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W. H. Auden)生于一九零七年,为近代英国诗坛上最知名的诗人,曾在牛津大学读书,现在美国。奥登的诗受霍普金斯(G. M. Hopkins),艾略特(T. S. Eliot),欧文 (W. Owen) 诸诗人的影响,他本人的思想则受马克思,佛罗伊特和刻克加德(Kirkegaard,十九世纪的哲学家) 的影响。奥登认为处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西方文化正在堕落,而人民则在机器的压榨下疲倦的毁灭下去。对于诗,奥登曾说过:诗为了存在必须是宣传。奥登诗最大的特色是他的丰富的新奇的象喻(imagery),但这也是使译者很头痛的工作,因为这种好处很难在翻译里表现出来。奥登除写诗外,并和依修伍德(C. Isherwood) 合作诗剧两种:“The Ascent of F-6” 和“The Dog beneath the Skin”。
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奥顿诗形式上的特色。第一,他最爱用简略的写法,把一切不必要的冠词,形容词,联结词,甚至于代名词完全省去;因此他的诗都是起首就闯入正题,使普通的读者完全摸不着头脑。再加上他的句子大多没有主词,所以更显得格外的难懂。第二,现代诗人常常有一种以科学的基础来写诗的趋势:麦琪(Madge)把占星学化入诗里,同样奥顿把心理分析学介绍到诗里。他的名作:“先生,谁的敌人也不是,饶恕一切”就是充满了心理学上的专名词(关于这首奇妙的诗最好的解释,可以看Ruth Bailey所作的A Dialogue on Modern Poetry)。最后,这一点是所共知的,奥顿是一个左派诗人,同时又有点近乎一个个人主义者。其立足点有点像罗曼·罗兰。他的夫人也是个激烈的共产主义信徒,因此他的诗常带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关于形式方面,奥顿也曾作过许多大胆的尝试。大家也许会以为奥顿一定写自由诗,其实不然。他善于运用极复杂的诗节,极窄的韵,写出的诗十九都是格律谨严的。Pararhyme(两个首尾子音相同,而母音不同的字,例如:flash和flesh。这种技巧是由欧文(Wilfried Owen)创始的)在他手里收到最大的效果。这一方面较详细的讨论可以在麦克尼司的《新诗》(New Poetry)一书中找到。奥顿和斯班得,麦克尼司,刘易士等新诗人都是好友,读他的诗时,这一点是应该记住的。16
奥登现在不过三十四五岁。十多年来他是英国最受人注意的青年诗人。自一九二一年出第一本《诗集》(Poems)轰动全国后,包括与衣崔乌(C. Isherwood) 合作的几个剧本,他已写了十几本诗。一九三八年曾得过英皇的奖章;虽然有人曾给他戴上“共产主义诗人”的帽子,现在由他最近出版的两本书(New Year Letter;AnotherTime)看来,他已改为较“个人的”诗人了。有人也许从此可说他已经落伍,钻进牛角尖,为他惋惜,但就诗论诗,此种倾向却还是可喜的;因为他近来究竟写下更多的好诗了。与他同享诗名的,所谓“英国诗坛三鼎足之一”的史本德(他才确是个共产党员)在最近出版的《Ruins and Visions》中所给我们的印象也是比较个人的。几年前他们诗中所充满的那种“政治诗”成分显然减少了许多。这自然应以他们的生活环境解释,所以不该说他们不再关心政治了,而是他们能做较深的思索,有较良好的消化,因之他们的近作中虽然不容易找到“政治诗”的煞有介事的面孔,但其沉着有力的表情无疑地更使人感动、同情。所以英国的批评界一般都对他的近作有好印象……他的诗最初受T·哈代与E·汤马士的影响最大,后来T. S.艾略特出来了,他成为他的热心信徒,诗里也大引其古典,外国文字,许多的人名地名以及一些只有自己与朋友知道的笑话与讽喻。不久他又以一些科学的,医学的,以及心理分析的奇怪名词代替古典的引句;他有满脑子的Jung, Rivers, Kretschmer, Freud等的警句,而方法上则应是“临床的”(clinical):诗应有“临床的”效果,诗人应有“临床的”心灵,像一个医生戴着橡皮手套,嘴上挂着微讽的微笑一样来处理诗的各方面。于是他主张诗应是古典的,“临床的”,而且严肃的。这样的主张不知他坚持了多久,由他的诗看来,他今天似还仍然保持着。他的诗就是那么直接,有力,一刀一针都立刻触到处,指给我们看。最近数年来奥国诗人M·里尔克的影响,也容易从他的诗中见到,而这是极好的现象:文字比较明白,诗更醇了……他语汇的丰富,比喻的适当,形象化的程度,以及那么近于生活,富于“人味”,处处都可发见使我们惊奇的诗行,我们将喜欢它有如喜欢《Journal to a War》(在中国写的)中的几十首十四行以及《新年书信》中的一部分。这里是成熟的古典的抑制,是真正深沉的经过锤炼的情绪,而字面的技巧更没有什么可说的。……(松建按:省略号均为本人所加)17
孙晋三翻译了英国学者陶德斯(E. R. Dodds) 的长篇论文《泛论当代英国诗》18。文章指出,以奥登为首的年轻一代的诗人崛起于世事纷纭、风起云涌的时代:英国大罢工、世界经济大萧条、法西斯攫取政权、西班牙内战、中日战争、慕尼黑协定、敦刻尔克大撤退,因此,“走出象牙塔”与“政治倾向性”,自然而然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注册商标——
第一,这些新作家对于象牙之塔是弃若敝屣的。对于我们这一代,象牙之塔是我们精神上的家,但是,打个比喻讲,后来却被我们的债主撵了出来。但对于他们,象牙之塔根本就不曾是他们的家。他们并没有自一个和平,兴隆,繁荣的时代,突然被投入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是他们生以俱来的气候。在那个氛围中,他们比我们要合式的多,因此他们是应当可以比我们成绩较好的。的确,他们的作品有一种充沛的活力,人生的喜悦,是我的一代很显著地缺少的。第二,他们是强烈地政治性的。这不但是说他们写了一些以政治为题材的诗,如奥登(W. H. Auden) 的《西班牙》(Spain)——那是以诗的方式来述说西班牙内战的内在意义——和麦克尼士(Louis MacNeice)的《秋天日记》(Autumn Journal)——关于慕尼黑危险时期的日记。我的意思是,几乎他们全部的作品,无论是散文或诗,都蕴藏着社会性的内涵,有那么的一种觉醒,感受到巨大的社会影响压在个人的身上,撞击他,琢磨他,在他的里面流动。这种情形,不但是赋性外向的诗人如奥登如此,就是赋性内向的,如史班特(Stephen Spender),也损伤了自己,被迫走入时代的政治型。
本诗凸现中国农民的质朴而顽强的个性、卑微而崇高的精神,把“愚笨”给以拟人化,把具体感性的意象与抽象普泛的概念并列,新鲜贴切而又生动深刻,而结尾处的“今天/给虫蛀,人咬,给遗忘在长途,/背负着走不完的山,和城镇的诅咒,/给虱子和疥疱,给你我吞灭。”直接来自于奥登的“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遗弃”。穆旦的《农民兵》之一这样写道:“不知道自己是最可爱的人,/只听长官说他们太愚笨,/当富人和猫狗正在用餐,/是长官派他们看守着大门。/不过到城里来出一出丑,/因而抛下家里的田地荒芜,/国家的法律要他们捐出自由:/同样是挑柴,挑米,修改房屋”,作者有意将庄重的政治术语与琐碎的日常生活并列,旨在反讽政治体制的荒谬不合理。史本德指出:“奥登诗歌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轻佻(frivolity),他称之为严肃地坚持不严肃的事物,坚持把宇宙缩小为一个个人的、甚至是琐碎闲谈式的东西。当然,奥登使用显著琐碎的术语来处理极为严肃的题材,是他最普遍、最快乐的使用诗歌的不协调原则之一”40,非常明显,穆旦的审美原则就是以故意琐碎的、佯装轻佻的姿态表现严肃重大的主旨。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诗人在表现类似题材时,尽管从语法修辞学上接近了奥登,但其间的差别不应忽视。本文开篇就已说过,奥登曾经偕同衣修伍德访问中国,《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之第四部分是奥登的主要诗歌贡献《战争时代》(In Time of War),史皮尔斯精准地概括了它的基本旨趣:“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主题上,系列中的十四行诗都标志着奥登之观点的变化。从技巧上看,它们跟随里尔克。一个诗人忍受着战争,但是没有意愿去赞美它,诗人极大地尊重个人的价值与创造性。许多十四行诗不是直接关于中国战争的。它们是对于人类状况以及艺术家在战时的角色的反思”41,但中国诗人的着眼点只是当下社会的体制弊端,较少上升到对于人类状况的深沉思考。
1 Suffice it to mention the following works: D. E. S.
Maxwell, Poets of the Thirtie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9); Samuel Lynn Hynes, 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 (London: Bodley Head, 1976);
Charles Osborne, W. H. Auden: the Life of a Poet (London: Eyre
Methuen, 1980); George T. Wright, W. H. Auden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1); Wendell Stacy Johnson, W. H. Auden (New
York: Continuum, 1990); Michael O\'Neill and Gareth Reeves,
Auden, MacNeice, Spender: the Thirties Poetry (Basingstoke,
Hants.: Macmillan Education, 1992); Jem Poster, The Thirties
Poets (Buckingham, Eng.: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3), etc.
2 W. H. Auden, Another Time: Poems (London: Faber & Faber,
1940); the Age of Anxiety: a Baroque Eclogu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48); Collected Longer Poems (London:
Faber amd Faber, 1968);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930-1944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0); The Dance of Death (London:
Faber & Faber , 1933); 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2); For The Time Being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45); Look, Stranger! (London: Faber &
Faber, Limited, 1936); New Year Letter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46); The Orators: an English Study, 2nd ed. (London:
Faber & Faber Limited, 1934), etc.
3 John G. Blaire, the Poetic Art of W. H. Aude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4 Edward Callan, Auden: A Carnival of Intellect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28-35.
5 张松建:《“花一般的罪恶”:四十年代中国诗坛对波德莱尔的译介》,载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03期(2005年4月),页76-100,共25页;《里尔克在中国:传播与影响初探》,载香港《现代中文文学学报》第6卷第1期(2005年1月),页23-51,共29页;《艾略特与中国》,载长沙《外语与翻译》第34期 (2002年9月),页64-69,共6页;
6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见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7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见上海《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47年8月)。
8周珏良:《穆旦的诗和译诗》,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9杨周翰:《饮水思源——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收入《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10 载孙晋三主编的重庆《时与潮文艺》第2卷第3期(1943年11月)。
11 载杨振声主编的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4期(1946年9月8日)。
12 载刘荣恩主编的天津《现代诗》第12期(1947年4月)。
13 载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35期(1947年4月13日),4月20日重刊。
14 载上海《中国新诗》第2集“黎明乐队”(1948年7月)。
15 载冯至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34期(1947年6月1日)。 16载张芝联、宋淇等编辑的上海《西洋文学》第6期(1941年2月),页709-710。
17 载陈占元主编的桂林《明日文艺》第1期(1943年5月), 页137-138。
18 载徐仲年、柳无忌、钟宪民主编的重庆《世界文学》第1卷第1期(1943年9月),页30-39。
19 载邱晓崧、魏荒弩主编的重庆《诗文学》第1辑(1945年2月),页1-6。
20 载朱光潜主编的上海《文学杂志》第3卷第6期(1948年),页27-35。
21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底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载冯至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32期(1947年5月18日)。
22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载上海《诗创造》第12期(1948年6月)。
23 袁可嘉:《诗与晦涩》,载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46年11月30日)。
24 袁可嘉:《从分析到综合——现代英诗的发展》,载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月18日)。
25 原载重庆《时与潮文艺》第4卷第1期(1944年9月15日),因为从中国国家图书馆复制的此文字迹漫漶,无法辨识,故此处转引自姚丹的《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页261。
26 载冯至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28期(1947年4月20日)。
27 载上海《诗创造》第期(1948年10月)。
28 载重庆《诗文学》第2辑(1945年),页101-104。
29 载重庆《时与潮文艺》第5卷第2期(1945年4月)。
30 载李健吾、郑振铎主编的上海《文艺复兴》第3卷第3期(1947年5月),页344-348。
31 载重庆《世界文艺季刊》第1卷第3期(1946年4月)。
32 载陈占元主编的桂林《明日文艺》第2期(1943年11月)。
33 Monroe K. Spears, The Poetry of W. H. Auden: The
Disenchanted Is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80-81.
34 Edmund Wilson, Axel\'s Castle: A Study in the
Imaginative Literature of 1870-1930 (New York: Scribner, 1969).
35 Frederick Buell, W. H. Auden as a Social Poet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
36 John G. Blair, The Poetic Art of W. H. Auden, p. 90.
37 George T. Wright, W. H. Auden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9), p. 43.
38 Fo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arable and propaganda in
the case of Auden, see Samuel Lynn Hynes, 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
(London: Bodley Head, 1976), pp. 14-5.
39 参看郑敏:《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
40 Quoted from Jonh G. Blaire, The Poetic Art of W. H.
Auden, p. 138.
41 Monroe K. Spears, The Poetry of W. H. Auden, p. 131-32.
42 奥登与存在主义哲学的联系世所共知,他从克尔凯廓尔(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那里得到思想启发,不少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而穆旦浸淫于奥登的诗作有年,这对他的创作不可能没有一点感染。
43 Frederick Buell, W. H. Auden as a Social Poet, p. 77.
44 王佐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45 George T. Wright, W. H. Auden, p. 21.
46 John G. Blair, The Poetic Arts of W. H. Auden, p. 82.
47 郑敏这样评价这首诗:“杜运燮关于路边死去的老总的恐惧心理的描写是对战争中死亡的人们意识的震动的绝妙观察和记载,死亡引起的心理恐怖变得如此具体真切,这里没有哲学,没有虚假的美化,赤裸的是一个死老总的死前的渺小的祈求和恐怖……在一具被遗弃在路旁的死尸面前,杜运燮让死尸活过来控诉战争。虽然战争对于中国不是稀罕的事,但像这样写战争心理的新诗确不多见”,参看她的《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225-226。
48 Monroe K. Spears, The Poetry of W. H. Auden, p. 45.
49 John G. Blair, The Poetic Arts of W. H. Auden, p. 85.
50 载《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47年)。
51 同上。
52 载《文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48年)。
53 袁可嘉:《上海》,载上海《中国新诗》第2集(1948年)。
54 同上。
55 George T. Wright, W. H. Auden, p. 21.
56 John G. Blair, The Poetic Arts of W. H. Auden, p. 129.
57 Ibid., p. 133.
58 John G. Blair, The Poetic Arts of W. H. Auden, p. 13.
59 Monroe K. Spears, The Poetry of W. H. Auden, p. 6.
60 Ibid., p. 7.
61 Ibid., p. 13.
62 John G. Blair, The Poetic Arts of W. H. Auden, p. 90.
63 参看张松建:《新传统的奠基石:吴兴华、新诗、另类现代性》,载台北《中外文学》第33卷第7期(2004年12月),页167-190,共24页。
64 江弱水:《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载《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页124-32。
65 汪晖:《中国的“五四观”——兼论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前提》,收入氏著《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年4),页228。
66 关于“现代汉诗”作为分析范畴的详细探讨,参看张松建:《边缘、本土、现代性:奚密及其现代汉诗研究》,载香港《九州学林》第2卷第4期(2004年10月),页239-270,共32页。繁简体字版分别由香港城市大学和复旦大学出版。
67 奚密:《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中国研究》1998年9月号。
68 Michelle Yeh,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Transnational Critic: China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Boundary2 25.3 (autumn, 1998): 193-222, esp. 21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