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说童话，例如《小红帽》，其文本始于一组给定的人物及情境——一个小女孩，一位母亲，一位外婆，一只狼，一片树林——并经过一系列限定的情节到达结局。当然，也可以把童话当做寓言来读，并赋予其情节和人物的行为以不同的道德含义，但是，《小红帽》是无法转换成《灰姑娘》的。《芬尼根守灵夜》的确是开放的，可以有很多种诠释，但它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它绝对不可能给出费马大定理(Fermat’s last theorem)的证明，或是伍迪·艾伦的全传。这一点看似微不足道，但许多解构学家的最根本错误，便是相信文本无所不能。其错谬显而易见。
对此，人们会提出作者身份和艺术作品的完整概念，作为一种有机整体能否幸存的问题。我想简单地告诉我的听众，这种事过去就有过，它既没有扰乱作者身份，也没有危及有机整体。第一个例子是意大利的职业艺术喜剧(译注：Commedia dell’arte，一种即兴戏剧形式，始自16世纪之意大利，流行至18世纪，今日仍有演出。系一种以流动剧团搭建露天舞台，并杂以戏法儿和杂技等娱乐观众的幽默喜剧形式，有角色固定的保留剧目，以及粗略的剧情大纲，即艾柯后文所称的Canovaccio)，以Canovaccio，亦即故事大纲为基础，每次演出则有赖于演员的情绪和即兴发挥，因而每次演出都各不相同，所以，我们无法通过人称“有两个主子的滑稽仆人”(Arlecchino servo di due padroni)的一个单一作者，来判定任何一部单一的作品，而只能记录一个连续的演出系列，其大多数无疑已经失传，而它们全都互不相同。
另一个例子是即兴爵士乐演出(jazz jam session)。可以相信，《北新街蓝调》(译注：Basin Street Blues，爵士乐的经典之作)只有过一次通过后来的录音保存下来的独享尊荣的演出，但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有多少次演出，就有多少种《北新街蓝调》，一旦两位或更多的表演者再度相会，并且试验他们对原始主旋律个性化和经过创新的版本，那么将来还会有许多我们尚不知道的《北新街蓝调》。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于集体流行艺术领域内作者身份缺失的观念，每位参与者都以其对爵士音乐的体验，在其中加入了某种东西，使之成为没有穷尽的故事。
的确，在角色扮演游戏中，某人可以重写滑铁卢，这样，格鲁希的一彪人马便可赶来救援拿破仑。但是雨果的滑铁卢的悲剧之美，正是让读者感到事情并不以他们的意愿为转移。悲剧文学作品的魅力，是让我们感到书中的英雄有逃脱其命运的可能，但却未能遂愿，原因在于他们的脆弱，他们的骄傲，或是他们的盲目。此外，雨果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晕眩，这样一种错误，这样一种毁灭，这样一种让整个历史为之震惊的失败，难道是某种无因之果吗？不……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而言，伟人的消失是必然的。某个无人可以反对的人，掌管着这一事件……上帝从这里经过，上帝经过了(Dieu a pass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