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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穆齐尔散文 [打印本页]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6-17 13:19
标题: 穆齐尔散文

艺术中的伤风败俗和病态

    出于某种外在目的而去整理那些对于聪明人来说早已熟知的思想,不可否认这有些无聊。但是也许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一个人自认为足够熟知到无需再经常进行公开谈论的程度。在柏林,福楼拜是被禁止的。这种禁止与法律相悖,因为法律说:如果对性刺激的描绘是与某种艺术目的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描绘就是被允许的。关于这一点,阿尔弗雷德•凯尔已经用寥寥数语做了不容辩驳的说明。但是卡琳•米夏莉的一场关于女性危险年龄的报告在美因茨河畔的法兰克福也遭到了禁止;在慕尼黑,只有对单一性别的听众——要么男性要么女性——才允许做这个报告。人们设想官方和德国民众的意见能在下列情况下取得和谐一致:
商人或者出资人去展出一些日本木刻家的作品,在那些作品中,好几对男女像藤蔓一样繁复地纠结缠绕在一起,肢体像触须一样在地板上摸索,或者像螺旋开塞钻一样在事后那无法言喻的空虚中重新弯向自身,眼睛像颤动的、涡旋的气泡一样悬在毫无生气的胸部上。或者艺术家去表现这样一个(说到底其实只是很市民气的)过程:一个法国人,比如费利西安•罗普斯,在书信中如痴如醉地谈论着对神圣山丘的亲吻——姑且认为是由于男人那垂涎欲滴地弯着的腰和女人那宽泛的、不确定地搜寻着的漫不经心。或者作家去描写一个人如何一边盯着母亲颤抖着的双手一边撒谎、撒谎、不停地撒谎,乃至那双手越来越疲惫、颤抖得越来越厉害,随便一些完全不真实的、胡编乱造的、单纯为了刺痛她而说的话。或者去描写:一个亲近的人赤裸裸地躺在手术台上,已经被刀子割开了。感觉就像在一场不幸事件中抓住一个女人,如同抓住一个物体,然后脱光她的衣服;带着迅速做出决定时的那种缩小了的意识视野。感觉就像踏入从未到过的领域时的那种不可思议。但是有一个人在说话——实事求是地、简短地、从医学角度地——一个指挥者、一位先生,有某种东西一动不动地摆在那里,一个伤口,半是陌生的,鲜花一样的,半是血淋淋而黏稠的,张开着,在侧面紧绷着的苍白皮肤中央,像一张嘴……一种自动的联想……亲吻,将嘴唇那毫无防备的皮肤压在上面。为什么?谁知道?一种外在的相似性,一种悲伤?……片刻的恐惧,然后重新又是命令的语言和迅速的动作。然后突然是自己生命的闪电般迅速的、未曾预料过的中断,已经不确定地潜伏了很久,直到这个偶然的虚弱瞬间:命令、动作,甚至在内心里,还是独自呆着,那些白痴般的线.条、轨道,将灵魂空洞地围绕着那最肥大的、最可信赖的东西揉成一团。这是一种障碍(或许被感觉为对教授以及同事们那种紧张的冷静态度的抵触,或许是内心深处那种在黑暗中柔软地撞上了自身的东西受到了惊吓),一种飘散;一团被打开的东西伸展开的叶片:我缓慢地、摇摇摆摆地飘动;遥远的、苍白的擦身而过,一贯被压制、偶尔有时被挑起了一半的进程,那些激动的部分,从未被完成过,但尽管如此仍然是分性别的,在此时此地仍然是不被允许的,仍然是普罗米修斯般的,这些过程第一次能被感觉到。它们——有时候,有一度恰恰是通过科学的犀利、平静、四平八稳的语言被强调出来——变得明明白白,变得残酷,被召唤着去为自己的存在而斗争,带着敌意,并且已经充满了痛苦,那些痛苦将会在不密不疏的与之共存中温柔地将之扼死。一个作家会执意坚持:即便是一位母亲,一个姐妹,在她赤裸着的时候,也是一个赤裸的女人,并且对于意识来说,也许恰恰是在用最粗俗的方式将这一点展现出来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说,在虚构被执行得更好的时候。

    封•雅格夫先生只是在一个很容易看穿的例子中(这个例子围绕着一些其完成不会对任何人构成指责的情节展开)忽略了与描写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艺术目的,这个目的没有被富有教育意义地附加上去,而是存在于能够赋予价值的人性中,而这人性稀疏地、颤抖地围绕着言说方式回荡。但在有些情况中,尽管所描写的东西具有极大的人性价值,并且描写也极富艺术性,尽管获得了那种它们当之无愧的极大认可,但人们却不承认它们具有为自己辩护所需要的足够的艺术目的,或者认为其艺术目的位于另一种目的之后;这是一些被排除在艺术描写之外的情况,这方面的纲领在今天不仅仅是由警察长或者检察官,而且也是由那些有艺术追求的杂志所构建。我已经简单列举了一些这样的情况,关于它们,我要说:有一些东西是人们在德国这个文化共同体中不予谈论的。对这个事实感到羞耻与愤怒的不只我一个人,我要表明一种反对它的观点,即艺术不仅可以表现,而且也是以喜爱那些不道德的和粗俗的东西。

    我这样说的前提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不道德的、粗俗的和病态的东西的存在是完全正当的——一个理性的人不会从总体上否认这一点。那么,对于我在前面提出的论断,就只有三种可能性:要么伤风败俗和病态的东西经过艺术家表现之后已经完全不再是它们自身,要么人们必须假定(除了那些仅仅是为了达到某种反差效果、为了被指控或诸如此类目的而进行描绘的情况,即那些仅仅只为描写伤风败俗和病态东西的情况),艺术家对它们的爱不同于人们平素对于现实严肃性的要求(即为了杜绝任何与艺术家的玩笑打趣和感情洋溢出现侮辱性的混淆——这是一种艺术严肃性),要么伤风败俗和病态的东西本身在生活中就有其好的一面。

    这三种断言都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

    艺术完全可以选择伤风败俗和病态的东西作为起点,但是为此目的而被表现的东西——不是表现本身,而是那些被表现的伤风败俗的和病态的东西——却已经既非伤风败俗,亦非病态了。抛开教堂法衣室里关于艺术家之使命的喋喋不休,这是一个公理,这个公理是从对艺术作品之所以成为艺术作品的特殊功能的冷静观察中推导出来的。因为人们并不通过这些功能来满足除了艺术欲望以外的其他欲望;人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满足那些欲望,那样要简单得多,不必作转弯抹角的努力,而且也只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才能带着足够的享受来满足那些欲望。感受到对于表现的需求,这意味着对于直接满足这些欲望并不抱有急切的需求——即便是真实生活中的欲望激发了表现的需求。它意味着去表现某种东西:去表现它与千百种其他事物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不可能以别的方式客观地去表现,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把某种东西变得能够被理解和感受……正如科学的理解也只能通过对比和联系才能产生,正如任何人类理解之产生一样。即便那千百种其他事物同样也是伤风败俗的或者病态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却不是伤风败俗的和病态的,而对这些关系的探寻就更加不是。

    这与科学的情况没什么不同;在科学书籍里,人们总是能找到一切:无害的解剖学的伤风败俗和性欲反常,那些东西的内在图像很难用一颗健康心灵的元素重构;人们不允许自己被那些掩饰性的虚假态度,如同情、社会责任或者医务工作者的(挤眉弄眼的)救世主面具所欺骗,对过程的兴趣是一种直接的兴趣,它寻求的是认识。艺术也寻求认识;它通过与正直的和健康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来描绘伤风败俗的和病态的东西,这无非意味着:它扩展了对于正直的和健康的事物的认识。

    艺术家所获得的感觉,某种被禁忌的东西,某种不确定的感受,某种情感,某种意志冲动,在他内心被分解,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脱离了惯常而僵化的语境,突然获得了与其他一些经常是完全不同的对象之间的意想不到的关系——而那些对象也在无意间被顺带着分解了。新道路就这样被开辟,一些关联被突破,意识钻探出自己的通道。其结果是对于所要表现的过程的一种通常只是不精确的想象,但周围却环绕着一种心灵相似性的模糊声响,一系列情感、意志和思想关联的一种缓慢运动。这是真实发生的东西,一个病态的、丑陋的、不可理解的或者仅仅从习俗角度被蔑视的过程在艺术家的头脑中就呈现为这个样子。在那些能够理解它的人的头脑中,它也必定呈现为这个样子,即:被编织进一个关系链条中,被一种运动所抓取,这个运动抓住它、携卷着它,消除了它的重量所产生的压力。整个这一切是被表现的对象,而艺术的净化、自动消除肉欲的作用也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其他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宫廷演员彬彬有礼地弹奏出的美德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像一滴鲜血一样凝聚成一团的东西,在艺术中被拆散、分解,再重新编织,被神圣化和人性化。若想理解作品的这种区别,只需找来某个病态之人的作品看看就可以了。

    当然,艺术不是概念化地,而是诉诸感性地去表现,它不表现普遍的东西,而是表现个别事件,在这些个别事件的复杂声音中隐隐约约地夹杂着普遍性的声音。在同一个事例中,医务工作者感兴趣的是普遍有效的因果关联,而艺术家感兴趣的则是个体的感情关联;科学家感兴趣的是现实事物的总体模式,而艺术家感兴趣的则是去扩展那些还仅仅是内在的可能的事物的规模,所以艺术不是一种关于法则的知识,而是另一种知识。它不是全面地去表现它所描绘的人、情感波动和事件,而是片面地表现它们。因此,作为一个艺术家去热爱某种东西,就意味着被感动,不是被这种东西的价值或者无价值而是被它的某一个突然展开的侧面所感动。艺术展现那些还很少有人看见的东西,这是它的价值所在。它是征服性的,而不是安抚性的。

    艺术在那些让其他人感到恐惧的事件中也能看到有价值的方面和关联。在艺术和公众观点的大多数冲突中,这些价值都未被认识到,但典型的情况却是,单单去认识它们的尝试就已经因为人们对产生这些价值的环境状况心怀恐惧而遭到了拒绝。人们教导艺术家:在一个健康人的内心里,他所分析的那种印象不是由可分的组成部分构成的,而是彻头彻尾地令人恶心。针对这种情况,只有一样东西永远要好过简单地回想那些始终陪伴着太阳在地球上东升西落的显而易见性,那就是:从这些矛盾的最深层的根基上开始战斗,捍卫这样一种理论:即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无论颓废还是健康都如此忧虑重重的时代,人们试图为心灵的健康和病态、道德与非道德分界限的尝试是过于粗线条和几何式的,仿佛是要划出一条人们必须确认和尊重的线(每一个行为都必定要么在线的这一侧要么在线的那一侧),而不是去承认: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心灵之毒,只存在由各种混合的心灵组成部分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的功能性比重过大所产生的毒害作用——如果那些受到喜爱的部分过量,也同样会让人难受和生病,并不比相仿的情况更好;每一个行为,每一种感情,每一个意志,每一种兴趣方向——或者不管人们如何列举那些他们为了对诗人以及他的灵魂低劣的人物进行怀疑而习惯提及的东西——本身都既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病态的;在每一颗健康的心灵里都有一些与病态心灵相同的地方;对于抉择来说,重要的只是整体,只是那些在今天被区分为病态和健康的细节之间的数量、面积、重量、张力、价值关系或者其他更加复杂的关系,这些细节不可能永远具有相同的意义,而是根据它们在某个特定心灵的某种特定情况下所产生的结果而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

    事实上,没有什么反常和不道德含有某种所谓的“相应的”健康和道德。前提是,构成这种反常和不道德的所有组成部分相应地也存在于健康的、适于共同生活的心灵中。这个前提是正确的,不难对任何诗人证明它,不管人们给他举出哪些例子。这种反常都能够被描写。它可以通过用正常事物去组合的方式而被描写,因为否则人们就无法理解这种描写。如果以这种组合活动为基础的是描写的去肉欲化,那么以其可能性为基础的就是模特的人性化。但是如果这种组合活动除此之外还能够在关键性的地方包含富有价值的组成部分,那么它就产生了价值。这是这种组合理论——它使对不道德和反常事物的理解和艺术热爱也成为可能——的关键。

    这种组合理论针对的是一个智性化了的、如化学家所说的“浓缩了的”映像。但是这个映像在生活中也可以有一个精确的原始图像。尽管不应否认,的确存在病态和不道德的东西,但必须考虑到,人们有必要重新确定其分界。举个例子:人们必须承认,一个强奸杀人犯有可能是病态的,也有可能是健康但不道德的,同时也有可能是健康而且道德的:人们对于杀人犯的确是这么做的。

    一旦通过那些不回避这些内容的艺术产生了价值,那么激烈地加以反对就是不应该的和怯懦的。如果没有特定价值的诱惑,人们不会涉足这个领域,但是那种无论如何都要保持健康的德国艺术的天真立场却是狭隘的。危险毋庸否认。有一些不彻底的欲望,人们不敢在生活中实现它们,却试图在艺术中尝试它们,可能会有一些人出于这个目的而把生活当做艺术来使用。但是他们要么必须承受那种能量转变的效果(如此一来,人们是否病态就已经完全没有区别了),要么其实根本谈不上艺术。尽管如此,这一切还不足以避免全部副作用,人们在出版物中可能的确只乐意接受原材料,与科学相比,艺术的作用可能的确更多地诉诸较为灵活和不受约束的内心世界,因此也更加危险。但所有这些都只是困难,而不是反对的理由。即便是科学也有一些仿佛心灵上的掉队行劫士兵一样的追随者,但尽管如此,当科学像今天这样进一步渗透进民众中——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却不会禁止它。人们如此对待科学,也就应该如此对待艺术:为了达到主要目标而容忍那些不愿意看到的副作用,并通过提高主要目标的美妙性而使那些副作用失效。因为人们应该向前改革而不是向后,社会疾病和革命是被保守的愚蠢所阻滞了的进化。

    若想理解艺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必须学会换一种方式思考。人们可以把随便某种共同目标定义为道德,但却应该在更大的尺度上允许岔路。并且应该本着强烈的进步意愿——为了不至于在遇到路上的每个小坑洼的时候都承受危险,都扑通一声摔进去——而去支持岔路上的运动。

                                                                                      (一九一一年三月一日)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6-17 14:17
本帖最后由 沈慢 于 2014-6-17 15:00 编辑


中篇小说

http://www.heilan.com/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06   仙妮录的~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6-17 16:38
本帖最后由 沈慢 于 2014-6-18 16:19 编辑


关于罗伯特·穆齐尔的书

    这个作家的大脑:我匆匆地在第三个丘陵区的第五个弯上滑下去。时间紧迫。大脑物质灰蒙蒙地隆起,无边无际,仿佛夜晚陌生的山脉。在延伸出去的脑髓区上空,夜色已经来临,宝石一样的颜色,蜂鸟一样的颜色,闪烁的花朵,弥漫着的芬芳,彼此没有关联的声音。我暗自承认,如果我不想犯下泄密之错的话,就得快点离开这颗脑袋。

    于是我让自己再次滑下去,以便总结一下我的印象。我的左侧是《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的位置,这个位置已经塌陷,长满了灰色的大脑皮质;我的另一侧是小小的、镶嵌工艺很奇特的双金字塔《统一》。它的线条执拗地光秃秃的,被一种局促的象形文字遮盖着,仿佛陌生神祗的一个标记,一个令人费解的民族在这个神祗身上集中和层层堆积了他们对一些令人费解的情感的记忆符号。这不是欧洲艺术,我承认,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一位迟到的文学地质学家来与我做伴;这是一位新学派的不令人讨厌的年轻人,他的脸上充满了一个失望的旅行者的疲惫,他一边用手帕擦着脸以求凉快一点,一边开始说话。“让人不愉快的地方。”他说道。我忧郁着 不知道该如何应答。但是,没等他继续说下去,我们就被他的以为作家同事打断了,这位同事只穿着衬衫,砰的一声落在我们身旁。我刚看见他那张紧绷着的脸上发出一丝愉快的微笑,此人——他的样子朝气蓬勃,充满健康和活力——就已经接着他打断我们的话茬开始讲了起来。他一边讲,一边不时朝他面前的穆齐尔的大脑皮层的一个褶皱里吐几口痰,然后再用脚抹两下。

    “失望了?”他对我们喊道,他的活跳跃着掉到了丘陵下面,“你们究竟在期待什么呢?!我就没觉得失望。在这个东西里——”他用大拇指指着《困惑》,“还是有一些天分的东西的。但是说到底,穆齐尔从这里就开始一门心思地钻进一个十六岁少年的无关痛痒的问题中,他令人费解地给了生活中的一个与成人没什么关系的小插曲以太多的荣誉。在《统一》里,他又开始享受钻研心理问题的乐趣……”

    我觉得,这个异议我以前肯定听到过,也许曾经在哪里读到过。我迫切地想说出那个好像早已准备好的答复,于是我打断他的话。“那个十六岁的少年”,我说,“是一个小花招。是用相对简单一些的,因而也更可塑一些的材料来刻画心灵关系,这种关系在成人身上被太多其他东西搞得复杂化了,《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避免了这种复杂。这是一种阻力较小的具有迅速反应能力的状态。但是,描写一种未完成的、正在尝试的和被尝试的东西当然并不是问题本身,而仅仅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刻画或勾画出,什么才是这个未完成物中那种未完成的东西。它和艺术中所有的心理描写一样,都只是我们驾驶着的汽车;如果您觉得作家的目的只是心理描写,那您就是在汽车里面寻找风景。”

    “哦,”那位文学地质学家一边用他的小锤子凿下一块大脑,放在手里捻碎,严肃地观察一番,然后扔掉,一边说,“这个作家有时候太缺少描述能力。”“不,”我恼火地笑着说,“是缺少描述愿望!”“但是请您想想,”地质学家说,“我认识那么多作家呢。”

    我想保持沉默。人们无法在一个单独的事件中改变一个时代对于文学的成见。如果穆齐尔要在一些需求尚未被唤醒之前便严格地满足这些需求,那他就是自取灭亡。但这时我却获得了一种特别的体验。我们坐在其上的这个大脑似乎对我们的交谈很感兴趣。我听见它突然发出一些轻微的、突突搏动的音节,那一定是我脊柱里的血管干的,它在对我的骶骨轻声耳语着什么。那些话语在我的背部直往上涌,使我必须要说出它们。“现实”,我被那些话语推动着,复述着它们,“人们所描述的现实,始终只是一个借口。过去某段时间,叙述也许曾经只是一个强大但缺乏概念性的人对于他体验中那些美好的和可怕的魂灵做出的反击式的再次触摸,他的记忆还蜷缩在那些回忆之中,这是言说、重复、谈论以及由此达到的去效化所具有的魔力。但是自长篇小说出现之日起,我们就已经开始持有一种由长篇小说而来的叙述概念了。其发展意图是,对现实的描述最终变成概念性很强的人慢慢接近一些情感认知和思想震动的服务手段,这些情感认知和思想震动无法在普遍意义上,只能在个别事件的闪烁微光中得以接近;也可能它们无法通过完全理性的、市民式地具有做生意能力的人来得以把握,而只能通过那些不太牢固的、但超出前者之外的部分来把握。我认为,穆齐尔把握了这些情感认知和思想震动——而不仅仅是暗示或感知到了它们。但是在争论文学创作得好不好之前,人们必须知道,文学应该给人带来什么。”“很好”,大脑耳语道,“很好。”

    但是地质学家早已准备好了答复。“诗人最关键的特点不是思辨,而是生动性。您只要想想我们那些真正伟大的小说家就行了。他们描述。仅仅一个极富艺术性的镜头就可以形成答案。艺术家的观点和思考并不侵入到事件本身中,也就是说,不是放在画面中,而是仅仅作为画面的透视消失点被感觉到。”我身下的大脑咕哝道:生动性,说实话,最终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艺术的目的。“有时候”,我把它的话继续说出来,“人们可能会有一种需求,想说出比借助这些手段能够说的还要多、还要精确的东西。于是人们就制造了新的需求。艺术是一种介于概念性和具体性之间的东西。人们通常用情节来叙述,含义只是朦朦胧胧地得以体现。或者它们也可能是一目了然的,但那种时候它们多半都是一些众人已熟知的含义。难道人们就不能尝试一下不那么耐心、尝试一下更多地讲述情节所涉及到的情感和思想的客观关联,用笼罩在情节上面的陌生身体之朦胧微光仅仅去暗示那些无法单凭语言说出的东西吗?我认为,这样做只是把一种混合的技术关系颠倒过来了,人们必须像工程师一样看待它。但是您,把这称为思辨的您,过高估计了描述人的困难,其实只要几小笔勾勒就足够了,越是人们熟知的越好。那些给予他们的人物的完整生动性以如此大价值的作家们,就如同神学家的那个有点麻烦的亲爱的上帝,这个上帝赋予人类以自由意志,好让他们服从他的意志。因为书中的人物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把情感、思想以及其他人类价值放进去,然后人们再从情节中把这些价值重新从他们身上抽取出来。”

    但是说到这里,话语从我嘴边溜掉,跑到那个健康的作家同事嘴里去了。“不管怎样”,他断然说道,“这还是理论。这样一种在理论上挖空心思地想出来的技法可能是适合这个作家的本性的。而事实始终如我前面所说,这些书与我们时代那些真正的力量没有丝毫关系。它们面向的是一小撮超级敏感的人,这些人已经没有现实情感——连反常的现实情感都没有,他们有的只是对这些情感的文学想象。这是一种人工养育的艺术,这种艺术因其赢弱而变得贫瘠晦暗,而且还把这种贫瘠晦暗作为一种傲慢自负的要求提出来。是的,”他突然吼道,好像必须要对一个思想表现出特别的尊重,尽管我们两个都在等他说完,“二十世纪恰好充满风云变幻,但是此人既不懂得去报道对各种生活现象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也不懂得去报道具有这些现象的生活!他的诗的灵魂是纯粹的猜想。”说完他绷紧了他的肱二头肌。

    地质学家利用他心有旁骛的这一瞬间,成功地抢到了话头。“他最近几个短篇小说究竟有什么内容?”他言之凿凿地问。“没什么内容。”文学家欣慰而愉快地回答。“发生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作家微笑着,带着一种不屑多说的表情。“一个女人对她的丈夫不忠了——处于随便某个空想出来的念头,认为这样一定意味着他们的爱的完善,另一个女人像神经病似的在一个男人、一位牧师和对一条狗——这条狗在她看来一会儿像是这个人,一会儿又像是那个人——的回忆之间摇摆不定。小说里发生的事情在一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它们是令人反感和无足轻重的,一个知识分子式的情感灌木丛,就连情节中的人物们都无法在这个灌木丛中前行。”“他就是对生活本身没有灵感了。”他的同事极为欣慰地下了结语。

    我认为我现在必须沉默了。罗伯特•迈尔①关于能量的论文在他的专业同事们看来也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没有什么内容。但这时我再次有了先前的那种体验,而且更加强烈了。单个的词语和简短的句子颇为猛烈地向我涌上来,较长一些的耳语仿佛只是被一团柔软而坚韧的东西覆盖住了,因而一会儿中断,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再次接续起来。“别放过他们”,它雄赳赳地请求道,“关键的不是我的书,它们有可能只是转瞬即逝的,关键的是要为人类事务中的一种更大的不满足开辟道路,把叙述从妇女儿童的职业中解放出来!”我跟着它,把它的话复述出来。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的大脑变成了两个,其中一个在背最长肌②后面慢悠悠地上下晃动,而另一个则像月亮似的淡淡地、影子般地在我自己的脑袋里游荡。它们偶尔互相靠近,似乎彼此交叠。这时候我就在一种奇特的自我与他者的中介感觉中去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说话,词语像尚未成熟的果实似的干巴巴地从我的嘴里掉出来,直到最后一个音节发出来,才似乎在陌生的空气中成为它们所说的东西。

    “这个问题”,我慢吞吞地开始说道,“究竟一件艺术作品是因为其创造者的弱点而晦暗,还是读者因为自己的弱点而觉得它晦暗,这个问题有待验证。人们必须把构成这件艺术作品的精神因素单独分离出来。与对诗人的一种现成的成见相左,这些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那位同事跳了起来。“当然,它们从来都不是单纯作为思想被发现的。”他又向我靠近了几步。“我不是支持理性主义,我知道,艺术作品从来都不能被一丝不剩地分解成一些能说出来的意义,而是,如果人们要描述它们的内容,就只能再次通过理性与不同言说方式、与对情境的想象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之间的新结合。但说到底,文学创作意味着首先对生活进行反思,然后描写生活。理解一件艺术作品中的人性内容,意味着不仅对它的明显的理念内容,而且也对其措辞中那些绝对的、圆融得无法定义的灵感,对人物身上闪烁的微光,对沉默以及所有不可复述的东西,都画出一个由情感和思想链条构成的无限分解的多边图。只有通过这种渐进式的拆解,我们才能使心灵的发动机燃料持久地为我们的精神所吸收,这种渐进式的拆解是艺术作品的人性目的,而这种拆解的可能性就是艺术作品的标准。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人们将会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您先前已经提到了,那就是,您所攻击的那种东西其实并不是综合的无力,而是您在做出判断之前无法理解那些单个的情感与思想,我在这里大费唇舌所说的就是这些情感和思想如何融会成各种命运。”

    那位作家带着嘲讽的表情沉默着,我继续说道:“强烈的、纯粹的情感体验几乎像感觉一样是非个人的;情感本身是缺乏质量的,只有体验了情感那个人才能赋予它个性特点。各种情感在方式和过程上存在的那几个区别并不重要;诗人在伟大情感上创造的是情感和理智的相互交织。这种相互交织是最原初的体验,在内心里被当成两种或几种体验之间的媒介手段,是智性—感情之相邻性及其各种联系途径的感觉。任何其他手段都无法将阿西西的弗兰茨的情感——那种章鱼般长满尖齿和无数吸盘的、粗暴地歪曲着世界观的情感,哦鸟儿,我的兄弟们!——与一个欣喜若狂的小牧师的情感区分开,而围绕着海因里希•克莱斯特之决定的那份最后的悲哀就其本身来看与任何一个不知名的自杀者的悲哀也没什么不同。”

    “如果人们在这一点上保持清醒,就不会再沉迷于那种所谓的生活中的伟大情感的神话,似乎小说家只要找到这种源泉,然后再把自己的小锅往它底下一放就可以了。但这种神话却统治着我们的艺术。可以说,在我们的文学中,凡是需要寻找抉择的地方,人们都只能找到一个假定。一个人之所以震撼到我们和影响我们,是因为他可以用概括其体验的一系列思想以及他的情感——这些情感在如此复杂的相互作用着的合题中获得一种令人惊讶的意义——都在我们面前展开了自身。如果说刻画一个人,不管他是善良还是无耻,是为了让我们有某种获益,那么这些就是值得去表现的。但人们找到的却总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对它们之存在的天真设定,只是在有了这个像空架子似的隐藏在人身上的假定之后,持续的工作才围绕着它开始进行。人们认为这样的人在情节发展中此时会有怎样的内心和外在的反应,于是人们就怎样去描述;与那种核心的性格工作相比——这种性格工作是在痛苦、迷惘、懦弱、激情等表层背后,经常是要迟一些才开始的,这种心理内在其实只是外在的、次要的东西。无论是在心灵描写中还是在情节中,人们通过心理内在描绘出的都只是人的本质特征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那些本质特征本身;它像一切从结果推导出原因的东西一样不确定。这样的艺术既不能抵达性格的内核,也无法恰切地描绘出这种性格的命运带给人的感觉。尽管它如此重视情节和心灵说服力,但严格说来却既没有什么情节,也没有心灵说服力,从整体来看只是毫无创造力地在各种新措辞中停滞不前。”

    我醒了过来。那两个同伴已经睡着了。我身下的大脑在打哈欠。“请别责怪我”,它在低处耳语道,“但是我已经睁不开眼睛了。”听到这些话我高喊起来,想把另外两个人叫醒:“在《统一》中,命运是从核心的东西出发被刻画的。至于说目的明确的文学不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您得明白,把并不是艺术的一个特点,而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的特点,后者如果没有被前艺术手段所把握,或者不能被它把握,那它就不会具有现实意义。猜想就是猜想——”但是我已经看不到那两个同伴了,我在令人恐惧地对着空荡荡的空间说话。已经开始的句子因黑暗而打着寒噤,冰冷地滑落回我的喉咙里。我匆忙中撞上了大脑中几个必需的机构,然后被寂静追赶着,嗖地滑进了下一个裂缝里。在视神经纤维旁,我再次被绊住,我沿着这些纤维继续滑,然后离开它们,继续滑,如愿地从巩膜下面滑过去,并在这一瞬间获得了充足的空气,然后吸收了湿气,重新膨胀成一个完整的人,然后满意地——尽管还有一点昏昏沉沉和若有所思地——回了家。

                                                                                      (一九一三年一月)

① 罗伯特·迈尔(Robert Mayer,1814-1878),德国物理学家、医生。他从医学角度得出了能量守恒的结论。
② 背最长肌(musc.longissimus dorsi)俗称“眼肌”,位于胸、腰椎两侧,自髂骨、荐骨向前,伸延至颈部。

作者: 陶北    时间: 2014-6-17 21:52
是你录入的?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6-17 22:39
陶北 发表于 2014-6-17 21:52
是你录入的?

第一个后半篇是,第二个是。准备录一本。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6-18 16:20
本帖最后由 沈慢 于 2014-6-18 16:20 编辑


数学的人

    由于对数学本质的无知,流行着许多关于它的无稽之谈,其中之一便是称重要的将帅们为疆场上的数学家。如果他们的正确计算要不招致一场灾难的话,那么实际上其难度是不得超出简单而又安全的四则运算的。假如突如其来需要进行一道决算,即使它只是像解一道简单的微分方程那样稍微有点复杂棘手,也会把成千上万的人无望地交付给死神。

    这不是质疑将帅们的天赋,而是说明数学所具有的独特的性质。人们说,数学是思维的一种最极端的经济,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思维本身是一件复杂的、不确定的事情。它——无论它是否发端于一种简单的、生物上的节俭——早已成了一种繁复的、对节省的狂热,它之所以节省,很少是为了推迟作用,正如吝啬鬼之所以悭吝很少是因为他要把他的贫穷疯狂般地推延到以至矛盾的地步。

    一道人们原本就无法解决的运算,例如把一个无穷级数累加起来,数学以其便利的条件顷刻间便得以完成。乃至繁复的对数计算,包括积分,数学借助机器甚至也同样能办得到;今天,人们的工作仅仅局限在输入题目的数据和转动手柄或类似的东西。由此,一个大学教席的助手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些难题,而在两百年前,为解决这些问题,他的教授得到伦敦去请教牛顿或到汉诺威去请教莱布尼茨。就是对一些连机器也无法解决的题目中的自然数大一千倍的数字,人们也可以称数学是一种精神的理想仪器,其目的和成果是从原则上预算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这是精神设施的凯旋。往昔受到天气威胁、强盗骚扰的精神的崎岖山道,今天则代之以卧铺车线路。从认识理论方面观察,这就是经济。

    人们一度自问,这些可能的情况又有多少被实际地利用过。人们一度思忖,在这一庞大的节省机制的历史中消耗了多少人的性命、多少金钱、多少创造的时辰、多少虚荣心,今天又投入了多少,而且其中又有多少是不可或缺的,以使迄今所获得的不再被忘记——而且还一度尝试着将它同从中形成的效用习俗相比拟。但是即便如此,这一棘手的、肯定也是复杂的仪器,还是被证明是经济的,甚至严格来说是无与伦比的。因为我们的整个文明就是在它的帮助下诞生的,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任何其他的手段;因此,这一手段所为之服务的这些需求,完完全全得到了满足,而它的空转着的丰富充斥的是一次性事实的一种无法批判的方式。

    只有人们不将目光投放效用、投向外部,而是投向数学自身中那些没有被利用的部分的关系,人们才会看到这门科学的另一面和真正的一面。即它不是目标明确的,而是非经济的、狂热的。一般的人需要数学,不超过他在小学所学的;工程师需要数学,只要能使其在技术手册的公示汇编中——这没有多少——摸清方向就足矣;就连物理学家通常也只是用得上很少是微分的那一部分数学工具。如果他们在其他方面用得上数学,则大多是依靠他们自己,因为数学家很少对这些改造性的工作感兴趣。这样就出现一种情况:对数学的某些在实践中很重要的部分进行研究的专家是非数学家。此外还有广袤的渺不可测的领域,它们只是为数学家而存在的:一个庞大的神经网积聚在少数几块肌肉的出口处。在内部某个地方,单个的数学家在工作着;而且他的窗口不是冲外开着,而是开向邻居的房间。他只是专门家,因为没有任何天才再有能力去控制全体。他认为,他的所为在某个时候将获取一种实际上可以结算的效用,但不是这个效用在鞭策着他;他是为真理服务的,也就是说,他是为他的命运,而不是为他命运的目的。也许收效是上千倍的经济,但是内在固有的是那种倾其所有的精神与激情。

    数学是纯粹计算——今天罕见之物中的一种——的慷慨挥洒。就连某些语文学家也在做些事情,其使用价值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甚清楚,邮票或领带收藏家甚至更多。但是这些只是无关紧要的雅兴,它们发生在远离我们生活中的严肃事件的地方,而数学则相反,恰恰在那里包含了人类生存中的一些最有趣、最尖锐的历险。插入个小小的例子吧:人们可以说,我们实际上是完全依赖着这门科学的结果——但这对它自身而言,反而变得越发无所谓了——而生活着。我们烤面包、造房子以及赶马车都是通过数学。除了几套用手加工的家具、几件衣服、几双鞋以及孩子之外,我们都是通过动用数学计算来获得一切的。在我们周围流逝的、飞奔的、静止着的整个生活,不仅仅是在它的可洞察性方面要取决于数学,而且实际上它也是通过数学而产生的,生活是在其这样或那样被规定着的生存中而建立在数学之上的。因为数学的先驱们已经对某些基础作出了可行的设想,从这些设想中得出了结论、演算方式和答案,物理学家利用它们,获得新的结果,而最后到了工程师那里,他们往往只是接受这些结论,加上些新的计算,然后便诞生了机器。但是突然,当所有的一切都完美地就绪之后,数学家——那些在内部苦苦钻研的人——指出,在整个事情的根基上,某些东西是绝对无法理顺的;确确实实,他们在最深层作了调查并且发现,整个建筑只是个空中楼阁。但是机器当时在运转着!随后人们必须假设,我们的生存只是个苍白的鬼影;我们经历我们的此在,但实质上只是基于一个谬误,没有这个谬误,“此在”也许就不会产生。今天,没有哪一种可能性比得上数学家的这种想入非非的感觉的可能性。

    数学家以典范的方式担负着这种智性的丑闻,也就是说对他自己知性的该死的危险所感到的确信与自豪。我本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例子,如曾几何时数学式的物理学家们一下子热衷于否认空间或时间的存在。但是远远还没有像哲学家们此间所做的那样玄而又玄——但紧接着每个人都会因他们的职业而马上原谅他们——而是有其理由的,这些理由突如其来地随着汽车在人类面前的出现而惊人地令人相信。这些足以说明,这是些什么样的小伙子。

    我们这些其他人在启蒙时代之后,让这种勇气消沉了下去。一次小小的挫折就足以让我们打消知性,而且我们会允许每一个无聊的狂热分子去痛斥达朗贝或狄德罗的自负的理性主义的意愿。我们叫嚣着要让情感对抗理智,并且忘记了这样一点:情感没有了后者——忽略特殊情况不计——便是一个胖得像条哈巴狗样的东西。我们还如此地败坏了我们的创作艺术,以致人们在每连续读完两本德国小说之后就得演算一道微分题,以让自己减肥。

    请人们不要指责数学家在他们的专业之外是群笨蛋或傻瓜,不要指责是他们自己抛弃了他们的逻辑。这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在他们的领域做着我们本该在我们的领域所做的事情。他们的存在所具有的明显的教育意义和模范作用就在于此;他们与精神的人、将要到来的精神的人,构成一种类比。

    如果人们从这种由数学的本质所引发的逗乐中看到一点儿严肃的话,那么,下面的结论也许就不会显得十分突兀了:人们为我们的时代没有文化而悲戚。这有很多含义,但是从根本上讲,在过去,文化总是很一致,要么经由宗教,要么经由社会的形式,要么经由艺术。从社会形式来讲我们是太多了。从宗教来讲我们也是太多了,这里只是说出来而已,不作证明。而关于艺术:我们处于第一个不能够热爱自己诗人的时代。尽管如此,在这个时代不仅仅精神的能量是当前的——再过去,它们还从来没有这样过——而且精神的众口一词和一致也是从来没有的。声称这所有的一切关涉的只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这是很愚蠢的,因为目标早已就是思想。它提出的对深刻、大胆和创新的要求,暂时还仅局限在全然理性和科学的方面。但是知性在蔓延生长,一旦它把握住了情感,它将成为精神。迈出这一步,是诗人的事情。他们不必为此去学习某种方法——心理学,看在上帝的份上,或诸如此类——而只要他们学会要求,但是诗人们束手无策地面对着自己的状况,用咒骂来安慰自己。同时代的人即使不能自己将思想水平升华到人性的层次,那么他们也得去感觉一下,在那里、在他们水平之下是些什么东西。

                                                                               (一九一三年四月至六月)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6-19 13:10

诗人之认识随札

    正如自保罗教派时期和俾斯麦时期以来受损的教授的声望一度在公众生活中提高了上去,而诗人的声望却低落了下来;在教授知性达到了世界存在以来最高的实际影响的今天,诗人却沦落到“写作匠”这样一个通用的名字,这一名下被理解的人,是没有被查明的缺陷妨碍了他成为一名派得上用场的记者。不应该低估这一现象的社会学方面的重要性,而且有理由对它作些思考。这一思考局限在对智性的考察,而且规模很小,就如同一篇认识理论考试的论文,这一思考把诗人仅仅看作一个以某种特定方式和在特定领域中的认识者。这就是所要达到的限制,当然其合理性惟有通过结果来检测了。不过要事先声明的是,这里所讲到的诗人,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的类型,不仅是指写作的人,而且还包括许多害怕这一活动的人,他们对这一类型的作用部分构成反作用的一面。

    人们也许能够把诗人描述为这样的人,即最强烈地意识到自我在世界上和在人与人之间是一个无救的孤独者。人们决不能对一个被人描述为敏感的人作出评判。他们的性情更多的是对无足轻重的理由,而不是对那些关键的理由作出反应。他厌恶性格,怀着那种孩子在中年早逝的大人面前所拥有的可怕的优越感。他甚至在友谊和爱情中感觉到厌恶的气息,这一气息使每一个生物与其他生物疏离,构成了个体的那种痛苦虚无的秘密。他甚至可能憎恨自己的理想,因为在他面前这些理想不是目的,而只是他的理想主义的腐化的产品。这些只是单个的例子和特例。与所有这些相适应的,或进而言之构成其原因的,是一种特定的认识姿态和认识经验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客观世界。

    如果人们从诗人的对立面出发,就会最佳地理解诗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一对立面是有着固定的点a的人,在ratioiid①领域中的理性的人。请大家原谅我遣词的怪癖以及它所根源的历史上的混淆,因为不是自然以理性为指归,而是理性以自然为指归。但是我找不到任何词语,它不仅曾经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方法,而且还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成功;不仅仅表达出事实的被征服,而且还表达了事实的可征服性。这种自然在特定的情境下表现出的受之有愧的善意,当然随即在所有情境下都要求人的一种无计可施。这个理性领域包括——初略界定——所有科学上可以系统化的、可以归纳为规律和规则的东西,因此它首先指的是物理的自然;但是只在少数几个成功的特例下包括道德的自然。其特征表现为事实的一定程度上的单调乏味,表现为大量的重复,表现为事实之间的一种相对的独立,以致事实通常都可以被嵌入早已形成的规律、规则、概念之林,而无论它们被发现的顺序先后。但是它最主要的特征还是,事实在这个领域中可以被清晰地描述和传达。数字、亮度、色彩、重量、速度,这些是观念,但是它们的主观成分并不减轻它们客观的、可以普遍适用的意义。(相反,从一个非理性领域的事实,例如从“他曾要它”这个简单陈述的内容中,如果没有没完没了的补充,人们决不能得出充分明确的印象。)人们可以说,在这个理性领域中满布的是坚固之物的概念和未曾被考虑的误差的概念;充满的是作为某种实际上来自根基的虚构②的坚固之物的概念。就是在这里,在最底层,地基也在摇晃,从逻辑上讲,数学的最深刻的基础也是不稳固的,物理的规则也只是近似而已,而天体也无非是在一个根本没有原点的坐标系统中运动。但是人们希望——不是没有原因——还能将一切理顺,而且在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就说过“给我一个固定的支点,我可以把整个世界撬起”,它今天仍是我们执着于希望的行为表现。

    从这种行为中,产生了人类精神上的团结一致,而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是以往任何一种信仰、任何一种教会的影响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也就丝毫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也试图在道德——最广泛意义的——关系上遵循同样的行动,尽管这在那里变得一天比一天困难。今天,连道德领域也在按照打桩的原则行事,把概念这一僵硬的沉箱——在它们之间张着一面由规律、规则和公式组成的网——垂放到这个很不确定的空间。性格、正义、规范、友善、绝对命令、所有方面的牢固即是这样一些桩,之所以在其僵化上维系,是为了能在它们上面固定这张成百上千的、每天都要求做出的道德的单个决断的大网。今天仍在起着影响的伦理——根据其方法——是一种静止的伦理,以坚固作为其基本概念。但是既然人们从自然走向精神的路途同时也是从一个僵硬的矿物标本室跨进一座充满无限生机的暖房,那么伦理的应用就要求一种很滑稽的限制的技巧和撤销的技巧,仅其复杂程度就足以让我们的道德露出没落之态。大家试想想“你不该杀生”这条戒律演化的过程这个普通的例子,它从谋杀发展到殴杀,发展到杀死通奸者,发展到决斗、枪杀直至战争,如果人们为此找一个统一的理性公式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它就像一个筛子,在使用它的时候,网眼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它的牢固的编网。

    因为在这里人们久已踏入非理性领域,对我们来说现在道德只是该领域的一个主要的例子,正如自然科学一度是另一个领域的主要的例子一样。如果说在过去,理性领域是“有着例外的规则”住在的领域,那么现在的非理性领域则是“例外在主宰着规则”的领域。也许这只是一种层次上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又是如此地极端对立,以致它要求认识者立场的完全的倒转。事实在这个领域并不臣服,规律像个筛子,事件也不是重复的,而是毫无限制地在变换着,是个体的。除了指出这是一个个体反作用于世界和其他个体的领域,是价值和价值判断的领域,是伦理的、美学的关系的领域,是观念的领域,除此之外,我尚找不出其他的更好的结识该领域的方式。一个概念、一个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它们被应用的方式以及人的制约的;但一个理念在其意义上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两者制约的,它的意义总是偶然地被确定的,如果人们把它从它的环境中分离,它就会湮灭。我随意拈出一个伦理的观点:“没有一种理论,人们可以为它而牺牲并受死神的诱惑——”每一个受到这些伦理体验痕迹的熏陶和打磨的人将会知道,人们同样可以得出相反的观点。单是为了说明人们是在任何意义上说这个话的,单是沿着一个路标方向——它随后在某个地方分岔得望不到头,但不管怎样它还是以某种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一个挨一个地排列经验的话,就需要写一篇长长的论文。在这个领域,对每一个判断的理解、每一个概念的意义都被一个更柔软的经验之外壳所包裹,作为以太,被一种个人的意愿和数秒之间就变换着的个人的非自觉所包裹。这个领域中的事实以及它们的关联是无限的,也是难以捉摸的。

    这就是诗人的家园,是他的理性的主宰领域。他的对立部分在寻找着稳固,如果只要它碰到未知数,就能根据自己的推测列出方程式,随之他便感到心满意足,而在这里,从一开始未知数、方程式及其解的可能性就是无限的。任务是:始终去发现新的解、关联、情况、变体,提出事件进程的范式,提出诱人的典范,教导人们可能怎样是人、发明内在的人。我希望,这些例子是明白不过了,足以摒弃每一种“心理学的”理解、把握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心理学属于理性领域,而且它的事实的丰富性也根本就不是无限的,并不像心理学的存在可能性作为经验科学所教导的那样。惟有心灵的动机才具有不可捉摸的丰富性,而心理学与它们毫无干系。

    这里关涉的是两个从本质上讲完全不同的领域,由于缺乏这种认识,造成了资产阶级将诗人作为一种例外人来对待(这样的人离神经错乱也就不远了)。实际上只有当他是一个注意到例外的人的时候,他才是例外人。他既不是“疯子”,也不是“先知”,也不是“孩子”,也不是理性的某个畸形儿。除了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之外,他不运用其他的认识的方式和能力。这位举足轻重的人是这样一个人,他以拥有最大的事实知识和最大的理性作为它们的关联:既在这个领域也在那个领域。只不过这个找到的是外在的事实,而另一个找到的是内在的事实;一个发现的是联系在一起的经验只序列,而另一个则没有。

    我不能肯定,切割得这么复杂,是不是有些迂腐之嫌,也许这只是老生常谈,在这里没有被讲到的,尽管它也是同样的重要,我只好请大家原谅:尤其是同所谓的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分野,这并不简单,但是却证实了上面所说的。但这些研究是被评价为迂腐还是被评价为不可或缺,最终只能根据赋予一项证据的重要性来评断:这项证据是,是世界的结构而不是人的天赋的结构把诗人的任务指派给他——他担负着使命!

    人们经常把这样的任务指派给诗人,要他做时代的歌手、美化者并且把它——按照它所是的情况——带进语词的过度浮华的空间;人们要求他为“好”人树立凯旋柱并把理想神圣化;人们要求他有“感情”(也就是说当然只是特定的感情),要求他对批判的知性说不——因为批判的知性缩小了世界,它从世界那里拿走了形式,正如一座坍塌的房子的残垣要比先前的房子小一样。最后人们还(如在印象主义的实践中,它和昔日的新唯心主义有着共同的命运)要求诗人把事物的无限性同事物关系的无限性相混淆,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完全错误的形而上学的激情:所有这些都是对“静止”之物的调和,它们的要求是同道德领域的力量相悖的,是违背物质的。人们会指责说,这里所说的一切反映的只是一个纯粹智性主义的观点。那好,有些创作,它们与这里作为主要任务所考察的很少有关联,但同样是撼动人心的艺术品;它们有它们的美丽的血肉,而且这种荷马式的血肉的光辉穿越数千年一直照彻到我们。从根本上讲,这只是来自一些恒定地保留下来的或再次回归的精神的立场。但是此间业已完成的人类的运动,来自于变体。而且剩下的惟有这样一个问题:诗人应该是他时代的孩子还是应该成为不同时代的创造者?

① 拉丁文,意为“理性、合理”。
② 原文为拉丁文。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6-20 16:15
本帖最后由 沈慢 于 2014-6-20 16:16 编辑


布里丹的奥地利人

    善良的奥地利人站在布里丹的两捆干草——多瑙国家联盟和大德意志帝国——中间。既然他是一位在逻辑学的每种历史中都要被提及的老逻辑学家,所以他不满足于对两种草的卡路里值进行比较:哪捆帝国干草含有的热量更多一些,尽管它在开始的时候对于一个虚弱的胃来说比较难以消化——这个简单的结论对他来说还远远不够。他还用鼻子就它们的精神气味来对这个两难抉择进行研究。

    于是善良的奥地利人发现了奥地利文化。奥地利有格里尔帕策和卡尔•克劳斯。有巴尔和胡果•封•霍夫曼斯塔尔。实在不行还有《新自由报》和直观精神。克拉利克和科恩斯多克。不过它的几个更有名望的儿子它却没能留住,他们适时地在精神上逃到了国外。但是毕竟,毕竟还保留着——不,保留下来的不是一种奥地利文化,而是一个有天赋的国家,这个国家过量生产着思想家、诗人、演员、饭店招待和理发师,一个充满精神趣味和个人趣味的国家;对此谁又会有异议呢?

    错误首先产生于对这个事实的爱过解释中。这种解释总是说:我们是如此有天赋,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在我们身上结合;一种迷人的多样性,一种美妙的种族与民族的交汇,一种奇妙的文化并置和交融,这就是我们。而且我们很古老!(因为 “我们”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巴洛克时期,相比之下那个柏林帝国就是一个暴发户!至于克拉纳赫和格吕内瓦尔德还要更古老一些,至于他们和莱布尼茨、歌德以及上百个伟人构成了那个帝国的地基,则全被忘记了。)但是尽管如此,为什么我们的境况事实上却总是要稍微差一些,除了我们太过谦虚以外,只能是因为运气不好。理论上,凭着我们各民族间的相互渗透,我们本应该是世界上的一个模范国家;这一点如此确定,其实压根儿都不用说,为什么我们事实上却摆脱不了作为欧洲的一个麻烦——仅次于土耳其——的状况。所以我们也放弃了认真去摆脱的努力,只是等待着公正必将来临的那一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天赋的,一个作为国家的亚尔马•埃克达尔。奥地利文化学院院长在公元一九一六年写道:奥地利拥有极伟大的未来,因为它在过去还没取得过多少成就。

    错误或者可以表述为:一个国家不会运气不好。或者也可以表述为:它没有天赋。一个国家可以有或者没有力量与健康;这是它能够拥有和不能拥有的唯一东西。因为奥地利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便有了有天赋、有修养的奥地利人(其数量按比例来说可以确保我们在德国拥有一个很好的位置),但却没产生一种奥地利文化。一个国家的文化在于它收集书籍和图片并使之可供使用、建设学校和研究机构、为有天赋的人提供物质基础以及用自己的血液循环的强度去推动他们时是否活力充沛;文化并非存在于天赋中,天赋在世界上的分布是相当平均的,而是存在于它下面的社会组织层面中。奥地利的这一层面在作用良好性上完全无法与德国的这一层面匹敌。一千个聪明人和五千万个可信的商人可以制造出一种文化,五千万个有天赋的、优雅的人和仅仅一千个真正可信的人只能形成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们都很聪明,穿着都很漂亮,但是它却从未能创造出一种服装时尚。如果有谁想借助奥地利人去证明奥地利,那是因为他以为公众精神是私人精神的总和,而不是后者的一种本质上更难以估计的功能。

    所以阶级意识明确的奥地利人更愿意发出警惕德国公众精神的警告,据说该精神太过粗暴。他们谈论着机器工作时发出的那种令人昏头胀脑的嘎嘎声和束缚个人的过于强大的社会责任有多么可怕。在奥地利的轻微腐烂中,生活当然是迷人的,乃至如果这个或那个权威的艺术杆菌携带者认为自己有责任捍卫那种“如果奥地利加入大德意志,那就投靠罗马利亚”的思想,那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主意无论如何也比在多瑙国家联盟的名义下把奥地利作为欧洲的高雅没落之自然保护公园继续加以保护的念头要好。但是德国当真仅仅是一个充满工作恐怖的国家吗?它至少也是一个对工作恐怖做出强烈反应的国家,而奥地利从来没能做出这种强烈的反应。德国的国民大会和奥地利的彼此相同到分毫不差,但比起奥地利,人们却能更强烈地感受到年轻的德国对于其国民大会精神的反抗。不过说到底,尽管如此,德国那些强硬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也让我不舒服,我也不喜欢当今德国作家摇动笔杆的方式,就好像连古罗马城堡都需要被拯救似的(例如在一次德国的道德重建的工作会议上)。精神能够引导和改变精神,但它却不能产生力量,或者需要很长时间。

    这个简单的事实,这种自然的发展次序,人们不应该搞错。而布里丹的奥地利人——尽管他从头到脚都为分裂做好了准备,并且是以一种高贵的敏感——也同样应该在精神性和普遍真理之间缔结一个城堡和平,应该简单地去做简单的事,尽管他可以复杂地放弃去做。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6-24 14:15

精神与经验
    为逃脱了西方之没落的读者而作的说明



    席勒在《论使用美的形式时所必需的界限》的论文中说:“思想中的文学随意性当然是非常糟糕的东西。”

    但是数学章节相对于其他章节却有一种优势,它们能把那些借助文学幽灵迅速侵入到每个知识领域中的模仿式博学轻易地与实事求是区分开。斯本格勒①写道:总有某种东西“在数学的流行部分出现得可能要少一些,但是较高级的数字构成物,其中的每个数字都……立即上升为构成物,例如印度的十进制体系,古代的圆锥曲线群,质数以及有规则的多面体,西方的数域,多维空间,转换学和集合学的最高超验的形成物,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群……”这听起来如此老练,乃至一个不高数学的人立刻就会意识到:只有一个数学家才能如此言谈。但事实是,斯本格勒例数较高级的数字构成物的方式,并不比一个动物学家把狗、桌子、椅子和四元方程都归纳为四条腿的东西专业多少!又如,斯本格勒写道:“从这种【……】伟大的直观中,产生了西方数学的最终理解,即把函数理论扩展和提炼为群论。”但事实上群论根本不是函数理论的扩展!或者斯本格勒定义道:“群是……”但是他所定义的东西并不是“群”,而有可能是“集合”,那么就根本不是任何确切的东西!但是当他定义一个“集合”,即“同类元素的一个集合的同义词”时,他又搞错了,以为这是一个数域的定义!或者他写道:“与此相反,在函数理论里,群的转换的概念具有决定性意义,音乐家会证实,相似的结构也构成了新近的作曲理论的一个根本部分。”但是函数理论里面当然根本就没有群的转换的概念,只有转换群这个精神对象,而且不是在函数理论里,而是在群论里的。这既是知识广博的一个例子,同时也是论证风格的一个例子。

① 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西方的没落》的作者。



    人们也许不应该根据这些例子而认为我是在咬文嚼字。但事实上人们却会这样做。因为在——我想使用“精神”这个词——就说在精神圈子里吧,不过我指的其实是文学圈子,存在着一种摒斥数学、逻辑和精确性的方便成见;在各种忤逆精神的罪行中,它们通常被列为光荣的政治罪行,在这种罪行中,公开的原告其实已经沦为被告的角色。所以让我们豁达些吧。斯本格勒说的是“大概差不多”的意思,他用类比法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他这样做总可以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作者想要全部用错误的名称来使用概念,甚或混淆是非,那人们最终也会习惯的。但是一把密码锁,思想和语言之间的某种最终唯一的联系,是必须被贯彻始终的。这里就连这种联系也没有。前面提及的那些不需要寻找太久就可以从众多例子中选取出来的例子不是单个的错误,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错误!

    有柠檬黄色的蝴蝶,有柠檬黄色的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蝴蝶是中欧的长着翅膀的小型中国人。蝴蝶和中国人都以作为肉欲的象征而著名。鳞翅目动物群的古老年龄与中国文化的古老年龄之间有一种从未被注意过的一致性,这个思想在此首次被把握到。至于说蝴蝶有翅膀而中国人没有,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如果一个动物学家对技术的最新和最深的思想有哪怕一丁点的了解,那就不需要非得由我来阐明如下事实的意义:蝴蝶没有发明出火药,因为中国人已经发明了。某些种类的夜蛾对于燃烧着的火焰的那种自杀性的偏爱是这种与中国文化的形态学联系的一种让正常理智很难理解的残余部分。

    借助这样的手段要证明的是什么东西,其实是完全无所谓的。我想以数学为例——斯本格勒本人说过,数学是能够证明他的论证的唯一东西——来表明,数学应该得到多大的信任。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6-25 16:23
本帖最后由 沈慢 于 2014-6-26 15:47 编辑


    现在我要转到斯本格勒从对物理学的思考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

    他宣称:“单是大小、位置、过程、状态改变等词汇就已经描绘出了一些西方特有的意象,这些意象控制着科学事实的特性、被认知的方式,更不用说功、张力、作用量子、热量、或然性这些复杂的概念了,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都简要地包含着一个物理学的整体观念。”“实验,对经验的系统运用,是极为教条的;某种特定的自然观点已经被作为前提了。”“完整的、高度令人信服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情结在一种非常意味深长的意义上是依赖于发展过程,依赖于普遍的、民族的和私人的命运的。每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作为一个有个性的人总会赋予他的发现以自己特有的方向和色彩;每个假设,没有一种个人的味道都是不可能的;每个问题,恰巧落入这个而不是任何其他研究者之手,都意味着对于其学说的形态的诸多命运安排。对此有异议的人并不了解,在力学的各种绝对因素中隐藏着多少有条件的东西。”

    忽略几个模棱两可之处不计,斯本格勒的这些评论是完全正确的。他的错误仅仅在于,他把它们当成是新的了;它们的内容是每个对过去五十年的认识论工作有所了解的人都很熟悉的。

    但是当他从中得出结论说,物理学的抉择涉及的是“风格问题……物理学体系之存在,犹如悲剧和交响曲之存在。物理学中如绘画中一样存在着学派、传统、方法、惯例”,那么他就是在用不相干的东西制造拼盘。

    斯本格勒说:不存在现实。自然是文化的一种功能。各种文化是我们能接触到的唯一现实。我们最近一个阶段的怀疑主义必须是历史性的。但是为什么阿基米德时代的杠杆或者旧石器时代的楔片的作用与今天的完全一样呢?为什么连猴子都会使用杠杆或者石块,仿佛它懂得静力学和材料力学似的?为什么豹子能通过足迹推断出猎物的所在,仿佛它明白因果联系?如果人们不愿意假设有某种共同的文化把猴子、石器时代的人、阿基米德以及豹子联系在一起,那么能够假设的大概就只剩下一种位于主体之外的共同规则,即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具有扩展和细化的能力,它是认知的可能性,是真理、进步、上升的某种版本,简而言之,恰恰就是那种主观与客观认识要素的混合,将这两种认识要素区分开构成了认识论中最费力的分类工作,而斯本格勒为自己省掉了这份工作,因为它非常明显地会阻碍思想的自由驰骋。

    斯本格勒曾经强调,认知不仅仅是一种内容,而且还是一种活的行为。但是他严重忽略了的是:它也还是一种内容。标志和确定我们的思想状况的,恰恰是已经丰富到无法把握的内容,是不断膨胀的事实知识(包括道德事实),是经验在自然表面的四散流淌,是那种无限的东西,是由那些无法否认和忽略的东西构成的混乱。我们要么毁灭于此,要么就作为一种心灵更强大的人种克制它。因此,借助一种伪怀疑偷偷抽取掉事实所具有的事实分量,借此把这种巨大的危险和希望像变戏法,似的变没,这种做法在人的意义上是没有意义的。



    既然自然法则的很大一部分是空间测量的结果,那么,如果能在空间的本质上指明,空间不仅在每种文化中都被以不同的方式体验,而且在每种文化中都是不同的东西,这当然就是一个惊人的成就;而自然是文化的一种功能的这种说法,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连根拔掉了。

    斯本格勒的确要求:“存在一个保持不变的、包容着所有人的空间,对于这个空间人们有完全一致的理解——这样的一个幻象要被打破”,并且“独立于认知的特殊形式感的……广延性本身”要被证明为是“一个幻象”。

    他提醒人们注意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存在。从非欧几里德几何学中可以得出结论:存在着好几个空间概念,这些概念恰恰是通过这种几何学在其中有效而得以定义。让我们称之为数学空间。它们是通过传统欧几里德空间概念的某些特性的变化而得以产生的。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即尽管如此,它们也可以应用于物理的,亦即真实事实的计算式表达。但习惯上人们却如此区分:与其他数学符号完全一样,为描述而选择的空间最初只是为另一个空间,即普通现实这个空间里的进程搭建的概念之桥。让我们称之为经验—长度空间,因为它无非就是在度量这个占统治地位的角度下的经验空间,通过想象除了经验—长度空间以外,在某种意义上在经验—长度空间之前,还存在着被看到、触摸到和听到的从原始印象直到完全有意识的感受的各个阶段的空间,人们很容易让自己确信这一点。这些空间是完全非欧几里德的,例如平行线在视觉空间中相交、长度依赖于一段距离的相对位置、三维不是等值的,还会出现一些经常只是在与其他感觉领域的经验相遇之后才能被证明为假象的特殊假象。我的意图并不是继续阐释和表明,完整的经验空间是如何从中产生的,为什么这个空间被视为欧几里德的,以及深化了的数学—物理经验是借助何种判断能力来重新质疑它的。对我来说只要确定一点就够了,即这构成了大量认识论工作和心理工作的内容,其结果虽然还不意味着,但很可能预示着解决的方法。也就是说,斯本格勒不仅仅在存在着多个数学—物理空间这一点上是正确的,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存在着他所谓的“可变的直观形象的多数”,他的错误只在于,他把它当成了空间理论的新的基础。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把思考工作的起点当成了终点。如果他不把“实验心理学的愚蠢可笑的方法”视为一个配不上他的“中等头脑的狩猎场”,不把认识论工作视为“学术上无足轻重的小事”,那事情对他来说就没那么容易了。为了考察另一个方面,我要略过对时间以及“空间形成的秘密”所作的类似考察,因为在单个问题上始终只是同一个意象的重复。



    在此之前先作一个插入说明。

    到现在为止我们反复呼吁的是经验的管辖,有些人对此的回答是耸耸肩:经验哲学!也就是说,它只是许许多多哲学方向中的一种,在对真理的占有上并不特别具有优先权。斯本格勒会宽容地把对事实性的坚持作为西方的文明征候而轻蔑地弃之不用。但由精神斗士和心灵丰富者——据说从歌德直到最小的精神莫里茨和今天的“上帝与我同在”——组成的合唱团早已经一致直觉到:压根儿不存在比经验主义更可怜的东西。

    但是在作出回答之前,我要说,我认为仅仅因为其缺点就去嘲笑一部有重要性、有自己生命的作品——我认为斯本格勒的书也是一部这样的作品,然后把自己的小锅端到灶台上,急急忙忙地把自己的自命不凡煮进去,这是不应该的;当一个作者因为空间、时间和对重要性的意识都有限而这样做的时候,当然就更加肤浅了。因此我要强调指出,我并不是轻视斯本格勒,而是攻击他。我攻击的是他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他的肤浅之处。当我攻击斯本格勒的时候,我也在攻击他身处其中的、喜爱他的那个时代,因为他的错误也是那个时代的错误。但是时代是无法反驳的;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不可知论,而是因为没人有那么多时间来干这件事。除了严密监视并偶尔警告那些时代,人们也做不了别的。

    负责在斯本格勒身上执行这项监视任务的是经验,这种经验与从哲学史角度进行的区分没有丝毫关系。任何思想体系都不可以与经验或者由经验得出的正确结论相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种严肃的哲学都是经验的。因此,如何精确地去把握经验,如何在更为狭义的词语意义上去区分先验因素和经验因素,以及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能谈及经验,当然就包括了很多详细的还远未结束的讨论。但是这些讨论也可以被搁置一旁,出于如下原因:因为这里谈及的那种广泛的反感反正也不是针对理论工作——理论工作极少了解这种反感,而是针对某种确定的精神姿态,这种姿态受益于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自十八世纪以来日益统治着文明化的人类。对于科学来说要考虑进去的经验是那种在可确定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能够掌握的经验——当然也有一些思想家宣称自己经验到了上帝。因此我要无不幸灾乐祸地补充说明,这是一种平凡庸常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经验思维当然会对精神有所束缚。精神被指向自下而上的结构,指向那些更为可靠的、可理解的、磨去棱角的东西——伟大的理论思想相对来说很少见,因此它在获得精确性的同时也很容易带有某种市侩气;总是先抓取低等事物而不是高等事物——因为后者并不经常成功,这变成了唯一的姿态。它本身含有某种哲学上的迟钝——在它未能成为更高等的精神美德的地方;人们把经验的碎片粘合在一起,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从中产生出一个体系,但这却是无法证明的。如果人们一再只是把经验与其他经验组合在一起进行分类,那么人们就是在原地转圈儿并满足于此。这样做的时候,即使形而上学需求的满足完全不需要像人们通常设想的那样处于毫无希望的状态——乃至人们要经常满足于表象,也不能否认,为了追溯而做的追溯经常是非本质的,并且会产生一些可以说只有依据行话才正确的解释。于是这就成了反对狭隘科学精神、反对唯理智论、反对理性主义的战斗大阅兵。但是每种精神类型当然都有自己的讽刺画追随队伍,而其反面的讽刺画追随队伍则要大得不知多少倍。如果人们在经验主义者身上只看到被上帝驱赶到地狱里的卢西弗,那么人们不应忘记,什么是支持他的主要论据:所有哲学天使的力不从心。为了向一位更高存在者表示敬意,我拿斯本格勒作例子来尽我所能展示这样一个处于部分地被拔掉了羽毛状态的天使。



    认识论角度的异议当然只有在一个前提下才有效,即要有所认识。但是始终能够有所认识吗?当我们阅读爱默生、梅特林克和诺瓦利斯——我把尼采也包括进去,并且为了举出一个当代的例子,而要提到鲁道夫•卡斯纳——的时候,我们会经验到极为强烈的精神运动:但是我们还不能把这称为认识。因为没有聚拢出任何单义明确的东西,印象由于无法进行压缩简化而导致失败,它们是对某种东西所做的智性改写,这种东西人们以人之常情的方式获得,但是只有通过智性的改写才能重新表达出来。

    原因在于,在这个兴趣范围内的意象都不具有任何牢固的含义,它们多多少少都是个体的体验,只有在回忆类似的东西时,人们才能理解这些体验。它们必须分别被重新体验,而且永远只是部分地重新体验,但无法被一劳永逸地理解。那些不具有牢固的感官可感性基础或者纯粹理性基础,只是以情感或难以重复的印象为基础的意象总是这样的。所有对现实生活的表达当然都属于这类意象,两个人之间的每次商谈、每次劝说、每个决定、每种关系都——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基于无法预料的因素。如果人们在这样的语境中把握这样的意象和事实,就像随笔所做的那样,去把握“意见”、把握“个人的”信念,那么就会产生一些复杂的形成物,这些形成物当然像堆得很高的原子堆一样容易倒塌。

    一进入这个领域,逻辑的方法就被证明为是失效的。一个思想在这个序列里的位置越高,理智所占的份额相对于经验来说就越减少。因此我过去曾经把这个领域称为非理性领域,但是这个领域当然只是在刚才所讲的意义上才成立。取代僵化的概念而出现的是具有推动力的意象,取代等式的是类比,取代真理的是极大可能性,最根本的结构不再是体系化的,而是创造性的。这个领域包括了各个不同的等级阶段:从近乎科学的东西直到猜想和臆断,或者如当今有些诗人所写的那些仅仅提供启发和建议的论文。与此相应地,它们的内容时而聚拢为近乎单义明确的东西,时而发散为完全的相互矛盾,并因而只创造出一些思想布局和散乱的激动。

    谁如果受训于这样的文章,就会知道,通过整理、分析、对比,简单说就是通过思考,可以从这些文章中粹取出多少东西,尽管它们最细腻的内容会在这个过程中丧失掉;同时他也会知道,在这些文章中,除了那些单纯表达所需的理所当然的理性之外还隐藏着多少理性。如果当今非理性领域中的成绩与科学的纯粹理性的成绩之间的不对称没有被丈量错,那么我要说,理智在所谓的被剥夺了全部舒适的时候,会越发具有活力,在一切皆流动的地方,理智越发需要清楚地区分和把握。将精神置于理智的对立面是一个非常有害的误解;与人有关的根本问题只会被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书写弄得更加困惑,唯一可能的渴望——在这种渴望中,人们不会在得到很多东西的同时也失去同样多的东西——是超理性主义。

    对于这些基础性问题的澄清,人们所做的事情非常少。研究某个领域的方法论问题对于哲学家来说是不合适的,因为该领域中的事实是由经历组成的,大多数哲学家不熟悉这些经历的必需的丰富多样性。据我所知也根本不曾有过任何人尝试对类比和非理性事物的逻辑进行研究。“有科学经验和生活经验”,斯本格勒说,“体验和认知之间存在着一种甚少得到重视的区别。”“对比可能是历史思维的幸运……其技术必须是在一个全面的观念的影响之下得以训练形成,也就是说,成为一种无可选择的必然性,一种逻辑的熟练。”我很钦佩这种意图把整个世界历史塞进新的思维形式中去的热情决心。至于它未能取得成功,这不仅只是斯本格勒的错,原因还在于缺少任何准备工作。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6-26 15:47

PS1:打着打着读着读着觉得录这篇是在浪费时间,什么乱七八糟的,有人觉得想看我再继续录!
PS2:接下来只录我喜欢的。哼。我自己都不喜欢的还录它干嘛。
作者: 此岸    时间: 2014-6-26 20:44
不能点评了,就插个队。
这段挺好看的,对照《西方的没落》,感觉就有了。
方便的话请把录完这篇吧,多谢。

下面的随意。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6-26 21:31
此岸 发表于 2014-6-26 20:44
不能点评了,就插个队。
这段挺好看的,对照《西方的没落》,感觉就有了。
方便的话请把录完这篇吧,多谢 ...

好。
作者: 此岸    时间: 2014-6-27 10:37
沈慢 发表于 2014-6-26 21:31
好。

   
哈哈,病句也引用了,留着吧。

原本是“方便的话,请把这篇录完,后面随意”。
发帖前觉得有些无礼,就加了个理由,随手改了这句,却留下“把”字。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6-27 10:49
本帖最后由 沈慢 于 2014-6-27 11:00 编辑
此岸 发表于 2014-6-27 10:37
哈哈,病句也引用了,留着吧。

原本是“方便的话,请把这篇录完,后面随意”。

没有无礼~我说过有人想看我会录完的。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6-27 14:22
本帖最后由 沈慢 于 2014-6-30 09:29 编辑



    根据对象的不同,思想的关键要么是经历的概念性,要么是它们变动不居的特性,一旦弄清楚了这一点,人们就会理解那种不仅仅是由斯本格勒在活的和死的认知之间所做的区分,不需要任何神秘论。那些人们在学校里能够学到的东西,知识、理性秩序、从概念上加以定义的对象和关系,人们可能学得会或者学不会,可能记得住或者忘记,它们可以像一颗削去棱角、打磨得很光滑的骰子一样被塞进我们头脑里,或者从中取出来:这样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死的;它们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是情感的反面。精确性、正确性扼杀生命,能够被定义的东西、作为概念的东西,是死的,是僵化,是骷髅。一个单纯的理性主义者在他的兴趣范围内大概永远没有机会去体验这一点。但是在某些精神领域中,人们每走一步都会有各种体验,在这些领域中,如下定理是有效的:认知是重新记起(或者——我过去曾经指出过——是黑格尔的三段式:正题、反题、合题,这种三段论恰恰在黑格尔应用它的地方,即理性领域中,是无效的。)在这些领域中,词语不描绘任何被确定下来的东西。它们是活的词语,在意志和情感交汇的瞬间,它们满载着含义和智性关系;一个小时之后它们就不再言说任何东西,尽管它们说出了一个概念能够说出的一切。一个这样的思想大概就可以称为活的思想。



    斯本格勒说:“只要愿意,人们就可以分解、定义、排序、根据因果来界定。这是一种工作,而另外那种却是创造。形象和法则、譬喻和概念、象征和公式有着截然不同的器官。这里显现出来的,是生与死、创造与毁坏之间的关系。理智、概念通过‘认知’而具有毁灭性。它把被认知物变成能够被测量和分割的僵化对象。直观能够赋予灵魂。它能获取一个活生生的、内在地感受到的统一体的单个细节。诗和历史研究很近似,计算和认知也很近似……艺术家、真正的历史学家直观某物如何形成。他在被观察物的特征中再一次经历这种形成过程。”

    除此之外,这还导向某种与活的认知和死的认知之间的区别,或者如斯本格勒所说,与直观和认知之间的区别相关联的东西:我曾经把这种区别称为因果和动机说明之间的区别。因果性通过规律性寻求规则,查明那些总是绑定在一起的东西;动机说明则通过触发对相似的行为、感觉或思想的推动力而使动机获得理解。这为前面已经提过的科学经验和生活经验之间的区分奠定了基础。但是我还要提及一点,即学术性心理学和文学创作式心理学之间的混淆也是这种类型的,这种混淆经常发生。在一九〇〇年前后,每个作家都想当一名“深刻的心理学家”,而一九二〇年前后,心理学则被当成一种侮辱。这是一场同想象力所作的斗争。因为因果性的心理学始终是一种很少被应用的艺术手段;而人们平常称为心理学的,其实只不过就是对人的认识以及说明动机的能力。而且不是马贩子的那种建立在人的类型基础上的对人的认识,而是一个明察秋毫的人对人的认识。



    以上已经提到了生与死、直观与认知、形象与法则、象征与公式这几组对立;我还要补充几组:生成变化—既成物、运动—静止、自有的—他者的、心灵—世界、方向—空间、时间—米制时间、命运—因果性、有机的逻辑—逻辑(也是时间的逻辑与空间的逻辑之间的对立)、观相学—系统学。如此一来,斯本格勒借以给基本事实——无论他从哪个方面着手,这种基本事实的本质都是保持不变的——描画出鲜明特征的构建性思想就已经几乎被全数列举出来了。

    我要抵制描绘这种基本事实的诱惑,因为它会把我卷入一些被斯本格勒避开了的困难中。顺便说一句,其实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式来复制斯本格勒的哲学。只要使用“在某种意义上”、“将在某种意义上”以及“已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谓词,忽略表达形式上的一些非本质的区别,然后将所引用的每一个概念都和全部其他概念组合在一起,肯定所有那些在第一组成对出现的概念组合,同样也肯定那些在第二组出现的概念组合,否定每一个由第一组出现的概念和第二组出现的概念之间构成的组合:只要认真遵循这套模式,就会自动产生斯本格勒的哲学,甚至还会多产生一些。例如:生活是被直观的,它有形态,是象征符号,是生成变化,等等。因果性的关系是死的,是被认知的,它有法则,是既成物,等等。生活没有系统学,命运不是被认知的,凡此种种。斯本格勒会说,这表明了理性的缺陷;但这也正是我所说的。

    只是,对于那种指责斯本格勒是在倚照柏格森的说法——斯本格勒不承认这种指责——我们必须为柏格森辩护。在柏格森那里,情况有所不同。至于这个根本问题本身,则既非斯本格勒也非柏格森的专属,而是要经由德国浪漫派和歌德(斯本格勒就是以其为依据的)一直追溯到更远。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7-1 13:47


    一个问题本身就是直觉。我提议,所有德国作家都应该弃用这个词两年。因为今天的情况是,每个想要断言某种他既不能证明,也不能想得很彻底的东西的人,都以直觉为依据。现在但愿能有人先把这个词的无数种含义都说清楚。

    那样一来,人们大概就会更加关注某种人们现在很乐于忽视的东西,即纯粹理性的方式中也有一种直觉。在纯粹理性中,决定性的事件——即便已经在方法上做好了准备——同样也仿佛从天而降一般突然跳到意识面前。纯粹理性的思维——这种思维看起来似乎与情感毫不相干——同样也要由提升了的情绪状态来推动。那种在此处被称为非理性思维的东西所具有的渗透性和内在移植速度还在多大程度上恰恰依赖于词语的生命力,即那团笼罩在无关紧要的概念内核上的思想和情感之云雾。或者人们只要想想那些“醍醐灌顶”的认识吧;一系列的直觉;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中,人们也会发现,这里涉及的不是突然爆发的另外一种精神活动,而是一种早已形成的整个人的临界状态,这种状态终于发生了骤变,在这个骤变的过程中,当前那种人们误以为点燃了一切的思想通常其实只是爆炸中的闪光,陪伴着那种伟大的内心反应。

    “某种不能被认识、被描写、被定义……,而只能被感觉、被在内心里体验的东西,人们要么永远不能理解,要么完全确知的东西”,“一下子,凭着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不是人们学来的,而且不受任何有意的影响……,它在其最高瞬间很少足够地出现”,斯本格勒说。这只是那个大刻度表上的一个刻度,这个刻度表从这里开始,经过信仰状态、爱的状态和伦理状态,一直导向减半作用,导向幸福幻想以及世界监狱的其他伟大形式;并且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病理学分枝,这个分枝从流行的循环性精神病一直延伸到严重的妄想状态。

    这是对直觉过程采取的一种分析式的态度。有人会插话说,只有学者们才会对此感兴趣,他们应该在自己人内部做这种分析工作,而在人的意义上,重要的不是对一种心里形式进行分析,而是把从该形式中获得的内容进行综合。我们生活于其中并且通常也参与表演的这个世界,这个由被授权的理智和心灵状态构成的世界,只是另一个世界的临时替代品,而通往后者的真正的内在联系已经丢失了。有时候人们会感觉,在所有这一切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本质的,只需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时间,它们就会在对世界和对人的另一种态度的炽热情感中融化。人只是麦秆和一口气,而世界只是个颤抖的圆球。在每一个瞬间,所有事物都在重生;如果把它们当作牢固的事实来看待,那人们认识到的就只是内在的死亡。马车前面的马和擦身而过的人互相交流。或者至少,人与人不互相比较,不像侦探一样互相打探,而是相互间的了解就像同一个身体上的手和腿。这是由哲学上的创造性状态或者哲学上的无创造性状态构成的氛围。人们可以很有智慧地将其解释为迟到的基督,或者也可以用它来演示赫拉克利特的流动,总而言之可以从中解读出一切内容或者赋予它一切内容,其中也包括某种全新的伦理。我们相信这些解读吗?不,我们用它们来玩文学。用它们来给佛、耶稣和其他不精确的东西镀金。而理性雷霆万钧地在外围狂奔。人们抗拒理性并且声称,在一个锁闭着的小盒子里有另一个权威。那就是直觉的收藏盒。人们终于还是打开了它,看看里面是什么。也许是一个新的世界。

    人们很少能找到像斯本格勒的塑造配方这样漂亮的、强健有力的塑造配方。但是全部这些直觉的内容最终却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人们不言说和处理最重要的东西,人们对理性极端地怀疑(也就是说,甚至对那些真实得毫无其他可能的东西抱有怀疑!),相反却对那些刚刚突然获得的想法相信得要命;人们怀疑数学,但是却相信艺术史上诸如文化和风格一类的真理假肢;尽管相信直觉,人们在对事实进行对比和联系的时候却在和经验主义者做同样的事情,只是做得更糟糕,只是射出的是烟雾而不是子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被过度的和延续了的直觉享受所软化了的精神及美的精神的临床图景。


十一

    即便不用形而上学,文化最终毁灭于内部衰竭这个想法也是有说服力的。同样,彼此相应的各个阶段可以被区分为上升阶段和衰落阶段的想法也是有说服力。

    心灵的紧张支撑着人们;一旦它不再是必需的,过去了,机体就会崩溃。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相似的东西,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不再有指向性的力量对其施加作用,心灵的紧张就会瘫作一团。

    所有文化都是在相对较小的空间和社会里产生并传播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稀释和衰竭的倾向;同样的倾向也存在于代代相继的时间性作用中。(非理性领域的)观念不能像知识一样被传承;它们要求同样的心灵状态,但事实上,最多只存在相似的心灵气质。于是观念就总是要屈服于变化。当它们还是新的时,它们也许会因变化而得以丰富,但随后便会腐败。不过它们中途已经在各种机构和生活形式中获得了实现;但是实现一个观念就已经意味着部分的毁坏。观念的所有实现都是漫画,随着年岁增加,它们会越来越空洞和不可理解,因为形式和观念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速度;所以较老层面的形式总是钻进较新的观念中,与它们竞争影响力。

    这就是为什么晚近的时代总是如此不统一,并且在这样的文明时代里文化总是像山脉一样土崩瓦解的部分原因。

作者: ai我的爱    时间: 2014-7-1 23:58
穆齐尔不是传说中要修改卡夫卡的《变形记》然后拒绝出版吗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7-3 13:43

十二

    发展本身不是某种在一条一体的线上起作用的东西。随着观念在其传播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弱化,来自各种新的观念来源的影响也在交叉。每个时代最内在的生命核心,一团朦胧的、涌动着的东西,就深埋在形式里,这些形式是很久以前的某些时代的失败。每一个当下都同时既是此时,也是几千年前。这条虫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物的和无限多的其他肢体爬动,其中的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节奏:人们可以把这看做一个统一的图景,并从一个原因出发,像从中心视角似的——正如斯本格勒所做的那样——加以发挥,但人们也可以恰恰从其反面找到兴趣。这种发展没有计划,也没有理性,好吧;但是这真的比有计划的理性更糟糕吗?不可知论很舒服吗?它可能符合事实,也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它是一件理性的事情,或者敏锐或者肤浅;但是,它在人的意义上是否深刻,这就完全不再是认知的特点,而是一个,用我的简化方式说,一个非理性复合体的特点,这个复合体就建立在那些理性信念的基础上。举例来说,这样的混淆就恰恰在对(哲学)唯物主义的评价中长久存在,后者直到今天还被视为肤浅的和缺乏情感的,尽管它当然也完全可以像对天使的信仰一样充满感情。据此,人们或许可以理解,我的希望——希望这样的理论(只要它们不是显见地符合事实或者错误)仅只被作为塑造内心生活的智性尝试基础来对待,而不是像今天总是发生的那样,如此简单而笨拙地给理论赋予一种情感特点——是什么意思。人们在通常意义上称为唯理智论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那种时髦的智力上的匆忙,思想在成熟以前的过早凋谢,都是因为我们是在用思想寻找深刻,用情感寻找真理,而没有注意到相反的方面,因而每每对于最终不能取得成功而感到失望。像斯本格勒所做的那种绕很大弯子的意识形态尝试虽然很漂亮,但是它们在今天要忍受一个事实,即内在可能性的准备做得太少。人们把世界大战或者我们的崩溃也是一会儿归结于这组原因,一会儿归结于那组原因。但这是一种蒙骗。正如人们把一个单独的物理事件归结于某个原因链条时的那种欺骗。事实上,原因在链条的那些最初环节上就已经扩散成一眼望不到边的平面了。在物理问题上我们有办法(函数概念),但在精神问题上我们是完全无能的。理智遗弃了我们。但不是因为智力太浅薄——好像其他东西没有遗弃我们似的!——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工作。


十三

    如何区分文化和文明,这是一个古老的、在我看来徒劳无益的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人们要对比进行区分,最好是在一种意识形态以及一种尚且统一的生活形式占统治地位的地方谈及文化,与此相反地把文明作为已经变得含混的文化状态进行定义。每一种文明都以一种瓦解于其中的文化作为先行;每一种文明的显著特征都是技术对大自然的某种确定的控制和一种非常复杂的——既要求很多聪明才智,但又吞噬了很多聪明才智的——社会关系体系。

    文化几乎总是被赋予一种与本质的直接关系,一种人性态度的命中注定的可靠性,而且还是一种出于直觉的可靠性,与之相比,理智、文明的基本征候,只能拥有一种有点可怜的不可靠性和不直接性。我们知道这种情况是建立在哪些症状的基础上。一方面是神话与宗教所具有的那种伟大的,特别是从远处看显得很完整的姿态,另一方面是理智在言说一些东西时的烦琐,那些东西人们用一道目光、沉默、一个决定能表达得更好。因为人终归不仅仅是理智,也还是意志、情感、无意识,而且经常仅仅是像云朵在天空中漂浮那样的事实。但是意志、情感、无意识和事实性只能在人身上看到理性未施以作用的东西,它们最终只能在蚂蚁国或者蜜蜂国里寻找理想,与这些国度中的神话、和谐以及由直觉得来的得体可靠性相比,一切人性的东西大概什么都不是。

    如前所说,我认为参与此过程的人数的增长是从文化过渡为文明的最主要原因。很显然,渗透到一亿人中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渗透到十万人中的任务。文明的消极方面绝大部分与社会躯体传导影响的能力已经不再与它的这一数量相匹配有关。观察一下战前的顶峰,铁路、电报、电话、飞机、报纸、图书业、学校和进修系统、兵役:一切都是完全不充足的。大城市和黑色幽灵般的农村之间的区别要比种族之间的区别大得多。即便是在自己所属的阶层里,要想进入到另一个思想圈子的各种前提中,也是完全不可能的,除非投入漫长的时间。后果:认真不足和急躁的肤浅。精神的组织结构跟不上数量的增长:所有文明现象中有百分之九十八都要归结于这一点。没有任何首创精神能够大幅度地渗透进这个社会躯体并从其整体中接收到反馈作用。人们想做什么都可以,耶稣基督可以重新降临人间——但是他完全不会再起作用。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精神的组织政策。这是社会主义者一类的能动主义者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不解决,所有其他努力都是白费,因为它是其他努力能够奏效的前提条件。


十四

    我总结一下: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急着要在事后这么做。
    简单地说,我攻击了一本受到普遍喜爱的书。
    我曾经许诺——我不做评论——用著名的个例来演示时代的错误。肤浅;智慧的匮乏,这种匮乏里面隐藏着四肢能动的玩偶;诗意的不精确向理性领地的蔓延。因为,举例来说,尽管爆炸性的世界观结论(这些世界观结论成团地消化着即将来临的精神事物)和书虫(它以虫子的方式如复一日地啃噬着它的多倍的精神自重,消费着各种科学,并且当然只能以较为松散的形式表达出这些东西)之间的区别如此之大,它们却只是同一个时代的单纯对比性的、从意义上来说相同的现象,这个时代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理智。这个时代并不像它一向宣称的那样拥有太多的理智,而是没有在正确的地方使用理智。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这个时代用表现主义将一种对艺术的原始理解表面化和肤浅化了,因为那些想要把精神引进到文学中的人不会思考。他们不会思考,因为他们用空洞的词语思考,这些词语没有内容,没有经验的检验;自然主义者给出的是没有精神的现实,表现主义者给出的是没有现实的精神:两者都是野蛮思想。但是一转到另一面,我们马上就会得到某种土里土气的理性,这两个对手半斤八两。

    我要再次指出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这种区别并不是我臆造的,我只是将就着这么称呼它而已。后果严重的直觉问题和凭感觉进行理解的问题的根源就隐藏在这里,它们不是别的,恰恰是非理性领域的特点,只是被错误地理解了。开启“修养教育”的钥匙就在这里。我们时代的佝偻病似的理想主义和它们的上帝就是在这里走到了尽头。在这里,人们将能理解,为什么在今天的文明中,科学思维和对心灵的要求之间的无结果的斗争只能通过一种额外的东西,一个计划、一种工作方向、对科学和文学的另外一种评价,才能得以解决!

    对于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我要公开地——作为我的喜爱的表示——声明,其他作家之所以没有犯这么多错误,只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两个方面都能触及的跨度,因此容纳不了这么多的错误。

                                                                                (一九二一年三月)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7-4 16:13

如何帮助诗人

    本文是对奥地利联邦总理许尔夫的一个呼吁的回应,后者在经济大崩溃时期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作者很重视这样一个论断,即对作家的富有代表性的支持如今已经由“奥地利德国作家保护联盟”给出,只需培植即可。



    首先人们要弄清楚一件事:德国诗人所遭受的苦难并不是一些未雨绸缪的朋友们善意的夸张。我最近一段时间和许多一流的作家本人谈论过他们的情况,并且也亲身体验到了这些情况。在那些最著名的、最受赞美的德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有稳定的收入——不仅是今天,而是很久以来就如此。他们靠国外的版税、他们的作品的翻译、电影改编、与外国期刊的合作、精装版,简而言之,靠一些无法预估的、充满变动的和不可靠的外快生活。事实表明,甚至那些非常重要的人物的情形也不过是“刚刚能维持在水平线上”;即刚刚够用到不必削减预算和变卖家具,也就是说,在几乎最好的情形中,能达到生存的最低标准,而这种生存的最低标准在被改善之前会使我们那些官员家庭陷入绝望。有时候甚至连这种最低标准都达不到:我知道一个在整个欧洲都颇有名望的人写了一封请求信,为的是在某报纸寻求一个职位。此外,如果人们再看看与之紧邻的那个阶层——那些年轻一些的,然而多数也已经四十左右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不乏价值,但却还没有多少时间去产生影响,而且还遇到了一个不利于它们产生影响的时代,人们根本找不出任何一个能通过努力动用作家的全部手段而达到生存的最低标准的人。我估计,他们中没有任何人能挣到一个家庭仅仅活下去所需要的收入的一半。有一个最好的和最著名的作家把时间都花在了开诊所上,另一个——他的名字到处都被尊敬地提及——不得不和他的孩子们分开,因为他再也养不起他们了,第三个和第四个靠他们的资助人的资助生活,这种资助随时都有可能终止。应该强调的是,所有这些情况背后的那些名字,如果我说出来,人人都会很熟悉,而且此外涉及的不是那些没有能力以作家身份维持生计的人,而是那些从前以他们在文学方面的收入为生、已经把他们的生活系于这个职业,而现在却被冲刷掉的人。

    人们也许会说:他们毕竟还活着。但他们是活在边缘,活在最边缘!活在一种如此令人无法忍受的不确定的和有失身份的状态中,乃至几乎没有人还能再去创作。被夹在一种绝对无法让另外一个有天赋的人感到满足的生存状态中。向德意志波希米亚的、瑞士的、美国的编辑人员乞讨者。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并且基于更详细的了解保证:每一秒钟都可能有人被抛出生活之外。只要对他所作的急救中的一项被停掉,而又不能立即找到新的替代品。我们是不是想要等着看第一桩自杀事件的头号新闻呢?



    但是以上所说的也可以有例外。经济图景绝对不总是一目了然的。人们只需踏进任何一座大城市的文学咖啡馆,就会惊讶于:谁有那么多钱去支付无所事事的闲逛、饮料、香烟和各种新创立的社团。真相是:在今天,那些具有务实天赋的文学家们与其他注重现实的人相比过得一点也不差。绘画、书籍、家具、享乐品、电影创意等等各种东西的买卖看来给了他们充分的收入。灵活和机灵程度仅次于这一阶层的人的是那些及时当上了外国报纸的通讯员,与新闻业或者电影、戏剧、小型歌舞剧、图书业等等行业挂上了钩的人。他们中有一些极有价值的人,但也有很多渔利者和善于适应的人。高居这些人之首的是几位著名作家的简直是上层资产阶级一样的生活,他们挣钱的能力直到今天还超过他们其他方面的丝毫不弱的能力。

    我们看到,并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阴影里。但是我们不应该被这种适应能力所迷惑,正如不应该被另外那种让一些人能够(但另一些人却不能)在市民职业的闲暇时间里从事文学活动的能力所迷惑。我们可以断言,那些最好的诗人总是过得最糟的,少有例外。在这种状况刚刚开始出现端倪的时候,一位著名的批评家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如果德国文学的大部分承载者走向毁灭或者转向了其他职业,那也不会对德国文学有多大的损害。有些人很愿意听到这样的话,但是现在情况表明,正是那些应该存留下来的人最先走向了毁灭。



    一位奥地利总理愿意帮助德国诗人,这真是不错。人们可以从总体上,也可以从个体上来做这件事。总体上的帮助是针对整个这一阶层,个体上的帮助则是针对那些最有价值的牺牲品。

    我相信,刚才我已经说明了,第二种帮助方式需要对事实和人有相当的了解,此外,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得忍受艺术价值评判的不可靠性。但是如果干脆把资助划给帝国,那么可以预见的是,这些资助可能就要由帝国的艺术管理部门去分配,即那个平时也负责管理对艺术家的资助的官方部门,它的构成能够保证资助被分配给那些需要的人,以及至少部分地分配给那些最有资格得到它的人。尽管如此,最好还是及时地公开这种意图或者在这方面的其他想法,以便让那些与此有关的人有可能表达自己的意愿。



    但是如果不同时先做一些事情,把整个阶层的生存条件重建起来,那么这样的资助依照其整个性质只能是对一个濒死之人给予的一点小小施舍。我说到阶层,是因为如果人们想要拯救作家,拯救那神圣的几十上百个富有价值的自由英才,只靠一次性地暗中给他们塞点东西是不行的,人们必须把写作这一职业重新变成一种生存的可能性。不过别对这一点抱有幻想!我诅咒每个糟糕的作家都没有好结果,但是我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的生活,因为在经济上我是他们的连体双胞胎。有几十年的时间,人们曾经把文学当做一种奢侈品,它被托付给商人的活动,托付给头号新闻和调查问卷的规则,由于很多人都能以此为生,所以那些较有价值的和不太适应市场的作家也还能维持生计。这是在战前繁荣的经济环境中的状况,而今天上演的,不是别的,无非是它在一个全面危机的时代中的延续。我相信,不可能一下子用各种理想来帮助诗人们,而只能通过经济政策进行帮助,正如人们平时把某种濒危的行业置于特殊关注的保护之下一样。我不想给出什么建议,问题并不简单,只有通过负责经济的政治家与一个受命的作家代理机构的合作才能得以推进;但是连每个孩子都知道,如今在书籍上存在太多的中间利益;在书籍的原始生产者即作家几乎已经什么都得不到了的时候,所有参与这个生产过程的人在一段时间内却还能从那些书中挣到足够维持生计的钱;我们知道报纸的情况,很多大报纸虽然有理由抱怨,说自己可以说是在举步维艰地艰难度日,然而它们并没有停刊,但是它们却付给它们外面的合作者低得可耻的报酬,即便是一些世界性的大报;最后,我们还知道,戏剧远不像文学这样置其演员的利益于不顾。在今天,成千上万人的生活都以作家为基础,或者与其共生发展,而后者却是唯一未能在这个过程中讨到生计的人。即便不一定要在一种危急形势下立刻把最高的东西变成最低的,但是这样的一幅经济图景难道不应该通过一些目的明确的压力加以改善吗?



    我想冒昧地给为德国诗人做出值得感谢的努力的总理先生再提出一个建议。我们生活在奥地利的作家会尽我们最大的可能遵从他,而且也还有那么几件事情让我们有可能为建立一个应急基金作出贡献。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是生活在奥地利的德语作家。对于每一个认清这个事实——即我们的影响和生活源泉绝大部分是在德国——的人来说,这都意味着,毁灭的危险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和我们生活在德国差不多。如果现在奥地利政府中存在这样一种情感,认为德国文学应该得到帮助,那么它完全有理由也有权力随时在自己家门前开始这项工作。奥地利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落,但是它在今天却很重要。在德国发生的现象在这里重现,在这里产生影响,并且也从这里发挥影响。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家代理结构(如今奥地利还没有这样的机构)——人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机构来处理物质方面的问题——应该被迅速建立起来,一旦成功地在自己的领域内为整个阶层的状况做出了一些改善,那么这个例子在两国现有的紧密关系的前提下必将马上进入德国,并发挥最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联邦总理许尔夫先生也向政府中的同事们推广他的建议,那么这将绝不是一份小功绩。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日)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7-16 16:46


在里尔克纪念会上的讲话

当伟大的诗人赖纳•玛丽亚•里尔克的死讯传到德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如果我们扫一眼报纸,看看这个消息是如何被德国文学史所接受的——因为我们不能自己欺骗自己!荣誉的过程在今天就是由这个第一主管当局决定的,因为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在精神上级别更高的主管文学的部门!——于是我们可以发现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我想简短地称为“一个令人尊敬的二流公开葬礼。”

人们似乎想说——您知道,关注度是怎样在报纸报道消息时的态度和印刷的方式上表现出来的:这儿有某种至少还值得一提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对这件事我们没有更多的话要说!这些更多的话人们留给了副刊,而副刊也令人佩服地把它解决了。但是请您想想,事情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是怎样的!人们是如何把这种事变成一场全国的哀悼,并且还要求外国也看到,我们是怎样地哀恸!国家首脑肃然起敬地鞠躬,社论铺天盖地,用传记表达的致意充塞视听,我们将会极度悲伤,尽管并不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很清楚为什么。用一句话概括,那将会是一场轰动性事件。

里尔克的死不是这样的事件。当他死去的时候,他没有为全民族带来节日般的满足。请允许我们对此作几分钟的思考。

当我发现里尔克的离去在公众计算式中得出的值是多么低的时候——他的分量几乎比不上一场电影首演的分量,坦率地说,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聚在这里。

因为我们想要向德国人自中世纪以来所拥有过的最好的诗人表达敬意!

这样说应该是被允许的,但同时又是不被允许的。

请允许我以这个区分作为开始。这种区分绝不是要限定、限制里尔克的伟大,也不是要让这种伟大服从于某种妥协。这种区分只是想澄清诗人之伟大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在今天变得有些不太确定了,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表达一种错误的敬意,不至于把里尔克的图像建立在一块没有支撑的地基上。

近现代以来有一个习惯,认为我们德国人永远得有一位伟大的诗人——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一个文学上的巨人——这种习惯是一种糟糕的漫不经心,里尔克的意义未获许可,这种漫不经心要负不小的责任。天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既可能来源于歌德崇拜,也可能来源于反复的训练,既可能来源于某某牌子的香烟无可比敌、无法超越的质量,也可能来源于网球名次表。显而易见的是,艺术家之伟大和精神之伟大的概念永远不能用尺度和号码来确定。(也不能用作品的“规模”或者所处理的对象的范围——即所谓的用作家的“手套号码”来确定!尽管如此,在我们这里,写得多毫无疑问要比写得少显得更难!)从来没有人能像里尔克——他一直是他的年轻的竞争者们的一个无私的资助者——这样以高贵的方式宣告,艺术家之伟大的概念并不是排他的。

请您稍微想想,哈登贝格和荷尔德林的瘦弱的作品是在歌德完成他的强大的作品的同时产生的;黑贝尔的戏剧赌博的大手笔与毕希纳的少量构思也是同时产生的:我相信,您不会觉得,其中的一个人可以被另一个人所替代,不会觉得因为有另一个人存在就可以少了这个人;他们几乎完全摆脱了谁多、谁少、谁更伟大、谁更深刻、谁更美的概念,简而言之,摆脱了任何类型的等级划分。这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时代,一个热爱尊严和自由的时代,将帕尔纳斯称为诗人之国的那种东西的意义所在。诗的高度不是那种越来越高的尖,而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里只有各不相同但又相等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东西,一种高贵的无秩序和团体成员之间那种兄弟般的关系。一个时代对于它称为诗的东西越是严格,它越不允许超出此外的差异。不过我们的时代对于它称为诗的东西是非常宽容的;如果爸爸是个诗人,这个时代也许就已经很满足了。与此相应的是,这个时代在另一方面将明星的概念、出版社马厩里的良种赛马的概念、文学冠军的概念推向了极致,尽管作为最轻量级的这些概念当然也还不能要求和作为重量级的拳击运动获得同等程度的重视!

赖纳•玛丽亚•里尔克不适合这个时代。除了第一次让德国诗歌臻至完美以外,这位伟大的诗人什么都没做;他不是这个时代的巅峰,他是众多山丘中的一个,精神的命运就在这些山丘上庄严地超越各个时代……他处于德国文学的世纪语境,而不是每日语境中。

当我说“让德国诗歌臻至完美”的时候,我指的已经不再是最高级,而是某种确定的东西。我也不是指我曾经说过的那种完美,那种完美是每一种真正的文学的特点,即便这种文学就其自身来说是不完美的。我指的是里尔克诗歌的一种非常确定的特性,一种狭义上的完美,是这种完美首先确立了他的历史地位。

近现代德国诗歌经历了一个很独特的发展过程。它一开始就立刻在歌德那里毫无疑问地达到了一个定点;但是歌德对于临时的、即兴的、游戏式的社交诗歌的极度宽容铸就了德国诗歌一个世纪以来的命运。歌德对于吸引他的东西所做的表达当然是迷人的,由那些触动他的多面天性的东西所构成的内容也是值得赞赏的,因此他从不惮于将诗歌的边角料松散地倾倒出来,或者干脆当做带韵脚的笔记写出来。这是他的天性所决定的。这也更是时代的特点所决定的。那个被我们习惯地称为“我们的古典时期”,并且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是我们的古典时期的时代,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一个尝试的时代、骚动不安的时代、各种希望和各种伟大宣告的时代、活跃的时代。与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截然相反的是,那时候的男人们和女人们都有一个“怀”。人们在怀中哭泣,人们扑到怀里。一种独特的流行习惯和感情洋溢与各种无伤大雅的社交游戏和平共处;宽宏的气度与天才的邋遢和平共处。在那个时代,古代的、波斯的、阿拉伯的、普罗旺斯的、晚期拉丁的、英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形式榜样都被热情地引进来,为的是用它们给本土的感动找到一种本土的形式。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一首德国的六音部诗,或者一首牧歌、一首叙事谣曲在那个时代意味着怎样的发现者或者发明者的幸福,以及为什么它们能够给诗人和读者以补偿,仅仅是通过它们幸运的出现。在抒情诗的形式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局限,但也得以确定了的今天,这一切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我们或许也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即那种完美的信念——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感受到了这种信念——在自身中含有一份小小的幻觉补充。

其影响在从古典向当代的过渡中已经变得无可争议。我们的文学史以一个品牌收藏家的不偏不倚为我们保留下来的德国诗歌——吕克特、阿纳斯塔修斯•格吕恩、勒瑙、福伊希特斯勒本、弗纳利格拉特、盖贝尔、吉尔姆、林格、皮希勒、策德利茨、舍费尔、鲍姆巴赫、威尔布兰特、威尔等布鲁赫——如果您选取其中的这首或那首诗,如果您对它们进行假定,假定人们能够置身于那个时代环境中,能够在那种一定程度上已经扭曲了的姿态中享受它,那么整体来说,它们始终都是用于学校教育的一个由抒情诗组成的精神折磨工具的集合。加泽拉体和康卓纳体,商籁体和回旋体在这里嬉戏玩耍。您会发现与形式之间的一种非常智性的、蓄意的关系;相反,与思想内容之间却是一种极不智性的、蓄意的关系。有些思想如果放在散文里进行表达,人们立刻就会发现它们毫无意义,在这些诗歌里却被节奏和韵脚加热了,被段落煎熟了,有时候还被精神错乱一般反复出现的叠句彻底晒干了。那个时代是德国人对于形式可以使内容显得高贵、高雅的言谈比不高雅的言谈更高尚,以及如果把诗歌的石膏花饰粘帖到平淡乏味的思想上就会产生某种特别的东西这些信念诞生的时代。我认为我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无形式性仍然还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自然的反动;当然,那个时代也用美的形式部分地牺牲了美的内容。在这里我不可以也不能对此加以详谈。但是我相信,你们自己几乎人人都知道那些抒情诗少有例外地在年轻读者心中留下的那种畏惧感,人们强迫这些年轻读者在这些诗歌中去欣赏他的民族的精神历史。

歌德那种巨大的、当之无愧的权威性使德国小说的发展比外国落后了五十年还多;尽管情况不应如此;只是因为紧跟着的后来者只能看到榜样的背影!通过同样的方式,从对古典主义的被误解了的权威性中也产生出对其后继者所犯错误的后果严重的宽容。这种包容在我们的高雅文化中的宽容允许每一个诗歌的作恶者都可以——如果时机合适的话——援引历史上的已经被贵族化了的先贤。我在此处说的是德国文学的一种最能引起严重后果的精神负担!当代时期是直接从古典主义之后的时期中产生的,尽管最初是通过对后者的反对。德国人又重新开始从外国,从魏尔伦和波德莱尔身上、从坡和惠特曼身上认识了什么是诗;其影响是巨大的;出现了一轮强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发现;但是,如此急迫的自我反思如果持续地长期针对一种已经牢牢地长到血肉中的让人形成错误观察的教育,那它会成为什么呢?您看,情况在一种内心不太牢固的文学中总是这样的:自我反思发起了针对懒惰和肤浅之情人的战斗。自我反思胜利了;情人横尸遍野。然后紧绷的良心放松了片刻,于是死人们不但站了起来,而且它们——恰恰因为它们死过了一会儿——还拥有了某种获得良好维护的东西、某种活跃不死的东西和令人敬畏的感人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没有人知道,它们最后是否甚至还会在此之外拥有某种典范的东西。

我认为,当下的一些迹象清楚明确地预示着,当今时代是一个非常好的复活时代。德国文学的紧绷正处于一种持续的放松状态。在这一点上,我陷入了现实性的危险中。但是我究竟在说什么呢?我在说一个德国诗歌的革新者面临的那些无形的、使人麻痹的困难!

(未完)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7-17 15:57

我打算对这些困难中的一种多说几句,因为它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前段时间成立了一个文学协会。会长是路德维希•富尔达!

对于这个协会的组成,人们只能说,那些被排除在外或者不愿参加进去的作家的意义与那些参加进去的作家的意义至少是不相伯仲的。我对我那些日神式的同行们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自然很了解;我对当今德国文学划分出的方向、圈子和品味潮流同样也很了解:但是要想找出把这个协会的成员聚集在一起所能依据的一条客观原则,对我来所却是不可能的事。我能够用当代文学研究的所有方法加以确定的唯一一点是:这种挑选似乎是受了极为不同的多种影响而作出的。

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有可能这个协会的建立是出于一种高贵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初衷。它要对文学的商业化、市场叫卖行为以及劣质作品的成功加以抵制。它能对处于这种或那种不安全之中的文学施加保护,也包括通过对抗国家来施行这种保护。所有这一切当然也可以用不那么浮夸的、简单的、更有力的和更符合时代的手段来做到。例如很难完全弄明白,为什么国家会需要文学的帮助来保护文学免受国家的迫害。但我们还是适应这种情况吧!然而无论如何不可以适应的是:人们竟打算通过把“毫无批判性”这一原则永久化来帮助文学!

对于路德维希•富尔达,我不想说任何刻薄的话。他终其一生都在滥用德语语言和思想自由的人性优势;但他对此并不自知。他在整整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可靠得像一支寒暑表,以至于人们对一种文学可以毋庸多言,只需说:这种文学就像富尔达。也许人们直到今天还能理解这个说法。因此我对这个文学协会无需多言,只需用这个批评标准衡量它,并简单地说:在这个强壮的东西里有太多的富尔达。

但是现在接下来要谈的才是值得思考的。在我们的那些文学贵族中,有一部分人宣布与里尔克,与霍夫曼斯塔尔、豪普特曼、博尔夏特、格奥尔格、多伊布勒以及其他所有没有加入这个协会的人脱离了关系,为的是追随那诱人的名声。当然不是因为诱惑,而是因为责任;这在我们这里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不是毫无困难,但却的确有很多漂亮的、值得尊敬的理由。这些理由中包括了人们能说出的有利于一个协会的所有东西;只是有一种我却没有看到,那就是一种意识,即:内在的纯洁、内在的清澈和尊严、坚定的严肃——天才除外——构成了一种文学的最高财富!

这个协会的成员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的人格在很高的程度上具有这些特性。但尽管如此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把这些特性应用到他们周围的总体精神环境中去,这极大地表明了我们的文学发展的特征和那种内心的不安全感和无结构性的特征——这种不安全感和无结构性是我们从未能够摆脱的!在他们身上,您可以通过一个横断面看到德国文学史的全部道德!而我无需对你们说,文学史是精神史的一部分!

如果说我不得不让自己受到离题太远的指责,那是因为这种离题并非没有内在关联,也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因为我们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里尔克写作他那沉重的、受到各种曲解之威胁的作品时所针对的环境。

我想利用我还剩下的时间对这些曲解中最主要的几种作一些解释。

当我谈及里尔克将德国诗歌提升到一种完美状态的时候,我指的首先只是一种外部特征。我可以给您描绘这种特征,如果我请您回想一下人们在初次阅读他的作品时所产生的那种绝对独特的印象。不仅几乎没有任何一首诗是低于其他诗的,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一行或者任何一个词低于其他诗行和词语,人们在阅读他的全部书籍的时候也会获得同样的感受。他的作品中产生出一种近乎疼痛的张力,仿佛一种超出寻常的过分要求,而且还根本无需浪费整个交响乐队,而是仿佛非常自然地仅仅用诗行的简单的笛声伴奏就完成了。

无论是在他之前还是之后都从来没有人达到过这种印象,这种高度的、均匀的张力,这种在永无止息的运动中的宝石般清澈的宁静。无论是较早的德国诗歌,还是格奥尔格或者博尔夏特,都不曾有过这种火焰的自由燃烧,没有闪耀,也没有黑暗。德国的抒情诗天才总是仿佛一道闪电劈开一条沟壑,但是这条沟壑周围的土壤却被或精心或漫不经心地堆起来;他像闪电一样照亮世界,但同时也像闪电一样划破世界;他攀上了山顶,但是为了能够攀上山顶,他之前必须反复呆在山下。与之相比,里尔克的诗具有某种宽广开阔的东西,他的状态是持续的,就像一种在高空中的停驻。

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及他的完美和圆满的。它表明的首先是一种确定的特性,而不是等级和价值。您知道,在美中,不圆满和不完美也是有其地位的。是的,听起来是如此的悖谬(事实上它所表明的无非是我们对于精确描绘的无能):这种内在的平坦和光滑,这种浑然一体的诗歌特点人们经常也在那种喋喋不休者的诗歌中见到,那些人把一首诗写得如此光滑,就像理发师把一张脸刮得溜光。是的,甚至还要更加悖谬:人们并不总是能发现两者的区别!

有那么一段时间,每个有一双潮湿不安的眼睛的良好青年都在用里尔克的方式写诗。那一点儿都不难;某种确定的行进方式而已;我相信,却尔斯登可能还要更难一些。因此一直有些敏锐的批评家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以此为里尔克划定了一个几乎和手工艺者差不多的位置。但是人们模仿他的那段时间很短,人们低估他的价值的时间却持续了他的一生!在他年轻的时候,德默尔被视为一个男子汉,而他,只是一个奥地利人!如果人们对他怀有好意,就会给他加上某种斯拉夫人的忧郁。等到他成熟了,人们的品味也改变了方向;现在里尔克被认为是一杯给成年女士们饮用的精美的、发了酵的利口酒,而年轻人认为自己有另外的烦恼。

当然不能否认,年轻人对他也还是有一些喜爱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他们这样做也许真的是出于某种弱点。今天我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里尔克的精神的影响。今天所具有的良心和情感张力,不是里尔克那种方式的张力。所以有可能他会因为能够让人“放松”而再次受到喜爱!不过对于这个目的来说,他对读者提出了太高的要求!他提出的不止是对于被喜爱的幼稚要求!对于这一点,如果我不能指明,那至少也要暗示出来。

作者: 玮诺    时间: 2014-7-19 17:25
沈慢,再接再厉,等待你的更新ing!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7-21 16:57

我的做法是,请您跟随里尔克从最初、最早的诗一直到 《杜伊诺哀歌》所走过的道路。
我们将会以一种非常吸引人的方式看到,他成熟得多么早——正如年轻的韦弗尔;但他的发展道路又是怎样得从那时才开始!内在的和外在的形式似乎从一开始就都已经像一个精致的拱肋结构一样被预先设定了(尽管期间当然也穿插进过一些尝试,随后又被放弃);苍白;动人地纠结着,带有典型的青年风格派表现;令人惊讶地通过一种逆向发展,即初期作品中的“格调”比后来的重复中的“格调”多得多!有时人们可以说:年轻时的里尔克在模仿里尔克。但如此一来人们就经历了那种对于艺术家来说不同寻常的奇迹,即:这个公式如何被实现。瓷器如何变成了大理石。所有那些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并几乎未曾改变过的东西如何被不断深化的意义所塑造。一句话,人们经历了通过内心的完善而进行塑造的极为罕见的奇迹!

不过我不想一步步地追踪这个发展过程——如果这样做的话每个人所能选择的最好的领路者大概就是诗人本人——,我更愿意试着通过再次(不过这次是向着内部)联系这些作品所唤起的那种不寻常的印象,去说明我所说的成熟时期的里尔克诗歌现象中那种深层的关系。

我已经用前面那些初步的试探性词语把这种不寻常的印象称为一种在永不止息的运动中的清澈宁静、一种超出寻常的过分要求、一种在高空中的停驻、一种宽广开阔、一种近乎疼痛的张力,也许还可以补充一点,即:如果这些张力不能被完全把握和化解,如果它们在我们的情感过程中形成一个打得不像通常的结那样的结,那么它们就非常容易表现出一种疼痛的特征。里尔克诗歌中的感情有一种极大的特殊性。如果考虑到这些诗其实从来都不具有一个抒情主题,那么我们就会理解这种特殊性。它们也从来不以世界上的某种特殊对象为目标。它们述说一把小提琴、一块石头、一个金发姑娘、弗拉明戈、泉眼、城市、盲人、疯子、乞丐、天使、残疾人、骑士、富人、国王……;它们可能会是一首关于爱情的诗、关于匮乏的诗、关于虔诚的诗、关于战斗暴乱的诗、一首简单描写的诗,甚至是一首为文化回忆所累的描写的诗……;它们可能会是一支歌、一个传奇、一首叙事谣曲……;但它们从来都不是诗歌内容所形成的那种东西本身;相反,它们永远是某种类似这些意象和事物的不可理解的存在、类似它们那种不可理解的相互并置和不可见的交织一样的东西。正式这种东西触发和引导着抒情诗的情绪。

在这种柔和的抒情诗情绪中,一件事物成为另一件事物的譬喻。在里尔克这里,不是石头和树木变成了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有诗被写出来,石头和树木就总是变成人),而是人也会变成事物或者某种无名的东西,并因此才获得了他们最终的、被一种同样无名的气息推动着的人性。可以说,在这位伟大诗人的情感中,一切都是譬喻,但又没有任何东西仅仅是譬喻。被通常思维所分裂了的不同的物种领域似乎合成了一个统一的领域。一种事物从来不会被作为与另一种事物不同的、分离的事物而被比作后者;因为即便在什么地方有过这种比较,或者有人说某种东西像另一种东西,但在这样说的同时,这种东西就已经显得仿佛从最开始就是另外那种东西了。“个”性变成了“共”性。它们从事物和状态中脱离出来,它们在火焰中、在火焰的风中摇荡。

人们把这称为神秘主义、泛神论、泛灵论……;但是借助这些概念,人们增加了某些多余的东西和引发不确定性的东西。让我们还是停留在我们所熟悉的事物上吧。这些譬喻在最冷静的观察中到底处于怎样的状态的?它们的状态相当奇特:比喻的东西在此成了高度严肃的东西。

请允许我以随便某种东西开始对这个问题的考察:一位作家把他所叙述的某个十一月的夜晚比喻成一块柔软的羊毛披巾;另一位作家也完全可以把一块有着特殊的柔软感的羊毛披巾比喻成一个十一月的夜晚。在所有这类情况中,魅力都在于,一个已经有些枯竭的情感和想象领域因为获得了一个新领域的某些部分而重新变得鲜活起来。披巾当然不是十一月的夜晚,对此人们尽可放心,但它在效果上与十一月的夜晚很相近,这是一个让人舒服的小花招。不过在人类的这种对于譬喻的喜好中存在某种悲喜交集的东西。如果乳头可以被比喻成鸽子喙或珊瑚,那么严格来讲,人们只能说:上帝保佑我们,这不是真的!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我们从人类的譬喻中其实会获得一种印象,即人类从来不能好好地呆在他正呆在的地方。他从来都不承认这一点;他拥抱严肃的生活,但在拥抱的同时却要偶尔想想另外一种生活!

有一个虽然有点过时,但却很美的比喻,说的是:她的牙齿就像象牙。如果用一种冷静的、实事求是的,但却正确的说法来替换这个比喻,那就是(非常不受欢迎地):她有一口象牙!稍微谨慎一点,但仍然还是很尴尬的说法是:她的牙齿具有象牙的外观品质,形状除外。非常谨慎地:有一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特点是两者共同的。这明显就是常见的比喻活动:我们把所希望的东西分离出来,让不希望的东西隐去,却不想被人提醒这一点,我们用谣言的方式把固定的东西分解了。

人们指责艺术与现实相比是不严肃的,艺术中也的确存在着嬉戏式的东西,肤浅、“最新的东西”、时髦的东西、仆役式的东西……我很高兴能用一个如此简单的例子表明,所有这一切如何在人们在对譬喻的使用中反映出来;这个例子值得被收进所有学校语法和学校诗学中。

譬喻的使用的确与某种确定的“世界观”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艺术作为休息、排遣、即兴行为)。现在我要问您;人们难道不能不说十一月的夜晚像一块披巾或者披巾像一个十一月的夜晚,而是把两者合在一起说吗?我问的东西,里尔克一直以来都在做。

在里尔克那里,事物仿佛被织进了一块地毯中;当人们观察它们的时候,它们是分开的,但是当人们注意到地毯背景的时候,它们又是与这背景联系在一起的,这时候它们的样子就发生了变化,它们彼此之间产生出一些特别的关系。

这既与哲学无关,也与怀疑无关,同样也与除了体验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无关。

作为结束,我想给您描绘一种生活感觉。但我要事先说明,我只能勾画出这种感觉。尽管它不太像里尔克,但是您在他的诗中将会比在我的语言里更多地发现它。到目前为止我其实只谈到了他的作品中众多的美中的一种美的关系;但是能够指出这种美如何隶属于一个大的发展关联,对我来说也就足够了。而正是这种东西,这种将细小事物纳入伟大事物的方式,是里尔克特有的。

一个固定的世界,情感在其中是作为灵活的和可变的东西存在的,这是一种通常的想象。但其实这两者——情感和世界——都不是固定的,尽管它们处于各种不同的界限之内。其中一种成为另一种的框壁,尽管有很好的理由,但却有点任意。对此我们其实知道得很清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今天就知道明天他能做什么,这已经不算十分特别的想法了。至于从道德规则过渡到犯罪,从健康过渡到病态,我们对同一件事情的态度从赞赏转变成鄙视——没有固定的界限——,这已经通过最近几十年的文学和很多人的其他影响变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不想夸张。如果我们观察单个的人,会发现这种“无所不能面临着颇为强大的阻碍。 但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人类历史,亦即符合最佳标准的历史,那就不会有任何怀疑了!各种时尚、风格、时代情感、时期和道德如此交替更迭地出现,或者以极大的不同同时存在,乃至我们的想象几乎无法不去把人类想象成一大块透明胶体式的东西,它能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成任何形状。当然,我们对否认这种东西,即否认这些状况中的实用的和道德的东西,有着巨大的兴趣。把现实塑造成牢固的和明确的,这是生活永恒的活动,同时也是它维系自身的要求。不容忽视的是,凡是有情感加入的地方,这样做的困难就会增加。因此,当我们想得到真理、秩序和进步的时候,我们就尽可能地排除情感。但偶尔我们也会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收纳进来,例如在诗里和在爱情中。众所周知,这是相当不逻辑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推测,认识的明确性压根儿就只有当情感在整体上处于稳定不变的状况中时才能维系。这一点我在这里不能进一步详细阐述;但是您会注意到,我们在与情感打交道时已经不再那么有把握了。由于这种情况也逃不过当代的更加犀利的理解力,所以从多种迹象中已经可以预期,我们不仅将要面临一个理智的巨大提问,而且也将要面临一个心灵的巨大提问。

现在有一首诗,它在这个牢固的世界里意味着一种补充,一种休息,一种装饰、振奋、爆发,简而言之,以为着打断和隔离;人们也可以说,它关涉的是某些确定的和单个的情感。还有一首诗,它不能忘记在整个存在中隐藏着的不安、不稳定和破碎;人们可以说,它关涉的是整体的情感——尽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世界在这个整体中就像一座岛屿。

这就是里尔克的诗。当他说上帝的时候,他指的是这种东西,当他说弗拉明戈的时候,他指的也是这种东西;因此,他诗中的所有事物和过程都彼此近似,它们像星辰一样交换着位置,那写星辰在运动,但人们却看不出来。在某种意义上,他是自诺瓦利斯以来最具宗教性的诗人,但是我不能肯定,他究竟是否拥有一种宗教。他以另一种方式观看,一种新的、内心的方式。在从中世纪的宗教性世界情感——经由人文主义的文化理想——通往一种未来的世界图像的道路上,他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引导者。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7-22 14:57
本帖最后由 沈慢 于 2014-7-22 15:15 编辑

猴岛

在罗马的波各塞公园里立着一棵高大的、没有树枝和树皮的树。它光秃秃的,像一个被阳光和雨水剥光了皮的头盖骨,颜色枯黄如骷髅。它没有根须,笔直地立着,已经死了,仿佛一根被插在一座椭圆形岛屿的水泥地里的旗杆,这座岛屿的大小仿佛河上的一艘小轮船,被一条平整光滑的混凝土壕沟与意大利王国分开。壕沟的宽度和外侧沟壁的深度恰好可以让一只猴子既爬不上去也跳不过去。从外面进来还可以,往回去却不行。
  

岛中央的树干提供了很好的攀爬点,用游客们的话说,可以让人敏捷轻快、非常享受地攀爬。树顶上伸出一些笔直的、长长的、粗壮的树干;如果人们脱掉鞋子和袜子,脚后跟朝着内侧,用脚掌紧紧地贴着圆形的枝干,双手也交替向前地抓紧它们,人们就一定会抵达某条被阳光晒暖了的长枝干的末端,这些枝干伸得比意大利五针松那绿色鸵羽毛般的树梢还要高。
  

这座奇妙的岛屿上居住着成员数目不等的三个家庭。树上住着十五个瘦而结实的、灵活的少男少女,它们的身高大概相当于四岁的孩子;树下,在岛上唯一的一座建筑,一座有着犬舍的形状和大小的宫殿里,生活着一对强壮得多的猴子夫妇,带着一个非常小的儿子。它们是岛上的国王、王后和王储。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两只年老的猴子在平地上离开小猴子很远的情况;它们像卫兵一样一动不动坐在它的左右两侧,目光越过它们的髭须笔直地看着远方。只是国王每个钟头会起来一次,爬到树上进行一次巡查,这时候它就会沿着那些树干缓缓地前进,看起来它似乎并不想注意所有猴子是如何既充满敬畏而又充满怀疑地后退,或者——为了避免过于匆忙和引人注意——悄悄从它身边溜过去,直到枝干的末端再也没有可躲之处,只能冒着生命危险跳下去,跳到坚硬的水泥地面上。国王就这样在树干上巡视着,走完一根再走另一根。紧张的注意力分不清,它脸上的表情是统治者在履行责任,还是作户外散步时的满足,直到所有枝干上都空无一人,它才开始返回。在这段时间里,王储独自坐在房顶上,因为每当这个时候,母亲也会奇怪地离开。阳光透过它那对薄薄的招风耳呈现出珊瑚的红色。人们很少能够像这只年轻猴子那样看到这种愚蠢、可怜,但又笼罩着一种看不见的威严的场面。那些被驱赶着跳下来的树猴一只跟着一只地从它身边经过,它们完全可能一把拧断它那纤细的脖子,因为它们非常不高兴,但是它们却从它身旁绕过去,对它表示出针对它的家庭的恭敬和畏惧。
  

要过很长时间,人们才会注意到,除了这些过着有秩序的生活得猴子,这座岛屿上还住着另外一些猴子。被驱逐着远离地面和空气,在坟墓中生活着一个数量众多的小猴子民族。它们中的某一只一旦在岛屿上现身,就会被那些树猴狠狠殴打一番,赶回坟墓里。每当有食物摆放出来的时候,它们只能胆怯地坐在一旁,只有当所有树猴都已经吃饱,并且大部分都已经爬上枝干休息了,它们才被准许偷偷地吃一点残羹冷炙。就连那些扔给它们的东西也不许它们碰。因为有时候会有某个坏小子或者爱开玩笑的姑娘——尽管它们在眯着眼睛假装消化困难——专门等着,一旦它们发现这些小东西竟敢如此失礼地享受人家扔来的东西,它们便会蹑手蹑脚地从枝干上溜下来。于是那为数不多的几只胆敢跑到岛面上去的小猴子便会嘶叫着倏地一下跑回来,加入到其他小猴子中间,开始哭诉和抱怨。现在,所有小猴子紧紧地挤靠在一起,于是侧面沟壁上出现一片由毛发、肉和迷惘的深色眼睛组成的平面,彷佛一个倾斜的圆木桶中的水面。但是追击者只是沿着沟壁边缘行走,掀动着惊恐的巨浪。而那些小猴子们仰着黑色的小脸,手臂伸得高高的,抗拒地朝那道从沟壁边缘上往下看得恶毒的陌生的目光伸出手掌。渐渐地,那道目光锁定在一只猴子身上,这只猴子忽前忽后地躲闪着,还有另外五只和它在一起,它们还不能判断,谁是这道远远的目光的目标。但是这群柔软的、被惊恐吓瘫了的东西一动不动。随后,这道远远的、漫不经心的目光随便盯住了其中一只;这下子,想要把自己控制得既不显得太害怕又不显得太不害怕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过错在一分一秒地生长,一颗心灵在静静地钻探进另一颗心灵,直到仇恨出现,树猴一跃而下,一个造物在虐待之下发出无依无靠、不知羞耻的哭喊。随着这声哭喊响起,其他小猴子沿着坟墓迅速地四散而去;它们暗淡无神的目光颤动不安地彼此交错着,仿佛炼狱中错乱的心灵,它们庆幸着,噤若寒蝉地聚集在尽可能远的地方。
  

当一切都已经过去,追击者轻快地攀上大树,一直爬上最高的枝干,前进到最末端,稳稳当当地坐好,然后长久地保持着严肃、笔直的姿势,一动不动。它的目光停留在平秋山丘和波各塞公园的峰顶上,并越过它们望向更远;当这目光越过那些花园以后,坐落在它下面的是一座巨大的金黄色城市,在这座城市上空,这道目光——被树尖那绿色的、熠熠闪光的云团包裹着——无声无息地消融在空气里。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7-22 15:15

波罗的海岸边的渔夫

他们用手在沙滩上挖出一个小坑,然后从一个装有黑土的袋子里把一些粗壮的蚯蚓倒进去;松软的黑土和那些肉虫在干干净净的沙地上制造出一种腐败的、不确定的、吸引人的丑陋。小坑旁边放了一个非常干净的木盒。它看上去像一个长条形的、不很宽的抽屉或一个纸巾分类存放盒,被干净的渔网塞得满满的;小坑的另一边也放了这么一个木盒,但是是空的。

放在其中一个木盒里的渔网上的上百个鱼钩被井井有条地排列在盒子末端的一根小铁棍上,它们此时被一个接一个地拿下来,小心地安放在那个空着的木盒里,这个木盒的底部仅仅装着干净的、湿漉漉的沙子。一件井然有序的活计。在这个过程中,四只瘦长而又健硕有力的手像女护士一样仔仔细细地在每个鱼钩上都挂上一条蚯蚓。

正在做这件事的那些男人两个一组跪在沙子里,后背宽阔、骨骼突出,面孔修长善良,嘴里含着哨子,他们交换着一些听不清的词句,这些话语也像他们的手的动作一样轻柔地从他们嘴里发出来。其中一个男人用两根手指捏起一条肥胖的蚯蚓,再用另一只手的同样两根手指捏住,将这条蚯蚓撕成三段,动作如此从容而准确,就像鞋匠量完尺寸之后掐下一段纸绳;另一个男人紧跟着把这些扭动着的蚯蚓段儿温柔而仔细地挂在鱼钩上。那些遭到这种命运的蚯蚓被洒上一点水,放到那个装着柔软细沙的木盒里的一些小巧的并排小窝里,在那里,它们死掉以后也不会立刻就失去新鲜。

这是一件安静、细致的工作,渔民粗糙的手指轻巧地动着,像踮着脚尖走路。他们必须非常专注于这件事。天气好的时候,深蓝色的天空笼罩在他们上方,海鸥像白色的燕子在大地上空高高地盘旋。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7-22 15:16

通货膨胀

曾经有过一段好时光,那时候人们骑在一匹呆板的小木马上一本正经地兜圈儿,用一根短短的小棍儿推着铜圈儿跑,铜圈儿上静静地伸着一条木臂。那段时光过去了。今天,渔民的儿子们喝的是兑白兰地的香槟。现在是三十个挂在四根铁链子上的秋千板围成圈儿,里面一圈,外面一圈,这样,当人们飞一般擦身而过的时候,就可以抓住手或腿或者围裙,发出害怕的尖叫。这座旋转木马坐落在那个立着阵亡战士纪念碑的小广场上:旁边是那棵老椴树,就是以往鹅群所在的地方。这座旋转木马有一个马达,能够合乎时宜地推动木马,许许多多发出温暖光亮的小灯上面还有一些灰白色的前照灯。如果人们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近,风就会把零碎的音乐、灯光、女孩子们的声音和笑声迎面吹过来。管风琴、钢琴发出呜呜咽咽的轰鸣。铁链子在旋转。人们一圈一圈地飞着,但是除了这样,如果人们愿意,还可以向上、向下、向外、向里,背靠背,或者腿和腿交插地飞。男孩子们鞭打着他们的秋千,在与女孩子擦身飞过的时候掐她们的肉,或者拽着那些尖叫着的女孩子和自己一起飞。女孩子们也在飞翔中互相追逐,然后她们才两个人一起发出尖叫,就好像其中一个是男人似的。他们全都这样穿过圆锥形的光柱荡进黑暗里,然后再突然跌落回光线里。变换着的组合,缩短了的身体,黑色的嘴唇,迅速被照亮的衣服,他们或仰、或俯、或倾斜地飞向天堂和地狱。但是经过很短暂的一小会儿极度疯狂的疾驰之后,管风琴、钢琴突然重新恢复到小跑,然后再回到慢步,像跑马场上的一匹老马一样,一会儿之后便停住了。那个端着锡盘的男人走到木马圈内,但是孩子们仍然坐着不动,或者最多有几个女孩子换了下来。在这儿不像在城里那样,几天时间里会有不同的人来坐旋转木马,因为在这儿飞旋的总是相同的那些孩子,每天从天色将晚开始,持续两到三个小时,整整八天或者十四天每天如此,一直到那个端着锡盘的男人察觉到他们的兴趣开始减弱,于是在某一天早晨迁走。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7-22 15:22

马会笑吗?

一位有声望的心理学家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因为动物不会大笑和微笑。”

这让我有勇气讲一讲,我有一次见到过一匹马大笑。此前我还一直以为,人们每天都可以说见到了马笑,因此不敢拿这件事小题大做。但既然还是如此稀罕的事情。我就很乐意详细地说说。

那是在战前;也很有可能从那以后马就没再笑过了。那匹马被系在一道芦苇篱笆上,篱笆圈出了一个小院子。阳光灿烂。天空湛蓝。虽然是二月份,但空气极为柔和。与这种神性的舒适相反,这里完全没有任何人性的舒适:一句话,我身在罗马,在城门前的一条乡间路上,位于城市的稀少余脉和开始展开的农村平原之间的交界上。

那匹马也是一匹平原马:年轻俊美,属于一种形体很好的小个子马种,一点儿没有矮马的感觉——高大的骑手骑在那种矮马上,看上去就像一个成年人坐在玩具椅子上似的。它正在被一个欢快的小伙子刷洗着,阳光照在它的皮毛上,关节处很怕痒。因为马可以说有四个关节,所以也许它比人还要更怕痒两倍。此外看上去这匹马在每条大腿的内侧好像还有一个尤其敏感的地方,每次这个地方被碰到,它都忍不住要大笑。

当马刷还在从很远的地方向它接近时,它已经把耳朵向后竖起,开始不安,试图带着嚼子逃跑,逃跑不成,就龇起牙。然而马刷仍在欢快地前进,一下又一下,小马的嘴唇就越来越把全部的牙齿都暴露出来,同时耳朵越来越向后耸,不停地来回换腿。

然后它突然开始大笑。龇着牙咧着嘴。它拼命试图用嘴巴推开那个搔它痒痒的小伙子:那种方式就像一个乡下女仆用手推挡别人一样,就差没去咬他了。它还试图转过身用整个身体推开他。但那个男仆还是占了优势。当他的马刷刷到了关节附近时,这匹马无论如何也忍不住了:它四肢蜷缩,全身战栗,牙齿边的肉向后扯得不能再扯。有几秒钟它的行为完全像一个被人搔痒痒搔得已经笑不出来的人。

有学问的怀疑者会反驳说,那它也还是可能没在笑。可以回答他的是,两者中每次都怪声大笑的是那个刷马的小伙子,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对的。事实上,能够怪声大笑似乎只是人类才有的能力。尽管如此,那匹马也会很想大笑,并且已经在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情了。

这样一来,这种对于动物的能力的有学问的怀疑就限定在:动物不会因为幽默而大笑。

不过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总是抱怨马。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7-22 15:23

被唤醒的人

迅速把窗帘推到一边——这温柔的夜色!一块柔和的黑暗以窗子剪影的形状躺在房间浓重的黑暗中,像一面水镜躺在方形的水池里。我可能根本就没有看见它,但是那感觉就像在夏天,水像空气一样暖暖的,手从小船上垂下来。这是十一月一日的早晨,很快就要到六点了。

上帝唤醒了我。我被从睡梦中弹了出来。我根本没有其他醒来的原因。我被扯出来,像一页纸被从书里撕下来。月牙儿像一道金黄色的眉毛温柔地停在夜的蓝色纸张上。

但是在早晨那边,在另一扇窗子那儿,天色已经变作淡青,像鹦鹉的羽毛。日出时黯淡而微红的光带已经出现,但一切都还是青色、蓝色的,一切都还很安静。我跳回到第一扇窗边:月牙儿还在那儿吗?它还在那儿,仿佛此刻还是充满夜之神秘的深夜时分。它对自己的魔力的真实性是如此确信,仿佛在上演一出戏剧。(没有什么事情比从上午的街道走进戏剧排演的错觉中更加滑稽。)左边的街道上已经开始喧嚣忙碌起来,右边的月牙儿还在排演。

我发现一些奇特的兄弟,那些烟囱。它们三个一组五个一群,或者七个一片,或者单独立在房顶上;像树木立在平原上。空间像一条河穿过它们蜿蜒到深处。一只雕鸮从它们中间掠过,飞回自己的巢穴;很可能那是一只乌鸦或一只鸽子。房屋纵横交错;奇特的轮廓,正在坍塌的墙壁;完全没有按照街道走向排列。房檐上的旗杆有三十六个陶瓷头、十二根固定绳索,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数这些,它立在清晨的天空下,像一个完全无法解释的、神秘的最高存在物。现在我完全清醒了,但是无论我转向哪里,我的目光总是围绕着一些五角形、七角形和陡峭的棱柱形:那么我是谁?房檐上的陶罐里燃烧着铁铸的火苗,白天则是一只可笑的菠萝,糟糕品味的可鄙产物,像一丝新鲜的人的踪迹在这孤独之中让我的心坚强。

终于有两条腿穿过黑夜。两条女人的腿发出的脚步声,还有耳朵:我不想去看。我的耳朵像一个入口停在街道上。我永远不会像与这个陌生女人一样与某个女人如此融为一体,她的脚步此刻越来越深地消失在我的耳朵里。

然后又有两个女人。一个脚步轻俏,无声无息;另一个脚步沉重,带着年长者的无所顾忌。我往下看了看。黑色。老年妇女的衣服有着奇怪的形状。那两个女人在赶往教堂。心灵在这个钟点早已被管束起来,我现在再也不想与她们有什么关系了。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7-22 15:24

换一种眼光看羊

关于羊的历史:今天的人认为羊很愚笨。但是上帝爱羊。他反复用羊来比喻人。上帝会是完全错误的吗?
关于羊的心理学:更高状态的可见表现与愚蠢的表现不无相似之处。

在罗马郊外的原野上:它们有殉道者的长长的脸和小小的脑袋。它们的白色皮毛上的黑色短袜和风帽让人想起死亡兄弟和狂热的信徒。

当他们在低矮、稀疏的草上寻觅时,它们的嘴唇神经质地颤抖着,把一种激动的金属琴弦的声音撒播到泥土里。当它们的声音合在一起成为合唱的时候,它们就成了一个由男声、女声和童声组成的合唱团。它们让声音以圆润的曲线起落升降;就像黑暗中的一只迁徙队伍,每隔两秒钟被光线照亮一次,童声落在反复出现的山丘上,而男声则穿行在山谷里。时光在它们的歌声里以千百倍的速度快速旋转,日夜推动着地球奔向终结。有时候会有个别的声音高高扬起或者跌落进对地狱的恐惧中。它们的毛上的白色小卷儿重复着天上的云朵。它们是最古老的天主教动物,人类的宗教陪伴者。

再次回到南方:人类在它们中间有平时的两倍那么高,像一座教堂的尖塔耸入高空。在我们脚下,大地是褐色的,草像刻进泥土里的灰绿色线条。阳光在海面上沉重地熠熠闪光,像在一面铅制的镜子里。船只捕鱼时仿佛是在圣彼得时代。岬角像云梯一样摇荡着目光望向天空,然后碎裂在海洋里,呈现出沼泽般的黄色、白色,仿佛是在迷路的奥德赛时代。


到处可见:当人类靠近时,羊是胆怯和笨拙的;它们尝过傲慢的责打和掷石子的滋味。但是当它们安静地站着,凝视远方时,它们就忘记了人类。它们十只或十五只地把脑袋抵在一起,组成一个光环,脑袋构成光环巨大的、沉重的中心,后背构成另一种颜色的光线。它们的头顶紧紧地互相挤靠着。它们就这样站着,由它们组成的圆轮连续几小时一动不动。除了风和阳光,以及它们额头之间那一分一秒的永恒之搏动,它们似乎不想去感觉其他东西,这搏动在它们的血液里,并且从头向头传达着,仿佛囚犯在敲打着监狱的墙壁。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7-22 15:39

棺材盖

在平秋山丘深处的某个地方,也可能已经位于波各塞公园里边,灌木丛中露天停放着两个由不太贵重的石材制成的棺材盖。它们显得不很珍贵,只是随便放着。棺材盖上纵向雕着一对夫妇,这是这对夫妇为了最后的纪念而让人给他们雕的。人们在罗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棺材盖;但是在任何一座博物馆和任何一座教堂里,它们都不会给人以像在这里、在树下这样的感觉,在这里,人物看起来就像伸展着躺在一块土地上,刚刚从一次小憩中醒来,这次小憩持续了两千年。

他们用胳膊肘支撑着,互相注视着。只缺一个装着奶酪、水果和红酒的篮子放在他们中间了。

女人梳着一种带小卷儿的发型——她马上就会整理一下这头发了,按照她入睡前的最新时尚。他们互相微笑;长久的,非常长久。你把目光移开了,他们却依然还在无尽无休地互相微笑。
这道忠诚的、正直的、市民式的、爱恋的目光经历了千百年的考验;它从古罗马发出,在今天与你的目光相交。

不要因它在你面前长久凝驻而啧啧称奇;他们不看向别处,也不把眼睛低垂:这并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像石头,倒是变得更有人味儿了。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7-24 16:22

兔子的灾难

那位女士肯定是昨天才从某个大商场的玻璃窗里走出来;她那张布娃娃似的小脸俊俏可爱;人们会想要用一把小勺在里面搅一搅,看看它动起来是什么样。但是人们自己也穿着鞋底像蜂蜜一样光滑、像蜂蜡一样厚的鞋子和放佛用直尺和白粉笔设计出来一般的长裤在展示。人们顶多会因为风而欣喜若狂。风把裙子贴在她身上,让她显出一副娇小瘦弱的骨骼,一张无知的小脸,上面有一个非常小的嘴巴。而它给观众勾勒的当然是一张果敢的脸。

一些小兔子毫无知觉地生活在这些白色熨褶和茶杯一样薄的裙子旁边。岛屿的英雄气概像墨绿色的月桂一样在它们周围展开。一群群海鸥盘踞在原野的洼地上,像风吹动着被白雪覆盖的甜菜地。那位娇小的、用毛领子作装饰的白衣女士牵着的那条小小的、白色的长毛狗在野草中跌跌撞撞地奔跑,鼻子离地面只有一指距离;这座岛屿上方圆几公里都嗅不到另一条狗的味道,除了对许多小小的、陌生的、横穿整个岛屿的野兽踪迹的可怕幻想以外,这里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在这种孤独中,狗变得巨大无比,变成了一个英雄。它发出激动、尖利的声音,像海中怪兽一样龇着牙。那位女士徒劳地嘟着小嘴试图吹口哨;风把她想要发出的细小的声音从她嘴边吹走了。

我曾经坐过用这种浑身刺毛的猎狐犬拉着的雪橇;我们人坐在雪橇上,它流着血,浑身上下直到肚子都有被冰划破的伤口,但尽管如此却依然充满着野性的、永不疲惫的快乐。现在,这只猎狐犬在这里发现了什么东西;它的四条腿像细木棍儿一样疾驰,声音变作呜咽。这个瞬间的奇特之处是,这座扁平地漂浮在海面上的岛屿是多么让人想起高山中那些巨大的冰斗和冰板。被风吹得平坦光滑的黄色沙丘像岩石做成的花冠盖在上面。在它们与天空之间是创世未完的空无。光线不是照在这个东西或那个东西上,而是像从一个被不小心撞翻的桶中流淌出来一样到处流动。人们每次都会惊讶,动物们竟然居住在这样的孤寂中。它们获得了某种神秘的东西;它们那小小的、长满了柔软的绒毛和羽毛的胸脯中藏匿着生命的火花。这只猎狐犬正在追赶的,是一只小兔子。我想:一只小小的、不怕风雨的山兔,它永远不会追上它的。一份来自地理课的记忆变得生动起来:岛屿——我们其实是站在一座海底高山的圆形山顶上吗?我们,十到十五个穿着彩色的精神病院病号服——这是时尚的规定——到处闲逛的浴场疗养者。我再次修正了自己的想法,我对自己说:共同之处只是那种非人性的荒凉。像一匹把骑手掀下去的马一样,在所有人类占少数的地方,大地都是精神错乱的;是的,高山地区和小岛上的大自然被证明为一点都不健康,而是真的患有精神疾病。但是让我们惊讶的是,狗和兔子之间的距离缩短了,猎狐犬赶上去了,人们还从来没见过这种事——一条狗,它追上了兔子!这将是狗世界里最伟大的胜利!兴奋和激情鼓舞着追击者,这已经毫无疑问了。那只兔子在逃跑过程中突然改变了方向。这时候我从一种柔软的东西中发现——因为这只兔子的上牙没有那道坚硬的缝隙——,它不是兔子,它只是一只幼兔,一只小兔仔。

我感觉到了我的心跳;狗减速了;它现在落后不到十五步;转瞬之间就将是兔子的灾难。那只兔仔听到追击者就在自己的小尾巴后面,它累了。我想跳到它们中间去,但是意志从熨褶后面到达光滑的脚底用了太久的时间;也可能头脑中已经有了阻力。在我面前二十步——如果不是那只小兔子气馁地停下来,把它的后背交给追击者,那就一定是我出现了幻觉。追击者的牙齿咬了进去,把它来回拽动了几下,然后把它甩到旁边,两次、三次把嘴埋进它的胸部和腹部。

我抬起目光。周围是一些笑着的、兴奋的脸。突然就像通宵跳舞之后的凌晨四点。我们当中第一个从这种对血的痴迷中清醒过来的,是那只小猎狐犬。它停下来,怀疑地偷眼看看两旁,然后向后退去;没走几步,它就开始快步奔跑起来,放佛预想中会有一块石头向它掷去。但是我们其他人都没有动,我们很尴尬。一种由诸如“为生存而战斗”或者“大自然的残酷”之类的吃人词语构成的乏味气氛包围着我们。这样的想法仿佛从海底深渊中、从不可测的深处浮出水面,变得肤浅无味。我真想回去把那个愚蠢的小个子女士打一顿。这是一种真诚的感觉,但却不是好的感觉,于是我沉默着,于是我陷进了那种弥漫着的、不确定的、正在形成的沉默中。最后,一位又高又瘦的先生用双手捧起那只兔子,给靠拢过来的人们看它的伤口,然后像捧着一副小小棺材似的把这具从狗嘴中夺回来的尸体捧到附近酒店的厨房里。这个男人是第一个从无尽深渊中浮上来,双脚踩到了欧洲的坚固大地的人。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7-29 15:42

老鼠

这个小小的故事——其实它只是一个店,一个独特的小小的尖,根本不是故事——发生在世界大战中,在比有人居住的地区高处一千多米,且比一千多米还要偏远的拉丁尼高山牧场弗达拉•威德拉:那里有人在和平时期安了一条长椅。

这条长椅在战争中也还安然无恙地立在那里。在一块宽阔、明亮的凹地中。子弹从它上边飞过。安静得像一些小船,像一群鱼儿。它们射入很远的、没有东西也没有人的地方,在那里一连几个月冥顽不化地蹂躏着一条无辜的山脉。没人知道为什么。是战争艺术的一个错误?是战神一时闹情绪?这条长椅被战争遗弃了。只有太阳每天从无限的高空射来阳光给它做伴。

谁坐在这条长椅上,谁就会踏踏实实。月亮不再升起来。四肢沉入一种彼此分离的睡眠,就像男人们紧靠着躺倒在一起,然后在同一时刻疲惫不堪地忘记了彼此。就连呼吸也变得陌生;变成了大自然的一个过程;不,不是变成了“大自然的呼吸”,而是:如果注意的话,那是在呼吸着——这种均匀的、毫无意志的胸部运动!——由蓝色怪物空气对人类的无力所做出的像怀孕一样的某种东西。

周围的草还是上一年的草,雪一样苍白而且丑陋;如此的没有血色,就像有人从它们身上搬走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近处和远处都遍布着数不清的小山丘和小凹地,遍布着矮松和高山牧场。目光从这种静止的不安、这种散裂成青黄色泡沫的大地之浪上抬起,总是被抛向在前方截断了这片风景的高高的、红色的礁石群上,然后碎裂成千百道,再从这些礁石上流淌下来。并不是高得很离奇,这些礁石块,但是它们再往上就只有空空的光了。这些礁石是如此荒凉,又是如此毫无人气地美妙,像在创世的时代一样。

一只小老鼠在这条很少有人光顾的长椅附近创建了一套交通壕系统。一鼠来深,有一些可以消失其中然后在其他什么地方又钻出来的洞。它在里面倏地溜了一圈,站住,倏地再溜一圈。从空气的隆隆声中浮现出一种可怕的寂静。人的手从长椅靠背上滑下来。一只眼睛,像按钮的头一样又小又黑,盯住了它。一瞬间人们会有一种奇怪的错觉,似乎真的不再清楚地知道,是这只小小的、充满活力的黑眼睛在转动,还是山的可怕的静止在晃动。人们不再知道:在一个人身上实现的是这个世界的意志,还是这只老鼠从那只小小的、孤独的眼睛里放射出的意志。人们不再知道:这是在战争中,还是永恒已经统治世界。

那些人们觉得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可能就这样长期地、任意地继续着。而这就是这个小故事的全部了,因为从那时起它每次都在我们还不能确切地说出它在哪里停止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7-29 15:52

耳聪

我提前上了床,我觉得我有点着凉,甚至可能发烧了。我盯着天花板,也可能我看的是这个酒店房间的阳台门上挂着的微红色的窗帘;这很难区分。
当我看完的时候,你也刚好开始脱衣服。我等着。我只是听着你。

令人费解地走来走去;在房间的这个部分,那个部分。你来了,把什么东西放到你的床上;我不去看,但那会是什么呢?这时候你打开了橱柜,放进去一些东西,又拿出一些东西;我听见橱柜又关上了。你把一些坚硬、沉重的物品放到桌子上,另外一些放到五斗橱的大理石台面上。你不停地活动着。然后我辨别出了打开和梳理头发的熟悉声音。然后是水流冲进盥洗盆。之前已经脱掉了一些衣服,现在又在脱;我弄不明白你脱掉了多少衣服。现在你脱掉了鞋子。但是随后你的袜子又开始像之前的鞋子那样在柔软的地毯上不停地走来走去。你往杯子里倒水;先后倒了三四次,我完全想不出为什么。我在我的想象中早已经把所有能够想象的都想完了,而你在现实中显然还一直都能找到新的事情要做。我听见你穿上了睡衣。但是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又有上百种小活动。我知道,你因为我而急匆匆的;这一切显然都是必需的,是你的小我的一部分,像动物从早到晚的无声举动,你全身心地扑进某种东西里,发出数不清的动作,对这些动作你一无所知,在这个过程中你一丁点儿都没有听见我!

我偶然感觉到了这些,因为我发烧了,并且在等你。

作者: 沈慢    时间: 2014-7-30 14:32

斯洛文尼亚乡村葬礼

我的房间很古怪。火山红色,挂着土耳其式窗帘;家具有很多裂缝和接合处,灰尘像一些小小的鹅卵石水槽和河床在里面绵延。那是一些细细的灰尘,鹅卵石的不现实的细小化;但它们是那样简单地存在着,不交织在任何事件中,乃至会让人想到高山地区的巨大孤寂,仅仅被光线和黑暗的升落起伏冲洗着。那时候我有很多这样的体验。

当我第一次踏进这个房间时,房间里弥漫着死老鼠的臭味。那两位女教师把所有她们不再喜欢或者不值得再保留的东西,都扔进我的房间与她们的房间共用的前厅里:假花、残羹冷炙、水果皮,以及不值得再清洗的撕碎了的脏衣服。当我叫我的仆人整理一下时,连他都抱怨连天。不过她们中的一位比天使还美,而她的姐姐比一位母亲还温柔,并且每天都把脸蛋涂成天真的粉红色,这让她的脸像小教堂里的农民圣母一样美丽。她们两位都很受那些经常来我们这儿的学校女孩子的喜爱。有一次我生了病,自己也感受到了她们那种像温暖的香袋一样的亲切善良,我才理解了这种喜爱。但是有一次,当我大白天走进她们的房间,想跟她们提点要求的时候——因为她们是房东——,她们两个却都躺在床上,我刚想退出来,她们却非常乐于助人地掀开被子跳起来,衣服穿得整整齐齐,连在街上穿的脏兮兮的鞋子她们也在床上穿着。

当我观看那场葬礼的时候,我就是站在这幢房子里。斜对着我的窗子,住在宽阔的、在此处稍微隆起的帝国大街对面的一个胖女人死了。上午,年轻的木匠门送来了棺材;这是冬天,他们把棺材放在一个小小的手滑雪橇上,由于这个上午天气很好,他们穿着钉子鞋从大街上滑过来,巨大的黑色盒子在他们身后左右摆荡。每个看到这场景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他们是多么英俊的年轻人。并且好奇地等着,看雪橇是否会翻。

到了下午,房子前面站着送葬的人们:大礼帽和小皮帽、时髦的帽子和冬天的裹头巾黑压压地映衬着天空的明亮雪白。神职人员身着黑色和红色的衣服、外面套着笔挺的白色小褂,横穿雪地走过来。一条年轻、高大、毛发蓬乱的棕色的狗跳向他们,像对着一辆汽车似的对他们吠叫。如果允许这样说的话,那么它表达的并不是完全错误的观察;因为在这一瞬间,来者身上真的既没有神圣的东西,也没有人性的东西,更多的只是他们的存在中那机械的一面在光滑的路面积雪上艰难地移动。

但随后就是超越世俗的了。一个宁静的男低音开始唱起一首美妙温柔的、悲伤的歌曲,我只听懂了其中的外来词“甜蜜的玛利亚”,一个闪着栗子般浅棕色光芒的男中音加入进来,还有一个声音,一个男高音,超越所有声音跃上高空;与此同时,从房子里不断涌出一些戴黑色头巾的女人,蜡烛在冬日天空的背景下燃着淡黄色的火花,器具闪闪发光。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会想要痛哭一场,不为别的原因,只因为自己已经是过了三十岁的人了。

也许还有点儿因为男孩子们在送葬人群后面用胳膊肘推推搡搡,或者因为那位站得笔直的年轻先生——那条狗的主人——正越过所有脑袋看着这神圣的帮助仪式,他一动不动地看着,让人不知道为什么。一切就这样胆怯地充满了没有安置好的事实,像一个陶瓷柜子。当我——大概是出于偶然——在人群中再次发现那位高挑的年轻男子把一只手放在背后,而他那条棕色的大狗开始与这只手玩耍的时候,我真的已经不能自抑,但又不知该怎么办。那条狗逗弄地咬着那只手,试图用它热乎乎的舌头把它唤醒。现在我紧张地等待着,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那个年轻男子整个人都僵立在某个不确定的高处——背后的那只手终于松动了,开始独立地与狗的嘴巴玩耍,而它的主人对此却并不知晓。

这让我的心灵重新恢复了正常,尽管那并不是一个充足的理由。当时,在那种我强迫自己忍受着的环境中,我的心灵很容易陷入混乱或者恢复秩序,即使几乎并不存在什么缘由。当我的女房东在葬礼之后向我伸出手,同时递上一小杯她们自制的可疑烧酒时,对于握手的期待让人既舒服又不舒服地传遍我的全身,她们同时还送上了几句体面的话,这些话让人无法反驳:也许不幸会把人们彼此拉近,或者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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