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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哲学成了信的死敌[转帖] [打印本页]

作者: 曾园 时间: 2007-8-4 13:27
标题: 哲学成了信的死敌[转帖]
傅华古
“人是写信的动物。”但哲学家应是例外。抽象地说，在“信”和“哲学”这两个概念之间有着某种几乎是致命的不和：信在内容上是私近的，在形式上则是可读的（就连“密码信”或“公开信”也都以可读和私近为前提）；这就使哲学同时在两个维度上成了信的死敌———普适的内容和秘奥的形式是哲学的本有特征，如果排除掉它们，一切哲学恐怕只能剩下女店员风格的世故闲谈。在这个意义上，一组“哲学通信”要么无关乎真正的通信、要么无关乎真正的哲学。
虽然从柏拉图到德里达，没有几个哲学家能抑制住可鄙的通信本能（他们写信、写哲学信、一写就是几千年，直至这些信成为他们著作的入口和核心），但或许也没有哪位哲学家像海德格尔一样，与自己的信件处于一组隐秘、奇特、自相矛盾的关系中。
在世人看来，海德格尔的信至少负有两重罪责。首先，它们太庸俗。传记作者们惊讶地发现，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这两位哲学巨擘在通信中，竟常常专注于薪水、遗孀年金等待遇问题；更有甚者，海德格尔会向那位年龄略长的同行借钱，而且两人还细致地讨论了借款的利息。这难道是哲学家之间该有的精神交流？海德格尔灵魂中的泥土味儿引发了读者的义愤。其次，它们太卑鄙。早在纳粹掌权以前，海德格尔就开始致函当局，或是呼吁抵制学校中的“犹太化”趋势，或是对某位教师做出政治上的不利评估。事实上，有这么一封密信透过熟人辗转落到雅斯贝斯本人的手中，后者却从未将之公开。
注意：以上段落唤出的是一个密探的影像。他隐身于某个想象的角落，全程窥伺着海德格尔的通信行为（在木屋灯下警惕地写信；这里加上、那里删去一个或平庸或恶毒的修饰语；独自去邮局把信投往邪恶的当局或伧俗的同行）。不时地，这位密探会出现在一束严厉的聚光灯下，带着能乐演员般的夸张向台下的观众发问：看，他怎么能这样写？无疑，海德格尔本人对类似的刺探和窥伺并不陌生：在校长任上，他曾怀疑一位教授里通外国，并派人搜集此人的各种材料；另一方面，在失势后，海德格尔也抱怨有暗探冒充学生混进他的讨论班。但摆在我们自己面前的，则是一般意义上的书信伦理学和窥伺伦理学问题：难道我们只能用揭发报答揭发者、让暗探招待暗探？在与海德格尔决裂的几十年中，雅斯贝斯为什么不公布那封告密信？在何种情况下，人可以坦然阅读一封并非写给自己的信？在海德格尔这些“鄙俗”的信件与他那些更精心的、一开始就确定要发表的哲学写作（比如《论人道主义的信》或《给理查森的信》）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差异或共谋？难道不是海德格尔本人首先是通过告密、后来又借助发表自己的信件颠覆了通信私密的神圣原则？
至此信和哲学已经不再截然可分；对于发生在私近或公开、显明或秘奥之间的这一翻转，海德格尔的信和我们对它们的哲学解读负有同样的责任。在海德格尔之后，要么是所有的信件书写都将以哲学的样式被编码、被复杂化，要么是所有哲学作品都将按告密的、窥伺的眼光被重读。留给我们的抉择只是：你将从哪一种哲学中获得哪一种乐趣。

东方早报

作者: 粘利文 时间: 2007-8-4 13:27
海德格的Truth und Methode
唸不下去

亞斯培好

作者: 曾园 时间: 2007-8-4 13:27
Truth und Methode？
那可不是海德格的哦。

作者: 粘利文 时间: 2007-8-4 13:27
謝提醒。修正一下
Gadamer的Wahrheit und Methode 跟海德格都唸不下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29 15:20:18编辑过]

作者: 曾园 时间: 2007-8-4 13:27
再转一篇：
克格勃周末写作指南

“什么，科热夫是克格勃鼹鼠？”听到我不经意的转述，我的西班牙朋友，一位年轻的哲学系学生几乎想重写自己的博士论文。这是纯粹的意外：他的研究主题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其中强调了此前饱受忽视的“苦恼意识”部分；相反，对近年来学者最感兴趣的“主奴辩证法”，他原本不看好，只打算一笔带过罢了。
但科热夫正是第一个看重主奴辩证法的哲学家。依照他对《精神现象学》的解读，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争斗与相互依赖是一切辩证法的基石；而这争斗的根本动力，科热夫别出心裁地说，并非物质需要，而是获得对方承认的欲望。1930年代，这位俄国移民定居法国，在巴黎有名的高等实践研究院讲解这一套繁复的辩证哲学。人们报道说，他的法语精确无比，但发音则带有奇特的俄国味儿。也许正是这口音中的异国情调、再加上盗版黑格尔的奇谲思路，打动了一贯逐新的法国学界。科热夫的听众名单中有一串后来极其显赫的名字：哲学家梅洛-庞蒂、阿隆，精神分析学家拉康，作家巴塔耶、格诺等等。通过这批走运的学习者，俄国人的怪念头衍生出无数精神后代。主奴辩证法变成了世人盛谈的“承认之斗争”。
但这也无法改变那个令人尴尬的事实：科热夫是克格勃。上世纪末法国公开的一批秘密档案中诞生了这个发现。科热夫逃出祖国后，一直以“斯大林主义俄侨”自居，但自从1939年二战爆发，他却长时间地逸出了人们的视野。他是在这段时间里加入克格勃、开始为濒危的祖国服务的吗？他介入的程度到底有多深？细节仍躺在法国政府的文件柜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大战结束的1948年，当科热夫又回到熟人中间时，他其实早就褪下了哲学家的皮囊，换上了一暗一明两种新身份。暗地里，他是苏维埃的钢铁战士、永不消逝的电波发射者；明面上，他却放弃了斯大林同志的纲领，并（借助于一个就职政府部门的学生）当上了欧洲经济协作组织的高级秘书，后来甚至升迁到法国经济部中的一个令人目眩的高位上，成了欧共体和关贸总协定（GATT，WTO的前身）的总设计师之一。
在他生命的这个阶段，科热夫显得特别志得意满。他喜欢与思想界中公认的右派保持来往：法国的阿隆、美国的施特劳斯、德国的施密特。面对昔日的哲学同行，他有两句不乏炫耀的格言：“我只是个周末哲学家”、“在法国政府中，我的决策权力仅次于戴高乐” 。
这也是我的西班牙朋友原本厌恶科热夫之流的原因。“我认识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常以‘政治上的成熟’自居，并会把哲学等同于政治、再把政治等同于右派政治。谁敢在他们面前谈哲学——尤其是左派哲学，他们就会奉送上‘幼稚’的标签，然后一脸神秘地抛出施密特啦，阿隆啦这些可敬的名字。”
看来对应于“左派幼稚病”，也有一种至少具有同等危害的“右派幼稚病”；在科热夫眼里，我的朋友描述的那些“政治成熟派”——甚至包括施密特、阿隆本人——恐怕都是他用自己的周末作品戏耍的对象。像哲人们常说的那样，真正的历史事件从发生、到效应完全显现，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强健的想象力充当显影剂。那些一肚子世故的右派幼稚病患者注定无与乎此——我的朋友最后决定保留论文的原样，免得“惊动沉睡者们”。“等着瞧吧”，我们告别的时候他说，“没准儿，施密特教授也是克格勃留给右派朋友的礼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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