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 [打印本页] 作者: 陶北 时间: 2012-7-31 20:33 标题: 【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 I．驼背人
法玛，一个贪婪的女神，她有副多变的面孔。她所掌管的名声也是如此，或好或坏，或短暂或永久，有封面故事上虽臭名昭著却转瞬即逝的名声，也有灿烂辉煌的永世青名。身后声名是法玛最吝啬的，尽管它并不像其它声名那样武断，却常常比它们更牢固，因为它仅仅赐予少数商品。最能使它获取利润的部分已经死亡，因此它的价值并不在于出售。如今这个非商品化、非利润性的身后声名在德国被赐予瓦尔特·本雅明和他的著作，一个并不出名的德国犹太作家，人们仅仅知道在希特勒上台和他移居国外的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是杂志和报纸文学副刊的投稿人。当他在1940年初秋，也就是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战争中最黑暗阶段选择死亡时，仅有极少数人知道他的名字。当时法国沦陷，英国受到战争威胁，希特勒一斯大林协定尚未破坏，人们对欧洲这两个最强大的秘密武装力量的紧密合作所带来的后果深怀恐惧。十五年后，他的两卷本著作出版，几乎立即声名鹊起，远远超过生前他所认识的少数人对他的赏识。可是不管基于良好判断力上的名誉有多高，对作家和艺术家的生存来说，仅有名声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例子无需一一列举，我们一下子就会想起西塞罗曾说过，vivi vicissent qui morte vicerunt——“如果他们活着就功成名就，而不是死后才赢得胜利”，那情况将会多么不同啊!
身后声名如此奇特，以致我们不能责怪世人的盲目或文学圈的腐败，同样我们也不能说它是对那些走在他们时代前面的人的辛酸的报答——尽管历史就像跑道，一些选手跑得如此之快，轻易就超出了公众的视线。相反，身后声名常常以同时代人的最高评价为先导。卡夫卡1924年去世时，出版的少数著作卖了还不到两百本，但那些曾一下子被他的短篇散文(他的小说那时还一篇未发表)所震动的文学上的朋友和少数读者，毫不怀疑他是现代散文的大师。瓦尔特·本雅明很早就获得了这样的承认，不仅在那些当时尚不为所知的人当中，像他青年时期的朋友葛哈德·肖勒姆(Gerhard Scholem)，他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追随者特奥多尔·维森格隆特·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他们一起整理了他的遗著和书信；你马上还会本能地想到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他在1924年发表了本雅明关于歌德《亲和力》的论文，还有贝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他一听到本雅明自杀的消息就说，这是希特勒给德国文学带来的第一个真正的损失。我们无法知道是否有诸如此类不被欣赏的天才，或者只是那些并非天才的人的白日梦，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身后声名决非他们的命中之物。
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ad gloriam non est satis unius opinio——(塞内卡如此聪明而书生气地评论道：)“就声名而言，一个人的看法不足为据”，虽然对友谊和爱情而言，个人的看法就足够了。如果没有等级划分，不把事物和人加以区分归类，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转。这一必要的划分是一切社会待遇差别的基础，而按照当今的观点，差别作为社会领域的基本元素正如平等是政治的基本元素一样，与此相反的观点不堪一击。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回答：他是“什么”——这是从他是“谁”这一问题而来的——他的角色是什么，他的作用是什么，并且它的答案肯定不能是：我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不能这样回答的理由，不是因为这个回答隐含的傲慢，而是因为它毫无意义。在本雅明这一事件上，我们可以通过追根溯源，精确地找到问题的症结(如果是这样的话)；当霍夫曼斯塔尔读完从未听说过的作者关于歌德的论文后，他称赞它“schlechthin unvergleichlich”(绝对无与伦比)，问题就在于字面上他是正确的，它无法和现存文学的任何东西相比。本雅明所写的每篇作品的问题就在于它总是显得suigeneris[2]。
回过头来看，交织在他生命中的那张由荣誉、伟大的天赋、笨拙和不幸构成的无法挣脱的巨网，甚至在本雅明开始写作生涯的第一个幸运的作品里就可以看出来。经朋友推荐，他的《论歌德的〈亲和力〉》得以在霍夫曼斯塔尔的《新德国文萃》(Neue Deutsche Beitrage)(1924—1925)上发表。这篇德国散文的杰作，至今仍然在德国文学批评的一般领域和歌德研究的专业领域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的论文，在此之前已经被拒绝过好几次，而霍夫曼斯塔尔热情的赞赏是在本雅明几乎已经对“给它找个接受者”(《书信》I，300)[7]绝望时才来临的。但是，这时出现了个决定性的不幸，这个不幸在当时条件下与这一机会必然有关，但显然从来没得到过充分理解。这第一个突破所能带来的唯一物质上的安全感是任职资格(大学教师授课资格)，这是那时本雅明为开始大学生涯而准备的第一步。可以肯定，这还不足以糊口——所谓的Privatdozent(未经国家聘请，没有薪金，完全依靠学生学费的大学讲师)并没有薪水——但它有可能减轻父亲的资助，直到他找到一个全职的教职，这种实践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在很难理解他和他的朋友怎么会怀疑到在一个并非不寻常的大学做大学教师必定以悲剧结束。如果参与其事的先生们事后说他们对本雅明提交的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一个字都看不懂，那肯定是可信的。他们怎么能明白一个作家最大的骄傲竟然是“作品绝大部分由引文组成——不可想象的最疯狂的镶拼技巧”——而且在开始研究之前重点强调了六条箴言：“没有人……能够集合起比这更出类拔萃更珍贵的箴言了”?(《书信》I，366)这好像是一个真正的大师为某些独特的东西增添了些时髦的色彩，只是为了在最近的交易中心出卖它。确实，既非反犹主义也非对局外人的恶意——本雅明战争期间在瑞士取得了学位，并不是谁的信徒——也不是对任何绝非庸常的事物通常会有的学术上加以怀疑的需要，和这些都没有关系。
一个时代经常在那些受它影响最小，距离它最远，也因此遭受最多的人身上烙下它最清晰的印记。普鲁斯特是这样，卡夫卡是这样，卡尔·克劳斯是这样，本雅明也是这样。他倾听和谈话时仰头的姿势和方式；他走路的样子；他的言行举止，尤其是他讲话的风格，直至他对词语的选择，他的句型；最后，他十分个人化的趣味——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如此过时，就好像他被人一下子扔到陌生大陆的马车上，从十九世纪漂流而出，进入了二十世纪。在二十世纪的德国他是否感到像在家里一样?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一点。1913年，他还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第一次到法国，几天以后，巴黎的街道比他所熟悉的柏林“更像家”。(《书信》I，56)也许那时他就感觉到了，二十年后他更加确切地感觉到，从柏林到巴黎的旅行，不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旅行，而是在时间中的旅行——是从二十世纪回到十九世纪。法兰西这一优秀民族(nation par excellent)的文化决定了十九世纪的欧洲，豪斯曼重建了巴黎，本雅明称它为“十九世纪的首都”。这个巴黎准确地说还不是世界性的，但确定是十分欧洲化的，因此从上个世纪中叶起，它就以无比自然的姿态，给所有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第二故乡。无论是本地居民所宣称的对外国人的畏惧和忌惮，还是来自地方警察的老练的骚扰，都不能改变这一点。早在移民以前，本雅明就知道，“与法国人保持一种接触是多么非同寻常，因为在一个钟点的头十五分钟里，你就会发现再也没办法把谈话继续下去了。”(《书信》I，445) 后来，当他作为难民定居巴黎时，他天生的贵族气质阻碍了他把略知一二的人——这中间主要是纪德——变成老朋友，也阻碍了他结识新朋友。(我们最近才知道，魏纳·克拉夫[Werner Kraft]曾带他去见夏尔·都·博斯[Charles du Bos]，博斯以他“对德国文学的热情”著称，对德国移民来说，他是个关键人物。魏纳·克拉夫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皮埃尔·米斯卡(Pierre Missac)在关于本雅明的作品和作为第二文学的信件的颇有见地的评论中，指出本雅明肯定忍受了许多，因为他在法国并没有得到他应得的“承认”。当然，这是正确的，但肯定不会令人惊讶。
从外部看，这正是以笔为生的自由作家的位置；然而，只有马克思·莱希那观察到，本雅明以如此“特别的方式”行事，因为“他发表的东西没有任何庸常之处”，而且“永远搞不清……在何种程度上他能依靠其它经济来源”。莱希那的怀疑在每一方面都是公正的。不仅仅是在移民之前由他支配的“其它来源”上，就是在自由作家写作表面的背后，他也是过着一种相当自由的(尽管这种自由被经常性地危及)、充满文人气息的生活，他的家里就是精心搜罗而成的图书馆，但是，这个图书馆却绝不是用来作为劳动工具的；它由许多宝藏组成，像本雅明一再重复的那样，那些宝藏的价值可以用他从未读过这一事实来证明，这是一个并不是保证有用或为任何职业服务的图书馆。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德国不为人知，几乎同样不为人知的是本雅明因不得不谋生而从事的职业：并不是文学史家和学者的那种职业，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煌煌巨著来证明自己；而是批评家和随笔作家的职业，他们自己都认为随笔的形式很粗俗，如果不是按行付酬，就宁愿去写格言。本雅明肯定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在职业上的野心指向某些在德国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除了利希腾伯格(Lichtenberg)、莱辛(Lessing)、施莱格尔(Schlegel)、海涅和尼采，格言从不为人所欣赏，人们通常视批评为某种不名誉的颠覆，只是作为报纸的文化部分被欣赏(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本雅明选择法语来表达这一野心绝非偶然：“Le but que je m’avaispropose … c’test d’etre considere commer le premier critique de la litterature allemande．La difficulte c’est que，depuis plus de cinquante arts，lacritique litteraire en Allemagne n’est plus consideree comme un genre serieux．Sefaire une situation dans la critique，cela … veut dire：la recreer comme genre”(“我为自己树立的目标……是被公认为第一流的德国文学的批评家。问题是五十多年来文学批评在德国并不被看作一个严肃的文类。在批评领域创造一个空间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重新塑造一个新文类。”)(《书信》Ⅱ，505)
对本雅明来说，一个月的津贴无论如何只够维持日常需要的基本开支，为了在父母死后有一份收入，他准备——姑且这样认为——做许多事情：研究希伯莱语一个月可得300马克，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它还有点用处的话，辩证地看，它至少可以当间接的装饰品；如果没有其它和马克思主义者做生意的方法的话，研究希伯莱语可以从马克思主义者那儿得到1000法郎。而事实却是他不顾穷途潦倒，没做任何值得钦佩的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肖勒姆以无穷的耐心非常努力地为本雅明争取耶路撒冷大学研究希伯莱语的基金，允许他一年一年地推迟。自然，没有人打算因为他生来即有的唯一“位置”而资助他，这个位置也就是文人(homme de lettres)的位置，其独一无二的前景，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可能意识到。
今天，文人给我们一个相当无恶意的边缘人物的印象，仿佛他确实等同于学者(Privatgelehreter)中一个总是有点喜剧色彩的人物。本雅明，这个感到和法国如此亲近，以致其语言对他来说变成他存在的“一种借口”的人，也许知道文人在革命前的法国的出身和法国革命中的非凡生涯。与后来的作家和文人相反，“ecrivains et litterateurs”[10]，拉洛斯(Larousse)把文人定义为：这些人尽管生活在书写和印刷的文字世界里，并且首先被书所包围，却既不愿被迫也不乐意为了糊口而进行职业化写作和阅读。他们不像知识分子阶层那样或是作为专家、专业人士和官员为政府服务，或是引导和指导社会，文人总是力图与政府和社会保持距离。他们的物质生存建立在无工作的收入上，而他们的知识态度基于坚决拒绝被政治或社会整合上。在这一双重独立的基础上，他们才能提供一种超越的、蔑视的态度，这种态度曾赋予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对人类行为的洞见，赋予蒙田对人情世故的洞明，赋予帕斯卡思想警句般的犀利，并赋予孟德斯鸠在政治反应上的大胆和坦率。在这里，我不可能探讨十八世纪把文人最后变成革命者的环境，也不可能探讨这些成功者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一部分分化为“文化”阶层，一部分分化为职业革命家的方式。我之所以提到这一历史背景，是因为在本雅明身上，文化的因素与革命者、反抗者的因素以如此独特的方式揉合在一起。就好像文人的特征在它消失前不久注定要尽可能地再次表现自己，尽管它以如此悲剧性的方式失去了物质基础，或者，也许正因为如此，那曾经令这个人物如此可爱的纯粹知识分子激情才会在它最生动最难忘的可能性中逐渐表露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