私分之类的阴谋。被统治者也不能说是一点责任也没有，搞合作化时他们看危害不大于是迎合了老毛，搞大炼钢时他们觉得还可以忍受于是再次迎合了老毛，他们就像温水里被慢慢熬煮的青蛙一样逆来顺受，只要还有一点退路就绝不反抗，把统治者娇惯得不可一世，等真到死人的时候再想反抗却发现已经太迟了。

在饥荒蔓延到城市之前，不少农民选择了逃荒要饭。但那个年代农民就是想进城都不容易，毛泽东知道他们小农阶级意识浓厚，不肯为伟大祖国奉献力量，影响了自己的宏图霸业，因此一直反对农民进城务工，到5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的将中国人分成了农村人和城市人这两个等级，形成了制度性的歧视。大跃进后农民大量流入城市讨饭，我党又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将逃荒农民称之为“盲目流动人员”，简称“盲流”，社会上掀起一片批判之声，说这些人是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白天要饭晚上下馆，城市人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农民口中的“饥荒”也就成了用来骗饭的谎言了。农村出了那么大的事，城里人愣是毫不知情，可见言论封锁足以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通知下来之后，各地派民兵守住各大道口，把农民封在家里等死，导致了各种吃人肉甚至“易子相食”之类悲剧的发生。无论是饿死也好，被打死也好，被逼自杀也好，被吃掉也好，任何一个大跃进的牺牲者，无疑是死于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

基层干部对下面的真实情况当然是了解的，但专制国家的一大特点是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负责，所以面对农民和政府之间相矛盾的利益诉求，这些人会站在哪边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中国是讲人性没人命，你做个良心人士不仅对大局毫无影响，说不定还把自己搞成了劳改犯，在这场大饥荒中的存活率连农民都不如。套一句爱国青年常说的话：这社会就是这样，既然不能改变，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去适应吗！反正横是死竖也是死，当然是死农民不死自己。讽刺的是，许多国人的目光只能看到这些基层的执行者，而看不见背后那些决策者，最后基层干部落得两头不是人，不仅被老百姓看成十恶不赦的魔头，还被上层当成了替罪羊，搬到前台供民众泄愤。真正的罪魁祸首不但没人追究，反倒成了大英雄、大救星，至今还以水晶宫主的身份被后人膜拜着。

农村这边饿得连埋尸体的力气都没有，毛泽东那边还是捷报频传：征购形势大好，收粮任务提前完成，明年可以争取超额征购，出口计划提前完成，共产主义国家纷纷发来贺电，开口就是管中国要粮食……我靠，这粮食是泛滥成灾啊，老毛都不知该如何处理了，“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31】，“一天吃五顿也行吗”【32】，诸如此类昏话层出不穷，甚至还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自绝后路。但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跟毛泽东一样昏庸，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份万言书，列举大跃进工作中的种种失误。这份材料所反映的内容相比中华大地上实际发生的惨剧而言，只能算是冰山一角，但毛泽东还是对彭德怀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批判，罪名从反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直到反党反人民、里通外国、组建军事小集团、生活太简朴肯定是装逼等等，甚至翻出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说彭德怀抗日太积极，消耗了我党用来内战的有生力量，“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33】。”在饥荒蔓延的同时，庐山上却在酝酿新一波的反右倾运动，除了彭德怀本人以外，少数敢站出来替他说话的人也纷纷遭到清洗。剩下的聪明人见势不妙，立刻掉头转向，例如柯庆施、薄一波最初带的都是批判大跃进的材料（这种所谓的“批判”，是在承认大跃进已经取得光辉战果的前提下，不痛不痒的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完全是走过场，其内容不会比如今的两会更不和谐），一见彭德怀被放倒，连夜组织人写赞美大跃进的材料带上庐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做得更绝，他在庐山的情况传出去之前就把彭德怀的意见书下放给了四川各级官员，要求众人写读后感，之后以此为依据抓人，将老毛的绝招“引蛇出洞”活学活用到了极致【34】。

毛泽东本以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清理掉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便可以继续“高速跃进”，但人们就是再害怕政治运动，也不能因此就活活饿死。庐山会议结束不过两个月，各省终于到了牛逼再也吹不下去的地步，第二轮大炼钢已经是无心更无力，城里人终于也体验到了饥饿的滋味（由于我党采取保城市不保农村的策略，所以城里的情况远不如农村严重），在饥荒持续了一年多之后，我们伟大的领袖，终于不得不承认问题的严重性了。面对再也掩盖不住的事实，毛泽东开始感到空前的压力，整过无数人的他唯恐失去自己的权力，不敢承认自己在大跃进中的错误，只能想法设法的推卸责任，接连推出了“三年自然大灾害”和“苏修逼债”两个谎言，不了解农村情况的城市居民自是信以为真。实际上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还提出要提供援助并让中国延期还款，问题是此时毛泽东已和赫鲁晓夫交恶，而且这帮苏联佬还悍然攻击我党的总路线，妄图干涉我国内政，老毛自然不会吃这嗟来之食，反而打肿脸充胖子，提前还清了外债，“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35】。”这确实是个神奇的国度，什么人间奇迹都创造得出来。老毛还要求干部们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表示不吃自己最爱的红烧肉，让纯朴的中国人民感动得涕泪横流。老毛确实是没吃红烧肉，但却迷上了西餐，61年时老毛的菜谱包括意式奶猪、咖喱牛肉、奶油鸡、鸡蓉鲍鱼汤、黄油鸡排、生菜大虾等几十道西菜【36】，对当时的绝大多数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

倒是之前跟着毛泽东一起发高烧说胡话的刘少奇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到1962年终于忍无可忍，在七千人大会上脱稿讲话，说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番讲话引动了毛的杀机，但也引起了与会干部的强烈共鸣，尽管林彪和周恩来仍站在毛这一边，但此时已是大势已去，民意终于到了再也无法靠阶级斗争压制的地步，老毛只能被迫接受刘少奇的纠偏方案。刘少奇也绝对不想跟毛泽东翻脸，两人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讨价还价，主题是“如何在不损害伟大领袖威信的情况下停止大跃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仍不断有人在饥饿中死去。为了不削老毛的面子，刘少奇对大跃进做了冷处理，“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37】”，大跃进依然不容置疑光辉正确，不承认错误，但也不继续犯错，假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反正谁也不准批判老毛，更不能追究他的责任。至于彭德怀这帮人，绝不平反——老毛最害怕的就是“反攻倒算”。

饥荒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一是包产到户，让农民搞自留地，二是放弃高指标。双管齐下，问题立刻迎刃而解，难怪有人开玩笑说：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体现在可以克服别的主义下根本不存在的困难。老毛对包产到户是极为不满的，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为了安抚他的情绪，人民公社依然保留，但农民有了自留地，对合作生产毫无兴趣，集体田里杂草丛生，无人问津，其实只是留了个空壳而已。实际上在刘少奇纠偏之前，各地就已经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安徽省书记曾希圣之前也是执行大跃进的狂热者，导致安徽成为重灾区，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对，立刻转向了包产到户，为了避免激怒老毛，换了个名目叫“责任田”。曾希圣的责任田遭到自己的上司柯庆施的反对，曾希圣将其硬顶了回去。之后毛泽东亲自出面批判，曾希圣依然阳奉阴违、我行我素，这无疑让老毛无法接受，在七千人大会上痛批曾“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撤了曾希圣的职。而刘少奇只想把大跃进停下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其它方面对老毛尽力迎合，因此冲上去给曾希圣补了一脚，大谈安徽饿死几百万人的惨剧，把罪过全部算在曾的头上。吴芝圃掌管的河南和李井泉掌管的四川境内虽然也是饿殍遍地，但他们俩的下场就没有曾希圣那么凄惨，直到文革时才栽在红卫兵的手上。

从表面看，大跃进已经悄悄结束，社会重新走上了正轨，实际上背地里却潜藏着一股暗流。老毛被踢出经济决策队伍以后，刘少奇、**等人成了新的领头羊，老毛的发展计划被全盘否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党内的官员对大跃进是知根知底，已经不值得老毛依靠，党外却还有着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对上层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在官方的宣传下仍然坚信是毛泽东带领他们走出了三年自然大灾害的困境。毛泽东开始转移工作中心，狠抓阶级斗争、政治教育和个人崇拜，而刘少奇仍不知大祸临头，放任老毛做他想做的事情。殊不料到了66年，老毛利用群众，将在大跃进中力挽狂澜的刘少奇等人一一踩在脚下，掀起了一场新的文革闹剧，此乃后话。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有言，近代的几次大饥荒并不完全是源于食物短缺，而是权利分配不均造成的，“主要的饥荒都不是发生在民主国家，即便是在那些非常贫困的民主国家。”我国抗战八年死了不到两千万人，大跃进三年便死了至少三千万，可见专制暴政之害，有时更甚于外敌的入侵。如今五十年过去，网络上有反日的反韩的反美的反民主的，但极少见到有人会去反思大跃进的，我党也不乐于让人们讨论他们过去的丰功伟绩，就像毛一样听不得任何批评。酿成悲剧的土壤并没有消失，死难的同胞却没有纪念日，几乎被人彻底的遗忘。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人口死亡率飙升至25.43%，远高于57年的10.80%和1963年的10.04%（此数据被毛派篡改并于网上大量张贴，试图在搜索引擎上覆盖国家统计局的原版数据），可见确实存在大量非正常死亡现象，但对于具体的死难人数则有多种说法，上至五千五百万下至毛派坚称的一个都没有。多数研究者认为死难人数在两千万至四千万之间，如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蕴晖（《国史札记》）的三千万、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墓碑》）的三千六百万等，具体技术细节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中共至今对遇难人数都没有一个官方说法，光从此点已经足见其内心的恐惧。



【2】详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3】1958年8月9日于山东视察，《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人民公社好》，人民网



【4】1957年1月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毛泽东思想万岁》



【5】《农村未来》1988年第二期



【6】《党史研究》1983年第四期



【7】刘少奇1955年12月29日讲话“努力设计和生产新的轻工业品”，刘少奇纪念馆，人民网



【8】1955年和李先念、邓子恢的谈话，《党史研究》1984年第四期



【9】1955年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毛泽东思想万岁》、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等



【10】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11】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12】《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13】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14】同【13】



【15】关于莫斯科会议，详参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打掉赫鲁晓夫的权威》一节



【16】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17】1960年7月毛泽东同薄一波等人的谈话，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18】《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日人民报》1957年11月13日



【19】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20】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21】《向农民开战》，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22】《大炼钢延祸全国》，丁抒《人祸》



【23】同【22】



【24】1956年8月30日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25】1958年6月22日《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26】同【20】



【27】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引自杨继绳《墓碑》



【28】同【27】



【29】1958年2月22日《中央转批一个重要文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30】《祸起中原》，杨继绳《墓碑》



【31】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32】《毛主席到了徐水》，《日人民报》1958年8月11日



【3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34】庐山会议其实是部非常喜感的宫廷剧，限于篇幅不作介绍，详参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35】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



【36】《60年代初的西餐菜谱》，《毛泽东遗物事典》饮食起居篇



【37】王光美《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7 16:59
人人都是郑民生
推倒柏林墙 @ 2010-5-14 1731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359026.aspx

上个月我国一连发生五起屠童案，这个月又发生一起，害得我这样的爱国人士连抨击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底气都没有了。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奇，你想这个国家一游行就是颠覆政权，一上访就被当成精神病，连自焚了都要被当成暴力抗法，人民群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还能怎么着，只能去幼儿园砍人了呗。

对这些屠童案，广大群众纷纷表示希望凶手向杨佳学习，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拐是政府，不要拿小朋友开刀。还有人搬出鲁迅的话来：“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其实鲁迅笔下的这帮“孱头”不是最近才刚出现的，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感觉自己一直生活在一群潜在的儿童杀手之中。

前几年我国出了个华硕“陷害门”事件，黄静同学在送修一台华硕笔记本后发现CPU被调包，于是私下向华硕索要500万美金，否则就向媒体曝光，谁料反被海淀区公安以涉嫌敲诈为由逮捕，羁押十个月之久。事发后网友群情激奋，声称要抵制华硕，要我说那个CPU其实99.99%是黄静一伙自己调包的。先不管这个，姑且假设这件事的错全在华硕身上，问题来了，怎么光见一群人高喊抵制华硕，没见几个人敢抵制海淀区公安局呢？堕落的私企和堕落的公权力之间究竟谁更可怕，白痴都应该能想得明白吗。

我想这帮抓小放大主次不分的人不是想不清这个问题，而是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后，非常了解这个社会的潜规则。你在网上喊抵制华硕，下面的人都会跟帖附和，摩天大楼平地而起；相反你一说抵制公安，马上论坛管理员就要来抵制你了，就算你侥幸把帖子发出来了，很快也不知沉到哪一页去，平时看上去特有正义感的那帮人也不知是真潜水了还是假装没看到你的帖子，只剩下几个“莫谈国事”、“静等楼主被跨省”之类的回帖，那你纯粹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吗。你要是真把事情给闹大了，那公安羁押的就不是黄静而是你了，而且你放心，到时没几个人会站出来声援你的。我国这个社会环境不允许你抵制公安或者任何一个其它政府单位，所以大家只能拿一家企业出气。我靠，这不就是屠童案凶手们的逻辑吗？

再说另一个人民公敌——汶川地震时的范跑跑。我姑且认为范跑跑是个胆小的人、猥琐的人、自私的人吧，问题是他的逃跑行为，从来没有导致任何一个学生的死亡。相反有些人坐在带国徽的建筑里，地震时根本就无需逃跑，他们的腐败所造就的豆腐渣工程却直接导致成千上万的学生丧命。而这些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甚至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责难，他们更反过来把调查豆腐渣问题的人送进了大牢。之前谩骂范跑跑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个时候倒是集体噤声了，或许他们不需要听说过谭作人，也知道如何在中国苟且偷生的基本行为守则吧。

前段时间还有个捞尸事件，说是几个大学生跳水救人，反倒送命，附近渔民要价数万元才肯捞尸，一时间“丧尽天良”、“毫无人性”、“财迷心窍”之类的砖头全都招呼到了渔民的头上。咱先不说渔民的行为如何，打捞尸体本来是政府部门的工作，这帮人拿了纳税人的钱却不管事，去现场打了圈酱油就回来了，如此一来民间出现捞尸业又何足为奇？何况跟我们政府赚死人钱的能力比，这些捞尸队根本就摆不上台面吗，现在火化一具尸体千把元钱，墓地价格以万为单位计算，比房价还高几倍，正儿八经是死不起。人家捞尸队一年才遇到几个溺水的，咱们殡葬业天天有生意；人家捞尸业是自由竞争，殡葬业完全被民政部门垄断，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有这样的政府，还愁没有“丧尽天良”的渔民？

咱们人民群众的砖头敢向政府头上招呼吗？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只不过寥寥无几。以前我看到中国人民义愤填膺的群起围攻别人的时候，总觉得浑身不自在，后来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我国人民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连正义感都他妈能见风使舵呢。他们总是忽略那些真正造成问题的祸首，而把矛头转向那些无关紧要的人，越是生活在高压社会之中的人，才越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消除自己的恐惧感。事儿还没落到这帮人头上，他们就已经是这幅德行了，万一哪天真被逼到绝境，还不个个都变成郑民生了？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7 17:00
是谁在分裂中国——推倒柏林墙

从表面上看，今天的新疆早已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汉族人口的比例接近40%，实际情况却是汉族社会和维族社会各成一体，壁垒分明，多数人老死不相往来。维族人不说汉语，汉族人更不会说维语，除了都用人民币以外，双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共通点了。而且汉族社会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一方面是汉族人口的比例在稳步增长，一方面维族人却饱受失业问题困扰，不学汉语就找不到像样的工作。问题是，这种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很多人觉得汉人在文化水平方面更占优势，这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结果。其实所谓文化优势可能连次要因素都算不上，新疆的实权自始至终都掌握在汉人的手里，汉人真正的优势也正在于此。在中国这样一个权能通天的国家，社会资源必然会集中在权力的周围，经济活动必然围绕政治中心展开。由于双方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汉族官僚会自然而然的引进汉族企业，汉族企业再自然而然的引进汉族员工，由权力开道，强行扎根，一切劣势都将不复存在。假如批土地的权力全部控制在汉族官僚的手里，维族人还能插得进本地的房地产市场吗？阿克苏的出租车行业由王乐泉的女婿垄断，难道是因为他有什么过人的能力吗？新疆的电线杆都要从王乐泉的老家山东进口，难道是因为新疆造不出电线杆吗？显然不是，这只是因为汉族人相比维族人，在已经普遍腐败的经济活动中拥有寻租的天然优势而已。

今天汉人在新疆大量扎根的现象，说穿了其实是一种殖民，汉人移民无论有意无意，实际上都在充当殖民统治的帮凶。这种说法虽然难听，但是在维族人的眼里，汉族人也绝非是什么亲密同胞，而跟殖民者别无二致。再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组建的组织担负着“屯垦戍边”的任务，虽然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地位，实际上却位列正省级，和自治区政府平起平坐，可以说是漠视法律、大搞“运动政治”的毛时代所特有的产物。在政府的组织和庇护下，那些没有任何“文化水平优势”可言的汉人移民成批成批的来到新疆，渐渐发展成了一个拥有近八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上千个企业以及自己的政府、警察、法院的独立王国，和周围的维族群体几乎没有也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交流，谁要是觉得这叫“民族融合”，那大脑里真的可以养金鱼了。兵团可以说是“权力殖民”的极端产物，它的出现并非是汉人自然流动的结果，而是权力干扰下的行政迁移，会造成当前的怪状也就不足为奇了。

殖民统治的要诀在于使用暴力，而中国的政治权力体系同样源自于暴力，也正是这种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才有足够的能力对正常的经济活动进行干扰，破坏竞争的公平性。今天维族人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没有任何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所采用的移民策略可以说是极为愚蠢的，往新疆输送再多的汉人，也不过是扩大汉族社会的规模，进一步侵占维族人的生活空间而已。而我党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搞出了一个更弱智的配套政策，即把维族人员强行往内地流动。现在就业形势这么紧张，维族人在自己的老家都找不到工作，还想在内地跟汉族人抢饭碗，这不是胡扯淡吗？除此以外还整出高考加分等一系列 “优惠政策”，甚至纵容少数民族的犯罪行为，引发广泛的社会治安问题，把战火延烧到内地来，放眼整个世界，恐怕都找不出如此中国特色的民族奇观了，我国政府长期沉迷于自以为得计的跷跷板游戏，殊不知只有平等才能换来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和谐，结果是既得罪了维族人又得罪了汉人。发展经济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从数据上来看，新疆的经济确实在发展，实际上在权力结构的倾斜之下，维族人几乎享受不到发展的成果，你越是搞得高楼遍地、良田万顷，维族人的内心反而就越不平衡、越恨你。今天我国所采用的一系列民族政策，统统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用一个错误去掩盖上一个错误，导致错上加错、越走越远。

许多人认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真正的“宪法框架下的少数民族自治”，但是大家心里也明白，这在中国这样宪法顶个球的极权主义国家是根本行不通的。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不可能允许这个国家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愿意放弃在新疆的权力和利益，民族问题也并不会像一些人想象得那样迎刃而解。新疆还有40%的汉族居民，这些人又该何去何从？难道维族官僚就可以把土地高价批给维族的房地产商，难道维族官员的亲戚就可以垄断当地的市场，难道维族政府就可以不允许汉人吃猪肉、强制汉人学维语，甚至于把他们赶出新疆吗？这就好像在说奥巴马当了美国总统，美国就应该变成黑人的天下一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个民族掌握了权力，而在于中国的权力机构几乎完全不受民众的制约，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再深入思考，就会发现维族人当前的苦难其实并不具备代表性，而且搞错了攻击的对象。很多维族人指责汉人抢走了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却没有给当地的经济带来发展，其实像中石化之类的垄断企业除了来回玩弄国际接轨和特殊国情的把戏，变着法子的从人们的口袋里A钱，也从来没有给过汉族老百姓一毛钱的好处，在有车族的眼里早已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这跟汉民族有屁的关系？再比如说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里一段对维族村妇的采访：

“各种税费一共要交多少，她不知道，但是收费挺多，却从来不说到底是要做什么。村干部说收钱，村民就得交，不交就罚款，还会牵走家里的羊。村干部说是要种新品种的西瓜，从银行贷了款，让每户村民交二百八十元还贷款，他们却一个西瓜也没见到……现在要收的医疗费也是这样，只说县里让交，问做什么用，不给回答……上级规定的家畜税，牛、驴等大牲畜是一元五角，羊是八角，而这里实际收的却是大牲畜十元，羊五元……乡政府指定哪片地种什么，那片地所有人家都得种指定的农作物，没有选择余地……乡里设了关卡，不让往外运，收购价格比市场的低，乡政府就是要挣这个差价……手头刚有一点钱，各种收费就给拿走了…… 走时她送我出门，我给她手里塞了一百元。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一下哭出来。”这完全就是一出内地农村纪实，单独提出来的话谁也看不出来这是在写新疆的“民族矛盾”。即使是前文所述那个牛逼烘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真正“有身份的人”也不过是那么一小撮，多数给兵团打工的汉族农民仅仅是被设卡低价强制征收的对象而已。事实上，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同样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同样饱受权力的摧残，在这一点上和维族人并没有分别。要我总结的话，维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仅仅只是七五事件的表象，被这层外衣所掩盖的，其实是中国民众与专制权力之间的政治冲突。

有意思的是，民族的差异往往能轻易的转移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汉族人绝对不会说“我们的石油被汉人抢走了”这种话，他们面对村官恶霸时，只会说“我们被人欺负了”，而维族农民遭遇相同的情况时，则会说“我们被汉人给欺负了”。反过来说，一个汉族人在遭遇汉族小偷时，只会说“今天真倒霉，手机被偷了”，遇到维族小偷时则会开始强调对方的民族性：“操他妈逼的，今天被个维子给偷了”，对小偷的声讨很容易就会上升到对整个维族的攻击（事实上单论人数的话，明显是汉族小偷比维族小偷多得多），导致维族人在内地给人留下普遍的“割皮包，卖切糕”的糟糕印象。这种状况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对普通百姓来说，政治理论往往过于高深，民族矛盾则浅显易懂，维族人或许看不到有许多汉族人的处境跟他们相同，但他们一定能看到那些气派的广场和雄伟的办公大楼。相比杀一个政府官员而言，杀一个汉族老百姓要轻松得多；相比整个中国的制度进步而言，从中国分裂出去另起炉灶恐怕才是许多维族人眼里最直接有效的解决之道——当然，只是看起来有效，实际上只是在为自己树立更多的敌人而已。在这一点上，维族在七五事件中的行为其实非常失策，而汉族的回应也并不高明，这样的情况还恰恰是**乐意看到的。要我党承认中国当前民族分裂的现状源自于政治制度的滞后，无疑是要他们刷自己的脸，这种事我国政府是从来不干的。相反，一旦把问题抬高到“民族”、“宗教”、“分裂”的高度，利用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来宗教落后愚昧”、“国家统一没有商量余地”的心理，不仅可以摆出一副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使者的姿态，更可以使人们暂时忽视当前的社会矛盾，轻易的把整个汉民族都统战到自己这一边来。这一做法在西藏问题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当初**先是撕毁十七条协定，再因强制推行大跃进导致西藏人批量饿死，接着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摧毁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等到这些闹剧结束，双方早就积怨已深，此时我党不仅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反而矛头一转，把问题推到了国家统一的高度上，为了掩盖和压制（而不是消除）藏人的不满，不得不对藏人采取更铁血的统治，对汉人宣扬更多的谎言，最终一错再错，导致藏人的愤怒越来越强烈，自己也越来越没有台阶可下。

我的某位同学一见西藏人民起义，立刻引亢高呼“维护统一，打倒封建农奴”，一见贵州人烧政府大楼，声势又是一转：“贵州人民好样的！”我问他贵州人民是好样的，那西藏人民是啥？丫顿时不说话了。实际上，西藏的问题跟统一还是分裂早已无关，它的本质可以归结于简单的四个字：官逼民反。**一再强调自己所寻求的并非西藏的独立，而是民主和自治，这恰恰更无法被**所容忍。中国是个类农奴制国家，如果**只是个封建农奴的总头目和欺世盗名的老神棍，我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相反，他宣称要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万一真被他给搞成了，叫**和剩下的中国民众情何以堪？**对内的宣传，只能把**扭曲为一个分裂分子，如果让所有人都去了解那枚诺贝尔和平奖章的含金量和西藏的现状，中国的民意将会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前的处境，其实正是**的缩影。这个不军不企的组织到今天早就已经堕落成了一个无法适应时代需求的怪胎，理应被大刀阔斧的清除掉，然而这里面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他们要想维护自己的地位，唯有努力的夸大新疆的民族问题，才能突出兵团存在的必要性，淡化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新疆的形势越紧张，对他们来说反而就越有利。

问题在于，当你试图把政治矛盾转移为民族矛盾时，很可能会绝望的发现，政治矛盾根本就没有消失，民族矛盾则真的凭空出现了。而政治矛盾是一种理性的不满，民族矛盾则是感性领域的仇恨，解决后者往往比解决前者要困难百倍，以**的无能，根本就不足以驾驭今天这样的局面。前几天我刚看到一则喜讯，说是新疆断网半年后终于开始恢复，可以有限访问人民网和新华网了，我不禁掩卷而长太息，哀共党之傻逼。别说是维族人内心早已是暗潮汹涌，正常人被断网半年，你觉得他心里还能没有想法吗？而我国现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手法，无非是先极力隐瞒，直到事情严重得再也瞒不下去了，便开始祭出谎言加暴力的武器，甚至于不惜切断互联网，这不会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专制政权更有技术含量。新疆没有**，照此节奏发展，双方最终只会陷入毫无意义与永无止境的长期血战。民族仇恨可以被轻而易举的煽动起来，想要平息却是登天之难，如果汉维双方无法尽快实现和解，矛盾一旦积累到某个程度，即使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真的得到长足发展，整个国家也只会像前苏联那样分崩离析。从这个角度看，**转移矛盾的做法，完全是在用整个国家的前途来延长其专制政权的寿命，即使最终的变革无法避免，他们还是努力要在这之前拉上足够的陪葬。

即使抛开国家统一这样的命题不谈，部分汉族人的做法，仍可以说是极为愚蠢的。少数民族的遭遇和汉族人其实并无太大区别，都只是些任人欺凌的屁民而已，只不过他们的不满因为民族的差异而提前爆发了出来。可以说，少数民族的今天其实就是汉族的明天，而很多汉族人还意识不到这一点，跟在政府的指挥棒后扮演爱国战士，这种行为在我看来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自掘坟墓。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7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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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言论自由（作者：推倒柏林墙）(2010-01-11 17:19:41)转载标签：杂谈  

上回西藏事件，有帮国产纳粹跑到youtube上大放厥词，youtube本着开网站最基本的良知道德，果断删之，于是这些人阴阳怪气的叫道：原来西方国家也没有言论自由吗！为什么要加个“也”字呢？我早就说过，爱国人士对待问题的态度从来不是“解决它”，至少“正视它”，而是看看别人是否也有类似问题，如果有的话——哪怕只是一丁点，他们就欢欣鼓舞，问题也就从此不是问题了。而且这些人久居中国，目睹丑恶现状，渐渐的人生观开始扭曲，以为全世界都和自己一样不堪。我能写出这种东西，可见中国的言论并非完全不自由，而美国的言论在粪青们眼里想必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于是中国的阿Q们就能心安理得的接受现状了。同样的逻辑，黑人的皮肤并非完全的黑色，白人的皮肤也不是完全的白色，难道你就说他们的肤色是一样的了？说来说去，无非是个混淆黑白的手段罢了。而批评youtube言论不自由，继而变成批评西方的言论不自由，恰恰又充分说明他们对“言论自由”的了解相当无知，难道CNN不肯刊发你的文章，就叫没有言论自由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它总有着一定的限度和范围，我们可以举几个事例，看看美国“言论自由”的限度到底在哪里。
首先当然从youtube开始。言论自由的核心是限制权力，但是权力有不同的来源。在民主国家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政府只是个服务机构，就连**都说自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公仆，可见这块牌坊是人人必备的，连婊子都舍不得丢。这就好象你雇佣了一个保姆，给了她花你的钱去买菜的权力（纳税），当然，你有监督她如何花销这笔钱的天然权利。youtube的网管就不同了，他们的权力来自于自己，他们用金钱赋予自己权力，这权力就包括在自己的网站内爱删什么删什么，既然是在花自己的钱买菜，那么谁也无权监管这笔钱到底是怎么花掉的。事实上这是中国人最常犯的经典错误，即把生活泛政治化，把一些政治概念随意延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二十多年前苹果总裁史蒂夫乔布斯在电梯里碰到个员工，两人随便聊了几句，乔布斯突然就把那员工给解雇了，没有任何理由，也不需要给出理由。我们这里所谈的民主和言论自由都是政治概念，国民给政府纳税，乔布斯却要给他的员工发工资，万一员工投票说要涨工资，学生投票说要不写作业，军人投票说要放假，反正被管理者人数一般都比管理者要多（中国例外，十个官管一个兵），投票总占优势，好了，地球可以停转了。有时我们讲一个公司比较民主，或是言论比较自由，只能说老板个人的风格不同，这就像过去一个朝代是否有言论自由，仅仅取决于皇帝的承受能力而已，和政治、法律中的“民主”与“言论自由”风马牛不相及。如果对youtube的做法不满意，你大可以用脚投票，我相信这世界上总有符合你胃口的网站，要么你自己开一个也没有问题。我也相信等大家都不满意且有更好的选择时，youtube的投资自然就打了水漂，就像乔布斯开除的人太多，后来他自己也被董事会给开除了，过了很多年后才重回苹果。
可以这么说：言论自由的核心不仅是限制权力，而且几乎专指限制政府的权力，或者说公共权力。youtube删了帖，只能说youtube上说话不是完全自由，跟美国的言论是否自由毫无关系。这时有人又叫了，这不是双重标准吗，为什么中国网站删帖，你就说是言论不自由？问出这种问题的人，我只能深表同情。这就好象别人来我家做客，老是指责我家保姆这不好那不好，我觉得他说得不对，把他赶走了，这是我的天然权利；但是我明明觉得他说得很对，我家保姆却未经我许可，硬要把客人赶走，我不同意，保姆还掏出双枪，大喊“枪杆子里出政权”。我说我换保姆，保姆说我颠覆家庭关我五年劳改，我说我不住这里搬家了，居然还是不行，这才叫没有言论自由。在中国，不仅网站访客的言论受到限制，网站本身同样也是受害者，如“猫眼看人”便是每况愈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真知灼见遭到屏蔽，使得相互谩骂成了论坛里唯一一件不受限制的事，其人文水平自然一落千丈，其它不愿就范而被强制关闭的论坛更是不计其数。讲得再明白点，美国政府所拥有的是公共权力，美国并不属于它的政府而属于它的公民，但youtube则完全属于它的投资者和管理者，这两者所拥有的权力是完全不同的。正确的“言论自由”应该是：在公共场所（公园、街道等）与自己所拥有的领域（网站，饭店，商店，电影院等等）内，公民具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并且在自己所拥有的领域内，还有不被强迫听别人观点的权利。youtube的网管当然可以删除网站的留言，中国网站的网管们当然也该不受政府的管制，把自己的网站办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有段时间反战母亲被捕案炒得沸沸扬扬，成了美国没有言论自由的标志，问题是这反战母亲翻入白宫的篱笆墙，怎么可能不被捕？在篱笆外面你可以随便辱骂美国总统，进了这道墙就属于别人的办公领域，那就不是你说了算了。而中国的新闻稿我粗略看了一下，约有一半没提及此人被捕的真正原因，或是轻描淡写的藏在文章中间最不起眼的角落，制造出美国压制反战言论的假象。
西藏事件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即南都长平和北京晚报的争论，北京晚报说南都所谓的言论自由只是“造谣自由”，很多人深以为然，觉得言论再自由，你也不能造谣，因为造谣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但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还恰恰就保障造谣的自由。“造谣”指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言论，“说错话”也是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言论，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故意的，后者是无意的，**和全体中国人民所擅长的恰恰就是通过玩弄词汇来恶意推断别人的动机，例如游行、示威在中国从来都是叫“暴乱”、“冲击政府机关”、“一小搓别有用心者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批评政府则叫“攻击”政府，受欺压的老百姓被称为“刁民”、“暴民”，从而把别人说成是恶意的。而关键在于，你很难确知别人内心的想法，很难确定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而且你也不可能保证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言论自由的核心既然是限制公共权力，最好的方法便是新闻监督，新闻也不可能总是对的，总有出错的时候。例如引发1992年LA大暴乱的罗德尼·金事件，CNN收到另一电视台送来的一盒美国警察如何围殴黑人的录象带并在全美播出，后来才发现那家电视台给自己的是删节版本，前面还有一段是这个强壮的黑人如何在公路上酒后驾车并开到每小时190公里，如何打飞四个警察，如何承受两次五万伏高压电击而不倒，对于LA警方来说这样的怪物除了一拥而上胖揍一顿以外根本就没办法制服。CNN造谣了吗？没有，CNN只是收到了错误的情报并且放了出来，换谁都会这么做，这和西藏事件中许多西方媒体错把尼泊尔警察当成中国军警是同样一回事。
如果要求新闻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不然就打官司、坐牢、赔偿，这还怎么个监督法？因此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这样规定：对于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的评价，即使错了，受害人也必须证明施害者具有“明显的恶意”，才能向对方索赔。而想证明对方有“明显的恶意”，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光靠什么“按常理推断”是远远不够的。那个陷害LA警方的电视台，在一般人看来是有明显恶意了吧，可LA警方也表示：除了愤怒以外，没有任何办法。1983年《时代》周刊还言之凿凿的说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主使屠杀了数百巴勒斯坦平民，结果发现是错误情报，沙龙一怒之下要到美国打官司，但也无法证明《时代》有明显恶意，还是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吞。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很多事你必须看到它的反面：受诽谤所害的只是个别人，而新闻机构停止监督的时候，受害的将是所有人。这就像民主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和专制一比，民主的那点缺点根本就算不上问题，这才被称为“很坏的制度，却又是最不坏的制度”。
而中伤普通人的不符合事实的言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才有可能算是犯法：对方中伤的是个人或者必须能具体到个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群体，因此有个华裔律师去起诉CNN主持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首先从其攻击的对象上来看此案就无法成立。第二必须是受害人本人提起诉讼，任何人不能越俎代庖，因此告CNN主持人案里，你非要说是具体到13亿人，要替13亿人打官司，那行，你得拿出13亿份授权委托书，而像董存瑞的亲属替董存瑞正名这种官司同样打不起来。就算打起来也赢不了，因为第三你当然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对方说的确实是假话，董存瑞亲属手上那点存货显然不够，那个CNN主持人说中国人又是呆子又是暴徒，我个人觉得他这句话还挺有道理，文革时中国人不是呆子、暴徒又是什么？第四必须证明该言论确实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假如别人造谣中伤你，但是他人品一向很差，结果根本就没人相信——不构成任何伤害，官司还是打不赢。至于精神伤害，必须出具医学上的证明，因此想告赢CNN主持人，排除以上几个条件，还必须得证明十几亿中国人确实被他说成了精神病。要注意光有精神病还不行，还必须证明这个精神病确实是CNN主持人造成的，而不是我国的教育或其它什么造成的。光是考虑到完成这件事所要付出的成本，打官司便已经是很不划算的选择了。你说这个人能在美国当律师，她会不晓得这些事情？还不就是看准某国满地的爱国人士，人傻钱多速来吗。
接下来说一个争议话题。过于自由的新闻监督可能会伤害个别人个别机构，但不监督则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危害，问题是，假如某些言论也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呢？对于这一点，美国法学界已经争论了快100年了，还是没有结果。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只有该言论具有“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时，才可以合法的被美国政府所压制。“明显”（clear）是指该言论极为可能造成社会危害，“即刻”（present）是指这样的言论连给政府商讨或协调的余地都没有，除了立刻压制以外没有任何解决方案，否则会马上造成社会危害。如果言论是可以通过辟谣、辩论之类来消除其危害的，这样的言论还是不能被压制。根据这些原则不断衍生，要压制某种言论，还要求该言论具有足够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且对其社会危害程度的核定主要取决于言论本身而不是言论发表的客观环境，客观环境只能作为判断言论破坏性的参考因素。要对言论的发布者进行惩罚，则要求对方具有“明显恶意”（例如是外国间谍或者有经济图谋之类），否则只能压制言论本身，而不能在相关压制性法案出台前对言论的发布者提起控诉。
有了这么多的附加条件，看来美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很完善了，但其实不然，美国人自己可是一点也不满意。美国法律的一个特色是“大处抽象，小处具体”，或者说总体指导原则（宪法）比较抽象，实施时的判断标准则比较具体，这是为了在保证法律足够严谨、有足够可操作性的前提下，具备适应形势而变化的能力。而中国的法律是大处抽象，小处还抽象，只具备变通能力，这样政府又掌握了法律的话语权，怎么着都是它说的算，说你危害社会就危害社会，具体怎么危害了它也说不清，实际上危害了政府的霸权倒是真的。这一点光从我列举的美国判例就能看出来，中国法治社会喊了这么多年，判过几个跟言论自由有关的案子，少数几个案件也是根据法官个人喜好解释，法律体系和法律条文又哪有美国这么谨小慎微？而美国这样的言论压制标准，在中国人看来已经是极为严谨了，对美国人来说却是在“可操作性”上还不够具体，比如3K党曾扬言带领40万人冲击联邦政府，这在中国怎么着也是“黑社会教唆威胁群众上访”了吧，这还不算严重，恶意还不够明显？结果却没有被政府所压制。但你散布虚假信息导致某支股票股价大跌，别人都受损你却从中牟利，那你就等着坐监吧。在这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去界定怎样的言论该被压制，怎样的言论不该被压制，越是对压制言论的危害有清醒认识，越是难以做出选择。而且就算是这么几条指导性原则，也并不符合所有人的胃口，各党各派总是会围绕言论压制标准而展开激烈辩论。
好在美国的法律体系对这类暧昧问题也有个“最不坏的解决方法”。这里插播一个与言论无关的内容，那就是美国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jury）一词出自拉丁文jurare（宣誓）和jurata（临时），以它在美国所扮演的职能来看的话，正确的翻译应该叫“临时公民审判团”，是来审的而不是来陪审的，中国一个“陪”字就把人家司法制度的精华部分全给陪掉了。在美国罪案的判定是由审判团完成而不是由法官完成，法官的任务一般只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除外），审判团才是评委。审判团由12名成员组成，其成员从非公务员、没有犯罪前科的美国公民中随机抽取，作为审判团成员不必具备任何法律专业知识，而且没有极为合理的理由不得拒绝这一公民义务。这12名成员必须由原告被告双方律师共同进行资格审核，你不喜欢的人可以把他剔除掉，这就最大程度的保障了陪审团成员的客观性。我们常说民主的有效实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审判团制度就是美国司法体系如此强健的最大功臣，成员的随机性、流动性与人数都使得操控法庭变成了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在判案的公正性上也大大提高，如果能老老实实的引进审判团制度而不是让法官一人独大，中国也不会冒出那么多滑稽可笑的判罚，甚至很多社会问题也迎刃而解。当然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案听起来似乎有些像古希腊的原粹式民主，但我们也说过，好的制度是不存在的，能选择的仅仅是“最不坏”的那个制度，审判团制度也被实践证明是极为有效的。中国人的诡辩法总是很有意思，讲外国时就非常绝对：国外也不完美，还不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讲中国自己时就异常宽容：哪有完美的制度，这点小问题……
中国每年都有一些作家、记者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而把抓去作监，不过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好象只有外国向中国老百姓泄露中国的国家机密，没听说有中国老百姓向外国泄露中国的国家机密的。在美国，公民没有替联邦政府保密的义务，你可以随便“泄密”，当然前提是你从来没签署过“保密协议”。说到这里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记者在刊发新闻时要经过美军审核了，因为记者们都是跟军队签署保密协议的，作为替军队保密的利益交换，军队派人保护这些记者深入险境，允许他们到一些不对外开放的地方（军营）采访，获准采访某些特定人物。如果你牛B烘烘的，说不我不要军队保护，我也不签保密协议，我自己扛着摄象机就冲到前线去了，那美军根本就没有权力来审核你的稿件。国外所谓因刊发什么有关伊战的文章或照片而被解雇的，多数都是违反保密协议的。例如一名运输公司职员因在网上发布美军士兵遗体的照片而被炒了鱿鱼，中国人说是因为这种照片动摇了美国人的参战决心而招来政府的报复，向公司施压把他开除，并且把拍摄者当成了反战英雄。事实上此人所在公司争取到了替美军运送军需物资的订单，这其中有大量的机密物品，自然要签定保密协议，这名员工将运输品展示在网上，是严重违反保密协议的行为，完全够去坐监了，恰恰就是因为他展示的只是士兵遗体，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所以才仅仅是开除了事。
问题是，万一我没签保密协议，无意间又挖掘出了美军的重大军事机密，比如说找到了美国在国外所有间谍的名单，那我能不能发出来？从法律上讲，这不构成泄密罪，因为你没有义务替政府保密，能让你拿到如此机密是政府失职，政府要追究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你的责任。前几年美国出了个特工门事件，就是《纽约时报》记者泄露了特工身份，令美国政府遭受重大损失，同时也置该特工和其线人于危险境地，结果两名记者被判处18个月监禁——且慢，判刑可不是因为他们泄露了特工身份，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拒绝透露是谁向他们泄露了这一机密，因此才被判藐视法庭罪，并且《纽约时报》也因刊登这篇文章而要付出每天1000美圆的罚款，直到两人坐完18个月牢或者供出消息源为止，只要这两个记者肯松口，他们马上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了。一般来说，美国记者有权保护信息来源，法庭不得强制记者说出消息源，这也是对记者职业道德的一项考验，例如水门事件中的神秘泄密者“深喉”，把美国总统都搞下台了，却能被美国法律保护几十年，当事记者也不必把这个消息源供出来。但是在一些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便例外了（显然在他们看来弹劾总统与国家利益没什么关系），根据《情报人员保护法》，法庭有权力强制记者供出泄密者。换句话说，虽然特工的身份是记者公诸于世的，但是这两个记者并没有保密义务，因为他们没有签署保密协议。真正有保密义务的是政府内部的工作人员，尽管他只是告诉记者，没有告诉大众，但最后出了事帐还是要算到他头上，谁的秘密，谁来保管，记者是一点责任都不用负的。这两名记者入狱近4个月，终于供出消息源是副总统切尼的助手利比，这两个记者马上重获自由，而利比则被判处30个月监禁和25万美金罚款。
事实上大多数国家要求记者也要在一定限度内自觉保守国家机密，美国算是言论自由到有点夸张的少数异类，在欧洲一些国家对纳粹言论是严格限制的，在美国你却可以合法的替本拉登张目。这么看来美国的国家利益似乎随时都处于重大威胁之中，你可以随意的散布国家机密（前提是你能搞到这样的信息），又不用担心吃牢饭，就连泄露特工名单这样的事只要供出元凶都可以无罪，那美国不是早该亡国了吗？而且美国记者一直以保护消息源作为最重要的职业道德之一，不然以后再也挖不到新闻，政府内部的泄密者可以放心大胆的向记者们泄密，记者们往往誓死要把牢底坐穿（这种例子也曾经有过），就连特工门事件中的两个记者都是在利比授意之下才招供的，可见保护消息源对记者们来说是多么不可动摇的道德原则。但美国建国两百多年，并没发生多少重大恶性泄密事件，能颠覆国家的更是谈不上，这事实上还是跟道德有关，或者叫言论的市场决定原则。就像汶川大地震时出来辱骂灾民的辽宁女，咱们复习一下关于诽谤的内容：第一骂的是全体灾民，难以具体到个人；第二虽然中间还有个老太，可以算是具体到个人，但人已经死了，当事人无法亲自提起诉讼；第三并没造成实际损失，因此辽宁女的行为完全合法（至于她因为什么《治安管理条例》被警察带走那是中国的问题），但为什么生活中很少出现这样道德败坏的人？这就是社会道德体系是施加在社会成员身上的另一道言论准绳。像美国有个教授就为本拉登说好话，虽然没有人起诉他，他却被学校开除，估计以后也很难找到工作。而辱骂黑人本身也不犯法，只有区别对待才属于法律意义上可以惩罚的“歧视”，你在美国对着黑人张口就骂，警察不仅不抓你，说不定还会保护你，以免你被人打死，但你也会失去人们的尊重。言论尺度过严的网站会失去流量，整天造假的媒体会失去客户，都是同样的道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荷姆斯曾说过：“对一个念头是否为真理最好的测试，即凭其力量在竞争市场中为人接受，并且惟有基于这样发现的真理，才能稳固地达成他们的愿望。”虽然有些人认为错误言论可以利用资源优势占据市场，但林肯也说过：“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真知灼见经历时间的考验，最终必会战胜歪理邪说。当然有些国家连市场经济都接受不了，要它们接受市场型的言论自由就更困难了。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政府完全可以合法的压制新闻自由。在战争时期，政府将有机会通过各种临时言论压制法案，只不过现在美国仗越打越轻松，因此并没有这么做的必要。事实上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野心家（如希特勒、查韦斯）通过特殊时期（战争、经济大萧条）而掌握特殊权力，再以此一举摧毁本国的民主体制，正所谓“有多少特权，就少多少人权”。而美国至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是拜其完备的制度和长期的民主文化所赐，美国的法律和体制最大限度的限制了行政部门的权力，同时又始终警觉着独裁势力的崛起，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全体公民时刻都虎视耽耽，甚至为了保证在国家出现暴政时公民能够推翻政府，还允许私人拥有枪支（难能可贵的是在伊拉克也做到了这一点）。这不仅是他们制度的一部分，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就算政府想压制反战言论，就算某个总统想搞独裁，在美国也注定无法得逞，罗斯福当了四届总统，深受美国人喜爱，也没做什么坏事，美国人却马上提高警惕，规定以后总统不得连任一次以上，而且还是写在宪法里，完全是拿总统和政府当家贼一样防。小布什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制度，使得美国即使是在战争时也懂得把握好国家利益与公民言论权之间的平衡点，也正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必要条件之一。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7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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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推倒柏林墙

一：明枪暗箭，内忧外患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是个高度脸谱化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汉奸”就算完了。实际上抗战以前的汪精卫所展现出的，几乎是个政坛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全身上下都是光环，这样一个人会去“投敌”，可以说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百思不得其解的。至于日后有人评价此君“为了和蒋介石争权夺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属于无稽之谈。纵观汪精卫的前半生（对此就不做详细介绍了，不是重点），对权力可说是毫无追求，事实上作为民国时期宪政思想的领军人物，汪精卫的眼界远远超出后来的某些农民政治家（所谓农民政治家，就是一进城就开始享福的那一类），权力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争权夺利说”可说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管汪精卫出于什么动机投敌，和卖国求荣、贪生怕死之类都是完全沾不上边的。

抗战时的中国有四股势力：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和**。在谈论汪精卫的投敌史以前，有必要先谈论一下当时的日本。与很多人的旧有印象不同，侵华战争并非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结果，而是日本军部的“随性所至”。二战时的日本正处于军人完全压制政府的态势，对于侵华战争这出闹剧，活在暗杀阴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说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绝大多数是军队绕过政府的个人行动，战争早已成了日军军官升官发财、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日本周边的一个弱国，不幸的成了这种政治乱象的牺牲品（参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灭亡》）。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整个抗战史、甚至于反思当下中国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始终也是高度脸谱化的，此类论点在俞天任的连载开写以前，在国内几乎可说是鲜为人知。早年在日本留过学的汪精卫，对当时日本的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只要交涉得当，中日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交恶的必要，这一点可说是其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

到1931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军部狂热分子偷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举拿下了东三省。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强力主张将东三省归还给中国，日本军部内的爱国人士也不手软，一枪崩掉了这个卖国贼，其他日奸从此人人自危，正应了一句话：流氓会武术，神仙也挡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当时的军政形势，国民政府基于这种状况，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对日政策，以和为主，以战为辅，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垮日本（这一点上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通过有效的迟滞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得日本国内的卖国路线能在和爱国路线的对抗上占据上风，从而获取两国和谈的筹码。从这个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对国民政府来说就像是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张学良这孙子连一枪都没开就把东三省给送掉了，使得日军在人数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获得意想不到的完胜，这无疑让军部狂热份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度的膨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日本国内说话的分量，日军也在东北得到了充分的滋养，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假如张学良当时能遏止住关东军，哪怕守不住，至少也要给日军迎头一记闷棍，那石原莞尔一流很可能会因此而成为日本国内一例经典的反面教材，其余狂热份子也不可能因九一八事变的巨大胜利而将中国视作创造奇迹的宝地，下克上的风气会被压制，日军侵略中国的步伐也会被大大延缓，甚至于整个抗日战争都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说日本是军队压倒政府，其实民国当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当时的军队既非国军，也非党军，而是各大军阀们的私家军，谁拳头大谁就牛逼。北伐结束还没几年，中原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各军阀间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新仇旧恨一箩筐，在军事实力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本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人会想拿自己的军队跟日本人碰，你中央政府真逼他们去打，他们还说你是趁机削藩，反正总有一套大道理。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在比谁更不要脸：谁越能坐视国家陷于侵略者之手，谁在未来权力斗争中的筹码就越多。很显然，“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的老毛因此笑到了最后，不过我们先不忙着谴责老毛，继续看张学良这个孙子。以我看来，此君哪怕没有西安事变时的愚蠢行径，依然是民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民国政府将忍耐的底线划到了锦州，命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到1931年末，日军来犯，张学良却推脱说武器兵力不足，要求国民政府给予支援。当时孙科政府是穷得叮当响，连内裤底也早就已经拨给张学良了，实在是一毛钱都拿不出来，于是张学良在遭到拒绝后，在兵力二十余倍于日方的情况下，果断的把锦州也送了出去，蒋介石当时急的就差没管张学良叫爷爷了。没隔一个月的一二八事变，陈公博亲自前去敦请张学良从后方起兵牵制日军，被张学良一口回绝，一二八事变又以民国政府吃了个大苍蝇而告终。再至1933年，张学良负责镇守热河，结果我就不重复了。当时汪精卫痛斥道：“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

张学良的老子好歹也是敢于查抄苏联使馆、杀李大钊这个苏联奸细的人物，不知怎么偏偏就生出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张学良的一连串失败在当时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使得民国政府的那点小算盘全部打了水漂。不过对民国政府而言，日本人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被我们遗漏的第四股势力——**。

当时的情况是国军将士在前线抗战，他们的老父则被当成地主恶霸，被吊在老家的某棵大树上享受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汪精卫对日本政局的了解极为透彻，但在对**的看法上，最初可说是落后了老蒋一大步。在1927年以前，汪精卫是**的铁杆粉丝，当时**内部的反共声势高涨，汪坚持己见，差点搞到与全党决裂的地步。汪精卫是那种原则性非常强的政客，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哪怕千夫所指，也绝不向现实妥协，后来干脆这么说：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我辞职算了（在另个党里是这样：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你们一起辞职算了）。汪精卫当时一没派系，二没军队，但因早年名望过盛，功绩辉煌，俨然是**里“我称老二，谁敢称老大”的人物，人气甚高，众反共者见伟大领袖要甩挑子不干，个个痛心疾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汪精卫放弃拥共立场，继续主持大局。汪精卫却是软硬不吃，坚决不从，他还不明白像他这样的人要是放在延安的话，很可能早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被人一板砖拍死了。汪精卫拥共的原因有二，第一“联俄容共”是国父遗训，第二汪精卫周围的**人大多“与众不同”，例如后来的两位小汉奸周佛海、陈公博，属于**创始人级的人物，都是汪精卫日后的左膀右臂；再比如陈独秀，此人也和其他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土鳖不同，算是有几分才学，而且一直反对**内部的激进路线（后来被其他土鳖联手踢出了革命队伍）。放眼看过去陈汪二人都是真正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两人日后的下场却都不太好。汪精卫与这类人交往甚密，一时不查**的真面目，在党内放言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这种情况直到1927年5月才有所改观，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国支部发来“五月密令”，也不知是真把汪精卫当成了自己人还是怎么着，事先把密令拿给汪过目了一遍。汪精卫看完后是倒抽一口凉气：这份密令赤裸裸的要求**无视**的禁令，继续深化土地改革（其实就是抢劫），组建私人武装，渗透**，伺机夺取全国政权。套用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汪精卫这时候才幡然醒悟，原来**根本不是工农的代言人，而是苏俄的代言人。到1927年末，**内的激进势力抬头，在广州城内发动打砸抢，按李宗仁的话来说，“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史称广州暴动，解放后改称广州起义。此事之后，曾采取亲共立场的汪精卫一度引咎辞职，之后终于在反共的问题上和蒋介石达成了一致。

汪精卫识破**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内能看清**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与虎谋皮，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於**。而於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手里。**是国际的，**没国籍，中国让**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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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得不战的蒋介石与不得不和的汪精卫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

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这个事情是我最擅长干的，比如社团工作出了什么问题，要把责任赖给学生会，我上去讲话，就是这样：“大家知道，这个学生会吗……咳咳。”摆出一副欲言又止、痛心疾首的架势，台下众人立刻做出恍然大悟状，明白了，明白了！对社团工作表示出了充分的谅解。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

蒋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卫这一点。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国人。”“**、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那些“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现场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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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蒋介石要战，但他明白不能按一般的方式和日本作战，否则只会是如汪精卫所言，越打则中国越倒霉。蒋介石对当时的局势也有很清醒的认识，提出日本对中国，“只能蚕食，不能鲸吞”，鲸吞的话一口吞不下去，最终将演变成日本所不乐见的消耗战，日本想要抽身而出，就只有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因此蒋介石决心拉日本打全面战争，如果能把欧美列强都拉下水，那中国就有救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便有了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

不过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第一是低估了日本的决心，军部图的就是一个脸面，至于真实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这些疯子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并取得胜利正是他们得以压服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别说是消耗战了，就连美国他都敢打，小日本真发起疯来，鲸吞中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第二欧美列强良心大大的坏，迟迟不肯出手，只有苏联还肯援助一点破烂，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非分的企图。**每多抵抗一日，苏联便不必担心与日本碰撞，自可高枕无忧，而且蒋介石扛得越久，中国军力越衰弱，经济越崩溃，民心越思变，**日后夺权的机会便越大，所以苏联及中共巴不得坐山观虎斗，中国最好打个八十年，整得越破越好。基于这两点，蒋的全面抗战进行得异常艰难，即使后来美国给予援助，士兵每月也只能配到四发子弹，一个星期刚好开一枪。蒋介石苦闷之下，几次想要自杀，以至于最后都不敢相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要是美国不帮忙，中国还真就被鲸吞完了。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日本军部疯成那个地步，招惹到美国是必然的事；假如他们不疯的话，那也不会有什么八年抗战了。

当然和谈这步棋也是要照常进行的。当时世界上各大列强在日本人眼里基本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蒋介石能找的中介只有德国，德国却对调解中日战事兴致缺缺。好在蒋介石打了一手漂亮的外交牌，你再不调解，再不调解我跟苏联好了啊，这才把德国人给拉下水。德国大使陶德曼当时负责中日间的调停，他认为和谈是非常明智的表现：“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这悲剧还恰恰就在中国重演了。日方当时开出的条件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顺带一堆建立非军事区等附加条件，日军则分期撤出中国。对于满洲国蒋介石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但对附加条件还是不甚满意，想再讨点便宜，于是一口回绝。到1937年11月，上海也被日本人给占了，广田弘毅通知蒋介石，虽然我们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过谈判条件基本不变。到这时民国政府的心态已经变了，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再不和日子就没法过了，于是仔细审视了一下和谈条件，都觉得不算苛刻，虽情感上不愿接受，理性上却没有拒绝的道理，从中国这个弱国的立场上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蒋介石甚至奇怪：“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打呢？”**内即使有人反对，也只是担心反政府分子趁机兴风作乱，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却得不到国人的支持。所以蒋介石当时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是德日两方必须对和谈内容保密，否则“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第二是在牵线完之后，把主持和谈的任务完全抛给了汪精卫，很明显是想再次利用汪精卫的“死且不惧，何畏乎骂”的特点，这方面老蒋表现得还是比较猥琐的。汪精卫自己倒是无所谓，一肩扛起了新的卖国任务。可惜就在众人讨论的这个当口，时间轴已经拉到了1937年12月，连南京都给人占了，日军当时气焰极为嚣张，主战派势力大大抬头，立即主持修改了和谈条件，开始问中国要钱了，这一下又让民国政府倍感煎熬，面子里子都说不过去。再到1938年1月，日方又对条件作出了修改，这个新条件对中国来说基本上已经没法看了，民国政府断然无法接受，日方则以为民国政府只是借和谈拖延时间，发表了“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导致此次和谈彻底破裂。

之后蒋介石也做出几次议和的努力，只是每次谈判都只敢偷偷摸摸的搞，而且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绝不敢把规模弄大，绝不表现出积极的议和之心，以防自己一不小心也变成“汉奸”。这种和谈的力度，汪精卫是无法满意的。他深知一点：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选择，武力抗战到底唯一的结果，要么是亡于日本，要么是亡于**，所以是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汪精卫不止一次形容对日和谈是“与虎谋皮”，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蒋介石不愿公开主和，周佛海便于1938年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打的不是政府的名义，而是主和派的名义。此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也是可以一谈的对象，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旷日持久，政府早生退意，周佛海此举正中近卫文麿的下怀。双方一合计，最后高宗武提出可以让**二号人物汪精卫主持和谈，并阐明了蒋介石不可议和的原因。日方对此也表示理解，提出了“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原则。高宗武心下大喜，回国后便给周佛海写了报告，当中有“日方希望汪精卫出马”字句。当时周佛海找到汪精卫，问要不要先将这些内容删掉再拿给蒋介石看，汪精卫回答道：“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拿到报告，得知高宗武私自跑到日本，只是说“荒唐，荒唐”、“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但既没有处理高宗武，也没有说反对议和、不允许汪精卫出面之类，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一来周佛海便心中有底，开始和汪精卫策划起了下一步的行动。

以当时的政治局势，汪精卫若留在重庆，议和根本无从谈起；退一步说，即使能议和，也仅仅是影响到蒋介石的威望，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因此从行动开始之初，汪精卫就计划离开重庆。当时他的计划分为五步：首先汪精卫离开重庆，宣布下野，日方则发出和谈声明，提出撤军、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等原则；接着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呼吁**接受和谈条件；**能接受则最好，若不能接受，则由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响应汪的号召，成立新政府；新政府与日本完成谈判，收复沦陷区；新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完成中国统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新政府”和日后汪精卫的“伪政府”是两回事，这个新政府是计划在国统区、而不是沦陷区内成立的。如果是换其他人进行这项工作，难免有借机割据云南、两广甚至全中国的嫌疑，但以汪的一贯作风，假如新政府成立，只要日军撤离中国，汪必会宣布解散政府，顺利完成中国的统一。

此后汪精卫一派“汉奸”们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先是说得“云南王”龙云参加和平运动，接着经过八天的谈判，和日方达成了《重光堂密约》。该密约规定日方在两年内撤出中国、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各种条件都对中国十分有利，唯一引人诟病的是必须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并且允许日本在蒙古驻军。这个和谈条件可以说跟陶德曼调停那次不相上下，甚至还更优惠一点。日本方面当时还希望把中国切割成几块，形成王克敏的北平政府、梁鸿志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汪精卫的云南政府这样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减少日本可能面对的威胁。汪在这点上寸步不让，要求必须由日本来撤消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政府最后也予以让步，同意了汪精卫的要求。这么一看，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不过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美，汪本人却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对国家有利，就算失败也对国家无害，但是失败了必然被骂成汉奸，成功了还未必被称为英雄。出走重庆之后，万一事情有变，更是再无退路。

如今有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认为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本意是救国救民，只是对中日局势的估计过于悲观，是消极妥协、投降主义；另一种认为汪精卫是反对蒋介石“焦土抗战”政策，认为越抗战则老百姓生活越惨，所以才要搞和平运动。这两种理解都有所偏差，汪精卫确实反对“焦土抗战”，但还不至于拱手把国家让给他人；汪精卫虽然知道中国敌不过日本，但也从没有消极妥协过。汪真正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边战边和”：“一年零七个月的抗战，我们自己已证明了中国是不可以灭亡。然而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指示出来日本除了灭亡中国，还有第二条路，并且必须走这第二条路。”在汪的眼里，主战与主和从来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惟有在正面对日本予以痛击，损害军部在日本国内的威望，日本政府才有可能重新主导局势；只有艰苦卓绝的抗战，才能换来和谈时足够的资本。事实上，汪后来成立南京伪政府后，也一直不忘对日交涉，能交涉出多少东西，则全赖蒋介石正面战场与美军太平洋战场的战果。从这点上来讲，汪其实既非主战派，也非主和派，而是真正的实干型政治家。汪一生也一贯如此：先拥袁再反袁，先拥共再反共，先反蒋再拥蒋，先英雄再汉奸，无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选择自己所要走的路线。问题是，一些头脑发热的主战派却将和与战完全对立了起来，水火不容，更舞着道德大棒四处打压，使得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不敢公开主和，如此便只得由蒋来战，汪来和，蒋做英雄，汪做汉奸。汪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末尾写道：“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这和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前所留给胡汉民的血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从当时局势来说，汪所选择的路，不仅赌上了性命，更赌上革命几十年来累积的声誉，确实比单纯武力抗战要困难的多。

可惜的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和汪精卫所策划的偏出了十万八千里。

汪精卫于1938年末离开重庆之后（很明显蒋介石再次睁了只眼闭了只眼），近卫文麿如约发表了声明，并且撤消之前“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强硬立场。问题是，这个声明虽然声称日本没有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云云，却没有提到最关键的“日本撤军”一条。这倒不是近卫文麿存心忽悠汪精卫，如前文所说，当时日本是军政平行，政府决定好的事情，还非得军部同意不可，这样荒唐的事偏偏就发生在日本。而以《重光堂密约》的内容，等于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辛辛苦苦打了这么长时间，几乎是打了白打，不仅没捞到什么好处，还把租界给搞没了，对这样“丧权辱国”的事情军部当然是坚决不从。近卫文麿拿军部根本没辙，最后的声明只得打了个折扣。

汪精卫知道主和派在国内不好混，在国外也不好混，也理解近卫文麿的处境，他相信和谈一旦能顺利进行，条件仍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仍然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当时电报以一个字代表日期，“艳”即12月29号），一方面支持近卫声明，一方面也态度强硬的提醒日方自己的政治底线：“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这个“艳电”后来被评为“对日投降宣告”，很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但噩梦这才刚刚开始。近卫声明仍无法让日本军部感到满意，近卫文麿本人被骂作“和平运动家”，再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日奸，结果“艳电”发表五天之后，近卫文麿竟然顶不住压力辞职了！中日两国的和平运动参与者无不愕然，连日方都破口大骂近卫文麿背信弃义。不过这近卫文麿也是个可怜人，事实上他原来根本就不想干这个首相：“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陆军内部没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当时日本的文官普遍受军部压制，一般都干不了几天就辞职了，最后干脆只好由东条英机这个军人来组建内阁。事情急转之下，少了日方撤军的承诺，龙云也不再支持汪精卫，没有接汪到云南成立新政府。重庆方面仍邀请汪精卫回去复职，但汪精卫却表示自己留在重庆根本无法发表意见，不愿回去；即使回去，也徒惹纠纷，自己的立场既然已经表明，愿不愿意采纳取决于政府。汪精卫当时准备动身前往法国，重庆政府一方面开除其党籍并在报纸上大加批判，一方面又派谷正鼎送来出国的护照和旅费，顺便游说汪精卫继续为国府效力。至此，汪精卫最初所构想的“和平运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这一步，恐怕汪仍不会被后世称为“汉奸”，并且在抗战胜利后还很有希望回国。但就在谷正鼎返回重庆的第二天，又一起行刺事件发生，彻底改变了汪精卫的想法。

行刺者本打算摸黑枪杀汪精卫，结果却错打成了汪的秘书曾仲鸣。从后来军统一方的回忆录来看，行刺汪精卫一事简直可以说是办得吊儿郎当，说是重大任务，人员班子全是临时拼凑，连谷正鼎都可以轻易的找到汪精卫的落脚点，一众特工却搞不清汪精卫住在哪里，而且望远镜都没配一架，近处不敢逗留，远处无法监视，情报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戴笠当时曾不止一次去过河内，负责刺汪的陈恭澍对此竟一无所知，行动失败后也没受到任何惩罚，整件事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不“军统”。据说陈恭澍后来曾对人说：“汪先生在河内并非幸免，当时若为刺他，有几个汪先生也刺杀了。”也不知是真的工作失误，还是故意摆个与汉奸决裂的姿态。

汪精卫一直将曾仲鸣看作自己的儿子，两人私交极好，而且曾死得还颇为煽情，临死前对汪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还把以他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存款的支票上全部签了字，这才断气，活脱脱是现在电视剧里一些人临死前嘴里还直冒血泡的说“替我交党费”那种场景。汪精卫当时离开重庆，实际上无权无势，无国可卖，带出国的东西只有自己主和的立场而已，汪想不通蒋为何要对一个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势力的不同政见者采用暗杀手段，于是报复性的在香港的报纸上披露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二三事，并附上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一份，引来不明真相的群众一阵围观，结果弄得蒋介石暴怒不已，这倒算是汪一生中所干的少有的一件糊涂事。

汪精卫一生从不拉帮结派，这样做的坏处是导致他手头一直没有多少势力，好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肯留在他身边的，必是君子之交。汪身边一直不乏曾仲鸣、陈公博之类忠肝义胆的人物，这些人虽然被后世骂为汉奸，但在追随汪精卫这点上都是说一不二、忠心可鉴的，其中尤以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最甚。革命时期，陈璧君和汪精卫一起回国刺杀摄政王，临行前有人开玩笑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当场掏出护照，撕了个粉碎。抗战胜利之后，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在法庭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后来坐牢时，何香凝、宋庆龄等替陈璧君说情，只要陈璧君肯悔过并承认汪是汉奸，即可出狱，陈璧君也是一口拒绝，最后死在牢内。此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节，古今罕见，实在令人佩服。

曾仲鸣之死令汪精卫受了不小的刺激，“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颇有点要行意气之事的感觉。此后汪精卫改变了出国的主意，而是领着一帮人跑到上海，决心把卖国之路一条道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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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艳电”为止，想必到今天汪精卫早就已经被平反了，“主和”在中国虽然也算是“汉奸”行为，但跟“投敌”还是差了很大一个档次的。从主持卖国外交到出走重庆，最终再到成立伪政府，汪精卫的动机其实可以用他和陈公博的一段对话来概括。1935年时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精卫答道：“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这段对话有一点说得很准确：汪精卫的行为严格来说叫“送国”，而不是“卖国”，因为他本人确实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之还做出了大量牺牲。汪精卫其实大可坐在原地什么也不做，假如今后中国归**，他不是一把手也是二把手；假如中国归**，只要汪精卫肯适当的扇自己两耳光，还是能混个政协副主席；假如中国归日本，到时汪精卫再投日也一点都不迟。在乱世之中，像汪精卫这样声名显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何必总是硬出头？甚至可能连“送国”都谈不上，当时沦陷区早就归日本所有，日军对物资是想拿就拿，对人是想杀就杀，何需汪精卫来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卫赤手空拳跑到沦陷区，除了从日本人手上勉强争回一点利益，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但这个“送国贼”到底能不能做成，汪精卫心里其实也没底。日本人当时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要知道汪精卫唯一的政治资本是名声，现在他已经不是零资本的问题，是彻底一个负资本，对日本人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利用价值。而且日本人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汪精卫则是曾经躺在阴沟里打算跟人玩命的主，这样一条狗到底好不好使，日本人还真没什么把握。最可笑的当时沦陷区早被各大汉奸瓜分完了，根本没有汪精卫的落脚之地，而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狮子大开口，说要吞并除了满洲国之外所有的地区。日本当时巴不得把中国切成几块，汪精卫的要求根本就是有悖日方的战略利益的，断然没有答应的理由。但也不知汪精卫的运气到底算好还是坏，在上海扯了一段时间皮以后，阿部信行上台，积极的支持起了汪精卫的计划。虽然这个新内阁没过几个月又被军部给推翻了，汪精卫的政权却是留了下来。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升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当时关于旗子的问题发生了不少争吵，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日本人则坚决不同意，毕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说要在日本人的大本营里升这个旗，日本兵心里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锋之间，日本方面还是占到点理：就算不考虑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处竖着和**政府一样的旗子，我们的军队分不清楚打错人怎么办啊？汪精卫方面一想，这倒还真是个问题，最后只能做了点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个黄色的三角旗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示区别。当时沦陷区里挂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时隔多年，人们重新看见青天白日，照理来说心情总该舒坦一点，但是那不伦不类的黄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让人欢喜不起来。那边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愤起暴动，被军部强行镇压了下去，这种现象似乎已然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发表了演说，语气低沉，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了，没有发扬出把丧事当喜事办的精神。

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其它汉奸的地盘和升青天白日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要求：绝不与国军交战。政权成立之初，汪精卫曾对影佐祯昭以及大日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说道：“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汉奸汪精卫的说法另两个日奸感动不已，在回忆录中都对汪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及至后来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汪精卫竟出口威胁：“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当时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装备极差，但伪军到底人多势众，真在后方闹起来，就算不成气候，也够小日本喝一壶的，汪精卫此言让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后也就没再提“协同作战”的事。

当然对**所谓“抗日游击队”，汪精卫是从不手软的。说来搞笑，汪精卫在**眼里是汉奸，而汪精卫对于**的评价，虽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当时蒋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卫光明正大的和，两边却都没有和成。反倒是**，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了。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的说客：“**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陈公博是在汪政权解散、被**收押时写下这些内容，很多人认为这么说是为了曲意迎合蒋介石、换取轻判，但事实上陈公博当时已经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不仅放弃上诉，而且请求“尽快执行”，之所以要写“答辩书”，并非为了轻判，只为还后人以真实。

当然我们不排除陈公博成见已深，临死前还要污蔑我党一把的可能性。对于我党抗日的问题暂且不谈，总之汪精卫视**如洪水猛兽，这是前文早已说过的，甚至小黄旗上都要加个“反共”，其心志可见一斑。这对蒋介石来说可算是个利好消息，两军交战，情势不利时难免要投降，国军投降之后非但不会为日军所用，反而可以发挥余热，对付另外一个敌人，而且由于接受战俘的工作被移交给了汪政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南京大屠杀一类事件的重演，方先觉被日军俘虏之后，也是通过伪军的帮助才能逃回重庆。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把我国抗战时一组奇怪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了：日军基本上都是**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及至后来日本投降，蒋介石顺利收复沦陷区，一些未被收编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事业。按陈公博所说，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挠，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大会上，**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除了要削弱**这边的实力，确实也有跟汪精卫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

平心而论，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作为一个汉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权还收回了租界、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民生上沦陷区可能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只可惜汪精卫吞并得还不够）。对日军也是尽力掣肘，物资能不给就不给，人丁是一个也没让日本抽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庆是武力抗战，你们是和平抗战”，到抗战末期，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且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变成“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拳拳报国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把沦陷区完完整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这是什么？这是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演法。汪精卫对日斗争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而他只卖了五十分。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或者说送出去了），对汪一派人来说总归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诸事美好，团圆结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周佛海曾有一个说法：二战假如盟国胜，则蒋介石胜，假如轴心国胜，则汪精卫胜，不管是谁胜，最终的胜利都属于中国，中国将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主和派和蒋介石只是在唱双簧而已。早先我觉得这几句话还有几分道理，现在想想真是儿戏之言。汪精卫初到上海的时候，对和平救国的理念还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几番想要另组政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获得一个对日和谈的合适立场。按他的想法，中国虽然惨败，但日本胜得也是痛苦，这仗应该是打不下去了，这时候再不和谈还等何时呢？每次跟日本政府交涉，也确实多少能谈出点东西来，但是最终却死活过不了军部这一关，到最后军部甚至撇开政府，单独搞了个“兴亚院”出来，把外交工作也给包办了，实际上是连一点和谈的余地也没有留下了。当时日方和汪精卫一派签订《中日基本条约》，这个条约可以说已经完完全全超越了汪的底线，接近于亡国了。汪几番交涉而不得，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俎上鱼肉，为了把沦陷区勉强维持下去，最后也只能忍辱签了字。签约那日，汪精卫对着紫金山的方向发呆，突然间“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於槌胸顿足”。到后来这个条约内的种种内容，总算是在众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废除了，但说实话，汪精卫等人能做到这一点，主要还是美军和**在正面战场重创日军的功劳，迫使日方不得不对汪一派的要求做出让步。所谓双簧之说、不败之地，假如日本胜利了，确实，中国名义上可能是归汪精卫而不是日本人统治，但那时等待中国的又将是个怎样一个条约呢？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会去关心一个公认的汉奸到底为国家保存了哪五十分利益，只会在意他送出去了哪五十分利益，即使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至于汪精卫手下恶名昭著的“七十六号”倒是值得说一说的。以我观来，双方正儿八经的谍战中还是重庆一方逼得更狠一点，杀了汪精卫这边不少特工，死者中有不少是从重庆转投南京的（连河内负责刺汪行动的陈恭澍当时都投了汪），很有点清理门户的味道，军统一度将目标定为丁默邨本人，闹出了后来为人所熟知的郑苹如刺丁默邨案。而丁默邨、李士群除了报复和防御以外，还杀了不少新闻界的反汪人士，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大鱼反倒没碰，例如蒋伯诚这个特务小头目就在七十六号的眼皮子底下活动，非但没被七十六号处理掉，最后蒋被日本宪兵逮捕，还是周佛海救了出来，周佛海本人更是跟重庆方面一直保持着联络。不过虽然没有杀掉重庆方面什么了不起的军政要人，七十六号的恐怖也是名不虚传，其手段极尽残忍，毫无人性，杀人无数。当时上海几乎没有哪个星期是不死人的，报纸上充斥着关于暗杀的消息。这里面很多人死得恐怕非常冤枉，例如被仇人举报，添油加醋的一说，立马成了七十六号的目标，死得莫名其妙。当时的汪精卫政府，虽也有极少数人是存和平救国之心、不计个人名利的为汪精卫卖命，但多数人也不过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庸俗之徒，对于亡国一事没有任何感慨，每天还忙着相互倾轧，这也不过是中国社会的常态而已，七十六号这种组织堕落如斯，不足为奇。我观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写到双方谍战时，大意是虽然下面人拼得你死我活，重庆与南京的上层之间却有某种默契，并没造成什么实际损失，语气中好像还颇为得意。但是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吗？重庆方面要做个姿态给全国看，于是就把曾仲鸣乱枪射死，金雄白本身也只能算个小人物，几次险险死在军统的手上，双方无数特工更是惨死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对攻战中，让人不禁感慨乱世人命贱于狗，七十六号本身也不得不说是汪一生的污点。

说到替汪精卫卖命，陈公博倒真可算得上是个奇人。汪精卫与周佛海理念相近，两人同进退并不足为奇，陈公博却是从汪精卫主持“媚日外交”开始就一直跟他唱反调了，他的观点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根本不赞成汪精卫脱离**，甚至可以说他早就看清了汪精卫最终的下场。尽管观点不同，但陈公博也确实敬仰汪的为人，深知汪绝不是卖国求荣之辈，所以也不愿留在重庆听别人说汪的坏话。当时汪精卫手下人才稀缺，高宗武、陶希圣相继叛变（说到这两个人要插句题外话。汪周陈三人组织伪政权后，谈到蒋介石时仍是毕恭毕敬，言必称“蒋先生”，这是国共伪三方的史料都有提到的。高陶两人倒是经常公开批评蒋介石，用词甚为激烈，最后见情势不妙，掉脸跑回重庆的也是这两个人），有些人即使能够理解汪精卫的主张，也不愿背汉奸的骂名去帮助汪精卫，陈公博见此情景，出手相助，心甘情愿的做了汪的陪葬。

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于日本，临死前仍念叨着要回中国，终究未能如愿。随着美军的参战，日本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周佛海跟重庆方面暗通声气，准备指挥伪军全面反攻。1945年初，周佛海通过蒋伯诚给蒋介石带信，写道：“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惄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日寇已处穷途，反攻转瞬开始，职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漏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銊所加，死且瞑目。”蒋介石读到最后几句，潸然泪下。到这个时候，只要周佛海能把反攻的事办好，汪精卫可能还有那么一丁点翻案的希望，谁知历史又开了个玩笑。就在周佛海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时，美国突然间扔了两个原子弹，日本直接投降了，这一炸终于让汪一派人永世也不得翻身了。

日后处理伪政权众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汪政权内一干要人，早知会有今日，走得颇为从容。任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被判死刑后见到金雄白，还说道：“你放心，我将来被枪毙时，不会让同志们丢脸的。”反倒是丁默邨双手沾满鲜血，被枪决时反倒吓得脸色苍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甚是讽刺。蒋介石曾有意重新启用周佛海，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最终还是作罢，判了死刑。后来周的夫人找蒋介石求情，蒋介石又允诺说：“这几年，对东南的沦陷地带，还亏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在里面休息个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不过周佛海的命也不长，死在了大牢之中。

汪精卫一生追随国父孙中山，两人日后自然是合葬在了一起。**一方显然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何应钦要求工兵队在蒋介石“还都”之前将汪墓拆除，无奈墓穴建筑质量过硬，工期紧迫，最后只好直接上了炸药。打开棺材，只见汪的尸体上盖着一副青天白日旗，衣兜里有一张纸条，上书“魂兮归来”，落款是“陈璧君”。一代汉奸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实在凄凉。而局势还是不幸应了汪的预测，日后蒋介石也没能和孙中山合葬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整个故事中最大的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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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后记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看看台湾人对汪精卫是如何评价的，结果问了几个人才发现台湾人对汪精卫的了解居然比大陆人还要无知。大陆人好歹还知道汪精卫是个汉奸，台湾人除了对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印象”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之后总算见到几个台湾人在聊汪精卫，说读完林思云的《真实的汪精卫》（想不到这篇文章在台湾也挺有销路），才了解到汪原来是这么复杂一个人，还感慨自己早年“被**灌了一脑子的党屎”。直到李安的《色戒》上映，汪精卫在台湾的媒体上才算是火了一把，但总体而言仍然是贬大于褒。**113年党庆时则展出了汪的照片，只说是**领导人，回避了他曾做过汉奸的问题。后来又找到一篇谈汪的文章，是那个著名统派人士“范兰钦”所写，洋洋洒洒，不着重点，最后笔锋一转，突然来了句“看看今日的台湾政客（此处范特指绿营）的嘴脸，比起汪精卫、陈公博差之远矣”。这话我倒是赞同，先不论忠奸，无论从眼界、学识、人品、风度还是胆魄来看，今天大陆的任何一个官员，离汪的水准都相去甚远。

说汪“复杂”，确实不假，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找不出几个争议性比他更大的人物。有人相信以他的道德情操，不可能行卖国之事，也有人觉得他是晚年糊涂，最终误入歧途；有人觉得他是悲观主义，有人觉得他是错判形势；有人看重他送了一部分的国，有人看重他“送国”时也尽最大努力牵制了日本。在那些相信民族情感不可伤害、宁为焦土也要抗战的人眼里，汪无疑是个历史罪人；在那些相信**是中流砥柱的人眼里，汪就更是罪恶滔天了。无论汪是怎样一个人，我至少能确信一点，就是他绝非我们教科书上那个脸谱化的汉奸。中国人眼里的汉奸形象，总是尖嘴猴腮、无恶不作、贪生怕死、利欲熏心，“坏”字完全写在了脸上，让人一看便知，以至于一下出现个“易先生”这样的人物，许多人便完全无法接受了。可事实真是这样吗？假设一个游击队员藏在你家里，你把他交出去了，你就是个汉奸，可是你不把他交出去，或许全家人都会跟着一起陪葬；假设日本人逼你去做翻译，你不做，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孱弱的国家沦陷于他人之手，人民已经全部置于外人的统治之下，却还要去为民族大义、国家尊严之类的东西殉道，国家既然连保卫国民都做不到，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人们不做汉奸便得死在日本人手上，做了汉奸却又要死在中国人手上，有人云“抗战打了八年是因为汉奸太多”，俨然是要一群连活路都没有的人为一个国家的弱小而负责了。

在这些汉奸当中，汪精卫还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他抛弃了一切跑去做一个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卖国贼”，动机竟然是出于爱国。可是在那个年代，汪精卫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想靠和谈拯救万民于水火，却无功而不得返；他在主持伪政权时努力的和日本人周旋，可用处到底也有限；他最担心中国陷入**之手，最终还是无能为力。整个中国，真可说是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也不过是在战争中打了一回酱油，整个世界局势几乎跟我们无关，连自己的命运都系在别人的手上，哪怕是出一个带着伪军进攻重庆的汪精卫、躲在山沟沟里种鸦片的蒋介石、运筹帷幄浴血奋战的毛泽东，日本可能总归是要投降的。汪精卫倒是怀着一片好心，想做些事情，可是除了背上一身骂名以外，真可说是一事无成。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我不排除汉奸里也有大奸大恶之徒，但对很多人来说，当汉奸恐怕只是个无奈的选择，就像社会再也无法保障人们的生存时，很多人去做小偷，恐怕也只是为了一小块面包而已。汉奸是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好”或者“坏”的符号。当你把教科书扔到一边，重新深入研究历史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过去并没有资格去对某些人、某些事作出评价，因为首先就连这件事物真实的面目都完全不知道。姜文的《鬼子来了》倒是足够真实，它被禁播了，这就是真实的代价。

我知道中国有那么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看到小偷时尚且还绕着路走，在发改委面前只能流下他们屈辱的泪水，遇到吹牛逼不上税的场合时却会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会跟日本人斗智斗勇。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就连他们眼中的“抗日”可能都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敌人总是那么愚蠢，被几岁的小孩耍得团团转，手中拿着枪也不用，排着队的往山上蠕动，然后被解放军叔叔用石块活活砸死，这类人的存在正是脸谱化教育最直接的成果。撇开汪精卫的问题不谈，我倒觉得那时候的一些人和事，和今天的情况是惊人得相似。言外国则必称战的人、夜郎自大的人、舞着道德大棒的人和唱着高调的人，如今仍比比皆是。这些人口称爱国，行的却尽是些祸国之事，而那些竭尽心力推动这个国家进步的人，反倒又被称为汉奸败类，让人渐渐开始分不清到底谁忠谁奸了。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7 17:03
变态China，Very操蛋
推倒柏林墙 2009-12-10 0:45


    前几天突然上不了btchina，我还以为是服务器挂了，昨天看新闻才知道原来是被有关部门给和谐了，而且据说VeryCD也一并挂点了。后来我看了那一长串的查封名单，YDY、影视帝国、猪猪、飞鸟、圣城、人人、TLF……相信对于那些经常下载电影的人来说，这世界已经灰了。虽然我们不幸生在了中国，但是用辩证的眼光看，这个国家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优越性的，那就是成功人士可以嫖幼女，社会渣滓可以看盗版。假如你跟我一样是个社会渣滓，那么我很沉痛的通知你，你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最大乐趣可能就要消失了。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盗版泛滥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我国的老百姓总说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总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直到看到正版软件的标价时，大家才意识到自己国家的人均GDP只有三千多美元。除此以外，我们的文化部门也要负很大的责任。一般只要时间允许，我都是直接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自从看完克里斯托佛诺兰版的《蝙蝠侠》，我就一直期待着《黑暗骑士》，去年电影终于上映了，好评如潮，国内居然没有引进，我只能盯着IMDB的排名恨得牙痒痒。同一时期还有另一部未引进的电影，《WALLE》，被评为“受众面太窄”，可见有些人的品位确实只适合看满城尽带黄金甲。至于《V字仇杀队》、《浪潮》之类以及各式各样的纪录片，那更是连想都不用想了，想支持正版你都没有机会。假如中国只有蓬勃的盗版，我相信老外还是能挣到不少钱的，但是有了我们强大的文化部门，那他们是正儿八经一毛钱也不用想了。

    还有些节目，就算引进了我也不看，因为中国的配音水平让我宁愿看不带字幕的，也不想去碰中文版。每次听到电影频道那几个一百年不变的声音，我都害怕得浑身发抖，从小学开始我就知道动画片一定要看港台译制的，否则就会遭到可怕的精神污染：“美丽的天使在远方召唤你，勇敢的少年啊快去创造奇迹……”想想真是可悲，当年我是看着《忍者乱太郎》、《樱桃小丸子》长大的，现在的小孩居然只能看蓝猫淘气三千问和金甲战士了。假如将来我的小孩敢去看那些弱智国产动画片，老子非把他摁到抽水马桶里冲走不可。

    不过说实话，我知道大批下载网站被封这事儿绝对不是反盗版这么简单，因为有关部门给我的印象有两个，一是除了好事以外什么都敢做，二是没有钱拿的事情坚决不做。仔细看完新闻我才发现原来有些人不是想反盗版，而是打算自己垄断全国的盗版事业，以后盗版仍是非法的，但只要花钱买个证，它就是合法的营生了。我们老百姓穷，看盗版是为了省钱，有关部门早就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居然还在靠盗版捞钱，这要是传到国外的话那就太他妈的丢脸了——假如我们还有脸可以用来丢的话。不光是网络下载，其实我从很多年以前就有个猜想，那就是我以前买盗版光碟花的钱，绝大多数可能都进了某些人的腰包。至于你在报纸上看到最近又有几条生产线被打击云云，估计也是没交保护费的。在中国，你可以往奶粉里掺三氯氰胺，也可以往三氯氰胺里掺奶粉，但是有一件事你千万不能忘，那就是不能不往某些人的口袋里掺保护费。

    我倒不太担心以后就真的下不到电影了（相反，我更担心明早一出门发现邮箱里有一张2500欧元的罚单），反正有人建墙，就会有人搭梯。但是想到这件事对各大字幕组的打击，我就感觉跟吃了一只苍蝇一样的恶心。中国现在是一个扶老太要赔四万块，搭个人就成开黑车的国家，老师拿起课本的时候说学习雷锋好榜样，放下课本的时候就说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只有那些无私奉献的字幕组，还能让我感到这个国家的一丝人情味。侵犯了知识版权固然是他们不对，但他们也没有在电影里加上不时弹出的广告，没有问广大网友要过一分钱，而是凭着那种把好东西分享给别人的热诚，抽出自己的业余时间，每周都以最快的速度奉上精心翻译的作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真正达到了“为人民服务”的境界。而另一些寄生在纳税人身上却始终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家伙，对这个国家的文明进步从来没有半点贡献，却还不知足的想从这些字幕组的口袋里掏钱，并且野蛮的封闭了他们辛苦打理多年的论坛。很多字幕组恐怕要因为这次的打击，就地解散；很多有志青年或许因为这样的遭遇，从此改变了人生观。这样的情节比人类历史上出现过最杰出的悲剧还要催人泪下，假如可以编成剧本，中国电影早就雄起了。

    这几年可能是房地产太红火，文化部门也有点按捺不住了，贼手四处乱摸，已经到了毫无顾忌的程度。前段时间有两个部门一边替大家治网瘾，一边又为了《魔兽世界》大打出手，把组织的内部矛盾暴露给了广大阶级敌人，完全就是缺乏大局观的表现。我倒觉得，文化部门干的，其实都是好事，要知道我每年一对一帮教，撑死只能转化三十个粪青，我们有关部门一出手，至少要得罪三十万个，而且丫不仅能开启民智，还能开启民愤，效率比我高多了。后来听说VeryCD出来辟谣，说网站并没有封闭，这时候我反倒不怀好意的想，你们还是做绝点，全封了算了……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7 17:04
鸦片托起的“延安奇迹”时间:2010-06-25 10:07
作者:推倒柏林墙点击:2933次

　　对于“**在抗战期间种鸦片”的说法，一个主要证据是共产国际1942-1945年间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弗拉基米罗夫所写的《延安日记》，作者披露出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沉溺于整风运动、培养个人权威，“每个人都在死记硬背党的文件，一个劲儿地进行自我批评”，对抗日则持打酱油态度，甚至暗中和日军勾结，除此之外更以鸦片作为主要经济来源，例如以下这段文字：


　　“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到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类似内容在全书屡见不鲜。不过有部分我党的拥趸表示，《延安日记》这本书根本不能算数，因为它是作者死后二十年才由他儿子出版的，这段时期刚好中苏关系恶化，为什么苏联人早不出版晚不出版，非要挑这个时间点，分明是出于对敌宣传的需要吗！我估计这书要是台湾人写的，他们又要说这是**反动派恶毒的污蔑（**方面也确实有大量文件提到**的鸦片贸易），这书要是美国人写的，他们则会说这是西方反华势力赤裸裸的谎言，非得是我党自己真情流露坦白从宽自曝家丑，下一个罪己诏才能让他们信服不可了。


　　撇开《延安日记》不说，还有一本我党元老谢觉哉写的日记，里面频繁出现一个神秘的字眼，叫“特货”。我党的拥趸又说了，这里的“特货”指的根本不是鸦片，而是当地的出产的花马池盐。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谢觉哉在书中曾将盐和特货并列，表明两者并不是同一样东西：“三，盐公司总能收销一部分盐。四，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这花马池盐何等牛逼，居然能单独支撑整个边区政府的财政？《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里同样多次提到这个神秘的“特货”，并且和食盐分列，“特货”的出口额竟占到总出口额的68%（第二名食盐连14%都不到），其平均价格更达到食盐的4000倍以上！


　　更奇妙的是**只将特货销往国统区，严禁内销。《谢觉哉日记》中记载：“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如果这“特货”真是花马池盐，何必如此？谢觉哉更写道：“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截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这“某物”究竟是什么没有点明，恕我想象力有限，一个谢觉哉在自己的日记里都不敢写明、不能随意栽种和“内销”的东西，除了鸦片之外，我还真猜不出什么别的答案了。


　　如果这还不够令人信服的话，最近我在东大论坛又看见一批国内公开的史料，更是铁证如山。如新华网《民主革命时期的镇原县边区政府》一文直接在“特货”后打了一个括号，标注“大烟”。《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中的《南泥湾调查》一文里亦在“特产地”下标注“收烟数”，文中更总结起了种鸦片的经验：“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百亩只出八十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蒋介石1935年搞的“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有相当成效。


　　不仅是延安在大种鸦片，**控制的其它地区也在干相同的勾当。例如《湖南省大庸县志》里记载：“在大青山一年能收两万多两干板子大烟，作为军饷的主要来源。”《包头文史资料选编》里的《回忆大青山抗日战争与绥中地区财经工作》一文中更是干脆赤裸裸的歌颂起鸦片来了：“大烟！大烟！支援抗日救国的经费。”简直令人哭笑不得，你抗了毛的日，救了鸟的国。


　　前天刚好又弄到台湾教授陈永发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通过国内史料分析了“特货”对边区经济的重要性。1941年的时候**在延安基本是山穷水尽入不敷出，因征粮数太高导致农民大批出逃，就在这时“特货出口”横空出世，迅速扭转了局势。尤其是后来我党这鸦片种得越来越熟练，对走私的打击越来越严格，1943年中共还入超20多亿元，1944年则通过“特货”200多亿的出口额，瞬间转变为出超150亿，小日子越过越滋润，“特货”俨然成了我党支柱产业中的支柱产业，这就是所谓“延安奇迹”的真相。


　　其实稍微对我党有点了解的人也知道，我党创造人间奇迹不行，吹牛逼吹出人间悲剧的功力倒是一流的，没有这些鸦片，我党当年早就玩球蛋子了。这支反政府武装流窜了大半个中国，一路四处出击干着美其名曰“打土豪”的打家劫舍的勾当，明明有战胜**的力量却不抗日，反而悠闲的成天边开舞会边种鸦片，拼着老命的往国统区里走私，真不愧是我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也。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7 17:05
本帖最后由 我是美工 于 2010-8-18 18:36 编辑

鸦片战争原来是这么回事

作者：推倒柏林墙. 2010-01-01 09:51:06.
把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战事的起因绝对不是什么“英国为了倾销鸦片”。当时世界范围内吸食鸦片基本都是合法的（例如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奇怪的是，这些不禁鸦片的国家反倒没什么人吸鸦片，倒是中国这个禁烟的国家对鸦片一往情钟。一方面清朝有很多人是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事干，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这就像某个人均GDP不到三千美圆的穷逼国家却能在奢侈品消费领域独领风骚一样），而其它洋货要么是像钢琴一样玩不来，要么是像刀叉钟表睡衣之类不好玩。另一方面，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反倒可以找鸦片商收保护费了，收了黑钱还不用纳税，为了抢这块肥肉，不仅没有执行乾隆的政策，还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
一开始，皇帝老爷们对禁烟这事儿都不是很认真，直到道光年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清朝的鸦片军被打得找不着北，发现枪杆子不好使的道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鸦片身上。其实道光也不想想怎么官兵抽鸦片农民就不抽的，当时的军队腐败不堪，平时也不好好训练，省下来的钱跑去吃喝玩乐，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才装模作样的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优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到甲午海战时更是在装备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打败。而皇帝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对军队一直是好生供养，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抽鸦片的所有条件：金钱和时间。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本来就跟农民差不多，抽了鸦片就更没得玩了，这时道光才知道着急，发了狠要禁烟。但他哪里想得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鸦片走私的庇护者。对这些人来说，军队没战斗力关我屁事，大清的江山关我屁事，又不是我的，是你皇帝老子一个人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就是了。
这么一来，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最后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林则徐，和英国人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说来搞笑，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本来当地官员是想拿银子打发他回家的，谁知此人是真心办事，不吃这一套。今天我们说林则徐是民族英雄，其实当时官员们都当他是神经病，而且这种人真要放到今天的官场他还是要被当成神经病，要不了三两回合就得被和谐。林则徐到广州后不久就要求洋商们交出所有鸦片，还发了份照会：听说英美两国天气干燥，土质干硬，夷人都是把肉磨成粉食用，久而久之导致大便不通，只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可解，皇上对你们有恩，你们也该配合我这个钦差的禁烟工作。我对你们这些外夷的伎俩再了解不过，所以别跟我耍什么花招，其实我们老百姓都很讨厌你们了，你们再卖鸦片，难保他们不会弄死你们……
这个大便不通还不是最离谱的，此前还有大臣建议道光严惩吸食鸦片者，怎么个惩法呢？这个大臣说，他听说红毛们是把吸鸦片的人系在竹竿上，用大炮发射进海里……林则徐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动不动就绑架民意威胁洋人，但其实言谈之中又经常流露出对民众的不屑，在他眼里，底层民众只有两种人：洋人的走狗与洋人的潜在走狗。可惜洋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往往远胜这些ZF官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商安德森就建议英国ZF：据我观察，中国的老百姓普遍讨厌清ZF，等打进去时，我们不能伤害一般群众，而且应该张贴告示，说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他们的。后来英军也照作了，于是清廷又大骂洋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林则徐的照会一来，洋人第一反应是又他妈来要保护费了，正商量着该花多少钱摆平呢。其实当时洋人们是混得很悲惨的，清朝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本就看不起做生意的，又自封天朝上国，觉得自己天生就不用跟外夷讲什么平等，所以指定只有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而且还不是洋人卖，而是由中国人中转，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外出”。清朝关税虽低，但那只是理论税，洋人在中国总免不了被横敲竹杠。而且那些贩卖洋货的中国人必须靠贿赂换取外贸执照，这个钱当然要算在商品价格里，导致洋货价格像中国的房市一样一路走高，本来中国人就不感兴趣，这么一来就更卖不出去了。所以说鸦片除了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民间的财产转移向了ZF。
在此之前洋商们一直都没遇到林则徐这款的，一时摸不清对方的来意，打算先观察观察敌情，回复林则徐说要用七天时间商量商量。林则徐本来觉得自己在这些夷人面前是充满优越感的，完全应该说一不二，想不到对方还要开什么委员会搞民主决议，一下把他给惹火了。林则徐查清英商颠地是“拖延战术”的主要智囊，立刻派人前去捉拿。后来差人去执行任务时耍了个滑头，说是“召颠地入城”，但英国人还是不放心，要求林则徐承诺24小时内放颠地回来。大清可从来没什么拘留最长期限之类的说法，都是想关多久关多久，所以林则徐一听，你这不是他娘的放屁吗，马上抓了两个买办（即汉奸）到英国人那里示威。这下英国人才明白事态严重了，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这时另一个主角——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登场了。说来搞笑，此人作为鸦片战争引发者之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鸦片者，他认为鸦片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个明令禁止鸦片的国家内走私鸦片更是有辱英王的名誉。义律一听林则徐要动颠地，马上急了，匆匆跑到商馆去，谁知林则徐给他来了个有去无回，等义律一进去就把商馆给封闭了，撤走所有的中国人，勒令中国人不得再与洋商接触，否则以汉奸论处，还来了个断水断粮。义律一看这架势，是要把人活活逼死，马上给林则徐写了封信，大意是威胁说你再这样难保两国不会打仗。林则徐在下面加了批语：“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说的？”其实义律与林则徐交涉数次，基本处于鸡同鸭讲，双方都以武力威胁对方，但又都不惧怕对方的武力，只不过义律是嚣张但有底气，而林则徐根本是无知者无畏，所以两个人都奇怪了，靠，他怎么就不怕我呢？其它内容基本上也是有听没懂，例如林则徐对这封信是这样回复的：先大谈因果报应学说，举了一些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接着谈中国对英商的恩情，又讲到没有茶叶洋人就会大便不通而死的问题，另外民意沸腾，举国激昂，再不交出鸦片，小心吾皇天威降临……
但总体而言，林则徐没直接进去把洋人杀掉，已经是非常客气了。至于他不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想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表达天朝对这些外夷宽宏大量的姿态。义律那边被断水断粮也受不了，再加上搞走私本就理亏，于是跟英商们商量能不能把鸦片全部上缴，这里他也耍了个滑头，说你们这些鸦片损失将由ZF来处理。英商一听乐坏了，这等于是把鸦片送给中国人，再从英国ZF那里拿钱，当然是十二万分的乐意，当然他们也知道义律是在打官腔，他本身也没那么大的能量给赔偿问题打包票，于是又集资给一个马上要回英国的商人，让他到议会去活动活动。理论上来说英商本来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在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英国ZF的态度一直是“你们走私你们活该”，大清爱咋咋地我们才不管你们的损失，连英国军舰都回复义律说不会保护违反他国法律的走私行为，但后来随着鸦片战争打响，情势直转急下，也算这些鸦片贩子好运了。看到这里各位应该发现一点，其实英国之所以来侵略中国，跟虎门销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的ZF本来没打算跟鸦片走私扯上关系（当时英国ZF也不了解英商的处境，对英商来说，鸦片贸易怎么看都不像是“走私”，因为来接头的不是ZF官员，就是清朝水师）。战争的真正起因其实是以下两件事：甘结与林维禧案。
英商在义律的怂恿下，把所有的鸦片全部交了出来，林则徐也终于解除了对英商的包围。但禁烟的事却还没有完。林则徐又要英商签订“甘结”，其实就是保证书一类的东西，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甘结的有趣之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他要英商不仅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船负责，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人都负责。其实林则徐早在对付吸食者时就采用了“五户连环保”政策，但他不知道洋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不然万一哪天船上有人夹带鸦片，弄不好自己小命也要玩完。林则徐觉得义律是这帮人的头头，要他代表所有洋商签字，义律告诉林则徐：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就算英国国王也代表不了他们。林则徐一听又怒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这不是存心忽悠我吗？但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教育义律：你骗我说你自己不能代表也就算了，但你说英国国王都不能代表，你这可是叛国啊，叛国大大的不好……
又是鸡同鸭讲。义律死活不签，最后全体英商撤出虎门，到葡萄牙人的地盘澳门交易去了。但林则徐连自己地盘以外的事也要管一管，命令义律要么回来甘结，要么从此滚出中国，义律却坚决不从，提出以下几点：清朝将无辜者和走私者一起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鸦片贸易受到中国官员的鼓励和保护，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贸易里，没有一项是像鸦片这样有“固定收费”的（言下之意其它产品要交的苛捐杂费更多）。义律一是担心英商人身安全再受威胁，二是希望林则徐先检讨一下大清自己的错误，但他们还没注意到一点：林则徐对付过吸鸦片的中国人，对付过提供鸦片的英国人，对付过卖鸦片的中国人，惟独没有对付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人，这就是清朝官场官官相互的微妙“潜规则”，英国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林则徐又搬出民意恐吓义律：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
甘结的事久拖不下，双方旧怨未平，新仇又起。当时几个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事发后，英国水手立即花钱私了，请家属封口，但两天后还是让义律得知此事，前来调查，先给受害人家属赔偿，再分别悬赏，请目击者指出致命一击是哪个水手造成的、是英国人先挑事还是中国人先挑事。又过了两天林则徐也知道了（英国水手的钱真是白花了），二话不说，要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杀人偿命。义律哪敢把人交出来啊，那时英国人判案还得给被告个申诉的机会，而我国的衙门就是八个字：大刑伺候，从实招来，狗熊被打完都会承认自己是兔子，而且林则徐根本不在乎是谁杀了人，反正我死一个你也得死一个，随便哪个都行，这一点对尚未查清真相的义律来说更是无法接受。当时英国已经采用陪审团制度，义律提出要设立一个英式衙门，请林则徐前来观摩，林则徐一听愣了，你们这些外夷还有衙门？当下拒绝。后来义律自己把人给审了，五名水手分别监禁三个月至半年不等并处以罚金，义律还特别强调，这些人必须被关押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监狱。
义律当时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水手在中国杀人，本来应该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但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差距太大，到了不能为人接受的程度，这就好象今天中国人到哪个非洲国家打工，一不小心触犯了当地法律，结果被判用火烧死后由当地土人分而食之，中国人肯定也受不了。当然中国ZF肯定不管这事儿就是了，义律却表示绝不会让大英公民接受“野蛮肉刑”，拒不交出凶手。后来义律无奈之下想了个庸招，他骗林则徐说根据《万国公法》，他是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这件事应该根据英国法律来判。谁知林则徐还真找自己的美国私人医生伯驾翻译了一下《万国公法》，虽说翻译出来的内容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据伯驾所说，没有“领事裁判权”这一说。而中国第二次接触《万国公法》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讲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倒也不算错，可惜“第一人”也就是这么个“没有茶叶则大便不通”的水准。
说到这个伯驾，虽说他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来没有见过林则徐，因为林则徐不愿与外国人直接接触。好在他的毛病伯驾靠远程治疗也给解决了，伯驾在林则徐的病历上是这么写的：“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后来伯驾想给林则徐送三样礼物：一本地图册、一本地理书、一架地球仪，谁知林则徐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说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得先请愿，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没有再送，不然不知林则徐是否能真正的“开眼看世界”了。
义律这招算是昏到极点了，他想利用中国人对国际法的无知来解决此事，但就算“领事裁判权”真的存在，他眼中无知的中国人们又怎么可能遵守呢？更倒霉的是又遇到这个“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一听《万国公法》里没有什么领事裁判权，一下火了，甘结的事还没搞完，你丫又忽悠我，看来对你们这些野蛮外夷是客气不得了。林则徐故伎重施，又来了个遣散华工、断水断粮，逼义律交人，当然了，针对对象不仅是义律，而是所有英国商人。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两回，义律是真的受不了了，内心早已动了杀机，但他还想着能和平解决此事最好。对于甘结，义律先是提出可以具结，但只能“货尽没官”，绝不能“人即正法”，林则徐却一口否决，坚持要砍人。后来林则徐也玩了个花招，说要么这样，你不具结也可以，但船要让我搜查一遍，看你还有没有鸦片。以林则徐的看法，是个人都该知道大清是怎么搞搜查的，义律应该不会笨到答应这种要求，具结只是签个字的问题，相信义律还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但义律还偏偏不明白，说这个好，欢迎来搜。林则徐这下被搞郁闷了，琢磨着义律这红毛可能还不太了解大清国的基本国情，只好亲自教育义律“大清式搜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效率比较低，需要花两百天才能完成搜查，到时你的货物也该发霉了；另外搜查过程中肯定会弄坏弄丢点东西，大清可不负责任。但义律觉得钱的事小，甘结可是要人命的啊，于是老话一句：欢迎来搜。
这可把林则徐气得不行。此时一票英国人也快渴死了，双方都感觉道理说不通了，有武力解决问题的打算。义律去九龙寻找淡水，遭到当地官员“五六小时的延宕和令人发怒的拖辞推诿”，终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给淡水，将击沉眼前一切中国船只！而当地官员根本没拿这些不知哪个旮旯里冒出来的野蛮人当回事，中英间的第一次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因为义律不肯具结就将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来混淆视听的话，那称其为“淡水战争”应该也完全说得过去。后来各种小冲突又出现数次，水勇们向林钦差汇报自己的“辉煌战果”，林则徐不疑有诈，发挥了我国“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光荣传统，告诉道光我军“七战七捷”。其实你看当时的战报是相当有意思的，里面文学创作的气息非常浓，读起来很像武侠小说。清朝士兵笔下的英国人从来不会留下尸体，不是滚落悬崖就是落水无法打捞，只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洋夷的帽子，而我们的兵器上则沾满血迹。一句话：战果丰厚，证据没有。而道光和林则徐这两个人已经被忽悠得快要高潮了。
消息传到英国后，议会进行了辩论，双方就出兵与否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主要观点如下：中国人以优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商横加侮辱，更屡次侵犯人权，以性命相威胁，甚至两次危及没有进行鸦片走私的无辜英商，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中国的法律仿佛是专门为贪官勒索而设置的，既无法执行又荒谬野蛮透顶，而且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交纳比关税高得多的保护费。结论：对这样的野蛮民族，讲道理讲不通，只有先把它揍服帖了再说。271：262票，九票之差，战争打响，蒋廷黻有一句话精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实质：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其实战争打响之前英国还是给过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派人坐船来送最后通牒，但中国守军看不懂船上挂的白旗子是什么意思，照面就打。之前中国水师曾挂着红旗子满地乱蹿，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打架的，也是见面就轰。我时常觉得，两国既然已经沟通不能到这种地步了，真的没什么比打一架更好了，就算这最后通牒送到了，双方的战争也不可能因此终止啊。
林则徐在开战之前还给英国国王写了封信。其实本来是想给美国国王和英国国王各写一封的，后来一打听发现美国连个国王都没有，而英国的国王是个女人，这下对两国更是鄙夷了。为了翻译这封信林则徐破天荒的见了几个外国水手，请他们代为翻译，水手看完信之后差点没笑喷出来：首先吹嘘大清皇帝有多牛B，统治了整个天下，恩泽四方；然后夸奖英国女王一贯恭顺，仿佛在表扬一个藩属国的酋长；接着大谈中国对英国的恩惠，无非又是没有茶叶英国人就要大便不通而死；再来教育女王因果报应学说，讲述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最后像命令下属一样让女王“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后来的战事就不做细表了，反正清朝一路胜利胜利再胜利，前进前进再前进，突然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失败了，至少在道光眼里是这样。然后大家签条约，坐下来吃个饭，这事儿就算完了。至于那《南京条约》的内容，除了我们教科书上学的割香港、赔白银、开五口之外，还要求清朝赦免一切在华关押的英国人，不得对那些和英军有接触的中国人（俗称汉奸）秋后算帐（看人家这人权工作搞的），关税必须是固定的并且明确的，不准再用法律规定以外的项目敲诈勒索英商，允许英商在沿海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还有一条：双方ZF来往，必须平等，清朝不能再用训孙子的口气和英国人说话。到后来又通过《五口通商章程》获得了真正的领事裁判权，说到底，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内容除了打开贸易壁垒、防止敲诈勒索之外，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前文所述的一切状况再次重演，割香港和领事裁判权这两个主意正是由义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给英国人一个能安全居住的地方。
顺便一提，现代人讲割让香港是丧权辱国，但其实道光当时用的词叫“暂行赏借”，都被打成猪头了，他还时刻不忘天朝上国的威仪，所以我认为讲“割让”是对前清先帝莫大的侮辱。而中国鸦片战争支出的战费比英国人还高三倍，这里面有多少钱是正儿八经花在战争上的还真没人能说得清。至于鸦片贸易问题，当时中方代表问英国为什么你们本土不禁止栽种鸦片，为什么要拿鸦片来毒害中国，英国代表璞鼎查回答：
“这（在英国禁种鸦片）是不合乎英国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即使英国ZF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亦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的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去。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国中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设中国ZF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因之，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大臣许乃济就提出：现在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哪怕英商不入港，中国人也会争先恐后前去接货的地步，既然禁也禁不住，还不如将鸦片合法化算了。不仅要合法化还要引进本土种植，这样还可以阻止白银外流。确实，等大清牌鸦片生产出来，再加上领先世界几十年的鸦片吸食和烟枪制造技术（这是大清国最可引以为豪的高科技，一如今日的金盾工程），那GDP是哗啦啦的涨啊。道光一听当下便有点动心，但后来许乃济又加了一句话：吸鸦片的都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吸死也不足为惜。这句话一下得罪了好多不该得罪的人，再加上驰禁本身就是违反各地官员利益的（不然他们怎么收保护费啊），道光又被林则徐那几“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刺中要害，后来许乃济便成了清朝道德堕落分子的总代表。
璞鼎查又教育中方代表，英国强大的真正原因是“自由的制度和商业”，请中国也效仿。当时可不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而是干脆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基本都是左耳进右耳出，而且中方代表比较为难，不敢跟道光提鸦片合法的事，于是提议：不如这样，以后我们关照你们的鸦片贸易，有我们罩着，合不合法都无所谓啦。璞鼎查不想搞中国特色，说英国ZF不愿承担走私的不义之名，中方代表一商量，最后说：鸦片就算合法，难保那些人不偷税漏税，如果英国ZF能先代交500万两税款，我们可以代为跟大皇帝商量商量。璞鼎查一听愣住了，你们自己缉私不力，还要英国ZF帮你收税？开玩笑。璞鼎查发现这些人害怕跟道光提鸦片合法化的事，根本就说不通，干脆不再提鸦片的问题，后来鸦片贸易就继续以走私形式存在了二十年。这无疑是给历史教科书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当然，“强行打开中国的门户”这个“罪名”倒是不假，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因为闭关锁国本就是件坏事，何况它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民意，而是皇帝老爷一个人的旨意，皇帝自己悲伤就算了，老百姓跟着瞎起什么哄？
另外，“鸦片战争”在英国不属于必修课范畴，所以虽然中国人很拿这个当回事，动不动就血泪控诉一番，但你要去问英国人，基本上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你要说“第一次中英战争”对方就更惊讶了，什么，中国和英国还打过仗？……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英国人的军队到底有多厉害，很多未参战者，包括皇帝老子，还觉得双方实力其实相差无几，只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已（因为我们一直在胜利，是最后不知怎么搞突然一下就失败了），对民间就更不能讲朝廷惨亏了，因此，虽然英国人提出要“平等”，但在很多清廷官员和普通百姓眼里，蛮夷依旧是蛮夷，这种态度便决定了之后还要有第二次鸦片战争。
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但由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打过架，后来广州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表面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其实暗中怂恿乡勇，把这事儿一拖就拖了五年。这些英国人也是好耐心，当年义律才体验了五个小时的中国特色的ZF办事效率就动武了，这些人居然能忍五年，但到了1847年，终于忍无可忍，挥军攻陷虎门，准备武力入城。耆英是知道英国人的厉害的，一见对方动粗就怕了，急忙允诺英国人“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两年后一定让你们入城”。英国人哪知道耆英马上就要调走了，中了对方的奸计，还真傻兮兮的等了两年，结果到1849年，英国人满心欢喜的来到广州，迎接他们的是新任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带着十万乡勇准备和英国人决一死战呢。英国人这时候才发现中国人说话就跟放屁似的，但当时也没准备打仗，于是掉脸就走了。洋人这一走，广州举城欢腾。重大胜利啊！徐叶二人都轻而易举成了民族英雄，得道光封爵嘉奖。后来叶名琛想，这事儿既然能拖七年，再拖七十年也无妨，更总结出对付洋人的“独门秘诀”，就是压根别搭理，对方提什么要求一律拒绝就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得皇帝褒奖，升官发财，因此“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当然洋人也不会那么好欺负，其实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到1854年，英国援引《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以及《中英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也要求协商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其实英国的要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首先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这一项，其次《虎门条约》到1855年才到修约之期，而英国人却说它是《南京条约》的粘附条约，所以时间要从《南京条约》算起。这种问题只要大清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打得英国人哑口无言打道回府了，偏偏大清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英国人想利用的正是这种无知。美国发现中国人是真呆，马上也兴奋的说要修约，其实《望厦条约》要到1856年才能修约，但是美国人也说我有“最惠国待遇”，英国人能修我也要修。法国一看，我靠，还能这样玩啊！于是也要修约（《黄埔条约》）。但其实都是扯淡。
顺便一提，美国人与法国人的约可不是打来的，而是借英国人的光“吓”出来的。当时中方代表耆英在签《南京条约》时深刻体验了英国人的厉害，将同为白人的法国人和美国人都视为同一级别的强悍国家，两国只需稍以武力恐吓之，耆英就只得老老实实的在条约上签字了。当时美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中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你稍微讲点礼貌都会被当作是来朝贡的，所以美国代表顾盛收到的硬指令是假如中方不肯签约，那么一定要面见皇帝，而且绝不下跪，不满足这条要求，兵戎相见。而耆英怕的正是这个，让一个美国人站着和皇帝说话，这还得了？对他来说要确保两件事，第一不能跌皇帝的面子，第二不能再打仗，至于条约什么的爱签多少都无所谓了，爽快的就把《望厦条约》给签了。到后来法国人来中国时，带了八条军舰，此时耆英已有如惊弓之鸟，法国人还没开口威胁呢，耆英就卖国了。反正一回生两回熟的，也不是头一回签，破罐子破摔了。说实话只要不是赔钱割地的条约，清朝都是很爽快的。
当时法国人对中国也不是特别了解，还想拉拢中国人入伙呢，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互派公使，大家就算结盟了；第二给中国进贡天文学家，算是示好；第三让中国派人去法国深造，学习造船和水战，对付谁呢？当然是对付英国人了，法国自称是“英国的老师”，只要中国肯跟着他们学，对付英国不成问题。耆英一听法国要往北京派什么公使，当下拒绝，至于天文造船水战这些东西，我们很牛逼的，不需要你们来教。法国人一听傻了，靠这是怎么回事啊，天上砸馅饼都不要？于是面露狰狞：给你三条路选，第一法国派公使进京见皇帝，第二法国给皇帝送一个天文学家，第三开放天主教，不然大家只好开打了。我怎么听都觉得还是选前两条比较好，但耆英一听就蒙了，你这三条路都是要我的命啊！前两条他甚至都不敢跟皇帝讲。思前想后，见皇帝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法国人不肯跪啊，那就只有跟皇上商量下开放天主教的事了。后来耆英对道光连哄带骗带吓，终于交涉成功，洋教冬眠多年，总算又在中国复苏了。
这边英美法还自作聪明的发着青天白日大梦想欺负中国人不懂法，那边叶名琛又是“略书数字”，除了严禁三国公使入城以外，对三国公使的各项要求只有两种回答：要么拒绝，要么干脆不回答。当时英国人对这个叶名琛的作风是非常了解的，知道跟此人讲理绝对讲不通，而且当时广州人民又忙着起义推翻清ZF，想必叶名琛也没空搭理他们，于是三国公使一路挥师北上，准备到上海一带寻找别的官员传达修约的请求。谁知这叶名琛可没闲着，这头拒绝了，那头就汇报了咸丰，寥寥数语，只说英国人要修约，请皇上放心，此事为臣自能搞定，洋夷若来，叫他们来见我就行。当时满朝上下其实连“修约”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望厦条约》里关于修约的内容早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本来就也没记住），可见“丧权辱国”这种说法是严重失实的，至少对清廷是如此。叶名琛因是民族英雄，又平叛有功，咸丰对其充分信任，回复说“你办事我放心”。
这下糟了。三国公使跑到上海，会见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头脑还算清醒，当时正剿着长毛，知道三国公使暂时不能惹，也知道叶名琛的德性，于是提议咸丰赶紧派个钦差同叶名琛一起处理此事，其实是想防止叶名琛独揽大权，刚愎自用，坏了大事。咸丰一听这话就不耐烦，把吉尔杭阿大骂一顿，吉尔杭阿没办法，只好转告三国公使：老大叫你们找叶名琛处理此事。三国公使刚从那里过来，怎么可能再回去呢，于是继续北上，到了天津，离皇帝老子也越来越近了。这回只出来两个副科级干部接待公使，一句话：修约我们管不了，老大请你们再去找叶名琛。这时三国公使终于体会到什么叫“踢皮球、打太极”了，虽是愤懑，却又无计可施，修约至此又不了了之。三国此时已达成共识：对付中国，不动点武力是不行的。
但列强们此时都处于师出无名的状态，因为这次修约仅仅是“骗约”，所以他们都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切入点。1856年，这回是真到《望厦条约》修约之期了，来的美国公使正是林则徐的洋医生伯驾。伯驾联络英法公使一起去修约，但英国公使认为去了也白去，何况英国的“修约”性质本来就类似用棒棒糖诱拐无知儿童，真诱拐成功了反而落下话柄，所以虽然他们很想痛揍中国一顿，但不打算利用修约问题大作文章。法国公使称没有收到ZF指令，暂不行动。这回美国单独来修约，由于合乎法律，倒是理直气壮，但美国始终绕不过叶名琛这道坎，而叶名琛仍是采用先前的两条秘诀：踢皮球加拒绝。这还真是前所未闻的外交手段，不过伯驾倒是没有调兵谴将跟大清大干一场，他就像英国人当初放弃了入城一样，放弃了修约。伯驾跟当年一样敏锐，他知道中英上次因林则徐决裂，这次还得因叶名琛决裂，到时再坐收渔利也不迟。
就在洋人们对大清的不满逐渐积累到顶峰时，亚罗号事件发生了。中学历史知识比较扎实的应该记得，我国教科书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对这两件事语焉不详且定性为“英法入侵中国的借口”。而香港的教科书归纳了四个原因，除了以上两件事，另外两件就是“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事实上，列强们正是由于“入城”和“修约”问题而积累了大量怨气，而亚罗号事件仅仅是怨气的爆发点而已，大陆的教科书却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观，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两件事，下三滥赖皮狗式的“反入城斗争”在教科书里更成了什么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和反帝斗争，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别无二致。
亚罗号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争议。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叶名琛当时认为船上有一名海盗，将一船十二名中国人全部缉拿，并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争议点就在这里，叶名琛坚称中方没有扯英国国旗，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亚罗号的执照已过期，法律上不能再挂英国国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对英国的侮辱，还有观点认为船上并没有所谓海盗）。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甚至可无，但当时的英国海军上将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入城”这口恶气已经憋了快十年了，他们想要的就是小题大作，不仅要求中方立刻释放船上的水手，还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要求其实相当无理，因为叶名琛缉拿的罪犯是中国人，按双方条约，领事裁判权是不起作用的，而叶名琛非但没有抓住对方的把柄据理力争，反倒把人给放了（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咸丰下了命令，让叶名琛尽量不要再开战端，不然估计放人也是没戏的），但是拒不道歉，总而言之，面子最要紧，其它可商量。
叶名琛还没看出这回英国人就是来打架的，于是就为了这么一句道歉，广州又被英军蹂躏了。真开打之后英国人倒也不提道歉这码事了，一句话：让我入城。这时叶名琛虽然兵败如山倒，但他一听，什么呀，原来英国人只是想入城啊！叶名琛过去的经验使他深信一点：在入城问题上，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这次一定又是闹一闹就滚蛋了。这时他还认为英国人只是来吓唬他的，只要挺一挺就好了，于是汇报咸丰说打了大胜仗，还干掉了英军的总司令，咸丰则批示说：干得好，不过也别把英国人逼急了，等他们来悔罪时给个台阶下就行了。当时曾有大臣秉明实情，结果咸丰回复说这是英夷“造言耸听”，令该大臣“勿为所惑”。此后叶名琛派人去香港收集英国的情报，不过他犯了个大错：他自己对咸丰撒谎，手下又怎么可能对他说实话呢？搜集回来的情报不是英国被俄罗斯痛揍，就是英国被印度痛揍，要么就是财政紧张、入不敷出、经济危机、失业狂潮、工人罢工，总而言之一句话，英国日薄西山，即将完蛋。这下他更坚信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干脆连战备都不做，还要士兵不要开炮还击，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军破城，叶名琛正好出去烧香，没给英国人逮到，英国人又兵力不足，暂时撤出广州，叶名琛更相信对方是来唬人的。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叶名琛出乎意料的镇定，后世戏称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将军”，一直到他被英国人抓走为止。
对于本国军舰在广州的行动，英国议会认为是“滥用武力”，投票要求英军撤军，结果强硬派的外相巴麦尊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在大选中大胜，不然英国要是真的撤军了，叶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后来由于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对他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说是讽刺。其实叶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当时内战打得正凶，军饷都发不出来，人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与其说叶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国“开几炮就走”，还不如说他是无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
姑且把时间轴往前拉一年，回到马神甫事件上。当时根据中外条约，洋人只能在通商五口活动，其它地区依然处于洋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状态，法国神父马赖同志却闯入广西传教（教科书上说此人是无恶不作，广西是“依法处理”，于史毫无根据，纯属胡扯），结果被就地正法。按双方条约，发生此类事件，应先将人送至附近领馆，再作处理，绝不可上刑，更不能杀头了。法国这回是理直气状的要找中国讨个说法，要求的仅仅是赔款和道歉，偏偏两广总督又是叶名琛，两个字：拒绝，结果马神甫事件又成了悬案。
美国要求修约，英国要求入城，法国要求赔偿道歉，全都卡在了叶名琛这个硬角头上，统统成了悬案，所有的不满在1856年完全爆发了。不过美国虽然很想揍中国一顿，但当时黑奴问题闹得正凶，而且第一次鸦片战争又得了甜头，你们上去打，我负责事后出来吓人就行了，于是不肯发兵。法国其实也想再沾一次英国的光，但一个国民被杀又得不到说法，再不出兵就说不过去了，只好跟着英国一起上。而俄罗斯对中国眼馋已久，此时也跳出来兴风作浪，准备坐收渔利。于是乎，一支英法联军，承载着英美法俄这四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野望，向着广州进发了。
广州瞬间破城，叶名琛被捉走。咸丰收到奏折，顿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我们一直胜利胜利再胜利，突然就破城了？于是批阅道：览奏实深诧异！
英国跟中国打交道，累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你就是捣翻中国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会在乎的，必须直接捣他的家门。这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近二十年，天朝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结果等号称最强的大沽炮台惨遭秒杀，咸丰还在那里莫名惊诧。怎么办，签约呗，签完约吃饭，这回清廷还觉着这四个是连体婴儿，对没参战的美国和俄罗斯也是有求必应，结果美国又白捞一个条约，俄罗斯也狐假虎威，正式进入中国，法国和英国更是没的说了。顺便一提，这回主持工作的仍旧是耆英同志，咸丰觉得此人和洋人交情应该大大的好，说不定可以讨点便宜，谁知广州破城时，英国人便从衙门公文里查清耆英当年在入城问题上那套假调解、空城计的把戏，对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气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几个既无外交经验又无交割权限的菜鸟官员，在谈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后来咸丰一气之下，赐耆英自尽，理由“擅自返京”。
《天津条约》相对之前的条约，主要变化是允许外国军舰进入长江，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北京设立使馆。综观两次鸦片战争所签各个条约，内容其实并无什么不平等之处，大开国门本就是与时俱进，赔款属于国际惯例，至于理论上比较出格的军舰入江、割让香港、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这四条，军舰入江只能怪清廷无能，长年内战，无力保护外侨，那就只好让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割让香港则是因林则徐两次给所有英国商人断水断粮，说到底还是安全问题；领事裁判权盖因中国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极其野蛮，外人不能接受；至于协定关税，就只能责怪那些敲诈勒索外商的贪官了。
当然了，方式是极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称其为“不平等条约”。但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中国自己招来的，若是中国能早点放下身段，先摆出一点平等的姿态，本来也不会无端遭此命运，除了俄罗斯与日本确实野蛮以外，英法美大体上都是讲道理的，而中国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日后更不可能任俄罗斯与弹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传统观念逐渐崩塌，敏锐的指出：西方人对中国人以诚相待时，中国人想的从来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中国人马上就妥协退让。事实上，清朝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循环：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签条约——清廷不肯执行——再次惹怒洋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00年庚子之战，上国的威仪终于被揍得荡然无存。这段期间内，中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长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虚浮的皇家尊严和那不能为人民所分享的所谓“主权”了。
现在故事还没发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严还是暂时不能丢的。根据《天津条约》，签定之后，外国使节应进京换约了，这是所有的残酷现实里最让咸 丰慌张的——外国人要进京面圣了，而且不会三跪九叩！这是对遗续千年的那点帝皇威望和“万国来朝”之类梦呓的最致命的一击，也是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的。咸丰恐慌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鸦片合法、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面圣，后来又想在上海换约、在海上换约，千方百 计阻挠，足见皇帝心中的价值取向——一切现实的国家利益，都可以对其皇者之尊让步——只可惜战败者在谈判桌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此时咸丰亲自主持外务，但水 平实在不比叶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点计谋，无非就是“先派乡勇与夷交战，朝廷再出面调解”之类老掉牙的帝王权术，满脑子柔远羁縻之类安抚藩属国用的 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丰的智库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这种完全超越自身理解范畴的危机，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坚持，此时的咸丰可 以说是大脑短路，行事作风已完全不可理喻，咸丰帝本人成了继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个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为直接导致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被焚。
《天津条约》上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 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 便可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这分明是想再讨一顿打。洋人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 超过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老外们早看透清廷那点心思，这次来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们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几”，得到的指示是拒 绝一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有海军随行护航，因此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 威严，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员悍将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可以“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让洋人走北塘 绕一个大圈进京，若洋人不从，则可“师出有名”。
天知道这时咸丰的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英国人把船开到大沽口，发现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团阻挡，中方解释说：此地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军队，只有 这些自发组织的爱国民兵团。僧格林沁晓谕公使改道，当时英法坚决不从，要求清理航道，美国则答应绕道而行（因为中美条约之间根本就没有换约的协定，其实本 来是不能换约的，但就像前几年修约事件一样，清廷无人懂法，没人看出这点，所以美国公使不敢得了便宜又卖乖，马上见好就收），于是美国公使又被“民团”允 许登陆，接着被几个乞丐用骡车拉到北京，又遭软禁数日，而且约还没换成，皇帝没见着，后来又被拉回北塘，终于换了约。此事被西方各国视为“奇耻大辱”，这 就完全属于中国自己背信弃义，皮痛找打了。而英法两国在大沽口干耗数日，连个政府官员都见不着，只有一堆“民团”，其实这种破绽百出的伎俩哪里瞒得了外国 公使，而清朝政府甚至全体大清子民，长期以来却沉迷于自己的这些“小聪明”里，结果给列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愚蠢、自作聪明、毫无荣誉感。
后来英法决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驱北京。这帮人正干得热火朝天呢，大沽炮台却是连半个清兵或民团都没有——表面看来是如此，其实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 着，准备按咸丰指示，给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们“名正言顺一击”呢。后来一些英国将领承认：他们知道清军埋伏在那里，但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这回他们可是 大错特错，僧格林沁可说是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个正儿八经能办事的大员，在腐朽的清廷里可算是珍兽，此人调教出的军队绝不可与英法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们同日而 语。结果大沽口之战，英法大败，捷报传回京城，朝廷里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而英法两国暴怒不已，南下调兵遣将，此举又被朝廷看作对方认输投降的信号，于是 觉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好象瞬间上了好几个台阶，这下事态总算是“正常发展”了。咸丰觉得这时差不多该“恩威并用、柔远羁縻”了，于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红白脸 的把戏，又摆起了天朝上国的谱来，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作废，不过念在洋夷恭顺，若肯“自悔求和”，可按中美《天津条约》另立新约，换约在上海进 行。
英法当然不会“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来时，清军手里那点烧火棍又不够看了。等到发现事态不妙时，咸丰又慌了（一个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 的心理转换而又屡教不改的），于是又耍起了小聪明，派人每天给英法发去照会，内容都差不多：你们怎么来打我们呢？这是误会一场啊！快来北京换约吧，我们等 着你们呢。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就当大沽口之战从来没发生过，坐下来好好谈吧。说实话，咸丰自觉这封信“暗藏巧机”，相信聪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却偏偏 不是他这等“聪明人”，觉得这些照会简直是莫名其妙。英法还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台完全沦陷后，清朝终于改口了：别打了！我们投降……
这次来当然就不是天津条约那么简单了，大沽口之战的帐也要好好算一算。后来英国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谈判，本来所有条件都谈好了，结果咸丰一看：妈 呀，又要进京，还要带一千卫兵！这还得了，咸丰这回是彻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指示僧格林沁俘虏英国使团一行39人，准备以 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世界震动，打，打死他丫的！联军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动了，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啊，咸丰仿佛都能 感觉到自己的龙椅在震动，但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嘴硬，后来跟英法谈判，一句话：什么都可以谈，使节进京的问题绝对不能谈！
不能谈就继续打。此时法国得到情报，皇帝在圆明园休假，于是派兵前往，大溃清军，但是皇帝不在，结果扑了个空。法国人一入圆明园，虎躯一震，妈呀！ 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宝贝！这真的是在中国吗？法国人二话不说，马上动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没能洗完。周边淳朴的大清子民闻讯而至，终于将圆明园洗劫一 空，顺便放了把火——请注意，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放的，只不过手法太不专业，杀伤力有限，至于第二把火还得过会儿再说。仗都打成这样了，连皇帝的别 墅都给打残了，咸丰只得放下自己那点可怜的坚持，终于答应了外国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面圣。
不过外国公使最后还是没能见到咸丰，因为咸丰一口气咽不下去，挂了。看来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除了有叶名琛的自负以外，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 咸丰皇帝也是“功不可没”。不过对咸丰来说，这种坚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古以来，还没说是哪个藩属国的使节见了皇帝可以说是不用三跪九叩的，这礼数要 是坏在了咸丰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千古之耻、万世骂名啊，无论如何他也要保住这点面子，以至后来咸丰郁郁而终，给人的感觉便如“殉道 者”一般。而对诸列强来说，他们是无法理解咸丰这种心态的，对他们来说，两国交往，就该平等相待，清国虽然战败，之后派官员出使国外时，外国也是以礼相 待，偏偏中国的皇帝把他们当成藩属国，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逼使节向皇帝下跪。这跪礼之争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已持续大半个世纪，到咸丰这代总算是划上了记 号。
更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英法要求中方释放使团，于是巴夏礼等一行39人，不对，是19人，被放出来了。这19人的状态用三个字形容叫“半条命”，剩 下20个干脆被大卸八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中方本想拿使团做谈判筹码，结果还没谈完就先行撕票了，说到这里，我已经不知该怎么解释清政府的行为了。总 之，友邦莫名惊诧，英法一商量，这口恶气忍不下去，不给个迎头痛击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头上撒泡尿。后来两国产生了分歧，英国说要烧圆明园，法国说烧那 有球意思，不过是个皇帝的度假村，要烧就烧皇宫。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英国说服了法国，于是大队人马杀进圆明园，这回是专业纵火队，圆明园基本所剩无几。
这里要顺带一提的是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咸丰死后恭亲王主持外务，反正联军打到皇城根下，说什么也得服了，不过恭亲王发现一点：洋人和过去那些藩属 国很不一样，签完条约之后居然能照之执行，说撤军就撤军绝不拖延，也不多讨小便宜。而这些人又处处以所谓“国际法”攻击大清，大清自该以对方最重视的“国 际法”回击。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终于接触到了中文版的《万国公法》，这距离林则徐上次询问伯驾有关“领事裁判权”的内容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 但是清廷学习了国际法后，只想以此对付洋人，从来没想过要自己遵守，这种务虚的态度使得清政府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学造诣，在谈判桌上依旧惨亏给对手，无论 胜仗败仗，一旦签起条约，永远都是中国吃亏。再加上后来西太后独揽大权，签约之事总被个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虽然民间有人指出“外国这不合法那不合法”，中 国完全不必退让，但腐朽的清廷却毫不理睬，而民间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国，使中国人逐渐产生一种观点：国际法是强国用来欺负弱国的工具。这种理解一 直流传至今。
圆明园第二次被烧已经是四十年左右后的事情了，这回纵火的是八国联军。关于拳乱，中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要求拨乱反正，没办法，义和团做的实在是 太过分了。但也有人为义和团辩护，说是“外国侵略在先，义和团排外在后”，这种说法不值一哂。且不说“侵略”有一大半是中国自找，义和团所谓的“排外”行 动，几乎不杀外国人，专杀中国人，毁坏洋货亦是对私人和公共财产的严重践踏，从仇视洋人发展到仇视洋纸、火柴甚至铁路、电线杆，严重阻碍国家建设和科技进 步，及至后来扬言要攻击外国使馆，等真招来洋人后又不战而败，除了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不断招致灾难，于国于民无半点利处，哪有半点“排外”的样子？这样的 愚昧暴民、乌合之众，居然被中国的教科书奉为民族英雄，我又时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只能理解为：教科书的编者和义和团其实是一丘之貉。
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 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的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 之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两国的命运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差异。到今天，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 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不过 停留在“风水轮流转，咸鱼也翻身”的水准，事实上，从清朝的故事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大量现今现实的影子。
对于这种停步不前，当权者要负起主要责任。几年前袁伟时曾有一篇文章《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刊登于《冰点》上，指出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鸦 片战争和庚子之乱的诸多硬伤，结果竟引起朝廷关注，导致《冰点》停刊整顿，足见当今圣意。就如咸丰可以为了个人的九五之尊放弃所有白银和领土一样，对某些 人而言，当现代文明威胁到皇权之时，保持中国人的这种低智状态也是相当有必要的。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7 17:05
本帖最后由 我是美工 于 2010-8-17 17:07 编辑

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

推倒柏林墙



最近google因不堪忍受自宫之苦，威胁中国人民说要走人。有人说，google这帮孙子其实是赚不到钱，临走前还要装逼，打个言论自由的幌子。我不知道google在中国的业绩如何，不过要是google这样的公司在中国都赚不到钱，那绝对不是他们的悲哀，而是中国人民的悲哀，不是google自绝于中国，而是中国自绝于世界。中国人民其实一直就生活在一出巨大的悲剧中，人家看youtube，我们看优酷，人家用google，我们用百度，人家喝牛奶，我们喝三鹿，就这样还有一帮当太监当出快感的人像打了鸡血一样的乱喊：中国可以说不！

很多人一说到言论自由，马上就联想到什么8*8啊、真相啊之类的高端词汇，接着你就看到两拨对8*8都是一知半解的人在那儿喷得不可开交。其实事情根本就不用搞得那么复杂，中国的言论管控所屏蔽掉的不仅是8*8这样的大事，更有关乎我们日常生活的小事。没有网络的曝光，周久耕还在抽九五至尊，戴江诗丹顿，发表他“谁敢降价便处罚谁”、“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门一起对其进行查处，以防止烂尾楼的出现”等房地产高论；没有网民穷追猛打，陕西林业厅可以一边数钱数到手抽筋，一边骄傲的宣布说我们这儿有只华南虎；没有揭露事实的权利，俯卧撑可以用来杀人，垃圾可以用来造桥，纸币可以用来开手铐，鞋带可以用来上吊。如果媒体不肯曝光，可能直到今天中国人民还在喝掺了奶粉的三聚氰胺。事实上，三鹿这个盖子本来就揭得迟了，石家庄政府一早就知道奶粉有问题，但是当时正值我国开奥运会，这可承载着百年来的梦想，象征着五千年的盛世啊，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候破坏中国人民的心情呢？石家庄的官员凭着那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凭着胸腔里流动的中国人的血液，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那就是压下不报，拖延的这些日子不知道又出了多少结石婴儿，直到耿直的新西兰人坏了他们的好事为止。

可惜的是，三鹿还远远不能代表我国的最低水准。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都是河蟹说了算，从公开渠道能了解到的，永远都只是这个社会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最近特别流行的城管打人、武警抢敏感词队、敏感词勾结地痞流氓强制敏感词、群体敏感词事件、敏感词渣工程、谭敏感词、刘敏感词、艾敏感词、赵敏感词、冯敏感词等等，没点像样的家伙你上哪里找消息看去？都不必说全国范围，光是南京这一个城市就有一堆故事。08年6月5日南京炮兵学院上千名学生因拿不到校方承诺的本科毕业文凭而敏感词，墙外有视频有真相，事情闹到那种规模，报纸上居然一个字都没有，绝大多数南京人一无所知。而这几年内同样因虚假承诺而引起类似事件的学校，光是我能回忆起来的就有江西服装技术学院、合肥炮兵学院、郑州大学和赣江职业技术学院。08年12月，在未经法院批准的情况下，雨花台区一家奥迪4S店被七八百个人敏感词，这帮混蛋拆店打人就算了，还把几辆可爱的奥迪给轰成渣，还他妈有没有人性？这件事虽然在各大门户网站可以看到消息，本地报纸却无一报导，该店董事长打110无人出警，找法院不予立案，找国土局说不归他们管。如果你也有幸遭遇强制敏感词，你的情况一定不会比一家奥迪4S店更好。

有人说，啊，强制敏感词，离我太遥远了，几率跟玩躲猫猫时撞成重度颅脑损伤差不多。那有一件事作为南京人你是根本跑不掉的，那就是PX厂。08年南京市民知道本市有个毒气工厂时，人家厂子早就已经开建快两年，生米都已经煮成熟饭了。报纸上别说是社论了，只有06年还在一堆无痛人流广告里偷偷藏了个PX开建的消息，如果不是新浪还斗胆报导了一下，可能到现在都没什么人知道这件事。当时也有不少人在网上发帖号召学习厦门人民，我们南京市政府哪能让这些心怀不轨的煽动分子轻易得逞，删删删！有了厦门的教训，南京市政府应对及时，准备充分，处置妥当，把一切不和谐的企图都扼杀在了摇篮之中，最后安全上垒，顺利过关。南京人最后也就这么认命了，不要说是抗议的自由，他连谈论的自由、了解的自由都没有，连话都不敢说的人还能干吗，还想造反呐？有人说，我靠，难道南京市领导每天都戴防毒面具上下班？其实那帮孙子的眼睛早就给GDP糊住了，再说季XX、蒋XX、罗XX、王XX、朱XX，哪一个是南京本地人，人家时辰一到，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谁他妈管你的死活啊？

在中国就是这样，领导的名讳能不提就不提，发帖不带几个X，绿坝河蟹你全家。看网民讨论时事，那说话的语气真是要多耸就有多耸。当然，有些人骂美国骂日本时马上就得瑟起来了，就是这么一群废柴。就这么一个环境，还有一群人跟在河蟹的屁股后面协助闭关锁国，替自己挖坟也能挖得这么欢乐，真是叹为观止。你跟他们说南京市有个PX厂，这帮人还忽闪忽闪着他们水汪汪的大眼睛，问你：PX是什么啊？不说PX这么严重的事，光是雨花台区那个大白宫（说小白宫或是山寨白宫，是对雨花台区政府的侮辱），谁好胆再说个“不”给我看看？

去年南京地铁施工，把翠岛花城的房子给挖裂了，一帮业主跑到地铁大厦去讨说法，被二三十个保安打得屁滚尿流。一个女业主在旁边拍照，结果手机被抢走，还被打成左胸肋骨骨折。说实话，没像魏文华一样被打成冠心病就已经算她好运了，这帮人还不磕头谢恩，而是跑去找什么新闻媒体曝光。东升孟非现代快报一流，对付对付出租车司机和居委会大妈还可以，真有事就只能犯耸了。于是乎这帮业主又跑到网上发帖，写得图文并茂，声泪俱下，有图有真相，还自己穿着马甲一阵狂顶，结果发一个就被西祠站方删一个。没办法，大妈也要混饭吃啊，让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最可笑的是，这帮人还说什么，要是在毛时代，地铁大厦的人早被枪毙了。这就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恶果，到现在还有一帮人搞不清毛时代是怎么回事。这要是放到59年，那修地铁得是南京人民全上阵，别说是把你房子挖裂了，就是挖没了，你还得喊一声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像翠岛花城这帮业主，统统都是现行反革命、缺乏大局观，还想上网发帖，发你妹，直接打成植物人。如今社会进步了，这帮人还能嚎两句，不过也只限于网上，你要是敢领着一帮人去散步，那罪行就跟8*8差不多严重了。到时就算你被碾死了，天朝的局域网内也不会有你的死讯的。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7 17:10
中国缺的不是钱（作者：推倒柏林墙）(2010-01-10 21:57:49)转载标签：杂谈  

这几天惊闻德国政府要取消对华经济援助，我就纳闷了，德国人是不是脑子坏掉了，怎么到现在才取消？全世界都不应该来援助中国，原因有二：第一，**有钱得一B。哪个国家再来给我们钱，那就是关公门前耍大刀，盖茨门前数钞票，而且对中国的对外形象造成恶劣影响，让全世界以为中国是那种有车有房还要吃低保的不要脸国家。第二，**是头白眼狼。德国人给我们钱的时候，我们几乎就没有报导过；后来德国人说不给我们钱了，这事马上就上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标题叫《无知德国政界呼吁停止对中国援助》，记恨你一辈子。很多人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什么呀，原来我们还要靠德国援助啊，以前咋都不知道呢。

我很希望**赶紧公布一下自己到底吃了多少国家的援助，不要整天当白眼狼。实际上这则新闻公布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也丝毫没有感恩之心，反而觉得你德国算老几，我还需要你援助？假惺惺。从表面上看，中国人民好象是有能力养活自己，实际上你仔细研究下又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日德法英等国对中国的援助，主要用在了农村基础教育、农村水电网建设、爱滋病及肺结核防治、农村医疗建设、环境保护等项目上，他们所援助的那些人远离政治中心、被中国人彻底遗忘，外国人要是不援助他们，中国人同样也不会去帮助他们。不是说我们没钱，我们有钱开奥运、发神七，我们的政府只是不想搭理他们而已，中国缺的不是钱，而是一点最基本的人文关怀。

就像去年安徽阜阳的事件一样。当地政府把小学拆掉，建了个富丽堂皇的小白宫，而那些小学生则被赶到危房里上课。老师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怎么办，只好去找日本人。日本人过来一考察愣住了，你们这里很有钱啊，政府大楼那么漂亮，凭什么要我出钱给你修小学呢？日本人表示说“想不通”，但最后还是给钱了，因为他们不伸出援手的话，那些小学生就只有一辈子呆在危楼里上课了。

这让我想到一个靠援助过日子的国家：朝鲜。美国给朝鲜的粮食援助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所给援助的总和，但朝鲜人最恨的可能就是美国了。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吃的大米是从哪里来的，但如果有一天美国停止援助的话，他们就会把所有罪责归到美国人头上，然后记恨上一辈子。事实上，朝鲜也未必就是那么需要援助的国家。他们有亚洲最雄伟的体育场，每年都在表演着全世界最出色的歌舞，陆军规模出奇的庞大，还自称是自主知识产权出了核蛋蛋。平壤的城市建设不比中国大多数城市差，有着富丽堂皇的酒店和宽阔的六车道大马路——虽然上面偶尔才会开过一辆车。金正日每年进口无数的奢侈品，他游艇上的游泳池可能比多数商品房的面积还要大，只要他肯少买几辆奔驰，朝鲜的吃饭问题很容易就能解决。

为什么美国人要免费给朝鲜提供粮食，而不是让金正日拿钱来买呢？因为金正日根本不在意自己人民的死活，甚至还不如美国人在意。恰好是金正日最不在意的那些人，又整天愤恨不已：你美国人算老几，我朝鲜还需要你的援助？从这点来说，**和金正日其实都是一路货色。当然中国的经济情况比朝鲜好一点，没援助也不至于饿死，而且装B也装得更深沉一点，这下各国看奥运看傻眼了，都商量着不给中国援助了，吹牛，有时也是要上税的。

中国人走到国外，时常觉得被人看不起，只好用各类爱国运动来维护自尊。实际上，你有这么一个政府，生在这么一个国家，文明人看不起你是很正常的，你再搞什么爱国运动，那就更像是原始部落表演跳大神了。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7 17:11
XX了就一定能YY？（作者:推倒柏林墙

前几天看到个巨傻B的帖子，内容是这么写的：

民主了经济就一定会发展吗？譬如印度。
民主了社会就一定会稳定吗？譬如索马里。
民主了腐败就一定会消失吗？譬如陈水扁。

后面省略若干条。

现在有些人一讲起民主，言必称印度，当然我很理解他们，大概实在是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了，只好整天拿印度说事。讲起专制的时候，他们一张口又新加坡了，没办法，谁叫新加坡是民主-腐败曲线上唯一一个没有民主却很廉洁的国家呢？假如你作图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点明显在曲线外，这样的点都可以当成实验误差直接淘汰掉了。这种人就很搞笑了，假如A在99%的情况下能得出结论B，1%的情况下能得出结论C，他非要坚信那1%的结果，接着找出种种理由。讲民主他不讲欧洲美国非要讲印度，讲专制他不讲古巴朝鲜非要讲新加坡，这种人不是由逻辑得出结论，而是由结论逆推逻辑，典型的立场决定观点。

既然如此就肯定是诡辩，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句式特别好用：

XX了就一定能YY？譬如ZZ。

XX、YY和ZZ怎么代都可以吗：

遵纪守法了就一定不被抓？譬如孙志刚。
努力工作了就一定有钱赚？譬如中国的农民工。
好好学习了就一定能提高智商？譬如写那帖子的傻B。
……

于是结论都出来了。不要遵纪守法，不用努力工作，不必好好学习，不用……

最可怕的是这种预设立场的人你根本没法和他交流。他的脸皮连贫铀弹都打不穿，摆出一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的架势，最后你只能投降认输，拔腿跑路。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7 17:12
我只有这么多，不会弄qq,
dang完不行就删了吧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0-8-17 19:35
这些文字是不适合保留在坛子里的。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0-8-17 20:56
16楼提到的雨花区（南京穷到仅次于六合的一个郊区）区政府大楼
作者: 剪刀手小黄瓜    时间: 2010-8-18 11:12
好渊博啊。。好多敏感词不知道事件出处。sigh
作者: 顾耀峰    时间: 2010-8-18 16:52
还有吗？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8 17:45
唐龙与藏獒

前段时间国产儿童文艺片《李小龙传奇》热播，那会儿不管我走到哪个宿舍，都听到有人在讨论李小龙怎么强怎么吊。后来我不胜其扰，告诉他们电视里是胡编乱造的，现实中的李小龙根本没有任何实战成就，结果有两个人突然出现认知失谐的症状，一口咬定李小龙是全美空手道冠军。我这几个同学平时都是深受地摊小说毒害的，每天一上网就是铁血强国混球网，上了就算了，还拿里面的科幻故事当真，今天说福建歼10打下F22，明天又说中国缴获F117残骸。每次我拿出证据把他们骂得狗头喷血，叫他们自己长点大脑，结果几个人左耳进右耳出，改天又说肯德基的鸡长了八个翅膀四条腿，苦口婆心的劝我少吃点，我……

后来几个人上网一查，发现李小龙确实不是什么全美空手道比赛冠军，只不过是去当表演嘉宾的，就跟NBA中场休息时穿着玩具熊服装表演前空翻扣篮那种性质差不多，确切的说，李小龙压根没参加过任何正式比赛，也没有跟任何公认的高手交过手。这下我几个同学急了，但是一下又想不出李小龙的其它光辉事迹，尽管如此，他们绝对不会在气势输给我：李小龙这么强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实战成就，你不知道罢了！这个逻辑好象有点颠倒了，你丫连人家一项实战成就都讲不出来，居然就敢说李小龙很强了，底气都他妈从哪儿来的？

李小龙实战成就没有，实战记录倒是有一些。一次是美国的华人武师黄泽民上门踢馆，李小龙的老婆带枪在后压阵，两人鏖战十分钟之久，李小龙打伤了黄泽民的脸，黄泽民抓伤了李小龙的背，两人都声称自己获胜了；还有一回被五十岁的香港武打演员石坚一拳打得头破血流。李小龙真和人发生争执时都是直接操小刀的，一言不和就拔刀相向，对象还是罗维、黄握中这样根本不会功夫的人，最后一三十多岁的大好青年不仅在厕所里晕倒，还死在了情妇的床上，这就是传说中的一代宗师。至于说他打败阿里什么的，凭常识就知道不可能。就李小龙那个60公斤的身板，阿里一拳还不把他直接打出太阳系了？

其实不光是李小龙武功不行了，中国无论传统武术还是散打，在实战层面都是提不上筷子的，在现代搏击上中国也没什么地位，连派选手出国打K1都不敢，这个了解的人都有数，就不多说了。中国武术不行，但是中国那些武术迷却是天下无敌的，武术迷还分好几类，有些人同时归属数个门派。其中一种属于典型的精神分裂，在他们所幻想出来的那个中国里有很多深山老林，山顶上有个破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才是真正的武林高手。我问他，你去过什么狗屁深山老林，见过那个什么狗屁高手吗？他回答我没见过，但是肯定有，电视上都采访过呢！我……你丫看的不会是CCTV的《走近科学》吧？哲学派则喜欢说什么武术是强身健体，锻炼情操的，不屑于和人争斗，问题是这类人又非说中国武术是最厉害的，跟他们的哲学完全不符。还有一类无限制流说国外的比赛规则太多了，中国武术是实战用的，这些规则限制了中国武术的发挥。可是MMA比赛几乎没有规则，中国的高手们又为啥不去？于是武术迷又说了，谁说MMA没有规则！MMA不给插眼踢裆……这下我总算明白了，原来中国功夫流传了几千年，其实只有插眼和踢裆这两招才是精髓啊，太黄太暴力了……说到最后，武术迷怒了：你有种就留下电话，老子让你知道中国武术的厉害！咦，你不是强身健体，不屑争斗的吗，怎么又要打我，难道中国武术就是和强者比哲学，和弱者比拳头？其实他打赢我也不能证明中国武术很厉害，去打UFC吧，我真担心他有没有命活着回来。

中国有很多人都属于讲话根本就不靠谱的，一点根据也没有。古代那会儿没有网络，科学水平也不发达，你说在遥远的什么地方有个武林高手会使什么影分身术还能骗骗人，现在还有人整天一张口就是民间高手、深山老林、少林高僧之类的东西，要我说就是逻辑能力差，科学素养差，智力水平低。这些人还时不时的展示几张少林寺僧人喉咙顶金枪、JB挂巨石的照片出来，想证明中国武术有多厉害，都21世纪了还有人把这种江湖卖艺人搞的胸口碎大石之类的把戏当成瑰宝不得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何况少林功夫都刀枪不入了，什么蒙古人、女真人、日本人都是怎么欺负中国的啊？除了武术以外，还有中医理论、气功之类的，也是同样的德行。这些东西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充满玄学式的神秘主义气质，你一句“科学无法解释”就把所有说不通的东西全说通了。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四气五味、阴阳五行之类的东西，无非就是要让你无法查证，这样才好糊弄人。现在互联网上流传的那些骗人的帖子也有同样的特点，比如你一讲武术，除了讲深山老林的，很多人还会告诉你什么中国士兵在世界特种兵大赛上秒杀别国士兵，你一查，哪有什么特种兵大赛啊，于是对方又告诉你，这种比赛当然不可能公开啦，是我听我部队里一个朋友说的！你一听呆了，拿他没办法。还有那个中国缴获F117的帖子，作者是这么说：某次应海军某军官邀请参加宴会，那个军官喝醉后告诉我的！你又呆了，还是拿他没办法。有些则喜欢胡吹一堆牛B，说中国发明了什么武器可以轻易摧毁F22，然后这么说：点到为止，再说就要泄露国家机密啦！妈的全世界的机密都让你一个人知道了。

那些龙迷就属于这类地摊小说看太多的，现在又出了个《李小龙传奇》，那更是不得了。现实中李小龙从来没跟罗礼士交过手，电视里两人却在全美空手道比赛上争夺冠军，李小龙一脚把罗礼士踢到浮空，在落地前连打十几拳，最后一个招牌式side kick把对手踢出十米远，还莫名其妙的吼了一句“我是中国人”，把编剧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卑之情完全流露了出来，却把龙迷们激动得不行。搞笑的是，所谓的龙迷往往对李小龙的真实生平一无所知，但人家就是觉得李小龙强。你要跟他们说李小龙不行，他们马上就暴跳如雷，但真要他们讲个所以然来又很为难他们。论点是有的：李小龙宇宙最强；论据要么没有，要么就是地摊小说里的内容；论证则是这样：连日本人都崇拜李小龙，你凭什么说他不强！当然更多是像疯狗一样咬人的。其实这种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最典型的是毛粉，据我观察，他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历史教科书，你一问他大跃进怎么回事，前因经过结果一个也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但他大道理讲起来一套一套的，什么都敢说。老毛还是个争议人物，周恩来在中国就彻底的是个神了。我问那些周粉到底崇拜周恩来什么，他们说“周恩来清廉”。我就奇怪了，理论上来说，清廉不是对官员最基本的要求吗？这是什么猪狗心态啊？何况他到底清不清廉我还有保留意见呢，周的那点煽人事迹还不都是日人民报之类的喉舌宣传的，日人民报跟地摊小说有什么区别？就在这时，周粉又拿出一个帖子给我看：《周恩来！一个让联合国降半旗的人》……

根据我在中国生活的经验，造神运动的成果从来都是豆腐渣工程。官方版的黄继光堵枪眼、飞夺泸定桥这些严重违反科学法则和人类常识的故事被一一戳穿之后，民间还要造出更多的神话来。说到关于武术的地摊小说，我见过最典型的当数《全面揭密美国黑市拳，排名第一的竟是中国人》。故事背景在纽约的黑市拳场，为什么是黑市拳而不是K1或UFC呢，就是要让你无法查证吗！K1每场比赛的结果都能查到的，那还怎么编吗。接着花大量的篇幅介绍黑市拳，讲了很多关于奖金、警方的打击之类的话题，介绍了黑市拳的技术特点，还采访了一些子虚乌有的拳手。讲这么多和中心思想无关的内容，目的只有一个——让你相信这篇文章是真的。OK，主线层层推进，下一段的主题是黑市拳手远比正规拳手厉害，你一听“黑市”两个字，觉得恩好象应该是这么回事。这样作者终于可以推出这篇地摊小说最大的谎言了：黑市拳最厉害的是中国人，名叫唐龙！黑市拳的水平比K1高，最厉害的又是中国人，这不就证明中国武术最牛B了吗？当然作者没有得意忘形，接着他还得继续修缮这个谎言，首先告诉大家唐龙在最后一场比赛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是最强的，但还是有个小弱点被对手抓住了——这样人物才显得真实。最后再来个黑市拳拳手排行榜，别的国家也得分点名额，不然就显得太假了，至此，一篇毒害了无数人的地摊小说诞生了。现在你在网上一谈到武术，除了李小龙、规则、民间宗师、特种兵、一招杀敌、少林高僧这些关键词以外，几乎还必然会温习一遍中国黑市拳王唐龙的传说。

所以我就说有些人逻辑能力差科学素养差智力水平低，这种屁话他也信。现在都他妈2008年了我管你丫的黑市拳白市拳世界最强的男人会连个youtube视频都没有吗？特别是里面还说中国人能一脚踢倒27英寸的铁柱，我靠27英寸是几厘米啊？都谭望嵩啊？

前几年我看到一个帖是一个养狗人谈自己养的近十条斗犬，其中提到藏獒在斗犬中其实是排不上号的，这下搅了马蜂窝，马上无数块砖头招呼了上来。其实我本人对斗犬并不了解，藏獒的实力究竟如何我也不敢说，就是看回帖特别搞笑，那些骂楼主的不仅没一个人亲眼见过藏獒，甚至连藏獒长得啥样都不知道，但说起话来个个暴躁无比而且理直气壮，我就不明白他们到底在生气些什么，难道一条狗也能代表中国的对外形象了？这是什么世道啊，人可以变成神，连狗也可以变成神了。而他们反驳的说辞大多是这样：你看到的那些藏獒根本不是纯种的，真正纯种的藏獒只有西藏才有（深山老林之西藏版）；藏獒适合在高原作战，你有种叫其它狗上西藏跟藏獒打（规则限制之高原版）；我曾听一个住在西藏的人说过，他们那里一只藏獒咬死了七只狼（27英寸铁柱之动物世界版）。这么多獒迷群起攻之居然都讲不出一句人话来，直接戳穿了藏獒神话的真相。

倒是那个养狗人说，藏獒对自己忠心得有点过了头，他跟家人吵架时藏獒居然想冲上去咬他的家人，导致他们一家人都不敢对他大声说话，而且藏獒根本没法和别的狗和平相处，只要看到四条腿的，不管对方比自己大多少，都想冲上去咬一咬，主动挑衅的结果却又往往是铩羽而归。这几句描述一下让我想到了中国的某个特殊物种，而且你仔细一想，这条狗为啥会这样，不都是因为智商低吗？难怪他娘的快要绝种了……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8 18:50
发现海外华人还挺搞笑的
推倒柏林墙
[这篇文章写于今年四月，当时还没打算混牛博，所以没在这儿发出来。现在再发其实已经不太应景 了，不过当时在凯迪上很受好评，现在凯迪也不给说话了，就转到牛博，算是补齐吧。文中“海外华人”当然是有所特指，并非全部在国外的中国人]
去年有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说是一个加拿大野鸡大学，里面几个国家的留学生联合起来欺负一个中国人，后来愤怒的中国留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披着国旗，唱着国歌，搞起了和平示威，结果被一群外国人打了。有一个同学还被打得满嘴是血，大家很愤慨，很心碎，回国内论坛哭诉他们的遭遇，接着说：祖国要强 大，一定要强大，不然我们在外面没尊严啊！国内粪众，纷纷响应，山呼口号，或慷慨激昂，或声泪俱下，其状甚是感人。
后来我看了那一长串的敌国名单，欧美传统列强不见踪影，都是这么些国家：俄罗斯，越南，委内瑞拉……好家伙，怎么八国联军又打过来了？而且这些都是 我们分布五大洲的社会主义老朋友吗，怎么就联合起来揍中国人呢？
这里就要说说义和团了。咱们教科书上对义和团可是高度评价的，其实真实的义和团就是一群暴民。当时义和团给洋人安插了这么些罪状：“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 心肝”，“（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 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
就是这么一群蠢货。那洋人“作恶多端”，你去杀洋人去啊，他不，他杀教民，也就是信教的中国人。你会发现拳乱时，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死亡比例估计有 1000：1。历史上又有如下记载：“（家有洋货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 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洋货就地销毁，国货就地分赃，经常几千几千的屠杀教徒，就是这么些玩意。
为什么义和团这么嚣张呢？当时慈禧在洋人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后来端郡王给她支招，说义和团“刀枪不入，可御洋兵”，慈禧深信不疑，所以义和团当时 就跟文革初的红卫兵一样，风光无限，还一度要批斗批斗光绪和维新派，因为是“奉旨造反”吗。中间又经过一些事儿，咱就不细说了，反正最后老佛爷很自信的跟 全世界宣战，当然义和团也不能漂洋过海了，只能在家里杀杀外国侨民和中国教民，甚至扬言要冲击人家的使馆，老外一琢磨这事儿不对劲了，于是“八国联军”就 这么诞生了。等人家应战而来，义和团又四散而逃，最后仍是刀枪可入的清兵上去打主力，这时还有义和团某一支部趁机一雪私恨，躲在后面打清兵，就是这么一帮搞笑的东西。
所以我一看这么多国家的人一起揍我们的小留，我也琢磨着不对劲了。后来事情真相大白，原来一个中国学生和几个黑人冲突，本来是私人纠纷，给他上升到民族高度，拉帮纠伙摆出一副要干架的阵仗，半夜三更不好好睡觉，跑去拉宿舍里的火警。全楼的外国学生以为着火了，穿着睡衣睡帽踩着拖鞋就跑出来了，却发现 是一帮中国傻B在闹事，这不打你还打谁？搞笑的是七八十个中国人，打不过人家二三十人的N国联军，人家打架提着棍棒，这帮傻B披着个国旗，还真以为自己刀 枪不入了。而那个被打得最惨的中国人，居然是个小汉奸，指责小留们乱拉火警，被中国人给打成了猪头。后来警察过来，说再闹就要处理中国人了，这帮小留开着奔驰宝马，刷得一溜烟就没影了。
其实海外华人干这类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前段时间刚有个留学生在法国被阿拉伯人给捅死了，这小留的同学又回国内论坛求援，说得好象人家阿拉伯人有病，没事就主动拿啤酒瓶捅他们一下似的。后来终于有一个小留说了真话，原来这帮人和阿拉伯人发生口角，阿拉伯人拿酒瓶砸他们的车，他们一看对方年纪很小， 就拿酒瓶砸人家头，一起追上去打人家。结果还没追上，阿拉伯小年轻又搬来一帮救兵，中国人一看人数差不多，应该是势均力敌，于是冲上去迎战，两个劣等民族混战一场，一位中国同志不幸为国捐躯。这时阿拉伯又来援兵了，中国小留们见势不妙，留下一具尸体，仓皇逃窜，这时才想起来要去报警，到了警察局反被拘留了，原来那个被砸破头的阿拉伯人先报了警。于是小留们就回国求援啊，上大使馆求助啊……
要我说吧，捅死了就捅死了，多大的屁事，中国哪天没人被捅死啊？只不过是在法国，被阿拉伯人给捅死了，这代志就大条了。同样的逻辑，日本人在南京杀了30万，中国人像祥林嫂一样又哭又叫，XXX大跃进害死3000万，哦不止，加文革什么的有8000万，也没人敢放几个响屁出来，敢情同胞的命还有贵贱 之分？而且这帮中国人都特别搞笑，每次搞得气势汹汹的，最后打不过人家，才向警察求援，但自己又不占理，于是就跑回国内求援，跑去大使馆求援，什么问题都要上升到民族高度，好象人家捅他一刀，中国本土就被空袭了，西安以东就被炸平了一样。
所以你到最后就发现，不是中国没尊严，是这帮中国人自己就没尊严，他们以为别人是针对他们的身份，其实他们自己就不是个东西。小留回来忽悠忽悠中国人还是可以的，反正中国人一直在被忽悠吗，可是老外不吃这一套啊，中国人在国外的名声其实就是被这些人给败坏的。这时我又想到某个国家的政府，自己垃圾得不得了，在国际上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只不过口袋里有几个从本国人民那里剥削来的血汗钱，整天送这个国家一个订单，送那个国家一个订单，总算把场面 给罩住了，但别的国家还是老指责它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它说也说不过人家，打也打不过人家，就跑回国内求助，胡说八道一通，把什么问题都上升到民族高度,说人家都是反X分子，国内的粪众就一个个愤怒得不得了，其实那些事跟他们屁的关系都没有。真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小留这一套，不都是跟共 产党学的吗？
其实这几年我也发现，海外有些华人特别爱国，爱啊爱啊都爱成傻B了。你这么爱国，怎么就跑到国外了呢？国内要是你说得那么好，什么幸福你不能在国内追求吗。你要说这帮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那又说不过去了，因为这帮人师完之后都不愿回来了，说是爱国，真要他在中国呆着也挺为难的，这不是叶公好龙吗？行为和思维就已经分裂到了这种程度，那是身不由己啊，想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这就是典型的装B吗。
所以我们可以发明出一套专供小留做的测试题。问题1：你是否觉得中国现在这样很好很有前途？A是B否；问题2：你是否准备回国？A是B否。如果你选 AB，恭喜，确实是装B。要是选AA那就更要恭喜了，彻底的一个傻B。这套题目，可以快速检测出对方的智商和人品。
像这次西藏事件吧，小留一个个愤怒得不得了，又是撕CNN的画皮，又是骂人家政府，整天示威、游行搞得不亦乐乎，用外国政府给的权利反对人家，你叫他回国试试？哦，回国后骂CNN还是可以的，游行示威就不行了，会被当成群体性事件，惊动城管后果就严重了。anti-cnn是可以的，anti- cctv你想都不要想，一个最不真实最没新闻自由的国家，整天拿个手电筒照着别人来劲得很，我都不好意思说这帮人了。这时我就想到一个经典的笑话。一个美国人说，我敢在白宫前骂美国总统，于是苏联人说，这算个屁，我在克里姆林宫前一样可以骂美国总统。但你叫他在克里姆林宫前骂勃格日涅夫，嘿，被普京带着一群KGB人间蒸发了。
国内这么多屁事，都不够人操心的，矿难，拆迁，黑窑，通货膨胀，毕业潮，民间疾苦他们从来都不关心，你要是跟他们讲这些问题，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些人好可怜”，而是“国外也有这个国外也有那个”。而那边外国人一对西藏指手划脚，他马上肾上腺素激增，愤怒得不得了。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不光是小留了， 整个中国所谓的爱国主义，就像秦晖说的那样，叫“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虚伪得一塌糊涂。
其实吧，这些人在国外也挺可怜的，他们可能物质上衣食无忧，精神上却一直是半残废。海外华人在国外大多是扎堆的，搞个唐人街什么的自得其乐，那些高扯爱国主义大旗的华人就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的主流环境，。但是你叫他回国那就更不可能了，他宁愿忍受所谓“西方的偏见”也不肯回国。尽管他是丛林社会出来 的，从来都是用丛林社会的模式去思考问题；尽管他不愿意承认，但他还是隐隐约约的、非常抽象的感受到文明社会的种种好处，更愿意留在那里生存，虽然他可能 根本说不出来好在哪里。这就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类和动物的区别之一。
正是因为在文明社会遭到这种精神上的排斥，这些海外华人把祖国当成一个依托，将其幻化为一个符号，一个鼎礼膜拜的图腾。他希望国家来改变他个人的处 境，希望原子弹和所谓的大国称号能给他带来在西方世界的尊严，他需要这些虚幻的东西作为弥补。但是他不愿承受中国争取所谓“国际地位”的代价，他有意忽略掉小老百姓在重负下发出的呻吟，呆在国外凭空享受中国发展给他带来的好处——实际上是什么好处也没有。他用嘴巴爱国，用外国政府给他的权利爱国，这样的爱 国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得到别人赞赏的目光，成为瞩目的焦点，感受自我的升华，甚至宣泄原始的暴力欲望，像叛逆的青春期少年一样，用群情激荡的共振效应对 抗所谓“西方的偏见”，从而得到一种满足感，这就是他们廉价的爱国情感。
其实，不光是海外华人，把中国所有这些虚伪的爱国者和拳匪们放到一起做个比较，会发现他们都有很多共同点：自己愚昧无知，而且以为洋人跟他们一样蠢，充满盲目的排外情绪，但是只能欺负自己人，甚至造个反还得有关部门恩准。当然了，义和团在官方口径中至今还是民族义士，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充斥着各色 各样或义和团或林则徐的组织和个人，所以今天拳匪遍布全球的状况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当义和团的暴行招来八国联军的时候，多数喊着“扶清灭洋”的拳民毫不犹豫的逃跑了，甚至大发国难财。如果今后中国真的有难，咱还用指望这些爱国者们会做得比义和团更好吗？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8 18:54
道听途说

“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起源不详，可能是出自于梁启超的诗歌，但可以确知一点，这个说法基本上只在中国流传，并没得到世界的承认，上维基一看便知。一般国外更喜欢讲“文明地区”，往前排的话在中国之前至少也有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与爱琴海文明，每一个都至少比中国早1000年，但是中国版的“四大文明”将公元前25世纪的希腊文明给扒下来了，自己取而代之。而且这还是比较大的文明，早于中国的小文明可就能列出一长串了。
一般中国喜欢讲5000年文明古国，不过公认中国的文明是始于公元前15世纪而不是30世纪。文明的特征是：国家政治、城邦、冶金、文字，按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中国只有3500年文明，之前1500年则够不上“文明”的水平，最多叫“文化”，如果各个古文明都把自己文明之前的历史给拉上，中国就更讨不到便宜了，人家那都是上万年的老妖。综上所述，“四大”中国肯定是排不上了，但要是讲“东方四大文明古国”的话那还算比较贴切。
至于“四大发明”则应该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李约瑟最早提出的，不过世界上普遍也不太承认。例如活字印刷，最早是沈括《梦溪笔谈》所载，无论出土的泥活字还是由活字印刷的书籍数量都少得可怜，何况之后多少年中国都是在用雕版印刷而非活字印刷，一个发明你自己都不用，怎么就成“四大”了？到清朝时有人曾想复原活字印刷，捣腾十几年都不能成书，原因就一个：汉字实在太多。相对于中国自己都不重视的活字印刷，西方的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则在瞬间改变了整个世界，它的机械机构也使其和中国手工式的活字印刷有了本质的区别。
考过托福的人肯定也知道埃及的莎草纸，这玩意比中国的造纸术不知道早几千年，虽然不是植物纤维所造，但是可以折叠可以书写，性能上和纸完全相同，更是英文“纸”的发源词（papyrus），在开始也确实承担着文化传播的作用，只不过造价较高，后来被新的纸张给淘汰了。指南针那是你也我也有，不知谁先有，是不是中国率先发明的尚无定论。剩下一个黑火药，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从中国流出去的，也有些人有不同意见，总之四大发明里争议比较小的也就那么一个。
这倒不是要否定四大发明的意义，而是有些人喜欢无限拔高。就像指南针，我个人觉得争论这玩意是谁先发明的并没什么意义，真要探究事实真相也并无不可，但是除了事实之外有些人还非加点额外的“含义”，说是我先发明了指南针我祖先就牛B了，我牛B我自豪，这他妈有什么好自豪的？中国盛产一些专家学者，就喜欢研究什么“某样外国人发明的东西在中国早有记载，比外国早若干百年……”这跟韩国人喜欢说别人的东西是我的根本没什么区别，更别说韩国那些故事还有不少是大陆粪青编造出来的了。只不过有些人对事物的判断都是基于自己的立场，韩国人说韩国好他都不信，中国人说中国好他全都信罢了。
四大文明、四大发明，都只是一种说法而已，随便听听就算了，偏偏有人拿这些东西当宝。像开幕式搞什么四大发明，人家都不承认的东西，你就拿给全世界人看了，还冒出一个活字印刷，不晓得的人还以为是搓麻将，搓着搓着就和了，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老外也看不懂，就知道鸟巢里热得要死，下面搓麻将根本看不懂，只想看完点火早点回家睡觉，连凤凰卫视都懒得掩饰嘲笑之意，外国媒体也是客套客套尽量嘴下留情，有中国人看到这种表演他居然就自豪了，也算是弱智的典型。中国在历史上从来就算不上什么文明中心，包括唐朝什么贞观之治，不过是国人意淫的产物，所谓“万国来朝”也就是周边那么些游牧民族，但中国人偏偏就比较喜欢从伪造出的历史中寻找寄托，为什么？因为现实放在眼前，现实难以伪造（我党轻蔑的瞟了我一眼），从现实中他找不到寄托——可他又不愿承认自己现在比人差的事实。
诺贝尔发明了炸药，这玩意可比火药厉害多了，而且两者之间也没什么关系，完全是独立发明，一个是炼丹的副产品，一个是目的明确的科学研究，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我看人家瑞典好象也没整天抱着这玩意意淫的。中国很多人都看不起印度，人家印度也是古文明，是佛教的发源地，对哲学、逻辑学都有巨大贡献，还发明了阿拉伯数字，这不比中国的四大发明牛B多了？我看人家也没整天胡吹乱侃，就算印度吹了，中国人又会怎么想？还不就是把人家当成一个虚荣心极度膨胀的自卑民族吗？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8 19:05
日本如何走向灭亡



很多人想不通，二战时小日本没事跑去偷袭珍珠港干吗？根本是自寻死路，不然中国日后的命运还真的很难说。有人觉得推动日本做出此等蠢行的原因是石油，当时日本生产的石油大概只能满足自身5%的需要，超过90%要从美国进口。那头美国一断油，日本的战略储备仅够支持一年半，穷途末路，只能豪赌一把，看看能否出奇不意，一击打垮美国。

但这还不是根本原因。事实上，是日本在明知会触怒美国的情况下仍去攻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这才换来了禁油的处罚，本来是根本不该有这么一茬事儿的。有些事情的发生，往往是在很久以前，某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因素决定好的。日本败亡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1877年。当时日本叛乱四起，议会制再过两年就要实行，叛乱虽被平息，保守派却担心乱党的余孽不用拳头说话而改用嘴说话，到时候他们进了议会，人模狗样的做了官，还不知日本会变成什么样子。

山县有朋抓住这个机会，大肆鼓吹“军队统帅权”，要让军队“直接效命于天皇”，以免被乱党利用。所谓“军队统帅权”，就是说军队完全不受政府控制，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你听命于天皇，我也听命于天皇，谁也不比谁大。有些日本学者指出，这个“统帅权”说白了就是军队可以无法无天，完全不受管制。事实上也是如此，天皇只是个象征性的人物，偶尔才发句话，整个日本军队实际上是受山县有朋个人控制。而到了二战时期，表面上军队和政府是平行的，但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军队其实完全压倒了政府。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现任武官制”，即内阁陆军、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这成了二战时日本军队挟持政府的一大法宝，出了什么事就不给内阁派人，少了两个大臣，这内阁还怎么玩？但这并不是关键因素，关键因素仍在于上面那个“特殊原因”。1913年，“现任武官制”被内阁废除，到1936年，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在军部的压力下，不得不又恢复了“现任武官制”。

这么荒唐的政策，照理来说是不该实行的。但当时的内阁出于对叛党的恐惧，再加上“直接效命于天皇”这一条确实“听起来很美”，似乎并无不妥，于是便饮鸩止渴，把整个军队的控制权交给了山县有朋。山县有朋这发迹之路，倒是跟希特勒有几分相似。不过他没希特勒那么远大的抱负，坐拥军权，坏事确实干了不少，可没能干出什么太了不起的坏事，所以倒也没人当回事。直到五六十年后，这个小小的制度才体现出无穷无尽的恶果，这时的日本政府想再夺回山县继任者们的权力，却发现已经太迟了。

自“统帅权”确立以后，日军参谋总局便连升N级，一下成了和内阁平行的天皇直属机构，负责处理军中全部事务。山县有朋自然是第一任参谋总长，但搞笑的是日本并没有像样的参谋。就这样，日本从德国拉来一个梅克尔少将，陆军大学校正式开张，里面招收的都是精英级的学生，往往是从小就进入陆军幼校，一路过关斩将，才有资格进入这所大学。成绩前六名的学生可获得天皇御赐配刀，因此也叫“军刀组”，毕业后可说是前途无量。

这学校出来的学生，军事素质无可挑剔，但他们却有个致命的弱点：从小封闭在军校里，和外界毫无接触，对真实的日本社会缺乏了解。普通的民众在想什么，政治是怎么一回事，这些军事精英们根本就搞不清楚。结果，他们纷纷闭门造车出了自己的社会理论，并且一相情愿的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整个社会，而这些军人可没有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或是什么深奥的哲学思考，他们拥有的完全是军人的逻辑，粗暴而简单，我们姑且称这批人为日本粪青好了。就是这样一批人，其权力却可以不受政府的制约，后果自是可想而知。

那么这些陆军大学毕业的参谋们有着怎样的价值观呢？说起来也好笑，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这句话在中国可以说是人人都听过，人人都学过，而且人人都深信不疑，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

1886年，四艘令人生畏的战舰驶入长崎港，上面的外国水兵一下船，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妓院。5名外国水兵在妓院外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却发现有些日本人可以直进直出。受到这样的差别待遇，外国水兵们火冒三丈，把妓院给砸了个精光。日本警察立即出动，逮捕了这5名水兵，不料军舰上竟冲出450多人，直扑警察局而去，而舰上的12寸巨炮则调转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这下日本可没脾气了，面对外国的坚船利炮，只能乖乖的放人，还要道歉赔偿。

看，日本其实和中国一样，也有一段屈辱的历史。不过，在这则故事里欺负日本的“外国”，可不是英国或者美国。进入长崎港的舰队，乃是我大清国的北洋水师，而这段日本学生人人皆知的往事，在中国的教科书上可是只字不提的。

当然，其它列强也没少在日本分一点羹。在屈辱之中默念着“落后就要挨打”的六字真言，日本人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崛起之路。这时，大清国正忙着替老太后祝寿，修着奢华无比的颐和园。

就这样，短短的8年后，一次胆大的冒险，日本消灭了装备水平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水师。这不就说明日本海军已经达到世界第四的水平了吗？1905年，日本险胜俄罗斯，虽然这场战争中他们所获得的回报远远小于支出，但先后击败亚洲的老大与白种人中的翘楚，日本人可是扬眉吐气，他们心中高喊着一句话：

大和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爱国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日本人民空前自豪，腰板挺得比任何时候都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中国收复了台湾，或是中国击败了美国——或者回忆一下普通中国人对新中国建国和抗美援朝的感受。当时的日本人，就是那种心情。当然，最爽的还是军部那些人，军人的威望是如日中天。

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争的结果又给军部泼了一头冷水。日军的老师——德国，居然输掉了！

这是第一次世界级规模的战争，也给日本敲响了警钟。看看中国的古代史吧，在不断争战后终于一统，日本仅仅由于地理上的天然防护才没有被中国吞并。而科技的发展已经消除了这道屏障，按照历史经验，现在似乎该产生一个世界霸主了。日本没有参与一战，没有获得战争经验，可以说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日军的老师在这场战斗里居然还是败者。

正所谓笨鸟先飞，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派了一小批军官来到德国研究学习。他们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日本士兵的单兵素质和小集团作战能力在二战时可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很多战术动作都是日本首创，正是因为日本吸收了德国一战时的各种经验教训。日本把整个德国的战法都吃透了——这意味着**军队也被他们吃透了，因为蒋介石替中国军队请的老师也来自德国。

不过，这些穷兵黩武的家伙更欣赏的是希特勒的总体战思想。一切向战时状态转轨，时刻准备着迎接战争——这帮日本粪青几乎就不知道该怎么和别国和平共处，不懂怎么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也许他们并不热爱战争，但战争是他们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手段。在这些人眼中，这个世界只有弱肉强食是不变的真理，与其落后接着挨打，不如强大起来先去打别人，没有强大的军队，谁来保障民众的生活？虽然日本政府也总想用温和点的方式处理与他国的关系，可他们是拿军部那些人毫无办法的。

也有一些其它因素。经历短暂的风光之后，日本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接下来便是1920年的大裁军——当然，军队是不会自己裁自己的。这时军费仍然是由政府控制的，裁军是由政府提出的，现任武官制还没恢复，那个“特殊原因”也未能发挥作用。军人由民族英雄沦为民众眼里只吃闲饭不干活的人，这当中的心理反差自是可以想见，于是他们便需要一场战争，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日本倒也不是跟一战完全没有瓜葛了。这时日本和英国还有盟约，英国便要日本赶紧来欧洲助拳。日本可不管什么兄弟义气，去欧洲打仗，对我有什么好处？没有。但英国怎么说也是当时的世界老大，不便得罪，何况日本也确实该打打仗了，军部的人眼珠一转，得，咱去打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吧！那时德国在欧洲搞得焦头烂额，哪有空管亚洲的事情，驻扎在中国的德军就这么被日军给剿了，这么一来日本又战胜了自己的老师，国民心理又严重膨胀了一回。不过打跑了德国人，日本可没把土地还给中国，而是大咧咧的占了胶东半岛。这可把英国气得不行，搞了半天，自己的盟友就是这么个浑水摸鱼的货色。

这时，英国的亲密战友美国出面了，开了个华盛顿会议，和各列强们重新瓜分了这个世界。美国处理问题的思路很简单：世界需要秩序。以前抢的就既往不咎了，以后大家都不要打仗了，好好过日子吧，一战的残酷大家都见识过了，想必大家都不想再来一次吧？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毕竟和美国是一脉同源，对美国的想法很是赞赏。日本可不高兴了，英美居然逼着日本把顺手牵来的胶东半岛还给中国，本来日本人就不了解西方的价值观，于是军部粪青们又开始套用自己的社会理论解释这一切了：什么世界和平，全是幌子，说白了都是利益，就是你英美已经抢够了，现在怕我崛起，不让我也抢一点。你抢得，我就抢不得？

不高兴归不高兴，英国美国那是日本惹得起的吗？没办法，老老实实听话吧。这下日本民众又不高兴了，他们也不懂什么叫秩序，只知道列强们以前欺负过日本，而且全世界的列强都在抢地皮。现在日本好不容易出头了，到手的殖民地还得还给中国，这算怎么回事？于是，英美这些国家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立刻跌了一个档次。

要说美国也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抢过中国一寸土地的列强，还三番五次的帮助中国，甚至有救命之恩，可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档次也不怎么高。在我们看来，说白了那都是利益，列强们都害怕中国崛起。胶东半岛和华盛顿会议的历史，咱们教科书上是从来不提的，也没几个中国人搞得清是怎么回事。

日本人有了种紧迫感。大家隐约觉得，与列强们似乎迟早将有一战。也就在此时，天才粪青石原莞尔的“最终战理论”横空出世。

粪青怎么能算天才呢？石原这家伙是非常聪明的，他读陆军大学时，人人苦战三更半，这家伙却整天到处晃悠，最后居然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据说是得罪了教官，不然的话就是首席毕业生，可以直接在天皇面前演讲了。其实一个人成长时多多少少会在某个年龄段粪青一把，石原就曾经粪过，而且还算粪青里特别成功的那类。后来他发现做粪青实在没前途，而且再粪下去日本就要完蛋了，于是苦口婆心的劝周围人赶紧脱粪。可惜为时已晚，多少粪青都沿着和这位天才相同的道路向前粪进，一句话都听不进去。

所谓的“最终战理论”，就是东西方之间迟早要有一战。在日本抱有这个想法的人非常之多，毕竟东西方文明之间有很多隔阂，肤色都不一样，有些地方相互不理解，再加上大家过去又有不少过节，有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思。在二十世纪初，日本人的想法是中日应该联合起来抗击欧美，也就是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那时日本是拿中国当自己人看的，很多人倾家荡产的支持辛亥革命。可革命革到最后，中国又不见什么起色，这些亚洲主义者失望之下，决心自己单干。石原就是曾倾尽家财助孙中山推翻清政府的其中一人，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妄图颠覆大清国，破坏社会和谐，随意了。

怎么干呢？石原莞尔认为，日本国土纵深太小，根本无法进行一场现代战争。他也明确提出了解决方法：要想和西方打，首先得有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州国。

这理论简直太合日本人民的胃口了。这时日本人体内早就打满了国仇家恨的鸡血，觉得日本该干点什么了。军部的人更是蠢蠢欲动，早在最终战理论出现前一年就擅作主张，搞了个皇姑屯事件，想夺取满蒙地区。这起事件也能反映出日本当时的形势，天皇一听日本陆军在中国杀了人家的大元帅，搞出两国重大外交危机来了，顿时暴跳如雷，要首相田中义一彻查真相。田中义一早就知道是谁搞的鬼，拍着胸脯对天皇说没问题，肯定把主谋抓起来。谁知军部的人说了——没这回事，不是我们日本陆军干的！这下田中傻眼了，他没想到这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军部从上到下集体达成了共识。他明知道主谋是谁，可人家陆军不让他管，按照规定，他堂堂一个首相就是没法管。

田中义一没脾气了，只好又对天皇说，弄错了，不是日本陆军，是中国人自己干的。天皇暴怒，你忽悠人呢，当我搞不清怎么回事？田中既得罪不起军部，又得罪不起天皇，无奈，辞职，闪人，过了两个月就病死了，成了史上唯一被天皇吓死的日本首相。至于皇姑屯事件的凶手，自是安然无恙。天皇明知道这个人是谁，气归气，想管也管不了，人家从上到下全都护着，天皇总不能跟整个军队作对吧？

但皇姑屯事件并没有起到效果，反而弄出个东北易帜，张学良这小子倒出息了一回，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再抢那就是跟蒋介石开战了。军部虽然嚣张，这时还只敢偷偷摸摸的搞破坏，这么大的事，总得掂量掂量啊。

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可军部并没死心。石原莞尔“最终战理论”的出现，一下把夺取满蒙的合理性上升到了历史必然的高度，为整个侵略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那可真像是中国那批草寇遇到了马克思主义一样，可谓恰逢其时。没错，满蒙就是我们的生命线，那时的日本报纸，天天都在鼓吹这个理论。石原莞尔一下成了日本国宝，军部的人对他尤其景仰，石原一下便募集到不少粉丝。

但民众和军人是不同的。民众都知道满蒙很重要，可是满蒙现在是中国的地盘啊，要怎么抢呢？这就跟中国粪青老惦记着打台湾，都知道台湾很重要，是咱的缓冲区，可就是不打，你有什么办法？无非也就是图个嘴瘾，抒发一下工作学习中的不满。

以石原莞尔为首的军部粪青就不同了。日本粪青与中国粪青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军部可是准备来真的了。

但说实话，九一八事变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了。东北军不仅人数是日军的四倍，而且武器装备也比日军精良，配备了当时极为少见的捷克冲锋枪。东北军有几十架飞机，日本什么都没有，也就是人员素质比对方强而已，可面对巨大的装备差距，素质能当饭吃吗？换句话说，双方真打起来，日本的赢面实在太小了。石原莞尔也清楚这一点，对他来说这就是豪赌了，看看能不能打个出奇不意什么的，得到点意外惊喜，倒有点像偷袭珍珠港了。

石原虽然是违反军令在行动，可也不打算瞒着军部，反而是大张旗鼓的在筹备各项工作。可军部的人也不管他，都知道那是日军的天才准备完成振兴皇国的伟大事业了，心里都是向着他的。就连朝鲜的日军居然都偷偷越过国界，跑到满州来帮忙了！说日军军纪严明，好象又不是那么回事，只要你打个爱国的旗号，干什么都行。实际上军部也是有派人来阻止石原的，但只是走走过场，建川美次从日本出发，不坐飞机坐轮船，到了朝鲜又坐火车，一路磨洋工，九月十八号傍晚才到东北，发现日军上下都有大动作，明显是打算在今天起事了，于是喝了两杯酒，就一直醉到了第二天早上！

那这么大的行动失败了怎么办？这对日军那些擅自行动的军官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第一有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感驱使，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理，无可指摘；第二政府那边再怎么叫也动不了他们，有什么事大家内部通报一声，按家法处理处理就行了。正因此，这类事件在整个日军的二战史上可说是层出不穷，最终埋葬了日本帝国。

石原搞了这么大动作，张学良可是毫无察觉，还忙着花天酒地，什么准备都没做。但石原还是怕的，赌局太大了啊！9月15号，几位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开了个会议，板垣征四郎拿起一支铅笔立在桌上：手松开，往左倒就干，往右倒就不干了！结果这铅笔还就朝右边倒下去了。几个人大眼瞪小眼，那就散伙回家？这时今田新太郎跳起来：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几个人一听这话，马上热血沸腾，事情也就这么定下了。其实石原的计划还是比较缜密的，就是瞄准对方的心脏，趁夜直取沈阳奉军指挥部，让东北军群龙无首，同时阻断各交通要道，剩下的再各个击破，最后占领全东北。但是能不能成功，他自己心里也没底，谁知左算右算，就是没算到自己的狗屎运居然那么好，张学良压根就没抵抗！等建川美次从酒桌上爬起来时，整个东北已经江山易手，东北军那精良的武器，就统统被日军给拿走了。

至于张学良为什么放弃抵抗呢？长久以来我们宣传说是蒋介石下的令，但后来证明并不是这样。真正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了解的可以补充一下。这个鸦片公子的智商倒确实不大敢恭维，这个就不细说了。

这下日本可炸开锅了。九一八奇迹一般的胜利震撼了两批人。

第一批是平民百姓。大家都是每天从报纸广播里学习最终战理论的，都知道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结果一觉睡醒，我们的皇军就把满州给拿下了！想想看，假如你明天睡醒时，中国已经成功收复台湾了，你会是什么心情？

第二批是一些还清醒的政府官员，例如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此人是昭和天皇倚重的老臣，也是孙中山的密友，他强力主张要把满州还给中国。但对老百姓来说，满州可是日本的生命啊，我们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怎么能再拱手让人？犬养毅这老贼如此主张，置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于何处？于是，当时的主流舆论直斥犬养毅是“非国民”，换成中文就是“卖国贼”或者“日奸”。前面也说过了，日本粪青动口更敢动手，1932年5月15日，少壮派军人对犬养毅的官邸发动袭击，一枪毙了这该死的日奸！

其实杀不杀犬养毅是件无所谓的事，因为政府根本就管不了军部吗。这些少壮派军人，完全是出于对日奸团体的憎恶才动了手，这也就是刚开头说的那个日本军部之所以能完全压倒政府的“特殊原因”。其实日本政府里不乏清醒之士，但是整个国家的老百姓都不太清醒，谁敢说几句与“国家利益”不符的话，马上就会被斥为日奸。更可怕的是军部时不时派几个人来暗杀一把，谁还敢再提意见了？这些少数人的声音被压制后，日本的主流民意也显得更加疯狂了。一个听不得反对意见的民族，哪有不灭亡的可能？

天皇简直要气炸了。军部的人居然说刺客是出于爱国情感，情有可原，罪不至死。天皇可不干，一定要弄死凶手。弄死就弄死吧，可在日本人眼里，五一五事件的刺客简直就是民族英雄，为国家利益而冤死，杀了他一个，还有后来人！问题的源头未能解决，民众依然粪青，军部依然无法无天，而且自此以后便完全操纵了政界，原因无它，政客已经混不下去了，无论是军部还是社会，已经没有人再支持他们的“卖国言论”了，乱说话的人，连小命都保不住！

当然，不光是日本政界，整个国际社会都反对日本。当时的国联就跟现在的联合国差不多，43个国家开会一讨论，弄了个42：1的表决出来，除了日本自己，剩下的国家都要求日本归还满州给中国。日本人那个恨啊，岂有此理，全世界都在跟我们作对！西方的无知偏见！好在，这一回胶东半岛的悲剧没有重演，继石原莞尔之后的第二个民族英雄诞生了。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得知投票结果后走上主席台，向全世界宣布：

日本从此以后退出国联！

当全世界投来鄙视的目光，在媒体上对日本口诛笔伐时，日本民众却用最热烈的仪式，欢迎他们伟大的外交英雄凯旋归来。

对中日间历史较熟的人会想起一个人物，币原喜重郎。此人引导的外交政策被称作“币原外交”，其主旨就是尊重中国，联合英美，和全世界搞好关系。如此和谐的外交政策，却被军部批为软弱无能。九一八事件时，币原喜重郎仍是日本外相，面对国内将满州据为己有的呼声，“币原外交”显然不再适用，币原喜重郎被逼辞职，这才给了松冈洋右一次“日本可以说不”的机会。

这样一来，满州国便是日本的地盘了。石原莞尔的行动便到此为止，他并没有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打算。可他自己也没想到，自己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个小石原莞尔，正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呢。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此罢手，之后会怎样？

换作今天的话美国会带着一票小弟去收拾日本，但那时的美国还没干起世界警察这一行，国联是不会为了中国去打仗的。东北拥有丰富的工业原材料，在日本的统治下满州国的GDP几乎和日本本土相当。而且东北还有日本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石油，只不过日本忙着打仗，一直没能勘探到。假如后来日本没来打中国，自不会陷入战争的泥潭，在东北好好经营几年，纵深有了，工业有了，石油有了，要什么有什么了。而蒋介石在羽翼丰满以前是不敢跟日本交火的，民国在进步，日本同样在进步。等二战打响，日本主动帮着打德国，以此和欧美和解，那国际地位不也有了？

这大概便是石原莞尔替日本设想的美好未来。现在要做的就是平息蒋介石的怒气，可是，日本粪青们坚决不干。

石原这批前辈可是替日本立下了赫赫功勋，自己也捞着了不少好处，那我们这些后辈该干吗呢？新版“最终战争论”如雨后春笋一般大量出现：本土需要满州做缓冲，那满州呢？需要华北做缓冲。华北又需要华南做缓冲……总之，我们日本需要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1931年到1937年这段期间，各种事变层出不穷，其中没有一个是日本政府主使的，全是日本爱国粪青的自发行为。相反，日本政府是反对和中国开战的，只是面对汹涌的舆论和时刻可能被暗杀的风险，就连天皇也阻止不了军部的狂人们了。

可是，小粪青们的水平远不如石原莞尔高，经常把情况弄得一团糟。这其中最经典的事件，大概要算1936年的绥远事变。石原莞尔曾预言，日军再这么搞下去，迟早会陷入中国大陆的泥潭。同样是这位天才说的话，爱国粪青们只听得进好话，却听不进坏话，当初“最终战理论”被捧上九霄云阁，这“泥潭论”却是无人问津。绥远事变时石原莞尔亲自前去阻止主谋武藤章，对方却不以为然的说：“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这话大概会让石原莞尔刻骨铭心。石原的军阶倒是比武藤章高得多，可是日军早就养成不听上级命令的风气，要知道，石原莞尔也是自作主张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时再去阻止别人，反倒像是怀着小人之心，怕后辈的前途超过自己。后来石原莞尔老是给进攻中国泼冷水，在那里唱衰日本，日本人越看他倒越像日奸了，武藤章干脆联合其它粪青，把他踢出中央军部，换了个虚职。可以说，石原莞尔是真正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所以我们会发现日军有个特色：

小规模作战奇狠无比，单兵能力和战术水平无可挑剔，可放到大战略上，就是一群无头的苍蝇。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日军却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或者说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目标，大家胡搞一气，闯了祸自己也不用负责，我们总说日本侵华是蓄谋已久，但事实却并不是如此，如果真把整个日军的行动都归结为政府的指挥，那日本政府真可以说是鼠目寸光了。俗话说，发动战争前要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战争将在何时结束，可那些军部参谋即使制定好战争结束的计划表，也没法将其付诸现实，当情况变得无法收拾，整个日本都被逼上梁山时，做出“偷袭珍珠港”之类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换句话说，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可说前途无量，结果却葬送在了那些号称自己最爱国家的人手里。不过，之后的日本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作为日军侵华这出大戏的始作俑者，石原莞尔怎么说也该算个甲级战犯吧？可是，这家伙最后根本没受到起诉，甚至于他主动要求审判，法庭居然也不鸟他，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来也可笑，所谓的东京审判，跟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这不是一场正义的审判，只是战争结束后的一场胜利者游戏，受审的都是得罪了美苏的人，得罪了中国的几乎没有。例如广田弘毅，此人倒真没犯过什么要以死谢罪的战争罪行，只是美国需要从政府抓个文官来顶包，真正的文官战犯近卫文麿却已经自杀了。事实上近卫文麿也未必就是坏人，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人，战争前由于软弱而遭军部欺负，战争中被别人斥为和平运动家，战争结束了，我又成为战争罪犯。”要是对日本二战历史稍有了解，便也知道此言不虚。所谓“和平运动家”，再讲难听点其实就是“日奸”，近卫文麿也不是自己想当首相，实在是没人敢当日本首相，他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来的。东京审判时，西方诸国还没搞清一个道理：所谓日本首相，其实就是个整天受窝囊气的摆设而已。

近卫文麿1939年倒是和汪精卫搞了个“重光堂协议”，其核心思想是尽速解决中日战争，日本不要军事赔偿，中国维护自己主权，满州国归日本所有，日军在两年内撤出中国。汪精卫正是基于这个协议，认为这是中国在军事实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所能获得的最大利益，实际上如果日本这个国家稍微正常那么一点点，中国是必会失去东北的，这点继续往下看就可明白。但是后来一帮军部粪青又折腾出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等于是把重光堂协议给废了，近卫文麿受不了军部的压力，干脆撂挑子不干了，一年后实在找不出合适的首相人选了，这才在天皇的命令下组阁上任。汪精卫大概也没想到日本人的事居然是爱国粪青说了算而不是首相说了算，稀里糊涂的就成了卖国贼，于是哭着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而跟东条英机交恶的日军军官在东京审判中基本都能逃过一劫，石原莞尔就属此类。东条英机这家伙倒是个实实在在的笨蛋，他的军校成绩一塌糊涂，只是他爸曾是陆军大学校首席毕业生，这才让他沾了光，而且东条英机又给人感觉特爱国，恩正得很，完全是靠爱国爱到高位的。东条英机因为笨所以讨厌聪明人，石原莞尔则讨厌东条英机这样的笨蛋。他曾说：以东条的能力，最多当个上等兵。东京审判的检查官问石原莞尔是不是和东条英机意见对立，石原莞尔回答说：东条是没有自己的意见的人，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这两句话倒是不假。两人闹成这样，再加上石原“唱衰日本”被贬职，在美苏眼里，石原莞尔大抵便应该是好人了。

那么南京大屠杀“主谋”松井石根呢？这家伙怎么说也跟中国有关系了吧？其实，松井石根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八一三会战之后，上海的日军对南京虎视耽耽，倒不是说南京有什么军事价值，而是有政治意义，打下了中国首都，本土的粪青们该有多高兴？所以粪青的思维是比较奇怪的，他们想打仗很少是为了获得实际利益，而是面子上爽一把。当时有好几支日军向南京出发，而且无一例外的是违抗军令，擅自行动，军部明知蒋介石一肚子坏水，想拉日本打全面战争，可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手下。松井石根便是怕被其他人抢了头功，率队杀到南京城来了，这时的日军刚打完旷日持久的八一三会战，弹尽粮绝，士气低落，要不是唐生智主动落跑，胜负实在难料。本来陷入绝望的日军，见对手主动投降，自是欣喜若狂，再加上自己又累又饿，便进入南京烧杀抢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松井石根倒还算是清醒人。这么搞下去，皇军颜面何存呢？松井石根把手下集合起来，要求严肃军纪，可是没人当回事，大家嘻嘻哈哈的，本来吗，你松井石根是怎么跑南京来的？不就是违抗了上级命令吗？这种行为在日本叫“下克上”，一开始都是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到最后是蔚然成风，干脆连“爱国”这块牌坊都不要了。松井石根见管不住手下，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回到日本后便吃斋信佛了，明明是想要阻止南京大屠杀的人，最后依然被抓包出来顶罪。

所以中国把东京审判看得那么重，还要拍个“中国人不得不看”的电影出来，这就让人觉得有些不知所谓了。明明是美苏玩的一场政治游戏，随便抓个松井石根安慰下旁边的中国，真正该死的都没死，战后反而成了日本政界的要人，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至于“甲级战犯”、“乙级战犯”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敢打赌一百个中国人里不一定有一个说得上来。可我们照样可以天天挂在嘴边，说得兴高采烈。

话又说回来，真正该向中国人民谢罪的究竟是谁呢？日本天皇？东条英机？石原莞尔？还是千千万万个日本粪青？

就我个人所见，这个真正的战犯从来没有死去，也没有受到审判。它已经离开日本，跑到另一个国家去了。

在中国这么打了几年，军部终于意识到了。我们在中国闹了这么久，打仗中国人不是我们的对手，可是说真的，咱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啊。小粪青打了胜仗，升官发财，日本得到什么益处了吗？这不是我们打仗的目的啊。那怎么办？军部决定，1940年，无论战况如何，撤出中国。

日本粪青可不会让军部得逞。为什么要撤，战争形势这么好，为什么要撤？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想当日奸呢。1940年撤退最后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日本粪青们在中国不断搅事出来，想走都走不掉。这期间闹出不少笑话，比如“诺门坎事件”，清一色打着爱国旗号的下克上，结果无一例外是极为糟糕。

而影响最大的事件，是佐藤贤了擅自进攻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占了北部就可以占南部，接着就可以进攻荷兰属印度了。日本每年消耗石油495万吨，荷兰属印度一年产油470万吨。何况这时法国荷兰都战败投降了，他们的殖民地不就无主了吗？既然无主了，那不就归我了吗？日本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全世界都知道日本要拿法属印度支那做跳板。事实上，当时大家也知道美国是护着法国荷兰的，攻击法国等于是触怒美国，可为什么日本人还敢这么做呢？

看看佐藤贤了是怎么说的吧。他在美国呆了三年，对美国十分了解，于是得出了结论：

“美国人没有爱国心的，美国兵嘴里嚼口香糖，跳舞，去看美军训练，连个齐步走都走不整齐，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举国而上打一场战争的。”

相信这个理论的可不光是二战时的日本了，有个国家的人现在还相信自己的军人比美国人更不怕死更能打，就因为人家不爱国。所以，日本对美国其实是抱着个试探心理，先打下北部法属印度支那，看看美国有什么反映，反正这国家的人都不爱国，应该不会说打就打吧？出了问题，再随机应变吗。

美国的反映出乎日本人意料。

这时，欧洲战场正打得如火如荼，美国心知自己和德国难免将有一战，那么同为三个轴心国之一的日本怎么办？美国不想打不必要的战争，为了不让日本参合进来，提出了这么个方案：维持满州国现状不变，满足日本的石油供给，作为条件，日本要停止在亚洲的军事行动。

这就是出卖中国的利益换取世界和平。

对日本来说这简直是天大的利好消息。咱早就不想打仗了，美国人这个谅解案，是把日本拉出了战争的泥潭，而且还保留了日本抢夺的所有利益——一次体面的撤退。东条英机动心了，近卫文麿动心了，又有一批粪青冷静了下来。如果接受了美国的条件会怎样呢？二战仍将以盟国的胜利告终，至于日本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日本将比过去更轻松的获得在满州的利益，因为这一次，背后给他们撑腰的是美国人，蒋介石再怎么闹也闹不出名堂来，所以我说，如果日本稍微正常一点，中国是必丢东北的。日本似乎又有一个美好的将来了，可是偏偏天不遂人愿，还有一批粪青不怎么冷静。

松冈洋右就是那不冷静的粪青。这时候松冈洋右似乎已经有点精神错乱了，说话总是前后矛盾，不过话又说回来，粪青好象一贯是这样的。松冈洋右刚和苏联签定协议，把日俄关系打点好了，下面日本可以放心的进攻东南亚，松冈洋右也因此以功臣自居。那我都把苏联人给搞定了，你们又说不打了，这算怎么回事？满州现在不就是我们的吗？石油不是就快到手了吗？为什么要美国人点头同意呢？

松冈洋右这番话的杀伤力可厉害了。是啊，条件确实看起来很美，可是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我们日本的内政什么时候轮到美国来管了，怎么搞得我们怕美国一样？真说不怕是不可能的，可明知实力不在一个层级，还总觉得“并非完全没有战胜的可能”，死鸭子偏要嘴硬。松冈洋右又整出个“日美谅解案的修正意见”，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战便来战，谁怕你啊！”

东条英机可给吓坏了，问近卫文麿：能不能换个精神正常点的人做外相？近卫文麿倒不是喜欢松冈洋右，也不是不能撤了他，毕竟外相不是武官，还受政府管制。可人家是“日本可以说不”的民族英雄啊，舆论会怎么看？老子要是被暗杀了怎么办？连死后都要落个日奸的名声，我犯得着吗？

这日美谅解案就这么被民族英雄给搅黄了。军部便退而求其次，转而研究是不是该去打南部法属印度支那了。当时的日本抱着这么个心态：咱们打了北部，美国就给了这么优厚的条件，那咱们再打南部，美国人给的好处不是就更多了吗？然后荷兰属印度的油田也归我们了，那我们有石油了还怕个鸟？这时海军国防政策第一委员会的石川信吾写了个《现在形势下帝国海军应采取的态度》，可说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经典之作，里面列举了大量日美实力间的对比，一片片的图表和统计数字，把军部的人是看得眼花缭乱，真觉得日本跟美国打，虽然吃亏，未必就必败——虽然那些数字基本上都是石川自己忽悠出来的。某国粪青也特别擅长写此类文章。

当时的日本军部就是抱着这么侥幸的心理。他们自己一手操动起来的爱国主义大潮，现在好象有点不受控制，把自己也给卷进去了，那只好随着大潮前进，不撞南墙不回头，说不定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当初石原莞尔搞九一八事变，不也是“奇迹一般的胜利”吗？爱国主义已经让这些人丧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转而变为一群投机分子。在陆军所写的报告里有这么一句话：如果英美荷有妨碍行为，则不辞“赌”一场和英美的战争。

连他们自己心里都明白：日本正在做的，就是一场豪赌。

日本就这么大咧咧的占了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谁知这回美国变脸了。石油，没了！满州国什么的，统统也给老子吐出来！日本这下可慌了，奇怪，怎么变得这么快？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跑去对天皇说，我们的石油只够用一年半了，现在只能打出去了。天皇问：打美国，有没有胜算？永野回答：有没有胜算很难说，但是除此之外没有活路。天皇顿悟：是不是俗话说的“破罐子破摔”？

不过，日本人还是尽了最后的努力，想用外交手段挽回局面。只是，实际操作起来却是十分困难，美国示好一次，日本没领情，这会儿露出世界第一强国的本色来了。满州没了，日本的生命没了，这责任谁负得起？当初一起吹捧满州生命论，现在反倒搞得自己没法下台了。至于石油，东条英机知道石油的重要性，但陆军不像海军那样受石油限制，禁了就禁了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如前文所说，东条英机没有别的特长，他的特长只有爱国。他要保证自己在粪青军人面前的权威，不能说“和谈”这类话，于是踢了个皮球：和美国打是海军的事，还是你们做决定吧！

海军郁闷了，我们要是不打那就是日奸，可打又打不过，这可怎么办呢？这么一想，得，让近卫文麿决定吧！

过了这么多年，可怜的日本政府终于有了一回说话的权力。到了需要有人擦屁股的时候，军部终于想起来了，原来日本还有个政府啊！可近卫文麿也不傻啊。靠，辞职吧，反正也不是第一回了！二战时期，日本首相就像走马灯似的不停换，都是军部给逼出来的。天皇一想，谁干这总理大臣都差不多，都管不了军队，还不如让东条英机来管呢。就这样，东条英机一个人包办了那届内阁几乎所有的职务。倒不是他很喜欢身兼数职，实在是除他以外，没人能在政府部门里混下去了。

皮球踢了一圈又回来了，那东条怎么办呢？日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讨论是否要对美开战，东条英机内心是不想打的，可是他不敢说，他能到今天这个位置，就是因为他把软话都留在心里不说，他要是不强硬，军部就不会再支持他了。整个军部笼罩在悲观的气氛中，美国忍日本忍了很久，还给了日本一张去天堂的车票，日本却错过了这次机会。现在美国发狠了，摆在日本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了。

要么玉碎，要么瓦全。

永野修身认为，美国每天都在变强，日本却越来越弱。美国已不再给日本机会了，如果我们要开战的话，就是此时，此刻，翻版九一八事变，一举打垮美国，否则，不仅会失去满州，以后日本将永远受制于美国，永远没有翻身之日。这话就像九一八事变前今田新太郎那句“你们不干我自己干”一样，粪量十足，一下触动了大家的爱国心，日本决定做最后一次豪赌。12月1日，军部最终达成了统一意见，经天皇许可，日本决定向美国开战，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出于某些原因，中日之间的历史被中国人篡改得面目全非，但是中国对美日间的历史倒是把握得比较精确。接下来就是大家熟知的太平洋战争，日本被美国揍得满地找牙。美国倒是教会了日本一个道理：咱们不是不爱国，只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明显不太一样。说来也搞笑，其实很多日本粪青们早就醒悟了。南京沦陷时，东京粪青搞起庆祝大游行，今田新太郎问宫薙仁亲王：“殿下怎么看国民的欢呼？”宫薙仁亲王没答腔，于是今田新太郎又问：“殿下，这种欢呼是不是正在受苦的国民们在呼喊‘快停止战争吧’？国民们不要这场战争。”只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等这些人醒悟过来，情势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境地了。

这时海军又想起自己的粪青老前辈石原莞尔，跑去征求意见，曾经的民族英雄当时已经沦落到只能在普通大学里教授军事理论课了。石原莞尔是这么说的：“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场战争的胜负了，我军的作战已经超越了攻击停止点了。有一条原则是战斗力和从根据地到战场的距离的二乘成反比，进行持久战一定要在一开始就确定攻击停止点。但是从支那事变到这次战争，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点。东条打的这场战争完全是在胡闹，世界上怎么会有往肯定会失败的战场上派兵的傻瓜？”

石原莞尔也安慰性的给了几条补救措施，可是明眼人都知道，那些都只是敷衍之词，日本其实没救了。

看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倒抽一口凉气。日本有太多机会可以完胜中国了，中国之所以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不在于中国人自己有多坚韧，而在于日本粪青实在太愚蠢。

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以前老被列强欺负，激发出强大的爱国主义情感也是很正常的。可是，爱国爱国，本来“爱”是件很美好的事，在日本却是以“恨”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再加上制度中的漏洞，这恨最终演化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不仅伤害了别人，而且吞噬了自己。

在此强烈推荐一本书：俞天任著《军国幕僚》，可说是国内记述抗战战史罕见的鸿篇巨作，视角非常独特。这本书的副标题就叫：见证从愤青到全民颠狂的历史进程。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8 19:06
色情业与范跑跑
推倒柏林墙

我一直不明白妓女怎么就违法了，两个人的私事，你情我愿，没有干扰任何人，有些混帐非要冲进去观摩人家的 性生活，还美其名曰扫黄打非。而且嫖娼也没像吸毒那样造成什么社会危害——有人对这句话有异议，那就算真有什么社会危害吧，毒品可以消灭，妓女你消灭了试 试？我堂堂天朝虽然已沦为科技三流国，但还是有一项领先世界的独门绝技——计划生育。据说它创造了3000万适龄未婚的光棍青年，再加上户籍制度下广大不 得不抛家弃子从农村奔向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么多人都要解决生理问题，总不能让人家只靠武藤兰和自己勤劳的双手吧？
所以说，即使妓女这个存在真有什么社会危害，可人家保障了社会的和谐，降低了单身女性深夜外出被尾行的风险，这就像吃饭可能被噎死，但你还 是得吃饭一样，妓女的存在是相当必要的。像荷兰这样色情业合法的国家，性犯罪率就非常低，这两者间的联系显而易见。不仅如此，妓女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创造了GDP，还不造成任何环境污染，最奇怪的是妓女们还变相给政府纳税。妓女这行业虽然是不合法的，可这个社会第一缺了她们不行，第二已经用特殊的方式默 许了她们的存在，也就是没给法律的名分而已。
正是由于妓女并非一个合法的职业，政府相应的也抛弃了很多责任——当然收钱的责任没忘。今年看到某地卫生部门为性工作者开展关于防治爱滋病的教育，把上百个妓女凑起来，一人发本手册，里面是什么“如何说服对方使用安全套”，“为让对方用安全套可采取一些其他技能，比如用嘴戴套”，看得我是大 开眼界，至今还没想出这个高难度动作是如何完成的。合法的卫生部就这么与不合法的妓女共同开展爱滋防治工作，充分响应了胡总关于和谐社会的号召，让人说不出这到底算文明的进步还是退步。何必呢？让人家合法不就得了？这样卫生部门大摇大摆的进驻青楼，又可以降低性病的感染率，多好？
当然我们在讲妓女的合法化以前，首先要想到我国盛产的各种道德卫道士。他们一听妓女两个字就暴跳如雷，大呼：nani？！一听就是副不可置 疑的语气，根本没什么辩驳的余地。他们宁愿每天晚上把自家的女眷拴在家里以策安全，也要彻底消灭妓女，对于那些呼唤色情业合法化的人，则直斥其为衣冠禽 兽，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这些道德卫道士可能体内多多少少有点文革余毒，据我所知那时我国号称自己完全消灭了黄赌毒，而且那个年代的人回忆说也基本如此，可 见没有妓女的社会连病态社会都算不上，而是个彻头彻尾的变态社会，是一个压抑人性的社会。这些道德卫道士白天是上流人士，满嘴的仁义道德，可晚上又变成了 下流人士，回家研究如何用嘴戴避孕套，尤其是我们这代人，有几个男同胞不识松岛枫的大名？
这次范跑跑事件，总算让我稍稍明白了一点。这个范跑跑在地震来临时丢下学生撒腿就跑，这本身倒无可指摘，我这里的震级比范跑跑那里低至少两 级，可是很多人跑的速度跟他一样快，而且连衣服都没穿，女的裹着浴巾，男的穿着内裤，霎时间仿佛兵荒马乱，每天晚上操场上睡满逃难人群，可见地震这种突发 灾害发生时，跑是大多数人的正常反应，既然是多数人的正常反应那也没什么可指责了。范跑跑千不该万不该，第一他把自己逃跑的事说出来了，第二他全无悔过之 心，反倒振振有辞，扯着一面自由主义的大旗，一度令我也很反感。在某些奉行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教师有保护学生的责任，这是明确写在他们教师守则里的，自 由主义可不是不负责任的代名词。但是这范跑跑的口才着实出色，最后把我也给说服了，中国像他这样既聪明又诚实的人确实越来越少见了。
我们讲跑是一个人的正常反应，但是各个职业有不同的操守，不能都以“本能”为由把责任撇清了事。军人面对子弹不能逃跑，船长遇到危险必须最 后一个离开……但是这些规定你总得白纸黑字写下来，不能总是事后再说：哦，这是约定俗成的，难道你以前不知道吗？如果范跑跑的这番说辞还有点像狡辩的话 （因为大家觉得那就是约定俗成，连我也这么想），那么有一点是大家不该忽视的：中国有它自己的特殊国情。每次我们一呼唤点什么，就会有个人跳出来说：你们这些人根本不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不适合西方的XX（但是西方任何有关收钱的政策我们都能接轨）……包括我们的国家性质，也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能把民主和专政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大概可能确实是天下无双。所以我们讲范跑跑时，也该考虑下特殊国情。范跑跑他也不过是一个站在流水线上最末端的工人，某些国家有教师必须在灾难时保护学生的规定，但也不是一句话就了事了，对于各种突发状况下该怎么应付都有明确的指导方针，而不是“你是老师，你要保护学生，是人民在养你，你自己看着办”。在我国，第一我们不指导教师该怎么做，第二我们从来不演习，第三我们的房屋还没地震自己就能墙体开裂——这就好象 一个士兵，从来没学过怎么打仗，从来没打过仗，手上拿的武器还是劣质产品，一摁扳机就卡壳，然后你就对他说：勇往直前！逃跑，政委给你吃花生米！请问，这 到底是谁没负起责任？大家都要做好自己的那一环，盖房子的要盖好房子，管质监的要管好质监，不能说是学校没负起责任，政府没负起责任，整个社会都没负起责 任，结果地震时突然就要范跑跑负起责任了，一介文弱书生，胆小怕事，从没受过训练，从没经历过地震，呆在一个让人毫无信心的建筑里，你要他突然就有一颗勇敢的心，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我们要明确的一点是，在中国，逃跑这件事本身是谈不上什么过错的，强人所难与被人刁难，错的究竟是哪一方？你说他毫无悔过之心吧，又没做错，何来悔过可言？可范跑跑现在却被推上道德审判的高台，俨然成了我国道德素质最为恶劣的人，这就让人有些搞不清状况了。其实很多反对他的人也挺诚实的， 他们诚实的表示范跑跑的逃跑没有错，换成他们说不定也会因胆小而逃跑。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反对范跑跑，范跑跑到底错在哪儿呢？那个周孝正把话给挑明了，叫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原来范跑跑缺少的是一种对崇高人生态度的追求。最关键的是，你自己不追求不要紧，千万不要说出来，你一说出来就错了，因为大家都不追求了，这就败坏了社会风气。这句话放在这里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虽然我跟范跑跑一样只是一个普通人，虽然换了我我可能照样会逃 跑，但我只要说我会努力追求更高的境界（至于是否真追求了谁也不知道），那么我就是对的，你就是错的。再讲明白点，我跟你做的是同样的事，但我话得说得比 你好听，哎，我比你会装B。周孝正的其它话也有类似的意思：你可能做不到英雄，但是你还得想去做英雄。奇怪，连别人想什么都要受管制了？范跑跑他就想做个 普通人，就不想崇高，就不想装B，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不像男盗女娼这档事，我说我想推倒天海丽，听起来还显得有些下流，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在中国这个 特殊的社会居然只能藏在心里，连说都不能说出来了？
这就让我联想到色情业了。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却用不现实的态度去面对它，妓女是个必要的存在，而且很明显她们现在事业做得很大，我们消 灭妓女的决心已然受挫，受到了广大淫民大众的抵制，但是我们却不肯正视她们的存在。我们对待这类所谓道德上的洪涝灾害、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的态度，一向是 只管堵不管疏，来个什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首先要把道德层次划分的工作做好，一定要明确一点：虽然我们消灭不了她们，但妓女是不道德的，妓女是违法的。只要明确了这一点，在人前大声的说出来，那无论是去给她们做爱滋防治宣传还是收保护费都无所谓了。你可以去叫鸡，大家都是男人吗都理解，但你老宣扬色情业合法就不对了，你破坏了社会风气！就像范跑跑，你跑不要紧，大家都是一个跑字决吗，可你不把内心崇高的道德追求说出来，我们怎么好同情你，理解你？原来不立牌坊的是婊子，立好牌坊的就是贞妇，我还真有点想不通不道德的究竟是婊子还是贞妇了。
中国这个社会是很虚伪的，从小我们就发假誓，进少先队时右拳举到太阳穴边，稚声稚气的高喊：“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美其名曰庄严的宣誓。当时不明白什么叫共产主义，现在也搞不清当年那批红领巾到底有几个共产了。而且宣誓时还都装得慷慨激越，别人有多做作你也得学得有多做作，有一种烈士 就义前的气概。后来想想，这倒头少先队原来是每个人都要进的，没什么光荣不光荣，当年不晓得在瞎激动个什么劲。后来入共青团，我不想入还不行，申请书都有人替你写，一夜间不知不觉就他妈变成光荣的团员了，可能因为我是钉子户，团费也不问我要，而且从来也不见团组织有什么活动，难道找老实人收钱就是它唯一的功能？现在很多演讲朗诵比赛也是，尤其是小学生，念个稿子，自己都不知道里面究竟在说什么，却一个比一个阴阳怪气：党啊，亲~~爱的，妈~~妈——他妈都快给他气死了。小时候就都学会这一套了，长大了更不得了，直接把自己给深度催眠了，你看那周孝正，不就是个典型吗？还有些人，一把年纪了，还是不明白自己念的稿子里在写什么。不明白不要紧，牛B的是他照样能写出来。
所以说这范跑跑事件要是给社会留下了什么意义，那就是我们都学会了一条，做人千万不能太梗直。这地震里跑掉的老师大概也有千千万了，有的说，同学们，我出去看看。结果走到半路越摇越厉害，于是他一去不回，让学生坐在教室里等死，反正什么人都有。但这些人都没事啊，他们活得好好的，因为他们 “会做人”，根本就没说出来吗。或者他们可以这样说：我好后悔，我好难过，我对不起学生，呜呜呜呜呜……于是也没事了。但是换到下一次，他还得跑啊，他这 人就那么胆小，一地震时什么道德连想都来不及想了，你也不好说他就不道德了。但不要紧，他还可以这么说：我是懦夫，我是人渣，我怎么这么不长进，呜呜呜呜 呜……好了，大家又原谅他了。至于他是不是真后悔了那是无关紧要的，说不定他内心的想法跟范跑跑是一样的，谁也不知道。没事，换个说法就行，你要么别说， 要么就撒个小谎——没办法，你看看范跑跑都被整成啥样了？经过这件事我总算明白了，当所有人都在演讲比赛里表现得慷慨激越，甚至于CCAV的主持人用那种口调说话似乎已经成了常态，在这样的社会，你不学得阴阳怪气点那是万万不行的。
有人说，范跑跑和骂他的人之间的关系，是真小人和伪君子，两个都不是好东西，也谈不上支持谁。我个人倒觉得，范跑跑提倡真实，他自己未必也就那么坦诚，至少他的第一篇文章，在我看来便是言不由衷、辞不达意。只是范跑跑的不真实和那些伪君子的不真实大有差别，有些人明明不是君子，却非要把自己 描绘成君子；而范跑跑并非是小人，却把自己贬低得像小人一般。范跑跑说他连母亲都不会救，说他不会管学生的死活，但是我相信这次事件过后，假如上天再给一次机会，他将不再是丢下学生独自逃跑的人。至于骂范跑跑的人，他们多数没经历过地震，假如上天也给他们一次机会，不晓得脚下大地开始摇晃的时候，他们是否还记得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是否也会丢下别人夺路而逃。对于他们在地震中的反应，我不敢肯定，但是我敢肯定一点，即使他们做了跑跑，那也没什么，大家都是那 种“聪明人”，懂得应对之道，怕什么呢？
这里还有个更严肃的问题。范跑跑没有负起责任，不管这责任是不是他该负的，我个人都更喜欢那些有担待的人，我更欣赏谭千秋，我想多数人也都是这样。但是范跑跑有害死过一个学生吗？他的学校离震中那么近，却一个人都没死，听完校长不无得意的经验介绍，原来唯一的秘诀就是包工不包料，那么我们有 理由怀疑一下其它学校为什么那么容易就倒塌了。美国八点几级的地震死了一百来号人，房子几乎不倒，四川地震几万的死难者，究竟是谁之过？是范跑跑吗？为什 么我们只抓准一个范跑跑，为什么出现在公众视线焦点里的，从来都是辽宁女、莎郎斯通之流无关痛痒的小人物，她们的嘴有说死过任何一个人吗？我早说过，范跑跑不过是站在流水线的最后一级，他就是英勇如谭千秋，肩上又能扛动几斤的水泥？我们的社会不去追究房屋为什么倒塌，而是号召人们一起去做谭千秋，大家一起 感动感动，敢情总得有人去死，然后再欺负欺负范跑跑之流的“反面典型”，激起一场热烈的大讨论，关键之处反倒给忽略了。有些问题，大家心知肚明，却是只敢想，不敢说，时间久了，干脆连想都懒得想，直接忽略拉倒。套用老K的话，如果连正义感都学会见风使舵了，这他妈还叫正义感吗？
回头再说说妓女。刚才说了，色情业有助于降低社会性犯罪率，合法的色情业有助于降低性病传染率，但你要真以为在中国也是这样，那你就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因为你没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有人说妓女一合法，警察就收不到钱了，我说你要太小看他们了吧，到时工商、城管、卫生、国税、土地、市容等各部门轮着上，你想开妓院得先能通机关的大院，各种税费和经营执照砸都能把人砸死，隔三差五还要上门免费服务，最后市场价格跟房价一样一路上涨，叫一次鸡得三五千，不是有钱人还玩不起。物美价廉的性生活远离淫民们而去，再次形成只准领导包养、不准百姓嫖娼的局面，好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价格低廉的黑窑子开满神 州大地，再次得到警察机构的庇护，于是一切情形照旧，电线杆上还得贴满男科医院的小广告——这他妈才是我熟悉的中国吗。
作者: 剪刀手小黄瓜    时间: 2010-8-18 20:00
感觉 什么是言论自由 那篇中间阐述“政治、法律中的“民主”与“言论自由””那里举的例子跟头翻太多了，直接一点似乎比较有力吧
作者: 黑天才    时间: 2010-8-18 20:44
我还没时间看完，先复制下来，我爱看这样的。不用翻墙很好，技术人员还没看到这个帖子，没看完的记得早些看完，否则不多久还是要翻墙的。
作者: 顾耀峰    时间: 2010-8-19 00:31
全看完了，有趣！不知道这狗日的现在在哪里。。。
作者: asui1003    时间: 2010-8-19 00:43
31# 顾耀峰

在德国留学哦。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9 08:48
中国搞龙芯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龙芯算是中国现在一项重要科研项目了，钱是几个亿几个亿往里砸，印象中有六七年过去了，还是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性能据说是媲美奔腾4了，但是没说是哪款P4，频率、架构、步进，是5系6系双核的8系，还是刚出来的时候那种连P3都不如的P4？不知道，后来才补充了一个P4 2.0，但是这个结论怎么来的，用哪种方法测试的，还是不知道。量产也说了好几年了，像天上的浮云一样，基本从来没兑现过，今年向外界发放了第一批龙芯电脑，但是测试数据必须保密，甚至连《微型计算机》这种权威杂志也不例外，所以《微机》上次给出的龙芯评测特别搞笑，说龙芯可以聊QQ、玩连连看、看电影，至于浮点计算、整数计算什么的，具体的数值都没有，你好歹算个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万位，看看得几小时吧？这可能是《微机》有史以来最业余最没实际内容的一次评测，连这些事都干不了，还叫什么电脑，改名叫小霸王学习机算了。

我是不相信龙芯有什么料的。第一是主设计师胡伟武确确实实是举世无双的大SB，他放出的每篇关于龙芯的论文都必然提到毛泽东，还占不少篇幅。每当他遇到技术难题时，就组织龙芯小组学习毛泽东思想，然后去纪念堂瞻仰毛贼的尸体，结果就攻克了一个个难题。我觉得不说SB这么严重，也不说毛泽东怎么样，起码这个人很不实在，你看着一块腊肉就能造出CPU，你怎么不造艘宇宙飞船赶紧滚回家乡去？其二是龙芯牛B吹得太多了，说是媲美P4，这句话太空泛了，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骗骗外行还可以。说马上就能年产多少多少CPU，这个我已经当作每年的一个保留节目了，就像EA的骗钱大作《极品飞车》一样。李国杰还放话说要造64核，要彻底颠覆世界的计算机技术，现在又不吭声了，我很想知道已现有的技术造个64核那DIE SIZE得有多大，封装出的CPU是不是比他的脸还大？

是的，龙芯详细的资料我都不知道，它保密了吗。但我就是敢说它没料，我这个人很看重品格的，对于那些一向喜欢忽悠人的，他说的每句话我都要严格的证明，否则不予参考；那些总是说实话只是偶尔出错的人，他就算一个论据都没有我也可以相信，就跟银行的信用制度差不多。比如这两天外媒都在报导说嫦娥失踪了，中国官方马上跳出来说，这是完全正常的，不用担心。那我就不知道该不该信了，因为你老是忽悠人，我SPZ左边那栏留下的全是你光辉灿烂的事迹，留下的都是你的微言大义舌璀莲花，你说不用担心，可最近一段时间又对嫦娥三缄其口，我哪能不担心啊？老毛56年的时候恶狠狠的说，我有这么多人，这么大一片地，这么优越的制度，要是五六十年还不能赶英超美，那就从地球上开除我的球籍！你看看，伟人讲话就是有气势，小民们岂敢望其项背，我最近偶然想起这么一件事，于是夜观星象屈指一算，才发现开除毛泽东球籍的时间都过去一年多了，正指望着嫦娥能把腊肉赶紧送进外太空呢，结果你又来个生死不明，主席留下的最高指示，党到现在还没落实，我揪心啊！

龙芯那帮设计者在我看来就是一帮没节操的人，年年说量产年年没影子，这种小母牛过生日牛B大了的人，要能搞出成果就真活见鬼了，龙芯若是有料，还保密呢，早就四处乱吹了，就算数字真的很烂吧，咱也无所谓啊，中国啥都缺，就是不缺SB，你就算只跟奔腾2差不多，SB们也不会当一回事的，他们只要有就行了，就像金二造原子弹，朝鲜人都很开心。至于导弹技术落后，造出来的原子弹只能炸炸中国韩国和他们自己，这个没多少人关心的，对他们来说，只要有原子弹，一切帝国主义就都只是纸老虎了。龙芯现在搞这么神秘吧，第一数字应该确实拿不出手，第二估计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持续发布成果的话，万一哪天研究突然熄火了，就很不好跟那些媒体交代了。其实纵观中国这几年的科研成就，大都没什么料，比如吸粪列车耻辱号，说是自主知识产权，车身上却打着川崎重工的标志。乍一看好象很牛B，中国也有子弹头了，但你要到德国日本那个水平，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你就是花钱买人家一口剩饭，人家给你吃，你还能继续忽悠忽悠民众，人家不给你，那你这个所谓的“自主知识产权”就只能停步不前了。军用的银河麒麟操作系统，CSDN上的人分析出来和FreeBSD代码60%相似，函数名99.5%相似，最后官方承认有“借鉴”，但是疑点还很多，程序大牛们似乎还在研究。嫦娥据说是俄罗斯买回来的技术，这个没考证过，不确定。至于汉芯就是一个笑话了，农民工拿砂纸打磨打磨摩托罗拉芯片造出的“世界一流水平数字处理器”就能撂倒上交大一批专家，但是你现在再看当年那几个当事人，他们现在还混得好好的，而且凡是跟汉芯有关的部分都从履历里抹掉了，中国学术界就那么垃圾，官员腐败，军队腐败，学术也腐败，所以对龙芯不用指望太多。银河麒麟还是军用的呢，美国国防部报告说中国1/3的军队都在从事经济活动，中国“不具备打一场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你看看咱军队这个水准，说真的打台湾我都替他们担心啊。

以上只是以过去的经验猜测一下龙芯的水平而已，发泄一番，没什么实际内容。下面咱们说正题，假设龙芯真如现在所说的，有P4 2.0的水准，那中国有没有必要搞龙芯？

我应该这么问，中国干吗要搞自己的CPU？这时二百五就要跳出来了，他摆出一副“这你都不知道！？”的架势，一脸同情又耐心的告诉你，这是国防的需要，中国没有CPU，万一打起仗来，美国不卖给你CPU，你用一颗少一颗，那可就惨了。我CAO，你干吗要跟美国打？你看看跟美国过不去甚至被痛揍的都是些什么国家，我们明明处在五千年来最大的和谐盛世，这些人们为什么老觉得我们跟伊拉克朝鲜伊朗古巴委内瑞拉一样不堪，这不是诋毁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吗？中国的FQ有受迫妄想者，觉得美国也要打我日本也要打我，整天拿人家当假想敌，这主要是思维还停留在野蛮的中世纪造成的，其实人家还真没拿你当道菜。中国被美国打，那估计得等到世界上只剩我们一个专制国家吧，现在还有众多跳梁小丑替我们挡子弹，短期内不必担心。CPU保护得好，用个七八年不成问题吧，中国美国要是打全面战争，我估计七八天内解放军就该缴械了，还用一颗少一颗呢，说这种话的人太young了，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还有一种说法，美国可以在CPU内做点手脚啊，比如说放个无线电发报器，把我们的军事机密全都盗过去。这话你说过学电子的人听，都会告诉你不可能。一个无线发信机，里面总得有调制器和载波振荡器吧，电容或是晶体谐振器之类的元件是必不可少的吧？CPU里面是什么样，我手头还有四块废弃CPU，谁感兴趣的，自备榔头或是电锯，随你折腾，外面的壳子砸开来，里面就是一块小小的晶硅，根本不可能隐藏一个发信机，CPU在那么强的电磁干扰下基本上也是无法工作的。除非——老美的科技水平已经发展到外星文明级了，以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根本就无法揣摩。真要那样的话，你多个CPU，还是得被老美蹂躏，也没什么意思。可行的方法是在引脚的定义上做点手脚，设置一个触发器，发送一组电平信号把CPU强制关闭，然后再也无法正常工作，这是有可能的。AM2有940根引脚，酷睿2应该是775根吧，这些引脚一般都身兼数职，有时是内存寻址有时又变成读写控制器了，据说有根引脚还是万恶的锁倍频。这些学过8088的人应该都知道，在CPU上动这点手脚理论上还是可以的。但是控制CPU强制关闭的信号，必须由操作系统发出，这是肯定的。这事缺了MicroSoft还不行，咱们都有银河麒麟了，还怕它个鸟？

当然了，我想象力比较匮乏，这个CPU到底怎么搞才能变成军事武器，我也想不出太多方案，这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除了INTEL的科学家，就唯有中国的FQ们可以胜任了。不过咱们可以看看当今世界上在量产X86通用CPU的，算来算去就是美国和台湾（别小瞧了台湾，世界上现存所有的图形芯片（GPU）制造商，包括ATI和NVIDIA这两个巨无霸，几乎都是台湾人创立的），那瑞士加拿大之类的国家，都没CPU，是不是就不活了？显然不可能。现代的军用电脑，模拟个战场3D环境之类的，图形处理能力总得有吧？那我们GPU也没有啊，龙芯也用不了ATI和NVIDIA最新的显卡，龙芯电脑虽然配了显卡，但居然没有3D处理能力，只能做2D处理，别说Crysis了，CS都玩不了。世界上还是只有两个国家在量产GPU，美国和台湾。我这么一说，有人开始动歪脑筋了，台湾好象要啥有啥吗，咱抢过来不就行了？恩，恭喜，FQ们和美国开战的心愿，我估计应该马上就能实现了……

就军事方面而言，龙芯还有一个致命弱点：龙芯是在国外造出来的！咱们的龙芯都得靠意法半导体流片，然后再漂洋越海的运回来，你再讲什么军用价值，这不是放P吗？控制INTEL、AMD和控制意法半导体，对老美来说有区别吗？

为什么要找意法半导体，难道我们国内没有能力制造吗？这得普及一点基本知识，下面很多内容都跟这段有关，懂的人就可以直接跳过了。要提高CPU的性能有两种主要的方法，一是通过优化结构算法之类的去提高处理效率，比如说人类算6*6有两种方法，一种是6+6+6+6+6+6，算五步，很SB，你也可以参照乘法九九表，直接就得出36了，还有像76*74，你参照九九表算，还不如用同头尾合十法，马上就得出5624了。另一种提升芯片性能的方法是扩大晶体管规模，集成度越高越好，像R580，饼干大一块GPU上居然有8亿左右的晶体管，很不可思议吧？要扩大晶体管规模，那就得把晶体管做得越小越好，也就是“制程”得不断缩小，缩小制程几乎是百利而无一弊，可以减小CPU尺寸，减小功耗，减小发热量，提升工作频率，还能降低制造成本，唯一的坏处就是得花大钱往里砸去研究怎么减小制程了。现在GPU的制程普遍是80nm，CPU已经达到65nm了，INTEL的ROADMAP上还有45nm，32nm，22nm，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半导体业每在微观世界里前进一步，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物理和化学现象，65nm向45nm跨相对于90nm向65nm跨，又会有许多前所未见的障碍，但那些业界巨头却乐此不疲，因为这才是提高CPU包括一切芯片产品性能的终极方法，你一块CPU就算架构再优秀，面对一块集成规模超你N倍的产品也只能无奈叹息，甚至连架构本身很多时候都是根据晶体管规模一并发展的，说白了是前者在适应后者，不断作出修正。制程方面的技术，INTEL很牛B，AMD落后一节，台湾的台积电、联电也是紧跟INTEL步伐，印象中IBM好象也是有几把刷子的。对国内流片的能力我也不太了解，现在应该还在0.13微米，和INTEL目前的65nm差了四倍，而且好象知识产权也不是我们的，只是国外借中国的地盘造造芯片而已。龙芯卖身给意法半导体，可以直接跳到90nm制程，万一意法半导体不肯造龙芯了，龙芯再回到国内用落后一代的制程技术，那可能整个设计就得打掉重来。当然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因为用0.13微米，其实还能凑合，也就是性能倒退回上个时代而已，还有其它原因，咱们慢慢说。

这里插点题外话，中国不光制程上差人家几个档次，机械加工的能力也比不上国外，精度等级差得太远，国内很多车床，还是民国时期德国人的技术。为什么我们没有保时捷法拉利这种超牛B的牌子？原因很多，比如没有好钢好铁啊，缺乏精加工能力也是关键，人家车子几十万几百万的卖，品质放在那里，真的是精益求精，每一刀车下去精确到小数点后多少多少位毫米，尤其是引擎变速箱轮轴这些关键部位，你达不到这个水准，经常出点小毛病就很正常，据说以前中国造战斗机，出了问题都没有零件可以换，同一批造出来的零件却不能都和同一架飞机完美噬合，那你这个飞机就算什么载弹量爬升速度之类的性能跟人家一样，你还是打不过别人，可能人家F15得吃好几十发子弹才失去战斗力，你歼10被弹弓一打就掉下来了，因为你其它没有承受直接攻击的配件在冲击下可能自己就散架了。其次工业设计能力不行，造出来的车子丑得一B，仿人家的造型总是仿个形似神不似，像日韩很多牌子都是工业设计能力出众的。有的人看不起工业设计，觉得不就是拿笔画画吗，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咱们随便努力一把就能灭了SONY三星。照这么说人家设计师真可以下岗了，不就是个壳子吗？工业设计不光是艺术性，还得考虑材质的选用，安全性舒适性高不高，得兼顾美观与成本，还得确保在现有的制造工艺能造得出来，设计者对产品本身也必须有相当了解，好的工业设计马上就能让产品上个档次，中国现在缺这方面的人才，还不是特别重视，注定了中国造就是低端货的代名词。

对于龙芯还要了解一个事实：龙芯目前是不兼容X86指令集的，而指令集决定了这种CPU所能运行的软件的编程方式，换句话说就是龙芯不可能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还有一切基于Windows的软件。X86的专利几乎都控制在INTEL和AMD手里，想用就得缴纳专利金，可你要做电脑的CPU，那么通用性是基本功。龙芯基于MIPS指令集，国外指出龙芯的指令集和MIPS达到95%相似，而这95%的内容MIPS是不收权利金的，也就是说，龙芯其实也是吃了老外的剩饭，而且是人家连钱都不好意思收的剩饭中的剩饭，还自称是自主知识产权。问题来了，人家老外也不傻，你缺了这5%还就是不行，连linux都用不了，所以龙芯用的linux是专门开发的，上面的软件也都是专门开发的。你说龙芯可以自己设计一个指令集吗？第一不一定有这个实力，第二你自己做指令集，那配套软件也全得自己来，现在有95%的MIPS，虽然正统的linux用不了，但稍加修改也能凑合凑合。要把所有的常用软件都自己编出来，从操作系统到图象处理、文字处理、视频处理、3D处理——哦不好意思，龙芯没有3D处理能力——再到下面的聊天工具、播放器，星际争霸这些游戏——CS还不行，3D的。这些软件全部得从头再来！Windows、MAC OS、linux上的这一切软件，是全世界软件开发者共同的智慧结晶，不是微软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INTEL一个人的功劳，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全世界共同耕耘几十年的成果，一步一个脚印，更是难以计数的美金砸出来的，你中国一个小小的龙芯开发组，就那么几十个人，就想横插一脚，颠覆世界计算机体系，我很严肃的说，你们这帮人已经不自量力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了！

这时候，又有一种二百五要跳出来了。龙芯只要超越INTEL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桌面处理器，到时候为龙芯开发的软件的人还不是一茬一茬的？实在不行，集合我们中国十六亿人的智慧，创造一个完整的软件体系还不是小菜一碟？到时候大不了西方用西方的，中国用中国的，我们中国人这么爱国，大家都抵制洋货，还怕龙芯发展不起来了？

这个真的是比龙芯的开发组还要令人发指。你中国要玩闭关锁国，尽管玩去，我看你还能和谐几年，就中国这个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连我这么正直的人都没买过正版，谁TM给你开发软件啊，搞到最后多半就是小霸王学习机。至于什么超越INTEL，这绝对是毛时代的遗风。老毛这个人整天讲唯物主义，其实他是最唯心主义的，老毛坚信人的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成就，只要我们中国人团结一心勤奋努力，就可以赶英超美，可以亩产万斤，可以大炼钢铁，可以一脚跨入社会主义，可你超了这么多年，除了环境污染确实比几百年前的英国还夸张了，还超了什么？中国这么弱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勤奋吗？谁敢说这种话，就应该被全中国挑灯夜战的学生一人一口吐沫淹死！当然我就算了，我这个人就是中国学生中的败类，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什么了。

而龙芯投身意法半导体，不仅是制程上的需要。意法是拥有最后那5%MIPS指令集的使用权的，如果龙芯变成意法半导体门下一款产品，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使用全部的MIPS指令集了，软件上的问题迎刃而解，我估计，下一代龙芯说不定能使用任何版本的linux了。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了非常搞笑的一幕，龙芯上面竟然打上了意法半导体的标志，你们谁见过NVIDIA的芯片打上台积电标志的？龙芯已经不再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了，龙芯的开发组已经基本相当于意法半导体的雇工了，而龙芯是什么，龙芯是靠几亿中国人的税款砸出来的，是传说中的自主知识产权，是国人的骄傲，FQ们的精神寄托，现在你没创造一毛钱的利润，没给国内增加一个工作岗位，也没逼迫酷睿和速龙的价格降低哪怕0.1个百分点，你拿中国人的钱砸砸砸，砸出来的研究成果居然变成欧洲人的了！

好在FQ们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很快乐，我看着他们那么快乐，我也很快乐。

这时候你再看龙芯，军事价值基本为0，讲什么国防根本狗屁不通，起码就跟银河麒麟不兼容，到时候两个863项目打起来，嘿嘿……民用价值也不大，我们来研究一下龙芯这么搞下去，到底能有什么优势？我们需要另僻蹊径，去寻找性能和功能以外的卖点，这两点咱是不指望了，连3D处理都不行，放个720P视频还卡得要死，软件少得可怜，短期内赶英超美是不行了。价格吧，本来自己造还有点指望，而且龙芯以前一直是以低价为宣传卖点的，但现在卖给意法半导体，已经没有任何成本优势，龙芯盒子公开售价2000元（假如你能买到的话），不包括显示器光驱键盘鼠标，只有一块破处理器，一块ATI的显卡，好象是16M的Raedon 7000吧，可能连GeForce4 MX440都不如，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碰上淘宝星人了，居然挖到这么古老的东西，还不支持3D。再加诡异的芯片组，没听说过的北桥+VIA淘汰多年的南桥，256M DDR333内存还只有一个DIMM，40G2.5寸5400转硬盘，说白了就是移动硬盘，这东西卖2000，这叫什么，这叫抢钱，谁买谁是二，除了那块硬盘还值点钱，显卡可以留着作为纪念，剩下的东西就应该打包像垃圾一样处理掉，2000元随便怎么配，也比这么个玩意强。

有人又说了，龙芯功耗低啊，官方说才4W呢！我还说VIA的C7M才1W呢。这时龙粉又说了，龙芯的性能好象比C7M强！我就觉得这么比的人特别SB，你谈性能的时候他不跟INTEL比跟VIA比，你谈功耗他又不跟VIA比跟INTEL比，就像索饭抱着PS3那个棺材盒子，跟WII比时就说我机能比你强，跟XB360比时就说我在日本地区销量比你高，其实眼明的人都知道PS3注定就是夹在WII和XB360之间的垃圾罢了。C7M刚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是没太大意义的，但后来微软突然搞了个omega折纸计划，推行超便携电脑（比笔记本略小，比PDA还是大很多），这种电脑本来就是讲节电不讲性能，于是C7M突然就火起来了。为什么龙芯没火呢？你不支持Windows啊，谁TM用你那个破烂操作系统和少得可怜的软件？何况人家厂家看中的就是C7M比你少的那3W功耗，你龙芯性能有C7M四倍强吗？其实这两个CPU之间没有系统的比过，谁强谁弱，还真说不清，只是龙粉自己吹嘘罢了。

龙芯就是处于这么一个尴尬的地位，高不成低不就，要性能没性能要功耗没功耗，价格不行功能也不行，两个字概括就是废品。FQ又不高兴了，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开发的啊，为什么你就不能爱护一点，宽容一点呢，龙芯借鉴了这么多先进技术，发展的可比INTEL和AMD当年快多了，赶上去也不是什么怪事啊。这就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了，他嘴皮子一翻，就小母牛掉就酒缸里最牛B了，一切皆有可能，impossible is nothing。事实是这样吗？你现在同时把45nm技术给中国和INTEL，你看看是谁先跨入32nm时代，人家多年的半导体经验放在那里，技术这种东西是很讲积累的，不是别人开发出来的成果，你花钱买过来就行了。即使是芯片架构，中国还是不太可能比上那些业界大佬的。ATI为了扩大内部数据吞吐量在R520里引入环型内存总线，为了适应渲染的需要又在R580里将pixel shader和vertex shader比例改为3：1，于是7900已经年老色衰，X1900却是老而弥坚；DirectX8时代开始显卡单独划分出了pixel shader，增强了像素渲染能力，被称为划时代的设计，到DirectX10又和其它shader合并成了unified shader，还是被称为划时代的设计。还有酷睿的SmartCache，冷热代码配比，AMD的HyperTransport总线，内置内存控制器……这种例子太多了。这一项项技术成就都带有它们的时代背景，为了适应应用需求而不断改进，在架构的不断进化甚至循环中又衍生出新的应用方式，这些都是这么多年来一个脚步一个脚步走出来的，历经市场大浪淘沙，3DFX、艾尔莎、昆腾这样的传奇都倒下了，活下来的公司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不是龙芯这样缺乏竞争对手、缺乏应用环境、缺乏开发经验的产品能比的，你可以一直追，但是永远也追不上，你眼看着距离越来越近了，可那最后的一小步，就是跨越不了。

我把中国的科研能力说得如此不堪，什么都不如国外，而且什么都追不上国外，那是不是中国就不搞科技了？肯定不行啊，你看国外卖过来的，都是高附加值产品，CPU不就是用紫外线在随处可见的硅上面刻线，顶上加个盖子后面插几百根针，物质成本能值几个钱，还有软件不就是几块钱一张的光盘上烧点数据，怎么就卖几万元一套了呢？而我们卖过去的都是什么鞋子衣服，表面上看我们出口额高，好象占便宜了，其实人家只用脑力劳动就把我们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都给买走了，可中国人却特别happy，以此为荣，乐在其中。没有技术是肯定不行的，像韩国，你光从地理条件上看，这个国家的资质简直是差到极点了，连铁矿都奇缺，除了地比较好种以外一无所有，照理来说就该是个农业国，事实上人家朝鲜战争以前比朝鲜弱多了，首都三天时间就丢了。现在能腾飞，靠的就是技术，还有日本、新加坡、台湾，都有自己那点绝活，一个国家没有技术出口，在世界上肯定混得不会太好。

但中国人的脑袋就是比较死，老是想着追别人，追别人，追上了再把别人甩下去，就是不会另僻蹊径，当一回领头羊，眼界只能放在别人已经想出来的东西上，而想象不出这个世界上还缺少的东西。微软和SONY还在那里拼机能的时候，任天堂却发明了WII，革新了游戏的操作方式；全世界还在用鼠标键盘的时候，微软又发明了SURFACE，革新了电脑的操作方式；西数和希捷还在垂直存储上苦苦打拼，追求一点点磁性存储的性能提升时，IBM又发明了全息存储，一下把存储带进了光学时代，容量和速度呈几何级上升；IBM在搞全息存储时，可能谁又在搞全息影象了，今后出现星球大战里那种通讯模式也不奇怪。韩国有NAND闪存和SPVA面板，日本有CCD和全世界最发达的TV游戏业，中国呢？人家搞DVD，我们来个EVD，人家有奔腾，我们搞龙芯，人家登月，我们嫦娥，人家有什么我们就要搞什么，可无论做什么东西都不伦不类的，永远追着人家的脚步跑。

就说半导体吧，刚才讲到制程，它有可能这么一路永远按照摩尔定律发展下去吗？不可能，你晶体管再小，总不能比电子还小吧，等到了制程再也无法减小的时候，也许半导体的发展就到头了，那是不是电脑就不会发展了呢？也许会有性能更好的材质取代硅，但是IT界还有很多别的方案。现在芯片内是靠电信号传递数据，也许将来就会变成依靠光信号传递数据的量子计算机，也有可能变成以DNA为载体的生物计算机，晶体管只有低平高平断阻三种状态，DNA却有N种状态（由于本人生物极烂，搞不清具体是几种，但毫无疑问哪怕只多出一态，计算和存储能力都会以几何级数上升……）。还有很多未来计算机的方案，每一种在理论上都能超越现在的计算机几千甚至上亿倍。而这些技术在国外都是在不断进行研究的，兴许哪天划时代的产品就诞生了，到时候就算我们的龙芯真的赶英超美，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又有新的差距产生了。

中国人缺少的便是这种创新能力，这首先有教育的问题，教不出那种学生。其次就算偶尔培养出来几个，这帮聪明人也早去美国投奔自由民主了，要么就是在国内郁郁不得志，为什么？管科研资金的那帮人都不欣赏你的创新你的塌实你的低调，你不会吹牛就骗不到钱。中国科技成就还是有一些的，要论芯片产业吧，龙芯可能连国产前十都排不进，人家在嵌入式领域低调耕耘，国家的钱拿得不如龙芯多，影响力不如龙芯大，但自己养活自己，还能养活好多研究生。相同的，你不会投机钻营就当不了官，甚至不道德沦丧一点连活都活不下去。唉不说了，满眼心酸泪啊。我准备设计个GPU，填补一下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就暂定名为华芯好了，先骗点启动资金招募几个博士什么的来研究研究，看看是打磨还是找国外淘汰的现成技术，接着申报863和国家五个一工程，学校肯定也以我为荣，聘我当个微电子学院院长什么的，然后等资金一到手直接学×××儿子商业移民澳大利亚，找@@过幸福甜蜜的小日子去。什么叫YY，YY就是取人贞操，于千里之外。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9 09:06
怎样才能唱衰中国
推倒柏林墙

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很久了。我发现自己唱了这么多年，似乎一点成效都没有，中国虽然一直就很衰，但好象不 是我唱出来的，我自己反倒成了衰人了。有一批人则刚好和我相反，他们是专门替中国唱赞歌的，每次中国发生什么大事，这批人就迫不及待的出来消灭一切负面新 闻，今年中国的大事特别多，所以这种现象也出现得特别频繁。
比如这次地震吧，**坚决不让外国援助队进来，直到地震发生两三天后，发现事态不妙，这才把外国救援队放进来，到本周四才抹下面子，向 美国寻求间谍卫星的帮助，而这时人也已经死得差不多了。这无声的谋杀引起一小撮像我这样别有用心的唱衰者极度强烈的愤慨，与此同时，马上就有和谐群体出来 和我们对着干，从交通、通讯、语言、后勤等各方面大谈外国援助无用论一二三，证明了不是我们主观不愿意，而是客观条件不允许，政府这么做实在是出于无奈。 当然这都是地震头两三天的事了，后来外国援助队进来了，这些人马上就闭嘴消失了。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党应该没有雇佣如此之多的五毛，想必是群众自发组织 的爱国行为。这就奇了怪了，因为大灾发生时接受外国援助是理所当然，就算美国也不会那么严防死守，而这些和谐派明明就和我一样，对灾区的交通啊通讯啊后勤 啊等情况一无所知，连四川在陕西的南边还是北边都搞不清楚，他倒仿佛身在现场，侃侃而谈，大谈灾区情况，教育我们中国到底有哪些特殊国情，为啥就不跟国际 接轨了。别说是之后的事实扇了他们一个耳光，光靠常识都能分析出他在胡扯淡，中国的国情特殊个毛了，不就跟朝鲜伊朗古巴缅甸差不多吗。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人是典型的带着预设立场，玩起从结果逆推必要条件的把戏来了。当然这样的辩论手法往往经不起事实的考验，总是被人戳得狼 狈不堪。但在失去了理论的阵地后和谐派们又奔向了道德的制高点，说现在应该是全国上下同心一致众志成城，共同抗击灾害、拯救灾民的时候，有些别有用心的人 这时候还不忘挑刺，给救灾行动泼冷水，伤害灾民的感情，其实是趁机攻击**，心理极度阴暗，简直毫无人性可言。我左思右想，这个问题就跟我无法把中国 唱衰一样，忙着救灾的人哪有空上网啊，有不少上网的还叫着“外援快来”呢，根本谈不上泼冷水。至于灾民别说现在上不了网，估计地震前都没怎么见过电脑，有 个灾民接受采访时居然说，感谢政府啊，以前我们很少能吃到米饭和肉，地震后天天有的吃，喉舌们还浑然不觉，就这么给放出来了，实在是太周星星了。这么一 来，即使我想伤害灾民的感情，也实在鞭长莫及，尤其是看了大量新闻后我发现，说不定一些灾民还会和我产生共鸣呢。于是我深刻的感觉到，不是灾民的感情被我 伤害了，而是和谐派的感情被我给伤害了。我一说**不好，他就浑身不舒服，觉得我是在说他不好，经诊断应该是患有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和后天性阿尔 茨海默病（俗称痴呆症），而且可能至死无法痊愈。不仅如此，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一点，替杀人犯帮腔还在那里挂个“人性”的牌坊，自己被人代表就算了，还硬 要代表灾民，这不是赤裸裸的拿灾民当挡箭牌吗？
正是因为这样的和谐派人数太多，所以那些看似专业其实通篇扯淡的五毛帖特别有市场。比如直升飞机飞不进灾区，明明是中国军队不行，他非说是全世界都这样，过去在朝鲜、越南、阿富汗等各个战区都牛B烘烘的直升飞机经过此次地震，一下成了见不得风雨抗干扰能力连手机都不如的林黛玉；校舍疯狂倒塌，他说是学校的结构和民房不一样，“就该是个大棺材”，也不看看日本地震时人家都往哪里躲。这些胡扯淡的帖子到处流传，我想驳斥几句，结果还被管理员疯狂屏蔽，这不公平的论坛规则搞得我极为悲愤，一个破地震，居然就让中国人的平均智商又下降了好几个百分点，真是天灾啊。
为了更好的唱衰中国，我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这一学还真给我摸出门道了。我唱衰时只说实话，这就已经很伤一些人的脆弱感情了，人家美国媒体唱衰美国时那可不管什么真假，眉毛胡子一把抓，最典型的就是上次新奥尔良风灾了。这场风灾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用四个字概括就是“人间炼狱”，所过之处 尸横遍野，抢劫**无处不在，街头流氓与军人火并，城市变成硝烟弥漫的战场……但是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这场风灾造成的直接死亡仅有155人，间接死亡 575人，因暴力犯罪而死仅有5人，犯罪率和平时几乎一样。美国媒体在那里捕风捉影，夸大其辞，听到一点传言就迫不及待的印成铅字，超级穹顶里死亡4人， 外带从外面拖进两具尸体，美国媒体非要说是尸积如山，此类假新闻喧嚣尘上，害得美国政府准备了两万五千个裹尸袋，最后才用上不到两百个。看到美国媒体这神 乎其神心黑皮厚的唱衰技巧，我是如取到西经的唐僧一般欣喜若狂，正欲效仿之，一想不对：美国媒体这么会胡说八道，抹黑自己的本领比抹黑中国还要强,美国咋 还是世界第一强国呢？搞到最后，整天被自己人唱衰的美国风姿依旧，一会儿是纸老虎，一会儿是日薄西山，一会儿又是次贷危机、经济崩溃，眼看美国一年要完蛋 几十次，可这大洋彼岸的夕阳就是死活不肯落山。而整天听赞歌的中国呢，“赶英超美”喊了这么多年，还是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整天靠意淫过日子，这算怎么一 回事？不过说到两国政府，美国政府还真有点衰，整天被各式各样的刁民刁难，搞得很没面子。咱**就不一样了，城管在手，其乐无穷，那是呼风唤雨，风光无限呐。
俗话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下我总算是找到落后的根源了。当然了，我们中国人偶尔也反思一下自己，不过都是反思政府允许我们公开反思的，那真是和谐得紧啊。我一说中国人落后，有些人又不高兴了，你怎么跟美国媒体一样造谣生事，中国正在崛起，处于五千年最大的盛世呢！你看，还是不虚心，满耳的赞歌，果然把中国人唱得越来越傻B了。在有言论自由的地方，真相和谣言永远是并存的，对于每件事的真假都需要自己做出判断；而在没有言论自由 的地方，一言堂爱说啥就啥，是真是假谁也搞不清，有谣言的地方根本没有真相。有些人又不肯自己去探索，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独立思考的能力严重退化，成了一言堂的忠实信徒，其思维在不知不觉中便惨遭绑架，体现出中世纪野蛮人的种种特征，最终变成和谐派的舆论斗士与独裁者的间接帮凶，正应了《1984》里真理部的三大标语之一：无知即力量。至于另外两条，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在中国也有广泛信众。我真是太佩服乔治?奥威尔了，多么可怕的预见性啊。
说到快要完蛋的美国，我又想到有那么一小撮人，别人说中国什么坏话他都不信，他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却违反国家法律，偷偷的装了个小锅。他看了人家台湾人的电视台，结果发现，我靠！政治恶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什么民主自由，根本就是扯淡吗，台湾就要完蛋了，收复台湾，看来只需要三天！话说美国人权团体“自由之家”前段时间刚发布了《2007年世界各国新闻自由度调查报告》，被外交部指为“十分荒唐”。在这份报告里，台湾的新闻自由度排名 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于是很多中世纪的野蛮人通过卫星电视见识了台湾的悲惨现状，马上对祖国的统一充满了乐观情绪。而中国则以第181位的成绩位列全球倒数，要是把中国和台湾的新闻自由度颠倒一下，中国就这样瞬间成了排名世界第二的国家，CCTV也开始说真话了，我怕很多爱国又天真的中国人要被残酷的现实 吓的三魂出窍，当场拿头撞破电视机屏幕而死，“中国”这个词马上就变得像沾在手指上的一粒鼻屎一样，恨不得直接弹到外太空去。而自己生活在这团鼻屎上是多么可怕，海峡对面和谐的台湾又是多么美好，还想什么呢，快游泳去金门吧…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9 09:06
中国人的是非标准是什么？
推倒柏林墙

我先问一个问题：假设统一和民主是矛盾的，我们是要统一还是要民主？当然了，在我看来这两者根本不矛盾， 姑且这么假设吧。
多数中国人会回答：什么都没有统一重要。但事实真是这样吗？在中国呆得久了，我发现很多问题你根本不需要讲道理，因为你的说话对象就没那个智商听懂你在说什么。只要摆出一两件事情，就可以轻易把人们既定的观念推翻。就好象统一和民主的问题，日本投降后，**占据北方一隅，**认为**应该解散 武装力量，双方首先得统一，“不统一则无法谈民主”。**则反驳说，没有民主，要统一又有何用？然后《新华日报》就发了一堆文章，抨击**是如何颠倒黑白，污蔑民主，我一看，我靠，跟民主派今天的说法何其相似啊，想不到**当年也是民主斗士吗！但是最后**夺了天下，又没给我们民主。60年过去， 情况还倒过来了，**高喊统一，台湾高喊民主，何其可笑？
再举一个例子，台湾应不应该独立？其实独立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吗，我可以讲一堆大道理，举一些外国的例子，像什么东帝汶啊，斯洛伐克啊，美国独立以前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呢，不过还是下面一件事情说起来更有意思。苏联当年帮**武装了百万大军，作为回报**签定了中苏友好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对此，郭 沫若1950年在《日人民报》上发表文章：“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中国人民应该有“让外蒙独立的气度”。人民日报日暴人民，那可是党的代言人，可今天把同样的标准再套到台湾问题上，**又不答应了。而且CCTV也明确表示了——台湾人民生活得不幸福。这里他们又玩弄了一个双重标准，CCTV4报导说台湾物价上涨4.5%，百姓大叫“活不了了”，CCTV1报导说 大陆物价上涨6.6%，百姓表示“对生活影响不大”。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再比如说，如果美国发兵攻打中国，推翻**的统治，像在伊拉克那样建立一个新民主政权，大家愿不愿意？大多数人肯定是反对美国来干涉我们的内政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呢？“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看，这下我又有理论依据了，中国的地当然要让美国来占了，否则我不是变成爱**的国了吗？你们有谁爱**的国？那就让美国来占吗，可惜美国又不来，这么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这么便宜的产品，这么好的垃圾处理场， 每年还有大批贪官来刺激美国经济，岂能自断财源？
结果搞了半天，中国人今天不能做的事情，曾几何时都做得那么心安理得，那我们的是非标准究竟是什么？有人说，那些是**的政党利益，我们讨厌 **，他们做过的事情不代表是对的，我们照样支持统一，照样觉得台湾应该回归，照样觉得中国的内政不容美国干涉。那么，我请那些认为台湾必须回归的人扪 心自问，既然你们这么在乎国家的统一，是否该给外蒙古相同的待遇？为什么你们的眼光只盯着台湾和**，却从来没有关心过外蒙古、藏南、南沙、长白山、白 龙尾岛和图龙江以北的大片富饶土地？假如你们生活在50年代，是否又敢保证自己不会把蒙古独立看成是心安理得的事情，你们有谁敢说，没受自己鄙视的** 所灌输的观念影响？
生活在中国的人，一定会打上中国的烙印。刘宾雁曾这么说过：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这话是说给民运分子们听的，是说给那些最能认清毛泽东本质的人听的。中国人的是非标准究竟是什么？我的标题是个问号，所以我还是负责举例，把答案留给大家自己去想吧。
中国人讨厌日本人，理由是他们很不厚道，给我们造成了深痛的灾难，可一没道歉，二没赔偿，三还篡改历史教科书，小日本这个民族，非常的下贱。如果要讲道理的话，第一日本道歉了，第二赔偿是我们自己不要的，日本也变相补偿了，第三日本只有0.38%的历史书是右翼编的，而且他们也并没有怎么捏造历史。 但更打击人的事实是，79年中越战争，解放军同样在丛林里施行了三光政策，80年代的中国军队和40年代的日本军队，几乎没有分别。我们中国人民是否曾反省过自己侵略越南的罪行呢？事实是，没有人当一回事，你们谁看完这段文字心里感到内疚了，麻烦举一下手。而且我们深信是越南首先侵犯了我们——就像金日成声称是韩国首先侵犯了他们一样。既然我们自己犯了也没有反省，凭什么要求日本人反省呢？日本人反省的力度，是不是比我们更强呢？越南同样指责中国一没道歉、二没赔偿、三还篡改历史教科书，我们中国人有当过一回事吗？
同样的判断标准，放到几十年前适用，放到几十年后却是罪恶滔天；对别人适用，对自己却并不适用。标准究竟是什么？
有趣的是我们奉为圣典领导人天天挂在嘴边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本身就是没有任何判断标准的万能诡辩法。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我只要西瓜不要芝麻，我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如果我只要芝麻不要西瓜，这是量变产生质变；如果我又要西瓜又要芝麻，这是用全面的眼光看问题；如果我不要芝麻不 要西瓜，那是对旧事物的否定，一切新事物的诞生伴随着旧事物的消亡……文革就是对旧事物的彻底否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叫量变产生质变，看看，是不是都能套得进去？
一件事总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每件事我们都可以找出安慰自己的理由。拿国外说事吧：黑奴制是野蛮落后反人类的，这没错吧？但是从辨证的观点来看，黑奴制大大提高了美国南部的生产力。可以这么说吗？要是在美国，肯定不行。现在你想想，如果黑奴制曾是**的一个手笔，那会怎么样？我们绝对可以这么 说，也绝对会这么说。一件事总体偏好还是总体偏坏，端看你用什么标准去判断，而辨证法恰好就没有这个标准。所谓“没有标准”就是说，我可以随时按自己的喜好设置标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谁有这个设置标准的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拥有设置标准的绝对权力。在网络辩论中，由于双方都没有权力去限定别人的标准，所以永远也吵不出结果，表面上是具体观点的摩擦，其实是总体观念的碰撞。
辨证法并不是马克思创造的，甚至跟他压根就没什么关系，不过马克思本人同样没有固定的标准，他的理论一直随着时间在不断变化，而且是向越来越糟的方向变化。在一开始，马克思认同完全的新闻自由，认为“审查制度一无是处，却比人还威风”；再往后，他又认为资产阶级的言论阻碍了人类思想的进步，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论修正为“工人阶级的新闻自由”。当他的言论受到限制时，他便赞同完全的新闻自由，当他觉得别人的言论和自己相抵触时，又转而支持某一个特定阶级的言论自由。**在45年时同样批评GMD限制言论自由，如今却变本加厉，做得更加过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马克思的传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句话又是放P。实践算哪门子标准？我实践出来的结果，按不同的标准来看不是也有好有坏吗？庐山会议召 开的目的本是要检讨大跃进中的一些失误，彭德怀一纸万言书让许多领导人都站到了自己身边，于是毛泽东突然转换会议主题，批判大跃进成了赞扬大跃进，彭德怀则成了“军事阴谋小集团”的主谋。大跃进就是实践，得出来的结果是生产力大大下降了、饿死人了。彭德怀说大跃进实践出的结果是坏的，毛泽东说这个结果是好的，因为从发展的辨证眼光来看，难道大跃进没有让我们获得社会发展的宝贵经验吗？饿死几个人，就当是交了学费吗。
这就叫根据“目的”逆推“必要条件”，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之一。一个最经典的认知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民主改革必须缓行。 这个观点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信众，可是西方发明的共产主义为什么就适合中国？为什么就可以马上进行，不用缓行？为什么同样是中华民族，台湾人搞民主就可行？ 为什么我们的邻居，韩国，日本，甚至于中国人最看不起的低素质没文化黑皮印度小阿三，都可以拥有民主？
神土伟民，多有奇迹，很多想不通的事，只要一想自己是在中国，那就全都通了。但我还是想问一句，我们中国人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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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 把....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 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 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 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 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 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郭沫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
　（人民日报1950.02.24 ）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 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 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 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 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 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 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 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 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 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 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9 09:07
民主与面包

作者：推倒柏林墙
原文链接：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182034.aspx（需翻墙）

在中国常听到的是这么一种观点：中国要是民主，可能会导致贫穷、混乱、分裂……伴随的则是另一种观点，中国正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言下之意是稳定第一，民主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这种说法只是凭空的推测，本身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第一有诸多亚洲和东欧国家制度转型的成功先例摆在那里，失败的案例几乎没有；第二1948年中国就成功进行了总统与立委的全国普选，在总统的位置上，蒋介石威望过高，对手居正的得票率仅有不到10%，而副总统的位置竞争激烈，产生了一系列美国式选举现象，这其实已具备民主雏形，再差一步便可开花结果，可惜却被拒绝参选、里通苏联的叛国者无端破坏，你非要说中国人的素质连60年前的民国时代都不如，那我也实在没有办法。

事实上这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典型特征之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不了解这种病症的人可以google之，必有收获，或者再看一遍《肖申克的救赎》，仔细体会这句台词：“监狱真是个怪地方，一开始你讨厌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对未来的恐惧恰恰源于对现实的恐惧，中国人虽然嘴上高叫进步发展，内心却对现状充满忧虑，自己却毫无察觉。对民主的误解使得他们得出贫穷、混乱、分裂的推论，其最重要的依据是国内日益积累的怨气，使得这些“民主的恐惧者”对这种怨气拥有正常抒发渠道时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因此作为斯德哥尔摩市某银行里的人质，他们害怕警察的营救会使得劫匪撕票，并且在得到劫匪 “只要合作就不会受到伤害”的承诺后，将生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劫匪的仁慈上（“政府也在进步”），这才是他们抵制民主最根本的原因。

因此，如果忽略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个原因，反民主者所找出的其它借口只能是由结果逆推必要条件的诡辩。而民主在中国经常被和面包联系在一起，最后无论民主的支持者或反对者的辩论焦点都集中到了以下几种民主与面包的逻辑关系上：充分条件关系，有了民主就会有面包；必要条件关系，有民主才会有面包或有面包才会有民主；主次关系，民主比面包更重要或面包比民主重要，先要民主或者先要面包；矛盾关系，有民主就没有面包，有面包就没有民主。最后一个无疑是荒谬的，主次关系则根本没有争论的必要，事实上仍然是把民主与面包当成了一种暂时的矛盾关系。至于必要条件关系，首先肯定不是有面包才能有民主，这么说等于在批评现在的中国还不如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但是有民主才有面包看起来也不对，俄罗斯、中国似乎就是没有民主也有面包，因此从中国人最直观的角度来看就是错误的。而因果关系似乎也不成立，印度在没有面包的前提下就搞起了民主，按我们的看法，他们民主了60年，面包也不如中国多，无论哪个说法，总是有站得住脚的反驳借口。

需要注意的是，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以及今天的世界大环境，无论如何也不会沦落到上世纪60年代那种人吃人的地步，因此这里的面包指的绝对不是温饱，而是更高级的利益需要。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中国人是关在笼子里的鸟，只要你让这只鸟吃饱喝足并且关紧铁笼，它就会丧失飞行的欲望。到最后，它看到别的鸟在外面飞，会不理解甚至嘲笑对方，当别的鸟来营救它时，它拒绝离开铁笼，别的鸟指责它的主人时，它则干脆把对方当成反鸟分子。这只鸟认为一旦脱离主人的控制就会失去食物，还是呆在铁笼子里更有保障一点，这种担忧其实和民主恐惧者的一模一样，建立于一个未被这只鸟意识到或不愿承认的基础：它担心自己没有在自由世界里觅食的能力。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它已经遗忘了自由的感觉，野兽可以因驯养而忠诚，人也同样如此。到了《肖申克的救赎》的最后，当所有观众都被监狱阴暗的体制无情的束缚住而无法自拔时，安迪终于从那个坑道里爬了出来，在滂沱的大雨中扯开囚服，发出自由的呼喊。“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观众跟着体会了一把从导演缔造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短暂解脱的快感，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向CCTV表示此片IMDB排名前五果然名不虚传。可惜现实不是电影，现实是如此不堪，中国的现状就是：自由的光辉已经消失了，鸟儿身上唯一能看到的光芒是眼睛里的绿光。至于精神信仰则已完全消失殆尽，从最初共产主义蓝图的破灭到毛神话的轰然倒塌，广场上的枪声又强行终结了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失去一切精神价值与道德约束的中国人，只能把目标放在了经济利益上，甚至达到了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地步。

事实上，这种文化有其产生的根源。中国社会往往是上层建筑决定下层建筑，从89年之后，**已经完全抛弃了一切意识形态，包括该党以此命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引发广场事件的原因有二，除了不断壮大的民主思潮以外，另一个原因则是官倒集团造成的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人民的自由与食物同时遭受了威胁。而第一项要求是一个集权政府绝对无法满足的，因此它的解决方案只有从食物上入手，当共产主义与改革开放的价值彻底幻灭之后，需要一种新的价值去支撑政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为了控制民众，除了万年不变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外，政党所能追求的最务实的价值就是经济价值。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变成了**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根稻草，用经济的发展保持国民的满足感不仅是**维持政权的终极手段，更是唯一手段。自此之后，国家的一切行为、一切政策，都必须要为这个目的服务，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无论是李邓（力群）姚所代表的左派势力还是胡赵系残留人马的右派势力，都必须靠边站。从邓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开始，到后来朱“GDP至上”的经济策略以及江无意漏嘴的“闷声发大财”，都已经表明了党内一个全新价值观的树立，并且影响了整个社会。

可惜的是，尽管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经济未必就能得到发展。作为一个后极权主义政权，正所谓“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腐败必然破坏社会公 正。从80年代的官倒集团开始到今天，腐败愈演愈烈，尽管如此，全社会却束手无策，甚至习以为常、再也不闻不问，腐败不仅在剧烈化，而且在公开化、合法化。**同样束手无策，作为一个共同的利益集体，给予民众监督权必然损害自己的特权，裁判不能加入游戏，自己不能监督自己，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也正因为社会公平的丧失，民众难免会产生“州官既能放火，百姓何不点灯”的想法。自广场事件之后，国人固有的价值开始全面崩盘，社会道德全面沦丧，国家疯狂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个人则疯狂追求个人利益的增长，从官僚机构高明的技术型剥削手法（股市）到民间层出不穷的低劣骗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尊重被完全破坏， 剩下的只有对经济利益赤裸裸的渴望，因此中国人把民主率先和经济利益率先联系起来，甚至将经济利益作为是否发展民主的唯一考量，也就变得不足无奇了。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阐述中国经济的实质：一棵桃树，结满了未成熟的果实，由于社会道德的沦丧以及众人对眼前利益的短视，所有人争先恐后，不顾少数人非议的目光，冲上去把果实一抢而空，生怕自己比别人少得一个，少数人除了跟进，毫无办法，不然不光是得不到成熟的果实，就连青涩的桃子也一个都拿不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特权者必然会有最丰厚的收获，而民众只能在边边角角获得几个最青涩的果实，这样的现实也会逼得底层民众进行更疯狂的争抢，最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在这样一个不择手段追逐经济利益的时代，民众切到的蛋糕永远是最小的一块，而现在人们就在为了这块最小的蛋糕而拼死争抢、维护旧有体制。至于种树则是吃力不讨好，因为你辛辛苦苦的种了树，最后果实却都被抢走了，回报与投入根本不成正比。无论是高昂的税费、权力的寻租、对知识产权和智慧劳动的漠视等等，除了注定了中国永远只有低端行业，更使投资环境严重恶化，没有社会公正，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投机倒把者、与政府勾结者等各种邪门歪道会把正当的生意人全部挤走，最后中国人必然会陷入无桃可摘的境地。

中国人的金钱价值观与畸形的经济发展方式，在西藏事件中就可窥之一二。有人奇怪，**在西藏投入了那么多钱，而**却没给西藏人一分钱，为什么西藏人跟着**走，而不跟着中国走？对于没有信仰的中国人而言，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理解的。从表面上来看，西藏的经济似乎确实得到了发展，现代化的建筑与设施、繁荣的街道与商贸，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个地区在中国的帮助下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可是这背后的代价却很少有人看到。为了建设城市，大量传统宗教建筑被拆毁，而汉人大量涌入确实使西藏显得生机勃勃，结果却把藏人的饭碗都给抢走了，藏人不仅没从地区的发展中获得好处，反而在自己的发源地被排挤到了社会边缘，与此同时，传统文化遭到破坏、政治权利遭到剥夺，藏人的地盘却不归藏人做主，反而是汉人官员从贱卖土地与毁灭环境中大肆牟利，对于一个本就不太在乎物质享受的民族，几十年的抗争根本不足为奇，最终从和平抗争演变为暴力抗争，毕竟暴民是暴政的产物，两者永远都是相生相成。可以预见的是，汉人迟早、或者说已经在面对与藏人相同的命运了。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之前29年的中国是个完全病态的国家，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不过是这个国家稍稍恢复正常的结果。现在中国只是在延续这种经济惯性，但是腐败正成为削减惯性的阻力，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不得不使尽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可惜这些手段一方面刺激了GDP，一方面却成了民众生活质量的最大杀手。消失的社会福利、高昂的房价、高污染工业、出口业极端可怜的工资和极端苛刻的工作条件，无一不使GDP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但是除了帐面上的数字增长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反而下降了。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底层民众的社会运动越来越频繁，其焦点集中在拆迁、征地、工资待遇、滥用职权欺压百姓等方面，而房地产业恰恰便是GDP的贡献主力。中国人一向缺乏抗争的勇气，集体事件的频繁发生足可见底层民众的生活空间正被不断压缩，这也正是中国在无法让经济得到实质发展的情况下，能够制造GDP快速增长假象的原因：剥削一部分人，牺牲他们的福利以为另一部分人的繁荣假象而服务，甚至于透支子孙后代的福利、透支当代人的消费能力，去换取一时的GDP，以延长政权的寿命。

近几年，**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努力改变“GDP为纲”的行政思路，可惜的是，这样的努力完全没有任何成效。第一，快速增长的GDP为政府带来了税收，为官员带来了利益，在没有道德约束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第二，我国税收多年保持20%左右的增速，远远大于GDP增速，目前税收占GDP总量比率已连续多年呈几何级数增长，这已经足够糟糕了，一旦GDP停止增长，两者间巨大的差异将引发民众强烈的不满，并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朵奇葩；第三，要改正错误，先要承认错误，GDP既已成为民众衡量经济的标尺和满足感的来源，要说服民众放弃旧有观念，唯有承认过去发展路线出现严重错误，同时找出新的满足感来源，这又是让政府为难的事情。05年底广东某市的事件是继广场事件之后政府首次动用重型武器射杀抗议民众，面对日益激烈的不满情绪，中共对当地政府毫无动作，正是这种尴尬的体现。若是加以惩罚，第一自己曾亲手制造广场事件，并发誓永不平反，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难以向外界解释；第二更会间接鼓励更多群众运动，使因对暴力的恐惧而不敢发作的怒气彻底爆发出来，无疑是自毁长城。换句话说，中共已经完全被束缚在了自己所创造的体制内，虽然明知现在这样的发展路线是饮鸩止渴，但多活一天是一天，已经毫无选择之余地。

中共依托其创造的体制而实现数十年的统治，但这个体制不断壮大的同时，却反过来统治了中共，并蚕食着中共的生命力，而中共却在自己创造的怪物面前显得无计可施。邓时代之后，中国已经没有办法推动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从基层来讲，人人争利，都打着别人种树、我来摘桃的算盘；从高层来讲，毛邓江胡一代比一代孱弱，党内没有任何强有力的派系或个人有能力力排众议进行改革。强权的不断分化与削弱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专制政权都要面临的问题，唯有到国家发生混乱之时方能巩固，到了中共这一代，这种现象尤其严重。中共的特点是不愿承认眼前最简单的事实，按照哈维尔的观点来看，一个以谎言起家的政权，最后必然用一个谎言掩盖上一个谎言，从而不断制造谎言，这样的后极权主义政权擅长的便是伪造过去、伪造现在、伪造将来。例如中国已无共产主义，党名却仍叫**；中国已无社会主义，教科书里却充斥着相关内容；中国换个说法叫改革开放，就可以走过去自己最痛恨的资本主义道路；台湾明明已经拥有主权，中国就是不承认，还用经济利益诱使别的国家不承认。最关键的，中共明明是个专制政权，它非说中国的帝制已经结束了，这就逼着它摆出一些削减权力的措施，而不能做得过为露骨，王治必须淘汰，并以党治取而代之，但当这个党再无共同的价值基础后，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便成了体制。毛邓之后的领导人既无开国之功，也无可以引以为豪的经济奇迹，在党内没有一言九鼎的威信，因此中国一旦踏上歧途，便无法靠个人力量自我修正，不可能再出现蒋经国一类的人物。而这条歧途却恰恰是只注重经济利益而不要公平、不要道德的歪路，这使得内部最后一点凝聚力都被金钱完全瓦解。这个丧失理想的政党既没有能力挽狂澜的英雄，也没有集体转弯的可能性，即使在灭顶之灾面前，所有人仍不能齐心协力，而是抱着“党没了不要紧，我还可以去美国”的想法，最后也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了。

综上所述，很容易理出如下的逻辑关系：**必须使经济继续发展以延续自己的寿命；特权阶层则用手中的权力破坏社会公正，使得经济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剥削与透支两种方法制造出“一小部分人当前的繁荣”；在社会公正越来越差的同时，特权阶层更加肆无忌惮的疯狂掠夺；执政党对此束手无策。需要注意的，在一开始我们提出了一个鸟关在笼子里的模型，但这个模型有个致命的漏洞：现实中，并不是主人养活这只鸟，而是这只鸟在养活它的主人！主人却在不断削减鸟儿创造食物的能力，并且胃口也在不断扩大，可以预期的是，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将会被劫掠一空，在“透支”的危害还没完全显现出的“当前”， 被剥削的人群将会不断扩大，社会地位越低的人将越早加入这个悲惨的行列，“一小部分人”将会越来越少。说到这里我们发现个严重的问题：面包没了！没错，从78年开始，中国人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就得到了面包，但这块面包仅仅是在没有社会公正的基础上获得的短期利益，在享用了这块面包30年后，中国将不可避免的再一次轮回之前所有专制王朝的命运。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大致看出了民主与面包之间的关系。民主既不创造面包，也不毁灭面包，民主的功能是维护社会公正，使得一个国家创造面包的潜力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面包的制造力长久稳定。这时我们可以回头看看印度，印度是个天生就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它们的种姓制度渊源流长，早在人降生之初就划定好了不可动摇的社会等级，但是民主的出现却抵消了这种负作用，任何种姓的人如今都能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在印度，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旁边就是破破烂烂的贫民窟，看似极为可笑，而且给人留下贫富差距极大的印象，事实上，贫富差距根本就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差距是因社会不公正造成的，可怕的是富裕者为富不仁。现代化建筑与贫民窟的并存，恰恰就是印度社会公正的体现，无论穷人富人，生活在城市里的权利是相等的，这个国家不需要表面上的繁荣，任何人都无法打着所谓经济发展的幌子把穷人赶到城郊结合部去，而征地问题恰恰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最可怕的问题之一。印度穷人拥有免费的医疗、教育，随便占块无主的地皮就可以搭起自己的窝棚，而不用担心城管的夜袭，这正是这个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复杂的国家六十年来从未发生大规模暴乱的根本原因。一个最能令中国人警醒的数据大概是印度人工资占GDP的比例，在中国这个数字连年下降，到现在已经低于10%，而印度却在50%左右，这使得印度在GDP远远不如中国的情况下，人均工资却远远高于中国，尤其是越往社会底层这种差距就越可怕，现在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还不如印度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由此也可见印度的贫富差距虽然严重，但还是远远不如中国，只不过中国把最穷的都藏在农村了，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巨大的企业，这个企业增加利润的方法其实是削减员工的工资，印度人的工资每年上涨15%左右，中国的GDP每年上涨10%左右，作为普通民众，哪个数据更有意义，一目了然。印度人到底有没有面包？ 我想说到这里，每个人都应该对“面包”背后的其它一些东西有了新的理解，而决定印度穷人现状的根本因素，就是印度人手中那7亿张选票。

说完民主与面包之间的关系，再回头来关心一下风雨飘摇的中国。面包是中国人唯一在乎的东西，现在面包就要没有了，股市、房市、工资、物价，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种危机的可能性与紧急性。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有停滞的时候，就像任何一个政党总有下台的时候，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例外。美国、日本都曾经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可能继续面对新的经济危机，但他们的社会制度已经趋于公正，使得他们只能从经济因素上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而对于把社会稳定完全维系于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中国，经济停滞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时再回头看刚开头那种“稳定第一”的观点，就像越是发展经济人民生活水平越差，越是要稳定中国就越不稳定，愈演愈烈的社会运动表明情况恰恰就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有一种类似观点是中国要靠执政党推行“渐进式民主”，可惜这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中国每向民主跨近一小步，表面繁荣的面纱便要被撕下一块，经济发展的假象便要被无情戳穿，特权阶层就不得不放弃一部分既得利益，而我也说过，现在的党已经没有能力进行社会变革，指望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事实再次与这些人的白日梦相反，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只是在这个国家想要发表言论、维护公民权利甚至登陆维基百科都越来越难，铁幕正越来越牢固，情况正恶化得越来越厉害。而问题的紧迫性也不会给“渐进”留下时间，要想平安度过这种危机，唯有所有人团结起来向执政党施压，立刻实行民主改革。可惜现实还是现实，现实过于残酷，这个国家的居民已经失去了80年代的理想，成了一群追逐铜臭的动物，下一次站在广场上的人将不是充满理想的年轻人，而是一帮饿着肚子的暴民。因此我个人对中国的命运是极不乐观的，我能丢下的只有五个字：早死早托生。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9 09:09
南京大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


中国人特喜欢装B，比如12月13日，肯定又要大张旗鼓的纪念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就好象一个花容枯槁的老奶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诉：70年前我被邻居家12岁的小毛头**了一百遍啊一百遍……整天念叨个没完。问曰：真的有一百遍？你一遍遍数的？老大妈立刻怒道：你这个汉奸走狗，竟然想为**犯翻案……
同样，我现在要是问“三十万”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保证，那些整天作一脸无奈状说“中国人越来越麻木了才过了几十年就连国耻都忘了”这种话的人，十个有九个都答不上来。但是这不妨碍他们装B啊，一到这天，又有人开始长吁短叹：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日子……
“南京大屠杀”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东京审判上，当时中国送交了30万的数字，但最终结果是认了20万。为什么今天我们都说是30万呢？话说1985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大屠杀纪念馆题下了30万这个气势恢弘的数字，从此便成定论。从80年代起日本就不断提出要和中方合作调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具体人数，都被中方以“没必要”“已经定了”为理由加以拒绝，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新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系统的调查，不是因为调查起来有难度，而是根本就没心思做，30万这个数字随口一胡扯就出来了。这个基本上就是中国人对待国耻的态度，纪念纪念就好了，不要深究，不能深究，一深究就要出问题。
像我这种业余网民稍微深究一下，30万这个立论就要被打垮。首先看几十年前的那份“30万”初稿。根据**政府提供的埋尸记录，其中大票的有世界红十字会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人，最大的一笔是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人数达112266人，占了30万的1/3。问题来了，目前研究大屠杀最重要的资料主要是当年一些人的回忆录，可这些人从来就没提到过崇善堂这个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在南京大屠杀之前几年就已经解散了，连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都说不知道。红十字会还收容了二十万难民，而崇善堂简直就是埋尸专业户，除了埋尸之外什么都没干过，也不知道是谁资助的，一个在南京各地收埋了11万人的大型组织，当年身在南京的人竟然都没听说过？
最后，这份报告没有被远东国际法庭认可。于是六人委员会四舍五入一下，再考虑到焚尸灭迹，拿张草稿纸这么一估算，20万就拍板定了。事实上把这11万的记录去掉，剩下的19万还是经不起推敲。审判之前一个月，南京《新民报》记者金光群进入国防部采访，负责人向他介绍“六个月来经过调查，收到市民控诉信53件，市参议会也转来了很多材料”，当时金光群还挺高兴，赶紧做了个独家报导。谁知一个月后开庭，呈报的证据竟然多达屠杀2084件、奸淫308件、抢劫暴行116件、焚烧破坏罪行186件。从6个月只收到53封控信，到接下来一个月转眼变成数千件暴行，国民政府工作效率之高，连崇善堂都难以比肩！（事实上我很怀疑崇善堂的埋尸记录就是这时候造出来的）其中第一证人鲁苏，更是在“夜间”看到“57418人惨遭杀害”，所有证人加起来，一共看到“353026人被害”，我看到这里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亩产万斤的根总算找到了啊！
南京有没有这么多人给日军杀呢？魏特琳日记里说“据说还有二十万人留在了城里”（11月30日），拉贝则在10月17日的一封信中提到：“如果他听说过大约100万～120万居民中至少已有80万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他对现在城里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几乎空荡荡的街道和广场就不再会感到惊讶了。”拉贝是当年国际安全区的负责人，这个安全区占了南京面积1/3，内有难民20万，当年提供了多少人道救助可想而知，再加上安全区外日本人统计出的5万人口，基本符合当年当事人记叙的情况。只有这么点人口还都在安全区里，哪儿来的30万给人屠？当年被杀的30万中国人难道都是SB，南京城1/3那么大的安全区，不会往那里跑？中国在80年代以前对这个安全区还知之甚少，我小时候还看过一部电影《南京屠城》，讲的就是日军如何秘密攻入安全区，安全区内的中国勇士如何把这个消息传到外界，拍得跟三级片差不多，基本上就是扯淡。当年安全区内各负责人都提到过“有时遭到三五人的小股日军骚扰”，但从来没有说是大规模攻入安全区杀人放火的，波黑内战波及安全区，马上惹怒了美国佬，轻松就把两边都给平了，攻打安全区，你借日本人一个胆儿？中国人很弱智的一个地方，就是老是喜欢搞些水准特低的YY，自己还停留在16世纪，却总以为别人都跟他一样，你YY要是能强身，那还要手干什么？前几年那个东史朗案就特有意思，明明是个民事纠纷，非要给**上升到政治高度，你当人家的法院都跟鼓楼区人民常理法院一样，想操纵就操纵啊？
民间学者读到这些外国人写的资料后就开始生疑了，连人都没有，怎么杀？根据远东国际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定义，是“发生在南京城内（明城墙）及附近地区的一系列暴行”，似乎可以解释被杀的30万人是哪里来的，问题是附近到哪里？是城郊还是苏锡常镇？整个江苏？显然这里指的是城郊，而且南京城内的屠杀才是重点。如果要覆盖整个江苏甚至上海，那我就不得不联想到轮子了。99年轮子到中南海门口闹事，CCTV没日没夜的说练轮子的人有多少多少自杀，数字看起来挺吓人，但是你除以轮子的总人数再和那个水分足足的全国自杀率比一比，咦？好象人家轮子自杀的还少一点啊……
人口问题一直是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点。孙宅魏从86年一直研究到91年，终于论证出南京当时其实还有60万人。咱姑且不论这个论证是否合理（我也没看过），已经充分暴露出了中国这些大屠杀学者在人口问题上的虚弱本质。人家拉贝大屠杀那年就呆在南京城里，“20万人口”是早就写好的，你过了50年才开始研究，花了5年才得出结果，那之前50年你连人口问题都解决不了，凭什么说死了30万人，你不是胡扯吗？你不去研究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而是研究南京当时有多少人，你TM不是闲得蛋疼吗？
还是我们学术超女张纯如厉害，出手直奔下三路，终于找出了30万切实可信的证据。张纯如来中国呆了25天，中文都不太利索，日本是去都没去过，就写出她那本惊世骇俗漏洞百出的大作。其中掀起学术界滔天巨浪的便是她率先披露了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电报，这封电报“被美国情报局截获”，内容说是“毫无疑问南京已经死了30万人”，还把本国士兵的行为讲得多么多么凶残，日本的外相亲口承认，还“毫无疑问”，这不是铁证如山吗？这么重要的证据，中国人好象没当回事，反正我们一直认定30万，要那么多证据干吗？西方学者可是炸翻天了，人家一查，发现广田弘毅那时候根本不在中国，再一查，原来这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拍的电报。张纯如舌战西方群儒，动不动就抛出“这些人妄图为军国主义翻案”这一杀手锏，问题是这招对中国人有用，对日本人有用，西方学者可是根本不吃这一套。张纯如本以为南京大屠杀在西方被彻底遗忘了，想写本书帮人家回忆回忆，谁知突然冒出这么多名牌大学教授，个个都比她这个半吊子厉害，最后只好公开承认电报问题是她错了，之后没过多久便一枪把自己崩了，空给国人留下一段洗脚时的谈资：张纯如是受不了日本右翼威胁自杀的，张纯如是看了太多大屠杀罪证精神失常自杀的，张纯如是被谋杀的……
这个外相电报当然也不是张纯如研究出来的，你再给她25天，她也搞不出什么成果。成书所有的资料，都是国内顶着“专家”光环的一帮大义凛然骗吃骗喝的大屠杀学者提供的，可这帮骗子脸皮厚，一个也没自杀。这中间故事也不少，不过今天讨论的是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姑且放到一边，先看这个田伯烈电报。田伯烈可是中国专家的重要研究对象，他当年写给西方的关于大屠杀的报导资料丰富，能极好的佐证国民政府的说法。但国内甚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个田伯烈竟然是**买通的枪手。在当年的国民政府宣传部负责人曾虚白的回忆录中便早已披露，蒋介石选定上海作为战场，就是为了把西方列强拖下水，宣传战这块阵地当然不能丢，于是重金聘请英国记者田伯烈撰写枪文，想要引起西方的关注。人家台湾早就知道的事，全世界早就知道的事，大陆人民就是不知道，你今天到百度google搜索田伯烈的名字，得出的还是一票FQ文章，引用的全是田伯烈的报导。
中国人要证明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人，居然还得靠日本外相的电报，可怜这个电报还是假的，“30万”最后一个铁证，就这样灰飞湮灭。但这还没完，我们继续深究这个“20万”。
我们假设除了崇善堂外的19万全是真的，还有一个问题。这是尸体的总人数，那这些人中间有多少是死于战争行为，有多少人是死于屠杀？魏特琳12月14日的日记写道，“当我们返回时，在山谷附近看到了一具尸体，考虑到南京所经历的炮击，周围的尸体还不算多。”而这个地点恰好指的就是中国学者在水西门外发现的所谓“万人坑”（伊拉克人为了搜集萨达姆的罪证，挖出来不少万人坑，倒还算货真价实，水西门这个就埋了200人，名字喊那么响亮不晓得在充什么大头）。还有一个著名的“下关大屠杀”，说是尸体堆积如山，顺江漂流，死了几万人。但是国内的史料都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了，唐生智秘密落跑之后，十万国军从下关渡江撤退，船只连运两万人都有困难，于是国军抢船逃跑，自相残杀，头上是日本人的炮弹，后面是日本人的机枪，还要提防自己人下暗手，最后十万人几乎全军覆没，只跑出去几千个。关于具体的死法，由于都是幸存者目测，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说岸上被日本人打死三万人，夸张点的说在水里自相残杀拼掉五万到八万人。如果说什么叫耻辱，我觉得这个比南京大屠杀耻辱多了，日本打到南京的时候精疲力尽，弹药粮草不足，士气极度低落，面对这种部队，十万人竟然不战而溃，司令官自己落跑，还搞出抢船自残这种闹剧，有多丢人咱就不说了。
这十万个人就算全部是日本人打死的吧，那也是战争行为，跟平民屠杀根本不挂边，战争本来就是杀人，日本鬼子打过来，本来就肾亏底气严重不足，看到你这里人数众多、装备还算不太烂、有一定作战能力的部队，居然在忙着逃跑，就好象逮上了一支星际/魔兽里右键移动的部队，不抓紧机会揍你揍谁，难道还等着你重整士气杀回来？战场杀人，天经地义，为什么这个也要算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里呢？很简单，因为这十万人是不战而败，如果国军打他个几天几夜，灭了千儿八百的小日本才全军覆没，那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就要添加一段光荣的“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估计就不提了（说不定都不会发生）。偏偏国军几乎没给日本造成什么损失，这种一面倒的情况，就变成“屠杀”了。可问题是，这十万人根本是自己选择被屠杀的！这给中国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屈辱感，而我们很擅长的就是把自己的过错转化为敌人的过错，把自己的无能转化为敌人的凶残，精神上就胜利了。别怪西方列强整天蹂躏你，那副SB样谁不来割一块肉？一战过后，西方国家努力的使世界摆脱这种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格局，总算保证了弱国的生存空间，不然就以现在中国的实力，死得比清朝还难看，清朝好歹打不过人家才割块地，我们连打都不打就到处乱割，钱到处乱送，还整天叫嚣着灭日本小菜一碟。日本只不过靠美国罩着，所以军事开支只占GDP的1%，全球排名倒数，如果日本把开支比例提升到中国这种高度，甚至仅仅翻个四倍提升到美国的高度，假设打仗就是拼钱多，那别说打中国了，对付整个亚洲都可一试。西方这样搞，不仅保障韩国这种小国家的利益，还保障了一小部分甩B政权的利益，比如老毛，整天喊什么主权至上，胡作非为，如果列强一直盯着中国，你看他还能那么潇洒的大跃进大革命？早就连慈禧都不如了。所以这次美国打伊拉克，我特别支持，第一联合国里放着中俄这种流氓国家，连一点公信力都没有，等联合国发挥作用还不如再等一次卢旺达大屠杀。第二萨达姆这种人，不灭天理不容，顺便给查小丑金小丑内小丑卡小丑做个借镜，西班牙国王喝令查小丑闭嘴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针对内小丑的演讲，都是大快人心。中国现在还能混条底裤遮遮羞，只不过是人家强国突然反省了，觉得打仗不好，以后不欺负弱国了，不少人还真以为自己很好很强大，以为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今天要核平台湾明天要东京大屠杀，一个国家要全是这种瘪三，那还不如痛揍一顿，让脑子清醒清醒，日本被原子弹炸完就清醒了，中国到现在还是一副大国崛起的SB样，其实就是撅起了屁股，就看人家有没有心情踢了。
对于“大屠杀”的性质，还有必须了解的一个事实：无论是世界红十字会还是崇善堂，任何一份或真实或伪造的埋尸报告里，女性+儿童所占的比例都只有1%到3%，这根本不是那种蓄意的大规模屠杀可能造成的结果，所谓种族灭绝根本就是胡编乱造，光这点就差纳粹一个档次了。中国人看事情喜欢看个例，只定性不定量，拿几张大屠杀纪念馆的照片他们就潸然泪下，说几个小故事他们就以为日本人全部都是禽兽，见人就杀（其实《南京》的导演指出——大屠杀纪念馆里不少证据完全是张冠李戴）。对付这种人一拿出详实的统计数据出来他们就SB了。我也可以举一些个例，东史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的日记里怎么写？上级要求他们征用中国的物资之前必须给钱。至于松井石根锤胸顿足痛哭“皇军颜面何存”的故事就更不用提了，那又怎么样？是不是就说明皇军整体是好的只不过有少部分害群之马呢？日军龌龊事当然没少做，我还是那句话，远远达不到中国人宣传的高度。从1%到3%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日本的行为主要是针对男性的。这个很容易解释，中国侵略越南的时候（还自称防御反击，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一开始还发誓要做文明之师，最后还不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屠过去了，跟日本人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人家个个都是游击队，你看那小孩儿前一秒嘴里还叼着棒棒糖，后一秒掏出AK朝你脑袋上就是一下，这种小孩儿在中东非洲满地都是，妇女当游击队的更不在少数，正规军被搞过一两次之后就怕了，见人就杀，以保自身安全，当时南京是没什么妇女儿童游击队了（什么《小兵张嘎》我TM看了就想吐，你没事怂恿小孩子上战场干吗？），但化装成平民的国军士兵还是在南京城里满地跑，都是渡江没渡成想保条小命的。《伊拉克碎片》里第一部分那个小孩儿看美军拿着枪，心里非常害怕，他看不出来其实那个美国兵更怕他。这个很多影视作品都有体现，就不多说了，战争应该是远离平民的，有些邪恶组织就喜欢拉平民下水，躲在妇女跨下开枪的那是低水平，容易被人民仇视，高水平的都是煽动人民主动拿枪，搞个什么敌后武装队，XX根据地，像什么本拉登啊……人民是被卖了还帮着数钱，而且明明是一个县几千人被七八个日本鬼子撵着到处跑，跑起来还特有成就感，要么躲在人群里偷偷朝日本人开一枪转身就跑，结果挡在前面的平民被打死了他跑掉了，可他心里那个爽啊，回头还可以宣传外国侵略者打死了多少多少平民，让更多的人拿起武器……这种游击组织基本都出现在一些野蛮落后的国家里，在他们眼里什么人权，生命，都是放P，平民是随便死，根本不算作成本，背黑锅你去，领赏我来，还打着反侵略的大旗，精神上更是无限升华，像《色戒》里X裕民那拨爱国小青年，荒唐到可笑，色诱怎么不让你老妈去，连开苞都可以省了。可人家荒唐得很愉悦，很享受，这种人你就拿他没办法，他已经刀枪不入了。
我讲这么一堆，意思只有一个，日军是很凶残，但哪国军队不凶残？解放军不凶残？美军不凶残？我看论凶残，红卫兵才是排第一，张志新临刑前还想说点什么唤醒民众，毛远新就示意把她喉咙割了，小红兵看着一个弱女子的鲜血汩汩流出，欢呼阵阵，这个场面我想想都骨髓发颤。大家都一样，日军不会比其它军队更残忍一个等级，战争就是这么一回事，打到最后都是丧失人性，中国人为什么整天要渲染日军和其它军队比有多么多么残暴呢？如果不把日本说得太坏，那中国人反日就显得太没格调了，别人打你一下，你就整天反它，这不就是冤冤相报，气量狭隘吗？但是日本这个国家要是很变态，那就另当别论了，我们反你，因为你根本不是人，是畜生，把你从地球上消户是我们正常人的责任。但说到底就是复仇心作祟罢了，别人打我一拳，我一定要再踢他一脚，格调就是这么低，还造谣生非，把对方描述得多么多么恶劣以宣扬自己的正义性，典型的当婊子还要立牌坊，更是下作到极点。看看世界上以仇恨作卖点的国家，都是些什么货色？二战都是国际上审判过的事情，中国人口头上尊重法庭宣判的结果，心里面都想来个私设刑堂，一个国家就这种素质，还想搞法治，搞和谐，这不是扯淡吗？
把确定是伪造的证据去掉，把常规战争行为的死难者去掉，再数一数，大概还有多少人？我估计想上六位数都非常困难，可能真如一些安全区内的人所说，平民遇害只有四万人。但这个事实是很难查证的，因为时间过得太久，像犹太人那样统计已经不可能了，新中国成立快60年，从来没想去调查过这个问题，等到80年代才旧事重提，兴风作浪，这时候还真是死无对证，查起来有相当难度。但国民政府伪造了30万这个数字，这是绝对跑不了的。一般说到这里，必然会出现一种傻B，他会非常愤慨的对你说，杀30万叫杀，杀10万不照样叫杀？我太欣赏这种人的精神了，简直就是活二五，既然杀10万也叫杀，你他妈的干吗要信口开河，说句实话就会死？
这就要说说美国上世纪末一个极为经典的案件——辛普森杀妻案，当年闹得满城风雨，我相信大家就算不了解至少也听说过。为什么在罪证确凿的情况下，辛普森却被无罪释放？LA警察采证时，违反了正规程序，比如什么私闯民宅搜集证据啊，这使得辛普森的律师团有理由认为，那些证据有可能是“办案警察联合起来陷害辛普森”。而关键证人LA警察福尔曼的证词，对辛普森一案的判决有决定性的作用，辛普森的律师问他是否有使用过侮辱黑人的词语，（由于辛普森是黑人，当时民众普遍认为律师是在打种族牌，寻找LA警察陷害他的动机，因此也十分不满，就像今天中国人不满少数民族保护政策一样），福尔曼说没有，律师却出示了一份录音，证明福尔曼确实曾经大量使用侮辱黑人的词汇。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LA警察是否有陷害辛普森的动机，而是证明福尔曼这个人有品格缺陷，竟然在法庭上公然撒谎，凡是他提供的证据，法庭全部不予参考，而最后的结果更是让人大跌眼镜，辛普森无罪释放，福尔曼3年徒刑！
诚然，美国之所以严格遵循“程序正义”，是出于他们宪法中“有限政府”尤其是限制警察这种暴力机构行为能力的一贯精神，而个人行为也不能和国家行为相提并论，不会说中国在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上撒了谎，日本就被判处无罪了。但是影响是相同的，中国人老说日本人不如德国人，认错态度不彻底，那都是放P，你整天造谣说别人干了这个干了那个，它能不跟你急？就凭你这点华南虎水平的造假能力，就想逼人认罪，真当人家脑袋烧坏了？中国人只知道右翼分子，却不知道日本其实也有洞富雄这样的“大屠杀派”，他们对于大屠杀的研究远远超过中国那些狗屁专家学者，写的书一车一车，但是张纯如那本书一面世，大屠杀派都受不了了，《南京暴行》最后在日本没有出版，不是如中国FQ造谣的那样是右翼分子阻挠，恰恰是张纯如和大屠杀派产生了纠葛。大屠杀派认为这本书硬伤太多，要出版的话可以不作修改，但必须和他们修订的一本小册子捆绑销售，但张纯如不依啊，她书里序章就写在日本研究大屠杀是要掉脑袋的（可见弱智到什么程度），大屠杀派在她眼里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说来说去还是军国分子，什么硬伤太多，不就是想否定南京大屠杀？当下断然拒绝，于是日本又给国内的FQ们捞到把柄了。而日本右翼团体简直是捡到宝了，逮着这本书狂批，其实两边论战经常是这样的，大屠杀派说：据我们最新研究发现，某某证据可以证明大屠杀的存在，理由12345……然后右翼说：据我们最新研究发现，中国的某某证据是伪造的，理由12345……谁也批不了谁，自说自划，可听众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们更喜欢那种揭穿谎言的内容，等日本的年轻人听多了之后就开始琢磨了，中国伪造了这么多证据，会不会这件事根本就没发生过……？再说了，你一国政府都能下三滥到如此地步，整天在国内甚至国际上散布谎言，想想什么印花税啊亩产万斤啊之类的就一点也奇怪了，还说要建立信用体制，你TM自己信用最差，撒的谎最多，还整天说中国人素质低没信用，不是贼喊捉贼吗？
中国人要是有犹太人那种精神，日本现在也没那么多屁可放了，出了这种事别怪人家，好好想想你自己干不干净。日本对中国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先说这个战争赔款问题，当年毛蒋都觉得自己该分一杯羹，整天吵个不休，最后列强烦了，把搅局的中台都踢到一边和日本私下解决。蒋率先放弃了索赔权，以前说是为了换取外交地位，近几年研究说可能是老美逼压的，真相不明，不管它；而老毛随后也放弃了战争赔款，条件是日本认中国不认台湾。日本人马上开开心心的照办了，但人家外交辞令写得也是滑溜滑溜，给日台之间留下了足够的后路。老毛一贯慷人民之慨，这个咱就不说了，都审丑疲劳了。以后别说日本人没给赔偿，你自己贱，能怪谁？中国最搞笑的外交路线就是逼着这个承认一个中国逼着那个承认一个中国，谁不承认就在联合国搞谁。如果台湾真的是中国的一部分，干吗还要别人承认，不是脑有病吗？台湾人给自己政府纳税，拿自己国家的护照，事实上早独立几十年了，承认有个P用？中国逼人家承认，人家一般都照办，无所谓呗，中国人傻，钱多，速来，好地方，谁跟钱过不去啊，无非是口头应付一下。这方面李奇微的分析我一直觉得最为透彻，中国这套SB外交路线不是给老外看的，是给中国人民看的，**谈判一般不是求实利，而是求面子，只要回去能忽悠本国人民，能维护安定团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不变，那什么都好说，割几块地给几块钱，败败老祖宗留下的财产，那算个P哦。
虽然日本没给中国人赔偿，但是从72年到现在，一直以经济援助的方式间接补偿中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对外援助国，日本则是中国最大的援助资金来源，30多年来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加起来有3兆日圆，低息贷款利率之低，考虑到通胀等因素，基本上就是无息的，这么一大笔钱，帮中国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其中有不少都是直接援助农村的基础建设项目，像什么水电教育，都是国内农村最缺的东西。国人是怎么做的呢？安徽阜阳建起一座豪华办公大楼，可当地农民却找日本要援助建小学校，日本来考察时看到那座办公大楼，连称“不理解”，当然不理解，人家活在21世纪，哪能理解你这种史前文明？可不理解归不理解，最后钱还是给了；日本人松冈洋明捐献中国教育7000万，被地方政府全部克扣，打官司追讨五年，仍然无果；中国人抵制日货抵制得那么HIGH，可在中国因隐瞒疫情差点成为文明世界公敌的SARS期间，日企还无偿支援了16亿；中国人说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可那版教科书全日本只有0.4%的学生在使用，而中国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在撒谎；中国人说日本人不道歉，说小泉纯一朗参拜神社，却不知道日本首相72年就已经书面道歉，历代有8位首相口头向中国领导表示了歉意。这些事情国人都不知道，他们就知道什么**，人家台湾渔民的地盘，**都不吭声，你大陆小FQ瞎叫个什么劲，是不是建国后割给印度菲律宾俄罗斯朝鲜缅甸越南蒙古塔吉克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的领土领海小岛什么的已经全部要回来了？
还要怎样，还能怎样？国内反日的这帮人，说真的，不是无知就是无耻，年纪小无知就算了，可还有这么一种混球，往往顶着个不知道在哪个村的网吧里拍的视频照当头像，我讲了这么一长串，他不仅毫无悔改之心，还感觉我既侮辱了他的人格又侮辱了他的智商，他会理直气壮的放声高叫：妈的，日本人援助我们，那都是天经地义的！这种人我就不想多说了，没素质没人格没智商，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想侮辱都侮辱不起来。日本人对中国这种情况当然也很了解，援助了30年，得到的不是友好，而是忘恩负义，舆论自然也很不满。从明年开始，日本不会再向中国提供任何经济援助，我得知此事真是由衷的感到欣慰，日本人SB了30年终于开窍了，国内这帮FQ是伺候不好的，有那么多钱还不如养一条狗呢。但是我们国家都很会给自己找台阶下，说是中国强大了，没必要再拿援助了。都TM空投农民超远距离采矿了，还非要说，出了一点小意外，情况还在我掌握之中，简直没治了。
所以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我看还是别纪念了，连死了多少人都搞不清，纪念个毛，这不是装B吗？死了这么多人，确实很屈辱，但真要说屈辱，南京大屠杀就算死300万个人，还是永远也排不上号！什么叫屈辱，一个国家被杀死这么多人，连个像样的统计都懒得做，这叫屈辱；一个国家能将政府的罪责和三千万人命推脱为自然灾害，这叫屈辱；一个国家有着荒唐到让人无法理解的十年动乱，如今却没有人为此负责，没有人敢公正的评价历史，这叫屈辱；一个国家用坦克碾碎民主的呼声，把枪口对准几千个大学生，这叫屈辱；一个国家的人民才短短二十年不到就把自己屈辱的历史都忘光了，只记得个日本，这才叫屈辱！相比之下，遗忘了南京大屠杀又怎么样？记住了南京大屠杀，你以为自己又真记住了什么？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9 09:12
中国离爆发革命还有多远

推倒柏林墙
2010-8-12 5:24

很多中国人羡慕美国佬可以自由的使用枪械，幻想着哪天也能雄赳赳气昂昂一枪打死开发商。我觉得这实在是妄自菲薄，在我们中国，家里不存着点液化气罐燃烧瓶什么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自己是钉子户。如今广西人枪杀公务员，湖南人炸掉税务局，武汉人炮轰拆迁队。祖国如此自由，你还觉着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圆，这不是赤裸裸的崇洋媚外吗？


暴力手段的升级还只是一方面，更有意思的是民意的变迁。前段时间流行的口号“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拐是政府”清楚明白的表明了部分民众对官员的死亡表示完全无所谓，给一小水果摊开出三千多万元税单的长沙税务局被炸飞之后腾讯网上对此事感到高兴的网友更是多达24万，表示难过的则只有六千，吓得腾讯赶紧就把民意给屏蔽了。一个国家能发展到官员一死人们就比过年还高兴的地步，我觉得这也算是变态到一定的境界了。


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这种现状我们的政府只能说是咎由自取。前段时间茅于轼说了一段话：“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政府不讲理。”这话真是一语中的。我们这个政府一向是你跟他讲道理他拿你擦鼻涕，谁老实就冲着谁翻白眼，甚至于唐福珍以自焚对抗拆迁之后，有关部门都没有流露出一丝怜悯之情，而是定性为“暴力抗法”。这就教会了人们：跟**打交道，说理是没有用的，下跪磕头也换不到同情，就连自残都纯粹是浪费自己的生命。我记得几年前每逢有农民工爬吊塔跳楼讨薪之类的事情，就有人摆出一副高学历人士的架势点评说“农民工缺乏法律意识，不懂怎么用法律武器为自己讨回公道”，说得好像中国的法院真的是用来讨公道的一样。在我党已经成功把访民集体变成精神病的今天，这类装逼犯总算是基本死绝了，可见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还是在不断提高的。


**为何“不讲理”？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在于两个字：恐惧。有人大概会奇怪了，我党一手握枪杆子一手握笔杆子，而那些赤手空拳的反党人士则只能成天在活跃中文用户可能不超过十万人的推特上磨磨嘴皮子，一回墙内就被无数爱国粪青围剿，我党又有何惧哉？其实不然，就连老毛这样呼风唤雨的人晚年时都整天搞得神经兮兮的，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别人要谋害自己，一个人越是了解权力的牛逼之处、越是靠权力去制造恐惧，也就越是害怕失去权力的后果。偏偏我党在当今世界诸多的独裁政党里也算是极为耀眼的脑残之星，创造了文化大革命这等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害人害己的伟业。安全感的极度匮乏使得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受迫害妄想症，惯于用敌我思维来看待问题，甚至把善意的批评都当成是居心叵测的阴谋，无怪乎六##四学生单单是下跪请愿，李鹏都能认定这是“文革造反派惯用的手法”。前段时间南都便披露长沙开福区一副区长在工作会议上要求公安对进京上访人员要“按敌对势力办”，苏州通安事件中政府最后也将民变定性为“境外势力操控”，既然他们都拿老百姓当阶级敌人对付了，那还跟你讲什么道理？


**每一次的“不讲理”，都会使群众的“忍耐底线”进一步降低，而群众的退让则助长了政府进一步掠夺民财、侵犯民权的胆量。六##四屠杀是毛时代之后我党干的最不讲理的一件事，自此之后社会便全面溃败，当年的大学生还敢站出来反对太子党“官倒”，如今官倒已经泛滥到全党参与，当代的大学生们却连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当年合肥大学生敢于写大字报抨击人大代表选举不公，上海大学生可以站出来争取新闻自由，你再看看当今的社会，当今的学生，便可知道自89年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中国都一直处于急速倒退的状态。有人说了，不对呀，经济还是在进步的！这纯粹是胡话，经济发展是市场的功劳，不是**的功劳，**的所为只是越来越贪婪的利用自己的特权在市场里捣乱。至于称赞**恢复了市场，就跟WOW玩家感激版署迷途知返浪子回头重新通过了 WLK的审批一样可笑，正应了那个苏联老笑话：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在于能够战胜别的主义下根本就不存在的困难。


我党一看到别人对他们说三道四就觉得浑身不爽，从李鹏日记来看89年时除了赵紫阳等极少数开明人士外，高层官员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过对话和官倒的问题，他们唯一所在意的就是如何去平息运动，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维稳”。老百姓想要的“稳定”是不受别人的欺压，我党想要的“稳定”却是让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不敢言”的状态又会反过来增长欺压者的气焰，结果只能是“越维稳越不稳”。从表面上看，六##四之后中国社会似乎是万马齐喑，人民群众已经集体臣服于机枪坦克之下，实际上中国人的“忍耐底线”虽然降低了，却不可能彻底消失，总有一天又会容不下政府无限膨胀的胃口。当和平的抗争一次次遭遇挫折时，群众的手段便会越来越激进，这反过来又刺激到政府脆弱的小心灵，使得他们也越来越不讲理，双方的互动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最终导致社会逐渐割裂，形成无法消解的敌意。


我在08年时说过“暴力化”将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必然走势，事实上今天的社会早就已经完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暴力化，处处充斥着教科书中“落后就要挨打” 和历史观上“成王败寇”之类的武力崇拜，所欠缺的已经仅仅是实践出真知了。爱国粪青在谈及六##四学生时都能潇洒的说出“杀得好”这三个字，俗话说天下党员出粪青，而且还是逆向淘汰机制下过五关斩六将之后脱颖而出的傻逼中的战斗机，这帮人身为屁民的时候都能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的思考，等他们真的摇身一变成为统治者时，我相信他们更可以心安理得毫不犹豫的镇压甚至屠杀一切反对他们的老百姓了。如今暴力既是我党解决问题的终极手段，也是人民寻求正义的唯一工具。而且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小撮走投无路的屁民和**之间的私怨，和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就毫无关系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杨佳同志一样把斗争的矛头指准方向，一个人在恐惧之中压抑得越久，爆发的时候就越愤怒，而恐惧和愤怒都是能够摧毁理性的情感。我党官员躲在用纳税人那里收来的保护费所构筑的坚硬龟壳里，弱小的屁民们无计可施，其愤怒无处发泄，那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拿其它屁民开刀了。


最近我国已经进入了屠童事件高发期，据报道南平血案之后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单是北京警方就已经制止了七起针对幼儿园的袭击，抓捕了十名犯罪嫌疑人。我看到这新闻时真是不寒而栗，也不知道这帮警察是在路上随便抓了几个人就带回去邀功领赏，还是杀小朋友真的已经成了时尚潮流，总之都不是什么好事。前段时间爆破了长沙税务局的哥们同样表示下一步就要对付高官子女，陕西镇南屠童案之后某受害儿童家长更是因不满政府的赔偿方案，提起刀来就要去杀别人家的小孩。不光是幼儿园里血案多，两个月前一被截访女子在火车上趁人熟睡之机连捅九个素不相识的乘客，你说这火车坐得好好的，谁他妈能料到旁边就有这么一号人物？我党虽然有城管武警解放军等一系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这类“敌在暗我在明”的偷袭却是无计可施。像爆破之类的已经算是高端手法了，在中国这种奶粉里掺了三聚氰胺都查不出来的国家用纵火投毒这样低门槛低风险高收益的手段来报复社会那更是防不慎防。要知道牛逼如美国还不是照样给人撞掉了双子大楼，弱势如维族也可以到处拿着针头注射不明液体，人家正面战场打不过你，背地里往你家门锁里灌点胶水还不行吗？


这草根暴力的指向目标还具备极高的不确定性，除非是已经彻底脱离了群众队伍、出行都不屑于买头等舱而是坐私人飞机的超成功人士，否则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如今多数人可能还觉着这类倒霉事就像强制拆迁一样离自己十分之遥远，其实中国现在还不过是处于暴力社会初级阶段。我在《是谁在分裂中国》里说过，民族仇恨是一个矛盾放大器，少数民族的今天其实就是我们的明天。前年有西藏三一四，去年有新疆七五，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以后内地就不是少数民族杀汉族人，而是汉族人以同样的力度自相残杀了。很快人们就会因置身于暴民与暴政的交叉火力之间而人人自危，而且被暴民伤害的可能性更高、后果更惨重。


从客观上来讲，滥伤无辜的恐怖主义行径对**的打击恰恰是最为致命的。**何以长期维持自己的暴政？答案同样是两个字：恐惧。在中国多数人都曾经历过如下的转变过程：虽然他们的内心对现状并不满意，但是他们清醒的意识到改变社会需要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甚至有可能是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的主张逐渐由“社会需要改变”变成了“社会无法改变”，麻木的安于现状；而他们却又不愿承认并正视自己的懦弱，为了合理化自己的不作为，慢慢又开始改口宣称“社会无需改变”；有些人甚至堕落为彻底的犬儒主义者，疯狂的攻击一切试图改变社会的人。今天中国人实际上是在遵循一套潜规则：只要服从党的统治，至少可以保证性命无忧。不时放出一点经济上升、奥运世博之类的“利好消息”，就可以让他们安慰自己“潜规则依然运转良好”。如今的民运势力为何不成气候，关键就在于缺乏民意的支持。想当年波兰一弹丸小国随便搞一次运动都是十万甚至百万人级别的规模，而在当今国人的眼中，海外民运不是轮子教的信徒就是89年投机失败的西方操控的走狗，国内民运更是生活郁郁不得志试图对**取而代之的社会渣滓，不愿遵守潜规则的人在人们看来比**还要更为可恶。前段时间喻高之所以猛批艾未未，其原因正在于此。如果说一般的反党人士只是对潜规则口诛笔伐，暴民们的行为则是对潜规则最直接的破坏，一旦人们意识到即使服从也不能保障安全，对执政党的信心便会急速下降，我党的统治将以惊人的速度土崩瓦解，无序的暴力将转化为有序的暴力。换一个如今已经不太常用的词来说，“革命”就是这样点燃的。


有人恐怕要说了：你这转换未免也太搞笑了，今天的中国横看竖看也不可能会发生革命啊？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可能的，历史上所谓的革命从来就不是抛出一个什么先进思想来群众就会跟着你混的。当年孙中山初出道的时候，在世人眼里不过是个“高谈时政，放言无忌”的二逼愣头青，在国内的评价可能不比今天的轮子教好得到哪里去，但是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立刻“时势异也”，“清廷威望扫地，民心思变”，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进步领袖，革命党势力急剧扩张。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使**丧失了对半壁江山的控制力，**单凭苏联的支援同样无法成事，绝大多数成功的革命背后往往都有这么一个导致“民心思变”或是“政权崩溃”的契机。如今虽然外族侵略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但我并不担心这个契机不出现，反而担心它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三民主义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民权”，多数革命党人对其却毫无兴趣，反倒是“民族”更能笼络人心，正是因为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得当时中国社会只承受了极小的代价就完成了民意的转变。今天的中国失去了民族仇恨这个老牌强效放大器，所要付出的代价必然比清朝人民要高昂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外族的威胁反而是件坏事。89年时柴玲说**“无赖之极”，说 “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前一句话说对了，**确实无赖之极；后一句则是天真了：几个大学生的鲜血根本就唤不醒中国的民众，要想让人们搞清状况非得流他们自己的血不可。当年柴玲没好意思公开号召她的战友们去流血，我觉得这根本不用去号召，中国总有一天要血流成河，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是这个结果。以前饱醉豚写了篇文章叫《你愿意为自由民主付出什么代价》，回帖者中基本上没有几个人是敢正面宣称自己要送胳膊送腿的。很快大家就不用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因为人们将亲眼目睹忍受专制独裁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美国人常说“Freedom is not free”，长期以来民运人士却总想寻求不流血的中间道路。事实上以前我也认同冉匪“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观点，希望靠开启民智来获得廉价民主，后来才发现中国人所缺的不仅是智力，更是敢于正视现实的胆量，而一个装睡的人你是永远也叫不醒的。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正在进行一场民主派与**之间的赛跑，看到底是前者开启民智快还是后者开启民愤快，前者获胜则中国多半能迎来非暴力的和平转型，后者获胜则大家只能坐等天下大乱，玩的就是一个“速成”。很不幸，以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恐怕多数人都会认同民主派已经败得毫无悬念，毫无翻盘的余地。当然这也不是说开启民智就没有意义了，一来民愤并不等于民智，搞不好会比天京事变还要恐怖，民主派们也只能替**擦擦屁股，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二来今天的民运人士里也不乏一些神经病，民主英雄郭泉同志曾一度声称自己组建的新民党有七千万党员，和**齐头并进，比轮子教三退还来劲，其中跟他有直接联系的访民更是多达一千万人，郭教授卖汉服甩棍还来不及，何时有这等超人的精力？当时我有一朋友给郭泉打电话，闲聊一番后问他新民党从哪里搞来那么多人，孰料郭泉怒不可遏，厉声质问我的朋友是不是**的特务。我在推特上说了这件事之后，很快也被扣了个共党特务的帽子，我隐藏得那么深都能被他识破，你看看这智商高到了何种程度。当年南京某大学副教授也把自己当成了世间唯一合格的民主发言人，有一天突然给我私信，问我是不是卧底的五毛。我当时懒得搭理他，回他“这都被你发现了”，不料这厮的情商比Sheldon还低，居然得意洋洋的说：我早就知道了，你不仅是五毛，而且还是五毛中的高级领导。这蠢货还曾经见过我一面，我要是二十岁就能当上五毛小队长，那三十岁时岂不是应该候补政治局委员？以后要是让这帮小毛泽东成了事，我看笑蜀又得编一本《历史的先声第二弹》了。如今民主派的任务已经不是推翻现在这个**，而是扼杀掉下一个**。现在这个其实不需要操心太多，他们自尽的速度远超你的想象，只不过临死前还要拉上全国人民陪葬罢了。


要想避免“暴力化”造成的可怕后果，唯有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以改善社会公正，而要我国政府做到这一点却又几乎等于是天方夜谭。以我长期观察的经验来看，受恐惧所控制的人一般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靠歪曲现实来安慰自己“情况还没有那么糟糕”，二是固守陈规，害怕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要是连我党官员的水平都能意识到问题已经严重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事情恐怕早就已经无法挽回了。清政府直到武昌起义之后才匆匆推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一一满足革命党人的要求，那时候革命党已经稳占上风，你再去妥协还有个蛋用？事实上终身制世袭制的统治集团还比**更加珍惜自己的江山，如今我国流行裸官，一见大事不妙连金银细软都不用收拾就可以拔腿跑路。众官员们恐怕都想着只要自己任上不要出事就OK，哪管身后洪水滔天，玩起了击鼓传花的游戏，何况职位越高的官员受社会暴力影响的程度就越小，横看竖看他们都是最无所谓的人。也不用指望党内会出现什么信奉民主自由的先进人士出来力挽狂澜，即使是**突然宣布自己其实是长期潜伏于**内的戈尔巴乔夫，我看他也只能和赵紫阳携手相伴黄泉路。改革派在党内得势的基础是社会上强势的党外反对派，而我前文说过如今的民运势力根本不成气候，如果他们哪天真的上了台面，那就说明暴力社会高级阶段已经到来，**大概也没几天好日子可过，该流的血也差不多流完了。


其实在中国这潭死水里呆的时间长了，连我自己也不太相信事情真就会朝那么夸张的方向发展，但从纯逻辑角度来看似乎又只能是这样，近年来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更为我的担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论据。社会的巨变从来就是难于预测的，封从德的日记显示此君在1989年4月15号那天同样浑浑噩噩的活在一潭死水中，就算你告诉他接下来两个月会发生的事情，又要让他如何相信？如果说历史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那么六##四运动就是社会条件所形成的必然，胡耀邦的死则是偶然的导火索，但是即使他没挑那个点去世，炸弹也总归会以别的形式引爆，而人们之所以不相信“必然”，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有能力去看清那些“偶然”。我本人当然也希望自己只是大嘴巴抡一抡，跟贝利一样预测全部不中，不过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套一句三俗派代表马诺的名言，那就是：宁愿在国外检讨自己的弱智，也不要在雨花功德园三万元一平米的墓地里自我欣赏。


未经许可请随意转载
作者: 我是美工    时间: 2010-8-19 09:14
本帖最后由 我是美工 于 2010-8-19 09:18 编辑

喜欢看的尽快下巴，六楼1003也提供一个连接，除了日本人灭亡和中国足球的那个以外还有十一篇，我没转过来，喜欢看的自己去吧，估计那个博客也很难持久下去
作者: 顾耀峰    时间: 2010-8-19 11:18
哈哈，这狗日的在德国啊，怪不得呢……
也正是因为在外边才写得这么high，很喜欢这文风和有趣……不过有些话题，嗯，也可能正是因为在外边，所以他才闲得蛋疼有兴趣和精力去研究。
看看文字就行了。

另外，这家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FQ，网名“安替”，相似处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人。
作者: 陈树泳    时间: 2010-8-19 11:28
安替听起来是个女人的名字，aunty～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0-8-19 12:15
可能只有中国人才会这么狂热地委身给文化带来的虚荣。
文章里的史料用得不多嘛。
这个东西不会带来麻烦吗？
作者: 饭龟    时间: 2010-8-19 14:33
哈哈，这狗日的在德国啊，怪不得呢……
也正是因为在外边才写得这么high，很喜欢这文风和有趣……不过有些话题，嗯，也可能正是因为在外边，所以他才闲得蛋疼有兴趣和精力去研究。
看看文字就行了。

另外，这家 ...
顾耀峰 发表于 2010-8-19 11:18



和安替不是同一个人
这是一个87年生的小伙。
作者: usedcondom    时间: 2010-8-20 03:32
87年生的？我还以为是一个中年男性朋友
作者: usedcondom    时间: 2010-8-20 03:35
长篇五毛文学李鹏日记观后感
推倒柏林墙 @ 2010-6-9 20:05 阅读(10664) 评论(18) 推荐值(213)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看到很多自我感觉异常良好的评论，包括“李鹏是把责任推给**”、“把屎搅匀了拉更多人下水”甚至于“防止将来子女被清算”，仿佛李鹏同志已经意识到**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正在向海内外的民运人士摇尾乞怜。恕我眼拙，从本书的字里行间我没有看出一丝忏悔之情，李总在书中不仅勇敢的承认“老子就是干了”，而且从头到尾都在强调“你们丫就是欠干”，在他眼里既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责任”，自然也就没有“推卸”的必要了。

统治者的思维方式跟被统治者是不一样的，你觉得罪大恶极违反人伦的事情，在对方眼里很可能就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他指出**才是主要的决策者，还描写大量官员对事件的看法，不过是在陈述基本的事实而已，由此就能联想到李总已经开始考虑身后清算的问题，未免也太自作多情了一点。在这类评论的影响下，我是带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先入观点去看这本书的，结果却失望的发现这只是一本长篇五毛文学，里面的部分章节完全可以作为人民日报对六四事件的宣传样板，书中那些三四十年不变的遣词造句看得我哈欠连天。它之所以不可以在大陆被出版，并不是因为披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秘闻，只不过是官方出于他们所谓“维稳”的一贯需要，不愿意再引发人们对六四的关注而已。

但此书也不能说就全无阅读价值了。在中国，庙堂和江湖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所谓的“高层政治”在民间颇有几分神秘主义色彩，而这类领导人的日记无疑能把政治重新拉回人间，帮助人们审视自己国家主人的身份。如果说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告诉了我们**的内部是如何进行决策的，那么李鹏的《关键时刻》不仅印证了赵书中所写（只不过这种决策方式在赵紫阳看来是文革暴力传统的延续，在李鹏眼里则成了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它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党内的这些官员是如何思考的。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李总似乎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4月17日人民日报不过是刊登了一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献花圈的照片，李鹏居然就从里面看出了险情，将其和四五事件联系在了一起，说人民日报这是“煽动献花”，可能引发社会动乱——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六四事件确实是源于对胡耀邦的追悼，李鹏简直是神机妙算（当然，这段内容是李鹏后来补上去的，不能排除放马后炮的嫌疑）。但是他会朝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在我看来又是很不可思议的。民众去凭吊一下死去的国家领导人，这本来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为什么你李鹏就能联想到四五事件，就会担心引发动乱？当今的中国流行着一些观点，可以作为非常好的参照：“中国只要一民主，就会混乱，就会分裂”、“中国一旦枪支合法，社会就乱套了”。说这些话的人表面上是在反对民主制度和枪支合法化，其实从中你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个社会极度缺乏安全感。为什么一民主就要混乱、分裂，你这不等于说是专制制度已经搞得中国人心思变吗；为什么民众一持有枪支社会就要乱套，你这不等于说是当今的中国已经民怨沸腾，大家就等着拿起武器去杀贪官城管开发商了吗？同样，为什么民众悼念一下胡耀邦社会就要动乱，这明摆着是说**的统治不得人心，胡耀邦的政策才更受欢迎吗。李鹏的这种观点，无论是当时就有还是十几年后才补上的，都可以表现出他内心深深的不自信，在他自己的眼里，政府当时的支持率已经快要赶上四人帮了。这个“动乱”倒还给他蒙对了，另一段则更加荒谬。学生向李鹏跪谏，李鹏居然认为这是“事前有预谋的”，是文革造反派的“惯用手法”。几个学生，向国家总理表达一点意见，居然能被他想得那么复杂，不能不让人感叹他的脆弱和敏感了。

我们的李总虽然在日记中频繁的暴露出他的不自信，但他还是一口咬定**依然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总路线依然伟大光辉正确。多数的“民主分裂论”者也有这个毛病，尽管他们的言行已经在不自觉中深深的出卖了内心的真实想法，尽管他们已经用本能体察到了危机的存在，但你要他们直接开口承认中国的问题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么多人站在广场上反对你，对李鹏他自己来说这一切现象总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吧，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从这本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出，李鹏一赖胡耀邦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二赖人民群众不明真相，三赖赵紫阳居心叵测，四赖一小撮阴险狡诈，五赖暴徒心狠手辣，唯独最后开了枪的我党是被逼无奈，是为祖国之进步人民之福祉社会主义事业之前途而痛下杀手。正因他根本不从我党自身找原因（我党的错误顶多是未能防止胡赵此等叛徒混入党内），你会发现李鹏的一些观点和民间是完全对立的。民间普遍认为四二六社论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整个事件的焦点也因此转移到了对运动的定性问题上。而李鹏一边笔耕不缀的写今天哪里又有人上街了昨天又有哪个省政府被冲击了，一边多次反复强调四二六社论发布之后事态“明显的平息了”。二十一年过去了，我们这些所谓国家领导对六四事件的认知竟然如此粗浅，但这又毫不令我惊讶。我相信李鹏同志不是有所保留，他的脑容量确实只有那么大；我更相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了政府内的普遍状况。人家美国人天天扛着标牌反政府，总统照样稳坐钓鱼台；咱们这边是防民如防贼，现在干脆连弹弓都要收缴了。而越是不自信的人，他就越是不敢直面自己的错误，李鹏处于这种心理状态下，如果还能一五一十的反思政府在六四事件中的失误，那我反倒要觉得不可思议了。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六四中的一些具体技术细节。如今有不少人感慨说学生当年浪费了对话的机会，不然事情说不定还有转机。现在看来，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对话。你跪下来去求他，他都能认为你是在搞阴谋诡计，你还妄想坐下来去人格平等的跟他“对话”，那不是犯上作乱吗，难道非要把我党的官员全都吓得内分泌失调了，你才心满意足吗。现在我国还有那么一批人，在那儿鼓吹“渐进改良”、“自上而下的改革”、“非暴力不合作”，我只有四个字：放弃幻想。**早就已经被他们的恐惧蒙蔽了自己的理智，如今他们只剩下动物求生的本能，而丧失了作为一个人去思考的理性。跟一头垂死挣扎的野兽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只有用鞭子抽它才是正道。也正因为丧失思考能力，政府对眼前危机的认识也是很粗浅的。他们虽然草木皆兵，但绝对不会考虑自己会不会下台的问题，在他们眼里困难永远是暂时的，未来永远是美好的。这跟我国青年一边高喊中国前途无量，一边削尖了脑袋往国外跑是一样的原理。

从李鹏的日记来看，赵紫阳倒是党内少有的清醒人士，不仅能看清社论的实际影响，更明白民主制度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学生说反官倒，他立刻提出从自己的儿子开始查起，不仅有头脑，而且有担待，李鹏这日记反倒是给赵紫阳加足分了。但你千万别以为那是李鹏的本意，那只是你站在自己的价值观上所做出的误读。从李鹏自己的角度来看，他笔下的那个赵紫阳简直是罪大恶极，他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全他妈的怪赵紫阳，明明是一场动乱，丫非要给我捣乱，就是因为他把事情搞得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老子才不得不开了枪”。同志们，你们搞错了，李鹏才没有想把责任推给**，他其实是想赞扬**的英明和果敢。他写这本书的真正目的，其实是把屎盆子扣到赵紫阳的头上，只不过大家智商不同不相为谋，未能充分领会李鹏同志的真实心意罢了。

再回头看李鹏自己，完全就是个二逼：“（赵紫阳）说如果那么多学生在广场请愿，中央都不知道，说明中央的机制有问题。其实追悼会后赵紫阳已回到中南海，他也说不知道，是否也算中央机制有问题？为什么我不知道算机制有问题，而他不知道就不算机制有问题？”这段话一出，简直让人怀疑李鹏是小学生智商。事实上，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就在感慨，李鹏的水平居然还真就跟网上的爱国粪青差不多，这虽然符合逻辑上的推断和研究毛时代所得出的经验，但真亲眼看到了依然让我唏嘘不已。以他所掌握的史料，完全应该能做出比别人更深入的思考，可是他的大脑却紧跟官方的步调，跟机器直接压模出来似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比一般的爱国粪青可能还更愚蠢一点。爱国粪青长期战斗在宣传阵地的第一线，被人骂多了自然与时俱进；我们李总就是再白痴，周围的人也会夸他天才，长此以往当然官能退化了。有人说现在的官员都是老古董，等80后掌权了中国的问题或许就能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共产主义事业没有接班人的问题，想要建立个如此混蛋的政府只要这种水准就够了，后备人才简直多得是。而且我党还有一套机制可以把这些人才选上来，把赵紫阳这样的反动分子给筛下去。从李鹏的书里你可以看出，关键时刻党中央要你表态，大呼我党英明的现在成了政治局常委，同意跟着组织走的人也前途无量，那种良心未泯、对镇压犹豫不决、要经过说服教育才能顾全大局的日后退居二线，至于赵紫阳这样敢跟党组织作对的，去你娘的，以后不带你玩了。我党的运转方式，就是把同意自己观点的人拉上来，然后大家坐在一起玩“党内民主决议”，你跟着党走我就给你民主，不跟党走就直接把你给专政了，原来宪法里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这么一回事。

赵紫阳为了缓解民众的不满，不仅从自身开始反官倒，甚至愿意把四二六社论都算到自己头上，为了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情愿牺牲个人名誉，可惜好心被当成驴肝肺，台阶都搭好了，有人就是不领情，非要最后搞得自己一屁股屎才开心，不能不让人感慨我党的短视和愚蠢。以前我时常会想，中国真是一个活生生的悲剧，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场民主大潮中，那么多国家完成了政改，连**反动派都浪子回头了，怎么偏偏就把中国给落下了？我们的人民如此懦弱，如此麻木，为什么偏偏摊上一个这么狡猾而韧命的执政党？但是后来我想通了，其实我党才是最低能的独裁者。他们至今还想不明白一个问题：**现在活得越久，今后死得就越惨。华盛顿主动放权，流芳百世；蒋经国幡然醒悟，一样受人尊崇。相同的历史机遇摆在中共的面前，他们却选择了跟人民作对，以人民的鲜血换取他们的苟延残喘。但中国究竟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的中国，极权政府总有一天是要滚蛋的。虽然我个人非常反对清算思维，但是在这个法官被泼了硫酸人民群众居然集体叫好的年代，今后要是不幸发生了什么人伦惨案，我也会非常识趣的站在一边旁观的。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1-1-22 19:27
作者87年的，我的中学师弟，比我低一届
作者: 陈皮    时间: 2011-1-23 13:11
太悲剧了，就比我小1岁，写东西却这么牛逼~~
得赶紧学习啦~~~
作者: shep    时间: 2011-1-25 19:23
44# usedcondom

大多数中年男性朋友，没有者闲工夫……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1-1-31 06:25
旺精卫的妻子感人至深，看来自己需要重新读近代中国史，我们都被洗脑了，而且洗的很彻底，政治实在是机敏人搞的东西。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1-2-1 04:15
"先不管这个，姑且假设这件事的错全在华硕身上，问题来了，怎么光见一群人高喊抵制华硕，没见几个人敢抵制海淀区公安局呢？堕落的私企和堕落的公权力之间究竟谁更可怕，白痴都应该能想得明白吗。"
公安局都是白痴，就你聪明，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对的。既然法院宣判了，那自然是公正了，我宁愿相信公安局，难道相信你一个87留学生！当然不排除有误判的可能，但真正的公正并不存在。
“这完全就是一出内地农村纪实，单独提出来的话谁也看不出来这是在写新疆的”
哥们农村的，咋没见过或听过这种现象！
作者: 匿名    时间: 2011-2-1 04:20
嘛逼的，估计是某个外国国家雇佣的枪手。没安什么好心，没读过多少书，又少判断力，甚看。浪漫主义者禁入。有些逻辑是韩寒经常用的，仔细想来相当可笑。
不过，仔细看看想象，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党。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你不爱它，又能怎样？难道你去爱美国，爱德国，那你更sb了。
作者: 顾布里克    时间: 2011-3-15 18:08
我去看了这个人的博客，有没有真实姓名啊？呵呵。

我万万不是那什么哦，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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