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 左翼文学熏陶记事

乐笑子

左翼文学熏陶记事

【王鼎钧】

事出偶然，我开始大量阅读新文学作品。

这要从一九四六年初到沈阳说起。我们察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宿舍，寻找可以使用的房屋，日本在东北经营的铁路以「满铁」为总管，财产庞大，房屋很多，我们看到一片砖墙平顶的楼房，式样整齐画一，全是空屋，经年无人打扫，有些房屋的地板被人撬起来，（据说是搜寻隐藏的浮财，）未曾修复。后来找到一栋，不但完整可用，三楼还摆着许多图书。那时接收人员不要档案文卷，只要物资，《大公报》曾以社论责问「谁是今日之萧何」。（刘邦破秦，先入咸阳，萧何不取财宝，一心搜集图籍纪录。）日军侵入中国，大量掠夺，并未放过中国图书，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赵建民，台北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聿均，都写下专门论文。

这些书苟全一时，虽是精装，尽是日文。部队找来一辆大卡车，停在窗下，书从三楼窗口掷下来，灰飞烟灭之前，先堕指裂肤。我发现其中有一套中国当代文学的选集，也许有十大本，收录的作品全依中文原典排印，导读、注解、作家小传才用日文。世界上竟然有这等事！我急忙抢救，保全了其中六本。

那年代精装希罕，家中只有《圣经》和《辞源》，我从邮购买过一部精装的《全国青年代表作》，视同珍品。文艺书平装钉装，连穿线装都很少。一本书祖传父，父传子，哥哥姊姊传给妹妹弟弟，封面破了、用牛皮纸糊起来，书页散了、用针线缝起来。那年月书是财产，不是消费品，做母亲的除了补褂子、补袜子，还会修补破损的书。人在翻书的时候手指不离书口，书口是一本书最容易弄脏的地方，那年月有人出版毛边的书，书口没有切过，等书翻旧了、弄脏了，爱书人自己动手切齐，书口清洁如新，旧书好象恢复青春。我一下子弄到六册精装书，觉得发了接收财。

翻看目录，六册文选收的是小说和散文，普通文选只收短篇，它这里长篇也收。文章取舍反映了当时的思潮，几乎全是左翼作家。那时连队生活没有私人的空间，这么厚一叠书无处存放，最好也别让连队长官知道我看鲁迅巴金的东西。队部附近有一家中药铺，房屋宽敞，老板善与人交，我借用他的店号对外通信，逃避指导员检查。我把六册文选寄放在他那儿，抽空到他店里看书，中药铺里读到鲁迅的小说〈药〉，感受特别深刻，我觉得「人血馒头」如能治病，烈士在天之灵也会赞成，可惜它只会传染疾病。读到祥子夜半求医，没有钱预付诊费，遭医生拒绝，恻然久之。多年后我写了一篇〈骆驼祥子后事〉，收进《活到老真好》一书，我能理解那医生，大作家老舍不能。

常有军官来买药。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军医院专为军人治病，一切免费，怎会有这些人依赖中医？而且这些人也不像生病的样子。老板说，他有祖传秘方配制的壮阳补品，远近驰名，军政人员接收东北，无非酒色财气。我听了大吃一惊，若是我的长官也来买药，我看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他老羞成怒，忌恨在心，我还有好日子可过？我马上用帆布袋背起六册文选，另找地方。

到哪里去呢？我想到教堂，教堂在哪里？跳上一辆马车，由它去找。那年代教堂的门整天敞开，使我想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找到一位执事，说明来意，我俩有一番对话，大略如下：

「你这些书是甚么书？」

「都是文学。」

「你是基督徒吗？」

我硬着头皮说是。

「基督徒应该读《圣经》，为甚么读这些东西？你到教堂只能读《圣经》。」

说得也是，可惜脸孔拉得太长，我想起「天堂的门是窄的」。我背起帆布袋，踯躅街头，思想还有甚么地方可去。我想坐落到城内北部的地藏庵。

地藏庵是女尼修行的地方，我们有个同学，自幼随母亲信佛，常随母亲到地藏庵上香。他到沈阳，发现沈阳也有地藏庵，非常高兴，常常去拜菩萨，吃素斋，也带我们不信佛的人去游玩。庵中三位女师父，一位年纪最长，接近六十岁，想是当家的住持，另外两位都是二十多岁的少女，一位法号「本参」，一位法号「本寅」，凭法号班辈，也许有人能知道她们的门派源流。两位说话都是沈阳本地口音，都是相貌清秀，体型适中，为甚么会出家，想必背后都有曲折的故事。三位比丘尼对我们这一票人印象挺好，我打算到她们那里看书。

都说佛门清静，难得她们容纳我这个俗人。厢房有桌子，有座位，小师父给我倒一杯茶，老师父在我右手边摆一部佛经，她并未劝我读佛经，她甚么话也没说，她把佛经放在特制的木架上，防茶水打翻污毁经页。佛经采折叠式，经上放一支竹签，小师父介绍读经的方法，手持竹签一页一页翻开，避免手指触摸。放在我手边的经书常常更换，依靠联想作用，我还记得几部经的名称：《金刚经》联想到金刚钻，《八大人觉经》想到八大山人，《无量寿经》想到成语功德无量，还有《地藏王菩萨本愿经》，联想到地藏庵。这些经我到二○○○年前后才认真阅读，当时我只读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子夜》，老舍的《牛天赐传》。

我凭六册文选初步认识中国的新文学，我得以知道山东出了王统照、李广田，台湾出了许地山。我喜欢曹聚仁、萧干，他俩和报馆渊源深，作品带报导文学风格，也许暗示我和新闻有缘。我喜欢丽尼，也许伏下我对「现代文学」的欣赏能力。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名作《边城》，写一个老人和一个孙女相依为命，使我想起老父正带着幼女流亡，难以终卷，三岁定八十，我始终很难从纯粹审美的角度接受文学。我也喜欢朱自清、周作人、赵景深，还有丁玲。

我小学时代亲近冰心，后来觉得她的语言夹生，节奏紊乱。我到台湾后一度主编《中国语文月刊》，该刊的主要读者是中学的国文教师和学生，我曾经想开辟专栏，选择「台湾能够容忍的三十年代作家」，刊出他们的旧文，加以注释分析，帮助学生提升写作的水平，这时才发觉许多前贤修辞马虎，有时造句也不通顺，尽管留下「杰作」，却不能做学习的模板。我把这个发现告诉某一位大教授，他「顺藤摸瓜」，寻找病人，罗列病例，写了一篇「无情」的论文，我确实吓了一跳。

我不喜欢鲁迅，那时我从未说出口来，即使是今天，说这句话还有些胆怯。我知道陈西滢、梁实秋、胡秋原、苏雪林也不喜欢鲁迅，但是我那时并未读到他们的评论，我的耳目所及尽是高度称颂。我不喜欢他大概是气性使然，我欣赏文学固然有局限，鲁迅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现在诗人杨泽说，鲁迅是「恨世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德威说，鲁迅刻薄寡恩，散发毒气与鬼气，他们展示多元的看法，先获我心。瞿秋白和鲁迅同世为人，他说鲁迅是狼族，有狼性。罗马神话：莱漠斯出生后吃狼奶长大，不离狼群。这话我到八十年代才读到，相见不恨晚。如果说读书变化气质，我拒绝变成这样的人，我也不能欣赏、不敢亲近这样的人。

我也不喜欢巴金、茅盾、郭沫若，他们都是高大的文学偶像，我对他们的成就总有几分怀疑。香港作家林以亮为乔志高译的《大亨小传》作序，文中有一段插话，他说，昔人那样推崇史坦贝克，后人看来未免有些不好意思。我想史坦贝克的名字也可以换成别人，例如巴金……。那时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冷酷，不能陶情怡性。后来到台湾，我进文宣单位做事，知道文学作品可以先定方向，然后朝着方向设计。苏东坡设计「危险」，写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他拼贴足以产生危险的四项因素，事实上四项因素并未同时存在。巴金、茅盾、郭沫若都是设计大师，他们根据共产主义革命的需要拼贴情境，构成「语文的世界」，评论家以「写实主义」之名推广，代换人生的现在和未来。严格地说，这也是一种欺骗。

我爱好文学，但是没参加过他们的「读书会」，所以无从领会那些作品的价值。那时读书会是个很普遍的组织，左翼作品的内涵外延、靠它解说引申，左翼作品的正确伟大、靠它肯定建立，左翼作品前瞻方向、靠它指点导引。假如巴金的《家》是马太福音，读书会就是各地的教堂。有一位学者说，左翼文学并未发生多大影响，他举当年那些作品的销售数字为证，他忽略了：第一，当年一本书全家看、全校看，第二，读书会的组织和教化。正因为如此，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以后，严厉取缔读书会和类似的结合，绝不手软。我如此说，只是指出前因后果。（上）

左翼文学的主调指出，现实社会完全令人绝望，读书会则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惟一的出路，左翼文学设计谜面，读书会捣露谜底，左翼文学公开而不违法，读书会隐密而不合法，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学作家把足球盘到网口，读书会临门一脚。一九八九年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小型的茶会，小说家于梨华在座。中国大陆来的一位作家问我，当年青年普遍左倾，我何以能脱离影响。我说这得从《阿Q正传》说起，赵家被人抢劫，阿Q蒙嫌受审，法官问作案始末，阿Q很委屈地说：「他们没来叫我！」一座皆笑，只有于梨华尖声说：「你万幸！」那时盛传于梨华附共，她这一声女高音，我知道她心中自有底线。巴金晚年为中国当代文学争千秋，居然说「我们为解放军增加了十几万战士！」可见他深晓葫芦里的春秋，文坛大师，竟是八路军招兵委员。

我疏离上帝以后，我的心灵并未从文学找到依傍，这些文豪，我在没有读到他们的作品之前、早已憧憬怀想了很久，可是读了他们的代表作，我这个文学小青年仿佛是一叶扁舟，在许多码头旁边漂来漂去，不能驶入，即使是我喜欢的作家，我也觉得找不到船坞、防波堤或是领航员。我曾经喜欢唐诗宋词，可是那时对我而言，唐诗宋词是废弃的码头，是仅供凭吊的古迹风景。

我当然也有收获，六册文选读完，我眼界大开，立刻觉得长大了，比起同侪，我算是见多识广。白话文学在我血管里流来流去，所有的方块字都有新的生命，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世界装进一个口袋里，背起来万里长走。每一篇作品后面都有附录，介绍作品背景，作家生平，虽然用日文撰写，其中夹用的中文名词，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太阳社，小说月报，晨报副刊，还有每个作家重要作品的名称，都对我传递大量的讯息。我想，写文章除了赚稿费以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在大部头的选集里挤进一个名字。

这些大作家以及他们的诠释者、鼓吹者，满口不离「压迫」、「剥削」、「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他们制造困局，显示改进无望，引起「绝望的积极」和毁灭的快感。我后来做事常常抗上，不能和强者合作，脾气急躁，反应每每过当，我猜想肇因这些作品灌输的意识。感谢那些老板包容我，但是也有人在我的安全资料中加些麻辣。有一次，我为了弱者的利益和强者争辩，那强者问我：「像你这样的人应该留在大陆上做共产党，跑到台湾来做甚么？」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才发觉陷入很深的泥淖。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那时写实主义独霸中国文坛，主张写小人物，关注人间的穷苦、灾难、病患，揭露不公平的现象，他们强调生活经验，主张以调查、观察、访问搜集写作材料，反对泛滥的抒情和空疏的玄想。那时抒情是我所逃避的，想象力是我所缺乏的，他们给我创作的勇气，也可能强化了我的弱点。那时写实主义的诠释者和鼓吹者，只谈意识形态，不谈艺术技巧，作品有没有价值要看站在甚么立场、为甚么阶级说话，要看揭露的是甚么、控诉的是甚么。照原料打分数，不照加工后的成品打分数，对创作风气的影响是鼓励粗制滥造，助长傲慢自大，对我的影响是：几乎不知道有「形式美」。六十年代，台湾倡行「现代主义」，诠释者和鼓吹者纠正了我。

感谢沈阳的地藏庵给我阅读和思考的空间，它是那样安静，我坐在那里，可以偶然想起唐人的诗句：「鸟鸣山更幽」，「潭影空人心」。很惭愧，我从未捐过香火钱，也不读她们预备的佛经，她们从未因此怠慢我。我写这篇文章追记前事，屈指已在五十多年以后，其间天翻地覆，不知她们怎样适应，她们的来生当然没有问题，我忧虑的是今生，只要来生没有问题，今生也就不必太忧虑了吧？老师父应已圆寂，两位小师父呢？希望她们度一切苦厄，也许此刻尚在某处讲经说法。她们是否知道，我终于读了她们给我预备的一本经：《父母恩深难报经》，我才决定离开沈阳，生命进入另一次大转折。她们是否料到，五十年后，我终于把她们放在我手边的佛经一一读完。

（下）

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