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小提琴手

黄昱宁

　　1998年。世纪末的人类，视线再度聚焦世纪初的一场大海难。牵引起这些目光的，是一部在奥斯卡得奖史册和票房记录上都可以傲视群雄的电影。当美国人詹姆斯·卡梅隆手握小金人昭告天下“我是世界之王”时，英国人伊安·杰克的心被深深刺痛了。
    伊安·杰克是一位研究了一辈子英国文学的老作家。
　　他分明从电影里嗅到了美国人特有的傲慢，在他看来，影片的潜台词是再明显不过了：年迈、腐朽的英国人，比如罗丝的未婚夫，不懂得毕加索，没听说过弗洛伊德，他们是自私、没落的代名词；朝气蓬勃的美国人，比如杰克（更准确地说，是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热爱生命，才华横溢，他们才是未来的象征。
　　作了七十六年英国人的伊安·杰克别无选择，他悄然沉入了那段历史。在从利物浦到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旅途上，在卷帙浩繁的历史档案中，一个英国人的背影渐渐走入了他的视野：
　　华莱士·哈特利，泰坦尼克号上那支著名乐队的小提琴手兼指挥，船沉没时他和他的乐手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一刻──这一幕在不同版本的有关“泰坦尼克号”的作品中均有淋漓尽致乃至于加油添醋的表现。问题是，哈特利究竟是怎样一个人？那份面对死亡如潮水般袭来时用生命换来的尊严究竟是个体的偶然，还是某种民族精神的凸现？伊安·杰克苦苦地想要找到答案，同时，或许在潜意识中，他也想寻回当年日不落帝国的残阳余晖。

黄昱宁

无论淹没泰坦尼克号的惊涛骇浪曾吞噬过多少血肉之躯，掩盖了几许悲欢离合，一旦隔开时间这道屏障，一切事实便都没有了表情，只能化作几句简洁的陈述：1912年4月14日，周六，半夜11:40，航行了整整四天的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2:20即告沉没，1503人殉难。如今我们已经可以历数出当时导致这场惨剧的种种缘由：对其他船只用电报发出的冰山警告信号视而不见；救生艇太少；船体的防水舱壁高度不够……然而，当时的英国媒体对此讳莫如深。悲剧需要英雄。船上的乐队当之无愧。于是，大大小小的报纸都以浓墨重彩推出了乐手们的名字。往常，他们一般分成两组，视船上不同需要组成三重奏或四重奏。4月13日凌晨，八个人无一幸免。
　　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利物浦（泰坦尼克号所属的“白星船队”注册在利物浦，因此利物浦有不少关于泰坦尼克号的纪念物）城内的“爱乐厅”休息室墙上的一块铜匾上，后面还跟着一句话：勇气加上同情心，塑成了完美的英雄与男子汉。
　　据1912年5月18日的《利物浦每日电讯》报道，当哈特利的灵柩从利物浦启运送返家乡科尔恩时，他的父亲艾尔比恩·哈特利“双手不停地颤抖，眼里噙满泪水，然后带着一颗破碎的心黯然离去”，凡读之无不动容。
　　遗体运抵科尔恩以后，在当地一座小教堂里举行了葬礼。原来仅能容纳七百人的教堂里一下子涌进了千余人。遗体上有明显的伤痕，再加上经过防腐处理，显得污迹斑斑。人们静静地站着，轻轻地唱起圣歌；哈特利的母亲、两个姐姐以及未婚妻罗宾逊小姐都在场，不时可以听见她们的抽泣声。当《与主接近歌》（当时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这是泰坦尼克号上奏的最后一首曲子）响起时，所有的人都流下了热泪，“女孩们已哽咽难言……男人与女人失声痛哭……歌声颤抖，连不成调……”。
　　在葬礼上宣读悼词的是曾与哈特利一同出过海的牧师T·沃辛顿。时隔九十年，伊安·杰克在科尔恩图书馆里重温了当年的悲伤：“……（在哈特利身上，）传统的英格兰精神彰显无遗……对，当一个英国人是需要勇气的……而做一名基督徒必须既勇敢，又高尚。事实上，如果你是一名基督徒，那就更容易成为一个真正的英国人。”
　　当日，小小的科尔恩镇上每一寸土地都笼罩着悲伤的气息。各处都降半旗致哀，家家户户都放下窗帘，灵柩所到之处，人们纷纷脱帽肃立。甚至，小镇上空不再像往常那样烟雾缭绕──所有工厂都停工半日，当天的《曼彻斯特晚报》说，“不管是工人还是老板，都怀着一腔崇敬静静地聚集在没有车通行的大街上。”
　　更有甚者，当哈特利的十二个表兄弟抬着灵柩走入公墓大门时，《科尔恩及尼尔森地区时报》的记者居然听见“头顶上有一只云雀在纵情歌唱”，那位记者举目望去，“但见漫山遍野都是脱帽肃立的人群……”
　　科尔恩有一尊哈特利本人的半身像，两侧还有分别代表音乐（古希腊的里拉琴）和勇气（月桂花环）的小雕塑──这些是科尔恩人自筹二百六十五英镑修建起来的。不过，当1915年雕塑揭幕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响，主持揭幕仪式的镇长不失时机地把哈特利同“成千上万自愿献身之士”联系在了一起。1992年，半身像意外被毁，四年后方才得到整修。在沉寂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电影《泰坦尼克号》中那个表现哈特利和他的乐队的转瞬即逝的镜头使人们恢复了记忆。哈特利的墓前重又出现了鲜花。
　　伊安·杰克久久地在哈特利的半身像前徘徊。塑像旁矗立着八根石柱，每根柱子上铭刻着九十个来自科尔恩镇、在一战中捐躯的战士的名字。杰克在其中找到了二十一个姓哈特利的人。一个突兀的念头在他心里油然而生：这二十一个哈特利，如今还有谁能记得他们是何时何地，死于何因？如果说，“牺牲”也有“时机”可言， 那么，三十三岁的华莱士·哈特利倒像是选对了时机的──至少，他已经在人们心里停留了将近一个世纪。

黄昱宁

科尔恩位于英国西北部的兰开夏郡内，是一座颇有些特立独行的小镇。与近在咫尺且有“小莫斯科”和“小加尔各答”之称的尼尔森相比，科尔恩的历史要长得多，却罕有与外来文化融合的迹象，孤傲地屹立在六百英尺高的山地上，而周围环绕着的高沼地甚至比小镇还要高出一千英尺，使小镇愈发平添了几分与世隔绝的味道。
　　尽管如此，科尔恩并没有拒绝棉花带给当地的商机。十八世纪晚期，从利物浦开通的运河为科尔恩带来了交通上的便利，科尔恩开始从美国及印度大量进口棉花，并凭借棉纺业的异军突起，从一个闭塞肮脏、天花肆虐的地方成长为富庶繁荣的新兴工业小镇。
　　哈特利家族是与小镇一同成长起来的，伊安·杰克在小镇每隔十年普查一次的人口记录档案上发现了其显而易见的发展轨迹。华莱士的祖父亨利在1841年时还是个精纺毛线织工，二十年之后便成了棉纺织工。1871年，亨利的儿子艾尔比恩是一名棉布分检员，十年以后当上了棉布厂经理，1891年又成了一名保险经纪人，这在当时的科尔恩可算是一项有头有脸亦有钱的职业。如此，1878年降临人世的华莱士方才得以摆脱终身与工厂打交道的命运，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其时，科尔恩镇里的宗教事业正与棉纺业一样方兴未艾。艾尔比恩·哈特利担任了一座循道宗小教堂（华莱士的葬礼就是在那儿举行的）主日学校的校长和唱诗班指挥，并把小华莱士送到教会学校里念书。循道宗教派对科尔恩最大的贡献也许就是音乐了：无伴奏合唱俱乐部、铜管乐队、合唱团和管弦乐团都是循道宗教派组织起来的。有时候，几个合唱团甚至会聚集在一起献演一场像《弥塞亚》那样的大型清唱剧。整日浸淫在充满了神圣感的音乐氛围中，华莱士在学校里顺理成章地学会了拉小提琴。毕业以后，他虽然从事了几年银行工作，却终于抵挡不住小提琴的诱惑，离开科尔恩去追随他的音乐梦想。他曾先后在布里德林顿、哈洛格特、利兹等地当过小提琴演奏员，还曾为歌剧伴奏，然后加入“库纳德船队”，专为船上的客人演奏。据华莱士的父亲回忆，华莱士后来从“库纳德船队”转到“白星船队”时，起初并不满意，因为这样一来，就意味着船航行的终点从利物浦换成了南安普敦，离他的家就更远了。
　　有关华莱士的个人资料，我们如今可以知道的似乎也就只有这么多了。伊安·杰克非但找不到一本哈特利家族的回忆录，甚至连一位哈特利的亲属也找不到。他的两个兄弟在襁褓中就不幸夭折，姐姐早已亡故，膝下无儿无女。华莱士留给人世的最后一点痕迹是他在泰坦尼克号上写的一封信（在船沉没前停靠的最后一个码头，爱尔兰的女王镇投寄），信上说，“这条船很棒……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乐队，那些小伙子看来相当不错。” 在葬礼上，他被人描述成一个“身材高挑、相貌英俊、性情和蔼的人──他和乘客们相处得很好，绝对是一位可爱的旅伴”。

黄昱宁

　　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如果按舱位、性别来分类，可以列出这样一串数字：
　　头等舱，34％的男性、97％的女性和100％的儿童获救。
　　二等舱，8％的男性、84％的女性和100％的儿童获救。
　　三等舱，12％的男性、55％的女性和30％的儿童获救。
　　在伊安·杰克看来，头等舱与三等舱获救人数的强烈反差着实是一种耻辱，所幸，因为二等舱的存在，才总算有了一些值得欣慰的理由。从位置上看，二等舱的乘客其实最容易上救生艇，然而，最终，肯以生命来捍卫“妇孺优先”的男性，绝大多数都来自二等舱。是否可以藉此完成这样一个简单的推论：当时，来自英国和北美的中产阶级要比他们的“上层”和“下层”更愿意固守传统？
　　若论出身，华莱士·哈特利也来自于这个阶层。如果时间隧道可以任由我们穿梭出入，倒不妨作一个无聊的假设：他的祖先，毫无疑问，应该属于三等舱；而他如果不是在33岁就撒手人寰，那么，他的子孙，或许可以挤进一等舱。
　　生活没有那么多“如果”可言，事实永远是那样清楚明白──华莱士·哈特利的尸体运上岸之后，首先必须面对的仍然是被编号、被“分类”的命运：船员（哈特利自然也在其中）的尸体没遮没拦地堆在前甲板上；二等舱与三等舱的尸体塞在帆布袋里；来自头等舱的尸体被人小心地盖上了尸布，装进了棺材，搁在船尾。所有头等舱的尸体都得到了明白无误的确认，因为他们个个都携带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还有完整的备忘记录。一俟尸体运抵码头，就陆续有人来认领。剩下的一百五十具尸体在哈利法克斯当地草草掩埋，其中有六十具压根儿就不知道姓甚名谁。
　　八位乐队成员中，只找到了三具尸首，其中关于哈特利的记录是这样写的：
　　性别：男。估计年龄：二十五。服装 — 制服（镶绿边），棕色外套，黑靴，绿盒子。财物 — 金水笔，WHH钻戒，银烟盒，银火柴盒，信，电报，表，饰钮，十六先令，十六分硬币……
　　所谓的“绿盒子”（green box）乃“绿袜子”（green socks）之误。可以想像当时混乱的情形：登记尸体的人手中捏着钢笔，另一位同事逐一打开尸袋，一边清点遗体遗物，一边大声告诉对方──这一切，都是在一间堆满了尸体、杂物和冰块的房间里进行的。
　　传说中，哈特利临死时还紧紧抱着他的琴盒。显然，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在哈特利的身上找不到光环，他只是一个平凡的英雄。

黄昱宁

　　关于乐队的最后一桩公案，是船沉没的当晚，他们奏的究竟是哪一首曲子。起初，所有的报纸都引用了一等舱的维拉·迪克太太的话：“……我印象最深的是当船沉没时，乐队正在演奏《与主接近歌》。我们回头望去，只见他们站在甲板上，平静如水，只等着结局降临。他们的行为太伟大，太伟大了……”
　　二等舱里的夏洛特太太也作过类似的“旁证”。她的丈夫不幸罹难，她曾在给婆婆的信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我的心很疼，为我自己，也为您，因为我知道他是您最好的儿子……可是，妈妈，我们会在天堂里重聚。当乐队奏响《与主接近歌》时，我知道，那一刻，他一定想到了我也想到了您，因为我们都是那样喜欢这首曲子……”
　　《与主接近歌》是一首在英国与北美地区广为流行的赞美诗，歌词诞生于十七世纪，出自一位名叫莎拉·弗洛厄·亚当斯的英国妇女的手笔，大意如下：
　　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 纵使在十字架，高举我身/ 我心依然歌咏，更加与主接近/ 虽在旷野远行，红日西沉/ 黑暗笼罩我身，依石而枕/ 梦里依旧追寻，更加与主接近/ 忽有阶梯显现，上达天庭/  一生蒙主所赐，慈悲充盈/ 欣看天使招迎，更加与主接近/ 醒来赞美满心，思想光明/ 愁心之中见主，石坛为证/ 苦痛也使我心，更加与主接近/ 喜乐如翼加身，向天飞升/ 超过日月星辰，上进不停/ 我心依然歌咏，更加与主接近……
　　詹姆斯·霍德森在《赞美诗研究》中对《与主接近歌》的评语是：这是一首心灵之歌，适合孤寂而忧伤的地方。
　　先后有三位作曲家为这首“心灵之歌”谱曲：戴可，梅森和沙利文。没有人能够确定泰坦尼克号上演奏的究竟是哪一个版本。
　　事实上，许多历史学家都对这种颇具浪漫色彩的说法将信将疑。他们的论据是：按照时间推算，船沉没时那位迪克太太至少身处四分之一英里以外的救生艇上。然而，反过来想，那天晚上出奇地宁静，两把小提琴加一把大提琴的声音顺水传开，飘入远处人们的耳中也不无可能。
　　更具杀伤力的反证来自约克郡的巴克沃，他声称，到了最后关头，“乐手们扔下乐器，不知所踪……”另一些目击者记得当时演奏的是一些轻快的旋律，还有人说最后一段乐曲名叫《秋日》。
　　只有科尔恩人固执地相信，哈特利一定会用《与主接近歌》安抚绝望的心灵，护送他们也陪伴自己勇敢地走上最后一段旅程。华莱士的朋友艾尔沃德清晰地记得自己曾问过华莱士，“在一条即将沉没的船上，你会干什么？”华莱士答道，“除了拉《与主接近歌》和《主啊，你一贯给我扶助》外，我还能干什么？”另一位曾与华莱士共过事的绅士告诉华莱士的父亲，他曾亲耳听到华莱士不止一次地演奏过《与主接近歌》。
　　斯人已逝，余音尚存。在科尔恩，华莱士的坟前有一把石雕小提琴，边上刻着《与主接近歌》的头几段词曲。华莱士的故乡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从这里的小教堂一步步走出去的小提琴手，必定会在步入天堂之前，释放他一生的人格力量，坚守他最初的精神家园。
　　“为了科尔恩，我也愿意相信这一点，”伊安·杰克说，“其实，最后一首曲子究竟是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
　　那么，在伊安·杰克心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是如哈特利般富于殉道精神的高贵人格，是由二等舱──中产阶级支撑起的英格兰风骨，是绵延不绝的基督教文明，还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梦想与希望？
　　没有答案。伊安·杰克只用一段新闻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1999年5月20日，一艘船在马六甲海峡附近起火、沉没。船上的一千一百名乘客和船员全都上了救生艇和小筏。人们在惊恐中唱起了歌。
　　根据一位澳大利亚人的口述，他们唱的是席琳·迪翁的《我心依旧》。

恐怖爱丽丝

顶

黑天才

只看了一个，既然你说好，那就好咯，第一个只是凑合，先挂着吧

黄昱宁

以下是引用黑天才在2004-5-29 18:15:29的发言：
只看了一个，既然你说好，那就好咯，第一个只是凑合，先挂着吧

楼上的一定没看完[em14]

黑天才

知道吗，我在这部片子看完后三年才首次观摩，也就是看到这个乐队继续演奏的当口，关点影碟机的。后面的故事我至今还不知道。现在看了第二个了，还可以。

vian

那曲子不记的名字
不知是不是文中所说
只知曲调极其哀怨
听了想掉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