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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格非谈 [打印本页]

作者: 硬硬的还在 时间: 2007-8-4 13:30
标题: 格非谈
格非小说讲稿：《都柏林人》

格非

我知道，谈论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而试图绕过《尤利西斯》或《为芬尼根
守灵》，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我今天就打算冒这个险，专门要谈一谈他早期的短篇故
事集《都柏林人》。我同样知道，有些人常常乐于谈论《都柏林人》是由于除了这部
作品之外，乔伊斯其他的作品他们一概读不懂，或者说，缺乏必要的耐心。我喜欢
《都柏林人》，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它比《尤利西斯》更伟大，而是更精粹、完美，更
让我迷醉。这就好比有人认为《雅尔塔的春天》比《洛丽塔》或《微明的火》更纯粹，
道理是一样的。

的确，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存在着两个乔伊斯：写作长篇小说《尤利西斯》时野
心勃勃、老谋深算文体叛逆者；作为短篇小说巨匠温情而敏感的青年艺术家。当然，
也许有人要反驳说，写作《都柏林人》的乔伊斯（当时只有二十四、五岁）并不缺乏
野心，因为收在《都柏林人》中的15个故事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短篇小说的汇编，而是
为了一个明显的写作目的，有意识的精心策划的、由一个个互相联系的短篇构成的系
统。所以，《都柏林人》如果被认为是一篇写法新颖独特的长篇小说，也不是没有依
据。詹姆斯•乔伊斯本人就把《都柏林人》看成是为爱尔兰而写的一部“精神史”，
试图通过“童年、少年、成年以及社会生活”这样一个顺序来全方位地展示爱尔兰社
会的精神症结。实际上，在这15篇故事中，每一个短篇的主题都有所侧重，作品的人
物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场景也涉及到了爱尔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便没有乔伊
斯本人的阐释，我们也不难看出作者在主题或形式上的精细设想：让一团团迷离奇幻
的色块组合成一个绚丽的拼贴画。比如说《姐妹们》、《圣恩》所涉及的是一般的宗
教主题；而《常春藤日》却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并触及到了民族解放这样重大的
政治问题；《阿拉比》是一个完美的青春期幻想小说；《悲痛的往事》则描述了一个
完全缺乏爱欲的冷淡心灵。因此，就文体和叙事方式而言，《都柏林人》自有其独到
之处，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短篇小说。

我们知道，略萨的《胡里娅姨妈与作家》似乎也采取了类似的结构形式：单数章
节讲述作家与胡里娅姨妈的恋爱故事，而双数章节则以一个个互不相关的短篇构成。
但在略萨那里，大量的短篇小说的插入不过是为主体故事勾勒一个社会范围，而乔伊
斯的短篇故事的内容看似毫无关联，每一个实际上都是整体的一部分：互为背景，各
有侧重。另外，从每一个单篇的故事来说，尽管乔伊斯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手法，但这
些小说同时又大量使用了象征和隐喻，已经显示出作者后期小说复杂、晦涩的形式特
点。乔伊斯本人对所谓的“现实主义”一直保持着距离。这可以解释他为何用七年时
间来刻意创作一部现代主义的“圣经式”作品。

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乔伊斯借主人公斯蒂芬之口说出了他心目中小
说的“史诗形式”：

最简单的史诗形式，可以看出是从抒情文学脱颖而出的，这是艺术家把自我延长，
并且冥思默想，把自己作为一次史诗式的事件的中心。这一形式继续发展，直到激情
的重心转移到离艺术家自己和离其他人等距离的位置。于是，叙述不再是纯粹属于个
人的了，艺术家的人格也进入叙述之中，象是生命的海洋，围绕着那些人物和行动在
流动……艺术家的人格，首先是一声呼号，或是一组音调，或是一种情绪，然后是一
段流畅柔妙的叙述，最后经过千缍百炼，把自己化得无影无踪。

在这段文字中，乔伊斯把作者与叙事的关系、抒情化、非人格化叙事以及作者的
最终隐退等一系列概念区分得十分清楚。乔伊斯并不反对作者情感的介入，比如在
《都柏林人》中的《死者》、《无独有偶》、《一朵浮云》等篇章中，作者的叙事带
有强烈的情感色彩，甚至带有某种抒情化、诗化的成分，但这种抒情化显然经过了锤
炼，形成了某种“客观”、“非人格化”的效果。作者的这种观念成形于《都柏林人》
之前，在那时，他对小说形式上的思考已经显示出离经叛道的趣向。我们习惯上把
《都柏林人》、《尤利西斯》看成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文本：其一是“现实主义”，其
二是“现代主义”或“意识流”，仿佛两者之间水火不容，其实，无论是内容，还是
表现形式，两者不仅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可以彼此参证，互相说明。

《一朵浮云》

在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尽管每一个故事在表现社会生活方面有所侧重，但
不可否认，有一些主题是贯彻始终的，比如说从象征意义上对过去生活的缅怀，对中
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厌恶与讽刺；狂欢中的悲哀；个人在精神生活中的孤绝状态和无助
感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映了作者本人对爱尔兰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的不适，他的多
少有点悲观、消极的人生哲学以及在时间的流逝中无力把握自己的哀伤。乔伊斯在写
这部书的时候，只有20多岁，但文字中已经透出悲凉的沧桑感，《一朵浮云》就是这
样一个令人忧伤的故事。

这篇小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麦卡勒斯的《侨民》：主人公坐飞机途经某地，突然
决定去看望他多年前的一位女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自己对女友都存在着多方面
的优势，他正是带着这种优越感去造访她的。在路上，他的脑子里甚至还梦想着一次
艳遇。问题是，时间的流逝早已改变了一切，包括地位、心态和生活状况，但他并不
知道这一点，或者说他不愿正视这一点。与女友的会面使他深受刺激：她看上去显得
那样年轻，精神焕发，居室豪华而温馨。她的丈夫彬彬有礼地接待他，孩子们也天真
可爱。面对这一切，主人公所能做的只有自惭形愧，狼狈而退。当他回到自己家中，
看到自己寒酸的家以及那些缺乏照顾的孩子时，他的泪水流了出来。

与《侨民》一样，《一朵浮云》也是一篇有关忏悔的小说。所不同的是，《侨民》
的主题是由忏悔到顿悟，从而使主人公重新找到了失去的自我，重新回到了“真实生
活”的怀抱―――小说结尾处，主人公带孩子去公园这一细节就是一个极为感人的象
征；而在《一朵浮云》中，气氛则要压抑得多，小钱德勒的忏悔充其量也不过是无所
适从的迷惘而已。尽管这两篇小说具有相似的主题，写法与结构也差不多，《侨民》
似乎更为感人，更具有道德上的教育功能，情绪更饱满。但坦率地说，我更喜欢《一
朵浮云》。麦尔勒斯似乎有点过于温情脉脉，乔伊斯则要冷峻得多。

故事中的小钱德勒是一个敏感、文弱、悒郁的青年，酷爱幻想，喜欢古典或浪漫
的诗歌，他的理想是象一个诗人那样生活。但是八年过去了，小钱德勒的一切注定要
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痛苦、绝望，精神麻木和没有由头的厌倦感一步不离
地跟着他。它是怎么发生的？这种心灰意冷的麻木是从哪里来的？在小钱德勒八年前
的一个伙伴由伦敦返回之际，他缅怀往事，不由得悲从中来，感慨万端。在这里，乔
伊斯涉及到了“不适”感的两个来源：其一是爱尔兰社会本身的变化，其二是岁月的
沧桑更迭（青春期的结束）。对于小钱德勒来说，两种因素兼而有之，小钱德勒毕竟
早已不再是《阿拉比》中的那个纯情少年了。因此，当小钱德勒意气风发地赶往酒吧
与从伦敦回来的加拉赫见面时，他实际上是去重温往昔的记忆和理想；他脚步轻快，
仿佛突然之间充满了生活的勇气和激情。“生平第一次，他觉得自己比街上来往的行
人优越。破题第一遭，他打心坎里厌恶这死气沉沉、庸俗不堪的卡贝尔街。”他突然
间迸发出来的豪迈只不过是记忆中一去不返的理想的回光返照而已。

他的朋友加拉赫，八年前还是一个穷光蛋，论出身、论教养，他都不如自己，可
如今他已经是伦敦报界的红人，腰缠万贯，荣归故里了。小钱德勒把自己的糟糕的境
况归咎于没有离开爱尔兰，这是一个双重的讽喻：其一是作者本人对爱尔兰的厌恶与
痛恨——乔伊斯20岁时离开都柏林，从此以后终身在异乡漂泊，其二是对小钱德勒不
谙世事，天性淳朴的淡淡嘲讽。整篇小说的主要部分是描写两个人在酒吧的会面与长
谈，谈话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它不仅反射出两个不同境遇的人所具有的精神状态，同
时也暗示了八年的岁月所留下的痕迹与印记。

这是一篇讨论现实生活与可能的“理想生活”之间关系的小说。对于小钱德勒来
说，两种生活摆在他的面前，首先是他的日常生活，即妻子、孩子用琐事堆积起来的
生活空间，就像都柏林那肮脏、呆板、缺乏生气的街道所拼出的图案，它令人感到猥
琐、反感和厌恶；其次是充满诗意、激情的理想生活，这是由拜伦诗集和加拉赫的
“布道”所照亮的可能性空间。两面镜子映衬出一朵令人困惑的浮云：我们能够逃离
令人窒息的日常生活吗？小钱德勒的理想经过八年时间的洗涤，在夸夸其谈的朋友面
前，在不断啼哭的孩子与家庭琐事面前，它还有存在的可能吗？它在多大程度上不是
一个荒谬的反讽？在这里作者暗示了超越自身境遇的艰难，就连困惑本身也没有什么
意义，它所留下的也许唯有“羞愧”：听到孩子啼哭声，听到妻子哄孩子的喃喃低语，
“小钱德勒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羞惭得无地自容，只得避开灯光，缩到阴影里，他谛
听着，孩子的哭泣一阵轻一阵了，自己眼中却淌下悔恨的泪水。”

《阿拉比》

格非

在《都柏林人》的15篇故事中，前三篇是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后12篇用的则是第
三人称叙事。作者这样做，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考虑吗？我们知道，前三篇故事写的
是童年和少年生活。《姐妹们》的叙事者是旁观者，“我”并不是故事的真正主角，
《偶遇》也是如此，但在《阿拉比》中，“我”既是旁观者，同时也是核心人物。作
者的用意之一，也许是想借用孩子的眼睛扫描一下都柏林的生活图景，给读者一个大
致的印象。另外，由于孩子们天真烂漫，他们的眼睛所观察到的图景尚不足以用来揭
示作者预先的“意图”（尽管《姐妹们》即涉及到了宗教主题，但也是点到为止）。
因此，将他们设定为旁观者，浮光掠影地描述眼中的人和事是较为自然的写法。同时，
第一人称的语调也显得亲切一些。《阿拉比》中的“我”，已经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儿
童变成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在这个一个比较暖昧的年龄，所有的事物都带有暧昧
的特征。

如果让我从世界范围内挑选10篇最好的短篇小说，我想我一定会选《阿拉比》。
记得有一年在广州，我和苏童在宾馆里聊天，说起彼此珍视的短篇小说，我们不约而
同第一个想到的，竟然就是《阿拉比》。我认为苏童喜欢《阿拉比》是有道理的，因
为他自己的写作中，曾有一时期写出了不少可爱的乡村少年形象，我觉得那些形象是
真实而令人难忘的，和乔伊斯一样，它复活了我们自己对于少年生活的许多记忆，或
者说记忆、情感和想象的片断，而且我也觉得，苏童的文笔与写《阿拉比》的乔伊斯
也有几分相似，有点漫不经心，大大咧咧，但却充满了诗意。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另
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有一位学生在听过我的课后，回去读了《阿拉比》，但有一个问
题始终在折磨她：乔伊斯为什么在《阿拉比》的开头要写“教士”，这个“教士”与
整个故事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且，作者多次写到街上的房屋，写到各种各样的气味，
写到灯火、雨、玻璃窗和花坛，在我的这个学生看来，作者没有必要这么唠唠叨叨，
完全可以更简洁一点。她的另一个问题是，她一点也没觉得这篇小说有什么了不起，
或者说有什么感人的地方。我记得那天她说了很多意见，但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以
下两个问题，第一，作者的文笔为何那样琐碎（为何东拉西扯），他那样做是否有必
要。第二，这篇小说有何意义，我们阅读这样的故事究竟能获得怎样的愉悦或教益？
为了回答她的第二个问题，我记得我给她讲了一个小故事，我知道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班上有一个男孩老爱往金沙江路的百货商店跑，常常买回
来一些牙刷、牙膏和香皂，他并不缺少这些用品，可他总是不断地购买这些无用的东
西，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获知了他的一个小小的秘密，他喜欢那个柜台的女售货员。
说“喜欢”也许不确切，说“爱情”又有点过分，他是只满足看她一眼，最好，能够
与她说上一两句话。当他和我成了好朋友之后，我常常看见他吃着饭，两眼就发直，
嘴里还不住地喃喃自语：“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和她说上一两句话。”后来，知道他秘
密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同学们遇见他，往往第一句话就问：“怎么样，金沙江路的
百货商店去过了吗？”他也并不怎么生气，往往红了脸，不声不响地走开了。当然他
最终也没有和她说上话，直到毕业，他还是想着这个售货员。

在我看来，这个小男孩就是乔伊斯笔下的那个“我”，女售货员就是曼根的姐姐，
而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是《阿拉比》。我常常想，假如我的这个朋友犹犹豫豫地来到柜
台饯，从牛仔裤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币，心怀鬼胎地对那个漂亮的女售货员说：
买一块肥皂，而售货员说，“你要买什么牌子的肥皂？”，只消这一句话，我的朋友
就得救了，他会不会象《阿拉比》中的那个少年一样，泪水夺眶而出？

现在我试着来回答第二个问题，乔伊斯在这篇小说中也使用了他自己称之为“卑
琐”的文体，东拉西扯，漫不经心，我觉得他这样处理语言，是十分必要的，甚至是
必须的。因为在这个故事中，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爱情”故事尚未发生，小说中也没
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有的只是少年人忧郁而狂乱的想象或幻想。小男孩为什
么喜欢曼根的姐姐？因为他想跟她说话，喜欢她走起路来左右摇晃的辫子，喜欢她站
在栏杆前被月光照亮的身影，她的棕色有碎花的裙子，身体的曲线，搁在栏杆上的手
以及裙子的镶边。当他看不见她的时候，她的名字就是秘密的快乐的中心；他捧着圣
餐杯，在做祷告或唱赞美诗的时候，她的名字也会脱口而出，继而热泪盈眶。小男孩
为什么要去阿拉比市场？是因为她第一次跟她说话时，无意中提到了这个词，Araby，
这个词从此具有了魔力，它的音节在静谧中隐隐回响。

乔伊斯在叙事中的漫不经心，恰好迎合了小男孩内心的忧郁和空落，他“爱上”
了曼根的姐姐，并没有十分具体的理由，这种爱之所以产生，是与少年的游戏，街道
的目光，雨，这些物象和环境分不开的。作者为什么要写到死去的教士？因为教士居
住过的后客厅注定了要与曼根的姐姐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是记忆和想象的策源地，是
观察恋人的理想场所。简洁而琐碎，这是乔伊斯的叙事的特点，在本篇中，却是恰到
好处，少年的青春冲突就是那么简单、美妙、漫无边际，充满了忧伤。

《悲痛的往事》

格非

在传记作者的笔下，詹姆斯•乔伊斯常常被描述成一个冷漠、厌倦、消极悲观、
极端个人主义的作家；而写作《尤利西斯》时的乔伊斯则又多少有点玩世不恭（天知
道他在这部旷世奇书中故意设置了多少陷阱，让后世的教授和学者伤透了脑筋）。所
有这些标签组合成了詹姆斯•乔伊斯的世俗形象，这个形象与作者本人所宣称的国家
观念、宗教态度和处世哲学倒是颇为契合。乔伊斯在言论上对于国家观点的淡漠是众
所周知的。有关他的宗教态度，他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曾借助戴德勒斯之口，
把天主教称为Coherent absurdity（有条理的荒谬），而基督教称为incoherent
absurdity（混乱的荒谬），关于他的处世态度，消极、悲观与机巧、圆滑只不过是
一个处世方式的两种表现形式，其实质是遗世独立，清高自守，孤傲而冷漠。

乔伊斯在写作《都柏林人》的时候，他的人生道路似乎就已经走到了尽头，不管
怎么说，二十岁的乔伊斯对他眼中的世界产生这样的观感（我们知道这种观感以及由
此而导致的人生哲学正乎左右了他的一生）并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在读完《都柏林人》
之后，我曾经不断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障碍使他的情感无法逾越，什么样的
困扰那么早就抓住了他脆弱的心，使他精神状态陷入空前的危机。当然，我们也可以
将同样的问题抛给《悲痛的往事》中的达菲先生。

叙事者在这篇小说中的陈述：达菲先生有一种构思自传的奇特习惯，时常在自己
的脑子里组成一个关于自己的短句，句子的主语虽说是第三人称，传主只能是他本人。
《悲痛的往事》所采用的也是第三人称，这个叙事者与乔伊斯本人又有多少联系呢？

在达菲先生的辞典中，平庸、现代化、自命不凡是同一个概念，所谓的中产阶级
当然是“愚蠢”的同义语。他们把本阶级的道德观念交给警察，把本阶级的美好艺术
交给歌剧团的经理。如果我们认为达菲先生生来就与中产阶级过不去，对他们的庸俗
趣味不屑一顾，这是不符合实情的。因为达菲先生对社会底层的工人也同样没有什么
好感，在他看来，这是一群不能连续思考60秒钟的空谈家，甚至对于乞丐，达菲也感
到十分厌恶，他从来不给他们任何施舍，他时常在自己的书桌上写下一些令人费解的
句子，比如说，男人与男人之间不可能有爱情，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由此
看来，达菲先生并非只是讨厌生活中的某一类人，而是讨厌所有的人，不是厌恶生活
中的某些或趣味，而是厌恶生活本身。为了与这个世界斩断一切的联系，他似乎也只
有离群索居这一条路了。这个世界是否存在着达菲先生所喜欢的事物呢，他认为就是
“过去”。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去”或“往事”是乔伊斯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概
念，往往意味着幸福的回忆，但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非常抽象而空洞的（没有什么实质
性的内容），乔伊斯只是在某种象征的意义上使用它，用来反衬“现实生活”的绝望
与无趣。在达菲先生看来，他内心的绝望感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世界的与人的精神的
双重“混乱”。为了与这种无处不在的混乱相抗衡，他用自己的全部生活建立起个人
的“清洁”与“秩序”，就象陀思妥耶夫所说的那样，希望在无望的人间建立起上帝
的天国。而他把自己一生的全部奋斗与抗争，耗费在整理自己的居室的日复一日的劳
作中，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代偿行为”，也是一个充满反讽的寓言。他的房间越清
洁，他个人心灵的自闭壁垒也就越厚；他自以为是的步伐越坚定，他内心的迷茫感也
就越深刻。他看上去忙得很，工作，看书，写作，参加墓地仪体告别仪式，在圣诞节
访问他的亲戚，甚至他还去剧院听音乐会，他这样做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避免自己处
在“闲暇”之中，与其说憎恶“闲暇”和无所事事，不如说他害怕面对自己的内心。

就在他去剧院听音乐会的过程中，一段悲哀的“艳情”故事发生了。他似乎“爱
上了”一个有夫之妇，指导她读书，他接近她，与她交谈，充当她的“精神牧师”，
使后者很快隐入情网，然后突然地、没有预兆与理由地断然离开她，导致她饮酒过度，
精神恍惚而死于非命。这个“艳情”故事，我们可以把它与辛格的《市场街的斯宾诺
莎》作一个比较。在辛格的小说中，主人公谢菲尔德教授因为女佣的“献身”而奇迹
般地获救，从而让他明白了歌德“生活之树常青”这个训戒的真谛，而在《悲痛的往
事》中，爱情的结果只不过是多了一个殉葬品而已。不仅如此，我以为乔伊斯的用意
是为了让这段离奇而温馨的情感纠葛来测量一下主人公达菲先生的虚无的深度。所以，
在《悲痛的往事》中，悲剧的主角并不是埃米莉•辛尼科太太，而恰恰是达菲先生本
人。达菲觉得自己是一个“被人生的盛宴排斥在外的人”，他活着，而在某种意义上
他已经死了。他没有了爱欲，没有了生活的动力与激情，甚至丧失了基本的意愿。假
如说，达菲的身体与精神状况已完全麻木，他的悲剧性也许还没有那么深刻。问题在
于，他理智还能隐约感觉到自己的荒谬，他与爱米莉的交往显然不完全是被动的，他
甚至主动接近对方，“抓住机会同她亲热一番”，只有当对方表现了明显“爱情”的
信号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内心已经死去，没有任何能力。这一点，我们在埃米莉死后，
达菲的追悔与悲伤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我个人认为，尽管乔伊斯在篇小说中使用了
淡淡的揶揄和讽刺，但达菲先生的精神状况正是这个时期乔伊斯本人的真实写照。关
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死者》中作进一步的分析。

《死者》

格非
《死者》是《都柏林人》的压卷之作，篇幅也最长，其内涵的复杂与丰富，叙事
上象征与暗示的频繁使用，也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全书的精粹。这篇小说自始至终笼
罩着压抑与忧郁，仿佛让人透不过气来，唯有窗外的雪，窗缝中的寒气以及积雪中的
树林与公园雕像能让人感觉到一丝清冽。我们注意到，这篇小说中描写雪景的部分多
达近十处，尤其是本文的结尾，乔伊斯笔下的雪花似乎已经变成了命运的精灵，伴随
着加布里埃尔一泻千里的幽思与狂慧，整个爱尔兰，整个世界，包括这个世界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都为茫茫大雪所覆盖。大雪落在艾沦沼泽、香侬河谷和十字架的顶端、荒
丛中的墓石上，飘落到所有生者和死者的身上。大地白茫茫一片，它是这个世界最终
的主宰。在我看来，这篇小说不止是悲哀，简直是哀恸。在快乐的对立面，不是悲剧，
而是虚无和无边无际的寂静。这当然会使我们联想到曹雪芹的主题，联想高鹗笔下的
那埋葬一切丑恶、痛苦、青春、欢愉的“雪世界”，联想起梅勒里山中的修士——他
每天夜里在棺材里睡觉，只是为了让自己不要忘记注定要来临的死亡。

王夫之早就有过“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的说法，乔伊斯显然亦深谙其中的奥
妙。本文的中心事件描述的是一个节日，或者说一次盛宴，一次狂欢，就像《红楼梦》
78回的那个中秋之夜——墙外的一声叹息足以让贾珍勉立维持的欢乐消迹于无形。然
而，乔伊斯并非在《死者》中特别使用了这种反衬与对比，尽管本篇不乏这种技巧的
使用：比如屋内冬烘的温暖与窗外的寒冷、喧闹与寂静、嘈杂与谛听、高谈阔论与阗
寂的记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快乐中突然被悲哀的浮思所击中，是乔伊斯惯常
的作法，忧伤之念来无踪，去无影，却在转瞬之间改变了“欢乐”的性质，这一直是
作者的拿手好戏。

在《死者》中悲凉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爱尔兰社会现实的急剧演变所导致的
痛苦与厌倦，就如加布里埃尔在回答艾弗丝小姐的诘问时冒冒失失所宣称的，“我的
祖国已经让我厌烦了，厌烦了！”这一主题通过聚会中的客人对爱尔兰美好过去的缅
怀被表达得更为清晰。另一个方面则要复杂、深邃得多，它是一种无法说明的生死之
念，含有虚无之忧以及对不可捉摸的时间的感知。与其说它来自理智的权衡，还不如
说是源于某种直觉，而这种直觉恰恰容易在快乐的氛围中出其不意的击中人的心灵。
这两个主题在《都柏林人》中一直时隐时现，各有偏重，然而到了《死者》中它们终
于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表面上来看，这篇小说写得很实在，但实际上却是高度的
抽象之作。作者一方面通过“显示”出来的部分让我们看到“隐藏”的内容，同时也
通过频繁的象征暗示了隐晦的意图。毫无疑问，《死者》是对《都柏林人》各篇的总
结，就如《老人与海》是海明威对自己一生创作的总结一样。两者都大量使用了暗示、
抽象与象征。

如果说《死者》只有一个主题，那么我倾向于认为这个主题就是时间。那是长达
三十年一成不变的聚会所累积起来的“铺满悲哀的过去”，也是静静矗立在漫天大雪
中的雕像向加布里埃尔所暗示的未来。主人公加布里埃尔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状态，其一是卑琐，自我欺骗，夸夸其谈。问题是，加布里埃尔本人能够清晰地看到
自己身上的卑琐，从而充满自责与愧恨。在小说中，加布里埃尔一走进聚会的场所，
立刻就对看门人的女儿莉莉来了一段露骨的调情，但艾弗斯小姐的诘难似乎立即使他
只能处于尴尬的悔恨之中。而艾弗斯这个人物，在小说中只是一闪而过，但她的作用
却至关重要，它就像一面镜子，加布里埃尔一旦与她面对，立刻就会自惭形愧。从某
种意义上说，它既是加布里埃尔内心的一道严厉的戒律，又是他纵情狂欢，自欺欺人
的障碍，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他发表那段演讲的时候，知道艾弗斯早已拂袖而去，
他是多么的庆幸。除了这种愧悔交加的卑琐生活之中，加布里埃尔显然在眺望另一种
生活，它是什么？加布里埃尔一时无法回答，他不断地把目光投向窗外，而窗外除了
飞扬的大雪，雪中的树林与雕像，别无所有，在这里，“雪”又成了另外一个象征。
加布里埃尔的困惑与《一朵浮云》中的小钱德勒看起来相似，实际上截然不同，对于
小钱德勒来说，困惑是“空间性”的，他的倒霉好像是没有离开爱尔兰，飘洋过海出
去闯荡一番；而在《死者》中主人公的困境则是“时间性”的，旧的时代，那个似乎
是充满激情和诗意的传统已经死去，而新的生活尚未开始。我以为后者更比前者深刻
得多。这当然也是作者本人所要面对的生活重大课题。

卢卡契曾说，只有当主体从封存于记忆的过往生命流程中窥探出他整个人生的总
体和谐，才能克服内心生活与外部世界的双重对立。《都柏林人》是一部“往事追溯”
之作，同时也是对人与外部世界的严重对立加以整合的尝试，《死者》尤其如此，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前二十岁在都柏林生活的总结与检视，同时也为《尤利西斯》
的写作敞开了空间。

作者: 冯与蓝 时间: 2007-8-4 13:30
格非有点迂。
但迂得很可爱。

作者: flamemax 时间: 2007-8-4 13:31
乔伊斯看得我头晕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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