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斯：当然，我完全同意。我在剑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有些年轻女士会走来对我说“你怎么敢写？你怎么敢于发表？因为你一旦发表就会有批评之声、就会有可怕的批评落到你的头上。”而这批评并不是把一首诗当作诗来批评。我记得有人批评我一首诗开头倒是像邓约翰，却没能像邓约翰那样结束，我大感惊愕，那时刻我第一次感到英语文学的全副重量压在我的身上。我想，在英国、在大学对实用批评的强调（但还不至于像强调解历史批评那样，历史批评使人能了解一个阶段的历史发展线索），几乎令人智力瘫痪。在美国、在大学，我们研读些什么？——T. S. 艾略特，迪伦•;;托马斯，叶芝，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莎士比亚只是在背景上荣光闪闪。我不知道是否该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我认为对于年轻诗人、正在写作的诗人来说，鉴于这些原因，在美国上大学就不像在英国上大学那么可怕。
普拉斯：我呢，一直对散文很有兴趣。十几岁时，我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我一直想写长一些的故事，想写一部长篇。现在我可以说自己已达到算是成熟的年纪了，也获得了一些经验，我觉得对散文、长篇小说的兴趣更加浓厚。我觉得在小说中，例如，你可以将牙刷之类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所有小什件放进去，这在诗歌中就很难。我觉得诗是一种专横的规范，你得在那么一个小的空间中深入那么远，你必须牺牲掉所有的边角材料。而我丢不下它们！我是一个女人，我喜欢我的小财神灶神们（Lares and Penates），我喜欢琐碎小事；我发现在小说中我可以放进去更多生活，也许不是那么激越的生活，但肯定是更多的生活，所以结果是我对小说非常有兴趣。
普拉斯：哦，满足！不写诗我恐怕没法活下去。它对我就好像面包与水，或者某种绝对本质的东西。当我写好了一首诗、当我正在写一首诗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绝对充盈。完成一首诗后，你便会从一个诗人的状态急速下滑成诗人的休息状态，这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但我还是认为写诗的实际经验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经验。
1962年10月30日
译自Peter Orr编，The Poet Speaks (The British Council, 1966年版), 第167-172页
译按：这次访谈是普拉斯给BBC录她的最新作品后进行的。当时录的诗包括：捕兔器(The Rabbit Catcher)、精灵爱丽儿(Ariel)、十月的罂粟花(Poppies in October)、申请人(The Applicant)、女拉撒路(Lady Lazarus)、秘密(A Secret)、割伤(Cut)、未遂之死(Stopped Dead)、尼克与烛台(Nick and the Candlestick)、水母美杜莎(Medusa)、深闺(Purdah)、生日礼物(A Birthday Present)、遗忘病患(Amnesiac)、老爸(Daddy)、高烧103度(Fever 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