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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帖]中日中国文学史研究情况对比的一点浅见 [打印本页]

作者: 曾园 时间: 2007-8-4 13:35
标题: [转帖]中日中国文学史研究情况对比的一点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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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可能是云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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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看到网上有关中国学在日本的争论，我觉得这种争论本身的方向有些偏颇，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提一些看法。因为问题本身具有独立性，我觉得应该和陈尚君先生的文章的讨论分开比较合适，虽然我的意见或许可以作为陈先生文字的不成熟的注脚。 对于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我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因为我主要不是研究文学史的，而且我也还没有去过日本，但因日常研究所需，略知一二。日本学术的特点表面和中国类似，但产生的结果往往不同。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也是以人数众多为基础的，和西方中国学研究往往是单打独一型不同，在中国研究人员的数量虽然巨大，但相互之间常不通声气，所以浪费惊人。底数再大也没有用。而且课题开拓的精神比起日本差得很远。以文学史而言，我们只要打开日本学术论著就会看到很多有新意的标题。虽然有时这种标题下的文字实际未必都很精彩，但至少说明作者是努力在提出新视角，作出新联系。而即便不甚精彩之作在文献的收集上一般也较完备。而受这些新题启发的其他学者则可能在以后作出更精彩的论述。这和中国国内的中国文学研究大量在旧题上打转完全不同。这一点上日本是近西方而远中国。 日本因为学术体制较健全，所以发表在再冷僻的大学学刊杂志上的研究一般也会成为将来同类研究参考的对象。而且去观察发表在冷僻的日本高校期刊上的那些学术文章才能真正感觉到其整体水平。对日本在中国史和中国宗教学很多方面的领先地位，大家的看法相对会比较一致。比如佛教的研究，我感觉和日本相比，中国的平均水平几乎相当于中学水平。讲到中日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水平的高下，就难有一致的看法。其原因，我想首先是对文学研究的评价标准一般来说比史学要主观和模糊得多。其次在西方研究中国文学一样，日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些特殊而重要的层面基本不存在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最明显的是对翻译的重视。西方也是如此，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这就好比在西方对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研究和翻译的学术地位很高，影响很大一样。这还是在西方语言体系内部而言，如果跨越到不同的语系，那学术地位会更受尊敬。而西人翻译的水准，外人如果不精通西文，是根本无法真正体会和判断的。但中文由于特殊的原因，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工作大概被看的很低。似乎很少有第一流的学者愿意投入这项工作的。像杨伯峻译左传，周振甫译文心雕龙那样的工作是不多见的。这当然主要是因为将古文译成现代汉语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强的必要性。但因此也养成很多学者在文献理解上的惰性，同时也使我们常常忽视西方学术的那一层工作的重要和在学术上的贡献。我可以说如果让我们很多第一流的文学史家来将他们研究的古代文献翻译成现代白话，恐怕会暴露出无穷的问题。而这种在中国可以得到回避的问题却是西方或日本学者根本无法回避的。试想一下，如果翻译不算成就的话，那么中国的研究西方文学最为有名的前辈学者如罗念生，杨宪益，杨绛，萧乾，查良铮，李键吾，傅雷，钱春绮等等岂不没有成就了？所以在对日本或者西方中国文学的评价中这一方面是不能忽视的。 我们的评判角度还有很多其他盲区。比如网上有朋友希望在一些重要的文学人物或经典方面举出公认的超过中国学者研究的日本研究论著。我觉得这个要求本身是不太合逻辑的。如果说公认，那么必须是在广泛接触到的前提下才能出现。如果连读都没有读过，或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那么域外再伟大的著作其贡献在中国也无从公认起，其影响也无从显现起。当然对文学研究水平高低的看法的标准不同学者间相差很大，比如我认为龙榆生和刘永济对宋词文学创作内涵的把握常超过夏承焘和唐圭璋，但他人很可能不同意。而有时虽是在中国国内产生的，却未必能代表中国国内研究的总体水准。比如钱默存，在我看来是中国国内的学者中对文学的诠释把握最敏锐和全面的学者，连日本都没有。但钱的学问如何能代表中国的水准呢？说得不好听一点，他的成就非但不是中国国内文学研究发展的结果，甚至可说是一个在他的时代行将消失的学术传统的产物。 任何对文学史的研究史有些常识的学者都应该认识到在建立我们中国文学史的框架的工作中，日本的学者有巨大甚至关键的贡献。这当然是二十世纪初的事。中国国内的文学研究在过去五十年中虽然对文献的整理投入不少努力，但对文学本身的意义的理解这一最为重要的文学研究目却基本都是在做减法而不是加法。所谓减法就是我们对各个时代的文学用先入为主的观念排出了高低主次，从而将被认为不重要的扔在一边。所以讲到诗经就重国风而轻雅颂，讲到汉文学就重乐府而轻辞赋，讲到六朝隋唐就重散文而轻骈俪，讲到宋代就轻宋诗而重宋词。在宋词中重豪放而轻婉约。这不仅是文学进化观念产生的后果，也是意识形态的压制所产生的结果。这种情况虽然过去十多年有了不少改变，但大体格局还在。而其后果就是即使在那些受到中国国内重视的文学典籍和作者的研究中，也是将这些研究脱离整个文化史和文学氛围的研究来谈，常常肤浅之极。比如谈六朝，不深入研究石崇潘岳如何能真正理解大小谢和陶渊明呢？不谈经学的特色又如何能深入了解诗歌的表达内涵呢？不研究小作家如何研究大作家呢？不研究《金瓶梅》又如何能研究好《红楼梦》呢？凡此种种令我们的文学研究不是缺斤短两，就是味同嚼蜡或者逻辑乖谬。而这些负面的因素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是相当少的。另外我们不要忘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水平高下是受对文学的研究的整体能力制约的。在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是唯一可以有领先可能的文学研究领域。但在日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相当于其外国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而日本对其本国文学的研究实在是到达了蔚为大观，居于世界绝对领先的地位。而他们对西方文学甚至印度文学的研究也有很高水准，这些如何能不带动和刺激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呢？这种同类内部的竞争是不能忽略的。 中国由于自身传统的存在和学者人数的众多，在文献校勘上有很多成绩，所以总量的确比较可观。但是我们的校勘质量高下端看学者个人自觉程度，所以真要算起平均水准，恐怕还很难说比人家高很多。而且我们有许多校注整理往往缺乏一定的学术目标，所以有时看上去很博洽的东西却未必真正有启发。比如钱默存就批评过一位老先生的注，虽然博极群书，却会失去宗旨。相反我所看到的日本对中国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平均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有一个较为统一的标准，也和研究课题结合较紧。了解这种工作最好是我们去读那些日本的大学学刊上连载的某古代文献的校注，这往往是那个学校师生研究课工作的报告。当然水平最高的是京都和东大等校的会读报告。至于洛下棠君提到的书志学，我想像兴膳宏和川合康三对于隋书经籍志的透彻全面研究我们就没有，那等于是一部唐以前的文献史的研究。像对文选的研究也早就有小尾郊一等做的李善注引书考证等等，我们好像也不如。我最近读过的讲宋代书籍聚散的研究水平也很不错。这些都是随便举的例子。其实日本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索引的编纂也还在继续。我前一阵收到的京都人文所编的几种中古有关域外记载的引得就不是电脑输入的文本可以取代的，让学者可以很放心的去利用。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重要文献在日本几乎都有水平相当高的整理注释本，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文献学的研究和文学研究关系密切，但是不能取代文学的研究。中国对自身文学的研究在开拓视野和解释作品的细腻方面是很成问题的。就古代文学而言，在大陆过去四十年内出版的著作，我很难列出一份为数超过十四五种的真正值得阅读的文学史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必须同时有深厚的洞察力，严密的逻辑，细腻的文本解读和明晰的文笔。所以在我看来这份成绩单是说不过去的。关键是我们很多研究文学的学者缺少两个成为一流文学史家必须的要素，好的史学的训练和好的文学批评的训练。我当然不是说日本的学者都有这样的训练，但在西方，最好的文学史家很多是这两者兼具的。我的印象中日本学者其实经常借用西方的理论，但是用的往往比较隐晦。像比如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厄的观点就被研究科举文学的学者经常采用。但因为日本的学术翻译工作远比中国做得全面和认真，所以对观念理论的传递误差较小。 泛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水平对我们的认识可能没有太大实际的帮助。比较合适的方法是我们可以举出一本中国在过去四五十年内出版的最好的文学史研究著作，然后再看看日本的学界的同类研究中是否有同样水平的研究。就以有的网友指出的一些经典和文豪为例，我可以再随意举些日本研究的范例。以诗经为例，日本学者中我觉得最杰出的研究是白川静的三大卷著作。白川静是日本金文研究的大家，这方面研究我无法判断，但他对诗经的研究巨作我是读了相当一部分的。我觉得他将诗经放置于中国上古整个历史文字的背景下加以探讨，由于他各方面功力的深湛，加上尤其注意文学表达和礼仪宗教等层面的关系，可以说在整体成就上是我读到过的最了不起的诗经研究著作。无论前瞻性还是细腻我相信都是远在中文世界任何学者的研究之上的，而且事实上也引出了当今中国以外诗经学研究和礼仪信仰信仰并行的主流趋势。除了白川静之外，小南一郎和西冈宏的著作，比如后者的《中国古代の葬礼と文学》（汲古书院，2002），也颇为出色。他们从上古文化史的角度对诗经所做的分析和产生的观点早在大量简帛文书出土前就形成和提出了，而现在的上古文献出土大大加强了他们的影响力。楚辞的研究也顺着这一方向演进。以楚辞而言，稍早的就有星川清孝的《楚辞の研究》和竹治贞夫的《楚辞研究》。尤其是竹治贞夫的巨作我觉得眼光远过游国恩和姜亮夫，所谈的大多是中国学者根本没有触及的课题，而同样这些课题现在在中国和西方都成了年轻学者观察的方向。而近年的研究中石川三佐男的《楚辞新研究》（汲古书院，2002）就比中国同类的新研究高出许多。他虽延续了日本前辈学者开拓的方向，但大量运用新出土资料来具体落实楚辞的结构的礼仪功能，工作很细腻严密，比如用〈天公行出镜〉来对应九歌的神灵系统等等，都很值得一读，至少让我对云中君的意义有很多新认识，这是还没有从中国国内的研究中读到的。讲到汉魏六朝的文学，日本前有斯波六郎冈村繁兴膳宏吉川忠夫等领路，后有大批优秀学者，其工作的涵盖面由于我前面提到的不受意识形态的左右，远比中国国内学界广大，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几乎无所不包。而且研究中文史哲打通的情况尤其突出，像文选学近年才在中国受到重视，但一向是日本的强项。其他具体的例子多而杂就不一一列举。而对唐代的文学的研究，不要说在白居易的研究上领先，对其他很多重要作家如元稹，柳宗元和韩愈等等都领先中国国内。我读到的讨论柳宗元的最好的论文除了陈弱水先生的，其他基本都是日文的。日本在唐诗的研究方面最精彩的大都是论文而非大部头专著。但是近年出的专著里也有好研究，比如西?#123;常紀的《唐代の思想と文化》（创文社，2000）就很有特色，其中重视权德舆的影响以及从遗言来研究文人都是中国文学研究者未注意到的。 当然说到像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我觉得中日间的贡献虽然差不多，但都不谈不上有杰出的研究。西方的情况也一样。我这里的西方同事前些天还在对我说像杜甫这样的作家居然连一部精彩的传记也没有。事实上对杜甫的研究因为受到太多长期形成的话语的束缚，而且杜甫往往被从当时诗人群体和文化政治氛围中孤立出来讨论，所以要真正突破其实也很困难。对杜甫的研究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成果是洪业先生的两大卷杜甫传，但偏偏是这部著作，在中日都没有能产生影响。同样以研究苏东坡而言，西方公认的最有影响的苏轼传出自林语堂的手笔，而恰恰是这部精彩的小书却在中国大陆无影响。 吉川幸次郎是日本最重要的宋诗研究者之一（其他很多方面也是）。他的《宋诗概说》应该也算是中国之外宋诗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在中国的学者中，钱锺书在这个领域内其实最有发言权，眼光也是最了不起的，而且对宋诗的内在理路把握任何人都难以企及。但他的观点和中国国内一般的宋代文学研究基本是脱离的。中国国内宋诗的研究直到这过去的十年才慢慢赶上，而且成果还是很有限。当然也出现一些让我佩服的学术著作，像祝尚书有关宋代总集和别集的研究，就不单单是考据，里面有许多文化和历史问题的判断，我觉得是两部很重要的著作。 但一般来说，中国国内对宋代文学的研究工作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融入许多宋史研究的新进展。而日本在这方面就正好相反。虽然他们对宋诗的研究整体成就似乎比不上唐代文学的研究，但是角度上的新颖却有过之。比如日本学者中高津孝从宋代科举的角度来谈宋代文学就很有意义，他提出的一些看法和西方宋史界的看法也很接近，我上面讲到的用布迪厄理论，他就是一个例子，但这也是当下的风气所致，我感觉他是受风气的影响而非倡导者。但他的具体研究则是相当具有原创性的。比如他用科举的市场需求来解释古文选本的流行和理学家对此的介入就很重要。在这些问题上对西方宋史界年轻一代学人对宋代文化的研究有相当的影响。如果说到对苏轼以外其他的宋代大作家的研究，就我所读到过的，东英寿的《欧阳修古文研究》（汲古书院，2003）我觉得在欧阳修文学的研究里是最好的一种。这部著作的各章目录看上去很平实，但里面的讨论却有很多独到之处。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虽然做了很多版本考订的工作，但是等到了对文学家和作品的研究时反而常和文献学严重脱节。但日本的研究专家在研究中对版本流传的意义是有很自觉的认识的。比如东英寿就对欧阳修的文集版本流传的研究做的很好，不仅显出很扎实的基本训练，而且他这样做是有很强的文学史意识的。在大陆出的《新宋学》第二期有一篇他评中华本《欧阳修全集》的文章，原文就收在他的《欧阳修古文研究》里面。该文揭示出来的对欧阳文忠的著作版本加以考订的意义几乎都是欧阳修研究的关键之处，可作通过版本学研究文学的范例文章之一。我感觉像东英寿，高津孝这些日本的年青学者，就像当年高田时雄，吉田丰等年轻的敦煌学研究者一样，以后会成为世界宋代文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团体。 元明清以下日本学者的研究的成果更数不胜数，像田仲一成的中国戏剧史研究就很特出，在很多地方的眼光绝非国人能望其项背。我们的文学研究就算是一流学者也通常局限在我们自己划定的所谓文学研究格局内，谈的主要还是作品的风格意义和作者的生平考订，但像田仲一成这样将田野调查等等人类学的资料方法引入对戏剧史的讨论是几乎没有的。还有像明清小说和日用类书这类重要的结合文学和文化史的课题也是日本学者率先开拓的（作者和书名我一时忘了）。 以上是一些记忆所及或手头正有的例子，我想基本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了。当然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也有其“不见“的方面，但如果说中国国内在文学史的研究上对日本全面领先，我是没有胆量说这样的话的。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否认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地方，因为钱默存早就说过，否认问题的存在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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