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水法君把他最近翻译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送给我。我首先查阅边码12页的一段文字。韩君的译文是：“有人为了补救客观的和由此而来的普遍的有效性的这种缺乏，就说：人们并没有看到给另外一种理性存在者赋予另外一种表象方式的根据”。[1]我知道韩君是依据德文原著翻译的，因此不会有错；假如他依据的是英译本来翻译，那就很可能出错了。现在流行的英译本是由著名的研究康德的专家贝克（Lewis W. Beck）翻译的。韩君在译后记中评论说：“贝克译文比较注重英文的流畅和可读性，因而对于德文原文的句式结构有较大的改动”。[2]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对上面那段引文，贝克的译文做了什么样的变动？
贝克对那段文字的的英译是：
As to attempting to remedy this lack of objective and consequently universal validity by arguing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not to attribute to other reasonable being a different type of ideation ……[3]
德文的原文是：
Diesem Mangel der objektiven und daraus folgenden allgemeinen Gültigkeit dadurch abhelfen wollen, dass man doch keinen Grund sähe, andern vernünftigen Wesen eine andere Vorstellungsart beizulegen, ……[4]
第一，从上下文的意思看，康德的目标是反驳“没有理由赋予另外的理性存在者以另外的表象方式”，他紧接着指出，这是“无知的佯谬”（fallacy of ignorance）。他辛辣地讽刺说：“如果这个推论是有效的话，那么我们的无知就会比所有的沉思更有助于拓展我们的知识了”。这个意思在上下文中是非常清楚的，符合逻辑的。贝克的翻译把否定命题变成肯定命题，这就与康德随后指出的“无知的佯谬”衔接不上了。因为“无知的佯谬”表达为否定命题：凡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不真的；如果康德反驳的是一个用双重否定形式表达的肯定命题，那么他后来的反驳就是无的放失，不可理喻的了。
我们知道，康德知识论的要旨之一是为人类知识划界，这个想法来自洛克开始的英国经验论。康德说，休谟把他从独断论的睡梦中惊醒，指的是经验论的划界标准对他的启发。从结论上看，他和经验论者一样，把经验作为知识的界限，经验之外无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科学知识。但是，康德划界的方法与经验主义是根本不同的。经验主义方法诉诸的，或是人类心理规律（如休谟的联想原则），或是人类认知的生理结构（如后来的行为主义者所说的刺激—反应机制），或是人类生活方式（如休谟所说的习惯）。康德把经验主义的划界方法称为“由著名的洛克创立的关于人类理解力的生理学”（A ix）。生理或心理规律可以告诉我们全人类共同的经验，达到了我们所能经验的最大普遍性，但这毕竟是从经验中抽象概括出来的普遍性；休谟所说的习惯是“主观必然性”。康德看到，经验主义方法所能够达到的普遍性缺乏的是逻辑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他说，从经验中榨取必然性无异于“石中取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矛盾”。康德用先验方法为人类哲学划界，所谓先验的意思指“可能性的条件”（condition of possibilities）。先验的方法归根到底是逻辑的方法，或康德自称的先验逻辑的方法。从逻辑上说，知识的可能性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但康德力图说明，只有在经验的条件下，人类知识才有可能，经验是人类知识的界线。不难理解，先验逻辑的方法是在与其它可能性的对比中，回答人类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公正地说，对康德的这种误解并不局限于英美哲学家；即使在康德的家乡，早期新康德主义者赫尔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和郎格 (F. A. Lange) 等人，把康德的先验形式解释为普遍的人类心理—生理结构，他们被称为生理学派。但我们知道，生理学派恰恰是康德赋予经验论的一个称号，生理学的康德主义与其说是康德主义的，不如说是经验主义的。
[3]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Transl. by L. Beck, Bobbs-Merrill, Indianapolis, 1956, p. 13,
[4]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Preussischen Akadanie der Wissenchaften, V, 1922, s. 12; Kants Werke, von B. Cassirer, V, Berlin, 1922, s. 13.
[5] Kant, What Real Progress Has Metaphysics Made in Germany Since the Time of Leibniz and Wolff, transl. By Ted Humphrey, Abaris Books, New York, 1983, p. 77
[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11
[7]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11-12
[8] H. Vaihinger, Commentar zu Kants der Reinen Vernunft, Bd. II, Union Deutsche, Stuttgart, 1892, s. 345
[9] Kant, Prolo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 transl. by P. Carus, Hackett, Indianapolis, 1977, p. 93
[10] P. F. Strawson, The Bounds of Sense, Methuen, London, 1966, pp. 272, 273
[11] 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页10
[12] D. Davison,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in Proceedings and Addres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47 (1973-74), p.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