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埃兹拉·庞德

王敖

评埃兹拉·庞德
——《圣徒传》选读
马尔科姆·考利  
    译者：张承谟
    埃兹拉。庞德的画像比较不那么使人害怕，因为与其说他是以自己的作 品而著称，不如说他以引荐其他作家并向愚蠢的公众出击而著称。他所起的 作用似乎是个教师的作用。他责骂公众，从而教育了公众；他经常向公众介 绍新的作家以供赞赏，介绍新的经典读物和新的、更严格的规则来评价是个。 格特鲁德。斯泰因说他是个“乡村解说员，如果你是在乡村里，他就是个极 好的解说员，但如果你不是在乡村里，他就不是个好的解说员”。庞德的影 响是广泛的而且是他应得的。他不仅向作家提出极有帮助的忠告，而且经常 试图把他们组成具有各自的宣言和各自的刊物的小组或流派。
    他在伦敦开创了意象派，在他把这名称让给艾米。洛厄尔之后，他又集 合了一批漩涡派分子，形成了一个小组。除了这些受庞德的鼓励而组成的正 式小组之外，他还有一批朋友，其中包括我们时代一些最伟大的诗人。他们 尊重庞德，因为他们觉得他表现出对文学的无私的献身精神。他为使其他作 家的作品得到承认而奋斗，而与此同时他自己的许多作品却没有机会发表。 并且他为别人弄到经济资助，这些经济资助他本来是不难留作己用的。在他 创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赚的钱几乎不比在英国做散工的人多。他经常 说，“如果我接受的钱比我所需要的多，不啻为一只寄生虫”。
    １９２１年，当他离开伦敦到巴黎时，他的经济状况有些好转。在随后 的两年中我去看过他好几次，但我能回忆起来的是最后一次访问，那是在１ ９２３年的夏季。那时庞德住在卢森堡花园附近一个庭院的凉亭里，我到那 儿时海明威也在。海明威走后，庞德继续发表长篇大论。
    “我发现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戏剧的真相，”他一面说一面翘着胡子走 进凉亭后间不见了；他总是在发现真相、内幕消息和简单的真理。过了一会， 他拿着一本虫蛀了的皮面装订的对开本走了出来。“都在这里面，”他一面 拍拍这一卷书一面说，“全部是从这些意大利国家文件里剽窃去的。”
    这番话似乎过于语无伦次，我出于礼貌只好让它过去不提出异议。“你 自己的作品怎么样了？”我问道。
    庞德把书放在堆满其它书籍的桌上。“我设法不重复自己写过的东西，” 他说道。他开始走来走去，身上穿着红色晨衣，突着的红胡子就像古希腊战 士的胡子一样。他没有大文豪的架子。迷人的是，他不故作尊严，而是信口 开河畅谈起他的写作生涯来了。
    他二十二岁时写了一首题为《好伙伴之歌》的诗，这首诗为人广泛讨论， 而且甚至在《国际主日学校》转载。这是那种男儿气概的歌谣。庞德自己本 可以对此作一番发掘的——他说道，“写了这首关于基督的歌谣之后，我只 要写关于雅各、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的同样的歌谣就可以发财致富”。 如果他没有跌进标准化的深渊，部分原因是他没有看见这个深渊。相反，他 在１９０８年到英国去开创新的生涯。
    他仍然相信他离开美国是正确的。美国就是三十年前的英国。美国就是 去掉了五十位最有才智的人的英国。美国在庞德的诗在英国收集成书之后， 才在杂志上发表他的诗。也许他在英国受到的过早的赏识把他引入了歧途； 也许过早的赏识在一段时间里使他情愿写那种友好的评论家期望他写的诗。 他费了三年的时间研究牛津英语之后，才知道他是在浪费精力；才知道英语 不是拉丁文，你写的英语应该是你所说的英语。
    他在１９１２年发表《回击》之后，失去了不少英国读者。公众不愿意 感到惊异，而这些形式却使人惊异，甚至有点使认真进；这些诗证明庞德并 不仅仅是一位男儿气概歌谣的作者，或仅仅是一位用中世纪语言把中世纪人 物写得栩栩如生的新布朗宁。他１９１６年发表《驱邪》之后，又有更多的 读者离他而去；他们不喜欢他使用的口头语言，或是不喜欢他描写私欲缠身 的普通人的感情时的那种坦率劲儿。他发表《毛伯利》中的诗和最初的《诗 章》诗情况也是如此。每出版一本书，他就失去一些老读者，过了一段时候， 他又有了一些读者，这些读者又依次消失；他老是把他的读者远远地抛在后 面。
    庞德谈到他的一些朋友。在早些日子里他为几十位有才华的作家出过力。 现在他三十七岁了，是他该停止为别人、为一般文学做那么多工作的时候了， 是他该停止试图教育公众而单纯去写作的时候了。他要飞很多年时间去写完 《诗章》；他想写一部歌剧，他还有其它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些计划，他最 好离开巴黎到地中海边，远远离开干扰，去住在一个小镇里……
    回到住处，我重读了我所能收集到的所有的英文版的庞德的诗。我比初 读时较为喜欢这些诗，诗中的怪癖地炫耀学识之处也不像以前那样使我激怒。 现在这些诗给我的印象是它们的词句新、节奏新、形象新，而且庞德决心不 用任何一个可以从诗的储藏室里征用来的词。我能够看出艾略特从这些诗力 学到不少东西。我也能够看出爱。埃。肯明斯以庞德的《毛伯利》作为他写 讽刺诗的范例。庞德应该为他的创新而享有荣誉，这些创新已经为其他诗人 所用，可是我觉得某些其他诗人——其中著名的是艾略特和肯明斯——有更 多的话要说。尽管庞德的词句新颖，可是他所说的一些话，如果不属于古老 的旅店游吟诗人的传统，就简直是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的老生常谈。 他一再重复说公众是愚蠢的，说诗人住在阁楼里要快活一些，说他是为了使 公众震惊而写作的，并且说在他的读者都死去之后他的诗还会活着。
    他在诗中有意地冒犯常规俗套，这在当时是十分需要的，并且他在写一 份诗人的独立宣言——但是那些诗歌怎么可能永远活着呢，如果它们的血管 里只有那么丁点儿新鲜的血液？而且庞德的诗还有另外一个缺点，我对这个 缺点的印象是从他说的把读者远远抛在后面的话里得来的。像艾略特和乔伊 斯一样，他总是不断向前进入到未开拓的领域中去，但是他的动机不同。从 他早期的歌谣到《回击》，到《驱邪》，到《毛伯利》，他的诗人生涯可能 作一个这样的解释：与其说他是在追求什么东西，不如说他是疯狂地在努力 逃脱什么东西。我把他描绘成让一群崇拜者追赶的红狐；他带着他们穿过荆 棘丛进入沼泽地；他们中的某些人退出了这场追猎，但是另外一些人又加入 了进来。目前，在《诗章》中，他逃进了高耸的岩石地带，臭迹在那里消失 了，如果猎狗还要想追随就会把脚磨破。可是我觉得即使在那种地方，他们 也会最终把他找到，并且嘴对着嘴地围着他，不是为了要咬死他，而是为了 取得想他吠叫出赞美之辞的特权。他这人特别喜欢蔑视群众，特别喜欢寻找 简单得出奇的解释和持有古怪的见解，此后，这头狐狸又将逃避到什么新的 角落去呢？ 附：《在地铁车站》——埃兹拉·庞德 在人群中突现这些脸庞； 黑黝黝的湿枝条上的花瓣。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简注：此诗为作者最引人注目的意象诗之一。描写了作者走出巴黎协和广场 ???的地铁站途中见到一张又一张美丽的女人面孔时的感受。“花瓣”与 ???“枝条”的对比，构成一个极度浓缩与提示的审美意象。 摘自《青青草》二○○一年第八期（总卅五期）

王敖

阅读ABC(选章)
艾兹拉·庞德  
来源：《书城》独家授权

    阅读ABC(选章)
    艾兹拉·庞德
     
    编者按：《阅读ABC》是庞德继1931年的《怎样阅读》之后，在1934年出版的一部教导式的小书。在这本书中，庞德遵循了“一切批评都是一种界说古典作家的尝试”。在希腊人中，庞德喜欢荷马和萨福，在罗马人中他喜欢卡图卢斯、奥维德、普洛佩提乌斯；而对于品达和维吉尔，庞德作出了鲁莽而果断的否定。这种强调直觉的方式引起那些讲究逻辑性的教授们的不满，但却给以艾略特、威廉斯为代表的同辈诗人极大的启示。全书分两个部分，共6万余字，本刊刊发的是第一部分的第一至第三章。
     
     
    第一章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和富足的时代。对书籍的真正关心和尊敬，仅仅属于一个没有一本书是复制的，除非有谁费心把它手抄下来的时代，显然已经不再适合“社会的需要”，或学问的保存了。除草者是极为需要的，如果缪斯的花园还坚持是一个花园的话。
    研究诗歌和好文学的正确方法是当今传记家的方法，就是对事件作谨慎的第一手调查，以及将一张“幻灯片”或样本与另一张进行不断的比较。
    谁也不能说具备了现代思维的能力，除非他已经理解了阿加西兹和鱼的那段轶闻：
    一位研究生带着特优的荣誉和文凭到阿加西兹那里去接受最后的点拨。那位伟人给了他一条小鱼，叫他讲述它。
    研究生：“那只是一条太阳鱼。”
    阿加西兹: “这我知道。就它写一篇描述。”
    几分钟后这位学生回来了，交上一篇对Ichthus Heliodiplodokus，或无论什么用来在通俗知识面前隐藏起普通太阳鱼的术语，Heliichtherinkus族之类的描述，就像在这一学科的教科书里找到的那样。
    阿加西兹再次吩咐这位学生去描述这条鱼。
    学生写出了一篇四页的论文。这时阿加西兹叫他观察这条鱼。到了三个星期之末，鱼已处在一种腐烂的高级状态。但这位学生对它有所了解了。
     
    现代科学就是靠着这一方法，而不是在高悬于真空的中世纪逻辑的狭窄边缘上产生的。
    “科学并不在于发明一定数量或多或少是抽象的实体来对应你希望发现的事物的数量，”爱因斯坦的一位法国评论者说道。我不知道对一个法语长句，这种笨拙的翻译在普通读者看来是否清晰明了。
    对将科学方法应用于文学批评的最早的明确主张可在厄内斯特·芬诺洛萨的《论中国书写符号》中找到。
    官方哲学思想彻底的卑劣，以及，如果读者真的会认真思考我试图告诉他们的东西的话，对美国、英格兰，它们的普通大学和它们的一般出版物中的组织化知识生活的普遍空虚和无能的最痛切，同时又是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全都可以在一段我付印芬诺洛萨的文章时所遇到的困难的叙述中体现出来。
    一本教科书绝不是表达任何可被解释甚至误解为个人不满的东西的地方。
    我们要说1934年以前五十年的编辑思想，在文学和教育官僚制度中有权势的人的思想，并不总是与裁缝布罗奇特有很大的不同，他曾经预言：“缝纫机绝不会进入普遍使用。”
     
    芬诺洛萨的文章也许超越他的时代太远，不易为人理解。他没有把他的方法宣布为一种方法。他试图把中国的表意文字解释为一种传递和记录思想的手段。他达到了问题的根本，达到了中国的思维之中有效的东西与诸多欧洲思想和语言中无效或误入歧途的东西之间的差别的根源。
    对他的意思我能作出的最简单的表述如下：
    在欧洲，如果你要求一个人定义什么东西，他的定义总是离开他完全知道的简单事物，它退进一个未知的区域，那是个更偏远并且越来越偏远的抽象区域。
    于是如果你问他红是什么，他说它是一种“颜色”。
    如果你问他一种颜色是什么，他告诉你它是光的一种振动或折射，或光谱的一段。
    而如果你问他振动是什么，他告诉你它是能量的一种方式，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直到你到达一种存在或非存在的形式，否则你就无论如何超过了你的深度，也超过了他的深度。
    在中世纪，当任何物质科学都还没有出现，正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样，当人的知识还无法使汽车开动，或是让电载运语言穿过空气等等等等的时候，简而言之，就是在学问几乎仅仅在于分裂术语的时候，对于专有名词的注意是极大的，而使用抽象名词的普遍精确度或许(很可能)还更高。
    我的意思是一个中世纪神学家定义一条狗时，关心的不是其陈述要十分恰切地适用于一条狗的牙齿或它的皮毛，或它在舔水吃时弄出的声音；但你所有的教师都会告诉你，在培根提出对现象的直接检验之后，在伽利略和另一些人不再过多地讨论事物，并开始真正地观察它们，以及发明了更好地看到它们的手段(像望远镜)之后，科学发展得更快了。
     
    赫胥黎家族健在的成员中最能干的那位曾经强调过望远镜不仅仅是一个观念；而且是一项非常明确的技术成就这一事实。
     
    与抽象的，即用越来越概括的词语来定义事物的方法相反，芬诺洛萨强调科学的方法，“它是诗歌的方法”，与“哲学讨论”的方法不同，并且也是中国人着手于他们表意文字或缩写图形的方式。
     
    回到历史的开端，你很可能知道语言有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书面语言有两种，一种以声音为基础，另一种以视像为基础。
     
    你用一些简单的声音和姿势对一只动物说话。莱维－布吕尔对非洲原始语言的描述记录了仍然与摹仿和姿态密切相关的语言。
    埃及人最终使用了缩略的图形来代表声音，但中国人仍然把缩略图形作为图画使用，就是说，中国表意文字并不试图成为一个声音的图画，或成为记录一个声音的书写符号，它仍然是一个事物的图画；在一个设定位置或关系中的一个事物的图画，一组事物的图画。它意指这个事物或这个行为或处境，或是与它所描画的几个事物有关的性质。
    惯于观看事物外形的戈蒂埃、布尔泽斯卡未经任何学习就能读懂一定数量的中文字。他说：“当然了，你看得出它是一匹马(或一片翅膀什么的)。”
    在表格里用一行列出原始汉字，而用另一行列出现今的“习惯化”符号，任何人都能看到代表人或树或日出的表意文字是怎样发展，或“被简化”，或被减少到了人、树或日出的最初图形的基本元素。
     
    于是
     
    人   人
    木   树
    日   太阳
    东   日出时太阳缠在树的枝条中
          间，现在的意思是东方。
     
    但是当中国人想就某种更加复杂的东西，或一个普遍观念制作一幅图形，他该怎样着手于此呢？
    他要定义红。他怎样才能在一幅不是用红色颜料画的图形中做到这一点呢?
     
    他把(或他的祖先把)这些东西的缩略图形放到一起
     
    玫瑰 樱桃
    铁锈 火烈鸟
     
    你看到，那正是一个传记家所做的事(用一种复杂得多的方式)，他把几百或几千个断片放到一起，挑选出对他的大致见解必要的东西。某件适合这个事例的，应用于所有事例的东西。
    代表红的中文“字”或表意符号是基于每个人都知道的某种东西。
    (如果表意文字在英格兰发展了起来，书写者可能会用一只知更鸟，或不像火烈鸟那么奇特的东西来代替。）
    芬诺洛萨一直在讲述用这种方式书写的一种语言，怎么会和为什么简直不得不保持为诗意的；简直无法避免和保持为诗意的，以一行英文字，很可能难得保持为诗意的方式。
    他在着手出版和宣布一种“方法”之前去世了。
    无论如何这是学诗、学文学或学画的正确途径。事实上它是普通大众中比较聪明的成员真正学习绘画的途径。如果你想要对绘画有所发现，你就去国家美术陈列馆或Carre沙龙，或Brera，或Prado去看绘画。
    有一个艺术书籍的读者，就有一千个去观看绘画的人。谢天谢地！
     
    实验条件
     
    一系列巧合使我能够(1933)以一种比绘画更接近诗歌的媒介来论证《怎样读书》的论题。一群严肃的音乐家(杰拉尔特·蒙克、奥尔加·鲁奇、里基·桑索尼)，一个由我们支配的镇府礼堂(拉巴洛)，我们在其它节目中间演出了如下的节目：
     
    10月10日
    选自契莱索蒂手抄，蒙克改编曲：弗朗西斯科·德·米拉诺：“雀鸟坎佐内”，改写自雅内坎。
    乔瓦尼·特尔西，舞蹈组曲。
    科莱里：Ra大调奏鸣曲，双小提琴及钢琴。
    J．S．巴赫：Do大调奏鸣曲。   
    德彪西：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
     
    12月5日
    科莱西奥涅·契莱索蒂：塞维利：两首咏叹调。
    隆卡利：前奏曲，吉格舞曲，帕萨卡利亚曲。
    巴赫: 托卡塔(钢琴独奏，布索尼编)。
    巴赫：Re大调奏鸣曲，双小提琴及钢琴。
    拉威尔：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
     
    没有丝毫的巧合。这个实验的要点是，每一个在那两次音乐会上演奏的人对德彪西和拉威尔的联系、相对的分量之类的了解，远远多于他阅读人们曾经写下过的对这两者的全部批评文章所可能发现的东西。
    我曾遇到过的最好的一本音乐批评是鲍里斯·德·施罗泽尔的《斯特拉文斯基》。读过它之后我知道了什么我以前不知道的呢？
    我意识到了德·施罗泽尔思路的清晰，和完全。我对一句话感到高兴，也许是这本书里我记得(大意)的惟一一句:“旋律是音乐中最人工的东西。”意思是它最为远离了作曲家在那里发现的一切;它在本性上是预先准备的，只须直接的摹仿和复制，于是它就是根本，是检验，等等。
    这是一个格言，一个概括的表述，对我来说它是深刻地真实的。它能够被用作斯特拉文斯基或任何其他作曲家的衡量尺度。但至于对斯特拉文斯基的实际知识呢？在德·施罗泽尔提到我听过的作品的地方，我就得到了他的——或许是全部的——意思。
    在他提到我没有听过的作品的地方，我了解了他的“大致观点”，但我没有得到真正的认识。
    我最后的印象是他得到的可说是一个糟糕的事例，他为他的当事人尽了力，最终斯特拉文斯基却仍旧显得平淡，尽管他解释了为什么那位作曲家做错了，或没有能做得很好。
     
    2
    任何概括的表述都像一张从银行支取的支票。它的价值取决于有什么可以支付。如果洛克菲勒先生用一张支票支取一百万美元那很好。如果我用一张支票支取一百万就是一个玩笑，一场骗局，它没有价值。如果严肃地看待，写下它就成了一桩罪行。
     
    同样的也适用于知识方面的支票。如果马可尼谈论超短波之类，它就有某种意思。它的意义只能为某个知道的人正确评价。
    你不接受陌生人没有证明的支票。在写下它时，一个人的“名字”是他的证明。一段时间之后，他有了信用。它也许是可靠的，也许像已故的克吕格先生的一样。
    任何银行支票上的词语表现与别的都十分相像。
    你的支票，如果是好的，最终意味着你所想要的某物的支付。
    一个抽象的或概括的表述如果最终被发现与事实相符就是好的。
     
    但是外行不能看一眼就讲出它是好是坏。
    因而（省略各种中间步骤）……因而有了整个中世纪几乎是静止的知识状况。抽象的讨论没有使人类迅速前进，或迅速扩展知识的界限。
     
    表意文字方法或科学的方法
     
    把一幅卡洛·多尔契所作的图画挂在一幅科西摩·图拉旁边。你无法阻止布金斯先生偏爱前者，但你能够十分严肃地制止他以假设图拉从没有存在过，或这幅图拉的特点不存在或超出了可能的范畴来建立一个错误的教育传统。
    一个概括陈述只在涉及已知对象或事实时是可贵的。
     
    即使一个无知者的概括陈述是“真的”，它出于他的口或笔而没有任何巨大的效力。他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就是说，他不是在类似于一个有经验的人会做或确实做到的程度上知道它或意指它。于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能够十分“正确”却无法说服一个年长的人，他是错误的，并且很可能会错误下去，并且仍然知道许多那个年轻人所不知道的东西。
    中年的乐趣之一是发现自己过去是对的，比自己在，比如说，十七岁或二十三岁时所知道的更为正确。
     
    这丝毫不是排除逻辑的作用，或好的猜测的作用，或直观和完全的感觉的作用，或“看到事物不得不是怎样的”的作用。
    然而，它与词语表现的效率，与一种确信的可传递性大有关系。
     
    第二章
    文学是什么，语言是什么，等等？
     
    文学是注入了意义的语言。
    “伟大的文学正是在可能的最高程度上注入了意义的语言。”(E．P．《怎样读书》)
     
    但是语言呢？
    口头的还是书面的？
    口头语言是被划分为一个咕噜声、嘶嘶声等等的系统的声音。人们称之为“连节的”说话方式．
    “连节的［articulate］”意为它被分成区域，是一定数量的人在划分上达成了一致。
    这就是说，我们对不同的声响有一个或多或少近似的约定，它们的代表是
     
    a，b，c，d，等等
     
    书面语言，正如我在起首一章里所说的，能够由(如在欧洲等等)代表这些不同声音的符号组成。
    有一个或多或少近似的约定，即这些声音和符号的群体应当或多或少与某种物体、行为或状况相对应。
     
    猫，动作，粉红。
     
    另一种语言则始于成为一只猫的，或某种运动或存在之物的图画，或一群出现在某些环境下或另有一种共同性质的事物的图画。
     
    通道
     
    在我们当今的世界，你在何处开始对一个对象的检验无关紧要，只要你继续下去，直到你又转回到你的出发点。就好像你着手做一个球体，或一个立方体；你必须继续下去直到你从各面都看到了它。或者你把你的对象想成一张凳子或桌子，你必须继续下去直到它有了三条腿站得起来，或有了四条腿而不太容易翻倒为止。
     
    语言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研究语言?
     
    语言之被创造很显然；被使用也很显然，是为了交流。
     
    “文学是保持为新闻的新闻。”
     
    这些东西是程度问题。你的交流可以是或多或少确切的。对一段陈述的兴趣可以是或多或少持久的。
    比方说我对儒家的《大学》或荷马史诗的兴趣从未稍减。
    把同一本侦探小说读上两遍是很难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只有一本很好的“tec(侦探小说)”才经得起重读，那是在间隔很久之后，又因为一个人对它一直不加留意以致他几乎已经完全把它忘掉了。
     
    以上是自然的现象，它们起到了衡量尺度，或工具的作用。对于任何两个人，这些“尺度”都不会是相同的。
    没有根据他自己所作的衡量谈出一条个人见解的批评家，仅仅是一个靠不住的批评家。他不是一个衡量者，而是一个重复别人的结论的人。
    KRINO，自己挑选，选择。这就是这个词的意思。
     
    没有人会蠢到要求我为他挑选一匹马，或者甚至是一辆汽车。
    皮萨内洛画马，于是人们记住了那画，而米兰公爵就派他到博洛尼亚去买马。
    为什么一种相似的“马感”无法应用于文学研究，这是——而且一直是——超出了我的理解的。
    皮萨内洛必须看马。
    你会想到任何人要对诗歌有所认识必须做两件事之一或两件全做。那就是，看它或听它。他甚至可以思考它？
    而如果他想得到一点建议，他会去找对它有所了解的某个人。
     
    如果你想要对汽车有所了解，你会去找一个造过一辆并驾驶过它的人，还是找一个仅仅听说过它的人呢？
    而在两个制造过汽车的人里，你会去找制造了一辆好车的人，还是干得一团糟的人呢？
     
    你会去看实际的汽车还是仅仅去看说明书呢？
     
    至于诗歌——有——或似乎有，很多可看的。而可靠的有效的说明书却似乎极为少见。
     
    但丁说：“一首坎佐内是配上音乐的词语作品。”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出发之点。
     
    柯勒律治或德·昆西说一个“大诗人” 的品质“作为一种明显的激励是无所不在，又无处可见的”，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会是一个更危险的出发点。它很可能是真的。
    但丁的表述是更好的开始之处，因为它使读者或听者从他实际上看见或听见的东西出发，而不是把他的心思，从那个实际情况转移到某个事物上，它只能近似地从实际情况中推想和猜测出来，它的证据只能是实际情况的特别和有限的范围。
     
    第三章
     
    1
    文学不存在于真空之中。真的作家有一种直接的社会功能，恰与他们作为作家的能力相符合。这是他们的主要作用。所有别的作用都是相对的，临时的，只能在一个特别的评价者的观点上进行评价。
    持特别观念的党人也许会珍视与他们一致的作家胜于不一致的作家，他们也许会，并且经常确实珍视他们本党或宗教的坏作家胜于其他党或教会的好作家。
    但是有一个能够评价并独立于一切观点问题的基础。
    好的作家是那些使语言保持有效的作家。就是说，使它保持精确，使它保持清晰。好作家是否想成为有益的，或坏作家是否想为害，这无关紧要。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主要手段。如果一种动物的神经系统不传递感觉和刺激，这种动物就衰落了。
    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学堕落下去，这个民族就衰落和腐败了。
    你们的立法者无法为公众利益立法，你们的司令官无法下命令，你们的大众(如果你们是个民主国家)无法指导它的“代表”，除非凭借语言。
    骗人阶层的朦胧语言只为一个暂时的目标服务。
    有关于特别主题的一些数量有限的交流，通过数学方程式，通过造型艺术，通过图解，通过纯粹的音乐形式，但没有人提议用这些来代替普通的说话方式，也没有人提出它是可能的或值得一提的。
     
    希腊和罗马是靠语言开化的。你们的语言在你们的作家关注之中。
     
    “对乏味与无言部族的侮辱”
     
    但这语言不只是为了记录以往的伟业。贺拉斯和莎士比亚能够显示它纪念与记忆的价值，但那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罗马随着恺撒、奥维德和塔西陀的语言一同兴起，它衰落于一场修辞学的纷争，外交家“隐藏思想的语言”，等等。
     
    理解的人再也不能静坐和顺从下去了，在他的国家听任它的语言腐败，听任好的写作遭受蔑视的时候，就像一个好医生在某个无知小孩染上肺结核而自以为只是在吃果酱饼的时候，不能够静静地安心地坐着一样。
     
    很难使人懂得一种写作的腐败，能够在理解它暗示着什么、它通向什么结果的人们身上，引起的那种非个人的愤慨。表达任何程度的这种愤慨而不被称为“痛苦的”，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
     
    无论如何“没有语言政治家就无法统治，科学家就无法与人分享他的发现，人们就无法一致于聪明的行动”，而他们所有的行为和状态都受着语言的缺点和长处的影响。
     
    一个逐渐习惯于马马虎虎的写作的人，是一个对他的王国和他本身逐渐失去掌握的人。这种松散和邋遢绝不像不连贯而混乱的句法那么简单和令人惊愕。
    这事关表达与意义的联系。不连贯而混乱的句法有时可以是非常诚实的，而一个精心构造的句子有时可以仅仅是一种精心的伪装。
     
    2
     人类智慧的总量不为任何一种语言所包含，也没有一种语言有能力表达人类的一切形式和程度的领悟。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不舒服和痛苦的学说。但我不能省略它。
    人们偶尔会发展起一种几乎是狂热的执着: 即与“凝固”于单独一种语言中的思想战斗。这些思想一般说来乃是“民族(任何民族)的偏见”。
    不同的气候和不同的血液有着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自发冲动，不同的嫌恶，在不同种群的冲动和推托之间的不同的理性，喉部的不同构造，而这一切都在语言中留下了痕迹，更便利地和更不便利地把它留给了某些交流和记录。
     
    读者的抱负也许是平常的，没有两个读者的抱负会是相同的。教师只能以那些最想学的人为教授的目标，但他无论如何可以先给他们吃一剂“开胃药”，他至少能够就文学中，或其中一个特定部门里要学的东西，给他们一份打印的名单。
     
    第一个惰性的沼泽，也许是对主题范围的纯粹无知，或对离开一个半无知地带的一种纯粹的不情愿。最大的障碍很可能是教师设下的，他们比公众知道得稍多一点，他们想要利用他们片断的知识，但完全反对尽最小的努力去学习更多的东西。(陈东飚译)

疯人院逃犯

哪天单位没人打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