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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储安平——中国自由主义文人的悲哀[转帖] [打印本页]

作者: 二十月 时间: 2007-8-4 13:08
标题: 储安平——中国自由主义文人的悲哀[转帖]
储安平——中国自由主义文人的悲哀
储安平，中国著名自由主义文人，新闻事业家，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江苏宜兴人，民国21 年（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民国22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民国25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作研究工作，回国后，先后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曾在桂林《力报》任主笔。民国34年春，在湖南辰奚“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侵占桂林后，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民国35年春赴上海，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同时兼复旦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同年因为直言“党天下”被划为右派。文革后全部右派平反，只五个右派不摘帽子不予改正。这五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储安平位列其中。
“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康生1969年一拍桌子，储安平生死从此成了一个迷。但他犀利狠辣的政论、反对党天下（无论任何党派）的政治观和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却不随着储安平的失踪而消逝。
储家是宜兴的望族。对于他的家世，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一份文字材料还是储安平自己写的一篇散文，这是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题目是《母亲》（《真美善》杂志7卷1号，第101页）他在文章一开始就说：“我生下来了六天，我的母亲就死了。还只有六天生命的小生物的我，所给予我母亲的印象，就像白烟一般的淡吧！”这是储安平一篇自叙性的散文，虽然他自己没有说明这是一篇有关他自己早年生活的文字，而且由于用了很强的抒情笔调，人们不大留意他所叙述的真实家世，而多数为他忧郁的笔调所吸引，但从这篇散文所涉及到的储安平早年的生活情况，再结合他后来的一些生活，我们可以判定这是一篇真实的文字而不是虚构的。他说：“我父亲，爱赌也爱嫖。——还只有六天生命就死去了母亲的孤儿我，因为相貌好，皮肤白，聪明，便为我年老的祖母及其它家人们所痛爱。在那样异样痛爱的祖母之抚育下，我健全地生长着，一直到十四岁上我祖母死去了的一年止。然而，虽则曾经抚育我十四年，非常痛爱我的祖母究竟是一个年老的人了；家人们之爱，也只是母亲之外的另外一种爱。”从这篇文字中我们知道储安平是在他伯父家中长大的，他的伯父就是储南强先生，储南强早年肄业江阴南菁书院，与黄炎培同学，清末曾做过南通知县，后在家乡兴学，兴办水利，建设宜兴市政，修筑古迹。五十岁以后，致力于整修善卷、庚桑两洞，直到抗战爆发，储南强先生一九五九年去世。储安平从小是在一个特殊家庭中长大的，对于他的这位伯父，他一生都心存感激，她的女儿曾告诉我说：“父亲床前一直挂着他伯父的像”，他一生中对他的伯父非常敬重。《母亲》是一九三Ｏ年夏天写的，当时储安平二十一岁。他说：“祖母和父亲，在我十四岁的一年上，都死了去！在这二十一次寒暑的交替中，最初，是依赖了祖母的抚养，以后，便只是凭了自己这天生的资质，和从流浪在外面十年的漂泊生活中得到的世故，人情，学问，识见，应付了一切苦难困危──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还仍然如漂忽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片舟般的我。”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储安平的一点个性，由于幼失怙恃，他从小就有较强的自立精神，养成了能吃苦爱节俭的品质，独立自强，非常自信。叶圣陶日记中有一则储安平请客的记载，可见出储安平的风格：“储安平请客单印有三事，别开生面：一、客不多邀，以五六人为度。二、菜不多备，以够吃为度。三、备烟不备洒。曾参观其社友工作情形，十数人将新出版之杂志插入封套，预备投邮。其出版日为星期六，而今日星期三已印就，定阅者于星期五即可收到。又以纸版分寄台湾北平两地，因而该两地与上海附近同样，可于星期五阅读。此君作事有效率，可佩。《观察》销数到六万份，盖为发行量最多之一种周刊矣”（《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3期第167页）许多接触过储安平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这可能与他早年的生活有关。

　　储安平1928年进入光华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他在光华读的是什么专业，目前还没有定论。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书中说：“他在光华读的是新闻系，从1928年到1932年。”（该书第132页）陈子善认为“1928年秋，储安平考入光华大学政治系。”（《“新月派”的后起之秀》，《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6月4日10版）而赵家璧先生在《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储安平----- 是我在光附中、大学读书时代的同班同学，娶女同学端木新民为妻”。（《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第111页）赵家璧先生是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的，以他和储安平为同班同学来说，那么储安平也应当是英国文学系的学生才对。
事实上，储安平对于新闻和政治，特别是政论都极有才干，而储安平的英文也非常好，他在大学时代曾翻译过一些作品，他40年代初写的三本书《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和印度》也都是有关英国历史的，这也许和他曾在英国留学有关。
20世纪30年代，储安平前往英国留学。在这之前，储安平是以一个新起的文学青年而为人所知的。《鲁迅日记》1929年6月21日有一条记载：“寄安平信并稿”。这个安平就是储安平，这是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有关储安平文学活动记载的资料，那时鲁迅在上海主编《奔流》，储安平可能给这本杂志投过稿，所以鲁迅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但《奔流》杂志没有储安平的作品，《北新》上有几篇储安平的文章，最早一篇是《布洛克及其名著——〈十二个〉》，是一篇介绍性的文字，文章的末尾署写作日期为“二八之春，某日下午”。这期《北新》是1928年5月16日出版的，当时储安平还不到20岁。储安平的文学活动开始于他在光华大学读书时期，比储安平晚一届后来成为知名小说家的穆时英在《光华文人志》中说：“他很努力，时常写东西。”储安平自己认为他在文学上的才能不是很高，而只是有一点兴趣，这倒也不是什么谦虚的话，而是对于自己才能的一种准确判断，证之后来储安平的经历，我们应该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客观的。他后来放弃文学而选择了政论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储安平从英国回来后已是抗战时期，大约1940年他到了湖南，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湘西时期，是储安平一生在写作上较有收获的时期，他后来的两本著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在蓝田师院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那时每逢周会，教授们都要轮流演讲，轮到储安平演讲时，据说“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排多少次掌。”（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第139页）在蓝田师院时，储安平刚刚32岁，他和许多知名的教授结下了友谊，这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客观》和《观察》杂志的撰稿人，比如钱钟书、高觉敷、邹文海等。
20世纪40年代初，储安平来到重庆。储安平在重庆的重要活动要两事可记，第一件事是那时他在中央政治学院做研究员。储安平在重庆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创办了《客观》周刊。
当时中国有三家名为《客观》的杂志，分别是上海《客观》半月刊，代表人贾开基。广州《客观》半月刊，发行人兼主编凌维素。重庆《客观》周刊，张稚琴为发行人，主编储安平。《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六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六万余字的文章。《客观》周刊一共出了17期。冯英子后来回忆说：“《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办一封《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储安平以支持。”（《风雨故人来》第1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5月）
储安平是1946年春天离开重庆，1946年9月1日，储安平在上海创刊《观察》，16开本，每期6万字。《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预的价值和作用。由于《观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超然态度创办的，所以它能够在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
对于《观察》的诞生，储安平说：“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观察》第1卷第1期第24页）
在主办《观察》之余，1946年储安平同时应聘为复旦大学的教授，那时他在政治系和新闻系讲授《各国政府与政治》《比较宪法》《评论练习》，储安平在复旦期间有过很多学生，他们后来多数成了中国新闻界的主要力量。
1948年，《观察》被国民党当局关闭。1949年储安平曾经试图复刊《观察》，共产党新政府批准了储安平的要求。1949年11月1日，《新观察》开始发行。但此“观察”非彼“观察”了，发行量下跌到只有3000多份，只有48年以前十万发行量的3％。储安平1950年初离开《新观察》。1950年5月，《新观察》停刊。之后直到1957年，储安平一直默默，其间他只写了一些诸如《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的文章。
1957年4年1日，《光明日报》党组撤消，储安平就任总编辑，这次重操旧业，对于储安平来说也是他这一生最后的一次机会。他这次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本来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设想，可惜后来发生了变化，他只做了七十多天的总编辑就离开了，六月八日，他因为在统战部的发言，直言“党天下”。十一月十二日，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此后储安平一直遭受迫害。
一九五七年之后，储安平基本上就结束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涯，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再没有为人所注意。他成为右派之后，一直由九三学社管辖，从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说还过得去，只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他成为右派之后，他的长子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和他脱离关系的声明。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平时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时过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还和他有些来往。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1969年，储安平失踪。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还是一个谜，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有人说他是在北京一个地方跳河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说他是在青岛跳的海，也有人说他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还有人写文章说他没有死，而是在江苏某地一个山上当了和尚。这些说法，都是传说，没有一点文献材料为证。所以现在只能说，储安平是不知所终。

储安平的政论与政治观点
储安平是一个自由主义文人，自由主义也主导了他的政治观。储安平也是中国“第三条道路”的中坚分子。储安平的政论一向是以客观唯实和反对强制为基本出发点，但也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可以从两个例子看出储安平的政治观。
1948年7月，蒋介石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晚报》和上海《观察》及另一家通迅社。消息传出，南京《新晚报》便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了。但面对这种情况，储安平没有被吓住，他在7月17日出版的《观察》第4卷第20期的头条位置上发表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文章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据理力争，显示出了储安平一贯的态度：
【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以后，连日南京的政界、文化界、新闻界又盛传本刊将继新民报之后，遭受停刊处分。我们业已在多方面证实此项传说。听说当局最初曾想一口气“解决”几个在他们认为眼中之钉的报纸、杂志、和通信社。其后因为新民报的查封令发表以后，各方反应不佳，所以第二个查封本刊的命令迟迟未下。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本刊命运，存亡难卜；我们愿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对政府公开说几句话。......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一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
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於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
储安平抨击国民党的统治，主要是基于他对于国民政府腐败无能的痛恨，但并不是说储安平在政治主张上和共产党一致。这可以从储安平1947年在《观察》上发表的文章《中国的政局》上看出来：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是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而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当然，既然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独裁与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大相径庭，美国政府对中国政治的积极卷入又严重威胁着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立场，那么，从情感上、行为上自觉与不自觉地倾向共产党政权也就成了储安平的不二选择。这就可以解释储安平为什么在并不完全相信共产党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留在大陆。
储安平平生的政治抱负，就是在中国把自由主义发扬光大。但他是一个事业家，并非一个政治家。他试图通过踏踏实实的做事来改善中国的现状。储安平在建国后的8年时间里无疑是郁闷的。这段时间里，储安平像大多数的自由主义文人一样隐忍不发。1957年，储安平被调入《光明日报》就任总编辑。同年，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引蛇出洞”的大“阳谋”。很多人暴露出本来面目，很多人变得面目全非，储安平也不例外。
储安平初到《光明日报》社的时候，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震天响的时候。他的精神很快就恢复到了1949年前的状态。他试图以西方的新闻观，来指导经过8年改造后已经成为新闻单位的《光明日报》。他在报社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他还说：“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天，储安平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他那留学英国的教育背景，许多年了，他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次既然让说，何不说个痛快。他在《光明日报》社就说过：“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他反对报纸报道工作，宣传政策，认为不必管什么政策。他认为：“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是报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他一再强调：“搞头条新闻，时间要争，质量可以少一点”。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那时储安平还说过：“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说过：“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
储安平十分反感一党独大。《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刊登的储安平的讲话可以集中反映这一点：
【储安平在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中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安平的“党天下”理论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并称为右派的三大理论。
储安平是在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的。“党天下”的说法并不是储安平的创造，三十年代罗隆基就用这个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党在国上”这是那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看不过的。储安平的这个发言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础。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始终左右着储安平的为人处事。而储安平的政治观的根源就是他的文化观：价值取向中自由的崇高地位，唯实的基本原则和漠视权威。
对于储安平的评价
严格意义上说，储安平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新闻评论家。他一生的著作绝大多数是政论。我们很难看到储安平系统详细的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储安平留给后人的，主要是他的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和犀利的文风。
储安平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浓缩。他的前半生一直在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专制做斗争，但这些斗争都是在和平合法的前提下展开的，是一种与国名政府在规则内的博弈。他希望通过和平手段，在中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制度。而储安平的后半生，如果不算他在光明日报的短暂得意，则是悲惨的。
就储安平的政治观点而言，虽然有其合理的方面，但是他在对两个问题的理解上有曲解。一个是对中国发展方式的曲解，一个是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曲解。
对于中国发展方式的曲解，表现在他的反权威主义和反对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储安平的思想里有比较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他反对任何强制和强权，也反感任何权威。储安平既反对国民党的统治，也对共产党管理社会的方式提出怀疑。而这种反权威的态度，在国名政府期间和建国之后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民主基础和经济基础都相当薄弱的国家，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统治者。储安平一生为之奋斗的，恰恰是当时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储安平的悲哀，也是当时整整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哀。
储安平对于共产党本质的曲解，代表作有两篇，一篇是储安平1947年在《观察》上发表的文章《中国的政局》上说，“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是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另一篇是1957年储安平的“党天下”。
储安平把我党等同于法西斯政党，以及指责我党实行党天下，无疑是错误的。但我个人认为，储安平实质置疑的是斯大林主义和中国历史上不断延续的封建传统，而并非是马克思主义。
由于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和苏联保持长期密切的联系。所以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就不可避免的会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斯大林主义强调集权和权威，限制个人自由。在苏联，的确形成了苏共的“党天下”。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发展，农村历史遗留的封建思想和皇权思想也影响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斯大林主义虽然使中国迅速整合为一个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极端统一的国度，但也确实使得统治集团，特别是毛泽东缺乏权力制衡。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色彩，在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本人身上也多有体现。现在我们回头看反右直至文革这段时期我党走过的弯路，储安平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批判，很多是不幸言中了。但是储安平并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不断与时俱进的重要特色。我个人认为，储安平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始终把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划了等号，也把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划了等号，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将继承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这是储安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曲解。
除了储安平的政论，储安平的新闻理念也值得研究。储安平的报纸和杂志对于新闻的时新性、重要性、显要性的要求都很高，这几点现在已经被视作新闻深度报道的基础要求。储安平提出的“报纸的职责是揭露”的观点，可以说是新闻监督的核心。联想美国当年利用新闻反对腐败，以至于后来有“拯救美国的扒粪运动”，储安平的新闻观在今天看来的确有借鉴意义。
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若不死，现在也是行将就木的老人了。我查阅了不少资料，网上还有一个说法是，一个记者曾经在80年代的北京闹市遇见过储安平。当那个记者准备上前打招呼时，储安平对着他一笑，转身消失在茫茫人海。也许，这仅仅是善良人们的一个善良愿望吧。
200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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