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的蒙古 - 黑蓝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三年前，我看过一段王小波做客某档电视节目的视频资料。在节目里，他被主持人问及为什么要用调侃的笔法来描写文革中的事情，他说：“是啊，别人可能不是这样描写。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好多悲惨的事件，好像除了黑色幽默，没有更合适的手法来写了。我个人写作的准则是，要举重若轻，举轻若重。特别悲惨的故事，再很严重的那么去写的话，就太沉重了。”后来，我不止一次地用王小波的这段话去理解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所提到的“轻逸”。虽然它似乎并不能完全解决“没有重量的沉重感”给我带来的疑惑，但至少使我明白了“减少故事结构和语言的沉重感”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这篇《布克的蒙古》在我看来就是一篇“轻逸”之作，没有冗余，也没有难以控制的伤怀情感。两个月前，亢蒙在作者的另一篇小说《女蛾》的评论中提到了“稳”这个特质，它毫无疑问地也在这篇小说中延续。然而我更喜欢将这种“稳”理解为“平衡”，因为我总是下意识地要在“稳”的后面加一个“重”字，那样，便有悖我意了。
　　小说中的布克似乎是因身有疾患、卧床不起，而显得与他的同龄人大不一样。陪在他身边的，是略显羞怯、被姐姐搁置于此的“我”，还有一些总是跑来窜去、嬉笑打闹的男孩们。这样的人物安排首先构成了小说人物的性格和动向上的平衡。
　　开篇一段对布克的引述，表明他曾经也是男孩们中的一员——“你看到我们浩浩荡荡下学的情景，就会觉得很神奇——那一年我们的妈妈，集体怀了孕”——那时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差异。然而随着小说的继续，由于某种没有明示的原因，如今的布克显然已经与那些没心没肺的男孩们不同。尽管他们仍常在他家中游窜，但若干对话和场景的描写体现出的只是一些深重的疏离感，甚至是不和谐的相处。此时的“我”，作为唯一在场的女性角色，不仅是性别上的互补，也起到一个性格过渡的作用——相对于布克的“向内”和男孩们（以簸箕男孩为代表）的“向外”，“我”在角色设置上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插入者，这也似乎正是一个叙述者的良好视角。
　　这样的视角同时为小说提供了节奏轻快、色彩明朗的语气，它与小说中对话和场景渗透出的一些幽闭气质也构成了一种平衡。
　　抛开布克自身的孤僻和潜在的抑郁不谈，小说在进行过程中涉及的一些话题因素其实都是极大、极沉重的：客观和心理上与朋友们的疏离，因父母离异而没能留在身边的家人，家族朝圣和宗教信仰（耶路撒冷和《古兰经》），记忆深刻却回不去的故乡（“他说他根本没法再回蒙古骑马了”）。而小说轻逸的笔调并没有让这些“重”的东西给小说本身带来不良的伤害，更没有显现出常人触及这些话题时难以避免的流俗和滥情。当然，这样的处理对作者自身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但那些或多或少伴随着个人性格的写作方法，有时在写作这件事上，对他人未尝不是良好的启发。
　　小说的第三个平衡来自整体的结构布局。
　　论坛里的第一篇回帖这样描述这篇小说：“每一句都明白但整个没看懂。”我想，之所以产生如此的阅读体验，是因为作者在整体布局时抽离了文本情节中的内在逻辑关联，好多东西需要读者自己补充和设想，（比如那些没有明示的冲突和因果：布克为何整天卧床不起？迎春里的男孩们为何大多数是单亲？再比如那些一闪而过的人：布克的爸爸是怎样的？“我”的姐姐跟布克又是怎样的关系？）也正是它们构成了小说的结构平衡和若干可能性。然而，这与海明威的“冰山”式写法又有所不同。本篇小说在隐藏了上述这些元素后，还做了一定程度的“拉伸”，使小说呈现了某种稀薄才会产生的“轻”，这与海明威小说中展现的密度和力量感是不一样的。
　　小说的结尾出现了“清真寺”这个物象，似乎是有所隐喻和照应。虽然过渡自然且叙述平稳，但我个人认为，小说的结尾不应担负象征和照应的“重任”，任何试图这样做的小说结尾都会使其意图感增强而毁坏小说的气质。所以，小说怎样开始，怎样进行，就让它怎样结尾吧。
　　在读到小说最后——布克生气吼“我”的那些细节时，我想起了自己今年去医院探望，与病人相处的点滴。一个久病在床的人生起气来就是这样的，你写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