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The Poetry of T.S.Eliont.By Hugh Ross Williamson.London:
Hodder＆Stought on,1923.5/.
2．T．S．Eliot，A Study．By Thomas McGreevy.London:Chatto＆
Windus,1931．2／．
3．Selected Essays．1917-1932．By T．S．E1iot．London：Faber＆
Faber．1932． 12／6．
全书共七十一页，其实扼要的话有五六页就很够他说的了，他说爱略特早年的
诗只有讽刺与愤恚的心境而无具体人生之同情观察(十七页)，除了著名的"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和 "Rhapsody on a Windy Night"两首之
外，他早年的诗都不过是一个有学识、有感觉的New Englander对于眼前的生活，
尤其是对于传统道德的庄严，表示一种高傲的冷嘲，因为他觉得这些传统的道德行为
已失去它的基本的诚心(十五、十六、十八页)；徒有这种态度是不足以造成伟大诗
人的(十一页)，好在从早年的诗里，尤其是"rufrock"这首，我们已略微能看出他
的一种自责的、怀疑的，和忏悔的心境，这便是他晚成的星兆；在"rufrock"里他
已显露着他自己认为是做诗最主要的技能，就是用意象来想见的力量(the power
of seeing in images，二十八页)，如：
The yellow fog that rubs its back upon the window-panes,
The yellow smoke that rubs its muzzle on the window-panes
Licked its tongue into the comers of the evening,
Lingered upon the pools that stand in drains,
Let fall upon its back the soot that falls from chimneys,
Slipped by the terrace, made a sudden leap,
And seeing that it was a soft October night,
Curled once about the house, and fell asleep.
这些话可以说是马克格里非书里的精华了。有两点我们要提出讨论的。第一是
关于爱略特早年的诗：单就态度而论(因为著者是注意这方面的)，他《荒原》前的
诗与《荒原》并没有什么冲突，不但不冲突，而且是出于同一种心理背景的，虽然
他最早的是几首情诗("rufrock"，"Portrait of a lady"，"La Figlia Che
Piange"，"Conversaition")，随后三首("Preludes"，"Rhapsody on a Windy
Night"，"Morning at the Window")是写环境的混沌与丑陋的，二年后的"The
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AuntHelen"，"Cousin
Nancy"，"Mr.Apollinax"都是讽刺波士顿社会的，一九的○年的集子是描写现代人
堕落与卑鄙的情况（以上写诗的次序与诗集里印的略有出入，乃依威廉生所言，想
是爱略特自己告诉他的），这些诗的后面却都闪着一副庄严沉默的面孔，它给我们
的印象不像个冷讥热嘲的俏皮青年，更不像个倨傲轻世的古典者，乃是一个受着现
代社会的酷刑的、清醒的、虔诚的自白者。正如罪犯在受拷讯，他的口供诚然是创
痛中的呻吟。在"Prufrock"里他愤然的说：
I should have been a pair of ragged claws
Scuttling across the floors of silent seas.
这是何等悔悟自责的心境!自己生活中的追求既成幻灭，文明也不过是
A broken spring in a factory yard,
Rust that clings to the form that the strength has left
Hard and curled and ready to snap.
（"Rhapsody on a Windy Night"）
结果这位刚到三十岁的诗人竟已感觉衰老到
Here I am, an old man in a dry month,
Being read to by a boy, waiting for rain.
（"Gerontion"）
第二，关于爱略特的宗教信仰，我们觉得马克格里非的意见有太过于为天主教
的上帝争功的嫌疑。他自己想必也是个天主教徒，我们当然不该涉及他个人的这点，
不过他未免太显然的对于"辩正宗"(Protestantism)，尤其是对于美国的"清净
宗"(Puritanism )取攻击的态度了；他说爱略特的《荒原》以及后期的作品都因为
受了天主教的基本信条的影响才能产生出来的，假设他不解脱早年所受"清净宗"的影
响，他断不能从厌人愤世的消极态度中救出自己来，因为惟有天主教才是基于"希
望"(hope)的，惟有信仰天主教的人才会有真正忏悔的心境；所以他的诗非天主教徒
不能欣赏(以上见十六页、二十四页、三十五页)。这几句话牵涉两种问题：一，在一
首诗里什么是属于诗的，什么不是?二，什么是信仰，信仰有什么分别的标准?第一种
问题这里可以不必讨论。关于第二种，瑞恰慈、墨瑞(J．M．Murry)和爱略特自己先
后都发表过专论(见一九三○年十月Symposium季刊)，瑞恰慈的《论信仰》，墨端
的"Beauty is Truth"，爱略特在一九二七年三月Dial月刊上有《文学，科学与教
义》，在一九三○年二月美国Bookman里有《诗》与《宣传》，又文选集中末尾论白
璧德与人文主义的二章里也有涉及这问题的地方，这里我们可以不必翻案。我们只提
出所不满于马克格里非的一点，就是他把诗混杂于信仰中，因此抹煞了爱略特在诗的
技术上的地位。爱略特的诗是否专为天主教徒写的，我们无从知道，至少我们相信非
天主教徒的人也有了解它的可能，同时和爱略特同信仰的人未必就能因此而了解他的
诗。他的宗教观念我们可以了解，但未必就要接受；换句话说，如瑞恰慈所说，我们
可以用一种imaginative assent来作了解的基础，这种imaginative assent是可
以和verifiable belief分开的。爱略特自己也曾经说过"Every man who
thinks and lives by thought must have his own scepticism, that which
stops at the question, that which ends in a denial, or that which
leads to faith and which is integrated into the faith which
transcends it．"(《文学，科学与教义》)。由此可见爱略特的宗教信仰至少对于
他自己是一种思想的结论，是一种理智的悟觉。这种结论，这种悟觉是他思想方面的
生活，徒有这种生活未必就能写诗。他在论但丁的文里对于但丁的宗教信仰也承认和
他的诗的技术可以分开来看，他说："I deny，in short，that the reader
must share the beliefs of the poet in order to enjoy the poetry
fully．"(《选集》二五五页)威廉生说得很对："The man who suffers is
still, to a certain extent, separate from the mind which
creates．"(一七○页)总之爱略特的诗所以令人注意者，不在他的宗教信仰，而在
他有进一步的深刻表现法，有扩大错综的意识，有为整个人类文明前途设想的情绪，
其余的一切都得从别的立场上去讨论了。
內容提要 “T. S. 艾略特在現代中國的傳播”是一個本應引起重視但卻長期受到忽略的課題。事實上，早在1920年代他的名字就進入了現代中國的人文視野，其後經過文人學士的課堂講習和譯介活動，及至1948年，艾略特在中國文藝界已廣爲人知，並且對中國現代詩歌産生了深遠影響。本文旨在通過對大量原始文獻的梳理，厘定出一條清晰而完整的T. S. 艾略特在現代中國（1923—1948）的傳播線索，以期深化我們對這一時期的中西文學關係的理解。
英國大詩人 T· 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的傳播和影響是世界性的，對中國亦不例外。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的名字就出現在中國的一些文藝刊物上，引起了時輩注意。之後關於他的譯介作品大量問世，踵事增華，截止1948年，隱然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潮流。大體而言，艾略特在現代中國的傳播是通過兩種途徑進行的：其一是學者們的課堂講習和公開演講。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一批外籍教師和留學英美的中國學者對新近崛起的艾略特顯示出強烈的興趣，他們紛紛將這位元詩人的作品列入授課內容中，在課堂上充滿熱情地講述自己對艾略特的理解，引起學生們的共鳴。其中的領軍人物包括：哈羅德·艾克頓(Lord Harold Acton)、溫德（Robert Winter, 1890——1990）、燕蔔遜（William Empson）、葉公超、吳宓、溫源甯、夏濟安、卞之琳、錢學熙。其二是中國學者們發表的艾略特詩文中譯本及多多少少與艾略特有關的評介文字。這些學者至少包括葉公超、溫源甯、曹葆華、邵洵美、周煦良、章克椮、羅莫辰、王佐良、唐湜、袁可嘉、卞之琳、趙蘿蕤、邢光祖、岑鄂之、沈濟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主要是葉公超（1926，康橋）、吳宓（1931，康橋）、辛笛（1937，愛丁堡）、趙蘿蕤（1946，哈佛），曾與艾略特有直接的過從--------以上兩種方式交錯進行、相互補充，有力地促進了艾略特在現代中國的傳播和接受。據我的粗略統計，從1923年到1949年的二十多年時間裏，中國學者公開發表的關於艾略特的譯介文章不下63篇，這還不包括僅僅提到他名字的文章。63篇文章分爲三類：艾略特的詩歌與論文中文譯本（25篇）、外國學者的關於艾略特的研究論文之中文譯本（20篇）、中國學者以中英文撰寫的關於艾略特的研究文章（18篇）。毫無疑問，當艾略特的作品一經介紹到中國之後，它就不能不對中國文壇産生這樣那樣的衝擊；反過來看，當敏感的中國作家接觸到艾略特的作品以致於參與傳播之時，他們從中受到或多或少的影響和啓發也是在所難免的。可以說，正是由於這些文人學士的熱情譯介，才使得爲數不少的中國作家——譬如，卞之琳、曹葆華、何其芳、穆旦、袁可嘉、杭約赫、辛笛、唐祈、唐湜、楊周翰、王佐良、吳興華、羅寄一等等——對艾略特作品産生了濃厚興趣，繼之以認真的借鑒和創造性轉化，寫出了大量詩作，豐富了現代中國文學。但令人遺憾的是，長期以來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對“艾略特在現代中國的傳播”這一段中西文學姻緣缺乏應有的重視。本文試圖在大量原始文獻材料的支援下，厘定出一條清晰可辨的艾略特在現代中國的傳播線索，以期深化我們對這一時期的中西文學關係的理解。此外，我還應該特意說明幾點：一，之所以將開始時段定在1923年，是因爲在1923年8月，艾略特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中國的文藝刊物上。二，1936年12月，趙蘿蕤第一次全文翻譯、詳盡注解了《荒原》一詩，並於次年由上海新詩社刊行。這意味著艾略特的作品開始走出課堂講習的狹隘圈子，得以在中國文藝界流行，有了更多的與文人學者進行對話與交流的機會，而此前對艾略特的零星介紹無疑是處於一個粗淺\的階段。如此說來，艾略特在現代中國傳播的二十餘年裏，1936年12月應當是一個意義重大的分水嶺, 以它來劃分傳播的前後階段應當是合乎實際的； 三，至於其他的一些關鍵性問題，諸如：艾略特在中國的影響及其接受，是僅僅停留在表面還是具有實質的意義？是個別的暫時的現象，還是具有相當的深度、廣度和持續性？筆者將另文討論，茲不贅述。
一． 前 期：一 九 二 三 年 —— 一 九 三 六 年
艾略特在現代中國傳播的前期階段肇始於1923年8月，截止於1936年7月。這期間的傳播特點是：大部分文人學者並無專論艾略特的文章，只是在課堂講習中和隨筆作品中提及艾略特其人其詩。至於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The Waste Land）、《普魯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Alfred Prufrock )、《四個四重奏》(Four Quartets)、《聖林》(The Sacred Wood)則更無中譯本行世，因此，文藝界對他的瞭解相當有限。不過，這期間發表的的幾篇文章從文學史的角度著眼，對於艾略特的詩藝作了簡要的介紹，值得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1932年5月8日，葉公超的康橋同學、北大英文系主任溫源甯在北平萬國美術研究所用英文發表演說，題爲《現代英美四大詩人》，逐一評介羅蘭斯（D. H. Lawrence，勞倫斯）、德勒邁爾 (Walter De la Mare) 、桑德堡 (Carl Sandburg) 、哀裏奧德 (T. S. Eliot，艾略特) 等人的作品。其中，對艾略特的詩歌《空心人》之精神意向的論述頗爲深刻：“哀裏奧德所看見的是淒涼的，毫無歡樂的世界，一個死在空虛中的世界，只有死在粉匣子裏或字紙簍中的選擇……沒有法子可以逃避我們的時代。且讓我們真能懂得它。這就是現代詩歌所能替我們做的事：它能幫助我們，這是別的所不能的，來理解我們的時代”。此文後由顧綬昌譯爲中文，發表於1832年9月《青年界》第2卷第2期。
1933——1934這兩年當中，中國學者對艾略特的介紹顯然加快了步伐，這方面的文章也大量湧現。
先看1933年。英國爵士哈羅德·艾克頓（Lord Harold Acton）這一年在北大教英國文學，“第一次把有修養的”教授所不齒的《荒原》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列爲課文，並鼓勵學生寫艾略特的論文，而當時均爲北大英語系學生的陳世驤、廢名、林庚、李廣田、何其芳、陳夢家、卞之琳，均獻身現代詩”［10］2月1日，《現代》雜誌第2卷第4期發表了日本學者阿部知二的《英美新興詩派》（高明譯）。此文洋洋灑灑近萬言，勾勒了當代英美詩壇的代表詩人極其藝術成就。在“引言”部分，作者舉艾略特爲例以證明英美“兩個文壇實有最密切的兄弟關係”；在第一部分“作爲新興詩派的近代派”裏，作者徵引了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一文的兩段文字。在第二部分“英國的情勢”裏，作者探討了艾略特的詩歌成就。整整一個月後，《新月》雜誌第4卷第6期“海外出版界”一欄發表了署名“蓀波”的書評文章《利斯威的三本書》（松建按：此處當爲“利威斯”，疑爲手民誤植。“蓀波”即是葉公超的得意門生、錢鍾書的同班同學常風，這篇書評是常風的處女作，事前經過葉公超的多次潤飾）。文章介紹了英國新起批評家利威斯（F. R. Leavis，1895——19？）的《英詩之新平衡》（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 A Study of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Chatto & Windus, London，1932）一書，認爲艾略特爲英國詩歌之發展做了一個新的開始，樹立了新的平衡。10月，《清華周刊》第40卷第1期發表了文心翻譯的John Sparrow 的文章《晦澀與傳達》(Obscurity and Communication)，對《荒原》作了言簡意賅的介紹。
再看1934年。《清華周刊》第42卷第6期刊發了默棠翻譯的R.D.Charques的《論現代詩》，其中包括對艾略特的評價。1934年，美國人溫德（Robert Winter）教授在清華大學研究院課堂上詳盡分析講解了《荒原》一詩，對學生趙蘿蕤産生很大吸引力，據說趙後來譯出的《荒原》的部分注釋即來自於此［11］同年4月1日，《清華學報》第9卷第2期刊發了葉公超的一篇重要文章《愛略忒的詩》，綜論關於艾略特的兩本評著：Hugh Ross Williamsond的《The Poetry of T. S. Eliot》, Thomas McGreevy的《T. S. Eliot, A Study 》以及艾略特自己的一本選集《Selected 8Essays》。葉氏清楚地闡述了自己對這位大詩人的看法：“這些詩的後面卻都閃著一副莊嚴沈默的面孔，它給我們的印象不像個冷譏熱嘲的俏皮青年，更不像個倨傲輕世的古典者，乃是一個受著現代社會的酷刑的、清醒的、虔誠\的自白者。正如罪犯受拷訊，他的口供誠\\然是創痛中的呻吟……艾略特的方法，是要造成一 種擴大錯綜的知覺，要表現整個文明的心靈，要理解過去的存在性。他的詩其實已打破了文學習慣上所謂浪漫主義 與古典主義的區別……他的重要正在他不屑擬摹一家或一時期的作風，而要造成一個古今錯綜 的意識”。 1934年5月，應他的約請，學生卞之琳翻譯了艾略特的著名論文《傳統與個人才能》，葉公超校訂並譯出文前一句拉丁文motto，發表于《學文》第1集。
必須指出的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活躍在北京的現代派詩人曹葆華爲艾略特在中國之傳播付出了艱辛的努力，譯文多篇，令人難忘。詩人方敬在回憶錄中說過：“葆華逐漸愛上了法國象徵派和英美現代派的詩，受到波德萊爾、韓波、龐德、艾略特等詩人的影響”［12］。曹葆華在三十年代用心翻譯了艾略特的《傳統與個人才能》（易名爲《論詩》）、《批評底功能》和《批評中的實驗》等重要論文，發表于他所主編的《北平晨報》副刊《學園》之《詩與批評》欄目。另外，《詩與批評》也刊載過艾略特的《詩與宣傳》、《完美的批評家》的譯文。1934年7月的《北平晨報》副刊《詩與批評》連載了（施）宏告譯瑞恰慈（I. A. Richards）的《哀略特底詩》，此文稍後又發表於新加坡的《星洲日報》上。1934年9月，上海的《現代》雜誌第5卷第5期刊出《現代美國文學專號要目預告》，其中“作家評論”中列有《詩人愛裏奧特》一篇，作者爲新月派健將孫大雨，但第六期上卻未見此文，不知何故。10月，《現代》第5卷第6期以大副字體特意標明本期是“現代美國文學專號”，其中有四篇文章涉及到艾略特，分別是：邵洵美《現代美國詩壇概觀》、徐遲《哀慈拉·邦德及其同人》、李長之《現代美國的文藝批評》、以及薛蕙《現代美國作家小傳》。邵洵美的力作《現代美國詩壇概觀》篇幅長達萬餘言，對當代美國詩壇的主要流派作一鳥瞰式的縱覽，並且詳盡分析、高度評價艾略特《荒原》的藝術成就；而薛蕙的《現代美國作家小傳》一文簡要地介紹了艾略特的生平。
1935年，《清華周刊》第43卷第9期上發表了章克椮翻譯的威廉姆遜（H. R. Williamson）的《T. S. 厄了忒的詩論》，而第11期的《戰後英國文學》也提到了《荒原》和艾略特的深遠影響。1935年10月，戴望舒任主編的《現代詩風》（雙月刊）第1冊刊出艾略特的論文《詩的用處與批評的用處》，譯者是周煦良。1935年冬到1936年夏，梁宗岱任主編的《大公報·文藝》發表了聞家駟翻譯的艾略特的一篇短文（松建按：因手邊沒有《大公報》，具體期數及篇名待考）。1936年1-3月，溫源甯、全增嘏和吳經熊主編的英文雜誌《天下》月刊 (T’ien Hsia Monthly) 多次預告了溫源寧的論文《論T. S.Eliot之情詩》，但不知何故，一直未能發表。1936年，羅莫辰（松建按：羅莫辰即詩人、翻譯家羅大岡的筆名）譯出D. S. Mirsky的《T. S. 艾略忒與布爾喬亞詩歌之終局》，發表于《文季月刊》第1卷第3期。1936—1939年，詩人辛笛赴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碩士學位，期間在倫敦觀看過艾略特的詩劇《大教堂謀\殺案》，在洛杉磯欣賞了艾略特的戲劇《野貓》的演出，留下深刻印象。當時愛丁堡大學英文系主任威爾遜（Dover J. Wilson）延請艾略特爲學生開設莎士比亞專題講座，辛笛得以見到這位仰慕已久的詩人，並在日後的隨筆中有生動的記述［13］。1936年10月，周煦良譯出艾略特的《詩與宣傳》，在《新詩》第1卷第1期上發表；12月，他又譯出艾略特的《勃萊克論》，發表於《新詩》第1卷 第3期。 《新詩》第1卷第4期的《社中雜記》預告說：“在下一期我們還要發表現代英國大詩人愛略特的著名的長詩〈荒原〉（The Waste Land）。這首詩有名地難譯難解，可是經過了譯者趙蘿蕤女士的努力，並附以極詳盡的注釋，這兩個問題便大部分可以解決了，至於譯筆之流暢韻藉，猶其餘事也”。
1936年12月，應戴望舒的約請，葉公超的女弟子、清華大學研究生趙蘿蕤譯出《荒原》全詩。1937年6月，《荒原》的首部中譯本作爲《新詩社叢書》的第1種由上海新詩社出版，趙蘿蕤於《譯後記》當中清楚交代了譯事之甘苦。但遺憾的是，時值抗戰前夕，社會風雨飄搖，而艾略特作品又艱澀難懂，中譯本僅印刷數百本，是故此書未能産生預期反響。1989年，趙蘿蕤在一篇回憶錄中追述了當時的情景［14］1992年，她在另外一個場合又舊事重提［15］。值得注意的是， 葉公超爲本書作序，而此序言後來又取名《再論愛略特的詩》，另行發表於1937年4月5日《北平晨報·文藝》 第13期。文章一開篇，即爲艾略特的歷史影響做出令人信服的論斷：“就愛略特個人的詩而論，他的全盛時期已然過去了，但是他的詩和他的詩的理論卻已造成一 種新傳統的基礎。這新傳統的勢力已很明顯地在近十年來一般英美青年詩人的作品中表現出來。最近有人說，現在的英文詩只有愛略特派與非愛略特派兩種。這話大致是不錯的。他的影響之大竟令人感覺，也許將來他的詩本身的價值還不及他的影響的價值呢”。然後葉公超詳盡論述了艾略特的藝術技巧、詩學觀點、理論淵源，同時又指出：後輩詩人如W. H. Auden 、Stephen Spender、C. D. Lewis等人“所受的艾略特的影響大致全是技術方面的。在思想與性情方面，他們不但沒有受他的影響，而且多半是處於類乎反對的地位”。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厭其煩地徵引《蔡寬夫詩話》、《冷齋夜話》等中國古代文論著作及蘇軾、杜甫和黃山谷等人的詩句，與艾略特的詩歌理論進行比較詩學領域的相互參證、相互發明，以突出艾略特的遠見卓識。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再論愛略特的詩》一文立論精到，分析透闢，對中國文藝界瞭解艾略特的詩與詩學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1947年，卞之琳翻譯了艾略特的短詩《西面之歌》（The Song of Simon），刊於6月1日的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6月15日，貴陽的《文訊》月刊第7卷第1期發表了艾略特的論文《維多利亞期文學傳統的支持者》，譯者是柳無忌；10月13日，沈從文任主編的北平《平明日報·讀書界》第41期發表了王佐良的《〈艾裏奧脫：詩人及批評家〉序》。1947年7月，杭約赫等人在上海創辦《詩創造》雜誌。1948年4月，《詩創造》第10期推出“翻譯專號”，系統介紹艾略特、裏爾克等西方現代派詩人的理論。其中包括英國詩人史彭德的《T. S. 艾略忒的“四個四重奏”》（岑鄂之譯）一文，文章認爲該詩 “是這次戰爭期裏所産生的最出色的詩……是一連串關於時間和無限的觀念的默想，它們和偉大的神秘家們的精神的活動有許多相同處”；這一期雜誌還有唐湜翻譯的艾略特的晚期詩作《四個四重奏·焚毀的諾頓》。1948年5月，馮至任主編的《大公報·星期文藝》第82期發表了袁可嘉的《Eliot（艾略特）》一文。1948年6月出版的《詩創造》第12期又推出“詩論專號”。其中《愛略忒論詩》（沈濟譯）介紹了艾略特的“兒童期以來的感覺生活”對於人的一生“帶著情感重現”的獨特看法，以及艾略特所說的“每個精確的情感都傾向智力的簡明陳述”的觀念性見解。1948年6月25日，重慶的《文藝先鋒》第12卷第6期發表了荃裏翻譯的艾略特的論文《路狄雅德·吉卜林》。
結 語：未 完 成 的 探 索
關於T. S. 艾略特在現代中國的傳播這一課題，本文的考察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由於有限的篇幅不允許展開更詳盡的資料徵引和理論分析，再加上隨著學者們的辛勤開掘，相信會有更多放軼的文獻得以重見天日，因此，不待說，本文的回顧和梳理是不完備的。但我相信，即便是如此簡略的整理亦足以說明：自五四以還，T. S. 艾略特與現代中國文學的關係的確是一個值得深研的課題，個中問題的豐富性和複雜性理應引起我們的重視。鑒於T ·S ·艾略特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衝擊既深且巨，而他的影響及其接受又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所以，對T. S. 艾略特在現代中國的傳播情況的梳理，就遠不是問題的結束，而只是問題的開始。（完）
rufrock"这首，我们已略微能看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