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派哲学家鲁达观察到许多妓女干了几年后，攒够了钱就找人嫁了，那个接盘男就卷入了老婆被人操的事实中去。一个人的老婆是妓女，对中产阶级来说似乎是件太可怕的事，但是在人类社会中却十分普遍：吴晓波描述的铁西区、加尔各答的Sonagachi，是典型的某个社会群体中的男性和妓女共同生活并维持家庭关系的例子；Bunuel的著名文艺片Belle de Jour则是较不常见但也绝非没有的中产阶级女性当妓女并同时维持家庭关系的例子。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我不能说到底是不是中产阶级女性更不愿意被人操、中产阶级男性更排斥老婆被人操，因为社会中的力是一个零和游戏，在这里少的，会在那里补回来。中产阶级女性不必为了生计卖淫，但她们通过教育的意识形态而被灌输的promotion motivation则让她们更倾向于为了升值而出卖肉体，至少是色相。在相对固态的社会环境下，比如一个族内婚的村落，女人可能会为了家庭经济交换而被迫被不喜欢的人操，但她不会被文艺青年、小白脸拖上床。
另一个例子是甘肃的玉门，在石油枯竭后整个城市萎缩。但社群的衰落，并不直接导致良家妇女沦落娼妓、大老爷们看妻被骑。并非所有的下岗女工都走上了被骑之路。对个人来说，关系网、社会资本和机遇（统计学里却不叫机遇，而是random variable）决定了下岗再就业的可能性，道德感、宗教和随机变量决定了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会不会下水。但对整体的社群来说，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结构性萎缩却直接与良家沦落娼妓的现象有关。假设某个社群中女性从妓的概率符合正态分布，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所有社群都只有某个百分比的女性是天然倾向当鸡的（比如Belle de Jour, 她被认为是兴趣从妓者）。然而，当另一个同样为正态分布的变量（比如孤独感、经济收入等）与这个天然从妓倾向的变量发生交互作用时，该社群女性从妓的百分比就不仅是由天然从妓倾向决定的了，也要受到这个突然出现的干扰变量的影响。一个干扰变量有时还不足以太大的改变人群的行为，当干扰变量接二连三的出现时就不一样了：公有制改革先导致了工厂内关系的解组，又降低了经济水平，接着还带来了负面精神压力，或许还有家庭解组、信仰失衡等效应，这时干扰变量就接二连三的出现了，而它们称是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具体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