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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造假事件述评 [打印本页]

作者: 欲望的旋涡 时间: 2007-8-4 13:38
标题: [zt]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造假事件述评
[zt]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造假事件述评 徐建新(引)近一二十年来，日本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前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这是因为在日本各地，其中主要是关东、东北和北海道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不断有年代久远的前期和中期旧石器出土。而且，其年代被不断刷新，最早的可以追溯到70万年前。于是，使用这些石器的古人类也被堂而皇之地誉为“亚洲最北端的直立人”。 正当日本国民和学界的许多学者为日本列岛悠久的历史文化自豪不已的时候，不久前发生的一件性质极为恶劣的学术造假案，却着实把满心欢喜的日本人狠狠地嘲弄了一番。2000年11月5日，日本新闻媒体中颇具影响力的全国性报刊《每日新闻》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则重大新闻，用大量的真实照片和详细的记述，揭露了新近在宫城县上高森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据称是70万年前的石器，实际上是被人事先埋入遗址中的，而埋石器的人正是主持该遗址发掘的遗址调查团长、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副理事长、日本全国闻名的前期旧石器的发现人藤村新一。消息传出，日本学界一片哗然。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此案给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面对这起罕见的学术造假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事件的背景是什么？为了搞清这一造假案的来龙去脉，还是让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那个给日本考古学界带来厄运的日子——2000年10月22日。 一、旧石器发掘现场的“上帝之手” 提起上高森遗址，宫城县的人可谓家喻户晓， 1992年8月的一次田野考古调查中，藤村新一在这里首次发现了石器。1993年发掘工作正式展开，当年就发现了40万年前的石器。此后至2000年，在该遗址发现的石器接连三次刷新了日本旧石器年代的最高纪录，把日本的旧石器时代上推到70万年以前。同时在1995年和2000年，在该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了日本最早的旧石器时代的掩埋石器的坑穴遗构和建筑遗址。和藤村一起从事发掘的日本东北福祉大学教授梶原洋还根据这些“发现”推测，日本直立人在前期旧石器时代就已有了死的观念，有了建造墓穴的智慧，甚至有可能具备了语言能力。然而，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这处全日本闻名的前期旧石器时代遗址，只不过是藤村一手伪造出来的。 2000年10月22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位于日本宫城县仙台市以北50公里处的筑馆町上高森遗址的考古发掘工地一片寂静。6时刚过，一辆四轮驱动的越野轿车悄悄地在遗址附近的公路旁停下。6时18分，一个人们熟悉的中年男子的身影出现在发掘工地，来人正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藤村新一。只见他警惕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确认周围无人后，便迅速地滑到不久前刚刚揭示出的距60万年前的地层3米以下的探方工作面上。他站稳后，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把小铲和一个装满石器的塑料袋。这些装在塑料袋里的石器，是他过去在走访各地的绳纹时代遗址中收集来的。他蹲下身去，在地层表面铲出一个小土坑，小心翼翼地把几件带来的石器摆放在土坑中，然后用刚刚挖出来土将土坑填平，用脚踩实，最后又用发掘铲将挖过的土层表面修饰了一番。就这样，藤村在短短20分钟的时间里，先后在发掘工地的“暂定E层”、“暂定C层”和“第37层” 等6处刚刚剥露出的发掘面上埋入了自己带来的石器。做完这一切以后，他在考古工地边的水洼中洗了洗手，然后飞快地驾车离开了现场。 此时此刻，沾沾自喜的藤村也许正在设计着日后自己应如何带领手下人，把这些刚刚埋入土中的石器“发掘” 出来。不用说，这将成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次“大发现”。他甚至开始考虑要怎样向新闻媒体鼓吹这次“大发现”的学术价值和深远意义。但藤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他在考古工地造假的全过程，已被事先埋伏在工地周围的《每日新闻》记者用摄像机录了个正着。此时此刻，记者们的紧张与兴奋丝毫也不亚于藤村，长时间的跟踪暗查工作终于有了决定性的进展。最终揭露藤村在发掘现场造假的时刻即将到来。 现在，让我们抓紧时间对藤村其人和他的“宏伟业绩”作一个简单介绍。 藤村新一，1950年生，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他刚好50岁。他早年从仙台市的高中毕业后，通过自学进入考古界。1972年在宫城县古川市举办的考古展览使他对旧石器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作为业余考古爱好者开始参加考古发掘工作。不久，他又参加了当地的民间研究团体“石器文化谈话会”。藤村在考古发掘方面并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他曾经拜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权威学者、日本东北大学教授芹泽长介为师。多年来他一直受到芹泽的支持和鼓励。1999年，他正式辞去在一家量具工厂的职务，专门以考古发掘为业。在过去20年中，藤村新一的旧石器发掘可谓成绩卓著。在此期间日本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大多是由藤村亲手发掘的，也有些是他指挥手下的一些打工学生发掘出来的。 1981年，藤村在宫城县岩出山町的座散乱木遗址“发现”了4万年前的比当时已知最早的石器文化还早一万年的更新世旧石器，刷新了当时日本旧石器文化年代的最早记录。他在1983年4月出版的该遗址的考古调查报告中，声称多年来学术界关于日本是否存在前期旧石器的争论，在座散乱木遗址的发掘中得到解决。1984年，藤村又在宫城县古川市的马场坛A遗址的约17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石器，最终“确定”了日本的前期旧石器文化的存在。1992年，为了表彰藤村在考古发掘中取得的“成就”，他被授予了专门奖励民间考古工作者的“相泽忠洋奖”。同年年底，他又和其他几位考古爱好者一起组织成立了一家民营的考古发掘团体“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他自己任副理事长。从这时起到他的造假活动被曝光，藤村在旧石器考古发掘中主要取得了如下“业绩”： 1994年在宫城县上高森遗址的40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石器。 1995年10月，在上高森遗址发现了排列着15件“旧石器”的所谓“石器掩埋遗构”。 1997年12月，在山形县袖原3遗址和宫城县中岛山遗址分别发掘出了两件可拼合的石器。 1998年7月，在北海道总进不动坂遗址的10余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石器。 1999年6月，在埼玉县长尾根遗址的35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石器。 1999年10月，在上高森遗址的70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石器。 1999年12月，在宫城县一斗内松叶山遗址60万年前地层中“发现”了石器。 2000年2月，在埼玉县小鹿坂遗址的50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柱穴等原始人生活遗迹。 2000年9月，在北海道总进不动坂遗址的约20万年前地层中“发现”了石器。 2000年10月，在上高森遗址“发现”了约60万年前的柱穴遗迹。 自80年代以后，藤村亲自参加发掘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达33处，其中17处在宫城县，他涉足过的遗址共有186处，遍及日本的9个都、道、府、县。藤村在考古发掘现场往往是每挖必有，“精准无比”，发掘过程充满神奇色彩。一些曾和他一起发掘的人说他有神灵相助，还有人赞誉他的手是发掘现场的“上帝之手”，至今人们还对藤村的那些传奇般的发掘记忆犹新： 1983年，藤村参加了马场坛A遗址的发掘。一位当时和他一起参加发掘的发掘工程技术公司的员工回忆说：“83年的一天早晨7点钟左右，我正在床上睡觉。这时，藤村副理事长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走，和我一起去挖挖看。’ 到了考古工地，藤村用手一指，说：‘这里有（石器），把那边土的颜色不一样的地方挖一下。’我一挖，果然埋着石器。他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 1992年8月至9月，宫城县高森遗址进行了第3次发掘。一天上午，藤村副理事长发现了几件石器。于是，参加发掘的其他人都认为遗址的其他区域也该有石器。随后，近30名遗址调查员一起上阵，一直挖到傍晚却一无所获。正在这时候，整个下午都没露面的藤村副理事长带着电视采访组来到发掘工地。他从工地边上一块很狭小的、尚未发掘的地方开始挖，不到5分钟就发现了石器，这使在场的人惊叹不已。当时在场的一位发掘人员后来回忆说，这里最重要的石器都是藤村挖出来的。 自从1981年藤村在宫城县座散乱木遗址发现4万年前的石器以后，日本关东地区和东北地区一下子“涌现出”许多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在这些遗址的发掘现场，时常会看到藤村的身影，而他的到来又往往会给发掘工作带来好运。福岛县西乡村的大平遗址曾在1990至1991年间出土了5万年前的旧石器，在该遗址的发掘报告所载的调查日志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藤村来遗址，从（遗址）南区的行川帕斯米地层向下稍作发掘就发现了石器。……藤村氏离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土石器。” 藤村的最让人感到神奇的发掘发生在1997年。那一年，山形县尾花泽市的袖原3号遗址和宫城县色麻町的中岛山遗址都在进行考古发掘，并且都发现了大约10万年前的旧石器。最不可思议的是，两处遗址相距30公里，可是在两遗址中分别出土的两件石器的断面竟能够像古代的“虎符”一样，十分完美地对接拼合起来，证明这两件断裂的石器是来自同一块石材。这一“发现”后来被渲染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可缀合石器”，而发现这两件石器的人，还是那位长着“上帝之手”的藤村副理事长。在藤村的“上帝之手”的帮助下，日本的旧石器考古在80年代以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出现了越挖越多、越考越古的“神奇”景象。 藤村新一在旧石器考古领域取得的一连串的“成功”使他的名声大噪，他的发掘成果引起了日本学术界、教育界和新闻媒体的高度重视。他发现的遗址和旧石器被高校和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广泛引用，许多国内博物馆、包括日本的国家博物馆——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都展出过藤村“发现”的“旧石器”和复制品。由于种种原因，整个日本考古学界除极少数学者持怀疑态度外，多数学者在很长时间里未能识破藤村的造假伎俩，这使藤村变得愈加自信了。他说话的口气也越来越大，有时甚至到了口若悬河、信口雌黄的地步。在过去几年中，藤村经常向考古界同行大谈旧石器发掘的规律和经验，称自己的视力虽然是天生的色弱，可是对地层的颜色变化有超人的敏感，可以分辨出泥土颜色的微妙的浓淡差异。1999年，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倡议建立“遗址发现学”，他提出一套所谓的“发现学理论”，声称自己只要通过观察地形地貌，便可预知地下是否有石器。他还对周围的人夸下海口，说是要在他最尊敬的老师芹泽长介88岁米寿之时，挖出100万年前的石器作为礼物献给老师。他还说，再下一步就是要亲手发现日本猿人的人骨化石。 二、记者揭露真相，斩断“上帝之手” 藤村在考古学界的迅速走红，特别是他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将日本旧石器时代的上限提前了数十万年的事实，也引起了日本学术界少数有识之士的警觉。 2000年8月下旬，《每日新闻》北海道分社报道部长真田和义收到报社驻北海道根室市的一位记者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中称有人向该记者透露，藤村的旧石器发掘十分可疑，要求报社详查。真田等人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如果藤村的造假行为属实，将是对日本人起源历史的严重歪曲，决不能让他把这种歪曲事实的“成就”带入21世纪。北海道报道部当即决定成立专门采访组，对此事展开调查。为了进行调查，采访组收集了大量的专业书籍、报刊资料和网上信息。但是，对采访组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掌握藤村在现场造假的事实。这时候，采访组得知藤村将于8月下旬至9月上旬到北海道的总进不动坂遗址参加发掘调查。记者们随即赶到当地，并决定以暗中埋伏蹲守的方式监视考古工地的动静。为了便于埋伏伪装，记者们还特意买来了迷彩斗篷。在现场埋伏的两位记者十分辛苦，一个潜伏在杂草丛中，一个隐藏在附近的树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等来了藤村。藤村新一采取行动是在9月5日的早晨。记者看到他独自一人在发掘现场埋入了什么东西。由于记者的位置距藤村较远，这一次未能拍下清晰的画面，但以往对藤村在发掘现场做手脚的怀疑第一次得到了证实。2000年10月上旬，采访组再次在藤村也参加发掘的埼玉县秩父市小鹿坂遗址进行了蹲守暗访。当月19日，采访组又跟随藤村一起来到上高森遗址。到10月22日清晨便出现了本文前面介绍的那一幕。 对《每日新闻》报社来说，接下来的问题是应如何进行报道。早在此次采访活动开始后不久，《每日新闻》报社便为此次行动确定了三项原则。一是允许记者采用在考古现场蹲守暗访的方式，以准确掌握事实真相；二是要确认藤村埋入的石器与他后来发掘出来的所谓“前期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是同一物；三是藤村本人必须承认记者采访到的事实是他所为。做不到这三项就不能充分说服读者。 在10月22日藤村埋入石器后不久，记者得知这些石器在22日当天便被“出土”。于是，与藤村直接交锋的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报社记者通知藤村，将就最新的考古发现对他进行个人采访。11月4日晚7时许，藤村来到报社事先安排好的仙台市内的某旅馆。直到此时为止，藤村还丝毫没有察觉到记者对他进行了暗中查访。一跨进旅馆的门儿，他便兴高采烈地畅谈起自己的发掘和成就，一口气竟吹嘘了40多分钟。当藤村的自我吹嘘告一段落时，记者终于开始发问了：“这里有一段录像想请你看看。” 藤村抬起头，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表情。接着，电视屏幕中出现了藤村在上高森遗址工地手持发掘铲的清晰画面。藤村紧张地盯着画面，当看到自己埋入石器的关键场面时，他长长地吐了口气，闭上眼睛，刚来时的那股得意劲儿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究竟干了什么，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记者问道。藤村一言不发，呆呆地盯着地板。 过了许久他终于开了口：“不是所有的（发掘）都是这样。” 接着他又说，这件事与其他人没关系，是他一人所为。当被问到是否在其他遗址也作了手脚时，藤村矢口否认。这时，记者告诉他曾亲眼目击到他在2000年10月27日，也就是在22日埋石器的5天以后，再次在上高森遗址中埋了石器；并且，在此之前的9月5日，在北海道总进不动坂遗址也埋入了石器。在事实面前，藤村不得不承认在总进不动坂遗址也造了假。下面是记者和藤村的一段原始对话： 记者：“你在上高森遗址埋过石器吗？” 藤村：“今年（2000年）的调查中出土的6处石器埋藏遗址和最下层的“暂定E层”出土的9件石器中的6件，以及“37层”上面出土的22件石器中的21件，都是我埋进去的。” 记者：“你埋过石器的其他遗址有哪些？” 藤村：“今年调查的北海道十津川町总进不动坂遗址出土的29件石器都是我埋的。但是（埼玉县）小鹿坂遗址和长尾根遗址都是真的。”（然而11个月以后，藤村终于承认在这两个遗址也进行了造假活动——本文作者注） 记者：“你埋入的石器是从哪来的？” 藤村：“那些都是我的个人收藏品，是从（宫城县）江合川流域和县内各地采集来的，从中挑选出像是旧石器的石器埋进了遗址。” 记者：“你为什么要埋石器呢？” 藤村：“上高森遗址的成果不如小鹿坂和长尾根遗址，这让我很着急。另外，我患有狭心病、糖尿病，所以心里很急躁。” 记者：“你真的没有在上高森遗址和总进不动坂遗址以外的地方埋石器吗？” 藤村：“除此之外绝对没有埋。”（如后文所述， 11个月后，藤村最终交待在其他40个遗址中也搞了造假活动。——本文作者注） 至此，《每日新闻》的旧石器遗址采访组访查藤村在考古现场造假的工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采访组经过两个多月的不懈努力，不仅掌握了藤村造假的直接证据，而且还非常巧妙地使藤村承认了造假的事实，斩断了这双给日本旧石器考古学带来巨大灾难的“上帝之手”。 三、世界考古史上罕见的造假案 当今世界的文物考古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伪物赝品，鱼目混珠，欺人耳目，使不少人上当受骗。就我国的文物考古而言，假青铜器、假甲骨、假瓷器、假碑帖、假字画，都曾使人深受其害。不过，这类造假行为大都属于以图财牟利为目的的奸商行为，与考古发掘现场的造假行为还是有区别的。 从世界考古造假史上来看，在考古发掘过程中的造假事件并不鲜见。比如，1880年，史前考古学家戈特弗雷德•奥索夫斯基（Gottfryd Ossowski）在波兰南部的姆尼科卡（Mnikw）洞穴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和大量的动物遗骨以及数量超过8000件的骨制品。这些骨制品的造型有人物、几何图形、星形，还有成套的勺叉。当时澳大利亚和法国的学者认为这些物品是赝品，但其他东欧国家的研究者却认为这些发现是真实可靠的。1929年，这场真假难辨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因为发掘现场的工人们最终承认了那些骨制品是他们亲手制作的。据说发掘开始以后，奥索夫斯基（0ssowski ）在遗址前只待了1年左右就离开了。因此，工人们有充分的时间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用未经加工的史前时期的遗骨加工出大量的骨制品。工人们造假的动机是贪图钱财，因为凡是能够发掘出精美的骨制品的人，都可以从负责发掘的人那里获得较多的奖励。从事件的性质来看，此次造假事件并不是负责遗址发掘的学者所为，而是雇佣的工人干的，尽管负责发掘的学者也应对此承担一定的责任。 1991年，西班牙北部的苏维亚尔达（Zubialda）洞穴遗址发现了冰河时期（即旧石器文化时期）的岩画。许多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通过科学分析，人们发现在这些洞穴岩画使用的颜料中夹杂着昆虫的足肢，换句话说，就是颜料中残留着根本不可能长久保存的有机物质。另外，在颜料中还发现了现代人使用的做饭围裙的人工纤维。这些证据表明，上述所谓的冰河时期岩画中包含了现代人的造假作品。 在旧石器考古史上最有名的造假事件要数英国的“辟尔当人”事件。关于此事，我国人类学家周国兴先生在所著《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 1911年，一个名叫道生（Dawson，1886～1938）的英国律师声称他在英国苏塞克斯郡的辟尔当地方获得了一些人类的头骨碎片，同时找到一些粗陋的石器和种类相当古老的动物化石。他把这些化石交给当时英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鉴定。后来道生又和古生物学家在当地发掘了数次，又找到了一些头骨碎片和半块下颌骨。专家们将这些破碎的头骨复了原，取名叫“曙人”，意思是最早的人，又取其发现地名称之为“辟尔当人”。当时的英国学术界对这一发现反应十分强烈，特地组织了一个“辟尔当人研究委员会” 研究这些化石。当时鉴定过该头骨化石的一位牙医认为“曙人”的上颌和下颌有很大差异，不属于同一个个体。可是其他许多科学家对他的看法不以为然，最终还是认定“辟尔当人”是现代人的祖先，是最古老的英国人。由于“辟尔当人”的发现，英国突然间成了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但是，“辟尔当人”在科学界很快就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辟尔当人”的头骨性质与现代人没有重大区别，而下颌骨和犬齿却与猿类特别是黑猿十分相似。人们无法理解一个与现代人十分相似的头骨怎么能跟一个黑猿的下颌骨结合在一起。 1953年，英国的几位著名科学家从形态学、含氟量分析、物理测定、化学试验等方面对“辟尔当人”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和分析。他们最后联名发表了测定结果，证明“辟尔当人”头骨是晚期智人的，下颌骨和犬齿是用现代类人猿的材料假造的，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楚地看到该下颌骨上有人工刮磨的痕迹。而且，下颌骨表面的棕红色是用一种名叫重铬酸甲的化学药物染成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该化石的古老性。1959年，研究人员再次用放射性元素含量分析的方法检测了 “辟尔当人”。结果测出“辟尔当人”头骨的绝对年代是620年（上下误差100年），而猿类下颌骨的绝对年代是500年（上下误差100年）。 真相大白后，人们发现这一轰动一时的早期人类的“大发现”，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学术骗局。原来，发现者道生事先把一个人的头骨打碎，混到动物化石和石器中间，又从一个从亚洲归来的英国水兵那里买来一具雄褐猿的下颌骨，精心加工之后，用重铬酸甲溶液和氧化铁染成红棕色，最后把它埋入地层中，经过几年之后，再当作化石挖了出来。道生原想用这种不正当手段使自己出名，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落了个名声扫地、被人唾弃的下场。 “辟尔当人”事件与今天藤村新一的造假案相比，前者的当事人道生在考古上是外行，而藤村新一是有多年发掘经历的考古工作者。“辟尔当人”的造假范围很小，是一个孤立的造假案，而藤村的造假活动如后文所述具有范围大、时间长的特点。因而性质更为恶劣。在谈到藤村的造假活动时，日本著名考古学家佐原真指出，“在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研究者本人在考古现场造假的案件，迄今为止仅此一例。”古往今来，在科学研究领域中能够立身的，本应是那些忠于科学和学术，愿为其献身的正直之人。但是，科学研究队伍中有时也会混入个别贪利忘义的学术骗子，这些人披着专家学者的外衣，干的却是违背科学精神的勾当。他们给学术界带来的危害要比一般的文物造假者更大。 四、“亡羊补牢”问题多 藤村新一的学术造假行为在新闻媒体上曝光之后，在日本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藤村的可耻行径。不久前刚刚向藤村颁发了县知事表彰的日本埼玉县知事气愤地称此次造假事件是“日本的耻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和文化厅长官也分别表态，要求有关部门对事件进行详细调查，并要求将审查的视野扩大到其他旧石器时代遗址。日本考古学协会会长甘粕健指出，此次造假事件“辜负了国民的信任”，是摧毁日本考古学基础的“前所未闻的行为”。事件发生后，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迅速将藤村除名；日本考古学界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日本考古学协会也对藤村做出了该会的最高处罚――令其退会；藤村本人以及他所在的研究所和有关发掘者的个人网站和个人主页在网民的一片叫骂声中关闭；藤村曾获得的“相泽忠洋奖”也被撤销、收回。日本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历史学、考古学的专业资料馆、博物馆纷纷撤除了与藤村的发掘有关的展品和说明。与此同时，实教出版社、山川出版社、三省堂、东京书籍出版社等一批出版高校和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社分别向日本文部省提出申请，要求修改教科书中的有关内容。 造假事件发生后受到最严重打击的自然是日本考古学界。为了彻底查清此事，日本考古学协会于2001年6月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前•中期旧石器问题调查研究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别委员会” ）。对于特别委员会来说，首先要搞清的问题是，藤村造假事件的“受灾面积”究竟有多大。这项工作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给藤村施加压力，让其交代全部造假事实；二是组织力量重新排查验证藤村涉足过的所有遗址。 造假事件的当事人藤村新一在事件发生后，先是躲进了宫城县的一家寺院“闭门思过”，后来又因“身体欠佳”住进了当地的医院。2001年6月以后，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户泽教授多次到医院找藤村谈话，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藤村终于在同年9月下旬向特别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自1981年以来从事造假活动的遗址名单。名单中记录的内容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藤村从事造假的遗址并非他最初所承认的两处，而是多达42处！ 从藤村交代的造假遗址名单来看，他的造假活动涉及日本关东、东北地区的7个县（道），即北海道（被造假遗址数为4处）、岩手县（2处）、宫城县（14处）、山形县（6处）、福岛县（2处）、群马县（3处）、埼玉县（11处）。在这些遗址中包括了近20年来日本旧石器文化考古中最著名的遗址，其中宫城县座散乱木遗址、马场坛A遗址和上高森遗址、福岛县一斗内松叶山遗址、埼玉县小鹿坂遗址，都“榜上有名”。这些遗址和发现的遗物早已被冠冕堂皇地写入教科书和历史书中，变成了常识性知识。根据藤村提供的造假遗址名单，他本人承认的造假活动最早始于1981年发掘的座散乱木遗址，正是这个一度被认为对日本旧石器文化考古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遗址让藤村新一一举成名。这就是说，藤村新一的成名始于造假活动，身败名裂也缘于造假活动。他20年来的考古发掘生涯，不过是一个学术骗子的可憎可耻的生涯！ 藤村交代的42处造假遗址使人们感受到了旧石器考古界“灾情”的严重程度。然而，人们有理由怀疑藤村迄今为止交代的内容还不是他以往造假的全部内容。比如，在藤村提交的坦白材料中，他承认在座散乱木遗址的第13地层中出土的石器是他埋进去的，但他否认其下方更古老的第15地层中出土的石器与他的造假有关，这显然不合情理。再如，1986年至1987年间，藤村等人曾对日本南关东的东京都多摩市新城建开发区进行了踏查和发掘。结果在该地区的471－B遗址的3万年以上的地层中多次发现石器。藤村本人先后3次到过该地区，其中有两次都亲手发现了石器。另外还有一次是他用电话联系的方法，遥控指挥其手下的调查员进行发掘，结果也发现了石器。现在看来，上述调查和发掘过程以及出土的石器都有许多可疑之处。可是，在藤村交代的造假遗址名单中并未提到这个遗址。另外，最近还有人指出，藤村的造假活动恐怕不是始于1981年，而是在1976年就开始了。因为在1981年以前的几次考古发掘中——包括座散乱木遗址第一次调查（1976年）、鹿原D遗址（1978年）、山田上之台遗址（1980年）等，藤村也都不可思议地发现了旧石器。现在这些石器的性质已受到严重的怀疑。 在和藤村本人进行交涉的同时，特别委员会还与各地考古团体合作，对藤村过去染指的遗址分批进行了排查。专家们对部分保存下来的遗址进行了重新发掘，但并没有发掘出货真价实的旧石器遗物，倒是在个别遗址中发现了过去未被挖出来的、“漏网”的藤村造假石器。更多的遗址在发掘结束后由于土地被另做他用等原因，已无法进行重新发掘，只能依靠原来的发掘记录和出土的石器进行分析。经过对石器的分析，专家们发现有些遗址的石器的石材与遗址当地所产的石材不符，是来自远隔数百公里的其他地方。这种现象明显违反了旧石器时代人一般都是在生活所在地就地取材制作工具的常理（石器远距离移动的现象一般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以后）。另一方面，根据以往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成果可知，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的智力水平和工具制作水平要远远落后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因此，根据石器类型学的比较研究也帮助人们排查出一大批假石器或非人工加工的自然石。再有，在过去20年中，在东北地区出土的旧石器中有不少石器上带有被铁器划过的划痕，划痕上的铁残留物形成氧化铁，也就是铁锈的锈斑。铁器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在年代久远的旧石器上留下印记，比如随着地层的变动，旧石器有可能被搬运到地表，与农耕具等铁制工具相撞击，从而留下划痕。在一般情况下，埋藏在较深地层中的旧石器是不会出现铁器划痕的锈斑。因此，那些不是从地表采集来的有铁器划痕的石器，很可能不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通过上述方法的综合分析和排查，东北地区现有的大批前期和中期旧石器的性质遭到怀疑。至于那些由藤村新一亲手挖出的“前•中期旧石器”就更无法让人相信了。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工作，一大批假旧石器被排查出来，一批所谓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正在等待最终的“判决”——将其从全国旧石器考古遗址名单中删除。 藤村的造假活动给日本旧石器考古界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和损失。首先，他的造假行为使日本前•中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步伐倒退了整整20年，使考古学界苦心编织出来的日本前•中期旧石器时代编年体系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他的造假活动还大大降低了日本国民和外国学术界对日本旧石器考古学家和考古成果的信任，从而使日本考古学界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其次，他的造假活动还在经济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损失。当年在发掘东北地方的旧石器遗址时，各地的行政机构和发掘团体为他的发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比如，在发掘北海道总进不动坂遗址、岩手县瓢箪洞穴遗址、宫城县上高森遗址、山形县袖原3号遗址等4处遗址时，各遗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向藤村所在的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提供了总金额达232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0万元）的发掘补助金。在援助藤村等人发掘埼玉县秩父市的小鹿坂和长尾根两遗址时，埼玉县政府曾批准了一个补助金额高达8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50万元）的预算计划。今天，这一笔笔饱含纳税人血汗的发掘补助金也随同藤村的假石器付诸东流了。在最近的对藤村造假遗址进行重新发掘调查的过程中，面对发掘团体提出的新的发掘补助金申请，各地方行政部门的反应已十分冷淡。 五、重新验证未“受灾”遗址 在日本考古学界加紧收集藤村造假证据的过程中，人们将怀疑的范围逐渐扩大到战后50年来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其他重要的遗址和遗物上，通过学者的讨论，动摇了过去对这些遗址和遗物所下的结论。 日本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正式展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此之前，尽管有一些个别的研究成果，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并不承认更新世的日本列岛有人类生存。所以考古调查一般是挖到更新世地层（即红土层）时就停止了。1946年，一位名叫相泽忠洋的民间考古爱好者在群马县岩宿地方的一处暴露的红土层中发现了石器，接着，日本明治大学的考古学家在1949年对岩宿遗址进行了正式的发掘调查，结果也发现了石器。人们根据这一发现认定更新世的日本列岛曾有人类生存，也就是说当时日本列岛上存在着旧石器文化。在岩宿遗址发现后的10年里，日本考古界在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地区的广泛区域内也发现了埋藏于红土层中的石器。并且，这些石器出土时都不伴有陶器。由于当时的考古学家还不能断定这些石器就是更新世的遗物，因此不少学者并没有直接称之为旧石器文化，而是称作“先绳纹文化”、“无陶器文化”或“前陶器文化”。直到1980年代以后，随着更新世地层的确认，才有更多的学者开始使用“旧石器时代”的称谓。关于日本旧石器时代的分期，日本学界一般采用国际流行的分期法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期，其中前期的下限年代为13万年前；中期为13万年前—3、4万年前；后期为3、4万年前—1万年前。另外，也有些学者采用两分法，即以3万年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在对日本列岛更新世地层的遗物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项特殊的研究在1960 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火山灰地层编年学。日本列岛是一个多地震、多火山的国家，素有“火山国”、“地震国”之称。更新世晚期的日本列岛，火山活动频繁，火山喷发剧烈，且规模很大，成为当时日本列岛自然环境的一大特色。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大约在2•5万年前，九州南部的鹿儿岛地区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火山喷发，火山灰覆盖了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地区，并且还散落到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由这次喷发造成的火山灰层被称作“蛤良•丹泽火山灰层”，简称“AT火山灰”。该火山灰层今天成为人们划分后期旧石器时代的标志性地层。通过对火山灰层的对比，可以大体把握各地出土的后期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编年。 不过，大量的火山灰土壤的存在也给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前•中期旧石器考古带来了一个很不利的因素，即旧石器时代的骨角等有机物质极容易被火山灰的酸性土壤溶解。世界上其他碱性土壤较多的地区，骨角等有机质物质可以保存下来，因而能将人骨、动物遗骨、骨角制品和出土石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分析。然而日本的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可利用的骨角材料很少，特别是前•中期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可利用的只有石器。这样一来等于规定了日本的前•中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只能走对石器进行详细研究这一条路。 战后日本旧石器时代史的研究大体上可以198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出土的遗物和少量人骨都属于后期旧石器时代。1980年代以后，前•中期旧石器考古发现明显增加，但这期间的许多成果与藤村的造假活动有关。在藤村的造假活动败露之后，前•中期旧石器的研究成果被基本否定，由此还使人联想到3、4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后期旧石器时代的研究成果的可靠性问题。迄今为止，据称日本考古学界已在日本列岛上发现了5000处以上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此同时，还发现了一些属于晚更新世的人骨化石，其中包括著名的明石人、葛生人、浜北人、三日人、牛川人、港川人、圣岳洞穴人等人骨化石。在过去的讨论中，这些人骨化石一般被认为是证明日本旧石器时代人存在的“铁证”。虽然198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但这些反对意见并未受到重视。在一般历史书和教科书中，肯定这些人骨化石的真实性的观点仍占上风。 藤村造假事件发生后，上述这些后期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的性质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通过对实物的重新调查，一些学者对过去的主流观点提出强烈质疑。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人类学部部长马场悠男教授。马场不是考古学家，而是人类学家。他对旧石器时代史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了寻找爪哇人，他曾在印度尼西亚从事过近20年的发掘工作。他认为，日本学界以往关于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的研究结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这些研究结论中存在着不少问题，诸如将人骨化石的年代提前，误将动物遗骨认作人骨，以及旧石器中混入了新石器等问题。他在研究了日本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后，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结论的新见解。下面略作介绍。 葛生人是1950年以后在栃木县葛生町发现的化石人骨。过去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遗物，属晚更新世晚期。现存有8件人骨化石。在最近的调查中发现，这8件人骨化石中只有4件是人骨化石，其他4件是动物遗骨。马场认为，这些人骨与冲绳那霸市发现的港川人骨毫无相似性，而与绳纹时代以后的人骨却有不少共通特征。因此葛生人有可能是全新世的人骨。 牛川人是1975年在爱知县牛川矿山发现的，包括一块上肢骨化石和一块大腿骨化石。过去铃木尚等人类学家认为，牛川人属早期智人，其上肢骨来自一位个子极矮的女性。近年来，马场等学者断定牛川人的上肢骨化石不是人骨化石，而可能是来自小猛犸象身上的一块腓骨。 明石人是1931年在兵库县明石市发现的一块髋骨化石。该化石原件在太平洋战争的空袭中焚毁，现只保存着根据原件制作的石膏模型。发现者直良信夫曾认为明石人是古人（或称尼人、早期智人），1980年以后，通过对世界各地的髋骨化石、特别是港川人髋骨的比较研究，马场等人认为，明石人既不是直立人，也不是古人，而是新人（晚期智人）。而且，由于它与港川人没有共通之处，所以极有可能属于绳纹时代以后的人骨。 另外，1960～1962年在静冈县浜北市发现的浜北人骨和1959～1961年发现的静冈县三日人骨近来也被认为与绳纹时代人骨很相似。马场认为，在以往著名的旧石器时代化石人骨中只有冲绳县港川采石场发现的港川人骨具有旧石器时代人的特征，港川人与其说与山顶洞人相似，不如说与印度尼西亚的瓦克加人更为接近，其化石年代大致属于晚更新世后期，距今约18000年前。 六、排查工作中的“案中案” 以上这些人骨化石出土时均未发现石器。在日本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中，人骨化石和旧石器同时出土的遗址只有九州地区大分县本匠村的圣岳洞穴遗址。圣岳遗址的第一次调查发掘是在1961年～1962年间进行的。负责此次发掘的是九州地区著名的考古学家、别府大学教授贺川光夫。在这次发掘中除出土了石器和大量的动物遗骨以外，还发现了一个不十分完整的人的头盖骨。当时，发掘者们将石器断定为旧石器，所以其人骨化石也被认定为旧石器时代的人骨，其年代被推定为晚更新世晚期。由于是人骨和旧石器同时出土，该遗址受到格外的重视。不过，在发掘之后，关于遗址地层的年代和石器的性质也引起了一些讨论。 1999年以别府大学文学部长后藤宗俊和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考古学部部长春成秀尔为首的考古学家组成发掘调查团，对圣岳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调查。通过再调查，学者们对第一次调查的结论提出怀疑。首先，关于第一次调查所获圣岳人头骨的性质，过去的结论认为，该头骨与1～2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101号头骨十分相似，于是将其年代确定为14000年前。在第二次发掘调查中，专家们在前次出土头骨的地层、即圣岳遗址第三层堆积层中也发现了人骨。但是经过对遗址的地层和各种遗骨、遗物的测定，所获的年代数值相当不一致。其中，人骨的年代大约在550年前（相当于日本中世纪的室町时代），而包含了人骨的地层的年代为380年前～100年前，属于江户时代的堆积层。此外，马场悠男等学者不久前也对前次发现的圣岳人骨进行了类型学的分析。分析结果是，圣岳人头骨无疑属于现代人的头骨。该头骨不具备过去所说的山顶洞人的那些原始性特征，其形态与江户时代人骨十分相似。 其次是石器的问题。在第二次发掘调查中，专家们在前次发掘的地层中又出土了一些石器。但石器的年代也是十分不统一。其中有2～3万年前的旧石器，也有1万数千年前的石器，还有不到1万年的石器，而且这些石器都出土于同一地层。故此，专家们对前次出土的旧石器也提出了否定的意见。在第二次调查的发掘报告中有这样一段结论：“在这个洞穴中发现的用黑曜石制作的一组石器是从该遗址以外的其他遗址——也许是位于长崎县、佐贺县以及福冈县的遗址——的地表采集到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石器是在过去的某一时间里被带到这个洞穴中的。” 为了进一步澄清圣岳遗址石器的石材产地和年代，别府大学于2001年1月邀请17名考古学专家组成“圣岳问题研讨委员会”，再次对1961～62年第一次发掘调查时出土的旧石器进行了分析。检测结果表明，第一次发掘时出土的12件用黑曜石制作的石器中，有4件属于后期旧石器时代，有7件是绳纹时代（即日本新石器时代）后期或晚期的制品。这7件石器所用的石材来自180公里以外的佐贺县伊万里市的腰岳山地。另有一件石器的年代性质不明。这一结果说明，在过去被认定为旧石器的12件石器中，混入了7件绳纹时代的石器。也就是说，这些新石器的存在使圣岳遗址石器失去了印证该遗址出土的人骨化石是旧石器时代人的作用。 第一次发掘调查的负责人贺川光夫教授在得知上述复查结果时，心情十分沉重。但他还是真诚地要求学术界以现代的观察方法，搞清圣岳遗址的诸多疑团。这时正值藤村造假案事发，于是有的日本新闻媒体根据圣岳遗址的旧石器中混入新石器的事实，怀疑圣岳遗址的第一次发掘调查与藤村遗址的造假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推测圣岳遗址的第一次调查中，可能存在着“第二双上帝之手”。媒体的报道使78岁高龄的贺川教授心情感到十分压抑，他一再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伪造石器。为抗议媒体的指责，他于2001年3月9日在家中上吊自杀。贺川教授在自杀前曾谈到，“（圣岳遗址）石器在形态上缺乏统一性，这一点在当初发掘时就有疑问，并且在发掘报告中也指出过。我欢迎用现代的观察角度重新审视40年前的结论。” 圣岳遗址的早期发掘调查中是否存在人为造假的事实，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根据近来多数学者的“会诊”，该遗址的可靠性已大大降低，正如春成秀尔所说，圣岳人在学术上“已不能使用了” 。 贺川教授的死是令人惋惜的，毕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圣岳遗址的新石器是由发掘者自己埋进去的，今天圣岳遗址中发现的问题可能与当初学者的学术判断失误有关，而不是故意为之的结果。 七、造假事件的学术背景 旧石器考古造假事件发生后，关心此事的人们不禁要问，藤村的造假活动为什么得以持续20年（而且很可能要超过20年）。在这20年中，藤村的足迹遍及日本国内的180多个遗址，他本人已交代的造假遗址达42处。如此大范围的学术造假活动为什么始终没有被日本考古学界彻底揭露和批判，为什么最终斩断这双“上帝之手”的是新闻媒体的记者，而不是考古学家。这样的事实如果仅用藤村的造假之术极为高明之类的理由来解释，恐怕是很难说服人的。痛定思痛，现在有不少学者逐渐认识到，正是日本旧石器考古界的发展现状使藤村这样的造假者有机可乘，有空可钻。 造成考古学界未能及时揭露藤村的造假活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考古学界自身的原因，也有考古学界以外的原因。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致使整个考古学界上当受骗的原因至少可从两个方面来总结，一是日本旧石器考古的主流学术观点无形中对藤村的造假活动起了保护伞的作用；二是学术体制和学风存在缺陷和偏差。 实际上，藤村的造假手法并不复杂。他偷埋石器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在相应的地层中挖一个坑穴，埋入一组石器。二是用“大面积播撒”的方法，在遗址的较大范围内分散地埋入石器。在出土石器后，藤村一般都会请专家测定地层年代，地层的年代一旦确定，石器的年代也随之确定。过去学术界之所以相信了藤村的发掘成果，就是因为他“发现”的石器出土于古老的地层。实际上，旧石器的年代确定方法，除了查明石器包含层的地层年代，还需要对石器进行石器形态、加工技术和区域特点等类型学方面的分析。那么，过去日本旧石器考古中为什么偏重地层的检测而忽视了类型学的研究呢。这恐怕与旧石器考古界多年来形成的主流观点有关。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围绕日本是否存在前期和中期旧石器问题，考古界曾有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有两个观点对后来的考古发掘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就是今天日本旧石器考古的泰斗人物、日本东北大学教授芹泽长介提出的“层位优先于型式”的观点。所谓“层位优先于型式”是指在判断前期和中期旧石器的年代时，应优先考虑出土物所在地层的年代，而不是对石器本身的类型学研究。如前所述，日本列岛上的酸性火山灰土壤使石器以外的前•中期旧石器遗物很少保存下来。另外，和欧洲和中国等国家的旧石器考古相比，日本旧石器考古开展的时间较短，积累的经验、知识和发掘成果还不多，有关旧石器型式的研究观点还不成熟。这些都是导致过去较长时间里，人们很容易接受“层位优先于型式” 观点的重要原因。再有，除少数专家学者外，一般的发掘者很少有人了解复杂的石器加工技术的编年方法。对他们来说，用“层位优先于型式”的观点来判断石器的制作年代无疑是最便捷易行的办法。正是这样一种学术上的认识，使藤村的造假活动变得不易被人察觉。就是说，只要他能从十几万年前的地层中挖出石器，那么人们肯定会坚定不移地相信他挖出的石器是前期旧石器。 另外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是有关旧石器的加工技术。旧石器时代人加工制作石器，是人脑的发达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但是，人类加工制造工具的技术会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特别是人类自身进化水平）的限制。譬如脑容量的大小和人的手臂骨骼的演化，前者决定了人的智力的高低，后者决定了人手的灵活程度。就是说，人的智力和手的灵活性的不断提高决定了石器加工技术的进步。考古学的实践经验也证明，属于较晚时代的较先进的石器加工技术是不可能出现在较早时代的较原始的石器文化中的。 在六七十年代的讨论中，日本的旧石器考古学家注意到日本的前陶文化中存在着称作磨制石斧的石器。经过一番讨论，学术界逐渐默认了日本旧石器文化中存在磨制石斧的观点。也就是说，把拥有磨制石斧的文化当作旧石器文化来看待。这一点与已有多年研究积累的欧洲的旧石器文化编年全然不同。在欧洲的旧石器文化中虽然存在着磨制的骨角器文化，但不存在磨制石斧。从世界范围来看，磨制石器的加工技术是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开始出现，并在新石器时代才普遍被采用的。日本在旧石器时代的较早时期已存在磨制石器的说法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是可以探讨的。但是这一观点也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误解，即日本的旧石器文化中既然存在磨制石斧，那么在前期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存在绳纹时代的石器加工技术似乎也是可能的。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例子是日本前期旧石器中存在的“压制法” 加工技术问题。最近，竹冈俊树等学者在审查藤村曾参与发掘的宫城县马场坛A遗址、高森遗址的出土石器时，发现有用“压制法” 制作的石器。所谓“压制法”（日本称“押压剥离法” ）是打制石器中一种比较精细的间接加工技术。用“压制法”制作石器时，是先将石料初步打造成型，然后用石制或骨制的压砸器沿着石片的边缘用力按压，以便压出更理想的边刃。用“压制法” 制作的石器上会沿石片边缘留下浅而长的按压痕迹。这种技术对人手的结构和手指的灵活程度有很高的要求，因此一般认为，它是在打制石器的较晚阶段才出现的一种石器加工技术，直立人和早期智人都不可能采用这种技术。竹冈俊树、西秋良宏等学者进一步指出，打制石器中使用“压制法” 的时代上限，在东西伯利亚地区始于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在欧洲始于18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在西亚始于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南非始于9～10万前的中石器时代；而日本可以证实的实例出现在后期旧石器时代结束期的13000年前。可见，日本前期旧石器中出现这一技术是极不自然的。用竹冈俊树的话说，就好像是300年前的江户时代人使上了电子计算器。可是，日本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权威学者芹泽长介、梶原洋、镰田俊昭等人都认为，既然上述石器出土于更新世地层，那么直立人会使用这种技术也是可能的。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所谓日本前期旧石器中用“压制法”制作的石器，实际上是藤村埋入的绳纹时代的新石器，而不是旧石器。 以上提到的“层位优先于型式”和日本旧石器时代已拥有先进的石器加工技术这两种见解，构成了藤村旧石器造假事件的学术研究背景。从一定意义上说，上述两种观点妨碍了今天的研究者识破藤村的把绳纹时代的新石器埋入古老地层的简单骗局。 八、研究体制上存在的问题 不少日本考古学界人士在藤村造假事件发生后的自我反思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造假事件不只是藤村的个人问题，还与目前日本考古学界的研究体制中存在的弊病和缺陷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弊病和缺陷侵蚀了考古学界的“肌体”，使考古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出现偏差，藤村造假事件只不过是其中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根据日本考古学人士的反省，目前旧石器考古学界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弊病之一：只重视发掘、发现，忽视研究的倾向十分严重。 这种现象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考古学界的异常发展有关。20世纪60年代以后实施的国土改造计划，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泡沫经济时期”的大规模的国土开发事业，造成大量的遗址被破坏。据说日本近年来每年都要进行1万件左右的考古发掘。其中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有计划的发掘调查只占二三百件，其余绝大多数的发掘都属于开发建设之前的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结束之后，多数遗址都随着继之而来的开发行为从地上消失了，保存下来的只有发掘时的记录。就像狼吞虎咽式的进食会导致消化不良一样，大量的发掘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详细的研究，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忽视研究的倾向。日本每年出版的考古报告大约有3000多种，这一数字要大大少于发掘的件数。研究者们所依据的考古信息有时不是发掘报告，而是在新闻报刊和一些专业期刊上公布的简单报道。在这种情况下，发掘者的未经深思熟虑的判断往往被当成了正式的结论。例如，在藤村新一亲自参加发掘的33处遗址中，有6处遗址至今没有出版正式的发掘报告，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上高森遗址。可是，该遗址的所谓的发掘成果和结论很快就被写入由6家出版社出版的14种教科书中，在日本社会上广泛传播。如果说民间的考古学研究团体不懂考古学的学术研究规范，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不按规范操作，就属于明知故犯了。数年前，北海道札幌国际大学的一位考古学副教授在北海道下美蔓西遗址发现石器后，在未对石器出土地层进行详细的年代测定的情况下，便向新闻媒体公开宣布发现了50万年前的石器。这一实例充分反映出近年来日本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存在的缺乏深入的研究，不按学术规范办事的浮躁作风。 考古学研究的内容，除了最初的发掘工作外，更主要的是要对考古发现进行整理、分析、报告和论证。多年来，日本旧石器考古中存在的只重发掘、忽视研究的倾向，实际上是错误地强调和夸大了考古学研究的最初阶段的工作。这种缺乏深入研究的考古学是不可能进步的。 弊病之二：对违规操作的民营发掘公司和实体失于管理和监督。 在大量出现的遗址面前，训练有素的专业考古工作者的人手明显不足。于是日本社会上涌现出许多民营的以考古发掘为业的公司和实体。藤村新一所属的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发掘实体之一。这些公司和实体更是以发掘为主业。对他们来说，发现是第一位的，只有不断地在发掘现场“有所斩获”，才能对向他们提供发掘经费的部门和机构做出满意的交代。造假者藤村新一在谈到他以往的业务活动时说：“有些遗址如果每年不挖出东西来，就无法得到地方行政机构提供的发掘补助金，从而也就无法向发掘地的土地主人交付感谢金。”另外，藤村在谈到在上高森遗址造假的动机时，曾提到上高森遗址的发掘成果不如其他遗址，这使他很着急，于是采用了造假的办法。这是否是他造假的真实动机姑且不论，但他的这种心态恐怕也反映了许多民营的发掘公司和实体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背后，人们不难发现支配着藤村的发掘行为的，不是考古学的原则和规范，而是名誉和金钱。在这里，严肃的考古学研究行为已经蜕变为“你给钱，我交货”的商业行为。 在利益驱动之下，民营的发掘公司和实体总要想方设法地挖出东西来。然而，考古学研究本来是十分严谨的科学研究行为，考古发现不过是这种行为的结果。在科学研究领域中，资金的投入与科研成果的收获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在人类的科学研究活动中，失败的概率往往要高于成功的概率。就考古学研究而言，即便是最正规的考古发掘，在发掘中一无所获也是屡见不鲜的。对本来残存遗物就很稀少的旧石器考古来说，更是如此。相反，日本旧石器考古学中那些每挖必有的发掘现象，才是最不正常的。因为这违反了以往日本旧石器考古的经验和常识。对旧石器考古有丰富经验和知识的马场悠男教授曾指出，由同一支发掘队伍在不同的发掘地点或同一地点的不同自然堆积层中不断发掘出旧石器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有的话，其概率也只有几兆分之一。他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举例说，在印度尼西亚桑基兰地区寻找爪哇猿人化石的考古发掘中，尽管来自不同国家的发掘队进行了大量的发掘，但在过去100年中只有3次挖掘出了少量的遗物，这与过去20年藤村新一在日本东北地方的发掘中连续不断地发掘出数以百计的旧石器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对藤村的发掘提出怀疑。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迄今为止日本考古学界对民营发掘公司和实体的在考古发掘中存在的违规行为缺乏有效的管理、监督和审查的办法。这种失控的局面很容易使一些民营发掘公司和实体发展成为造假活动的温床。 弊病之三：学术体制带有封闭性，缺乏积极的学术批评。 许多学者都曾指出日本学术界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的一个表现是日本考古学家一般不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到国际学术界讨论。在日本筑波大学讲授考古学的英国学者麦克•哈德逊指出：“国际学术杂志一般比较严格，但能做出彻底的评价和批评。（日本考古学者）由于不在那样的杂志上发表成果，只在国内讨论，因此审稿关过得太轻松了。” 这种封闭性的另一个表现是考古学教育的知识面较窄。执教于日本上智大学、专门从事日本旧石器考古研究的美籍教授C.T. 凯利指出，在日本，学习考古学专业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一般仅限于考古学的知识，而很少接受与考古学有密切关系的相邻学科的知识教育，如地质学、年代测定学、花粉研究、古生物学、古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等。这种教育状况造成学生的知识面十分狭窄。 熟悉日本学术界的人都知道，日本的研究者一般都有自己的学术小团体、小圈子。与日本学者交流的外国人很快就能发现这种小团体的存在。这种小团体内部的人际关系类似一种家长制：著名而年迈的教授是这种小团体的领袖，他对小团体成员的学术研究活动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人际关系上，下级的教师和学生要服从上级的教师和领导者的意见，不然就会遭到小团体的排斥。C. T. 凯利教授批评这种以结成小团体为特征的学术研究体制是一种封闭式的研究体制，它是日本传统社会的一些特点（如强迫性的对集团的顺从、阶层式的社会结构、权威主义、秘密主义等）在学术研究体制中的反映。 由于上述小团体利益的存在，学者们在进行学术交流时也变得十分小心谨慎。学生一般不能对老师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大多回避“正面冲突”。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学术批评往往被认为是人身攻击。进行公开批评的人往往会受到冷遇，或是面临被封锁资料、断绝学术来往的困境。凯利教授就有过类似的经历。他曾与藤村新一等东北地区的旧石器考古人员有密切的交流，多次被邀请参加会议，参观石器。可是当他撰文对东北地区的旧石器考古成果表示怀疑后，他很快便从这些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了。另一位对东北地区旧石器考古成果表示怀疑的学者竹冈俊树也遭到同样的冷遇，他所持的批评见解使他再也看不到东北地区的旧石器实物了。 对学术名人的批评就更不容易了。这种批评往往被忽视，甚至被认为是不怀好意。此次旧石器造假事件可以说是轻视学术批评而导致极端后果的一个典型案例。实际上，在藤村的造假活动败露之前，至少有三篇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对藤村的发掘成果提出质疑。其中包括小田静夫和C. T. 凯利合著的《宫城县的旧石器及其“前期旧石器”时代研究批判》（《人类学杂志》第94编第3号，东京，日本人类学会，1986年7月出版）、竹冈俊树著《“前期旧石器”究竟是怎样的石器》（《旧石器考古学》第56号，旧石器文化谈话会，1997年5月出版）、竹花和晴著《法国阿拉贡洞穴遗址与日本的前期旧石器文化》，（《旧石器考古学》第59号，旧石器文化谈话会，2000年2月出版）。这些论文根据欧洲国家旧石器文化研究的成果和经验，指出藤村的前期旧石器发掘成果有许多可疑之处。然而，这些中肯的批评很快就被湮没在对藤村的一片赞扬声中，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坦率地说，日本旧石器考古学界只要稍加留意，是不难发现藤村的造假事实的。实际上，在藤村造假事件发生之后，学者们很快就从藤村发掘过的遗址遗物中寻找出大量的疑点。譬如，（1）一般的旧石器遗址在出土石器时还会出土大量的剥片，并且大多是集中出土的。这样的地点往往是旧石器时代人的生活遗址、石器制作场所或石器废弃场所。可是日本的前• 中期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很少有这样的石器和剥片的集中地。即使有也是小规模和分散的，并且遗物的数量很少。（2）一般的旧石器出土现场都会发现大量的拳头大小的砾石和一些小儿头骨大小的石块，这些自然石有的是作为加工石器的平台，有的有烧黑的痕迹，表明是火塘用的石块。可是日本的前•中期旧石器出土时并未发现这种自然石。（3）在一般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除石器和剥片外，往往还可以找到木材和骨片的碳化物，这是用火烧制食物后留下的。但日本前•中期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却找不到这样的碳化物。（4）在石器和剥片集中的地方，往往可以发现同样质地的石器和剥片的拼合关系，这反映了石器的制作过程。可是在日本的前•中期旧石器遗址中，石器都是单件的，找不到石器和剥片之间的拼合关系。过去日本旧石器考古中唯一的石器拼合的例子，是前述山形县袖原3遗址和宫城县中岛山遗址分别出土的两件可拼合石器。而这两处遗址相距甚远，这本身就与常识不符。现已证明这个唯一的例子不过是藤村造假的结果。（5）在一般的旧石器遗址中，除出土的石器外，还存在大量的与石器制作有关的遗物，如打击石、石核、剥片和碎片等。此外，还往往可以找到还未制成就已残破的石制品。可是在日本前•中期旧石器遗址中，找不到显示石器制作过程的遗物。同时，在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即使是很小的一个剥片都是有使用痕迹的石器，找不到一件未完成的石制品。这就是说，日本的旧石器时代人在加工石器时从未生产过次品。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6）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地层往往会由于一些自然的原因（如土壤流失、树根的生长、地层因在冰河期和间冰期反复冻结和解冻而产生变动等）而出现上下移动的现象，因此地层中的石器等遗物也会随着土层的移动而移动，不可能处在同一水平面上。可是日本前•中期旧石器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大多是在同一水平面上被发现。（7）旧石器深埋于更新世地层中，由于地层的压力，土壤会紧紧地贴在石器表面上，不易脱落。可是日本的前•中期旧石器出土时往往表面很光洁，很少有泥土。另外，日本更新世的土壤是红色的，然而日本前•中期旧石器表面的纹理中却时常能观察到黑色土壤，即绳纹时代的土壤。 通过上述对旧石器的分析和比较，足以证明过去20年中出土的日本前•中期旧石器发掘和研究存在严重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在此之前除极少数人外，日本考古学术界多数学者都未能从上述角度详细分析藤村发现的“旧石器”。 上述种种弊病对日本考古学界的危害，就像病毒对人体的侵害一样，造成学术界自身免疫功能的低下。当遇到藤村造假事件这样的恶性事件时，学术界不能有效地发挥应有的自净能力，及时制止他的造假活动。这一点恐怕是藤村的造假活动得以猖獗20年而未被发现的最主要原因。由此可见，遵循学术规律，严守学术规范，整肃学术风气，开展积极的学术批评，提高学界的自净能力，对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和科学的进步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这一经验教训，不仅是日本学术界，而且也值得其他国家的学术界认真参考、借鉴。九、新闻媒体的反思：考古学报道中的新闻性与科学性 在不久前举行的2001年度日本新闻协会奖评选活动中，《每日新闻》社的旧石器造假事件报道组，以其在揭露藤村造假活动中的“骄人战绩”，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此项大奖。《每日新闻》的记者在此次学术打假“战役”中，坚持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良心，通过周密的策划和翔实的报道，最终取得了“完胜”。应当说其功不可没。那么，日本新闻媒体以往的考古学报道是否都无可指摘呢？回答是否定的。比如，就是同一家《每日新闻》社，曾在数年前以最高的报道规格，用整版篇幅报道了藤村在宫城县高森遗址的发掘。这次报道和该报社以往对藤村新一的旧石器发掘活动的报道，如果从新闻报道的性质来说，都属于误报。藤村造假事件发生后，日本许多学者和关心考古学的公众都认为，日本新闻媒体也应从此次事件中认真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日本虽然国土狭小，但在当今世界上却堪称考古发掘大国。考古学在日本国民中拥有大量的关心和支持者。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1972年日本奈良县高松冢壁画古坟发现后，社会上的考古学热迅速升温。社会上对考古学信息的需求促使日本新闻媒体对考古学的信息特别关注，每逢有重要的考古发现，新闻媒体总要连篇累牍地报道，其数量之多，也是其他国家少有的。撰写有关报道的记者，有些已具有相当专业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知识。但是，像考古学这样的学术报道，与一般的社会新闻报道相比难度更大，令记者难以把握的问题也更多。因此在考古学的学术报道中也时常会出现偏差和失误。 日本学术界和一般读者对新闻媒体的考古学报道的不满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只重快速报道而忽视了事实描述的准确性。日本的考古学报道是十分高效和及时的。在考古现场常常能够看到新闻记者的身影。但另一方面，在所报道事实的科学性和全面性上却存在不足。而且，第一次报道所产生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越大，在后续报道中要修正这种影响就越难。例如，前些年在佐贺县吉野里地区发现大规模的弥生时代环壕聚落遗址时，许多人都联想到了1800年前在日本列岛上存在的邪马台国和有关邪马台国地理位置的学术讨论。严格地讲，这些联想只是学术上的某种推论，吉野里遗址的发掘最终未能证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在哪里。但是当时的新闻报道为了吸引读者，在标题和报道中使用了“邪马台国出现了”、“邪马台国就在这里”等结论性的措辞，致使有些读者误认为古代的邪马台国就在吉野里地区。又如，在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青森县三内丸山遗址(约5500～4000年前)的大型建筑遗址时，媒体报道中将该遗址形容为“绳纹城市”。但实际上，现在学术界没有人认为在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时代，日本已经出现了城市。因此“绳纹城市”的提法等于是对读者的误导。另外，新闻媒体对考古发掘成果的报道经常使用“最古老”、“最完整”“最大级别”等词汇，这种对考古学遗址遗物的评价，很难判断它究竟有多少科学依据，同时也是对考古学研究目的的一种曲解。 另一种不满是认为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只重视发现者的观点，在征求其他学者的意见时，大多选择其中有利于发现者观点的内容报道。例如，在有关邪马台国地理位置的学术讨论中，有读者批评说，新闻媒体更多的是采用“大和说”的观点，而无视“九州说”的观点。在旧石器发掘报道中也存在相同的情况，比如，在近年来有关上高森遗址的报道中，很少能看到怀疑者和反对者的见解。 学术报道要注意的问题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即如何处理好新闻的时效性与学术报道的科学性的关系；如何在报道中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取舍；如何处理好新闻语言的特殊要求与学术语言的准确性的关系。这些问题，不仅是日本，而且也是所有国家的新闻媒体在报道学术消息时都会遇到的普遍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看来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十、造假事件与社会文化心理 在过去20年中，藤村新一的奇特的旧石器发现史始终未能引起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日本国民的怀疑，这一事实本身也是令人深思的。应当说在过去20年中，日本社会对藤村的发掘和发现寄予了极大的期待，但是却缺少了科学的、批判的眼光。造假事件发生后，韩国报纸《朝鲜日报》驻东京分社社长朴正薰指出，日本媒体过去对藤村发掘“成果”的大肆报道以及民众对旧石器考古的关心，“无意中流露出了日本人希望拥有亚洲最古老历史的心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日本在经济上取得高速发展，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物质生活的富裕和国家地位的提高也使有些日本人心中滋长出一种盲目的民族自豪感，患上了一种夜郎自大症。藤村新一的在旧石器考古发掘中的越挖越古的“成就”正好迎合了这样一种巴望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文化大国、历史大国的社会文化心理。日本的右翼分子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更是极力鼓噪、推波助澜，推动社会文化的右倾化。不久前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便是社会文化右倾化的一个极端的体现。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中，一些右翼的所谓自由主义史学家打着为下一代年轻人重树信心的招牌，不惜在历史教科书中颠倒黑白，篡改历史事实，因而遭到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批判。但是作为日本最高文化指导机构的文部省却置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正义感情于不顾，极力为那部臭名昭著的《新历史教科书》辩护，并强行通过了该教科书的审定。藤村造假事件发生后，日本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把此次造假事件与“教科书问题”相联系，激烈抨击了文部省的教科书审定制度。他们指出，“（像上高森遗址那样的）连考古报告都没发表的遗址，为什么能被写进教科书呢！另一方面，文部省在随军慰安妇和对亚洲国家的侵略问题上，却拼命为教科书辩解，声称证据不足。为什么对此次（造假）事件的处理这么简单。这两件事的处理上的落差，说明了什么呢！” 不久前，日本考古学的权威人士、考古学协会会长甘粕健向学界发出呼吁，要求考古学研究者将此次事件视为考古学界的结构性危机，要为日本考古学的再生团结奋斗。实际上，日本考古学的再生不仅需要考古学家的努力，而且也需要日本社会上关心考古学的人们调整心态，正视本国的历史，真正把考古学视为一门科学，用实事求是的眼光看待本国考古学研究的现状。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这门还十分年轻的学问被某些人用来作为诱导社会文化心理的工具。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防止此类考古造假事件的再次发生。 （全文完）2002年4月 附注： 本文为避免繁琐，没有对文中引用的资料和学术观点一一作注。在此仅将文中所引参考资料一并罗列如下： 一、有关此次造假事件的新闻报道，主要依据了日本《每日新闻》2000年11月5 日至2002年2月15日的所有有关报道，计100余篇。 二、日本学术界在事件发生后发表的批判性文章和研究成果： 1、每日新闻社编：《发掘捏造》，每日新闻社，2001年。 2、春成秀尔编：《验证•日本的前期旧石器》，学生社，2001年。 3、春成秀尔编：《“前期旧石器问题探讨”学术讨论会发言要旨》，每日新闻社资助出版，2001年1月。书中收入了佐原真、小田静夫、春成秀尔、冈村道雄、马场悠男、松浦秀治等人的讲演稿。 4、每日新闻社编：《立花隆访谈——追踪“旧石器捏造发掘事件” 》，每日新闻社，2001年3月。 5、圣岳洞穴发掘调查团编：《大分县圣岳洞穴的发掘调查》，2001年3月。 6、日本《考古学研究》杂志48卷2号，2001年8月。 7、《季刊考古学》杂志第74号，特辑“前期旧石器文化的诸问题”，2001年。 8、日本《历史评论》2001年2月号和7月号上所载文章。 9、日本《人文学与信息处理》杂志第34号，勉诚出版社，2001年。 10、日本《科学》杂志，2001年第2期、第3期所载专集“验证•旧石器发掘捏造事件（第一回、第二回）”。 11、日本《周刊文春》杂志2001年所载有关评论文章。三、中文参考资料： 1、周国兴著：《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 2、王幼平著：《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3、（美）B•M•费根著、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译：《地球上的们——世界史前史导论》，文物出版社，1991年。 4、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著、蔡俊生、马龙闪译：《原始社会史——一般问题、人类社会起源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5、《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欧洲的旧石器文化>等条目,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年。 （全文27000字，稍做删节后发表于北大《日本学》2003年） 直立人是早期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亚洲直立人的代表是生活于5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古人类学的传统观点将早期人类的进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猿人阶段（又称早期猿人）、直立人阶段（又称晚期猿人或原人）、化石智人阶段（又称智人）。化石智人阶段又可进一步分为早期智人（又称古人或尼人）和晚期智人（又称新人）两个发展阶段。在晚期智人阶段的晚期，人类逐渐进化为现代人。不过，关于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过程的研究目前仍是一个充满争论的学术研究领域，上述观点并不是定论。随着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观点正在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 日本的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年前－公元前300年。 宫城县内距上高森遗址不远的另一处旧石器文化遗址。 更新世是地质年代分期的一个阶段，又称洪积世。关于更新世的起始时间地质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如160万年前或250万年前，一般在200万年上下。更新世又被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更新世早期与中期的界限有人主张在大约70万年前，有人主张放在78万年前。更新世晚期从大约12万年或13万年前开始，到大约1万年前终止。（参见吴新智等编著：《中国古人类遗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页。）人类的旧石器文化便出现在更新世。更新世以后至今的地质年代称作全新世，这期间人类文化发展经历了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不同阶段。 贺川光夫，1923年生于日本栃木县。毕业于日本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后执教于别府大学，1961－1984年任该校文学部长，1987－1990年任该大学校长。在学术上，他曾积极主张日本在绳纹时代就已进入农耕社会。为表彰他在考古学领域的贡献，1978年他被授予“文化厅长官奖”，1981年被授予日本“文部大臣奖”，1997年被授予“勋三等瑞宝奖章”。

作者: w2k 时间: 2007-8-4 13:38
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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