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Ron Rosenbaum）在曼哈顿联合广场旁边那家时髦的W酒店大堂一角等待与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见面时，我总是不由得想起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间谍小说来。他的作品，比如说以冷战为背景的小说《寒风孤谍》（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总是少不了潜伏间谍、变节者、双重间谍。这些人深居敌人内部，却背叛了他们曾经效忠的意识形态。
杰伦·拉尼尔和他参与创立的意识形态之间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控诉“互联网知识分子”，并指责Facebook和谷歌之类的巨头是“特务机构”。拉尼尔是我们目前身处其中的数字现实的创造者之一，如今却想要推翻这个被称为“蜂群思维”（hive mind）的网络世界，免得它吞噬我们所有人，破坏政治话语、经济稳定性、个人尊严，并引发“社会灾难”。杰伦·拉尼尔称得上“寒风孤谍2.0”。
要想明白拉尼尔这位变节者有多么重要，你得先了解他的资历。20世纪80年代，他以虚拟现实技术（计算机模拟体验）先驱和推广者的身份成为了硅谷闪耀着摇滚巨星光芒的数字领袖。后来让他扬名的是一头乱蓬蓬的细发辫、福斯塔夫式的大肚腩、对于充满异域情调的亚洲乐器的痴迷，甚至还有他与大牌公司签订的现代主义古典音乐出版合约。正如他后来告诉我的，他有一阵子“狂迷迪伦（Bob Dylan）”。
杰伦·拉尼尔参与实现虚拟现实的时候才刚20出头，他天才般的多彩人生诞生于第一代硅谷理想主义者和人工智能梦想家的小圈子中间。据拉尼尔回忆，他们当中很多人在80年代中期聚在“帕洛阿尔托市（Palo Alto）一条小河旁边某幢破败平房里”。他在那里利用研发早期电子游戏大作《月尘》（Moondust）挣得的资本，开始建造虚拟现实机器。一位早年间参与者描述，当时的情形就如同“待在世界上最有意思的房间里”，这话被收录在了他那本观点尖锐、颇具煽动性的著作《你不是个玩意儿》（You Are Not a Gadget）当中。这些数字未来学家们共同开发出的知识概念——“信息需要免费”、“大众智慧”等等诸如此类——塑造了我们现在所知的Web 2.0。
到了世纪之交，就在全世界对Web 2.0趋之若鹜的时候，拉尼尔却开始反对它。他在《连线》（Wired）杂志上发表檄文《二分之一则宣言》（One-Half of a Manifesto），批驳“大众智慧”会引发长久不息的启蒙运动的想法，并指出大众很可能会蜕变成网络暴民。
拉尼尔成为数字新世界最猛烈、最有分量的批评者，恰恰是因为他是此道中人。对于他参与建立的意识形态和数字文化而言，他是一名离经叛道的异端。实际上，他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叛逆的萌芽然而背叛归背叛，他仍旧活跃在这个圈子里。即便他严词苛责，人们也愿意听取他的想法。从达沃斯到迪拜，从西南偏南大会（SXSW）到TED演讲，他马不停蹄风生水起。拉尼尔告诉我，在我们会面之后，他要在曼哈顿上城区福特基金会年会上发表专题演讲，接着他要飞赴维也纳在一次博物馆馆长会议上讲话，然后连夜赶回纽约参加微软第一款平板设备Surface的发布。
拉尼尔坦然地承认自身的矛盾。他是微软公司的研究学者，与“谢尔盖”以及“斯蒂夫”交情好到能够相互直呼其名（分别指谷歌公司的谢尔盖·布林和苹果公司的斯蒂夫·乔布斯）。但他巡回演讲挣来的钱都用来满足自己对那些神秘管乐器的痴迷了。出席Surface发布会之后，他要在下城一处小型演出场所举办一场音乐会，并演奏一些管乐器。
拉尼尔仍旧活跃在圈中，部分原因是虚拟现实如今已经在真的成为了现实。“如果你朝窗外看看，”他说着指了指联合广场周围的车流，“没有一辆车不是先在虚拟现实中设计的。每一个种类的每一部交通工具——飞机、列车——都要先被放进一台虚拟现实机器中，人们先来体验一下驾驶它的感觉，就像它是真的一样。”
我问拉尼尔为什么决定反叛他那些Web 2.0“知识分子”同伴们。“我想我们改变了世界。”他回答道，“但是如果认为我们不应该自我批评，那就是不负责任了。”他举例说：“我是信息免费化的早期倡导者之一。”该运动宣称盗取、剽窃和下载音乐家、作家以及其他艺术工作者的创作是没有问题的。它们都只是“信息”而已，一串1和0。事实上，拉尼尔现在对数字文化进行批判的立论基础之一正是数字传输在某种较深的层面上背离了其传输内容的本质。
以音乐为例，乐器数字接口（MIDI）是一个能将音乐转化为可供传输的二进制数据的数字化程序。拉尼尔写道，这一程序“是站在一位键盘演奏者的角度来构想的，其数字模式代表了‘键被按下’和‘键弹起’这样的键盘事件。这就意味着它无法表现歌手或者萨克斯风的滑音和短促变音。它在键盘手的珠落玉盘世界中得心应手，却在小提琴的梦笼轻纱面前步履维艰。”
很有说服力，拉尼尔与那些往往一嘴HAL式宣教的Web 2.o狂热者有所不同（HAL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电影《2001：漫游太空》中的那台计算机）。不过拉尼尔变节的原因，与其说是对音乐的遭遇不满，不如说是对其经济基础持有异议。
我问他是否有某个单独的事件促成了他的反戈。“我已经有了一份专业音乐人的事业，我意识到的问题是，一旦我们让信息免费，被逼得排队领救济的并不会是那些超级巨星。”（他们仍然能靠巡回演唱会挣钱。）“中产阶级才是去被迫排队的人，而那是相当大的一群人。突然之间这样的事情将会成为每周甚至每天的例行公事：‘哦，我们需要争取一次盈利，因为这家倒闭的大录音室的某某负责人得了癌症而他还没有保险。我们需要挣钱来让他动手术。’
被损害的中产阶层“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无望而愚蠢的社会设计，而且这是我们的错误。这对我个人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这种设计是行不通的。”
作为例证，他解释了谷歌翻译的工作方式，形象地剖析了一家互联网巨头如何将公众的工作据为己有（或者说“毫无报偿地占用”）并利用其赚钱。“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这样一项神奇的服务，你可以向谷歌上传一篇英语文章，得到一篇西班牙语翻译版本。对这件事可以有两种理解的方式。最常见的一种是，云端某处存在着一种懂得翻译的人工智能，而这项服务还是免费的，简直妙不可言。
“但还有另外一种审视它的角度，真正的技术角度：谷歌从翻译过短语的真人译者那里获取了海量的信息，形成了巨大的数据库，而当收到你的翻译任务时，便从中搜索相近的段落，从先前的译文中东拼西凑。”
“那么这项业务是一种大规模的强取豪夺了？”“规模是不小，但就和Facebook差不多，它是在将人们自己的东西（可被广告商定位的个人身份、购买习惯等等）再卖给人们。（机器翻译）给了你看似神奇无比的翻译结果，但是最初的译者们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工作而得到报酬——他们的工作就这样被侵吞了。所以说通过榨取这些不入账的价值，你其实是在令经济缩水。”
那么，拉尼尔对超级计算机成就纳秒级对冲基金交易证券市场的方式又如何看待？还有“闪电崩盘”、“伦敦鲸”以及2008年的大衰退？
“这正是我的新书探讨的话题。这本书叫做《权力的命运和尊严的未来》（The Fate of Power and the Future of Dignity），这本书更多地关注金融世界——但是它要告诉大家的是，音乐文件分享服务和对冲基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回事。两者都蕴含了同样的一种思想，那就是拥有最强大计算机的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分析其他所有人，并且凝聚财富和权利。（与此同时），这种行为缩减了经济总量。我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
我们这个时代的错误？这是个大胆的断言。“网络的兴起恰好伴随着中产阶级的衰落，而不是预期中总体福祉的增加，我想这就是原因所在。但是如果你嘴上说着我们在创造信息经济，却让信息免费，那么我们说的其实是我们要毁掉经济。”
把技术乌托邦主义、机器的崛起和大衰退联系起来，拉尼尔可谓敢想敢言。他指出我们正在将自己外包给广告商，成为炮灰，成为数据瀚海中的小水珠，而泯灭了自己的个性和尊严。他大概是第一个硅谷民粹主义者。
“在我看来过度的无担保抵押贷款和盗版音乐文件完全是一回事。一些人的价值被复制很多次，令某个遥不可及的当事人获益。在音乐文件的例子中，受益者是谷歌这样的广告间谍（它利用你的搜索历史挣得真金白银）。在抵押贷款的例子中，受益者是某处的一位基金经理。但在两个事例中，风险和成本都被分散到普通民众和中产阶级头上——更糟的是，为了让少数人获益，经济总量缩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