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的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回顾展的入口处有一张艺术家本人的黑白照。这幅广告牌大小的照片让人想起切•格瓦拉的著名肖像(甚至奥巴马的肖像照片)。看着这张面孔,我觉得这张壁画式的照片以一种批判性的态度表现了对于希望和英勇气概的集体欲求——艺术世界带给我们的这个旧梦是政客们不会给予我们的。这次名为“艺术家在场(The Artist Is Present)”的展览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首次为行为艺术举办的回顾展。从这次展览中我们能够看到,“行为艺术”总是从内部走向妥协,它创造了景观的同时也将个人进行了神化,甚至制造了真实性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我试图相信,她不会大张旗鼓地进行自我宣传,但对这一点我还是很怀疑。
显然,她有资格让一个重要美术馆为她的作品举办一次回顾展,这也是艺术史的需要。她身心的耐力、无谓的自我暴露和内化的诗意令她的行为艺术具有深意。如果说行为表演能够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而存在,那么阿布拉莫维奇就构成了行为艺术的核心,并且四十年来依然如此。
在多媒体装置作品《巴尔干巴洛克》(Balkan Baroque,1997)中,人际之间的张力被个人化的叙事所代替。这件作品曾参加了当年的威尼斯双年展,重点是一推她刮净的牛骨,反映了对于巴尔干半岛战争的哀悼,这种哀悼既是个人的也是国家的伤痛。从1990年代开始,阿布拉莫维奇的很多作品都反映了她的巴尔干背景:一方面是古老的民间文化,另一方面是她父辈的共产主义倾向。有一件最普通的摄影作品:她戴着她妈妈的军帽,帽子上有一个五角星,这也是20年前她刻在自己腹部的图案。
毫无疑问,行为作品《托马斯之唇》(Lips of Thomas,1975)并非是展览中的五个被重新上演的行为之一。在这个场馆里有很多经过精心挑选、受过严格训练的表演者,由他们来复制阿布拉莫维奇那些更富有戏剧性的行为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往往是在“原作”的摄影资料或电影记录旁边进行:他们将自己的头发结起,就像当年的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一样;尽量接近而不接触,或者像受难一样被“挂”在展馆的墙上。也就是说,她的很多作品都被“重新表演”了。但我认为,这一点并不重要,如果你坚信原作的神圣性,那么重新表演并不会威胁到这种神圣性,如果你认为行为表演总是在不断地转接,那么重新表演的身体就是一种再现的形式。与其问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重新演绎正确与否,不如说这是艺术史的需求——也无论这样做是否有助于行为表演潜力的发挥。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将阿布拉莫维奇具有先锋性的行为艺术称为一种艺术形式。但是她对于行为艺术的兴趣表明,如果不是这样,她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家。她并没有试图去定义行为艺术,或者对其进行雕琢,也未试图从体制方面去捍卫它、从思想观念方面鼓吹它,相反,按照这种替换的观念来看,行为就是一种操作,它否认那种所谓的“艺术形式”的已成之见。这并不意味着行为表演在本质上没有任何边界可言,而是说它的功能是不同寻常的、相对的和离心的。这次展览并没有将行为艺术的本质定位为鲜活生动,这种行为的意义更在于多种多样的、瞬息万变的临时性。诚然,对于行为艺术而言,物质性(physicality)和象征性非常重要,但是行为却越来越少地涉及到物质媒介,这也导致了人们对于21世纪的行为的认识,即艺术重组其自身的方式。
阿布拉莫维奇、乌雷,《潜能》,1980行为表演
从《释放声音》到《有骷髅的裸体》(Nude with Skeleton,2002/2005:她斜躺着,将一幅骨骼放在身上,让其随着呼吸轻轻浮动)。阿布拉莫维奇往往采用“为电影而作的行为表演”和“为录像而作的行为表演”相结合的方式。这样就挑战了录像即图像,行为即现场的观念。这也提供了一种有别于本质主义模式的“行为艺术”,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中,她始终在探讨重新表演这个概念。很明显,在这次回顾展上的重新表演都被“镶嵌”或“装”了起来:站在过道里、台子上,或骑在自行车座上被“钉”在墙上的裸体,还有穿衣的行为表演都在一个封闭的场地中进行。另外,位于博物馆中央的这个带有聚光灯的“盒子”也是特意为这次行为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