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我在大学存活到了第二年，感觉就像一轮大逃杀结束之后的晋级。
比如今年轻七岁的我，还未曾领悟所谓大逃杀，其实就是“大淘沙“的谐音，而在简称漫天飞的国度，我更难以明白，所谓大淘沙就是大浪淘沙，一家连锁浴场的名字，一个充满故事内涵的场所，一叠暗流涌动的象征：浣纱女，换沙女，大江东去，浪与沙，沙与沫，总有水，水面泛波亦泛舟，水能泛舟亦能覆舟，舟舟在指挥，定音鼓的位置在哪里，我的票在哪里。
“好了，今天的自由联想就到这里吧，我们比前两次推进了很多。“乔医生说。
“我还可以说很多。“我说。
“不用，下次来我们来做情景演绎，放松点，不用操之过急，相信我。“
“谢谢。下周见。“
一般医生让你相信他，你的选择就是相信他，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确实还有许多要说。我喜欢做自由联想，不必理睬逻辑和字面表达。如果乔医生前两次不要执着于我对童年的回忆，她不会觉得我难以相处的。
我想继续谈谈大逃杀。
并非大学生活本身有多么残酷，拿着斧头砍死室友的情况不多，行夜路被拖进竹林的女生也不多，出门不用带刀，吃饭照样付钱，一切寻常。
大学生活只是太像宇宙，空旷得无处下手，不动情也不动心。空旷得引诱你想象出一些东西，就像卓别林在淘金记里面把靴子想成美餐。想着想着，你就开始考虑生活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为了什么要活着？为了将来也变得脑满肠肥吗？你开始沉思，开始恍惚，开始试图跳出这个宇宙，进入平行世界。你把自己看作布鲁诺，坚定得反驳亚里士多德只有一个世界的论调。你想，只要能进入一次另一个世界，那就能进入另外无数个世界。
在校园里，目光呆滞的人与目光涣散的人相遇，他们相视一笑，而后又匆匆逃逸。他们认出彼此都是“云想者“，像白云和乌云那样思维的一群人。
有些云想者抵挡不住诱惑，用极限的方法去平行世界，结果被救护车、救火车拉走了。他们就是大逃杀中的失败者，只能成为盲人歌手吟唱的无名水手，却成不了奥德赛。
这场大逃杀之中，自己逃自己的，也是自己杀了自己，没有旁人参与。
我困惑活着，也向往活着。第一年，我依靠睡觉避免思考，结果一年近乎冬眠的时间把后来三年的睡眠预支了。第二年，我想到了一个法子：我听别人说话来代替我自己的的大脑。
开始我就是集中注意力去听，每天原来有那么多人和我说话，有那么多信息灌入了大脑。如果我是一台刻录机，可以吐出多少光盘呢？于是我找来一部袖珍采访机，藏在衣兜里，录下早上八个小时的人来人往，夜里记录在案。话真的多。
一段录音里记载：“你们猜我最后会被救护车拉走，还是救火车？云想者就只有这么单一的下场吗？无聊。再说个跟无聊的，为什么救火车要叫救火车呢？它明明是去把火杀灭了，却要叫自己是救火。“
然后录音里是笑声。
大学第二年，我的生命就是这样燃烧的，燃烧生命其实比想象中简单。
我又说了太多，难怪乔医生要先让我回家。
我不回家，我要去单位的理发室剪个板寸头。夏天让太阳晒暖了头皮，到冬天就不冷了。
我等在同事DJ后面，我们闲聊，他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救火车要叫救火车？“
上一次听到同样的问题已经是七年前了，花了七年时间，我总算有了答案。
“因为那是缩略的叫法。“
没人会真的对这样的问题较真，我想。
校园里最后一批云想者一般都会在毕业工作后一年内死去，这是一则“三一“律。死法近似于给仙人掌浇灌了一公升水。有时候看到一个人还活着，还在走动，其实他早就对救火车的名字问题不再理会了，他早已死去。死去也不是坏事，只要死了才能在这个世界活得正常。
有一天，如果难以区分这个世界和平行世界，有一个辨别方法就是，这个世界离不开缩略和简称。
比如，在平行世界，牧养蚊子的理发师，在这个世界就要叫做牧师。否则，这个世界的正常人就难以理解。
我的理发师就是一位牧师。
她在理发的时候喜欢给我讲故事。她也许不觉得是故事，但我听得很受用。
我在理发的时候喜欢闭上眼睛，就听她的故事，经常她口中所说的“我“，就真的变成了我。
夏天我养了一窝蚊子，如同对待角斗士一般训练它们，让它们在雷雨的季节飞行。
最终有一只蚊子能够在密集的雨滴中存活。我捉住它。
一开始我试图用棉线捆住蚊子，结果不是把它们勒死了，就是让它们松脱了。
后来我学着音频捕蚊器的原理，模仿着蚊子的高频，把它们吸引过来。这样即使它们飞到远处，我也游刃有余。
蚊子之所以能够在雷雨中活下来，是由于在每一个静止的瞬间，所有的雨滴都不再是一条线。枝形闪电将更多的电荷混入空气和雨水中，每一颗雨点都带了电荷，推搡着另一边的雨点，它们的形状像被人狠狠揍过的包子脸。而无数的雨滴在那一个瞬间就是一台微缩的宇宙，尽可能地向外扩散。蚊子就有足够的空间在雨滴之间穿梭。
我没能成为一位科学家，最后做了理发师，但是我想我最终能够让人在雷雨中穿梭。
我喜欢从牧师那里听到这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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