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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广州的冬天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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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6 12:23:18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广州的冬天不冷

　　广州的冬天不冷。我对自己说。
　　广州的冬天不会再冷。我对莫浪说。
　　他微笑，一如既往地反驳我，——广州的冬天还会冷。
　　我努努嘴表达不屑，他毫不在意。正如他毫不在意我的过去，那真是一个劣迹斑斑的过去，他竟毫不在意。莫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在睡觉前，不论受了我多大的侮辱和人身攻击，他在睡觉时一如既往的是紧紧的拥抱。
　　这个紧紧的拥抱，从后向前，我的背，从未在睡时感到过寂寞。
　　
　　我从来不问莫浪，你从哪儿来到广州，你家里几口人。我觉得这些问题很拙笨。这是新的时期新的世界，市场经济发展得如火如荼，早已经把我的家人卷入其中，又何必多问别人的家事。还不是一样的金钱至上。谁讨厌钱呢，那一定是个傻子吧。我妈常这么评价傻子。她的世界里，最大的傻瓜就是看见地上有钱也不去捡的人。所谓勤“捡”持家，我妈打小就这样教育我和我弟弟。
　　好笑的是我和我弟弟都不喜欢捡钱。我们常常看见脚边有一张十元的票子，可任其跟着风扬起，即便就快吹入手中，我们也不会迟疑地，立刻回家。
　　小时候那个家是谈不上温暖的。现在也许更谈不上。
　　
　　我在入睡前喜欢说梦话，奇怪，人在睡觉的时候并不喜欢做梦。
　　莫浪就成了唯一的听众，理所当然的。我孤身一人，不算离家出走，也算离经叛道，离开了汉口，直奔岭南这个大大的印象园。
　　广州是一座典型的岭南印象城，我去参观番禺的岭南印象园时对我姑父说，这整个广州就是一个岭南印象城。他初次来穗，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对我说的所有，唯唯诺诺。家里很多人习惯了对我点头和信任。那种信任源自于我的毕业证书。一个接一个的。
　　我从武昌毕业到南昌又毕业又跑到广州上学，上了很多学，懂得了很多人事，可性子还是桀骜不驯。谁想要骑我，必先得我肯定。其实女人最讨厌的就是男人说你学历高。可是我的炮友们还是惊讶于我的小小年纪与我的大大证书的不成比例。
　　
　　说起约炮，不到20岁的我早已经驾轻就熟了。
　　这并不是什么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在别人上高中的年龄上了大学，在别人上大学的年龄上了研究生，在别人上研究生的年龄正在攻读博士。
　　和别人疯狂迷乱的高中一样，我在大学也开始了疯狂迷乱。
　　一切是那样简单，登陆一个社交软件，注册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真名，拥有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自己，打开化妆箱，扑粉，对着小圆镜缓缓、慢慢地画着眼线，然后看着自己被夸张的眼睛和被描红的嘴唇。
　　一边嘴角上扬，给人45度微笑。
　　我喜欢红唇，我的炮友们也都喜欢。
　　谁说不是呢，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连炮友都没有让我感觉到有什么不同于我的世界里的东西出现。
　　不知道别的女人是如何与一个个陌生男人扯上联系的，我所有的步骤都很简单。我想要的男人也从不缺席。我把这一点视作得意的事告诉莫浪，莫浪说你傻，男人怎么可能会拒绝一个投怀送抱的女人，而且这个女人面容姣好，身姿曼妙。
　　
　　我弹得一手好琴。
　　这是因为曾经有一个炮友，他是教人拉琴的。他教的虽然是小提，可是他的钢琴和他的小提一样好。我在他身边的那段时间，以前落下的钢琴又重新捡起来，后来还能自己偶尔写两个小曲。
　　左手伴奏也熟练了很多。以前总是记不清楚各种伴奏型的转换。
　　小时候学的东西长大以后再学，就再也不能忘记了。现在不需要每天去打开钢琴练习，即兴一段也可以有模有样。
　　
　　我18岁不到就拿到了C照。因为我妈打电话拜托不是我亲哥的哥去交通局疏通关系。为此我妈破费了好几条中华烟，最后总算我也在监控室几位阿姨和叔叔的监视之下，心不惊肉不跳地考过了科目三。18岁不到就拿证，似乎是违法了。可是在经济发达的南方，没有什么事大过金钱和地位。政府如何管理，泱泱大国，十几亿人口。
　　前几天看了一部电影，里面演了一个类似于我的姑娘的故事，也是不到18岁就拿证，弹得一首好琴，举止谈吐犹如一人。可是她最后自杀了。我惊愕了一小会，莫浪把我拍醒了。我对他说，真可怕，像我这样的女人最后都是要自己果断了自己的。
　　他什么话都没说，只重重地拍了我脑门两下。又把我拍醒了。我从电影里被拍出来，活回到现实当中。
　　
　　有个朋友是个虚无主义者，我非常喜欢和他一起待在星巴克喝咖啡，然后聊一聊虚无的人生和虚假的理想。
　　我是个半吊子的虚无主义，我所热爱的只是不断地去讥讽他。
　　那是人生少有的乐趣了。
　　每次他说，啊人生，你总是毫无意义的。
　　我就戳戳他，然后说，不，好车和美女才是你的人生追求，你干嘛把自己堆在形而上的前人尸体上？你跟他们很熟吗？
　　说完我总要笑他好一会。他月薪快2万了，年终奖可以从老板那拿到不低于六位数的一笔钱，我说你虚无个屁，你一整年都可以坐着数钱。最好把钱都换成一个个钢镚，数起来铿锵作响。
　　他一般都会继续举起咖啡杯喝一口黑咖啡，他不喜欢加糖也不怎么加奶，一杯咖啡看起来都苦大仇深的样。
　　我就问他，世界到底欠了你什么？中国养了你这条蛀虫，你还不得瑟，囔囔什么虚无，我看你是那儿快生锈了，待会我医治医治你。
　　他还是一副世界与我无关我本生于虚无的鬼样。我从他身上看不到丝毫人气。
　　他是腾讯的中层，每次别人知道他是深圳腾讯公司的时候别人总要问他，你就是那个企鹅公司？他觉得腾讯不如改叫企鹅，说不定广告不用招商，软件也不用升级了。
　　我说你那些都是臆想。中国没了企鹅腾讯，那至少有十亿人民会不知道如何与家人朋友联系，尤其是女朋友和炮友。
　　他终于把苦大仇深喝完，然后还是什么表情也没有。
　　我问他，喝黑咖啡是不是很装逼。他终于笑了，说我就是为了装逼不然谁喝这种药水。
　　那么你装逼成功了。然后我们俩一起大笑。
　　星巴克里面，很少有像我和他这样敞开身心大笑的人，我们的笑尖利得就像快要把我们自己撕裂了。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于是我和他去酒店里讨论虚无主义，然后睡着了。
　　不是每个男人，女人都要和他发生某种不知所谓的关系。
　　比如他，大家都喜欢和他开不知所谓的玩笑，因为在他月薪尚且一万的时候他就已经为工作献出了他的童贞。他从未和任何女孩子有过春梦，他的春梦都在企鹅公司做完了。
　　所以我对莫浪说，世界也许真的欠了他什么，也许是他自己欠了自己什么，但是到底要不回来了。
　　
　　小学一年级我画画，画的是一张巨大的素描。这个“巨大”只相对于我当时的体形。才一米出头的个子，才不到三十斤。我的美术老师以为我将来必要在绘画方面有所作为的时候我爱上了文学。发了狂地看四大名著，小时候总幻想有个宝哥哥来到我身边，但是他可千万别把大观园捎带来。那样我受不了。
　　后来大学把对文学和画画的兴趣转移到摄影上，又拍不好，因为摄友总说我拍得太过甜腻。我说那好吧，那我们一起拍组颓废的。于是我不再是手拿单反的那一位，而是对着单反镜头的那一位。
　　根据我和我的摄影师的要求，我总要先在拍一个主题之前看一本名著陶冶一下情感然后等情感膨胀到丰富尤其是颓废厌世的一步，我立刻换上我们的道具服装摆出我受名著激发的灵感所致的动作。
　　不是现在综艺节目里那些女明星教的肚子疼牙疼头疼一类，我们要的是行为艺术。
　　后来在网上发表了一组我们颓废主义的照片，竟然让我在微博上有了几千名小粉丝。也许我们在表达自己的同时也推销了自己？现在看来我们不去学营销简直是浪费了。
　　莫浪也拍照。拿着一个小单反，可是无论如何，我在他的镜头前也摆不出一个过去的动作了。我变得不颓废了还是颓废不起来了，我自己至今没有答案。
　　也许是后来看了魔幻主义太多的书，让我耽于幻想，面对现实的镜头，我突然失去了语言，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对着镜头只能唯唯诺诺。他叫我摆什么，我就摆什么。拍出来的效果总不尽如人意，他要的，总没有表现出来。
　　
　　我已经不怎么喜欢表现自己。
　　那时候在大学，周围都是和自己一般大的学生，大家都喜欢说，我们是在别人吃奶的年纪看了书考了试入了学，可惜却注定先天不足以后难以继续辉煌。
　　我不知道大家所说的辉煌是什么。上少年大学是种辉煌？那我高中同桌都上清华北大了也没见他们说自己辉煌。
　　但是大家有个共性是畏寒。
　　也不知道怎么，一到十月的时候，大家齐呼呼说，好冷啊好冷啊。
　　有一天校长经过门前，我们不用去和校长撕烂脸皮，校长主动给我们的固定教室装了空调。在我们的大学，同年级的大学生，只有我们这个班是上高中的年纪。校长说，将来推免的机会也都给我们班，所以我们班很多人可以不用太认真学习就被推免到各种985平台去做博士研究生，也就是硕博连读。我没那样好的运气，于是只被推免到一所普通的大学做了普通的研究生。
　　后来在新的大学不知道怎么，总是对学术提不起兴趣。
　　毕业时论文导师说我的论文写得很出彩，原因是我的文笔好。
　　我苦笑了，这算什么评价。如果你学工科，却被你的导师说，小姑娘啊小伙子，你的论文写得不错嘛，这文笔。
　　“这文笔”三个字就似乎足以让你摆脱工科的六七年历程然后鼓起勇气进军文科。
　　于是博士的时候考了文学，继续这种肆无忌惮的幻想。
　　
　　中文系的论文是最好写的。
　　所需要的实证类研究，如若你不喜欢，可以完全不实证的。
　　但是工科不行。理工科存在的意义便是，——我大学老师常乐道，为人类之崛起而读书。这比起周总理之“为中华”何如？简直太赞了。那四年，我们几十个人常给这位老师点赞。他的课人总是来得盆满钵满。有快要溢出之势。
　　后来老师也许是吸了太多二氧化碳了还是怎么，死了。
　　有人分析说，老师吸入太多CO2结果害了热病。有人说，不，老师是给我们挤死的。有人摇摇头，说谁也没去挤他呀。
　　但那段时间老师的确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讲台上也站满了来听课的外校学生。他的威名早远播了。甚至有很多学文科的小姑娘因为听闻这个老师的豪言壮语也来采访，采访采访着就被老师的讲课吸引了，于是也买了一个小板凳，每日坐等老师的课。
　　可怜巴巴的三节课，总是过得那样快。
　　我们还没能从人声嘈杂中分辨出老师的话和学生的话，学生的话和路人的话，路人便纷纷说中午去一饭还是三饭吃饭，打鱼还是打肉一直纠结不休。
　　莫浪说我老师是被大家吵死的。
　　我恍然大悟。也许是的。
　　
　　我前男友学工设，莫浪可算是现男友，他学路桥。
　　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专业和两个人。
　　前前男友学材料化学，前前前男友学法学。初恋学了强电弱电的电气化。
　　这五个人风马牛羊鸡鸭般的出现，我还没有吃出马肉的滋味，以为自己在北京吃着驴肉的时候，牛羊肉就出现了。我又以为自己来到大西北，感受大漠风情了，结果鸡鸭肉端上了桌。我这一下子又回到了江南水乡了。
　　鸡是公鸡，鸭是公鸭。
　　可我非鸡非鸭。
　　初恋在清华学完电气化之后去了麻省理工。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批了，还是公费。生命实在太眷顾你了，亲爱的。
　　前前前任从复旦法学院到北大法学院，我没看出他的生殖器是否长长了几寸，但是他入京以后的确变得疯狂迷乱了。似乎在把我们高中大学时代的疯狂迷乱再重温一遍。果然好身体。也许帝都才是兴奋剂也说不定。
　　前前任从北京理工到中科院最后去了那个生产兰州拉面的城市的首府大学做了客座副教授。
　　至于前任，他从广美毕业后，去了法国继续学艺术。
　　我在前任离开前来到了广州，就是为了送送他。在那个高铁站，目送他去深圳，接他的现女友，然后两人一起离开中国。
　　我一度忘记了我从武大到南昌的实验室回到汉口的家中再到中大的意义。差一点也想跟去深圳，去和深圳那个企鹅公司的朋友聊一聊虚无，目前的我，是真的感受到了虚无了。
　　
　　可我在学校上课，而我从小学开始就没漏上过一节课。
　　我的小学上了三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生活地非常充实。每天不是我们迎着太阳的脚步而是太阳迎着我们的脚步冉冉升起。我们去学校都去得特别早，有的同学不到六点就已经读了一个多小时书了。这在冬天的早晨实在是一件可以称作有毅力的事。
　　我没那样勤快，所以在班里成绩有时扶摇直上，有时急速下降。
　　但好在从来没有离开这个队伍。
　　小学刚入学的选拔考试非常严格，报名的都是父母亲，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进入这个少年班。那一年，是我们市刚办少年班的头几年，还没有毕业的少年班学生的成果被人们看到，但人们依然不依不饶地认定少年班出来的，一定是好的。少年班之下，有实验班和尖子生班，尖子班之下还有中阶班和普通班。我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是即将被父母亲化归为三六九等中的一个等级，所以依然抱着洋娃娃进考场。我不咬笔头子，因为觉得脏。
　　考场里紧张者竟然有尿裤子的，还有把屎拉在自己裤子上的小学生，从没经历过自己这样的窘迫，于是大摇大摆地哭了。大家都没回头看他的哭相，因为在那个气氛庄严的场合里，大家都学做大人样，只是对飘散过来的屎尿味略微皱皱眉。
　　
　　我大模大样地写完了考卷。
　　语文考了很多新闻报纸上的通报消息，考了很多对时事的看法以及鲁迅周作人等现代文学大家的作品赏析，最后要你随性发挥一篇800字作文。我写了我对武则天的看法，刚好799字。恰到好处的收了尾，后来被视为那场考试的最佳作文之一。被当作范文贴在小学的宣传栏里，我没去看过。数学考了很多奥林匹克数学题集上的题目，我早就做会了，考试的时候像坐在一朵白云上，飘荡，又飘荡。只可惜到处弥漫着屎尿味，不然这段回忆应该会是很香的。像香软又甜滋滋的棉花糖一样，我的生命开始于这朵糖。
　　那时我们5岁。
　　市里的人都称我们为神童和小天才。
　　我不知道小天才的意思，后来看到小天才早教机之类的产品我才明白，原来当时的人们以为我们都是机器。
　　可我们比机器恐怖多了。
　　我们8岁就上初中，又是新的一轮选拔考试。
　　5岁的时候，那队伍还可以叫作浩浩荡荡，市里一共三个班。每班50人，共150人。8岁这次考试要删了三分之一的名字。
　　少年班的名单在继续，可是名单也在不断地缩减。
　　我不知道我们存活和受教育的意义是不是最后代表武汉市去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实际上后来这也都做了，该赛的，该唱的，该跳的。
　　因为90年代的后来，一切的学校都开始主张素质教育。
　　我们班不断被点名要去学习围棋，芭蕾，油画，剪纸，写作，奥数，奥化等等，然后被点名的人又不断地捧回围棋，芭蕾，油画，剪纸，写作，奥数，奥化等等的比赛的大奖。我们的教室后来总是一片金光。
　　我们常笑自己活在金光大道上。
　　那时候谁都没读过一本叫作《金光大道》的文革时代的书籍。
　　那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这个民族受了那么多委屈和屈辱。
　　我们活在自己的金光大道上，每天起得比太阳公公早，每天睡得比月亮婆婆晚。每天的每天都是这样过来。仿佛是形成了一种机器的惯性。而那时候，谁也不记得小时候市民都管我们叫小天才，那种学习机。
　　
　　到10岁，别人还在学习人教版四年级或五年级的唐诗，我们已经在讨论要考哪所全国性示范高中了。10岁那一年，我们少年班开始散播到全国。后来跑到西藏和新疆去旅行，都能遇上一个班的同学，他正在那里做地质勘探工作或者正在那儿钻井挖石油。
　　10岁以后，我们市里教育局纷纷又跑到父母亲面前做工作，强调一定不能将市里培育的优质生源流失，上学早就不要钱了，这个已经吸引不了我们的父母亲。教育局突然开始改变对策，要给大家发钱或者派送工作。
　　我们的父母亲里，有些是农民的，如今也到机关大院里分得了房子。
　　而我们，在10岁那年继续拼杀。
　　12岁的时候少年班只剩下一个，班里50人。全市一共有几万还是十几万学生，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当时也没觉得自己到了同学们说的“辉煌”的程度。
　　总感觉一切都是极平常的，正如别人在高中学会了使用安全套，学会了讨论什么牌子的香烟滤嘴的香型好，我也开始了初恋。只不过我和初恋的年龄只是别人上初中的年龄，可是我们到底是高中生了。
　　莫浪的爸爸是小学老师，他说他爸爸说过一句话，人年轻时是越长越老的，人中年到老年是越长越回去的。我觉得很有道理。
　　谁也无法阻止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急速地要求自己老成地对待一切人事，不然你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和吃掉。
　　12岁的时候就要高考了。
　　班里的同学依然继续着和太阳公公比赛起床和月亮婆婆比赛躺下的游戏。别人说我们勤奋得不像是人，我说难道起床时懒洋洋地看见太阳已经晒屁股了这就是人类了？
　　
　　我来广州以后，看见上午十点多大家都还没有开始营业。我就站在超市门前等，等超市开门。店员懒洋洋地哈着气，可是这儿不冷。
　　在这儿有很多同学已经开始和导师同做一个项目了。大家成长得极其简单，并没有多少的风浪，人生平坦无痕，一切都是默默又默默的结果。
　　可是新的城市似乎容不下这份默默，竟然有记者借采访之名指桑骂槐地说我们是教育体制改革的陪葬品。
　　我委婉多讽地问这位男记者，你见过如此美丽的陪葬品吗，她举止优雅，谈吐不忘顾及对方的层次。
　　男记者这才停下抬起头仔细注视我，然后红着脸说，你真的长得很漂亮。
　　这个男记者就是莫浪。后来竟成了男友。谁也想不到。
　　更不能想到的是他是学路桥的。路桥是土木工程的一种，这学土木的男生去考了一个记者证，随便找了家私媒，也就大模大样地做起记者来。
　　采访的第一个人就是我。
　　事件是我的一位少年班同学跳楼自杀。
　　我不知道他从何得知，我和跳楼的男生是以前的同桌，他只当我们是辛德勒的名单，而他是来拯救我们这群“中国犹太人”的。
　　他在采访时说，犹太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而你们的存在，在中国而言，无异于“智囊团”，你们班是否很多人后来秘密消失，被中央召集？
　　我说这你无权过问，我也无权回答，这是国家机密。
　　的确，我们班有各式各样的天才，处理数据方面的，制作集成电路方面的，行为心理学方面的，后来去研究性心理学和变态人类学的，乱糟糟的，反正我也很乱。所以不嫌这帮同学凌乱。我从来没梳理过自己，我拿什么资格去梳理别人的未来。
　　爱谁谁。
　　谁去中央情报局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和这群人简单地做了个同学而已，这位记者同志，你问的问题我一个都答不上来，现在我要去吃午饭了，因为这已经是正午十二点了。我们说再见，好吗？
　　莫浪听见我这么说，更加羞红了脸，唯唯诺诺。
　　在他转身离开我的研究室之前，在他出门之前，他还是固执地鼓起勇气深低着头问我一句话，——我可以请你吃午饭吗？
　　这问话问得比芝麻掉在地上的声音还要小。
　　我早转身去整理桌面上的资料和从老师那借来的宋人笔记的藏本了，没有想到他还没有走。最近研究的大方向是宋人笔记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目前仍未有成果。不过，我想，应该快了。
　　我转过头去打算穿外套去食堂了，莫浪仍站在那里。像是站了很久，都快杵成了一根房梁。可惜这房梁上无接口下无基面，房子一摇他先震三震。
　　我笑了，问他是哪毕业的，今年多大。
　　他说华工，23岁，本科毕业，广东省人，家里是最早的原住民。会捕鱼，会游泳，会种香蕉，能够分清棕榈和芭蕉。
　　我继续笑，他红脸的样子似乎在预示我，我的中年和老年阶段将至，我准备越活越年轻了。
　　然后我挽起他的手，走向了二饭。那个被大家骂多了的食堂，上个月总算装上了中央空调。
　　
　　出门后我看见广州的天空，灰白白的，没有一丝尘垢。
　　我问他为什么想要知道我们的过去，他也看着天，然后说，我觉得你们的过去劣迹斑斑。
　　我笑了，明白他的所指。也许我看到的，多数是成就的一面。但古话总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许我们所谓的成绩和分数，让我们在社会和世界扶摇直上，可也让我们在我们的内心急速下降。
　　——像做过山车一样的人生，我觉得没什么好的。
　　莫浪简短的总结让我突然理解了同桌的死。
　　
　　广州后来和莫浪融为一体。
　　我每次靠着他的身体都觉得广州的温度实在是太高了。难怪11月了，一向畏惧寒冷的我还穿着短袖。因为实在是，气温反复无常，高得比中部地区还反复无常。
　　我后来就爱上了这句话，广州的冬天不冷。
　　因为不再感觉到冷，我开始有点喜欢这个农民工比海归多的城市。
　　以前一直喜欢老北京，因为老北京的海归比农民工多。让我感觉那儿极有归属感，走上任何一辆公交车，你都能发现手捧着一本存在主义哲学的书在读的男子或可爱且忧郁的女学生。
　　我反反复复地告诉莫浪，广州的冬天真的不会再冷了。
　　他说，你说这话的样子就好像你才是这里的原住民，而我只是个路过的。
　　我笑。他总爱反驳我。几乎不认可我过去的任何一桩事。
　　我说你能不能别再反驳我啦。他摇摇头，说这是一个难以启齿的承诺。
　　我说一件小事这样难以启齿吗。他回答说，在你身上，没有小事。
　　
　　从那些劣迹斑斑之中，我择选了最轻的几件告诉他。
　　然后他不以为意。
　　其实真的劣迹不是没有，在我12岁高考前夕，我和初恋一起吸毒，后来被我妈发现，我妈肉疼自己的荷包，但还是把我送进了青少年戒毒中心。
　　我小时候还学唱了京剧，这在长江交汇的那座大城的当时是一种流行病菌，我爸妈也染上了这种病，每天要听我唱京戏，后来我太讨厌京剧演员了，所以在上大一的时候把一个京剧台面给砸了。
　　演员给自己脸画颜料的盘子里，我滴了几滴硫酸。
　　后来发生的事是在长江晚报上读来的。
　　据说当时最红火的花旦，那个女人，她的脸毁了。又据说她最爱唱《霸王别姬》，最喜穿一袭红袍。
　　我是无心的。可我的无心之失并没人知道，我不想告诉任何人。但我在梦里，时常被一个没有脸的红衣女子掐脖子，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后遗症。
　　前几天看的那部电影，那个女主角杀了一条狗，以极其残忍的方式。但她是善良的，平常连骂人的句子都说不连贯。没人说的清楚，她到底是人格分裂还是精神出了问题。但大家还是一如既往地爱她。
　　直到有一天夜里，她从厨房取了刀，挨个去了亲人的房间，刀子在画面里由白转红，甚至还在滴答滴。她不为所动，最后将刀刺向了自己的咽喉。
　　死的时候她可能不知道自己正在死亡，突然间觉得冷，她又起身从大理石地板上坐起，然后走到床前，她浑身上下流着血，她开始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摆放自己，才不会弄脏雪白的天鹅绒被面。
　　因为弄脏了被子，妈妈又要骂人了。
　　于是她只好紧靠着床坐下来，捧着不断从喉管中溢出的鲜红色的血，她觉得自己脏极了。
　　实在是脏极了。
　　
　　我看完电影以后几天，在书店翻到顾城十周年纪念的诗集，里面的那首《杨树》写得真好：
　　我失去了一只臂膀
　　就睁开了一只眼睛
　　这个来自一九六四年的声音，久久回荡在我的脑中。
　　生命无常，人类只得不断砍杀自己。
　　砍断一条胳膊，获得一条真理。条件是等价交换。
　　当我们被市场经济冲击时，别忘了，我们是在交换我们自己的血和肉。
　　我深刻地理解妈妈常说的“血汗钱”三个字。
　　我以为这真的是以等价为目的进行交换，而非以交换为目的的等价。流失了血和汗，我们成就了真理。正如躲在我们身后的人，仅靠着我们的死就可以贯以“天才之死”来作十年前“诗人之死”的回顾报道。
　　这也许是一种炒作，也许是人们自己选择市场经济之后的必然。
　　但深陷这张网中的人，我们感觉自己，实在是脏极了。
　　那过去的事和未来的人，那消逝在过去的事和未亡在将来的人搅得我脑子恍恍惚惚。我已经忘记了我是活在抗日年代还是明星红毯的当代，如果我不出门，仅打开电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