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篇论文中，同以前的写作一样，我都在一种延伸意义上使用了“诗意”一词。我扩展了哈罗德•布鲁姆“强大的诗人”[2]这一术语的范畴，来概括那些如弥尔顿与布莱克这样的诗人一般，创造了新的语言游戏以供我们把玩的散文作家们——比如柏拉图、牛顿、马克思、达尔文，以及弗洛伊德。这些游戏可能涉及数学算式，或者推理论证，或者戏剧性的叙述，或者（在诗人那儿则是）韵律革新。而散文与诗歌的不同，则与我的哲学意图无关。 完成《实用主义与浪漫主义》一文后不久，我被诊断出了无法治愈的胰腺癌。得知这个坏消息的几个月后，我与我的长子以及一个来访的表亲围坐在一起喝咖啡。我的表亲（一位浸信会牧师）问我，我的思想是否开始转向一些宗教性的主题，而我回答“不”。“那么，哲学呢？”我儿子问。“不，”我回答道，无论我写过还是读过的哲学都似乎无法与我当下的情况发生什么特别的关联。我没有引用伊壁鸠鲁“死亡的恐惧是非理性的”的观点，也没有引用海德格尔“本体神学起源于企图逃避人的必死性”的暗示。但就算ataraxia（远离纷扰）和Sein zum Tode（朝向死亡的存在）[3]也似乎没有切中要点。
[3]Sein tum Tode常译为“向死而生”。Ataraxia和Sein tum Tode分别为伊壁鸠鲁和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中最重要的理念——译者注
[4]普鲁塞庇娜，Proserpina，希腊神话中冥界王后珀耳塞福涅的罗马名。又译为普西芬尼或贝瑟芬尼。英国诗人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的这首诗，塑造了一个天天面对生死，而自己不死，并因此对生已极度厌倦的冥后形象。罗蒂引用的是倒数第二节的部分诗行。——译者注
[5]兰道（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英国诗人。罗蒂引用了诗的后三句，略去的第一句是：“我不争什么；因为什么都不值得我去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