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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的辑录(不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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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car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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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30 02:40:47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流浪的“吉普赛人”:
  关于永远的流浪者;文学作品中的吉普赛人,这本身就舶来的概念。它代表的并不是真实的流浪生活状态——必须要注意到:西方文学作品中“吉卜赛情结”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所指。在它的背后,绝不是活生生的正坐在马车上巡回演出的一大家子马戏团——而是,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它并非是限定在一种四海为家的具体生活场景之中。相反,《卡门》或《格列佛游记》只是借用一种传奇体裁去承载某种看法或观点而已。
  具体就《卡门》来说,迷惑于带有致命诱惑力的吉普赛女人这一形象,仅仅只是入门读者的解读而已。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梅里美文学生涯中的一个主要象征:在剽悍乃至有些残忍的一系列科西嘉人的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有着卡门的那些特点——比如说梅里美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高龙巴》,里面同样塑造了一个性格强悍的科西嘉少女形象。因此,作为吉普赛人的卡门到底能说明什么呢?这才是值得怀疑的。还有,拉《巴黎圣母院》来解释吉卜赛情结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读,才能从这本小说看出所谓的“吉卜赛情结”;因为整个故事都在圣母院附近发生的,难道说,就因为从外地来了一个卖唱的姑娘,所以,就证明“吉卜赛情结”的无往不胜吗?
  虽然,作者某些论断不乏有一定的价值。但,这种“五四以后所有的优秀作品都是针对传统定居文化中“围城情结”的批判”就显得相当武断、乃至滑稽了。作为《围城》的一篇分析文章,我认为作者扯得太远了。似乎,作者更需要从人类学或者民族志方面的研究中汲取论据,才更能说服我们。
  首先,文章把两个主旨混在了一起:自由(流浪)和吉普塞人。其实这两个符号本身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就是说,只有表象上的关系二没有本质上的联系。而且,两者也不处于同一个概念层次上:自由/流浪只是一种原型式的界定,而吉普赛人则是一个更具象的符号。你不能说吉卜赛人或者吉卜赛情结就等于自由、流浪。因为,在逻辑上后者仅仅隶属于前者。
  其次,关于汉语文学没有“吉卜赛情结”一说。这显然是胡扯。只要去看看最通俗的明清世情小说,我们也能看到大量孤胆走天涯的各色典型人物。
  再次,“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地推断:小说家们一致认定,屋檐下只有假恶丑,旷野中才有真善美。门里门外被一条铁门限判然划开,城里城外为一堵高墙凛然阻隔。”这是谁说的?这又是谁规定的?难道旅途上就没有罪恶、没有虚假?这种从一极走到另一极的看法,在我看来才是比“定居型小说”更糟糕的东西——而这种矫枉过正,恰恰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方民族性格中最大的缺点:说风就是雨。按照作者说法,专门写定居型小说的巴尔扎克,“无聊到给小市民写编年史”的左拉等人,肯定是一无是处了。卡夫卡也危险了,因为他竟写一些小职员、鳏夫的日常生活;唯一一部流浪型的《美国》写得还跟幻想小说似的。简单来说,在作者看来,凡是没有流浪情节的小说,都是可怜的玩意儿。换言之,流浪乃是创作小说的一条铁一般的法则和必须的要素。
  第四,“要么当小市民,要么当流浪汉”的含义。我想,如果把这里的流浪汉单纯理解为日常生活里的流浪汉的话,那么,当流浪汉和当小市民的区别就仅仅是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上,有所不同。除此以外,一个真实的流浪汉和一个同样真实的小市民,在文学作品里的形象,也就只能阐述一种财产意义上的阶级差异而已。就是说,在更本质的层次上,他们并没有更大的区别——都是在过日子么,只是日子的过法不太一样罢了。所以,我不认为以上这种对“流浪汉”看法在文学上有什么实际意义。相反的,应当把这种“流浪汉”理解为精神层面的流浪汉,才可能真正解释作者列出的《堂吉诃德》、《灯塔守望者》之类作品。即人类的精神追求。很难想象,一个逼真刻画海员、冒险家等等写实性的小说,到底会有多少文学上的价值。这是明摆着的,消遣文艺从来都不缺乏到处流浪的乞儿、满是纹身的水手或者五颜六色的巡回戏班子。如果拜伦在《堂璜》里讲的,只是一个男戏子如何勾引良家妇女的故事的话,我怀疑它是否还会如此出名。同理,如果堂吉诃德只是一本记录骑士以及侍从在西班牙到处瞎溜达的旅行日志的话,我也绝对不会如此看重她了。
  问题就在这儿,事实上,文章列举的那些作品,根本就不是什么“流浪小说”;更不是消遣小说。而是承载着精神追求的严肃文学。在这里,流浪是对自身内在精神和自由的追问和诉求。只有当它表现为一种外在的漂泊形式后,“流浪”才是可能的,否则,在没有追求、希望或者理想支撑下的流浪,和前两年人们利用救济所搭免费火车周游全国的做法,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可以肯定的是,在路上的人们是具有不同意义和身份的。因此,我们应该追问的也就不再是“中国文学宝库中,找不到正面抒发‘吉卜赛情结’的作品”这种问题。而应该是:能否在汉语文学找到一种更崇高的精神探求的方向来。这才是关键所在——
             (文学的最终方向)
  在我看来,文学的使命或者说它的最终方向,实际上就是作家对人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和对“神”的认识。归根结底,则是对完善人类自身的追求。
  文学的这种最终方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人学的;哲学的和神学的。
  我所说的这三个层次,前两种可能比较容易解释——也就是作家产生的人与世界的意识。而所以这里提出了神、神学,并不是在故弄玄虚。因为我认为,神学可以代表人类精神方面的最高探求;它是人类的自我定义;也是人类内在价值的体现。除去物质方面的、肉体上的各种东西,一个人如何才能填满他自己空荡荡的心灵呢?这是世界和我们的生活无法提供给我们的,只有跳出生活的循规蹈矩、站在世界以外的制高点上,人类才能审视和理解自我意识在宇宙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因此,对“神”的认识,即意味着更高层度上对我们自身的全面判断。
  人是具有神性的吗?在关于是否应当承认人是具有神性的问题上,它实际上体现了人类自我完善及渴望实现自身完美无缺的一种自主性意识。在这一点上,东方民族的确缺少更高的追求,或者说在东方文学中,并没有一种特别合适的表达方式可以承载这一追求。也就是说,东方文学缺乏一个对应的“神学”体系可以用来注入这样一种十全十美的人之神性的“物自体”。以许地山举例来说,他虽然是中国少数具有明确宗教信仰的作家之一,但是,我们不能在他的作品中发现某种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情感的东西,反之,在许地山的作品里,常常充斥着轮回无常的佛教思想(许本人是基督徒)。他笔下的人物虽具备美德,但却不具备将朴素美德提升为“宇宙真理”一般的神性高度。换句话说,像许地山、冰心这样的东方基督徒作家,似乎还不能将内心的自我,升华为一种阳光普照似的完满状态——就是说,他们虽然也能流露出一些基督教式的思考,但和陀氏相比则还不在一个重量级上。这就像芥川对宗教的理解,是如此深邃以至于超过了当代的神学家们,但在创作方面,他仍旧没有能超过托尔斯泰而“君临天下”。这是否也说明了作家在神性问题上存在着:能够理解的和能够创造的两种类别呢。
  不过,我们不可轻易将许地山从脑海中删除掉;亦不可永远铭感于陀氏笔下的宗教光芒。因为,他们都能够、也敢于直面自己的心灵。在这一点上,实在不应区分前后优劣。同时,我也认为,说东方人难以表达出“一种散发着超凡脱俗的神性光辉”的说法,在今天尤为不妥。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必需实现一条只有他自己能走的“救世之道”,才可能发射出压倒众人的神性光辉——这也就是巴斯所讲的,“耶稣的道路只有耶稣能走”的原理。
  然而,作家要实现这种企图,是必定要以首先能实现“人与世界的意识”为前提的。没有这一基础,即便作家信奉地球上的全部宗教,也不可能在自己的脑袋后面产生神的光晕的。因为,即便是有了这种基础,能不能真的实现,也还是成问题的。所以,那种高喊着“深刻体现人性、描写人性”的口号,根本就是一句戏词——万不要以为,仅凭用一句“人性”的口号,就能抹杀了人的兽性和人的神性。而天真地囿于“人性”口号的当代中国,不正是在各个方面都显露出了自身的畸形和虚弱吗?

关于耶拿派的补充:
  F·施莱格尔的文学批评,以及诺瓦利斯、蒂克等人的创作,到底达到了怎样一种深度呢?在人们普遍开始模仿本雅明文风的时候,可曾想到过在《评歌德的〈亲合力〉》一文中所出现的那道曙光:“它的中心意图不是评判,而是一方面对作品进行完结、补充……”。在我看来,本雅明正是直接感受到了这道曙光的照耀,才最终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文风。因此,对作品进行完结、补充的观念,也就不再是把作品归归类,贴上标签这么简单的事情了。这种变化,显然与是非判断不同,它的潜台词是,首先要承认作品的文学地位,然后才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批评。那么,应该如何批评呢?
  在《评歌德的〈亲合力〉》开头处,作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譬喻,“如果把年岁递增的作品看作熊熊燃烧的柴火堆,那么站在火堆前的评论家就如同化学家,批评者则如同炼金术士。化学家的分析仅以柴和灰为对象,而对炼金术士来说,只有火焰本身才是待解之谜:生命力之谜(das Ratsel des Lebendigen)。”这段话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批评的对象,并不是作品残留下来实体,而是翻腾在实体上头的意念:换句话说,即那种将作品拆分为一系列部件、要素或者结构形式的方法,仅还是作品分析和评论而已。然而,这种将批评定位为作品分析的态度,却只能得到一把干柴和灰烬。谜一般的生命火焰仍旧隐藏在透明的空气里——因为,她只为那些能够瞥见这一秘密的人而存在。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本雅明在1921年写的另一篇批评《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他是这样写的: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世界的命运是以民族的命运为媒介来表现的。……因而,人类深沉生命的任何冲动都能在俄罗斯精神的氛围中找到其肯綮。对这种处于自身氛围中的人类冲动进行表现,使之无所挂碍,自由地悬浮在民族性中,而又与民族性及其地点都不可分离,这或许就是这个作家的伟大艺术中的自由之精髓。……我们所有的批评家认为是心理学问题的,恰恰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这本书谈的是俄罗斯民族的‘心理’或癫痫症患者的‘心理’。批评只有尊重艺术作品自己的领地,小心不涉足于此,才算表明了它接近艺术作品的权利。如果由于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物的心理学而对他加以赞赏,这种赞赏就是无耻的越界行为,而正因为此,批评家和写作者大多惺惺相惜,因为水平一般的小说写作者讲的都是陈词滥调,而批评当然能将这些陈词滥调叫上名来,正因为能叫上名来,就加以赞赏。这一范围正是批评所必须规避的。如果以这种概念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评头论足,就是无耻和错误之举。与此相反,应当把握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造意念中,民族性及人道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性。”
在此,本雅明还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上了一堂入门课。但这样的入门,即使在今天也还是非常弥足珍贵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自己所写的那些东西,大部分还是“对陈词滥调的赞赏”。而更糟糕的是,就算我们所面对的是所谓经典名著的时候,我们仍旧只能化其中的种种神奇为腐朽的“陈词滥调”;这是何等的可悲啊。
  那么,当我们回头去看小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评价歌德的时候,难道不更能深切体会到这一点吗?或许,对小施莱格尔来说,同时代的批评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除了执拗于歌德作品的某些细节之外,似乎什么都没有看见。诸如F·雅可比、亨斯登伯格和C·维尔纳的恶毒攻击抑或褒扬,也都“只是感觉到了作品里的神话内涵”;甚至威廉·洪堡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有施莱格尔在论述关于人的双重性(日神与酒神)时,《亲合力》的某些隐蔽物质才得以暴露出来。然而,由于浪漫派的某些观念与歌德相当接近,所以,施莱格尔的一部分论断被歌德同属性质的自我表白湮灭下去了。但即使如此,浪漫派还是要比其他批评家们更深入了哥德的世界。他们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专注于道德评断或者人物的心理学,凭借着他们自身强烈的诗性特质以及对批评敏锐的把握,施莱格尔们成功地绕开了各种“陈词滥调”的狭隘约束。也正是凭借这一成功的批评,他们才启发了后来的本雅明。
  至于创作,诺瓦利斯的成功之处反而也能说明他的失败之处。他的梦境(奥弗特丁根)难以承载他的理想。这是一种必然要发生的情形,并且无药可解。将理想建立在坚实的大地上,固然是一切梦想实现的归宿,但是,它又是不现实的。如果理想国仅仅出现在幻想小说搭建的空寂舞台上的话,那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必须认识到理想之所以是理想就在于她是难以实现的这一前提之后,如何走出伤感主义的窠臼,就变成了这种努力方向的根本问题了。无能为力地承认失败自然不可取,但强烈的呼告和不顾一切的宣示理想的神圣,也不是解决的办法。我觉得只有采取适当的隐喻方式,才能有效地将这种不可挽回的坠落之窘与无法压抑的最高期望推至“理想的巅峰”——《美德的厄运》就属于这种情况。

               关于写作的状态
  《堂吉诃德》的情节雷同,预示了作家写作的喷发状态。这是一种横向的喷发,就像火山爆炸一样,把熔岩抛上天空,并在一定的高度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山灰云层。只要想一下这种状况,就已使我深深陶醉了。为什么呢?因为,从作家写作的角度出发,小说始终都具备一定的动量——就是说,小说总要有结束的时刻。就算是《大菩萨岭》这样没完没了的连载小说,也要有落幕的那一刻。然而,小说的完结是注定要出现的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成熟作家精心撰造的作品来说,却是一种痛苦。不论是幻灭小说、通俗爱情小说、甚至是报章连载文,完结都让作者伤感。因此,我们说结尾部分的处理,之所以困难,这种因素就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试想,怎样去做,才能配得上一个完美小说的结局呢?惯常的做法,不无是装点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来打发人们。但因为是惯常的,是人们都看腻味了的,所以就显得极为庸俗了。
  然而,《堂吉诃德》的结尾,给我的感觉却不是这样的。老实说,它的结尾有一种神奇的特质:堂吉诃德二次返乡,随即突然去世——他的死,虽然在塞万提斯的处理下,处处显示出不祥的征兆(如进村时),但从我们阅读的情绪上,仍然是非常的突然。这里不再是荒唐骑士第一次回村的狼狈不堪;也不是他二次征险时的豪情壮志。当我们还在堂吉诃德“奇妙冒险”的漫话状态下踯躅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这就是小说奇特的地方,作家不仅使堂吉诃德、桑丘以及他们遭遇到的各色人等,都陷入到某种荒唐的境地;更使读者也陷入到一种“妄想”状态里了——对堂吉诃德冒险的那种期待!这便是我读它的感觉,虽然已经翻到了最后一篇,但似乎还没有回过神儿来。
  与之相比,《美德的厄运》就表现得相当拙劣了。女主人公如同一个圣徒那样奔赴黄泉,在这儿的处理上,萨德写得很不自然。我们可以看到,萨德在结尾处有一种明显的道德说教的倾向,而在其他章节、尤其是那些性虐待的部分,他却写得特别好。这就正如侯爵在《所多玛的120天》中写的最好的部分,是那不勒斯王国的贵族们在讨论权力时的那些地方,而不是其中的荒淫场面。这也解释了萨德从更深层来说,并不是一个“色情作家”,而是一个热衷于探讨伦理、特别是探讨权力伦理(作为对他自己贵族家庭伦理的一种映射)的人。因为在《美德的厄运》里,女主人公遭凌辱的场面;以及围在波旁王朝周围的贵族关于统治权力的话题里,都彰显出一道权力的帷幕。性虐待实为被压抑的权力的宣泄和对权力对象的摒弃。而从小说本身来讲,萨德并不具有堂吉诃德那种延绵的气质:同样是情节相似的性虐待场面,其实是一种堆积。我们无法从中体会到一种期待的感觉,而只能从中发现沉郁和某种苦修会的情绪。这便是它们的不同之处。
  另一方面,《堂吉诃德》与萨德小说的一个相近的地方是:情节上的同构。这一点是与很多消遣小说之间最大的差异。我们说,消遣小说的动量,仅是情节上的推动——仅是构成情节的那些要素上的推动。比如说,侦探小说,它的头顶上总有那么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发展的动力无非是侦破,和对人物关系的梳理。爱情小说则相反,搅乱人物关系是它最主要的特征。但是,无论如何,消遣小说在发展动力上的模式,却是一致的。也就是靠单纯的情节去推动。它们的情节,全是按照线性逻辑排列出来的。也就是说,消遣小说在情节上,是环环相扣的。可是《堂吉诃德》在前后布局的情节上,却是持平的。虽然它也有情节上的线性关系,但你会发现,具体到每个情节的内部结构时,所有情节的构成体系是一致的。就是说,它所体现出的荒诞不经,是延续性的,而不是A推动B,B推动C式的简单演绎逻辑。萨德的性虐待也是如此,它只是在细节、道具或者姿势上略有不同而已,其性虐待的主体性始终都没有变化。在写作的状态上,这说明《堂吉诃德》与消遣小说是不同的。因为后者是以情节为主体,每一个情节都是后续情节的铺垫和动因,因此相同情节便不可能在那这里发生。此外,这里所讲的“情节推动”,是有两种区分的:对于消遣小说来说,它的情节推动对于其小说来说是绝对的必然;而《堂吉诃德》所代表的小说,在“情节推动”上,则是相对的必然。后者的相对必然就是说,小说并不仅仅依赖于单纯情节上的推动而呈纵向或者时间线上的发展,还因为具备很多其他因素的推动,而呈现出多层次空间上的发展(除时间线上的)。这种在小说内在逻辑上的空间发展,即拓扑结构在消遣文艺那里是不存在的。
  我之所以重视这一点,是因为这种不同体现了作家写作状态的不同。消遣性质的小说,从准备和构思开始,就是以情节上的延续和咬合为中心的。不管它的叙述、描写是怎样的,它总是一个延顺的过程,“A推动B,B推动C”式的整体布局,从一开始就是确定无疑的了。因此,消遣小说,从小说内在逻辑上来说,就是一个简单推导式的数学方程。它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而且也不容任何复杂的技巧发挥其功能的余地。这就是说,消遣小说,完全就是一件儿工艺活儿,按部就班就能做出来了。而我们承认《堂吉诃德》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从写作状态这个角度来说,就和消遣小说极不相同。我认为:《堂吉诃德》的雷同章节、它的那种呈水平扩散状的情节,已显示出了作家创作的巅峰状态。因为,在小说内部、特别是情节上的停滞,往往是一种满足和沉醉的表现。作家需要同样的场景来满足他那爆发式的叙述欲望。因此,在情节之间才会出现一种拓扑结构——不再是单线程的那种简单推导,而是基于小说内在逻辑上的一种扩散式分布。就作家本人而言,就是某种偏执地絮絮叨叨、甚至是语无伦次。
  不过,这种巅峰式的写作状态,并不意味着作家小说艺术成就的巅峰。因为,这种写作上的巅峰,不是仅仅出现在作家的成熟期。一般而言,写作巅峰与滞怠是同时出现的。因为写作上的某种雷同,必然是一种停滞的反映,是作家沉溺其中的反映。因此,写作巅峰与小说的艺术巅峰绝不可等同视之。那么,我们说《堂吉诃德》的伟大,其实就是指塞万提斯成功实现了这两种巅峰的相合。可以这样来总结:小说艺术上的巅峰,依赖于作家写作状态的巅峰,但写作状态的巅峰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艺术上的巅峰。
                             08 3.28

  必须承认,俄国小说如同金色十字架一样,屹立于基督教的欧洲以外,并闪闪发光。而我所以迟迟不愿“承认”它的神圣,只有一个原因:这些伟大的堡垒总能勾起我身上的道德洁癖。那是一种妄图毁灭一切并重新创造一切的疯狂念头——人可以善良的地活下去,但大地不能再存有罪恶了:人性是无用的、人道主义不能代替耶和华发出雷霆之怒般的惩罚;也就是说,一切私有阶级都要统统送进集中营去……因此,我决定今后还是要故作矜持地直到最后一刻,才承认俄国小说的不朽。不定期

[ 本帖最后由 shep 于 2008-11-6 22:23 编辑 ]

点评

镇州大萝卜  我克服了自己的洁癖之后,认为洁癖也是一样很好的东西,如你所说,耶和华的末审有雷霆之光。虽然我坚决地站到了人这边,我还是能看到雷霆之光的美——人所达不到的美。  发表于 2012-11-8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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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6 22:22:10 |显示全部楼层
胡说:衰落的中国乡村

  再次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已经让我感到羞耻了。人们并不能在城市里生活,是因为他们无法找到一块儿实实在在的泥土(除了在施工的工地)——但是,现今的乡村也同样没有一块儿货真价实的泥土了。那些曾经存在于无垠世界上的泥土,早就被进城农民一点点地带走了:说到底,这是由于一种不可逆生活方式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习俗以及负载在他们身背后的文化行为。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地方民俗仅仅是和节日相关的表演,它的目的无非是赚钱;自发性的庙会已经绝嗣了;人们连封建迷信也不大相信了——他们现在更愿去相信电脑算命;总而言之,一切旧的习俗统统都成了书本里的知识。

  然而,腾架于新习俗之上的东西,却无法被看作是健康的。今天所有人都这样说:中国正在堕落。或许应该说,这是一个持续了上千年之久的堕落过程——至今,我们也无法测量出这一堕落深渊的真实深度。从唐朝诗人在村子里发现美人儿到清代小说家在庄园里撰写鬼怪故事……直到新时代逃出封建家庭的青年们,这的确是一个堕落的过程;一个代表着乡土被榨干所有养分最后变得破败、一无是处的历史过程。与这一可怕历史真相相伴的便是二十世纪人类所有返璞归真的尝试的失败:从远自美国的布鲁克农场到如今的“新农村建设”,我们可以这样来说,这里头除了徒劳无益还是徒劳无益。那些力图扎根于乡土的艺术家们,是一群彻头彻尾的白痴。他们的乡土艺术,实际上就是挽歌、一种追悼仪式、同时也必然要和死亡相联系。那么,这份儿渗透着不祥的死亡气氛的“艺术土壤”到底都孕育出了些什么东西呢?他们为什么又执拗于这方面的努力呢?我看,最恰当同时也深奥的回答莫过于创世纪中被逐出乐园的那对男女的经历,更能说明问题。犹太—基督教的核心,便是关于何如才能回到家园的问题。古代圣经作家在不经意之间已为我们写下了这段谶纬学条目。乐园消失了,生养人们的泥土也干涸了,它们之所以会落得如此下场,仅仅是为了让我们人类获得进步。在今天,我们用科学、知识的力量征服和改造世界,营建高耸入云的大楼、修筑海底隧道、将铁轨铺得密密麻麻……这所有的进步和改造,当然是需要代价的。这代价就是将自然(我们的家园和乡土)变得面目全非。

  因此,在这种历史进程中(按照这一发展逻辑),乡村的堕落和衰亡是必然的。难道,那些伪装成中世纪场景的法国村庄,不使我们感觉恶心吗?那些在游客周围晃来晃去的、打扮成古代村妇的时髦女人们、那些穿着仿古衣裳的蠢汉们,不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吗?他们不过是些露天场地里小丑和马戏团动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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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ABC  想起比多在夏树森林写的沈从文后面的留言。  发表于 2013-7-25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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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6 22:24:33 |显示全部楼层
想了一下,评论版如同冰窖,不如不定期裸奔(反正也没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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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州大萝卜  挺好挺好。  发表于 2012-11-8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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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7 01:53:46 |显示全部楼层
黑蓝的“纯文学”观念及其他(11.7)
http://www.heilan.com/forum/viewthread.php?tid=38268&extra=page%3D1     

(由头 观察版:《诉讼笔录》传递了什么)

  关于1883的观点,我感到有另一种隐忧:那就是当文学,不,当作家过多
地涉入到历史的宏观叙述之内后,他所承担的某种责任,有可能会上升为一种带有
“正确的统治意愿”的理念。这种理念,可以从诺瓦利斯的欧罗巴那里找到,也可
以在路线正确的某些苏联作家身上找到。
  然而,诺瓦利斯的欧罗巴或者那些苏联作家的“神圣的苏维埃”,却意味着文
化法西斯主义。这一点我曾经谈到过:简略地说,就是一种神学的庸俗化统治;或
者说是被无限放大了的文以载道论。它的危险不言而喻,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极易从
左跳到右,并最终因为矫枉过正而丧失掉一切传统、理智的民族来说,更是如此。
当然,我理解1883在这里讲的并不是那种极端的情致。但,如何摆正作家在文
学与历史现实之间的位置,却难以达到一个平衡点。尤其是在中国这一独特的历史
语境里,作家对历史发言、对现实发言,必然要和文字狱/御用文章相挂钩——尽
管这么说相当悲观,不过,中国的历史现实已经形成了这种无法解套的规律:那就
是文体政治化与学术政治化。在历史的大范围里,儒学与周武革命、张衡与东汉的
谶纬神学、苏轼在变法中沉浮、满清的文字狱乃至当代的海瑞罢官和改革的实践=
真理……这一切都在政治运作下,便成了一锅糊涂粥。一篇文章可以酿成一次惊动
朝野的大事变,学术争论也可以成为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
  我们没有批判的传统、没有二元政治体系的历史(教会和国家)、没有自甘上
火刑架的布鲁诺,即使我被人贬斥为悲观的庸俗宿命论者,我也要这样说:要清醒
地认识到,在中国,有些事情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宿命;我
们的历史现实。甚至可以这样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种种现实情况,那些差强人意
的、匪夷所思的、毛骨悚然的东西,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在这些丑陋的现象背后,
是一条五千年前就已写好了的谶语。今天的一切,不过只是为了兑现那句古老的预
言罢了。就文学本身而言,我真的无法去期待中国会出现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至于谈到黑蓝的“纯文学”倾向,我也曾经抱有这样的看法——过于强调形式
上的吊诡。然而现在看来,形式问题始终都是一个关键。一个独特的内容必须要有
一个独特的形式结构作为支架,否则它就会贬值、打折扣。但依照我目前的经验来
看,黑蓝形式优先的主要缺陷恐怕还不是形式上过于诡谲,而是普遍缺乏一种能够
去填充这一形式结构的内容。就是说,赋予一件寻常琐事一个先锋式的形式,充其
量还只是二流,它无法超过同一件琐事在迥异视角下的叙述手法。我认为,这才是
更棘手的问题。如何培养或者开拓作者的思路以及观察事物的角度,这比模仿名家
名作还要困难。我并不想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这句老话,因为干巴巴地说它没有意义
,但我要说:黑蓝的某些小说,之所以看起来让我总感觉到别扭,大抵就是因为这
些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并不相洽,就像一个矮个子穿上了一件大号外衣一样。从更长
远一点来说,这种内容与形式间不相洽的状态,肯定有碍于黑蓝小说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我对“有目的地介入社会现实,从而使文学在重建文学结构过程中形成
良性的认知与自律”这一看法并不看好——虽然它是正确的、如同常识那般正确,
但正因为这是常识,所以,它就更难以在中国实现了。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无
法用常识来判断是非对错的国度(但愿这只是我对世界的疯癫理解而已)。

点评

路人ABC  作为一个新手---不仅对于黑蓝是新手,而且在写作上也是新手的人,我觉得都柏林人和汪曾祺的小说在表达方式上区别并不大,可是,区别在于乔伊斯对于死亡,神,甚至是琐碎的表达里面渗出的汁液比汪曾祺的更多。  发表于 2013-7-25 20:58
镇州大萝卜  跟在你后面裸奔。最后一段我有同感。作为一个并没有太多天赋的爱好者,除了保持真诚,别的我都不再想了,包括“价值”。  发表于 2012-11-8 19:53
生活、吃饭、睡觉乃至呼吸我都时刻牢记这是为了能更好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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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car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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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12 01:25:36 |显示全部楼层
回到古代 11.12
——我喜欢回到19世纪的小屋里,静静地看着屠格涅夫在蜡烛下伏案写作

永远都不要轻视古代作家的能量。哪怕是间隔三百年的时空交流,也是富有裨益的。我一直认为我们的根系并不仅仅是植根于眼前的土地上,它还向过去的历史生长,并附着在古老的愿望之上——这种愿望就是古人对未来的憧憬、对美好的憧憬——正如我们在今天也在期盼着明天一样。

因此,从某方面来说,我们是肩负着这些看不见的大师历史嘱托的。他们会在我们不经意之间,就坐到我们旁边。他们会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不要忘记自己作为个体和写作者的双重责任。他们还会毫无吝惜地给我们提供各种营养和知识,耐心地指出我们的谬误并加以劝告,“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了。”这时,我们所需要(而不是应当)做的就是仔细地去聆听,并诚恳地去思考和回答他们向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毕竟,我们与古人的距离是如此的接近。而且,早晚有一天,我们自己也将成为这历史中的一环(如果能够祈祷的话,让我也能加入他们行列吧!)。

点评

凌丁  “永远都不要轻视古代作家的能量。哪怕是间隔三百年的时空交流,也是富有裨益的。”  发表于 2012-11-9 15:01
生活、吃饭、睡觉乃至呼吸我都时刻牢记这是为了能更好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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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12 20:09:56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shep 于 2008-11-6 22:24 发表
想了一下,评论版如同冰窖,不如不定期裸奔(反正也没人看见

来看的人,都是经的起寂寞这种冰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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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22 21:00:29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作家的沉思 11.14

  当作家绝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同时,当作家也绝非等同于获得荣耀或者地位——关于这一点,以我个人来说,是最近才终于明白的一个道理。这根本不是什么神圣的职业。因为,成为作家和仅仅作为一个旁人眼中的“作家”是两码事。至少后者的确可以被称之为职业。至于前者,也就是那些以作家的自主意识进行创作的人来说,这个词儿所蕴含的危险远比它的字面意义更加明确。

  仅仅意识到“在狗群中戴上假面”的人,只是领悟了“作家”概念的初级含义。如果这些人不能意识到,他的命运是必须走进这些“狗群之中并最终以自己的真实面目相对”——即“走进耶路撒冷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话。那么,这些人就无法成为第一种作家。这样说,并不是在吓唬人,并不是说作家只有被钉在十字架上才能算是真正的作家。它真正的含义是:真正的作家必须要背着他的“十字架”在人间行走,但同时他又不能这“十字架”所压倒。

  或许讲这些话,对于不了解宗教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然而,作家的宗教又是真实存在的。所谓“作家的宗教”当然不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或者其他种种人世间的宗教。只是,对于那些始终都无法理解这种看似极端荒谬的话的人来说,他最终也无法成为自我所承认的作家。反之,真切地了解作家的宗教的人却并不常常以世俗宗教的语言形式去谈论它。

  总之,大凡艺术上的所谓“不可言传或不可理喻”的那些东西。的确是很难讲清楚的,总也不能了解这一点的人,即与艺术无缘之人。但,我感到这还并不是最糟的。最糟糕的是那些自认为自己已经懂了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会在无形中将艺术降低到早餐之于普通人的地步。

论基础或曰非小说文字的价值 11.14

  我颇为得意统计了一下这两年所写的小说,五十万字(包括不成形的在内)。不管是好是坏,这与我的人生目标——二百万字的小说相较,仍旧是令人振奋的。也就是说,再过十年,我就能积累两百万字了。不过,如何保证这两百万字不是废话、不是无病呻吟、不是原地踏步的重复呢?我无法回答;更无法信誓旦旦地去保证什么。因为事实上,每当我仔细回顾这五十万字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它毫无价值可言,是一堆彻头彻尾的垃圾。虽然,此时我会觉得有些失落,但这种情况至少能证明一个简单的看法:当某人的小说写了一百万字之后,他绝不会和他刚开始写小说那时一样(除非他对自己的所有文字都感到满意;并一贯地感到满意)。因此,我现在能够充满信心地对自己说:我不会,也不能再犯以前的错误了;我不会也不能再走以前的弯路了。然后,再次对两百万字的目标产生各种美好的憧憬。

  ……这时,一个全身发着白光的幽灵从墙里钻了出来,他对我嚷嚷道:喂,你小子做人得讲良心。想写二百万字的人不止你一个呀……所以,还是让我们实际一点吧。

  在看一些作家全集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很可能,这只是反映了我的迟钝和孤陋寡闻)。那就是,很多作家写的随笔、诗歌、评论乃至往来的书信,从字数统计上都远远超过了他所写的小说。我不想就这个事实谈论些什么,也不愿骤下定论说,成功的作家必定是那种写非小说文字远超于小说文字的人。但是,我必须提醒自己和其他人:单纯地写小说文字的作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让我们的写作兴趣和欲望,更广泛一些吧。

为小说而写作 11.19

  无目的的写作绝不应成为一种常态。即便是写日记也不行。对于那些已经能开始看到自身道路的写作者来说,是时候去培养或者说是时候去更多地展现自己的理智了。或许这仍然是命题作文,但是,做一切文章必然都是有命题的。否则……

  然而,这种理智绝不仅仅是对文字的精益求精;它还应该包括作者对自身前途的理智选择。也许这会涉及到某种主义、某种意识形态或某种风格,可这未必是什么坏事——毋宁说,这是另一种必然,一种我们必须选择的必然需要。就像托马斯·品钦不是托马斯·曼一样,他们不能相互换位子、也不应如此。
  
  为小说而写作是非常简单的——因此,这些“小说”实际上是其他一些“非小说”的东西。“我只想如何去把小说写好……”仅是作家展示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断句,写作者必须要明白后面的省略号才行,因为,一切都包含在“……”里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逐渐意识到,那些出色的小说家写的,其实并不是小说。它可以呈现出各种“不是小说”的形态来。反之,那些一味地为写小说而写小说的人,却只能拿出一系列的似是而非的小说残骸——这些精心打造的残骸之所以是残骸,仅仅是因为它们缺少生命力。我以为,生命的活力才是各种艺术外套的真正主人。一切形式技法、风格以及创作者的态度、个性,都不能超过艺术中的生命活力;也无法超越生命活力中的艺术。

  将生活看作艺术或者把艺术看作生活,是任何人都能轻松讲出的话。然而,这自然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完全理解和把握这句话的真谛。即便我们能完全理解这里头的确切含义,但是,能够真的实现这一道路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进一步解释:即那些开始明了自己写的已经不再是小说的人,才有可能写出优秀的小说(当然,这不包括那种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东西的人)。

关于少年题材,《蝇王》的阴暗面 11.20

  威廉·戈尔丁获得诺奖并不意外。至少对于《汤姆·索亚》来说,这并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对马克·吐温来说,戈尔丁所展示出的儿童的阴暗面又是令人反感的。

  因为,《汤姆·索亚》始终都把儿童置于自然与社会的平衡点上,小男孩的历险只是在不经意间,才穿过了成人的寓言世界。汤姆·索亚不为成年人的观念所动恰恰说明了他从头到尾都仅是一个孩子而已。而《蝇王》却渗透着历史的罪恶性——如果要造一个历史进步性的反义词的话。这种罪恶性通常只会隐藏在历史进步的大旗背后,并成为人们轻描淡写的所谓时代进步的“代价或阵痛”。然而,《蝇王》除了寓言本身,更预言出一种与耶稣教义全然相反的东西:当人们转变成孩子以后,摆在他们眼前的也许并不是天国之门,而是一道历史之门。在荒岛上漫步着的儿童们,随着自身的成长,必定会营造一个荒岛社会的生活制度出来。在这里,鲁滨孙或孤岛遇难者的前景被置换为一群懵懂的年轻人的血腥道路。

  这些年轻人制定自己的规则,定期开会,守卫着篝火……这之后,拉尔夫的公社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国王“杰克一世”(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人们普遍相信《蝇王》是对人性恶的警醒和批判,但倘若将这个故事放到人类编年史中去考察的话,那么,“荒岛国”在经历若干年之后,这批年轻人的后代当然会演进为我们的当代社会……所以,戈尔丁只让男孩子在这里演出,而没有让女子出场。一个只有男性破坏意义的场景,自然最能凸现戈尔丁的意图。可是,它的历史罪恶性却也因此才显得更加“消极”和干瘪。这里没有马克·吐温的自然现实,也没有教育儿童的复杂命题。换言之,《蝇王》的演进还未进化到一种“被虚假正义和理性掩盖起来的罪恶”。它的目的性太明确了,它自身的意义空间也太规整了。故而,它与《汤姆·索亚》相较,便露了马脚——比起汤姆·索亚所面对的谋杀、海盗财宝来说,前者宏大的历史罪恶性难免让我感到空洞和狭窄——纵然狄更斯将儿童界定为天真无邪者,但,贫民窟内的儿童的暴力,仍然是存在的……

  不过,在少年题材中,注意到儿童残暴倾向(自发地虐待小动物、崇拜暴力等)的作家及作品毕竟是屈指可数。对我而言,儿童等于怪兽这个事实绝不仅仅是来源于我个人的奇怪想法——当你仔细留意一个孩子的时候,难道不会为他突然表现出的破坏欲感到恐惧么?或许,在不懂得任何掩饰和伪装的儿童那里,我们才更能体会到我们自身的野兽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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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16 01:14:24 |显示全部楼层
V. 12.3

  品钦有一种回旋变奏的特质。尽管他的文字并非舒美流畅,甚至有时候显得皱巴巴的。但是,那种试图使结构自由飘舞的意识却给我打开了一扇很有意义的大门——那是一个自我小学作文时就产生的问题:偏离。斯坦希尔与普鲁费恩怎么说也不能解释为“复调结构”的对设。这和乌尔里希兄妹的人物关系是完全相反的——斯坦希尔与普鲁费恩不仅相互离散,更没有出现在同一个推理的场合里(这也是和引力之虹不同的地方)。他们如同“一对”毫无纪律的疯狗,把花园践踏得乱七八糟。想必大仲马甚至乔伊斯在内的人都会对此摇头不已。

  冠之以“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当然是敷衍了事的做法。因为,偏离挑战的是文字的推理,那种将一切事物均摆弄得安安稳稳的方式并没有回答,偏离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而只是无理地讥讽道:为什么要跑题?为什么不按规矩来?

  在此,我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大家都忽略的一个事实:偏离也是一种作文的规矩。

马耳他时代广场 12.7

  对于斯坦希尔来说,马耳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烽火连天中的一小撮行为古怪的人,它更代表了一个轴心。一个从伦敦到亚历山大、法国南部到纽约的圆形轨迹(同样是一个奇怪的圆形)。在这座被夷为平地的小小岛屿上,维多利亚(代号v的女人以及其他人)神父的所有秘密、所有曾经属于众多不可知的那些隐义,都随着孩童们的拆解,再一次化作了一个神秘的符号:v。如果说这只是象征性地表达了品钦对战争的理解的话,那么,生活在下水道里的普鲁费恩,则进一步将无意义嬗变为一个“永恒的真理”。

  这个看上去具有“永恒”属性的真理,贯穿了小说的每一个部分。它就像全部人物的心灵独白一样,组成了一道糨糊糊的天空。在这道天空下,人们是谁、他们叫什么名字、从事怎样的职业都是不重要的。以至于,他们也不能称之为是一个个体……这部小说就像是由一群没有特征、脸孔的路人临时凑起来的即兴演奏一样——就是说,它可以向各个方向延伸。唯一使每章每节串联起来的红线,就是什么也没有。

  因此,《V.》是一部缺少浪漫色彩冒险历程的历险记……它的那种沉重的现实具象宛如一件密不透风的雨衣,牢牢地粘连在读者的皮肤上。

  普鲁费恩坐在地铁里绕圈。他不止一次经过了时代广场——从中央车站到时代广场。

——有时间会完成这本小说的整体批评,最近是多事之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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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16 14:53:42 |显示全部楼层
文艺评论啊,头大
往生不可及,今生难自已。余志尚未展,岂可乱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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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6 15:39:44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柏仙妮 于 2012-11-6 16:21 编辑
shep 发表于 2008-11-6 22:22
胡说:衰落的中国乡村

  再次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已经让我感到羞耻了。人们并不能在城市里生活,是因 ...


我记得以前看过电视剧〈叶塞利亚〉(小时候看的好像,应该叫这个名字吧),觉得吉普赛的人都敢爱敢恨,有些像野草一样生活着,你没法用道德来衡量这种行为,就好像没法用善恶来衡量一株树一样。

我感觉像水浒传时里的鲁智深,是不是就有点那种品格?虽然不大像,不过我觉得像。呵呵。

其实被你们说着说着,也觉得巴尔扎克的作品缺乏一种灵气。除批判外,他也有一种向上的精神,他书中就有写一群立志向上的好青年。不过,确实除了善和恶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了。那种很精神化的生活——对自由的向往,对激情的向往,从没有在他笔下生出。他自己的生活好像也只囿于成功和野心之间。

点评

蓝风  叶塞尼亚应该是一个老电影吧,去年下载看得时候,觉得配音真好。  发表于 2012-11-6 16:07
作品在离开作者之前,预先抵达自足的境界;之后,审美标准随之而来,对作品进行了再创造。此时,作品已不归属于作者,作者回到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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