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一个敌人的必要性,确切地说,并不是生态学的;它和卡尔·施米特的政治神学有更大的关系。有趣的是,当不再有一个敌人,当系统的另类选择缺席了的时刻,确认一个敌人的需要便让自身被人察觉到。这个敌人被确认为是人(Menschheit)的死亡,因此,战争不得不重新开始,也就是说,我们为战争的罪行敞开了轨道。[3]因此,一种启示的或哀伤的精神病发展了起来——就像霍尔格·斯特罗姆(Holger Strohm)昨天说的——并且,和精神病的一般情形一样,你不得不逃避压抑(Verdrängung),因为压抑是唯一的神经症。因此,你不得不去攻击,去组织,去保卫你自己,而正是在此机制的基础上,边界(Grenze)的概念出现了。那就是说,这不是一种诊断。Das ist keine Diagnose. 只是一种感觉。Nur ein Gefühl.显然,危险伴随着技术科学的发展。我记得1840年写于法国的文本:启示的、哀伤的文本,关于铁路引发的污染。我们可以论证,这些危险早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前就开始了,但我想,逐渐地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只是对一个无人可以主宰的发展进程的一种社会经济学的命名。这样的威胁并不新鲜,只是比以往更加强烈,因为系统变得更不确定,更为复杂,更加难以控制了。但我听说,人们想要生活在战争的人道主义里头,过他们的生活,就像斯特罗姆所说的,无可畏惧地生活,消灭畏惧,即保持安全。我想,敌人不在外部,而是内部的,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怪异的。并且我会说,在战争的人道主义里,出现了一种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投射,它把这种敌人,把这种内部的敌人投射到外部的他者身上,由此形成了一种外部化或外在化。
译自Jean-François Lyotard,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Bill Readings with Kevin Paul Geiman, London: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3, p.9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