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蓝论坛

标题: 福柯札记 [打印本页]

作者: bronze_axe 时间: 2007-8-4 13:06
标题: 福柯札记
作者：李华芳

临床目视——读 Foucault之一

Naissance de la Clinique翻译成《临床医学的诞生》，clinic在英语里是诊所的意思，不过刘北成的翻译大抵还过得去。只不过知道福柯的话语一向奇怪，真正揣摩本意，还要靠自己的脑子。这便马上陷入了福柯的问题，自己的话语与他人的对接总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可化约。我一直都知道自己读不懂非常复杂的话，因此倾向于用自己的话语解构（通常的说法是简化，更加高深的技巧是还原到日常的语境中去，找一个最大多数人认同的公共空间）。这显示了我认为哈贝马斯交流的公共空间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按照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自然是要减少交流的交易成本为好。

我承认我必须读得很慢，因为我常常要停下来加入一些我的话语。本身如果直接“目视”文本，显然并不存在解读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阅读是件个性体验的事情，解读也是自己的视角，尽管每一个人不同，但不同才有交流的必要及其可能性。正如福柯在前言中提到：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它论述的是目视。

目视在话语之前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临床医学而言，病人（客体？）是在医生实证的目光下被确定的。“病痛的各种形象并没有被一组中立的知识所驱逐，而是在身体与目光交汇的空间里被重新分布。实际上发生变化的是那个给语言提供后盾的沉默的构型：即在‘什么在说话\'和‘说的是什么\'之间的情景和态度关系。”也就是说一开始医生仅仅是目视，但是如果医生想要将他的临床经验表述出来，那么他就不得不使用话语，那就是一种“说”。当话语转向理性用词的时候，就产生了话语的暴力或者霸权，哈耶克称经济学理性的自负，而事实上以为话语可以表达何尝不是这样一种自负，尤其是理性的话语。而为了判定话语何时有了暴力的倾向，即福柯说的“何时发生了突变”，“我们必须超出其主题内容或逻辑模态去考察事物与词语尚未分离的领域——那是语言最基础的层面，在那个层面，看的方式与说的方式还浑然一体。”我相信福柯《词与物》写作的宏旨已经包括在这里面了。所以才会有人文知识考古的做法，目的是“重新探讨可见物与不可见物最初是如何分配的，这种分配是和被陈述者与不被陈述者的区分相联系。”

而这种做法在临床医生那里自然就是对病体进行观察，然后以一种原始而质朴的，没有经过突变（转向理性）的语言来表述，这就是“饶舌的目光得以诞生并沉思默想”。这样说仍然给人模糊的印象，大抵也是法国知识分子的通病。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临床医生直接目视病体，他们的语言不知不觉开始趋向理性而产生权利，尽管一开始并不包括这种意念在里面。随着逐渐深入解剖病体或者其他手段，到 19世纪初，医生们描述了千百年来一直不可见的或者说无法表述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冥想，重新回复了感知，也不是说他们开始倾听理性的声音而抛弃了想象。这只是意味着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之间的关系——一切具体知识必不可少的关系——改变了结构，通过目光和语言揭示了以前处于它们的领域之内或者之外的东西。词语和事物之间新的联盟形成了，使得人们能够看见和说出来。”这段引言较长，但是我认为它重要，可以用来说明目视的作用，目视有助于揭示词与物的新联盟，从而使一些原本不能表述或者说无法表述的现在可以表述。

现在我们要谈谈临床医生一开始说描绘的那些痛处，那些语言是“天真无邪”的。也就是那一开始的模糊处，语言在突变趋向理性之前，“看上去好像是属于一种更古老的理性层次，它似乎包含着向某个较早的黄金时代的明晰纯真的目光回归。”虽然临床医生在描述时采用比喻等语法规则，但无损于那种使用的质朴性。这种质朴性却使理性语言难以描述因而此前必须目视。眼睛“有力量揭示真实，但是它只是感受到它能够揭示的范围；眼睛一旦睁开，首先就揭示的范围；眼睛一旦睁开，首先就揭示真实。”而欺骗或者可能产生欺骗得是语言的理性或者说是理性的语言。

《创世记 .神的创造》中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必须理解光对于目视的意义。诚如福柯所说：理性话语与其说是凭借光的几何学，不如说是更多地立足于客体的那种逼人注意的、不可穿透的浓密状态，因为经验的来源、领域和边界以模糊的形式存在于任何知识之前。这样说来的话，目视的作用乃在于唤醒经验。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尽管理性的欺骗可能存在，但临床经验首次使处在黑暗中的个体向理性表述的语言敞开，就是这种接近个体的方式确立了一种独特的对话方式，就是词与物的对话方式。“临床经验被当作是一种目视与一个面孔、或者一种扫视与一个沉默的躯体之间简单的，不经过概念的对质（对话）。”

这种词与物的方式，也是这一篇读书札记所关注的中心。临床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是一种先于任何话语的、免除任何语言负担的接触，它的关键或者说中心是目视。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1，个体(物)在目视之前是在黑暗中的；

2，目视的描述在理性语言之前是质朴的，但揭示了一种目视与沉默的对话方式；

3，进一步来说，尽管理性的话语可能存在欺骗，但词与物的对话方式得以确立。

解构的基础——读foucault之二

言说是一种翻译，在显示的同时也在隐匿——福柯

解构是一种颠覆性的评论，而对于语言的质疑是必要的。这种疑问是说：语言究竟在说什么和想说什么；它试图揭示言说的深层意义，因为这种意义才使言说能达到与自身的同一。换句话说，在表述已经被语言说出来的东西时，我们不得不重述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

据说这是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于是福柯也被后现代了。而后现代在德里达“颠覆一切标准”的表述下，关于解构也就很时髦了。事实上我们需要对流行表示警惕，其原因在于流行这种显示的背后隐藏的东西往往会更多，而且在流行的趋势下，更加隐匿而不能被发掘。但是却是真实的存在，而对此只是目视的话，尚不能揭示沉默的“躯体”。这就是阻止我们了解真实的障碍。而如果对真实不了解的情形下，解构的 justify的基础就不能得到认同。简单来说，就是解构本身丧失了合法性。这个问题进一步追问就变成：用来表述的语言的语言的合法性在哪里？

一个基本的观点是：关于这种用来表述语言的语言的是理性的，福柯认为这种语言的基础是质朴的语言。当然可以追问质朴，向对经济学追问“理性”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理性是用理性语言表述的，而质朴则必须用质朴的语言进行“描绘”。这种细微的差别是需要意会的。

以上就说明我们对说出来的东西进行解构的时候，要用两种语言。一是理性的语言，另外就是质朴的语言。而理性就容易陷入解构的困境。而在我个人的倾向来看，质朴的语言尽管是模糊不清楚的，但是正如福柯所说，在不断显示的同时又产生了更多蕴意无穷的境地。这里需要两个概念，一是能指，在经济学里，我们可以称之为“选择性集合”（或者说是可能性集合）；另外一个是所指，乃是现实所选择的路径。尽管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具有差别，但类比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我们之所以选择经济学概念的能指，只是为了更好的显示。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已经开始陷入理性的欺骗了。

从传统上看，言说他人的思想，试着说出他们所说的东西，就意味着对所指进行分析，或者说解构。解构是另一种评论。这个札记着重要指出这样一点事实，那就是解构的基础就在于语言的模糊性。因此每一个所指仅仅是其他的能指，可能重逢，但永存差异。

邂逅与重逢——读 Foucault之三

造物主通过不可变更的法则规定了大多数疾病的历程。如果疾病的过程不被病人干扰或打断的话，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法则。—— Zimmermann《论医学经验》

18世纪的医生总是以这样一种问题开始与病人的对话：“你怎么不舒服？”（这种对话有自己的语法和风格）但是现在这种问法被另外一种问法所取代：“你哪里不舒服？”……临床医学经常受到赞扬，因为它注重经验，主张朴实的观察，强调让事物自己显露给观察的目光，而不要用话语来干扰它们。临床医学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以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的可能性。对临床医学话语的限制（拒绝理论，抛弃体系，不要哲理；否定所有这些被医生引以为荣的东西）所体现的无语言状态正是它能够说话的基础：这种共同的结构切割出并结合了所见与所说。

如此烦琐的说明是为了继续阐释临床医学经验在于直接向目视展开沉默的躯体而免于受到话语（权力）的干扰。（尽管这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纯洁尚有疑问）而在我看来先前说的直接目视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只针对一个具体的病体展开对话方式而缺少交流的可能性。而一般认为理性话语用来交流是“歧义”最少的，但是真正的情况并非如此。福柯对于临床医学的剖析告诉我们一种质朴的语言，这种语言使关于目视经验的交流称为可能，从而使“词与物”的对话方式得以确立。

福柯用“邂逅”来表达所见与所说的契合，我称之为“词与物”的邂逅。值得指出福柯的行文风格瑰丽，具有鲜明的文学色彩，讲究修辞，饱含激情，恐怕也是他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由此倒可以顺便提及张五常在《 <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中说的：简单的但是清晰的用词，往往事半功倍。当然这个和非英语母语叙事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同时记得福柯的法语世界的身份。由此也适当指出在大部分中文论文中缺少汉语特有的气质和韵味，语序欧化严重。词语的排列具有明显的翻译腔调，据说这样做是很时髦的。而事实上语言的规则——语法——是有历史的。在《词与物》中，福柯写的副题是人文科学考古学，这说明了对于隐含语法的一种尊重。我记得上次在丁丁浙大的思想班上讨论过可以编码的知识和不可以编码的知识，很多时候词语运用背后的规则（也同时暗示着一种历史）是属于不可编码的意会知识，或者称为默会知识。当然对于默会知识和不可编码的知识两者的关系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而我个人的观点是，知识这个问题必须还原到人类学的语境中去。这个判断会迎来不理解的目光是可以理解的。考察人类具体但是又形形色色的行为，这种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彰显的正是最为质朴的语言，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目视而无语，并不存在可以编码的知识。这些知识只有被观察者表述的时候，才遭到了话语的侵袭，本来它们还是像白荷花那样无瑕。 1）这就类似与临床的经验，具体而真实。所以某种意义上，与沉默躯体的对话方式只能是个别的，而知识尤其是默会知识也是个体的。而知识传递和交流那便需要一种确立的方式，编码或者符号化（语言、词语）就尤为重要了。

尽管福柯认为话语的干扰几乎难以避免，但同时指出分类思想提供了一个基本空间。以疾病的例子来说就是在病理上我们为疾病构造了一个空间。例如 sars，但显然当sars体现在实在地病人身上，当病体展现疾病时，它的具体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当然可以说这是形成病理语言时话语的干扰所导致的。但它却从根本上使一种理性而确定的医学知识成为可能，这种医学知识必须不断穿越避开人们的视线的东西而逼近它。而这种逼近就是“邂逅”的一种姿态。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我们如何知道疾病？福柯认为对病人身上疾病的感知已经预设了一种关注特质的目视。因为如果不是根据特质，显然无法区分同样是咳嗽的情况下，哪种是 sars而哪种是感冒。而只有特质的展示（对变异、平衡、过分和不足的细微衡量），目视才能看到疾病的真相。

注 1：《恋恋三季》中采荷女的歌声如此清亮：

当年我听到这歌声时

是在一条漂满白荷花的河流上

我记得

那时年轻的我是多么纯洁和完整

自然的肖像——读福柯之四

日常生活是以未被阐明的、被默认的和信以为真的前提为基础的。——加芬克尔《民俗方法学研究》

发现过程往往倾向于“分类”。就像 Esculape的匆忙分类救治。但“医学感知既不应该指向系列，也不应该指向群体；它应该形成一种目光，通过一种‘放大镜，在注释一个对象的各个部分时，能够使人注意到原先不会感知的其他部分\'”，由此启动理解个人这一无休止的任务。

病人于是称为疾病的肖像，被重新发现的肖像。在描述疾病时，医生必须努力复原这种现实的厚度。但疾病一旦进入医院，就可能丧失其基本特征。福柯认为一来是医院中各种疾病的混杂交叉。另外在医院中人们的一种孤独感，会干扰疾病的自然过程。所有实际上医院里的疾病没有一种是单纯的。

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疾病在哪里是“自然”的？疾病的自然场合就是生命的自然场合——家庭：温馨而自发的照料，亲情的表露以及对康复的共同愿望，有助于自然对疾病的斗争，并能使疾病展露其真相。而医院的医生看到的只是暧昧不清被改变的疾病。但是应当注意到福柯的倾向，家庭中的疾病是受目视而非干扰，而医院则不同。但疑问在于家庭的照料真的是“自然”的吗？

“病人没有劳动能力”，这只是一种假想，因为必须对此程度做出分类，否则就会遭致现实的白眼和嘲讽。但这里应当指医院里住院的病人、已经丧失了正常的能力需要他人照顾。将这样的病人放在医院里，福柯认为就会变成社会的双重负担，给予他的救助只能限于他本人，而他的家庭却因此可能陷入贫穷和困境。这不如说是一个现实的概述。因为“如果让疾病留在其诞生和发展的自由天地里，它绝不会超出自身，而是会自生自灭；在家庭里接受救助，还回弥补因疾病而造成的贫穷。”福柯的理由是：亲朋好友的自发照料是无须任何花费的；而给病人的救助金对于其家庭有好处：给病人做肉汤剩下的肉，肯定得有人吃；给病人熬汤药，他的孩子取暖也就不需再花费了。这个貌似合理的理由来自杜邦-德-内穆尔《对救助捐赠的意见》，但这个理由却是相当拙劣的。

回到我们前面的问题，家庭中的疾病是自然而不受干扰的吗？虽然医院自身构成了一个封闭、污染的领域而造出疾病，而且在它身处的社会空间里造出更多的疾病。但在家庭中缺乏必要的医学知识的亲朋好友出于好心的照料甚至可能过早断送了患者的前程。虽然这问题的起源是想争论对于疾病不加干涉的“观察型医学”和对疾病的“主动型医学”。但不能否认家庭场域并非如所设想般的纯洁。

在家庭中传染病感染的可能性也很高，这样如果任由疾病自由发展，就会形成蔓延之势一发不可收拾。但福柯显然没有让此病人一家“全家尽亡，断子绝孙”的残忍。而事实上所谓的家庭救助干扰疾病或使疾病传播尚不是我反对的真正理由。我所认为不对的是亲朋好友的救助即便对于患者自身而言也不是免费的。首先煮肉汤的肉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仅是对于患者接受无偿的救助而言，这种救助的外部性就会对整个家庭有利，自然是说得通的。但对于整一个扩大的家庭而言，如果没有生产性努力，而仅从最终结果的分配或重新分配，那么就不可能是一种帕累托式的改善。更何况必须对疾病的负外部性和救助的正外部性作进一步详细的考察。很明显如果救助之后也还是有个体生命的丧失，那么整体的福利就会有损失，而这样的话所谓疾病的自由场域就有相当困惑。因为我们看不到任何救助的结果的意义。

福柯认为经济学家和分类学医生虽然说法各异，但是基调却是大体重合的。这种观点就是：把疾病孤立起来而使之得到充分实现的空间是一种绝对开放的空间，其中既没有特殊的结构，完全可以化简为由可见的现象组成的平面；在这个同质的空间里，除了目视和救助，不允许有任何干预。一个显见的疑问就是“救助的干预”，这种干预多半是体现在外部性上，因而引起目视者在目视时的偏差，这虽然不是直接干预疾病，但也是一种间接的干扰。

如果医疗体系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而存在，由国家或者教会的资金加以扶持，但这又马上陷入防止寻租腐败以及滥用职权的问题，因为对于资金总是有很多人觊觎其使用和分配的权力。这样福柯就自然地认为疾病被制度化了。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权力化了。

制度化——读福柯之五

最有用的工具是眼睛。——费慰梅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第二章“政治意识”里，福柯首先指出了西德纳的“病质”（ constitution）观念，“病质不是一种独立的自然现象而是一系列事件的复合体。”“病质本身几乎没有自己的症状：它们通过侧重点的转移、意外的症状组合、或强或弱的现象来界定自身。”接下来福柯进一步讨论了流行病与分类医学。一种流行病具有某种历史独特性，因而需要独特的观察方法。“作为一种集体（流行）现象，需要一种多重目视；作为一种独特的过程，需要从某特殊的偶然的意外的特质来描述它。”这种描述必须尊重多种感知所包含的一致性，即这些片面分立的认识，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交叉对证，将范围局限在重复出现和被矫正的信息上，这种信息最终体现在各种目视的聚焦之处。

但到 12世纪末，这种形式化的经验被制度化了。而制度化必然隐含着机构化，这才是权力的实体。在我们赞叹福柯的想象力之前，我们需要记住这样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同的目视的聚合在不同机构或者主体拥有了观察甚至干扰的权力之后，已经支离破碎了。通过对皇家医学学会建立的历史回顾，指出皇家医学学会逐渐变成知识集中中心，一切医疗活动的登记和裁决机构。请注意裁决这个词语背后的权力影响。这样这个机构就不单纯是学会，而转而在经济和政治上有所企求和拓展，甚至同时在经验和知识层次，在民族的空间和世界的空间里发挥作用。

此时，构成医学目视统一性的不是知识的完成，不是在何种完成中实现统一性，而是开放的、无限的和运动的总体化。这种总体化随时都在变化，并且越趋丰富，轨迹有始无终，：这是一种对无限而变化的时间系列的临床记录。但是支撑它的不是对特殊病人的感知，而是一种各种信息交织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以一种复杂的、日益繁衍的方式发展起来，直至最终扩散到历史、地理和国家的各个方面。

当我们深究这种集体意识，就会发现它远不是全部事实，而只是从不同目视的相互对话所揭示出来的处于可分离的附属状态的个别事实。这种相互对证不同于“盲人摸象”的例子，相互对证是指对被不同目视包围着的一系列事件的描述和对照，从而接近一种对话的“ logos”来揭示事实。而盲人摸象的例子更注重于知识的互补和衔接，从而构建或者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全部。而相互对证可能只是个别事实。但这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开始纠缠不清，并在医学意识上发挥作用。于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开始认为医学知识是重要的，而仅仅设置医生是不够的，每一个人都应当了解基本的医学知识；这就另外引出了医务工作者的教育职能，普及医学知识能更好的预防疾病。这样医学知识出现普遍化的倾向，而这就意味着基于医学知识的权力（机构）开始扩展。

这种扩展必然产生大量的外部性，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教士疗救精神，医生救治肉体，而精神不能脱离肉体，因此医生应当国有化，国家提供“医生”给病人免费看病，而医生只不过是这种服务的工具。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医生首要的任务具有政治性：与疾病做斗争首先必须与坏政府做斗争。这种观点基于一个现实和历史的观察，战争和暴政使环境急剧恶化造成疾病生发的可能性增加，因此“与坏政府的斗争“才是首要的，人必须先获得解放，才能得到全面彻底的治疗。

以上两种观点起码向我们展示了医学与国家命运的联系，揭示了医学一种积极的意义。医学并没有固步自封，即停留在“对无数疾病进行枯燥和伤感的分析“，而是被赋予了一种崇高的任务：在人们的生活中确立健康、美德和幸福的正面地位。

自由场域——读福柯之六

光辉的自由只有在被能照亮人们的那种光芒的包围中才能存在……——布瓦西·当格拉《共和二年雨月二十五日在国民公会的演讲》

人们对于医学在疾病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的对立视而不见，福柯认为原因在于两者都有一种权威：一切不能满足目视的全新要求的医学制度都将被驱逐出场。而事实上只有一个完全开放的场域，才能使疾病不受干扰地呈现出来。在经济学的视角下，开放意味着允许资源的自由流动，当然也包括掌控资源的权力的走向。但我们必须承认福柯的想象早已经越过了这一个层次，更确切的说是福柯以一种类比的形式讨论的“权力”，并且是政治意识上的权力。

权威之所以有权力，那是因为掌握了资源的流向，或者是设置了某些障碍来阻止自由场域的开放，而这种障碍的设置是可以带来利益的。在经济学里我们称为“设租”。这属于管制经济学的热门话题。福柯认为疾病的自由场域的障碍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来自医院，因为医院扭曲了支配疾病的特定法则、交叉感染以及改变财产关系等；二是来自医生同业协会，因为它阻碍某种经验毫无限制地自由运作，使之不能成为普适经验；最后医学院也是一个障碍，因为它只承认理论结构中的真理，并把知识变成了一种社会特权，垄断此类知识的人群就可能向别人索取什么，至少已经拥有了这样的特权的可能性。这跟管制并不完全一致，但从“疾病”到“政治”在权力一途上获得了接近的借口。

而“自由能够打破真理活力的任何束缚。因此它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目视不会受到任何障碍，也不再屈从于直接的真实法则；但如果目视不确认某种最高的权威，它就不会忠实于真实、屈从于真理：观看的目光同时也是支配的目光；而且虽然它也知道任何服从，但它支配着它的主人。”所以福柯质疑对自由场域设置障碍的医院机构（集权化和等级制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种结构的危害在于将医生变成官僚。此前设想作为公共物品的医疗救助找不到任何一个行政机构负责（因为任何一个行政机构都可成为权力的主体），这马上会成为一种集权的危险。福柯同时对医学教育和从业资格抱有怀疑，因为假如通过教育获得从业资格，这种权力马上转向为“管制课程”了，中国当前的教育弊端有部分原因可通过此解释。而管制通常不意味着适应市场需求。但另外一方面医生同业协会是否可以颁发从业资格证书呢？一些捍卫的理由是医生同业协会只“管自身内部”，是为了核对和交流知识，这些都是蹩脚的借口。因为马上出现了如何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发资格证书的问题。

实际上，一个广泛的共识是自由总是意味着某种程度的限制。“没有人想通过医疗活动完全自由，实行无限竞争的自由体制。”让一个透明无障碍的领域呈现给目视，借助自由本身所具有的强大力量消除自身困难，这只是关于“自由目视”的伟大神话。需要强调这种把临床医学（展开目视）的兴旺与科学、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观的优越性恰恰在许多年间阻碍了临床医学的诞生。

欢迎光临黑蓝论坛 (http://www.heilan.com/f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