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从理性化角度所描述的并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世俗化过程,毋宁说主要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新的社会结构的首要特征就在于,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而形成的、功能上又互相纠结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韦伯把这个分化过程理解为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宰制行为的制度化。其实,日常生活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社会的理性化的干扰。就此而言,传统的生活形式,在前现代主要是根据每个人的职业而确立的各种生活形式消失不见了。不过,生活世界的现代化并不只是由目的理性的结构所决定的。E.杜克海姆和G.H.米德认为,理性化的生活世界,其特点更在于对丧失了本质特性的传统进行反思;在于行为规范的推广和把交往行为从狭隘的语境中解放出来,并扩大其选择空间的价值的普及;最终还在于以培养抽象的自我同一性为目标和促使成人个体化的社会化模式。以上所述便是古典社会理论家们所勾勒的现代图景(das Bild der Moderne)。
同“当下”一样,诸如革命、进步、解放、发展、危机以及时代精神等也都是些动态概念;这些概念或是在18世纪随着“现代”或“新的时代”等说法一起出现的,或是被注入了新的涵义,而这些语义迄今一直奏效。12另外,这些概念后来也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关键术语,并从概念史角度来把握随着西方文化的现代历史意识而出现的问题,即现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它时代样本那里借用其发展趋向的准则,而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这便澄清了现代那高度敏感的“自我理解”以及直到我们的时代仍在不停地努力“确证”其自我的动力。几年前,H.布卢门贝格还觉得有必要付出昂贵的历史代价,以保护现代的合法性或特权(Legitmitaet oder Eigenrecht der Neuzeit),来反对力图提出对基督教和古代这样的立有遗嘱者(Erblasser)承担起文化责任的构想。他说:“一个时代不应提出其自身历史合法性问题,同样,它也不能就把自己当作一个时代。对现代来说,问题就在于要求完全中断或能够完全中断与传统的联系,而且也在于对这种要求与不能完全重新开始的历史现实性之间的关系的误解上。”13H.布卢门贝格还援引青年黑格尔的一段话来作证:“尽管先前作了许多努力,但我们今天仍然主要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索回浪费在上天身上的财富,并把它看作人类的财产;但是,哪个时代才能实现这种权利呢?”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