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果我要为在英格兰的印度作家说话，我会改写G.V.德萨尼（G.V. Desani）的《H.哈特尔：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移民》（H. Hatterr: the migrations of the 1950s and 1960s happened）“是我们。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想排除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任何部分：这一文化遗产既包括一个在英国出生的印度孩子受到这个社会的正式成员一样对待的权利，也包括这一后散居社会的任何成员靠其根部滋养其艺术的权利，就像全世界的移居作家通常做的那样。（我想到了，比方说，格拉斯的变成格但斯克的但泽，乔伊斯遗弃的都柏林，想到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汤婷婷，【译注：Maxine Hong Kingston，美国华裔女作家】米兰•昆德拉，还有其他很多人。这是一个很长的名单。）另一方面，印度作家回首印度，并不戴着内疚的有色眼镜。（当然，我又是在说我自己。）现在我说到的是我们这些移居者…我怀疑，有些时候，迁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错误的，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都是堕落后的男女。我们是穿过了污水的天竺人，我们是啖猪肉的穆斯林。结果——我用的是“降临”显示的基督徒观念——我们现在部分是西方的。我们的身份立即变得多重和残缺不全。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横跨着两种文化；另一些时候，我们掉在了两把凳子间…但这片土地无论有多少分歧和变更，对作家来说都不是贫瘠的领土。如果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寻找新的角度进入真实，那么，我们的距离，我们在地理上的远距透视，将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角度。或者，这也许就是我们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所应该思索的。
在英格兰的印度作家通向一个第二传统，然而，对他们自己种族的历史却相当疏远。这是移民、迁居的文化和政治的历史现象，是少数群体的生活。我们可以同我们的祖先，胡格诺派教徒，爱尔兰人和犹太人一样，合乎逻辑地宣称，我们所属的过去就是英国的过去，是移民的大不列颠的历史。斯威夫特、康拉德和马克思与泰戈尔或者朗姆•默罕•罗伊【译注：Ram Mohan Roy，1772年——1833年，印度宗教、社会、政治改革家，鼓吹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抨击等级制度和殉夫制，提供了《吠陀》和《奥义书》的现代译本等】一样是我们的文学祖先。美国，一个移民国家，从文化移植的现象中，从对人们处理一个新世界的方式的检测中，创造了伟大的文学。也许，通过发现我们和那些先于我们进入这个国家的人们的共同之处，我们可以开始做同样的事情。我强调，这只是众多可能的策略中的一个。但是，在这个小说变成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形式的时代，我们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国际化的作家（像博尔赫斯谈到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对其作品的影响，海因里希•伯尔谈到了爱尔兰文学的影响，异花传粉随处可见）；而对文学移居者来说，更为令人惬意的自由是，他能够选择自己的文学之父。我自己的文学之父——半自觉半不自觉地选择的——包括果戈理，塞万提斯，卡夫卡，梅尔维尔，【译注：美国作家，代表作《白鲸》。】马沙多•德•阿西斯【译注：Machado de Assis，1839——1908，巴西作家，被推为巴西古典文学大师，代表作有《堂卡斯穆罗》。】：这是一个语言繁多的家族，我以它来衡量自己，同时如果能够成为其中一份子，我会觉得光荣。在索尔•贝娄最近的小说《院长的十二月》中，有一幅美丽的图景：小说的中心人物，院长考尔德，听见某处有一只狗在狂野地吠叫。他想象，吠叫是狗对狗的生活局限的反抗：“看在上帝的份上，”狗说，“把宇宙开得更大一点！”贝娄不是真的在谈论狗，或者谈的不仅是狗，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狗的狂怒，它的欲望，同时也是我的，我们的，每个人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宇宙开得更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