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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哈贝马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转帖] [打印本页]

作者: 竹枝    时间: 2007-8-4 13:03
标题: 哈贝马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转帖]
哈贝马斯接触不多,马尔库塞知道一点,他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认为工具理性是导致异化的深层根源,而工具理性又是压抑性文明的结果,他认为解放之路是从根本上改造文明,建设无潜抑的新文明。他的观点是否对我们有点启示呢? 实际上异化现象我们每个人都时刻能感受到,《水手》这首歌就唱的特别真切,在“发达工业社会”我们的幸福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有可能,一、沉醉于意识形态的压抑不求自我,这种情境下,幸福存在于在大众的欢呼中。二、在意识形态的缝隙如音乐诗歌醉酒中体验到。幸福的普遍匮乏,批判理论当然需要,批判不仅是哲学家的事情,批判应成为社会之公器。
作者: 王晨    时间: 2007-8-4 13:03
标题: 哈贝马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转帖]
哈贝马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15日到达北京,开始了他历时14天的中国之行。今天上午,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题为《论人权的文化间性》的学术演讲。哈氏此行将成为最近一个时期学术文化界的谈话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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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采访
>张国锋: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哈贝马斯的理论前提
>哈贝马斯的理论思想涵盖面比较广,时间跨度也比较长。涉及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语言学等各个领域的各个学科。他的理论分几个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交往理论,延展到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法律与道德的领域,到90
年代又把这种理论运用到国际政治领域。研究的问题延及世界公民社会的建立问题,人权问题等。他主张实现世界的公正和人类的解放,主张通过话语权利的公平民主和自由的实现来达成一种合理的共识,从而共同寻求真理。作为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修正,认为剩余价值理论已经过时了,当今的阶级矛盾消除了。到这里,他既传承了法兰克福的批判精神,又有了改变。他的理论的一个最根本的前提还是站在西方话语之下来研究的,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哈贝马斯需要研究
>过去,对哈贝马斯的理论,我们只介绍了一些皮毛,没有抓住他的理论根本和精髓。作为现代最突出的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值得我们去研究。但由于哈贝马斯的理论涵盖面太广,大多都是从论战中形成的,里面包含着一些矛盾,想勾勒出一个全貌太困难。另外,他的语言句子比较晦涩,他自己也造了不少词汇,给研究造成了不少难度。相信这次访问是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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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展: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我们为什么会接受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的后民族国家理论之所以在过去被知识界“熟知”,主要是因为他的理论披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这个外衣的保护下才得以被我们接受。但问题的关键是,他虽然也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但他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批判的。他的批判是为了完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可以说他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清道夫。过去,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哈贝马斯的理论本质
>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他发表了一篇《兽性与人性》的文章,公开为北约发动的战争辩护。过去很多信奉他理论的人大呼上当,认为他的理论发生了转向。其实,只要综合考察他的理论。他的这一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早在交往行为理论时期就已经隐藏着后民族国家理论的萌芽。他总是立足于社会发展的现实来谈民族国家问题,在《合法性危机》一书中,为资本主义寻找理论上的合法性。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是对的还是错的,需要认真对待。

>能否带来影响
>对这一点,我表示怀疑。目前,我们的知识界正处在一个西学的狂热之中,但无论是国学热还是西学热,就知识界来说,都是想从中抽取理论资源。但就哈贝马斯的理论来说,属于典型的后民族国家理论。过去,我们知识界对哈贝马斯的研究大而空,都是各取所需,这样容易造成偏激。相信他的理论本质会通过这次访问彰显出来。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他的理论并不能为我们服务,和我们看待问题的方法有差距。另外,他的理论的知识结构非常庞杂,加之语言的差别,以及我们内部做学问的浮躁心态和机制,估计这次访问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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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民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
>中国文化地位提高的表现
>哈贝马斯是当今欧洲乃至全球影响最大的三五个思想家之一,在这些人当中,他是唯一一个1979年以来到中国进行过学术访问的。他的到来,给中国知识、学术、文化界与西方思想家进行对话、交流提供了一个机会,表明了西方对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的重视程度,是中国文化地位提高的具体体现。

>背离了法兰克福学派
>哈贝马斯主张对话交往,强调主体间的相互转换,即所谓互主体,不以哪一方为中心,这是他的思想的核心。在国际关系方面,他认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应建立透明的交往对话关系。在某些方面,他已背离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目标之一曾是工具理性和启蒙主义,而哈贝马斯在目前几乎是唯一没有放弃启蒙理想和理性价值的思想家。他的理论更多乌托邦的色彩,更多对整体性和形而上学的诉求。这种情况可能和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有相似之处,也更容易引起一些人的共鸣,特别是那些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人们。而哈贝马斯恰恰是后现代大师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人的死对头。

>批判理论对中国有些奢侈
>哈贝马斯也好,法兰克福也好,他们的批判理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实践中还是比较奢侈的东西,我们不能为批判而批判,中国最需要批判的也绝对不是工具理性,不是技术,不是大众文化,尽管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些东西的压迫,但我们还有更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人的理论也许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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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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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何许人也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最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被公认为现代“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不仅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哲学、解释学、历史科学、心理学等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而且,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被尊称为“最有成就的鼓动家”、“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还有人认为,他的造诣可以与黑格尔相媲美。更有人说他是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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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大事记
>1929年6月18日,哈贝马斯出生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小市镇。

>1933年,哈贝马斯4岁,希特勒和他领导的法西斯政府上台。

>1945年,哈贝马斯16岁。德国法西斯投降。其间开始对法西斯的本质有了初步认识,这种认识决定了他后来的哲学和政治社会学的基本态度。之后,开始接触马克思著作。

>1949年,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及经济学等。
>1953年,入波恩大学学习,读到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引论》,认识到哲学与政治密不可分。

>1955年,到法兰克福,进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领导的社会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方法,开阔了他的视野。

>1964年,在爱丁堡大学任副教授。同年下半年,到法兰克福大学任中学和社会学教授,直到1971年。

>1971年,离开法兰克福,到慕尼黑市郊担任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和技术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

>1981年4月,辞去所长一职,致力于研究工作。
>1983年,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中学和社会学教授至1994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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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主要思想及理论著作
>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科学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1968年与学生运动彻底决裂。这一时期,在法兰克福学派老一辈代表人物霍克海默的阿多诺等人的影响下,抱着浓厚的政治兴趣,把哲学与政治结合起来,用批判的眼光揭示、分析和抨击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和事物,对青年学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大学生与政治》、《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兴趣》、《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

>第二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他对马克思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重新做了解释。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经济危机仍然发生,但是这种危机可以通过国家干预加以控制,发展中遇到的干扰可以采取行政手段排除,还可以越过政治系统放到社会和文化系统中得到解决。

>这一时期的著作有:《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性问题》、《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行动的理论》等。

>第三个时期从80年代后,特别是重回法兰克福后至今,这个阶段里,关心人的道德意识发展和人与人的正常关系的建立,或者说,社会稳定问题,是这一阶段的重要论题。主要论点是“相互谅解就是亲善”。

>主要著作有“《道德意识与交往行动》、《一种清算灾难的形式》、《后形而上学思维》、《追补的革命》、《作为未来的过去》、《事实与价值》、《包容他人》等。

>
>翻译过来的哈贝马斯著作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认识与兴趣》、《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以上学林出版社)、
《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科文献出版社)、《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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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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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于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它是当今西方世界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名称的来源是由于这一派的学者大多曾经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工作成员。
法兰克福学派新的看法叫做“批判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是采取批判的态度来说明当代社会。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当代社会主要是指我们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把它叫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以别于“传统社会”
(即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以前的阶级社会)。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认为,这两种社会理论的区别在于:在传统社会中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是向上发展的,社会理论是参加和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理论为了建立一个和谐的发展的社会,目的只在于说明这个社会,因而,这个时期的理论是顺从主义的,不是批判的。而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这个时期的理论就不能再顺从这个社会的现实,必须揭露这个社会的矛盾,批判这个社会的现实,以便建立一个更适合于人的生存的社会制度。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思想来源有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先于实践、思维先于存在;有存在主义的关于人的主体性与异化的思想;有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的生物的人的解放。除此以外,法兰克福学派也受到卢卡奇的一些理论,如物化、强调主观的辩证法,否定自然辩证法等观点的影响。

>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
作者: 王晨    时间: 2007-8-4 13:03
“批判理论对中国有些奢侈 ,哈贝马斯也好,法兰克福也好,他们的批判理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实践中还是比较奢侈的东西,我们不能为批判而批判,中国最需要批判的也绝对不是工具理性,不是技术,不是大众文化,尽管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些东西的压迫,但我们还有更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人的理论也许更有价值。”
怎么会有些奢侈呢?没有经过建设性批判而走入后现代主义,那只能步入无价值的虚无啊!
作者: 王晨    时间: 2007-8-4 13:03
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

曹卫东

     随着社会的全面快速转型,各种各样的大众文化现象在我们周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亮相,真让人有些眼花缭乱。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批判也相继登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更叫人目不暇接。但是,必须承认,这些批判大多都是应景应时式的,多少有些走马灯的味道。于是,人们开始对它们进行反思。追根究底到了一定的地步,似乎又得出了这样一个共识,认为造成时下大众文化批判走调的罪魁祸首是法兰克福学派。其实,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天大的误会。过于强调法兰克福学派当中的个别人物所从事的文化批评实践,简单地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称为大众文化批判,实在是有悖于其精神和原旨。纵观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只是在某个具体时刻集中对大众文化作了较为深入的解析和批判,而且还是个别人为之,最典型的大概就是阿道尔诺在流亡美国期间对文化工业所作的论述了。

  我们姑且把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差异性大于同一性的松散团体看作一个整体。那么,他们共同的兴趣,与其说是所谓的大众文化批判,毋宁说是社会批判和理性重建,再概括一点,就是现代性批判。即使是阿道尔诺的那些有关大众文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也都是为他的理性批判和社会设计服务的。比如说,他的《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等著作肯定要比他有关勋伯格和马勒的音乐、瓦格纳的歌剧等的论述来得重要;况且,就是在从事大众文化批判时他也并没有一味地停留在个案研究上,而是不失时机地升华到社会理论的高度,把它们作为意识形态批判和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前期准备。因此,我们或许首先应当把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看作一种介于社会理论与哲学话语之间的批判理论,一种对待现代性的哲学立场,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住其理论精髓和思想实质。为此,我们不妨多多关注他们在方法论、认识论、历史哲学以及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如霍克海姆的《工具理性批判》、阿道尔诺的《认识论元批判》、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后形而上学思想》等,而不要老是把眼光紧紧盯在那些虽不是无关紧要,但决非举足轻重的文化批判著作。再说,我们也没有必要一提到法兰克福学派,就光想到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而对另外两个并不逊色、甚至更为重要的人物缺乏兴趣,置若罔闻。我说的这两位是霍克海姆和哈贝马斯,人称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双H"。真正能够代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精神,并且将这种批判精神一以贯之的,恰恰是霍克海姆和哈贝马斯这两位相互之间并不和睦,甚至发生过激烈冲突的师徒。他们的理论并非一个“文化批评”所能概括得了,说得绝对一点,他们的理论和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文化批评”不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是关系微乎其微。他们本人对于“文化批评”这一概念也不予接受,还间或作了尖锐的批判,如霍克海姆在《艺术与大众文化》中对现代艺术的社会属性所作的阐述,以及在工具理性批判意义上对大众文化所作的分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贝马斯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

  我们不惜笔墨在法兰克福学派和所谓的“文化批评”之间划清界限,是为了把研究和接受法兰克福学派还原到它本来的理论语境中去,这样才能更好地确定其历史效果。我觉得不妨从以下两个层面即本体论和文化际(interkulturel)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加以清理。而对于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天壤般文化差异的我们来讲,它在文化际意义上的历史效果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重要。但前提依然是首先要搞清楚其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效果。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对法兰克福学派在汉语世界中的有效性加以检验,首先必须澄清其在西语世界中的有效性。

  关于在西方的有效性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弟子们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有所自觉,并开始认真去做了。一九八四年,在Ludwigsburg举行了题为“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后果”的研讨会,分为哲学、社会理论和美学三大研讨主题,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徒子徒孙们对他们先辈所从事的那部分所谓的大众文化批判并不十分关切。

  在这次讨论会上,比较引人注目的一幕是,作为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哈贝马斯和作为第三代代表人物的魏尔默(A·Wellmer)联袂登场,共同阐述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和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认为,所谓“批判理论”或“法兰克福学派”所显示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虚构的同一性。除了在纽约的几年外,他们从来都没有自称是一个紧密的理论学派。人们之所以长期以来并且一如既往地称他们是一个学派,实在是他们巨大的历史效果造成的,当然也有他们的理论学说之间具有相当的亲和性的原因。哈贝马斯指出,开放性构成了批判理论的另一特色。作为一种研究传统,批判理论的老老少少个个都没有被这种虚构的同一性所束缚,而是异常地开放,他们公开接受不同乃至相悖的理论传统,如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哲学解释学、结构主义等等。哈贝马斯不无遗憾地指出,开放性和异质性造成了他们学说的历史效果的复杂性,因而不太容易为人们所把握,误解和曲解也就在所难免了。哈贝马斯话里话外,实际上暗含着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已经陷入了解释学的循环当中,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解释学的问题。我们从哈贝马斯本人的努力中可以理解的一点是,他始终坚持自己所从事的是一种解释学的工作,其原委大概就在于此。

  作为哈贝马斯的亲炙弟子,魏尔默除了强调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立场,一种批判立场的重要性之外,对他老师的意见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但他补充认为,批判理论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哈贝马斯的理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一方面他继承了早期霍克海姆及其同伴的社会理论纲领;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语言分析哲学、功能主义社会学以及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因而在范畴上和早期批判理论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有所区别。有了他的理论,批判理论才找到了一条走出辩证法否定主义死胡同的出路”。在魏尔默看来,哈贝马斯的理论综合了三大领域,即康德道德哲学的普遍主义、黑格尔社会理论的实在论以及韦伯后形而上学的经验论。还有一点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和哈贝马斯在分析霍克海姆前后期理论差异时强调宗教(犹太教)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样,魏尔默在指出哈贝马斯后期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发生转变时也基本肯定了其神学意义。
   
  师徒二人同台报告,一唱一和,甚为融洽。这固然同当年霍克海姆和哈贝马斯师徒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更多的还是反映出法兰克福学派是有其内在认同和传统的,我们不妨学学批判理论惯用的“综合”方法,对哈贝马斯和魏尔默的观点加以概括。

  首先是工具理性批判。《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继承了黑格尔—马克思传统,揭开了工具理性批判的序幕,此后沿着这样一条思路,圣·布罗伊(St.Breuer)和托伊尼森(M.Theunissen)继续从否定主义的角度定义理性,并在社会学范围内对资本的形式进行分析,在哲学领域里则继承了否定神学的概念;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则建立起了交往理性概念,施奈德巴赫(H.Schnaedelbach)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交往理性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们的共同目的是要用交往理性矫正工具理性;在理性批判中,理性的他者的地位问题一直比较玄妙,也比较棘手。赛尔(M.Seel)对它是先批判,再接纳,用批判把理性及其他者协调起来,这样做倒是很得其先辈的真传。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诗学意义也不容忽视。我们已经注意到,那次围绕着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后果所展开的讨论关注的有三大主题,其中美学问题独树一帜。阿道尔诺的《美学理论》奠定了批判理论的诗学意义的基础,随后斯丛迪(Peter Szondi)、伯格夫妇(P.&Chr.Buerger)等矢志不移地对审美现代性作深入批判,尤其是P.伯格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先锋派理论》中还尝试建立一种批判诗学,国内对该书并不陌生,然而理解上却很有问题,大多简单地把它看作是一本评论先锋派的著作,其实,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就叫做“建立一种批判诗学”,作者在前言里说的更是一清二楚,他是要把批判理论应用于当代诗学重建。此外,比较关注批判理论诗学意义的还有魏尔默和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等。

  社会批判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核心。到了当代,耐格特(O·Negt)和克鲁格(A·Kluge)对商品拜物教和异化劳动进一步加以批判,并努力建立一种针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无产阶级公共领域,奥佛(Offe)和贝尔格(Berger)等的资本主义国家学说同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理论浑然一体,共同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法兰克福学派在作体系建构过程中从来没有忽视经验型的个案研究的重要性。换言之,在研究过程中,他们一直重视把先验分析与经验基础有机地结合起来。难怪人们称他们的理论是一种介于先验与经验之间的“准先验的理论”。在这方面同样还是阿道尔诺充当了开路先锋。他有关音乐和文学的评论著作堪称范本,厄佛曼(U.Oevermann)则把他的方法运用到了结构主义社会化理论当中,邦斯(W.Bonss)的人种学方法论对此也有大胆尝试。

  无论是哲学研究,还是社会批判,或是审美现代性检讨,都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最终目的,他们反复探讨,苦苦追寻的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现代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哲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不仅回到了马克思和黑格尔,而且也回到了康德。此外,法兰克福学派自身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对其历史发展逻辑的研究,业已形成了一门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独特学科。就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研究而言,值得一提的有杰(M·Jay)以及杜比尔(H·Dubiel)和维格豪斯(R·Wiggershaus)等人的著作。另外还有一大批集中研究单个成员或其代表著作的专题论著,如迈卡锡(Th·MacCarthy)对哈贝马斯著作的坚持不懈的翻译和研究。

  不过,法兰克福学派始料未及的最大的历史效果或许还不在西方范围之内。他们真的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的理论能够跨越巨大的文化差异,在中国这块世界上最大的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地域里引起如此强烈的影响。他们一上来就不关心文化际的历史效果问题,截止到十多年前还是这样,这是他们的那种无法摆脱的西方中心论作祟的结果。那次开会,他们也装模作样地邀请了一位中国学者忝居其中。可是,我翻遍了会议资料,也未能找到这位学者的片言只语,只是在与会者名录中有他的大名而已。但今非昔比,可以假设,如果他们现在再召集这样的讨论会,那么,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他们不会再无的放矢,随意邀请中国学者,二是与会的中国学者不会再一点声音都没有。有迹象表明,他们如今态度已有较大的变化,并开始正视文化际的意义问题,比如哈贝马斯近来就着手检讨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对现代性设计的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三代人为之孜孜不懈的工具理性批判(首先是意识形态批判)在西方是个问题,在当前的中国恐怕也不失为一个问题。就工具理性批判而言,我们必须把法兰克福学派放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把从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异化学说到霍克海姆和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以及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看作是一条线,统筹考虑。事实上,从整个现代性批判来看,这只是一条明线,另有一条暗线贯穿于他们对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清理过程之中,如果要往上追溯,可以一直追到赫尔德(Herder)和维科以及德国浪漫派的反现代化逻辑。法兰克福学派对反现代化的两条逻辑思路的清理和批判,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少走弯路。

  法兰克福学派对他们所置身其中的资本社会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提醒我们必须正视当前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所遭遇的深刻的合法性危机。同时,法兰克福学派的现实关怀也提醒我们不能忽视我们所处的现实语境,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思想异常活跃,然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却又处于低潮。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为何既没有“僵”,更没有“死”,亦即资本主义是如何克服掉合法性危机的。依此,我们不妨反躬自省:社会主义要想证明其具有普遍的内在现代化逻辑,应当如何解决其面临的合法性问题,而其中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问题,或者说是如何实现文化现代性问题。这里要强调一点,看重文化领导权,并捍卫文化现代性的优先地位,和文化决定论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再就是超验话语问题。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也是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对此尽管半吞半吐,但最终还是没有绕开这个问题。霍克海姆和哈贝马斯二人对宗教在现代性中的地位的肯定,尤其值得我们深思。但是,汉语语境中超验话语的建设无疑是十分复杂的,因为我们必须同时面对多重选择,既有历史悠久的儒道释三足鼎立,又有舶来不久的基督教直逼不让,更有经典意识形态对宗教现代性的断然否定。

  最后还有一百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国人的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我们在上文说过,西方与非西方关系(包括中西文化关系)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本来不成为问题。我们从他们的著作中也很难找到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详细论述。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他们所关注的是西方自身的现代性后果。然而,我们不能不提请他们注意,他们这样认为,忽视了关键一点,即现代性从来都不只是西方自身范围内的事情。或者说,西方的现代性建构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非西方,其中当然包括中国。对此,哈贝马斯似有所觉悟,他认识到,现代性问题单纯局限于西方内部是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的。其实,现代性之所以会出了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忽视了非西方。我们不想就这一思路继续深究下去,而想反过来扪心自问,既然现代性的建构从来都是全球范围内的事情,那么,中国的现代性能离得开西方而闭门造车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这点看来已没有疑义。因为历史和现实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在中西方纠缠不清的关系当中,我们究竟应当持有怎样一种态度。

原载《读书》
     
作者: 王晨    时间: 2007-8-4 13:03
好!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料也要转!多谢!
作者: 王晨    时间: 2007-8-4 13:03
说吧,我不和你抬杠了。
作者: 王晨    时间: 2007-8-4 13:04
以下是引用竹枝在2004-1-12 10:53:50的发言:
批判理论当然需要,批判不仅是哲学家的事情,批判应成为社会之公器。

好!一语中的!虽细节尚待解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2 11:35:42编辑过]

作者: 赵松    时间: 2007-8-4 13:04
以下是引用王晨在2004-1-12 11:31:12的发言:
[quote]以下是引用竹枝在2004-1-12 10:53:50的发言:
批判理论当然需要,批判不仅是哲学家的事情,批判应成为社会之公器。

好!一语中的!虽细节尚待解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2 11:35:42编辑过]

[/quote]

俺不敢苟同了,社会公器,批判成为社会公器??社会中真正有批判能力的人又有多少呢??一个健康开放的社会需要的是具有批判能力的独立个体,多多益善。
作者: 王晨    时间: 2007-8-4 13:04
“一个健康开放的社会需要的是具有批判能力的独立个体,多多益善。”,如果整个社会没有批判的意识和氛围,具有批判的个体越多变越是种悲哀。个体一方面要面对被教化的民众,一方面要面对强权的政府,最终的结果只能成为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牺牲品。看咱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多乖!
作者: 赵松    时间: 2007-8-4 13:04
那你说说,“批判的意识和氛围”从哪里来呢?
作者: 王晨    时间: 2007-8-4 13:04
在这里问这个问题有意义吗?关键点在于独立个人的批判在封闭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有意义吗。在这里这个问题比你要问我的还重要。
作者: 小羊    时间: 2007-8-4 13:04
靠!这些东西一点都不好玩!
作者: 王晨    时间: 2007-8-4 13:04
不好玩就别看啊!
作者: 小羊    时间: 2007-8-4 13:04
看了才知道不好玩嘛!靠!
作者: 小羊    时间: 2007-8-4 13:04
以下是引用王晨在2004-1-12 21:21:22的发言:
关键点在于独立个人的批判在封闭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有意义吗。在这里这个问题比你要问我的还重要。


赵松的提倡可以是你这个问题的解决的绵薄之力嘛!而且,你的问题才是一个假问题:“封闭”一说未免夸张;意识形态的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嘛;独立个人的批判还是要做的嘛:面对具体的处境找恰当的方式嘛。成效可能也不理想,可还总是有点意义的吧。[em33][em33][em33]
作者: 赵松    时间: 2007-8-4 13:04
“独立个人的批判在封闭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有意义吗。”

我想说的是,有意义。为什么会没有意义呢?因为独立个人的批判其本身就存在着打破这种封闭的可能的因素,一个个这一类因素聚集起来,才会形成某种突破。过度地强调社会的状态,并将之绝对化,而忽略个人的能动性,我觉得这才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我觉得正是“在封闭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独立个人的批判”才更能显出其不同凡响的意义。
作者: 王晨    时间: 2007-8-4 13:04
企图用封闭社会里一个个个人累积的力量来打破这种封闭,这是多么缓慢不现实的理想啊。要知道,组成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都是民众,而不是精英。个人的力量一方面喊出声来就极其艰难,另外,让民众在意识形态的背景里注意到这个声音并听从,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对于民众来讲,利益的吸引和舆论的引导是对他们更有作用的事情。那些狡猾的小市民天生就是利益动物,对他们进行美好人性的设想,我不觉得妥当。
作者: 赵松    时间: 2007-8-4 13:04
那么,你所说的 “封闭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靠什么来改变其状态呢?按照你的逻辑,最后恐怕只能坐以待毙了。

“让民众在意识形态的背景里注意到这个声音并听从,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对于民众来讲,利益的吸引和舆论的引导是对他们更有作用的事情。那些狡猾的小市民天生就是利益动物,对他们进行美好人性的设想,我不觉得妥当。”这种判断或许可以称得上是入木三分的,但实际上也把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之思路堵死了。按照这种判断只能无为了。
作者: 王晨    时间: 2007-8-4 13:04
不,还是有一种可能性的。或许在你看来更加不可能。那就是知识分子不去影响民众而去影响政治家,这需要知识分子更加灵活,他必须要把社会机制的改变和政治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尽可能的找一个结合点。政治家身边的谋略之士其作用不可忽视,政治家处理利益和具体事物的能力非常利害,但长远性和深度的欠缺还需要哲学家们来补足。聪明的政治家也会选择某种哲学思想来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求依据。举个例子,尼采的学说还是和纳粹的行动结合起来才在民众里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的,而且这反过来又为纳粹行为的合理性找了一个依据。哲学在民众里的繁荣往往与政治行动结合在一起,而哲学家个人从单纯的学术上改变民众的思想不怎么可能。
作者: 王晨    时间: 2007-8-4 13:04
还有在这里要对小羊说几句话。我知道你对政治哲学不感兴趣,但这不是你觉得政治哲学没用的理由。一个个人的内在和外在的双重性使他需要多方面的哲学,政治哲学与人的外在有关,与人的社会性有关,人天生就是群居动物。你喜欢宗教哲学,这个是与人内在的精神气质有关的,但人不仅仅只有内在啊!虽然这方面非常重要,我也觉得它对我的作用比对政治哲学重要,可一个人应该有对这个社会的担当感,这是中国哲学骨子里的东西,人是作为一个与天地相连的存在物的。关注外在根本就不意味浅薄,而关注内在也不意味着深刻,宗教哲学哲学家们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精神研究这个的,他们是通过这个来改变别人的,也是社会性的行为方式啊!如果他们真不食人间烟火的话,隐居算了,不要写书!每一个伟大的人,都不会排斥外在和社会。你都快成刘小枫研究专家了,我承认你对他的了解非常多,但你把他整个当成你的立足点了,他的思想也是建立在了解许多别的哲学流派的基础上,而且他对他所厌恶的哲学流派也是仔细看过的。如果因为喜欢他而走向封闭的话,那就不要看哲学了,别的哲学对你是没用的。我知道你看了我说的这些会觉得我又误解你了,并会反驳我,那没关系,我也没资格说服别人,就是忍不住了。
作者: 赵松    时间: 2007-8-4 13:04
“他必须要把社会机制的改变和政治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尽可能的找一个结合点。政治家身边的谋略之士其作用不可忽视,政治家处理利益和具体事物的能力非常利害,但长远性和深度的欠缺还需要哲学家们来补足。聪明的政治家也会选择某种哲学思想来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求依据。”

看了你这段话,我感觉你是把政治家理想化了。中国的历史过程中,法家、兵家、儒家是最受统治者喜欢的,前二者一般都在特殊时期用一下,后者则是长期使用,为什么呢?儒尚中庸,行为温和,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过激行为,而且都比较精于世故、善于变通。拥有了主导权力的政治家看中的是结果,有了结果,依据自然会找到的。从政治上讲,最后的胜利者总是最有道理的,因为他最终获得的权力里就包括了评价权。另外,政治家都是在社会中逐渐形成的,没有天然的,作为社会少数的精英分子把改良社会的希望统统寄托在少数政治家身上,这样的搭配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事与愿违是常有的事,因为他们的努力只能形成一种基本思路和体制框架,却不会解决根本问题,也就是社会中的人的问题。而利益上的纠葛缠杂,更会使这种搭配具有很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注意的。在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中,政治家总是会比所谓的精英们拥有更大的主动权,他们随时都可能抛弃后者中的某一部分,因为这些精英本身就是分成很多类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说不太清楚,就说这些吧。
作者: 王晨    时间: 2007-8-4 13:04
恩,你这段说的很好。我承认自己是理想化了,但是再两种理想化里权衡比较的话,我还是觉得影响民众的可能性及影响力不及去影响政治家。
作者: 赵松    时间: 2007-8-4 13:04
这就好像农业里的事,改良土壤是一件事,改良种子是一件事,两件事孰轻孰重呢?实际上缺一不可。但人们习惯于向改良种子的人致敬,因为这件事的功绩是很具体的。而致力于改良土壤的人很少,并且很容易被忽略掉,因为他们的实绩轻易就被改良种子的人所兼得。
作者: 两眉    时间: 2007-8-4 13:04
中国还是缺乏批判精神。关键在于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把人放到一个贯通的体系内,上达天,非宗教之天,而是伦理道德之天,因此人内心的内省也之达于伦理的程度。没有一个类似于西方的宗教系统来外在约束和内在调整,中国人的立足点决定了不会跳出这个体系,不能质疑所处的环境。
作者: 小羊    时间: 2007-8-4 13:04
以下是引用王晨在2004-1-13 12:31:43的发言:
企图用封闭社会里一个个个人累积的力量来打破这种封闭,这是多么缓慢不现实的理想啊。要知道,组成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都是民众,而不是精英。个人的力量一方面喊出声来就极其艰难,另外,让民众在意识形态的背景里注意到这个声音并听从,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对于民众来讲,利益的吸引和舆论的引导是对他们更有作用的事情。那些狡猾的小市民天生就是利益动物,对他们进行美好人性的设想,我不觉得妥当。

你这些话说得对,我都同意,打个难听的比喻:民众就像一条狗,食物在哪,就往哪扑。但不是放弃对民众的怜悯和爱,当然,这种怜悯和爱也包含了对自己。只是哲人是不能和民众直接接触的,否则就会像尼采说的:蛋和蛋壳都碎了。要保护民众不受哲人之思的打搅,也要保护哲人的思考不受民众的干扰。这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作者: 小羊    时间: 2007-8-4 13:04
以下是引用王晨在2004-1-13 14:05:24的发言:
还有在这里要对小羊说几句话。我知道你对政治哲学不感兴趣,但这不是你觉得政治哲学没用的理由。一个个人的内在和外在的双重性使他需要多方面的哲学,政治哲学与人的外在有关,与人的社会性有关,人天生就是群居动物。你喜欢宗教哲学,这个是与人内在的精神气质有关的,但人不仅仅只有内在啊!虽然这方面非常重要,我也觉得它对我的作用比对政治哲学重要,可一个人应该有对这个社会的担当感,这是中国哲学骨子里的东西,人是作为一个与天地相连的存在物的。关注外在根本就不意味浅薄,而关注内在也不意味着深刻,宗教哲学哲学家们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精神研究这个的,他们是通过这个来改变别人的,也是社会性的行为方式啊!如果他们真不食人间烟火的话,隐居算了,不要写书!每一个伟大的人,都不会排斥外在和社会。你都快成刘小枫研究专家了,我承认你对他的了解非常多,但你把他整个当成你的立足点了,他的思想也是建立在了解许多别的哲学流派的基础上,而且他对他所厌恶的哲学流派也是仔细看过的。如果因为喜欢他而走向封闭的话,那就不要看哲学了,别的哲学对你是没用的。我知道你看了我说的这些会觉得我又误解你了,并会反驳我,那没关系,我也没资格说服别人,就是忍不住了。

我不仅对政治哲学感兴趣,还几乎对一切感兴趣,更没有觉得政治哲学没用。政治哲学不仅只与人的外在有关,可能更多的是外在的表现。对社会的担当感当然是要的,不仅是中国哲学骨子里的东西,西方亦然,但问题是怎么担当,这才是重要的,不是大谈社会民主什么的才是担当,真正的担当是要深入它的理念内核,而后怎么来谈。仅在最表面的一层谈来谈去是改变不了什么的。我不谈它,不意味着我排斥它不去了解它。“关注外在根本就不意味浅薄,而关注内在也不意味着深刻”,是对的,但没有纯粹的外在,灯泡的光芒是有钨丝的,钨丝的变动对光芒有决定作用。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宗教哲学家的例子你说得对,我没有反对你的说法呀。我对清瘦的隐士不仅不耻,甚至憎恶,他的意义不及一个先天会弹钢琴的白痴。我不出世。刘小枫的宗教研究都是属于他的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范畴的,这是他自己澄清的,因为很多白痴知识分子都说他是什么“搞宗教的”。这两个专业的名字一看就不是不关注所谓外在所谓社会性的东西。我既然喜欢他的东西我怎么会不关注“外在、社会性”这些东西呢。我认同他的很多东西,特别是他对于基督之道的理解,在这一点上说是“立足点”也无所谓,但我同样不同意他的一些东西,比如《拯救与逍遥》里对于萨特存在主义的批判。我也并不对他厌恶的一些东西排斥,有时确实说了一些情绪化的话,但一旦有必要的话,哪怕不喜欢,我也一定会认真冷静地面对的。只是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当你感觉不到对一个东西的需要和面对的话,很难扑上去的。这肯定不是封闭。没有谁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研究个透的。他仔细读他不喜欢的哲学流派是因为他必须面对它们,思想是在和自己的对立面的较量中得到推进和更明白自身的。没有谁会不喜欢什么,也没有谁会因为喜欢什么而封闭,为了你喜欢的东西你会更积极地面对它的对立面。什么也不喜欢才是封闭和空洞。这个帖子里,你的确有误解我的地方,我都说了。还有没说的我都同意你。还要说的是:思想的归宿不因年轻而推迟,学习和反思也不会因年老而终止。多么希望你能理解我啊。[em34][em33][em34][em12][em12][em33][em34][em12]
作者: 小羊    时间: 2007-8-4 13:04
以下是引用两眉在2004-1-14 1:35:23的发言:
中国还是缺乏批判精神。关键在于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把人放到一个贯通的体系内,上达天,非宗教之天,而是伦理道德之天,因此人内心的内省也之达于伦理的程度。没有一个类似于西方的宗教系统来外在约束和内在调整,中国人的立足点决定了不会跳出这个体系,不能质疑所处的环境。

西方的宗教,其实不管是哪的,都不干净。“基督教似的怨恨”,已然成为一个固定的说法了。
可是,中国的伦理道德,也不干净。在“伦理道德”的名义下裹着的东西,最多的也都是忌妒、怨恨之类。并在社会意义上发挥着宗教的作用。
在社会历史的层面,西方的宗教规约也都是以伦理道德表现出来的。
若要追究背后的正当性的话,中国的伦理道德固然无根,西方的伦理道德之根在宗教,宗教的根在理性之外。这种追问就不可能了。到最后是个体自己决断:个体自律——在这个范围内可以是他律。这里说得晦涩了。

谈这些问题已经有距离了。前面一两年经常思考的,想得到结果想明白一切,因为相信万事万物无不可以被思想的光照明、穿透。可是现在想起来,当时对思想的理解太狭隘,那种状态几乎是伤身的,痛苦且骄傲着,还觉得自己高贵,和愤青一样不成熟,差点错失了作为大地之子的禀性。而真正的大哲,一如尼采、海德格,都首先是大地之子。宗教、伦理道德,不仅是排斥不了的,其实还是必需的东西,问题在于能否让它干净让它成就生命,而不是扭曲损害生命。借用石留的话说叫“天然的伦理感”。但这个很难。上帝之死,现代性危机的持续和深化,或许是在达到它之前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消毒。但还没完成,我等着看。好了,大家新年快乐![em08][em12]
作者: 王晨    时间: 2007-8-4 13:04
以下是引用小羊在2004-1-16 23:37:09的发言:
你这些话说得对,我都同意,打个难听的比喻:民众就像一条狗,食物在哪,就往哪扑。但不是放弃对民众的怜悯和爱,当然,这种怜悯和爱也包含了对自己。只是哲人是不能和民众直接接触的,否则就会像尼采说的:蛋和蛋壳都碎了。要保护民众不受哲人之思的打搅,也要保护哲人的思考不受民众的干扰。这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让政治家而不是政客来当这个中介吧。虽然有点冒险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个险是值得的。
作者: 王晨    时间: 2007-8-4 13:04
以下是引用小羊在2004-1-17 2:44:47的发言:
我不仅对政治哲学感兴趣,还几乎对一切感兴趣,更没有觉得政治哲学没用。政治哲学不仅只与人的外在有关,可能更多的是外在的表现。对社会的担当感当然是要的,不仅是中国哲学骨子里的东西,西方亦然,但问题是怎么担当,这才是重要的,不是大谈社会民主什么的才是担当,真正的担当是要深入它的理念内核,而后怎么来谈。仅在最表面的一层谈来谈去是改变不了什么的。em34][em33][em34][em12][em12][em33][em34][em12]


如果试图先分清楚内在和外在再去谈,先确定谈的方式再去谈,有许多东西都回避了。有些事情必须直接面对,在面对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了解把握它的方式。我对你的定位是有点偏激,你的解释使我看到了自己莽撞的地方。希望你真的如你所说的那样,并且希望你能积极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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