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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以色列的著名汉学家 [打印本页]

作者: 王敖 时间: 2007-8-4 13:04
标题: 以色列的著名汉学家
黄陵渝

以色列的著名汉学家

在遥远的以色列，有这样几位著名学者，他们一直关注着中国，并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上。他一生都在研究孙中山———记哈罗德·史扶邻教授
   1994~1995年，我在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留学。在以色列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杜鲁门和平发展研究所（简称杜鲁门所）里，当我刚开口问及以色列的汉学研究情况时，图书馆员里卡多和阿维等人就热情地告诉我，这里有一位以色列著名汉学家———哈罗德·史扶邻教授。他一生都在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让我一定要同他谈谈。
   不久，我见到了史扶邻教授。他大约七十五六岁，高高的个子，背有些驼。他那聪明睿智的脸上生着一双富于探索和求知的眼睛，仿佛总在思索着什么。他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从书架上拿下两本书，是他的《孙逸仙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的两种版本，一本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简体字版本，另一本是由台湾出版的繁体字版本。他告诉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一些学者正在翻译他的另一部著作《孙逸仙———勉为其难的革命家》。
   史扶邻1922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1943年被美军送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汉语和远东文化。1945~1946年他在美军驻菲律宾的部队中服役。在马尼拉他遇到被国民党政府驱逐至此的埃德加·斯诺，与斯诺的交谈增添了他对中国的认识与兴趣。1948年他回归到以色列，在以色列政府工作，同时在希伯莱大学学习社会学。1955~1958年，他被以色列政府选送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师从斯考拉·皮诺学习“孙逸仙及其国家组织”和中国政治史，获硕士学位。1958年他毕业后回到以色列，开始在希伯莱大学教授中国史、中国社会与机构等课程，由此成为以色列汉学专业的先锋和奠基人。1968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希伯莱大学建立了东亚系，这是以色列设立的第一个学习中国和日本文化的正式学科系，他被任命为系主任。1969年他的学术专著《孙逸仙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获得美国历史协会东亚史研究的“约翰·克·费尔班奖”。自1982年起他曾多次访问中国。他说，现在中国人民的生活确实好多了。
   史扶邻告诉我，他一生研究的专业始终是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从中研究中国的民族、民主制度发展之路和治国的经验。他说：“中国的历史是十分复杂的，没有人会成为真正精通它的专家。”他钦佩孙中山，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很值得研究。一是因为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孙中山都深受人民的敬重。作为一名出色的治国者，他始终是一位中心人物，当年孙中山制定的许多政策，中国大陆至今沿用着；二是因为西方文献中对孙中山介绍得很少，只有些对三民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的介绍；三是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与一些民间秘密社团———天地会、同盟会密切相关。在他研究孙中山之初，西方尚无人从事对同盟会、天地会的研究。为了能深入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他自己花钱从日本买来了全套《民报》，并专门聘请中国留学生辅导他学习，以求能更深入地理解《民报》上半文半白的文章。他骄傲地自称是西方第一位研究《民报》的学者。他为我和另一位在希伯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台湾留学生朗读了一小段《民报》上的文章，并提出了自己对它的诠释，诠释之精确令我们心服口服。史扶邻告诉我，目前以色列汉学专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文资料严重匮乏，他在退休后已把自己平生积攒的几百部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书籍全部捐献给了以色列国立图书馆。尽管如此，以色列学生所能看到的中文书，尤其是大陆出版的简体字版本的中文书依然很少。他热切地希望中国学者回国后能帮助以色列国立图书馆和中国的相关机构建立起图书交流渠道，好让更多的以色列学生了解中国，了解孙中山和辛亥革命。
   史扶邻在以色列和希伯莱大学享有极高的威望，他是希伯莱大学东亚系和社会科学系的终身教授，也是大学和杜鲁门所重要的决策人之一。他最得意的是，他亲自培养出两位出类拔萃的汉学家———拉斐尔·以色列教授和伊察克·希赫教授。“我把一生献给了中国”———记伊莱娜·易伯教授
   伊莱娜·易伯是以色列著名的女汉学家，深受学生敬爱的希伯莱大学东亚系中文专业教授。她是波兰裔犹太人，身材娇小、步履轻盈，浅灰色的秀发下有一张总带着微笑的瓜子脸。她很勤奋，我经常看到她在图书馆里忙碌，不是仔细地在电脑上查询，就是认真地研读微缩胶卷，平日在办公室里也工作到很晚。我在临回国前，终于有机会采访了这位忙得不可开交的女教授，她告诉我：“我把一生献给了中国。”
   易伯说：“我是以色列人中第一个学中文的女子，也是第一个在大学里教授中文的教授，现在是教中国课的惟一女教授。二次大战时，我在波兰，在德军侵入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我不能上中学，因为德国人不让我们犹太人上学。大战结束后，我从心里渴望着学习，可是这时的波兰一切都被毁了，我不想再呆在那里，就来到美国。”
   “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中国老师———陈受颐教授，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的好朋友有胡适、冯友兰、侯外庐、顾颉刚等中国文化名流。他于1901年出生在广东，他还清楚地记得辛亥革命时人们割辫子、闹革命的情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他因夫人患重病，不得不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他是第一位在美国私立大学介绍汉学的中国学者。哈佛、耶鲁大学都是在1945年以后才开始有中国学者讲授汉学的。他是我的主要导师，我能跟他学习，这是我的好运气。我的第一本书《远东之声》，就是献给他的。”说起恩师，易伯仍十分动容。
   在陈受颐先生的悉心指导下，经过艰苦的努力，易伯于1966年获得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院的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即在美国惠蒂尔学院教授中国历史。1968年她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成员。1969年她回到以色列，开始在希伯莱大学东亚系执教，并成为杜鲁门所的研究人员。从1973年起，她先后应邀到美国、意大利、加拿大、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德国等国进行学术访问，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在繁忙的授课任务之外，她撰写了《远东之声》，翻译了瓦尔德海姆的《易经讲座：恒久与变化》，主编了《儒家：传统的原动力》，并就中国古代文化、中国文学作品及评论、中外翻译文学、中国犹太人等专题发表了上百篇文章。她告诉我，她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侧重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即中国思想如何传入西方；西方思想如何传到中国，二者是怎样相互过渡与交融的。
   易伯非常热爱中国，她对我说：“你从很远很远的中国来到以色列学习，可你们中国本身就有丰富的文化。中国是文明古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而西方在中国相当文明时，还是片野蛮人之地。中国对于西方文化艺术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汉代蔡伦造纸时，西方还不知道，直到13~14世纪才从巴格达阿拉伯人那里学会造纸术。17~18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还是个独立的小国，那里不少人靠经营中国瓷器发了财。西方人非常喜欢中国的家具，从明代开始仿制它们，从中渔利。荷兰人仿制中国明代的青白瓷，也赚了很多钱。中国绘画有着由下至上的逻辑特点，与西方纵深透视的绘画艺术截然不同，17世纪朗世宁到中国传教后，马上把中国的绘画艺术介绍到西方，通过绘画进行交流。还有中国的唐三彩对西方也有很大影响……”易伯十分敬重鲁迅先生，她在自己办公室门外的墙上挂满鲁迅先生的生平照，她还撰写了许多介绍鲁迅作品的文章。
   我虽然与易伯接触不多，但从这次采访和平日的所见所闻中，已感受到她对中国文化的挚爱，对中国恩师的敬重与怀念，对自己为中西文化交流所做贡献的自豪之情。她那聪明、勤奋、严肃、幽默的性格和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的精神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
   易伯还告诉我，她在希伯莱大学东亚系为一年级的学生讲授中国通史课，从夏朝到清乾隆。她有数百名学生，她非常喜欢这些孩子，给他们起中文名字，讲《左传》故事，介绍他们阅读中文书报和鼓励他们尝试翻译。易伯的学生告诉我，他们非常喜欢听她的课，每堂课都如同得到一次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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