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一仆二主”说，除了说明翻译的艰难，多少蕴涵着“两化合一”的意图。即译者这个“仆人”不仅要忠实于原著这个“主人”，还要忠实于读者这个“主人”从而达到理想的“化境”。但多数译者恐怕因为有两个“主人”而可能为了其中一个“主人”（比方说“原汁原味”）去稍稍怠慢另一个“主人”。或者相反（比方傅东华先生所说的“舍弃一枝一节”以求“全书趣味精神”）。同时，也正因为有两个“主人”，多数译者都会有意无意地在具体翻译过程中暂时背弃某种理论，而不拘一格的。或者，他（她）在甲处用的是“归化”，而在乙处却倾向于“异化”了。举个例子：杨绛先生在《堂吉诃德》第二十五章中“原汁原味“地移植了桑丘对堂吉诃德“意中人”的不屑：“我可以告诉您，她会掷铁棒，比村子里最壮的大汉还来得。天哪，她多结实啊！身子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呢！”但在另一处，她却比较眷顾读者，把一个长长的小标题译成了“何必追根究底”。同样是这两个地方，另一位《堂吉诃德》译者董燕生教授却进行了不同的处理。于是，桑丘的话变成了“告诉您吧，玩起铁棒来，她敢跟村上最壮的小伙子比试比试。真是个难得的姑娘，堂堂正正，有股丈夫气。”很明显，董教授把“胸口长毛”意译成了“有股丈夫气”。而在杨先生翻译的“何必追根究底“处，董教授却恨不能字字对应，以至于连冠词都保留了：“这里讲到一个死气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倘使叫我来译，或许我会把（“Donde se cuenta la novela del curioso impertinente”）这个小标题译成“过分好奇的故事”或者“无事生非的故事”。这就是说，无论是翻译理论还是翻译实践，都提供了彼此殊异的可能性。因此，套用歌德的那句老话，“一千个译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而客观的莎士比亚却永远只有一个，谁更接近他，谁就是好译者（所谓受众语言在变，译文当“与时俱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红楼梦》不能为了让所有人读懂而不断改写。时代只能把普及的任务交给缩写者、影视剧和卡通画）。而完全一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博尔赫斯说了，翻译是值得怀疑的，“莎士比亚脱离了他的语言，也就不是莎士比亚了”。但无论如何，博尔赫斯自己又一直是个勤勉的文学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