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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另眼看《水浒》 [打印本页]

作者: 铁哥 时间: 2007-8-4 13:27
标题: [转帖]另眼看《水浒》
另眼看《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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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打镇关西”篇

“拳打镇关西”是《水浒》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篇。之所以脍炙人口，在下认为并非因为精彩（虽说从文字角度看确实精彩），而是因为痛快。这痛快背后暗含的是弱势群体的一种意愿。

故事细细想来有个疑问：鲁达为什么不通过比较正当一点渠道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指导金家父女去衙门申诉，或领他们前去与镇关西对质。没必要在资助其离开之后才亲自上门讨个公道？毕竟这“镇关西”郑屠户无非一个地方恶霸，先富起来的卖肉个体户，按鲁达自己的话讲，“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的“腌泼才”而已，见了鲁达也得诚惶诚恐，陪个笑脸，更谈不上什么权势了。

如果鲁达真的那么做了，其结果可以预料，以鲁达的身份，当可以让郑屠户低头，乖乖退还那原本想要赖掉的“典身钱三千贯”，或许还得多加一点，再陪个不是，深刻检讨几句，事情就完全摆平了。这样的结果理论上讲应该是皆大欢喜，是最符合理性的。可如果真的这样解决，不仅不会让人感到痛快，还会有一些失落。其原因很简单，就是“恶”没有受到惩罚。

由此引申出的一个严肃的命题：个人有无惩恶的权力？照理，惩恶是社会的事，或者换个说法，是衙门的事，个人强出头乃是违法。不过，当社会无力或无暇保障部分人的权益的时候，个人是否有权为自身或他人权益作出激烈的抗争？

如果说有，是不是在纵容一种借助正义之名的“多数人的暴政”？如果说没有，是不是又在纵容一部分人对另一部人的利益掠夺和侵犯？

再换个角度，把身份颠倒一下。假如鲁达是个卖肉为生的屠户，镇关西是个有点权势的提辖，那么鲁达岂不是连上述的理性解决的可能性都丧失了？舍弃“拳打”，大概就只能带着金家父女到各级衙门上访申诉反映情况。可惜这个案例非关人命，实在太平常了，很可能即使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和精力也未必能解决问题。

“拳打镇关西”之所以让人大呼过瘾，正是体现了一种正义伸张。你可以认为这种伸张是另类的，反社会的，可又得承认对弱势群体而言，这是让“恶”昭彰于世并受到惩罚的最好途径。如果一个社会长期默许其中一部分人处于被掠夺被压迫的情形之下，拳就成了政治利益的代言者，成为不假思索的必要选择，这是弱者的人权，剥夺这种权利其实是对掠夺和压迫的认可。毕竟公正也罢，政治权利也罢，都是无法期盼其会从天而降，自行到来的，很多时候要靠“拳打”去争取。当然下手别走极端，不能真的打死对方，象鲁达那样鲁莽，会把事情弄成解不开的死结，之后不得不选择出家，呵呵。

我们常讲消除贫困是减少犯罪，降低社会动荡的最佳途径，此外也别忘了，人不是牲畜，只要喂饱了肚子就了事，除了贫困，更需要消除不公正。

“误入白虎堂” 篇

“白虎堂”是什么去处？商议军机大事之要地也。携利器入要地，打个比方，就好象当下带违禁品上飞机或者携汽油桶上天安门，当然是有不轨之嫌疑，即便是被诱骗了，被栽赃了，盘查询问也是免不掉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栽赃或嫌疑转变成罪行。

从《水浒》里面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个转变过程，携刀进入要地本身就等同于顺理成章、毋庸置疑的行刺企图。而耐人寻味的正是这顺理成章和毋庸置疑。

这样的定罪后面当然有高太尉的权势在起作用，不过也不能不注意到，这种有罪推定其实正是中国历代政治中最为常见的定罪方式。这个光荣传统应该说源于孔子，被后人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了，孔子杀少正卯的理由就是对方“心达而险”，只不过人心是不可透视的，既然我们都不是圣人，只好退后一步，那就是依据言行定罪。翻翻中国历史，有无数的所谓谋反、叛逆、欺君、反革命、反社会罪行，其中凭借一句话、一首诗、一篇文章、一个举动、一件服饰、一项决定、一种社会关系等等来作为证据，并以此作出判定的实实在有如恒河沙数，中国历史你如果细读，从字缝可以看出另外两个字：铢心！

“误入白虎堂”依据的正是以铢心为前提的定罪法。“擅入禁地，其心可铢！”

在下就不想例举历史上那些血淋淋，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了，举个众所周知的轻松喜剧来作例子吧。

前年有个演艺界人士曾经“误入白虎堂”，想必还是大伙记忆犹新的，就是那轰动一时的“赵微军旗装”事件。赵微穿“日本军旗”拍模特照，有点类似林冲带刀进“白虎堂”，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无心之举，后者是被设计陷害，不过既然入了“白虎堂”，总之就算踏入禁区了，于是赵微成了爱国人士眼中的叛逆，引发轩然大波，各种指责、辩护、诠释、引申铺天盖地，按义正词严的正方观点，说轻一点此乃无知所至，是缺少爱国教育，说重一点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言，中华民族的罪人。故而赵微在一次公众演出时，遭遇了屎尿浇身之辱。以理性而言，假如这赵微参拜过靖国神社、学习过日本最新历史教科书，上述判断都难说就可以成立，穿一件很象日本军旗的时装就犯下如此罪行，想必林冲也会引为同道中人。不管什么理由，林冲毕竟还明白他误入了不能私入禁地，赵微甚至连禁地何在都没搞清楚就一头栽进去。

这就是“白虎堂”的妙处所在了。“白虎堂”这个禁区是太尉府邸的一个私设禁地，并非高挂着“军机重地、闲人免进”警示牌，堂外警备森严的固定公共场所。反过来，它可以设在任何地方，如果你喜欢在客厅议军，则客厅就是“白虎堂”，如果你喜欢在后花园论机，则后花园也可叫“白虎堂”，要做的只是把“白虎节堂”这块牌匾挪一下位置即可。这样一来，禁区就存在无处不有的可能性，“误入”概率极高，你不知道何时何处何故就已经落入了陷阱，糊里糊涂地背上了不知从何说起的罪名。甚至有朝一日这牌匾可能还会直接挂到了你家里，呵呵，那你有原罪了，命中注定该被打倒。是个天生叛逆或者“黑五类”。范围再扩大一点，如果按思想可以定罪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罪犯，所以铢心必须在灵魂深处进行，让你“三省你身”，“早请示晚汇报“，要求你“至于至善”，这意味着，把“白虎堂”设在你的心里，那方才是最高境界。

明白了吧，当你在指责其他人的言行“动机险恶”，“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时候，你实际上是认定他踏入了你心目中的禁区，“白虎堂”其实就在你心中。

智取生辰纲” 篇

当“一套富贵”近在眼前，唾手可得时，谁能不怦然心动？更何况那是国有资产，见者有份，明强暗夺都不会受良心责难，“我不拿岂不便宜了其他人？”即便有些风险又如何？富贵险中求嘛。说起来，无论强盗劫匪、贪官污吏、以权谋私者，行贿受贿者，就心理动机而言并无不同。

“智取生辰纲”之所以会圆满成功，在下以为并非吴用计划周密，算无遗策，而是得力于押运士卒的配合，就是说，生辰纲这“一套富贵”其实是押运士卒奉送的。

此话怎讲？首先我们看看杨志为何要乔装打扮，假做客商，隐匿行迹？此实乃杨志不得已之举。当初梁中书本拟“着落大名府差十辆太平车子；帐前十个厢禁军，监押着车；每辆上各插一把黄旗，上写着‘献贺太师生辰纲’”，如此招摇过市，杨志自然以为不可，梁中书遂“恁地时多着军校防护送去便了”，这时候杨志说了句实话，“恩相便差一万人去也不济事；这厮们一声听得强人来时，都是先走了的”。呵呵，杨志这话才讲到了点子上，在一个丧失了公平，利益尽数归于权贵的社会里，指望下层阶级能尽心尽力，做好职责内的工作实属奢望，况且这工作还有风险。

拿当下作个类比，假如你是一家不太景气的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微薄仅够谋生，且面临下岗待业的可能，稍好一点的，一万元就可以把你“买断”，或者说，你二十年的辛勤努力只值一万元，你会非常欣慰吗？再者，你目睹厂长经理照旧十万八万的拿，你会认为工作有价值吗？你会为这份工作尽心吗？这个时候，工作除了混口饭吃，还能有什么其他意义？

话扯远了，再说回来。烈日下身负重担，匆忙赶路的众军汉和手持藤条、一路催逼的杨志终于来到了黄泥冈。在老江湖杨志眼中，此为强人出没的不祥地狱，但在身负重担，筋疲力尽的军士眼中，这里阴翳蔽日，却是休息避暑的天堂，于是军士们罢工了。且看《水浒》的描述：“一行十五人奔土冈子来，歇下担仗，十四人都去松林树下睡倒了。杨志说道：‘苦也！这里是甚么去处，你们却在这里歇凉！起来快走！’众军汉道：‘你便利做我七八段也是去不得了！’杨志拿起藤条，劈头劈脑打去。打得这个起来，那个睡倒，杨志无可奈何。”

“智取”的关键人物是白日鼠白胜，而他登场时唱的那首歌就有挑拨离间的妙用。“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农夫”暗示一路不胜重负的军士，“王孙”暗示一路严加催逼的杨志，可一旦军士们罢工了，不走了，“如汤煮”却是王孙，农夫反倒可以“把扇摇”了，所以白胜分明是在挑逗说：“别踩那个可恶的杨提辖，别听他的胡话，他才不顾你们的死活呢！”这样一来，买酒的时候杨志阻止，军士们老实不客气地回敬道：“没事又来鸟乱！我们自凑钱买酒吃，干你甚事？也来打人！”杨志最后让步了，虽是系目睹了晁盖等人的演戏略有心安，也有无可奈何的原因在里面。

勿以为军士们皆无知之辈，不知世道险恶，说到底还是事不关己。即便真有强人来了又如何？扔下担子，发一声喊，四下逃去，不就成了么？即便被捉了，跪地求饶，喊几声爷爷，命也是保的住的。杨志和众士卒已不属一个阶层，他考虑的是如何把这一次押运办成“政绩”，事妥之后，会有另“一套富贵”等着他，而军士们有什么可图的？能歇就歇吧，有口酒喝就喝吧，即使累死累活把担子顺利挑到东京了又能怎样？以后还会有别的劳役要接着干。这是利益上不对等，分配上的不公平造成的对立，下层无论怎么“如汤煮”，无非让上层得以“把扇摇”而已，套个几十年前的术语，这就叫做“阶级矛盾”。

曾经读到过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对中国军人的一段评语：“这个国家中大概没有别的阶层的人民比士兵更堕落和更懒惰的了。军队必定过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应召入伍并非出自爱国心，又不是出于皇上的忠诚，也不是出自任何想获得声名荣誉的愿望，而仅仅是作为臣民不得不为雇主劳作而已。” (《利玛窦中国札记》)

在下觉得，利马窦神父这番话并非仅仅适用于军队，可放之全体弱势群体皆准。每论及中国的贫弱，有志之士常扼腕于世风日下，道德沦落，世人素质低下，苟且于私利。此乃精英论调，杨志之见。别忘了押运之旅上，杨志与军士的比例可是1：15。就是说，一个“高素质”者可是要靠十五个辛苦挑担人来成全的。

“风雪山神庙” 篇

林教头初始的遭遇，最易让看官们联想起一句格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想在下昔日初读水浒，及“大闹野猪林”处，辄拍膝长叹：“林冲啊，你为何不反？”刺配沧州前，林冲写下休书欲保全家人，该是已有所察觉，野猪林中，更确知事出高太尉陷害，可林冲还是乖乖去了沧州。

林冲为何不反？

别问林冲，先问问你自己，假如你处于类似林冲的处境，你反不反？考虑好，别随口回答。“反”意味着从此你走上了一条与传统社会对立，为正统观念不容，被官府通缉捉拿的不归路，意味着你的余生不再安定，从此过一种或刀口舔血，死里求生，或亡命天涯，故里难归的日子，意味着你从一条狗蜕变成了一匹狼，从此不再有主人关照宠幸，可以安闲地趴在火炉边或窝棚里，而是被村落排挤，被猎人追捕，面对凄厉的北风和茫茫的黄沙，艰难地寻觅生存之路—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

想好了吗？除非你本就已经沦为了一个杀人越货的强盗，或对抗社会的黑组织成员，如许多梁山好汉那样，否则你可以轻易抛开过去的一切吗？尽管那一切正逐渐远去，似不可追，但毕竟是支撑你的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可以说放掉就放掉的吗？

在下少时，看过一部唤作《牧马人》的电影，读过一篇唤作《布礼》的小说，曾被里面的忠君爱国之情感动的一塌糊涂，现下想想，不就一个侥幸未入死地的林冲吗？不觉叹息一声：“终于有林冲熬出头来了。” 林冲身为禁军教头，乃天子脚下的臣子，且已三十四五年纪，和江湖草莽不同，早已成了恭顺忠心的臣民，即便放之青海牧马二十年，除了期待有一天能承蒙开恩外，困惑怀疑的念头都不会有，更谈不上造反了。设想若高太尉不曾将林冲逼入绝境，且碰巧倒台，林冲则不乏申诉平反，东山再起的机会，更能痛数高逑迫害忠良之罪行，表达自己“历经苦难痴心不改”的坚贞，换得君王一纸嘉勉忠义的诏书，纵已无法合家团圆，至少官复原职应该是可以的，昔日的冤屈和苦难也很快就会忘到爪洼国去了。历史上这样的故事每朝每代都在循环上映着，苦难对中国人而言是构不成反思的，最佳情况下或许会成为本钱。责怪林教头胆小怕事、当断不断的看官似乎没看到，教头的考虑其实比汝等更长远，更现实，呵呵。

可惜事态并未如此发展，毕竟林冲不是普通的罪犯。

那一夜的风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风雪象征前路茫茫，也象征林冲心中无法抑止的悲愤，也正是这悲愤让林冲手刃仇敌，亲手了结了或有一天刑满释放或者平反的梦想。希望破灭，大仇难报，此身无属，在这样的情形和心态下选择自杀者从古至今很多，可这悲愤又未使林冲选择自杀。在下想来，可以用失了生辰纲后本欲自杀的杨志的心态解释，“爹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凛凛一躯。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只这般休了？比及今日寻个死处，不如日后等他拿得着时，却再理会。”

“风雪山神庙”里，山神预示着某种再生的宿命，过去的林冲终究还是死了，火并王伦时林冲的出手狠辣与棒打洪教头时的谦恭礼让已然判若两人。对曾经惨遭冤屈，身世坎坷，心中充满悲愤不平和压抑感的林冲而言，他的补偿方式会倾向于攻击性和暴力，这是可以预料的，故而在下猜想，以后的林冲会是个相当难以相处的人。

“私放晁天王”篇

在下昔读水浒，常困惑于这样一个问题：这宋江究竟何德何能，竟黑白两道通吃？让一班好勇斗狠，杀人不眨眼的巨盗大寇一闻其名即如雷贯耳，立马纳头便拜，口称哥哥？

宋江后来推举卢俊义做梁山之主时曾言其三大不足：“非宋某多谦，有三件不如员外处：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众兄弟不弃，暂居尊位……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手无缚之力，身无寸箭之功……”虽说这些未必是宋江的真心话，宋江也并非真的就如其自贬的那样不堪，不过这些事实基本还是成立的。

宋江何德何能？其实《水浒》里面在其一登场就介绍了，“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士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士！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

在下时常随意游荡于网上，有回不小心撞到了一张赖昌新的照片，一见之下大吃一惊：“这不是及时雨宋先生吗？”呵呵，此非什么比喻象征，只不过在下心目中的宋公明就是这个模样。

打住了，当下谈赖昌新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何况二人确无可比性。不过在下却顿悟了：原来公明哥哥是此德此能啊。

看清楚了吧，这宋公明是个行惠者，换个角度看，其实也叫行贿者。只不过，他的行贿方向是向下，而非一般意义的向上，属剑走偏锋，别出蹊径的一类。如果把前文中的“江湖好汉”一词换成“达官豪门”，“投奔”换成“求助”，再重读一遍，不知各位是何感想？

宋江出身卑微，天生浪荡，无法读书中举，仕途自然无望。虽说“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亦只能在衙门里面当个普通科员。假如宋江有机会踏入仕途，会是个溜须拍马的逢迎高手，再假如他家有万贯，可以打得通各方关节，没准也可以混到蔡金、高逑那样的程度，甚至混的更好，吃的更开。

可惜的是，仕途不通的宋江家里虽薄有田产，但距家财万贯相去何可以道里计？那点钱财对下层黑社会施以小恩小惠是足够的，可要用之于上层，则根本不值一晒。那个时代商人地位比农夫还低，办私企做买卖该更为宋江不齿，故而宋江改做了 “社会活动家”，成效卓著到了“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的程度。

做了“社会活动家”必得要面临一些抉择，“私放晁天王”就是宋江作出的抉择。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面，作出此等选择本属正常，后来朱仝、雷横不也照旧磨磨蹭蹭，欲放跑晁盖？不过那仅仅是假公济私，不比宋江是冒了被人察觉的风险的。虽说按晁盖的话，宋江是“心腹相交，结义兄弟”，可晁盖的罪行实在非同小可，行径比如今的抢劫银行还要恶劣，吏道纯熟的宋江该是熟谙律法，也是读过圣人言的，不过在他心目中，什么国法伦理之类通通狗屁，此刻他想到的是：“(晁盖)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在这个关头，“社会活动家”几乎没考虑什么利害权衡，就“担着血海似干系”打马报信去了。行惠受惠或行贿受贿本就是互利关系，大家同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故而宋江凭直觉就作出这个抉择。并非他预料到了将来，而是他作为“社会活动家”，基本立场和官方皇家的根本利益已然彼此抵触，相互矛盾，难以共存了。

在一个皇权社会里，必会存在利益的分裂，国家利益（或曰君王利益）与人民利益（或曰社会利益）大多时候南辕北辙，这样就会有截然不同乃至彼此对立的是非判断和价值观念并存，可称官方立场和民间立场。前者虽然强大无比，占据表面上的绝对主导，却也遏制不了后者如野草般生长。可以判断说，宋江从获得“及时雨”美誉，成为被下层敬慕的社会活动家的时候，不管是否心甘情愿，已身不由己地注定了叛逆者的命运。

“水寨大并火”篇

别怪王伦疑虑，晁盖等投奔梁山，正所谓“替天行道人将至，仗义疏财汉便来”，乃是涉及到了梁山的未来走向，是两条路线抉择的大事。

想那王伦，本就不是敢作敢为，可独当一面的豪杰，无非集合了一伙走投无路或生计无着者经营着一家非法私企，做点见不得人的打家劫舍勾当混口饭吃，和现代社会中的黑帮组织、抢劫团伙本质上有更多相近处，属于为主流社会不容的黑社会，在夹缝中艰难求存。成为叫板官方政府的对手和敌手，那不在他的考虑之中。

晁盖等一伙前来投奔，王伦虽款待殷勤，但一听完了他们的所作所为，“骇然了半晌；心内踌躇，做声不得；自己沉吟，虚作应答。”如果说当初排挤林冲，乃是私心作祟，可以理解为出自一种自卑感，即林冲的能力太强，昔日的名望地位也都是他一个落第秀才没法比的，那对晁盖等则更多了恐惧：你等上得山来，必惹来官府侧目，我这老鼠会不就办不下去了？你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还想牵连我梁山遭官军围剿？

看官多以为王伦心胸狭隘，忌贤妒能，实不知他从无举旗造反，公开与官方政府为敌的意愿，落草仅为谋一条生路。假如王伦昔日也如林冲一样蒙受奇冤，身负血海身仇，心中充满仇恨，没准他会闻之欣喜若狂，虚位以待，心想我终于有报仇雪恨的机会了。他会象林冲一样认为“今日山寨幸得众多豪杰到此相扶相助，似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呵呵。

既王伦享受着梁山黑组织的当前既得利益，也满足于这等既得利益，晁盖等人的到来就是对这种稳态的严重冲击和动摇，意味着黑窝点的公开化，非法组织从此转成为土匪巢乃至造反基地。这样的转变不是他所情愿的。从“农民革命运动”的政治高度，这可理解为保守派对激进派之争，是一个关系到梁山是体制外求存还是公开造反对抗体制，是姓“和”还是姓“战”的立场问题。

实际上，王伦礼送晁盖等时说过的那番话，“感蒙豪杰到此聚义，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聊备些小薄礼，万望笑留，烦投大寨歇马，小可使人亲到麾下纳降。”在下以为实肺腑之言，那是在暗示立场：我王伦是一个保守派，是不主张暴力的，请别在我的地头上干这个。当然，假如你晁天王革命成功了，我也是乐意见到的。

这个时候，压抑已久，且早已沦为旗帜鲜明的激进派林冲拍案而起,“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来”（这显然是早有准备的），“大并火”三下五除二即轻易完成。在下更以为这甚至都不叫“火并”，仅可称做“和平演变”。林冲推举晁盖所言，就是梁山由保守转激进的标志：“据着我胸襟胆气，焉敢拒敌官军，他日剪除君侧元凶首恶？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

从历史看，激进主义者通常都更能赢得人心，也暗合人性中的某种潜密意愿。所谓将相无种，草民亦有草民的尊严。既被掠取，何不夺回，既被禁锢，何不打破？别谈什么理性算计，既失利益阶层选择激进本就是最符合情理和逻辑的举动。

“义士尊晁盖” 篇

“占山为王，打家劫舍，虽说是没本钱买卖，成本开销亦不可少，在下就说说这买卖的运作和分配吧。

话说晁盖被林冲推为山寨之主，旋又大破来剿的官军，可谓喜事连连，好运不止。这日正在山寨中摆开筵席，大吃大喝，“正饮酒间，只见小喽罗报道：‘山下朱头领使人到寨。’ 晁盖唤来，问有甚事。小喽罗道：‘朱头领探听得一起客商，有数十人结联一处，今晚必从旱路经过，特来报知。’ 晁盖道：‘正没金帛使用。谁领人去走一遭？’ 三阮道：‘我弟兄们去！’晁盖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来。’”

上山才不久，又有先前劫来的“生辰纲”，却也挡不住“一连吃了数日筵席”，才这么短的日子就“没金帛使用”了。由此可见，山寨头领们的日子着实逍遥快活，一有了钱就大吃大喝，先使劲花再说，所谓消费促进生产，所言当真不假。此等“今朝有酒今朝醉”比之李太白竟更有胜之，妙处就在于不必把甚么“五花马，千金裘”这等的好东西“将出换美酒”。只要一声令下，那位头领带一百小喽罗出去走一遭就OK了。这不，“亏得朱头领！得了二十馀辆车子金银财帛并四五十匹驴骡头口！”

财物到手，接下来就是分赃了：“晁盖等众头领都上山寨聚义厅上，簸箕掌，栲栳圈，坐定；叫小喽罗扛抬过许多财物，在厅上一包包打开，将彩帛衣服堆在一边，行货等物堆在一边，金银宝贝堆在正面；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一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分，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分”。

这里按当下的计量标准来说事，做个假定，此次抢到的财物共计10万元，那么，留下5万元归公，其余的5万分为两半各2.5万，十一位头领均分一份，也就是每人约2273元，剩下的最后一份方轮到喽罗们，再假定梁山寨中小喽罗共有五百，平分的话每人就分50元，这还未考虑喽罗们是不是也分等级，比如班长、排长之类按级别是否会多分一点？就统统忽略不计了。分配结果，十一人所得等于其余五百人所得，收入差距超过45倍，如此“均贫富”，是不是有点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梁山始终是这种分配制度，呵呵，忠告诸位最好别上梁山，如果没法混进那108个席位中的话。

至于晁盖，当然就不用去趁这热闹了。既为一寨之主，剩下的那50％还不由他自由支配？如把梁山视作一个小社会，一个小王朝的话，其与那个把他们逼到这儿落草为寇的大社会，大王朝并无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不同。当然，体制上的改革还是有一些，比如象“集体领导”，几位领导核心吴用，公孙胜、林冲都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又比如象山内头领的小民主，凡大事均由十二人会议商议决定（虽说实际上也就核心圈说了算）。当然了，山寨中晁盖的领袖地位和权威，那是不容窥觑，不能动摇的。

现下的学界有一时髦话题，就是“革命有害论”，其中不乏对中国历代动乱的反思。不过以在下看来，若以构架的根本变化而不是政权兴衰更替来定义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的话，中国从古到今并无真正意义的革命，有的无非你方唱罢我登场，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帝王戏而已，新兴的颠覆者也无非一个得志了的晁盖罢了。更何况，一旦晁盖真的得志，大柄在手的话，放出去的那点权利改革和小民主也定会收回的，或以荣华富贵，封王进爵的方式，也或以鸟尽弓藏，斩尽杀绝的方式，视晁盖的性情喜恶以及昔日诸兄弟，众好汉那时候可能的潜在威胁大小而定。

“怒杀阎婆惜”篇

在当下的这个花花世界，包二奶或养情妇大约也是一种时尚，或者说，是财富地位的象征，成功男士之标志。在下与友闲谈，每论及某地某君挥金如土，妻妾成群时，友不禁面露羡慕之色，感叹：“了不起啊，好有钱，真大款也！”其实，又何止大款，衙门里的大吏能员，国私企之头头目目，凡囊中多金，事业有成，为社会敬慕的者，有包养之嫌的总有十之五六吧，何足为奇？

在下惭愧，年过而立却依旧为生计奔忙，事业亦是碌碌无为，对包养这类需大财力作后盾的事当然是有心无力了。故而总有一个疑问难释：万一有朝一日那二奶或情妇要闹将起来，不知该如何摆平？这种事首先于成功人士脸面上就不太好看，即便有什么私下协议，上法庭也是算不得数的。再假如，那二奶或情妇手中握有成功人士见不得光的甚么证据(一般而言多少都会有一点的)，那事情岂不更加难办？即便花大价钱可以暂时摆平，亦难保今后会不出岔子。又假如这证据着实不比寻常，非同小可，在下揣度，一劳永逸的法子大约就是学宋江的“怒杀”一途吧。

《水浒》里面，宋江亦为当时颇有声望的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勉强可算作成功人士。虽谈不上大款，毕竟也是农场主的公子，小资的水准是够的。何况那时的包养行情和成本比当下低了许多。故而“及时雨”先生一不小心就包上了一个也理所当然，“就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楼房，置办些家伙什物，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在那里居住。没半月之间，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绫罗。又过了几日，连那婆子也有若干头面衣服。端的养的婆惜丰衣足食。”

可惜好景不长，“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因为宋江“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偏偏“这阎婆惜水也似后生，况兼十八九岁，正在妙龄之际，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这红杏出墙就难免了。

按说宋江未有大奶先包二奶，未及娶亲先养情妇，即便他在“性”趣、“性”致方面“不十分要紧”，该也是没什么可顾虑的，大不了拍屁股走人，一蹬了之。他自己也认为：“又不是我父母匹配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

就此了结？恐没有这么简单。即便什么也没发生，要了结这事至少也得花些银子，算个“青春损失费”吧。偏偏那一晚宋江与婆惜一夜冷战，头晕脑涨之下竟然留下了通匪把柄，事情可不闹大了。

谈判不成，“只这一声，提起宋江这个念头来。”在下倒觉得，没那一声“黑三郎杀人也！”这事终归还得血腥收场，因带上了绿帽子的宋江，其憎恶怨恨之意难免蓄积，杀意已然潜伏，即便双方当时达成了协议，今后宋江也还得忍气吞声，得面对随时的讹诈和秘密泄露，得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这样的生活谁能熬多久？如古龙所言：“世上唯一能保守秘密的，就是—死人！” 灭口当是早晚的事，只不过那样的话宋江大约不用亲自出手，只暗示一声，就会有亡命兄弟出来做的天衣无缝。

在下的家乡出过这样一桩碎尸惨案:一位三十出头，仕途得意，身居衙门要害部门的李姓处长，因离婚后生活孤寂，一日与友去夜总会寻欢，与一小姐鱼水欢娱之下情投意合，遂购房将其包下，不久小姐怀孕，要求转正，想要个正式身份，这处长当然不会答应，于是二人日夜争执不休，乃至拳脚齐上，致恩断情绝。这小姐心有不甘，竟亲往处长所在衙门处投诉，并大哭大闹，不肯罢休，成了衙门里的一件奇闻笑柄。李处长眼见声望被毁，仕途受阻，不觉老羞成怒，杀意顿起，一夜约小姐出来谈判，一言不合即手起刀落，杀于郊野，事后更将其碎为数段，分别埋藏于多处。不巧有残肢不久就被人发现，此案遂立。经艰难发掘察访，李处长终于未能逍遥于法外。

“怒杀”留下了缺陷，未成一桩待查疑案，是因宋江还不够狠（毕竟是搞慈善的），没把阎老妈子一块做掉，好一了百了。在下也颇服那位阎老妈子，竟然反应如此敏捷，能面不改色，沉着应对，机智勇敢地与杀人犯周旋，硬是差点让宋江当场就落入法网。可怜这宋公明，包二奶没享到艳福，就由慈善家沦为了杀人犯，从此开始了一段落魄亡命的坎坷生涯。正如这一回末尾所归纳：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披麻救水，惹焰烧身。呵呵。

“醉打蒋门神”篇

“醉打蒋门神”一回，关键词不是“打”，而是“醉”，值得回味处则不是“打”，而是“醉”。

俗话说，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然这武松初到孟州便视牢狱潜规则如无物，对所谓“送人情”嗤之以鼻，“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上的大堂之后亦出言无状，一百杀威棒临身竞不皱眉头，“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儿，打我不快活！” 果真一条铁铮铮的硬汉子。

不过这条威武不能屈的好汉不多久被糖衣炮弹击倒，被富贵所淫了。杀威棒寄下之后，武松住进了单间，每日有专人伺候，好酒好肉款待着，没数日便软化，态度立马改变，虽然他也明白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此举必有缘故，不过却已经认定对方“想他必是个好男子”。看起来，对武松而言“好男子”的标准很低，就是看不看的起洒家，给不给洒家面子。

这样一来，施恩出来“看着武松便拜”，灌几句花言巧语的黄汤，武松即刻醉倒，以身相许，承诺：“你要教人干事，不要这等儿女相！恁地不是干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一条所谓好汉就这么简单地成了死心塌地的亡命徒，雄纠纠地为施恩卖命去了。

送几餐好酒好肉，灌一点奉承黄汤便收复了一位名震四方的“打虎英雄”，驱使其不问是非，不辨皂白，或仅信单方的一面之词，二话不说就情愿两肋插刀。虽说快活林之争只不过是黑道上的地盘之争，里面没甚么正邪善恶可言。不过在下却甚为遗憾，因为比之当下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职业杀手、专业保镖时价，堂堂打虎英雄是不是也太便宜，太廉价了？

一部《水浒》，主旨就是两个字：“忠义”。“忠”是宋江后来加进去的，而“义”却是贯穿始终。可惜这个“义”在很多时候就是如此廉价，其中没有原则，没有道义，甚至没有是非。所谓“有奶便是娘”，私德早已取代了公德，效忠卖命的驱动力仅为个人恩怨和利害得失。也难怪后来宋江每擒一将，只要使出“叱退左右，亲解其缚，扶于座上，纳头便拜”这十六字诀，就可以让对方心悦诚服，随即心甘情愿地归附，加入到“聚义”的行列中。这里的“义”无所谓道德、公义判断，是一种人的贬值出售，“士为知己者死”仅仅成为某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就看你开不开得起价。

决斗蒋门神之时，武松当然没有真醉，那是惑敌之策，否则焉能施展出“玉环步，鸳鸯脚”这等非同小可的必杀技？不过在下又以为武松确实是在“醉打”，因此前他就已被黄汤灌醉，早丧失了自觉的理性判断与选择（也或许原本就没有），已成了一台纯粹的打架机器。

假如那蒋门神果真了得，一不小心竟打趴了武松，在下倒是相信武松这条硬汉子即便不敌也不会屈服的，即使蒋门神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决不会皱一皱眉头。可那又如何？白白一条性命枉送于黑道火并而已。再假如蒋门神方是监狱长的公子，对武松亦好生款待和尊重，武松转而“醉打”施恩，这基本100％肯定的事。就如“醉打”之后又有张都监格外“看重”，武松遂感激道：“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随镫，服侍恩相。”

BBS上曾有网友著妙文一篇《武松是个小人》，尽数武松之杀戮成性，不法枉为之举。在下觉得，武松之不法，盖因其眼中无法，不仅没有王法，或者连天法地法亦没有，不过在下倒也欣赏武松的敢作敢为，不违职业操守，起码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此表明他至少还有心法，还识得行规。即便可以被理解为小人，那至少还是人。比之连心法都丧失了的，只会依仗权势或官府，看风使舵、两面三刀、口蜜腹剑之类的走狗或乏走狗强却又不知强多少了。

“夜闹浔阳江”篇

《水浒》里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勾当又有个说法，唤作“没本钱买卖”。照此说来，抢劫就是做生意，强盗也算商人了。

细想来，假如真的此山是我开，此树为我栽的话，收取一点买路钱也是应该的，因为既然投了资，至少要回收成本吧？想想当下，坐飞机要讨机场建设费，坐火车要讨空调茶水费，公路上更是层层设卡，甚至你走在街上，一时内急，欲找个厕所方便一下，也得至少有几角零钱吧？不然，嘿嘿……

所谓“没本钱”，自然是指此山非我开，此树非我栽，此山此树均乃公共资源，是为公有。不由分说据公为私，就是那强盗的逻辑，按此逻辑强行勒索路人财物，便是那“没本钱买卖”了。

虽说没本钱，可成本开销必不可少。占山为王，手下得养好几百号小喽罗，即便在那十字坡上开个黑店，蒙汗药也需下在酒菜里面，总之投资还是免不了的。成本最低的看来还数张横、张顺兄弟的买卖。

且说宋江在揭阳镇得罪了恶霸穆家兄弟，被一路追杀到江边，慌不择路就撞进了张横的水上黑店。以下的这一段对话就颇有玄机：

那梢公道：“有话明朝来说，趁船的要去得紧。”
那长汉道：“我弟兄两个正要捉这趁船的三个人！”
那梢公道：“趁船的三个都是我家亲眷，衣食父母。请他归去碗‘板刀面’了来！”
那长汉道：“你且摇拢来，和你商量。”
那梢公道：“我的衣饭，倒拢来把与你，倒乐意。”
那长汉道：“张大哥！不是这般说！我弟兄只要捉这囚徒！你且拢来！”
那梢公一头摇橹，一面说道：“我自好几日接得这个主顾，却是不摇拢来，倒你接了去！你两个只休怪，改日相见！”

在张横眼里，宋江等哪是什么渡人顾客，仅仅是有利可图的肥羊，是财物而已。

在下有幸参加过地方衙门的项目洽谈，耳闻过两家为利而争，其中的玄机和上面的对话简直如出一辙。再想想当下时时发生的收容之争、就业之争、抗税之争、坼迁之争，不觉感叹：“张横算什么，一小巫而已。”

事后，张横曾经论及其生财之道：“我弟兄两个，但赌输了时，我便先驾一只船，渡在江边静处做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贫省贯百钱的，又要快，便来下我船。等船里都坐满了，却教兄弟张顺，也扮做单身客人背着一个大包，也来趁船。我把船摇到半江里，歇了橹，抛了锚，插一把板刀，却讨船钱。本合五百足钱一个人，我便定要他三贯。却先问兄弟讨起，教他假意不肯还我。我便把他来起手，一手揪住他头，一手提定腰胯，扑通地撺下江里，排头儿定要三贯。一个个都惊得呆了，把出来不迭。都得足了，却送他到僻静处上岸。我那兄弟自从水底下走过对岸，等没了人，却与兄弟分钱去赌。”

这场抢劫里面，张顺的作为叫做示范效应或威慑作用，二人一唱一和，引得众人纷纷就范。这一招是如此常见，可谓千古流传。即便今天的的骗子或劫匪也得其真传，履试不爽。在下在长途公共汽车上就曾亲身经历过数次，有回是骗子在车上用甚么套铅笔的虚设赌局诈人钱财，还有回是司机与售票人半路借故刻意加价。推而广之，比方股市，券商就是张横，大户就张顺；又比方脑*金，厂家是张横，电视广告是张顺，再比方垄断市场，衙门是张横，经销商是张顺，等等等等。

水浒时代是农耕时代，不比当下之商业时代，但有两样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一是人心，二是资源配置。银子万能的想法并非今人独有，可银子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掉下来。假如总量不能增加，或者说社会本质上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的话，为公为私，生财之道都得靠以明的暗的各种法子从其他人口袋里去取，取得走就是本事，呵呵。

“宋江吟反诗”篇

刺配江州的社会活动家宋江，虽沦为囚徒，然金钱和人际关系这两桩立足社会之必备一样都不少，既得监狱长戴宗、狱警李逵的悉心照料和周到服侍，手里亦不乏用于上下打点的银子。故即便身在狱中服刑，日子过得倒很自在，时常还有渔霸张顺孝敬几条美味鲜鱼，直吃的拉肚子。正所谓“暖饱思淫欲”，生存权安稳之后，社会活动家果然有些不安分了，脑子里竟不由怀念起被剥夺的政治权，这就遭遇到飞来横祸，惹下了一场文字狱。

洵阳楼上，酒醉的宋江郁闷之余在墙上恣意发泄，奋笔疾书。其一为西江月，词曰：“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雠，血染浔阳江口！”写罢，宋江意犹未尽，“又饮了数杯酒，不觉欢喜，自狂荡起来，手舞足蹈”，来了首更猛的，这其二为绝句，诗曰：“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果然反诗！这诗若放到那“康乾盛世”，别说死罪，铢族都没得商量，即便在当下，恐亦是难容，不信诸位换个背景，再改几个词试试看？

那么宋江果真要反？事实却并非如此。否则宋江半道被劫上梁山时就大可以入伙，根本犯不上到江州来做囚犯。宋江吟反诗，本意原无非自感身世：“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古今的蓄意造反者，在下以为多为两类人：一是衣食无着，走投无路的弱势群体，这是主体；二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或野心勃勃的功利冒险家，这是精英。宋江并不位列这两种人之中，他没有谋反的主观企图和意愿，哪怕在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后。

不过，宋江的诗里确有诸如“他年若得报雠”、“敢笑黄巢不丈夫”这样赤裸裸的反句，难怪蔡九知府一看之下就认定：“这是个反诗！通判那里得来？”这是不是说明宋江生有反骨或藏有二心？也未见得。一种情绪的发泄对正常人而言一般不会转换为行动，更多时候仅为一种“精神胜利法”。在下7、8岁时候在学校打架，有一回敌不过了，曾放言威胁道：“我要杀了你！”当然了，那时在下虽幼却识得好歹，既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胆量，即使真的有刀在手也做不出来。那句话并不代表一种现实威胁，而是气急败坏之下的情绪宣泄罢了。

古人尝言“酒后吐真言”，心理学家亦指出“梦是愿望的伪装”。就是说，人在无意识或潜意识支配下未经理性过滤的意愿方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宋江的牢骚之中确暗藏有反意。然若论此潜意识下的真实意愿，大抵每个人都是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的暴君，也都是潜在的罪犯。但潜在并不意味着必定会浮出水面，对一个正常人，能浮出水面的行为是经过了理性的利害权衡，排除了可能危急自身的冒险，是受理性判断约束的。假如我们判定宋江是一个有判断能力的正常人，不存在严重的心理或人格上的残疾和障碍，则可以下结论说，宋江只不过“自不合一时酒后误写反诗，别无主意”，无非意淫而已，呵呵。

要造就一场文字狱，自少不了作文字者和刻意诠释者，但最重要的却不是此二者，而是那高高在上，娇纵成性，容不得丝毫冒犯的绝对权力。此种绝对权力好似心智偏狭的心理障碍者，其作为恰好与理性人的正常作为相反，乃一种不识好歹，欠缺理智，丧失现实判断能力的病态。如前所述，是将酒后、梦中的意愿不受约束地在现实中肆意作为。从医学角度看，这或者该叫妄想症或其他甚么名称，总之属于一种精神疾病。那么一来，病态权力支配下的社会，自然亦不可能正常，只能是倍受感染，在病中呻吟的可怜社会了。

“受三卷天书”篇

在下乃一武侠迷，金梁古温黄等名家宝典，一个也不曾放过。武侠里面的一大卖点就是所谓“秘笈之争”了。谁只要拥有先人秘笈这个好东西，即可立马脱胎换骨，面目全非，甚么天下无敌，纵横四海统统不在话下，就是安邦定国也大有可能。试想张良若无仙人以秘笈相赠，何能运筹帷幄，神机妙算，辅佐刘邦一统江山，成就万世功业，而后又飘然遁去，羽化成仙？也就难怪在武侠里面，为了一本甚么“九阴真经”、“葵花宝典”，各派黑白正邪人物总要争的头破血流，你死我活了。

碰巧的是，《水浒》里面宋江也曾经巧遇仙人九天玄女，更被青眼有加，不仅助他避过了追兵，还迎入洞天福地，款待殷勤，临行赠天书三卷。比起倍受考验和刁难的张良，宋江的秘笈可算是意外收获，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惜《水浒》却并未交待后事，天书到底有何玄妙之处不得而知。到第88回，宋江征辽遇到难题，九天玄女再度现身指点迷津之际，宋江尝言：“臣自得蒙娘娘赐与天书，未尝轻慢，泄漏於人。”可见这三卷天书宋江并不是没有认真学习过，可这并未让他脱胎换骨，成为张良二世。在下想来，感情这天书三卷谈的都是忠君爱国的陈词滥调，并无安邦定国之诀窍，修行得道之法门。呵呵。

当然，这都是小说家言，神奇传说而已，一笑即可，可谁又不在心中默祈：“假如真有什么秘笈宝典，而且又被我所得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一举成功，不用这么辛苦地念书、劳作了。”所以放眼当下，秘笈宝典这类东东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大行其道。古人的秘笈都是秘不示人，只能私下里偷偷研究的，谁敢公然宣称我手握秘笈？当下的秘笈就好多了，都是共享的，只要到书店里花些银子就可以得来，且包装精美，，解说详尽，图文并茂。而且这类秘笈一般视社会潮流和众人的心理而定，变化多端，层出不穷，涵盖任何一个为众人关注的公共领域。股市牛了，则流行炒股绝技，庄家动态或黑马秘闻，彩票火了，则卖弄号码分析，概率独家；名人出了，有“不得不说”的故事揭其老底；想发财？有秘笈“如何赚大钱”、“怎样成为亿万富翁”；想当官？有绝技“权谋术”、“厚黑学”；想出人头地？有宝典“成功必读”、“羊皮圣经”；就是想攀龙也可以找到天书指导，有最新秘笈“如何嫁得千万富翁”。

至于说迎合社会基本需求的秘笈，那就更多了。科举当数最为人所瞩目，这方面的秘笈最多最经久不衰，比如“×××学习法”、“×××高考（研考）预测题”、“如何考进清华北大”、“高考（研考）必备”、“××大学的男孩（女孩）”、“×××成功经验谈”等等等等，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你发愁的不再是秘笈难觅，而是秘笈多到无从选择。再一个秘笈盛产地就是E文了，“××天攻克英语”、“××天突破口语”、“××天速记1000000单词”，并冠以“风暴”、“疯狂”、“快车”、“轻松”等令人惊叹的词汇，就是那些握有真秘笈的古人也会大大自叹不如，没准恨不得将手上那本祖传的破旧发黄的玩艺烧掉了事。

在下无意贬损这些当代秘笈，尽管良莠不齐，水准相差极大，确有一部分秘笈并非欺人大话，实为有独到处的经验之谈。只不过尽信书不如无书，一种方法或技巧得之于实践，从别人的方法中得到的只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方法，是不是适合自身还需以修炼进行验证和调整。世上没有可以放之四海皆准的秘笈，都是因人而异，或可以适合一部分人，但无法推而广之的，万万迷信不得，比如那“葵花宝典”就是一套太监武功。令狐冲不曾为秘笈所惑而引刀之宫，“独孤九剑”就足够他琢磨了，郭靖亦不曾修那“九阴真经”，凭一套“降龙18掌”一样成了大虾。成功不是靠秘笈造就的，无他，善用所长尔。

宋江得了天书，且“未尝轻慢”，仍不免落得个药鸠身亡的结局，天书并未改变他的命运。没能就此逢凶化吉，也未如仙子所诺助他“辅国安民”。这长五寸，厚三寸，得自神仙亲传的三卷天书看起来不仅无用，可说还害了宋江，或至少是连累了一干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兄弟。看来天书不可轻易接受，更不能成为包袱啊。

“三打祝家庄”篇

“三打祝家庄”是梁山发动的第一次侵略战争，也是梁山走向强盛的标志。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唯有扩张方会带来势力、威慑力和影响力，才可以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反过来，强大之后会带来更确实更广泛的势力、威慑力和影响力，令四方敬畏归心。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当然了，扩张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侵略或武力掠夺，经济、文化、制度、观念方面的扩张渗透有时候或许更为重要，也更有价值。不过，后者的扩张往往要依仗前者作基础和支撑，因为后者是长线意义上的收获，前者才是不可缺少的筹码。恺撒的罗马帝国，拿破仑的法兰西王朝，彼得大帝的沙俄霸权，连同那号称“日不落”的大不列颠王国，无不是刀剑枪炮造就的。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当下的米国，倘若老米们也韬光养晦，关起门来一心搞建设，不愿意出头充当维持世界秩序的活雷锋，顶多是另一个加拿大或瑞士而已。安能独坐“球长”这一头把交椅，掌控游戏规则，分配各家蛋糕配额，且独占最大的那一块？有人不服是不是？布先生说话了，那就“Bring somebody to Justice”。

梁山攻打祝家庄，其实并没有甚么道义上的充足理由，因为时迁偷鸡在前，石秀烧店在后，那原本就是三个意欲投奔梁山的亡命者惹出来的祸，这一点晁盖看得很明白，“俺梁山泊好汉自从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恩德于民，一个个兄弟下山去，不曾折打锐气……这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因此连累我等受辱！”不过晁盖之见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简单是非判断和名誉感，力主入侵的宋江见解明显高明的多，“一是与山寨报仇不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三则得许多粮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前两条理由是扩大梁山的影响和威名，是政治意义上的，后两条涉及经济和实力上的获益考虑。说到长远战略眼光，晁盖比宋江确实差很多。

梁山的江湖势力初成，自然比不得米国，那祝家庄虽是个“流氓政权”，却也不是伊拉克，故不存在一边倒的战局。双方的实力大体而言是旗鼓相当的，或至少也是六四开。再把地利考虑进去的话，则完全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若李应不曾与祝家庄翻脸，祝、李、扈三家合力就更有一拼了。所以梁山虽然前后共出动了超过七千兵力，仍不免损兵折将，陷入进退不得的苦战中，和后来108将聚齐的全盛时期两赢童贯，三败高太尉的用兵自如，游刃有余简直有天壤之别。若不是凑巧孙立孙新等人来投，让吴用有机会使用里应外合之计，在祝家庄内安置下了第五纵队的话，胜败还着实难以预计。这实在是天佑梁山，战争的天平因为一件本来全不相干的事件发生而忽然倾斜。按军师的话，“这个祝家庄也是合当天败”。

三打祝家庄的艰苦和曲折是梁山为今后的强盛付的学费，可也叫做成长的代价。强大是打出来的，不经血火之洗礼和考验，不会有真正的强大，耽于舒适安乐，满足于现状是没有前途的。如王伦那样，迟早一天会被官府连根拔起，如秋风扫落叶般剿灭。即使无心作长期对抗，想归顺朝廷，回归主流社会，首先你也得有资格和官方对峙乃至分庭抗礼，被对方视作不容轻视的谈判对手。若无法赢得对方的正视和敬畏，恐怕想招安也不得其门而入。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往往无条件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但和平或人道没有剑作支撑，没有强大的实力作后盾，根本就是无从谈起的。这个世界从来就是这么现实，你不认也不行。

“剪径劫单身”篇

埋伏在那荒僻野外抢劫单身过路旅客的“李逵二世”李鬼，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近乎李逵的反面形象。李逵威猛强壮，李鬼猥琐虚弱；李逵桀骜不逊，李鬼胆小如鼠；李逵光明正大，李鬼狐假虎威；李逵忠肝义胆，李鬼忘恩负义……

如此平庸不堪的李鬼，为何有胆假冒李逵？有三个原因，一是李逵在当地恶名远扬，人人闻之丧胆，冒名抢劫成功率很高；二是李鬼是李逵的fans，潜意识里他渴望成为李逵式的人物；三是李鬼生计无着，只得铤而走险，以剪径谋生。

第一个原因乃李鬼亲口招供，第二个原因是在下的武断猜测，第三个原因则很快得到了证实。李逵后来就凑巧闯入了李鬼之家，那是一处偏僻无人的去处，只“远远地山凹里露出两间草屋”。李逵杀掉李鬼夫妇之后，“去房中搜看，只见有两个竹笼，盛些旧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银两并几件钗环。”这么说来，李鬼可算地道的赤贫阶层，无产阶级了，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比，仅仅多一个老婆，两间茅屋而已。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李逵不计前嫌，大手一挥，说道：“小鬼，跟我上梁山闹革命去！”估计李鬼哪怕老婆不要了也会跟去（当然同去是最理想的），成为李逵麾下的一小卒、一喽罗。早有有心人发现并指出，梁山好汉里面并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赤贫者和农民。不过这个统计只局限于“好汉”，梁山并不仅仅由“好汉”组成，下面还有数千号普通士卒，这些人可能大都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或者是连土地都没有的社会边缘人，像李鬼那样的无产者绝对不会少，而且应该是构成梁山势力的下层主力。

于是，想到了一个关于历史进程的著名命题：历史究竟是由英雄还是由群众创造的？或者换个说法，是由李逵还是李鬼创造的？

按在下自幼所受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教诲：历史勿庸置疑是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然而，人民群众是抽象组成，倘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个体的话，则多为李鬼或近似于李鬼者，也就是说，李鬼们才是历史的主体，李逵们无非推波助澜，顺应了潮流而已。篡改一句伟人名言，那就是：“李鬼，只有李鬼，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事实上，现实中的李鬼却是被李逵所操纵的傀儡和杀戮对象，也是一般精英阶层的嘲弄对象，和李鬼有几分类似的阿Q不就被评价为“中国人的典型”？如果阿Q、李鬼等在被鄙夷被凌辱的同时又在支配着历史走向，是不是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何况，历史书籍还是现实宣传都只会为李逵而不会为李鬼树碑立传的，无论补天、射日还是治水，一切丰功伟绩都是英雄的成就，不仅与李鬼们毫不相干无关，还要求他们感恩戴德。即使当下不可一日或缺的银子，像英镑、美元、日元、人民币，上面印着的英雄头像也似乎在提醒道：“别忘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谁带来的？”

再回到梁山。梁山除了108个英雄，还有众多的小喽罗们，没有后者的摇旗呐喊，前者不过是些亡命徒、逃亡者，大约也做不成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么是不是可以断言，梁山的历史是由李逵和李鬼共同创造的？这可概括为一个公式：LS＝LK＋LG。这个公式如果要进一步简化的话，LK和LQ需要作适当的变换，即确定李逵与李鬼的比率x＝LK/LG，多少个李鬼相当于一个李逵，或者是，一个李逵产生于多少个李鬼之中？

让李鬼脱胎换骨为李逵并不是痴人说梦，有招可循的：一、把身体练的倍儿棒，二、苦修一门武功，三、严格遵守一些江湖规则，四、勘破生死，有超越生存的更高目标，五、激发一种蔑视王法，无法无天的愤怒情绪，等等。如此一来，至少10个李鬼中造就出两三个李逵是做得到的。只不过成为了李逵的李鬼却又会因为身份改变而忘记其本来的面目，会回过头去鄙夷凌辱其他的李鬼。实际上，这就是在下的看法：所谓英雄或精英，本来自于群众，但一旦被群众认可，又反过来凌驾于群众，甚至可能骑在群众的头上。

关于历史进程这个问题在下的解答有了，那就是如前面所推论，LS＝N*LG，是李鬼的倍数放大。一放大为英雄，再放大为政治（经济、军事）集团，三放大为体制和价值观念，最后则决定了历史走向。N体现的是英雄对群众的支配度或者群众对英雄的依赖度，当N过小，是一个缺少精英的平庸社会，如同桃花源、乌托邦，虽美好却是停滞的，并不足取；但N过大，英雄主宰历史，操纵群众，独享利益，是更需要警惕独裁集权社会，一个理想的公平民主社会应当是N值控制适当的社会。不过，别追问如何确定N取值，怎样控制，这超出了在下的能力，因为在下亦俗人，就是说一李鬼而已。

“单捉王矮虎”篇

梁山的一干好汉，除了被着力刻划的几位之外，在下对其中一位不甚紧要的人物印象颇深，就是那矮脚虎王英。

说不甚紧要，是因这王矮虎论武功仅列三流；论功劳鲜有建树，未曾有过惊人贡献；论出身乃一车夫，“原是车家出身，为因半路里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事发到官，越狱走了上清风山”；论模样毫无特色，“五短身材，一双光眼”，属中等以下，也就和宋江一个档次（大概能白一点）。

然非独在下，前几年流行于荧屏之上的水浒TV版里面的王矮虎，虽嬉皮笑脸，形象不敢恭维，倒也描述的个性鲜明，率性而为，豪迈而多情，确当的起一条没遮拦的好汉子，导演亦不吝镜头，耗费了数十米胶片，刻意编了赚人流泪的一段夫妻凄美死别场景。说实话，仅论个性鲜明，率性而为，梁山好汉大多都当的起，只是若要再加上多情这一条，或用个贬义词——好色的话，则梁山大约就唯此一人了。

这么说来，王矮虎所以会引人注目的特异之处其实只不过是很寻常的所谓“好色”而已。

夫子曰：“食色性也。”但蔑视律法，个性张扬，率性而为的水泊梁山又偏偏是个令人意外的“单身”社会。这里加引是因为除了宋江、吴用、李逵、戴宗、鲁智深（理所当然）、武松、燕青等少数之外，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其他的多数好汉亦无妻室，何况还有三对关系明确的夫妻档。即使是林冲，水浒亦不曾明说他后来就不曾再婚。梁山亦并无禁欲之规，二打祝家庄时林冲活捉一丈青扈三娘之后，宋江令送回山寨他父亲处，“众头领都只道宋江自要这个女子，尽皆小心送去。”说明这方面与普通的江湖黑道并无不同。

不过梁山又确实是一个单身社会，因为除了几个女好汉、夫妻档，那个地方似乎完全感觉不到其他女性的存在，最多偶以“家眷”一词笼统带过。好汉们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给人一种全然单身的感觉。

这是施老先生有憎恶女性心态，又或是有意忽略不计？在下学识鄙陋，不敢妄言。不过窃以为非作者之故，乃水浒主旨使然。

水浒之主旨，乃“忠义”二字，正是“忠义”让女人走开。忠和义本质上均为一种舍小家顾大家的集体主义。义是具体关系，对象是友人、团体，忠则倾向于抽象，对象是领袖、国家。由义及忠，正是集体权威从感性到理性的哲学升华。集体主义天然有一种压制排斥个人欲望的倾向，这是社会的自然属性。每一个社会都会有律法和道德的约束，都不会允许成员无限度地放纵欲望。不过若这种约束如果不是以约定俗成的制度，而是上升到某种天然权威性，以高高在上，压倒一切的信仰出现，则欲望服从观念，天理压倒人欲，神道战胜人道，个人被集体湮没。如程朱理学所倡导的“以理克欲，克己复礼”，亦如传统宗教所倡导的“一切荣耀归于上帝（真主、神灵）”，又如山歌所吟唱的“我把××比母亲”。

但梁山又是一个享乐社会，那儿筵席不断，挥金如土，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尽情狂欢。盖此乐不算人欲，而是天理。此种集体主义的特征除了互助性，还有依附性即把个人全无保留地交给集体，排他性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假如家眷或妻室也被此集体排除在外了的话，那就仅仅是“如衣服”，是一件生活用品而已。在下猜想，如此一来，或者对好汉们而言，做爱连发泄都算不上，就如同如厕，仅仅是“方便”而已。

王矮虎的作为之所以显得另类，甚至在清风山的时候就被宋江批评道：“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勾当！”看来就缘于他竟热衷于那被信仰“忠义”，以集体为至上的好汉们视作如厕的不足为外人道之事，呵呵。

“误失小衙内”篇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梁山泊，无论三教九流，王公草莽，无问亲疏，不分贵贱，来者皆是同甘苦共患难的手足弟兄。对饱受权势为尊的主流社会欺压迫害的江湖豪杰、落魄官吏士绅而言，这实乃是一个理想的桃源仙境，公平社会，简直可比作社会主义高级阶段。

然而，这天堂并非人人都愿意接受，也有并不想进去的。比如朱仝就是其中的一个。

被“赚”上梁山的当然并非只朱仝一人，往前有秦明，往后还有徐宁和卢俊义，赚秦明和徐宁上山多少有些军事上的考虑，赚卢俊义上山则是政治上的需要（这放到以后再说），但朱仝就比较特殊一点了，一则他曾私放过晁盖、宋江，可算梁山的恩人；二则梁山人才济济，类似朱仝这样的人很多，也就是说，并非如徐宁那样为梁山所急需，三则朱仝不是也不会成为对梁山构成威胁的人物（像清风寨时的秦明）；更重要的是，朱仝尽管当时是待罪之身，本人根本没有丝毫上山入伙的意愿。

说宋江、吴用此举是恩将仇报或许有些过了，因为他们也是出自好意，一方面想为山寨网罗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机会报恩。山寨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但对朱仝的境遇却跌落至谷底，为雷横顶罪被发配沧州，堂堂一条好汉竟然沦为了保姆，这有些让宋江等看不过去了，遂动了接朱仝上山共享富贵的念头

既然是为了朱仝好，那就不管他是不是情愿了。当初为免纵虎归山，逼秦明至绝路，以“仁义”著称的宋江曾经做过惨无人道的屠村之举，“旧有数百人家，却都被火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烧死的男子、妇人，不记其数”，亦间接杀了秦明全家。那么说来，如果只需要杀一个不相干的儿童就可以绝了朱仝的归路，让他感到天下虽大却唯有梁山去得，则成本如此之低，做起来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逼上梁山”的好汉们有多种类型，类似朱仝这样被旧日朋友设计陷害，从背后一脚踢上梁山，怀着无奈和悲苦之情不得不行的，大约在108个之中也就他一个了。更何况，朱仝还有个心结，他和那个唤作“小衙内”的孩子已经建立起了感情，为此非要和李逵誓不两立，拼个你死我活，甚至宣称：“若要我上山时，你只杀了黑旋风”。这迫使李逵反而回不得山寨，要“待半年三个月，等他性定，来取你还山。”至于到后来朱仝是不是 “性定”，终于省悟到还是待在梁山泊更消遥自在，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水浒》并未交待。

假如朱仝仍在郓城当派出所长，不曾沦为囚犯，宋江等或许未必会兴起这样的念头，问题在于朱仝落魄失意之后，宋江是不是就有权利或者有义务去“解放”他，带给他自由？

在下有个刚念书的孩子，每次孩子不用功或淘气的时候，在下不免会严加呵斥训导，事后则补上一句：“我这是为了你好”。但如果在下把这一简单的经验无条件地予以放大，并放之于集体和社会之后，会产生这样一种假定，即其他人都是不通世事的孩子，或受人蒙蔽的傻瓜，需要如在下这样掌握了真理，有智慧有头脑的大人去教育或帮助，把他们从盲目愚昧之中解放出来，明白真正的利益和目标何在。当然了，也有必要将他们未做到的或不情愿做的以纪律、规矩的形式强加到他们身上，否则便是任其堕落、无知和失去自由。再推而广之，在下更有义务为人类的自由幸福指明前进的方向。

这样一来，在下不免陷于迷惑之中，不知道如此下去自己会成为先知、领袖还是疯子？当然最后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不过假如在下乃是一个总统、主席、国王甚么的，有权力亦有机会进行实践，可以把自己心目中的真理强加于众人的话，那又会如何呢？呵呵，不需要再推下去了，古今中外事例已经多得没法统计了。

朱仝被剥夺的不仅仅是归路，还有他的意愿、情感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哪怕他最后觉得“此间乐，不思蜀”，只能说明他习惯过来了，被成功改造了。因为他的生活及抉择不是由自己而是由外在力量所决定，不是出自个人选择而是他人意志。古今的政治理念无不以自由平等为最高目标，却又无不演变成以自由的名义行“必要的”压制。在下想来，或许人间本无自由，只有对自由干预到何种程度之别吧。

“失陷高唐州”篇

这一回，在下想说说柴进这个人。

若论及落草前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和等级，梁山上大约没有比柴进更显赫，更尊贵的了，因为赵宋的江山得自柴家，而柴进正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无人敢欺负他”。可惜的是，也因为这一层关系，柴进不可能有机会跻身政界，加官进爵，或至少混个一官半职，所以其显赫尊贵与权势无关，无非享受政府的优厚待遇，吃祖上的恩萌罢了。

仕途无望的的柴进“门招天下客”，和宋江一样走下层路线，也是一个行惠的社会活动家，与黑道关系密切，往来频繁，那梁山更是从王伦开始就与柴进有非比一般的关系。

不妨将柴进与宋江作个对比，按说以柴进的家世、财富和地位，哪一样都是身为小吏的宋江无法比拟的，说到急人之困仗义疏财亦不在宋江之下，可作为社会活动家，柴进的知名度和成就却远远不及宋江，这又是怎么回事？这是由屁股决定的，柴进是名门望族，社会阅历不深，思维方式带有明显的贵族气息，和在社会下层混迹的宋江不同，“江湖”不是柴进的生存环境，而是叶公画在壁上的龙。

不妨归纳一下：其一，柴进无知人之明，乏识人眼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怠慢武松了。武松在柴进府上养病的时候还不是一个打虎英雄，仅仅一般的江湖流浪汉而已，虽被柴进收留，却只能在走廊上烤火，柴进因何不喜武松？《水浒》说了，“原来武松初来投奔柴进时，也一般接纳管待；次後在庄上，但吃醉了酒，性气刚，庄客有些管顾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因此，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众人只是嫌他，都去柴进面前，告诉他许多不是处。柴进虽然不赶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这就难怪柴进虽然“专一招集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却连一个得力之人都没有。

其二，柴进驭人无方，威望甚低。当初款待林冲的时候，他的枪棒教练洪教头到来，“只见那个教师入来，歪戴着一顶头巾，挺着脯子，来到后堂。”林冲恭恭敬敬地参见，而这位教头“全不睬着，也不还礼”，更出言指责柴进：“大官人今日何教厚礼管待配军？”只这副反客为主，骄横跋扈的令人生厌模样就可知柴进平日的软弱可欺了。而柴进怂恿二人比武，其中的一个动机也是“要林冲赢他，灭那厮嘴”。要借助于客人之手管教自己的教练，这柴进也着实可怜。

其三，拘于法理，不越雷池。柴进纵然与黑道打得火热，却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就立场而言并未站到草莽们一边。虽然他曾对宋江夸口说：“既到敝庄，俱不用忧心。不是柴进夸口，任他捕盗官军，不敢正眼儿觑着小庄。”那不过是仗着家有丹书铁券，有皇家的特赦优惠，不冒身家性命的危险。而且，柴进收留在逃罪犯一般都不会太长久（时间一长不免泄露，呵呵），若真要身边发生的大案，比如林冲杀死陆虞候等三人，火烧草料场一案，“官司追捕甚紧，排家搜捉”。柴进也就只能表态“且住几时，却再商量”，林冲一开口辞行随即安排去处，赶紧打发走了。在柴进府上大概宋江待的时间最久，这也是因为郓城距离较远，宋江的案情也不算太严重而已。

西谚曰：“三代出贵族”，但中国不同，是“富不过三代”。柴进的缺陷乃是他的特殊身份地位和生活环境决定的。论及义气这个最为江湖看重的环节，柴进或者连朱仝也比不上，其他诸如眼光、手段、谋略、厚黑、算计等等，柴进这位贵公子亦全不在行，跟宋江更是不在一个档次。柴进不像宋江那样怀有跻身上层，“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之志，他的生活经历和思维方式注定了他难以成为黑道大孽或者造反首领，广交天下英雄，仅仅是他百无聊赖的贵族生涯中的一点刺激和点缀。

当强行坼迁的事居然也落到了柴进头上时，他犹在希望：“我家放著有护持圣旨，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著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 反倒是李逵看得更明白：“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就不乱了！”有意思的是，柴进勾结黑道，窝藏包庇罪犯均能逍遥法外，却因为叔叔的房产问题而身陷囹圄。这不能怪李逵鲁莽，因为“柴皇城被他打伤，呕气死了，又来占他房屋；又喝叫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即使李逵不曾出手，柴进一样可能被随便诬陷一个罪名关押，从皇帝那儿讨得公道是休想。

尽管有先祖的丹书铁券，丧失了政治权利的柴家走向衰败，沦为新兴权贵的欺压对象和牺牲品是在所难免的事。那个过时了的优待特旨对实权派甚至连一点威慑作用都没有。“这厮正是胡说！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这就是权贵的回答。权大于法是集权社会的真理，昔日的家世荣耀早成往事，不足为凭，失陷高唐州的可怜贵公子柴进却连这个也没搞明白。

“曾头市中箭”篇

梁山形势大好，渐入佳境，可有一个理当最感欣慰的人却陷于郁闷之中。这人当然是山寨之主晁盖了。因为事无大小都是由副统帅宋江一手搞定的，无论梁山的制度、规划、出征，以及威名获得均出自宋江，与晁盖没有直接关系，宋江鞭梢一指，众弟兄蹈死不顾，山寨内外早已只知有宋，不知有晁。宋江才是事实上的第一把手，晁盖则差不多成了供在山上的一尊泥菩萨，仅仅享受一点香火供奉而已。

终于有那么一天，一直稀里糊涂的晁盖忽然“大怒”，他按耐不住，要亲自出马重建威名，夺回正在丧失的领袖地位。

事情的起因为曾头市夺走了段景住欲献上梁山的一匹千里马，更耐人寻味的是，那马是献给宋江而不是晁盖的，“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权表我进身之意。”然而，这一回晁盖终于觉得脸上挂不住了，也省悟到了他在梁山上的实际地位。出征前晁盖对宋江说：“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你下山多遍了，厮杀劳困。我今替你走一遭。下次有事，却是贤弟去。”这话有两层含义：一是晁盖终于明白了，他虽然拥有权力的标志和形式，宋江才占据了权力的实质，才是梁山事实上的领袖，所以晁盖说“我今替你走一遭”而不是说“我必得亲自走一遭”，正是对此中现实的猛省和无奈认可，二是晁盖无心也不愿就此放弃，“下次有事却是贤弟去”，则暗示以后我俩得轮流出马才行，权力和荣耀不能全让你一个人独占了。

出兵曾头市的二十个晁盖亲点头领也有些意味。林冲、刘唐、三阮、白胜、杜迁、宋万都是梁山的旧部，呼延灼、徐宁归降不久，连同杨雄、石秀、孙立也均非宋江嫡系，黄信、燕顺、邓飞、欧鹏虽是由宋江、花荣带上山的，但三打祝家庄以后就不很受重视了。大致上可以说，这二十个头领除张横可能只算是拉拢对象之外，其他都是晁盖心目中重建自己的威望势力，和宋江分庭抗礼，进行权力对峙的班底。只可惜吴用已被拉拢，公孙胜不关心政治，省悟太迟的晁盖已经失去核心决策层的支持了。

攻打曾头市一役中，晁盖表现的极为急躁，多次“大怒”，这是由于他太急于重新扬名立威，急于重掌实际权力的心态使然，而这就让他适得其反，不仅立威不成，反中敌计，落得中箭败亡的下场。

从晁盖的个性看，他和宋江不同，当非热衷于权力的谋略者，亦不曾怀有什么样的政治理想和宏图大志，只是一个守规则讲道义的草莽英雄或造反首领而已，并不具备领袖素质和政治家视野。权力意志淡泊的晁盖在不知不觉中大权旁落，威信流失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即使没有宋江出现，没准吴用也会窥觑其头把交椅的，一个领袖人物需要如宋江那样具有多重人格，“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马基雅维里语）。即使晁盖真的打下了曾头市，已落下风的他一样会在与宋江的权力争夺中败下阵来，还会败得很惨，因为他心不够狠，手不够毒。宋江可以为身后名而毒杀对自己最忠实的李逵，晁盖做得到为地位的动摇和潜在的威胁除去看起来忠心耿耿的宋江吗？

晁盖在弥留之际，终于没有把权力移交宋江。“贤弟莫怪我说：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这一句“莫怪我说”意味深长，意思是：“抱歉，我改主意了，权力不能交给你。” 因为有本事“捉得射死我”的人无论是谁都肯定不会是宋江。其实山寨第一人的位置早就为宋江占据，在攻打曾头市之前晁盖就已经明白过来了，但他并不甘心，对权力的渴望往往是在即将或业已失去之际才会强烈眷恋，所以他欲用新的接班人来制约住宋江的权力，那也正是他原本想做的事。

这不是出于对宋江的怨恨，也不是担心宋江能力不济或把梁山带往另外的方向（晁盖本无政治上的志向），而是临终前的晁盖忽然想明白了一个名利场上的真理，再套句马基雅维里的名言来诠释，就是：“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原因，谁就自取灭亡。”晁盖的遗嘱是他权力意志和政治谋略的苏醒，可惜这来得有些迟了。

“活捉史文恭”篇

在下有一回曾经提及，赚卢俊义上山实出自政治上的需要，或者说白了，是宋江深谋远虑的政治卓见。这里在下就以小人之心测度一下吧。

晁盖临终留有遗嘱：“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所以这时候的宋江是暂时代理第一把手，虽“自从宋公明为寨主，尽皆一心，拱听约束。”但他心头始终有一个隐患：那就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有那个头领活捉到史文恭，他就得让位。纵然山寨上的众头领多是心腹之人，但黑道亦有黑道的游戏规则，晁盖遗嘱不可不遵。同样，为防患于未然，宋江也须未雨绸缪，提早作些安排。

梁山上虽好汉甚众，但真有本事活捉史文恭的却也不算多，大约不会超过十个吧。当然了，假如是花荣、李逵活捉了史文恭，杀了他们也不会夺宋江的权的，不过宋江可没把握确认其他人不会窥觑这头把交椅。何况头把交椅不是谁都可以坐的，不适合的人比如说林冲吧，连出征曾头市的机会都轮不上。至于宋江心目中的那个活捉史文恭的人或者说他的继任者，应该具备以下条件：一、此人最好是心腹，对自己须言听计从不敢有违，充当的只是台前代理人，操纵者仍是自己，The One的地位不可动摇，这叫“垂帘听政”；二、此人要和自己有相同的政治理念，能让梁山按自己的既定方针办事，此所谓“你办事我放心”；三、此人在山寨的威望不能太高，不能让头领们尽皆心服，仅仅是一个决策的执行者，而非一呼百应的谋划人，亦称为“党指挥枪”；四、假如此人不听命令，自行其是的话，可以随时废除而不会引起太大争议或混乱，可唤作“搞倒退搞分裂不得人心”；最后一条，此人必须有些真才实料，够资格有能力当寨主，废物或莽夫不仅捉不了史文恭，也做不了哪怕是表面上的第一把手。

就在宋江为这个人选而烦恼的时候，忽然听道士说起河北玉麒麟其人，宋江不觉喜出往外，“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小可心上还有甚么烦恼不释？”后来为营救死活不肯上山的卢俊义，宋江不惜兴师动众从山东远征河北，“只留下副军师公孙胜并刘唐，朱仝，穆弘四个头领统领马步军兵守把山寨”。如此倾巢而出，孤注一掷，可见这个接班人在他心目中份量。至于为晁天王报仇的事则早已放到一边去了，因为卢俊义如果不上山，报仇一事对宋江是有害无益的。

难道说符合宋江要求的继任人选在梁山上寻不着。非得这个玉麒麟才行？确实，在下认为当时完全符合上面五项基本原则的梁山好汉还真找不出来，基本符合的也仅花荣一人，不过前面说了，花荣绝不会接受的。再者，如果以投票定夺的话，梁山上支持宋江的政治理念，愿意接受招安，回归主流社会的头领很少，最多也就十几人而已，宋江也感到很有必要扩大其政治同盟的力量，选择卢俊义就因为宋江从本能上判断卢俊义必将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即便是不巧活捉史文恭的是宋江计算以外的人物，比如呼延灼或者鲁智深等，安排到决策层的卢俊义也会是己方的一个重要筹码。这一点也体现在宋江对关胜的偏爱上，“若得到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或者关胜可算是第二号候选人，呵呵。

若不是那不识好歹的曾头市竟然再度挑衅，宋江或许会待卢俊义地位稳固之后才兴兵复仇。而此一役经吴用巧妙安排，卢俊义颇为争气，竟然真的把这件大功给拿下来了。宋江见此，“一喜一恼。喜者卢员外建功，恼者史文恭射杀晁天王。”不过背后还有一恼，就是卢员外这功劳来得有些早了。盖卢俊义初到山寨，人生地不熟，实在没资历可言，更无人拥戴信服，最重要的是连吴用亦不认可，以至军师竟唆使众好汉同声反对。

在下以为，吴用说的“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皆人所伏。”恐非宋江本意，不然他就不会又再给卢俊义一个机会，来个天意裁决，“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而且还连主力都拨给卢俊义用，分明仍有成全之意。看来宋江更情愿做个“垂帘听政”的幕后操纵人，卢俊义则是理想的前台代理人。这或者因为朝政纷纭，局势难测让宋江对其政治理想缺少信心，对归顺朝廷感觉吉凶未卜。既是前景难料，是“摸着石头过河”，在策略上就需留退路。故他原本是欲让卢俊义在前探路，充当铺路石或替罪羊。深暗权谋之道的宋江懂得：“君王务必要把承担责任的事交给他人办理，而把布施恩惠的事留给自己掌管”。（马基雅维利《君王论》）

未能如意的宋江最后不得不走上前台，亲自带领梁山众人去尝试这条艰难的回归庙堂之路，身后留下的则是千秋难断的是非功罪评说。

“石碣受天文”篇

正所谓“仗义疏财归水泊，报冤雪恨上梁山”。已成气候水泊梁山终于在主流社会一侧占据了一席之地，构筑了自己的一方小天地。社会一旦组成，政权就必然产生。这里且来解构一下梁山泊的体制模式。

组建政权必须具备一定的合法性，或者按卢梭的说法，需要达成一种为众人认可的社会契约。对中国人而言，讲的是权力天绶。权力最大的合法性来自一种最高道德，一种必然性，也就是所谓天意。“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一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上应天象，说明是“天地之意，物理数定，谁敢违拗？”天意或自然规律足以代表最广大梁山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不容置疑的先进权威理念，代表理所当然的制度根基，在此基础上所有的等级、制度和秩序就都成了不容置疑的的基本社会规则。所以宋江说“今非昔比，我有片言：我等既是天星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生死相托，患难相扶，一同扶助宋江，仰答上天之意。”

梁山模式，在下以为如按当下的说法，似可称作“开明专制”或曰“精英治国”。权力自下而上分三级。分别由108好汉的中央委员会，36好汉政治局，5核心好汉的常委会（五常委是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朱武）组成权力决策机构。这金字塔的顶端则是军委两主席：梁山泊总兵都头领宋江、卢俊义。

在这108人组成的权力机构中，民主平等是可以充分享受的，彼此都是“死生相托，患难相扶”的兄弟，甚至有一些出格的违规举动也可以不予追究或“暂且寄下”。而且金字塔越高则民主程度越大，参与决策度越高，有不同意见更可以直言不讳，有时候政治局成员也会擎制常委的权力，比如李逵就曾经扯诏骂钦差，阻拦过招安事宜的进度。

不过梁山首先是一个军事集团，军政是密不可分的，或者可以称作是一个军政府。战争是只存在胜败、敌我这两个极端的，军事化的政府自然也忌讳是非上的暧昧不清，要得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所以“开明”的前提是不能违背组建政权的最基本政治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宋江拟定，众好汉歃血誓盟的“替天行道”观—“但愿共存忠义於心，同著功勋於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宋江的“替天行道”观因为倾向于回归主流社会，后来似乎并不受中央委员会里一些好汉的支持，但在这个最基本方向上宋江不曾向众意或舆论让过步，更不曾有过民主决议。梁山的党内民主在这个最基本的政治原则面前是此路不通的，因为这是宋江组建梁山政权的核心思想，其中的合法性早已由“石碣受天文”所认定。“石碣”是权力天授的象征，“天文”所言“忠义双全、替天行道”则是基于此的宪法，代表梁山的走向，是不可违背的天意所在。有西哲说过，人间社会最大的权威乃是制定律法的权威。梁山之上此权威乃是唯宋江一人独有的。其中的公式可归纳为：自然规律（天意）＝政府权力＝领袖意志。

“忠”和“义”都是可唤作“爱”，都是一种舍小家顾大家的集体主义，或可称作“革命浪漫主义”。“义”是狭义，对应于党派、团体，“忠”是广义，对应于国家、君王；“义”是在野，“忠”是在朝；“义”是生存方式，“忠”是理念目标。在下不以为宋江乃奸恶之辈，事实上他也是一个爱国者，假如你认定政府具有合理合法性的话，忠君和爱国则可以等同看待。这又可归纳一个公式：爱国（忠）＋爱党（义）＝天意。

“全伙受招安”篇

当梁山打出“替天行道”旗号的时候，招安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倘若天道不行，就会有“革命派”和“投降派”的争议：是革命还是改良，是颠覆还是修补。“替天行道”也有两种含义，一指带天行事，纠正无道偏差；二指以我为天，取无道而代之。若从字面上解释，这两种都解释的过去，差别是“天道”何在，由谁代表？或者说，对 “天”的合理合法性有没有异议和置疑。

如果结论是天空仅被乌云遮盖，只要拨云见日，天下就会阳光普照。那正是宋江的政治理念，按水浒的话：“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当此之时，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这话的潜台词是：“体制是好的，但运作体制的人坏了。”套一句伟人的精辟评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宋江曾有豪言“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不丈夫”之处是取而代之的私念，而他宋江则没有谋取个人利益的偏狭想法，是光明磊落的，大公无私的，一心为国为民的。至于如何才能拨云见日，这尚未在他的算计之中。那是第二步的事。首要的乃是如何从为体制不容到融入体制。何况俗语不是也说了？“乌云遮不住太阳”。只要有一天皇帝忽然梦醒或被唤醒，重新焕发第二春就可以了。到水浒的最后一回，被奸臣毒杀的宋江曾魂邀徽宗梦游梁山泊，并倾诉冤情，弹劾奸贼，结果是冤得伸而仇不得报。“至圣至明”的天子仅仅认可了他的忠心。

在下倒不同意招安等同于投降，就宋江而言，两赢童贯，三败高太尉，取得五次反围剿的胜利，均出于自保和为谈判赢得筹码，让朝廷不敢过于相逼，并非旗帜鲜明地反对体制，站到其对立面上。没有真正意义的反叛和对抗何来投降？不过被怀柔，被安抚，被赦免，被收编而已，以前的冲突可当作一时气愤的过分举动，属“人民内部矛盾”，作些简化处理或一笔带过即可。

韩非子说过一个故事：楚人和氏有一天挖到了一块宝玉，拿去献给楚王，却被鉴定为顽石。楚王大怒，砍了他一条腿，后来楚王的儿子登基，和氏以为时机到了，又再度进献，结果又被当成骗子，砍掉了另一条腿。等儿子的儿子即第三代楚王上任之后，无腿可砍的和氏抱着那块宝玉哭了三天三夜，可谓惊天动地，第三代楚王派人前去询问：“不就是犯了错误受罚而已，为什么要如此大呼小叫，扰乱社会秩序？” 和氏的回答耐人寻味：“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此话打动了君王，这块玉终于得以重见天日，流芳百世，被命名为“和氏之璧”。

宋江就好比楚人和氏，身怀忠君爱国的宝玉，却被视作叛逆谋反的顽石，想献给天子，竟屡遭挫折，颠沛流离，被迫走上了对抗体制的道路。不过献宝的愿望却一日未曾断绝。终于有一天这块玉被勉强接受了，可惜却不是因为宝玉的珍贵得到了认可，而是顽石的坚固难以撼动。如此一来，比之和氏，宋江的下场更为悲惨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虽深通权谋，狡诈多智，却始终放不开，舍不下一个忠臣梦。“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这句话用到宋江身上更为贴切。

宋江接受招安之后，手下有三五千人离开，但107条好汉中虽有不少人不甚赞同，却并无一个请辞。盖所谓“上应天星，生死一处”，他们和宋江是都被相同的道德观 “忠义”所约束，有本质相同的信仰。“忠”是宋江心愿，“义”是好汉们的理念，宋江无条件尊奉体制，好汉们则无条件服从宋江，如果需要指责宋江的话，那么沦为帮凶的众好汉似乎也该负一份责任，或者说，也可算作和氏家族的传人。

不过也且慢就此责其愚忠，甚至贬之为奴才走狗。宋江有武装而不谋对抗，好汉们有看法却仍然跟随，这与和氏有宝物却不私藏或图个高价，非要献给君王是出于同理。因为在和氏看来，只有君王才是宝物的归属所在，才配拥有宝物。这同一个虔诚信徒认定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真理或权威，满怀敬畏崇仰之心，甘愿付出一切的宗教效应是相通的。“相信”的力量就有如此强大。现代人就不会犯这种傻了？呵呵，也未见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26 11:20:41编辑过]

作者: 凌丁 时间: 2007-8-4 13:27
小提一下

作者: 顾耀峰 时间: 2007-8-4 13:28
写得好

作者: 凌丁 时间: 2007-8-4 13:28

以下是引用彭郎在2005-7-11 9:50:18的发言：
我喜欢水浒胜过红楼。
写紫石街那几回，我对施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人家那时还没有什么小说意识，写人写到那个境界。看看现在的作家，学了那么多理论，还不会塑造几个象样的真人。

理论从来不能帮助作家写作的——不仅仅是塑造几个像样的真人。

作者: 凌丁 时间: 2007-8-4 13:28

以下是引用凌丁在2005-7-11 13:10:17的发言：
[quote]以下是引用彭郎在2005-7-11 9:50:18的发言：
我喜欢水浒胜过红楼。
写紫石街那几回，我对施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人家那时还没有什么小说意识，写人写到那个境界。看看现在的作家，学了那么多理论，还不会塑造几个象样的真人。

理论从来不能帮助作家写作的——不仅仅是塑造几个像样的真人。
[/quote]

更确切一点：理论很少能帮助作家写作的——不仅仅是塑造几个像样的真人。

作者: 艾米丽 时间: 2007-8-4 13:28
乖乖隆地咚有些话很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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