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葛拉斯與德國記者齊默爾曼（Harro Zimmermann）的對談錄《啟蒙的冒險》（Vom Abenteuer der Aufkl罞rung）可以視為閱讀這些小說的資料與背景補述，也是文學與政治的對話。葛拉斯的小說十分貼近社會現實，他從不刻意疏離政治，不避諱政黨立場，因為政治無從迴避，而寫作對他而言，正是「希望透過文學形式去重新贏得由於政治原因而失去的某種東西」。他在書中夫子自道創作過程，提出對美學形式、文學傳統、戰後兩德等課題的看法，頗具洞見。例如他指出故鄉乃文學源頭，故鄉的失落（他的故鄉但澤在戰後劃入波蘭領土），乃是迫使作家寫作的驅力；而「記憶就像洋蔥一樣，總有敘述的慾望」，回憶故鄉事物即打開某種時代氛圍，《但澤三部曲》即如是產生。他對東西德（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與統一後的德國諸多批評。其中「德國必須再次成為一個熱情好客的國家」的反排外呼籲，顯示他接納異己的心胸，也是他反對德西復仇主義的呼應，頗值當前國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