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零度

杨为青

<p>我选了《写作的零度》里“写作与沉默”、“写作与言语”和“言语活动的乌托邦”三篇里的些许文字：</p><p>1，“写作与沉默”</p><p>一种形式的创造，前提是“他拒不接受一种新的文学言语活动的解放”，而又不愿意为旧的言语活动所束缚，于是“为其增添意向、高雅、光彩、古风，从而创造一种丰富而必然消失的语言”。如此的写作，“意味着形式以其大小和特殊的折纹是超越历史的一种价值”。正是对这样近乎神圣（死亡）的写作，一些作家认为只有使之解体才可驱除它。“他们逐渐地消弱文学的言语活动，每时每刻都炸开作家再生的陈词滥调的外壳、旧有习惯的外壳和过去形式的外壳”。巴特叙述到这里，似乎已经把写作和沉默联系了起来。类似于先锋诗歌的写作，把语词变换成一个混乱的游乐场，而诗歌的丰富内涵就在了这些错乱语词的编排，而作者被仅仅地缚在了语词的挣扎里。如巴特所说，这是一种丰富而必然消失的语言。它不仅让旧语言显得烦琐和嘈杂，也使思索开始混乱。美文学断送了先锋路线，而所谓的先锋，无疑就是神圣，就是死亡。</p><p>沉默就开始于对美文学的分解和支离。“言语活动的分解，由于总是远远地躲避混乱状态的一种句法，因此只能导致写作的沉默。”这种沉默，有意思地是，它从起初就跟那种“丰富而必然消失”的语言一起，站在了死亡的基石上，只不过它承认了那个“死”。如巴特所说：“这种艺术甚至具有自杀的结构：沉默在这种艺术中是一种匀质的富有诗意的时间，它不像一种密码的片段而像是一种光亮、一种真空、一种谋杀和一种自由那样把词语固定在两层之间并使之分裂。”沉默是一种离开的姿势，只它是否真的分裂了“死亡”呢？</p><p>巴特随后提出了白色写作：“这种写作排除了任何对于言语活动的一种有标记秩序的强迫性服从。从语言学借用的比较方式也许能较好地阐述这一新的现象：我们知道，某些语言学家在一种极性的两个极限之间（单数-复数，过去时-现在时）建立第三个极限，即中性极限或零度极限；因此，在虚拟式和命令式之间，直陈式对于它们来讲就似乎是一种非语式似的。比较起来，零度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直陈式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非语式的写作；如果准确地讲，新闻体裁一般并不产生表示愿望的形式或表示命令的形式（也就是说感人的形式），那么完全可以说这是一种记者的写作。中性的新式写作就处于这种喊叫声与判断声之中，而不参与其中任何一个；准确讲，它是在这些喊叫声和判断声不存在的情况下产生的；但是，这种不存在是完整的，它不包含任何隐蔽和任何秘密；因此，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无生气的写作；这更可以说是一种纯洁的写作。这就要在依赖一种基础语言的情况下超越文学，而这种基础语言同样也远离有生气的言语活动和真正的文学言语活动。”</p><p>零度写作在摆脱性努力中，制造了作者的死亡。因为它把之前附加在语言身上的东西，分裂和支离，以一种不存在的状态写作。就是在这种不存在状态中，文学神话和先锋的神圣性被瓦解和消除，写作表现出一种消极方式。在随后的一大段里，巴特写了白色写作的危险，即过于消极带给写作一种原始的工具性，最终沦落为一种形式神话的俘虏。由此看，罗兰·巴特对于零度写作其实仍停留在描述中，匀质时间并没有在写作之外表露出来。零度写作在把自己变的纯洁的同时，有没有架空自己，徒留了框架性的形式呢？</p><p>2，“写作与言语”</p><p>单从这篇的开头看，巴特所谓的“言语”说的的确就是口语，而且是个人化的口语，比如“小偷们的黑话，农民们的土话，从德语里借用的不规范语言，守门人的话”，其实，这些并不能说明言语本身，即口语本身的独立。因为阶级性书写，一直都在借用这种口语，来表示某种身份关注。口语的这种属性，使得恢复口语，从一开始，就像一场新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它不仅要带动那种口语性质的普遍性，还要努力着描述和泄露这个时代。对此，我就不再大段引用巴特，而是说一些我个人的意见。首先，所谓的书写语言和口语，并不能直接地成立。在写作中，只有写作才产生语言，这种语言不见得就是书面语、文学用语或口语，这些机械地分类只能代表写作的一种方式。而口语化运动的紧要性，就是从口语里对写作的一个反击。书写禁锢了自己在语言之外的东西里，口语以一种跟语言的贴近姿态重新把写作拉回来。所以始终的，不是口语在反抗书面语，更不是口语在反抗文学，而是语言在反抗“异化”。</p><p>3，“言语活动的乌托邦”</p><p>罗兰·巴特说：“旧有的文学类型，均已在构成是对人的非时间性本质表现的其传统内容最佳状态下用尽，因此，它们最终只能借助于一种特定的形式、一种词汇的或句法的秩序和一种什么都可以说的言语活动来维持：今后，写作将合并一部作品的全部文学性。”什么意思呢？巴特随后对萨特的小说进行了解释，但好象没说明白。我认为，这是一个呈现方式的不同，自然也是时间的不同。今后的写作将一种文学性的东西，释放、分裂、支离着直陈出来，而不是借助于单独的某种笔调和标准。文学性将被写作瓦解，这种瓦解不是破坏文学性，而是破坏文学性的标记。可以说，时间的经历意义被淡漠了，代之一种时间的匀质状态。恰如静导体的表面。</p><p>“在此，我们看到，一部现代佳作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因为作家因其写作而被置入了无出路的矛盾之中：或者，写作的对象天真地依附于形式的规约，文学对现时的历史无动于衷，那么，文学神话则不被超越；或者，作家虽然可以认出现时世界的无限新鲜性，但要阐述清楚，他却又只具备一种光辉而又是死亡的语言；面对一张白纸，在他选择应该可以坦率地表明他在历史中的地位和证实他掌握着历史材料时，他观察到，在他之所做与他之所见之间有一种悲剧性的差异；在他看来，世俗世界现在构成了一种真正的自然本性，而这种自然本性会说话，它在建立与作家无关的一些生动的言语活动：相反，历史在他的手指间安排了一种装饰性和影响其名誉的器具，即他从他不是责任者的一种先前的和有别的历史那里继承下来的写作，然而这又是他能利用的唯一的写作。于是，便出现了写作的悲剧性，因为自觉的作家今后应与强有力的祖传符号作斗争，这些符号从一种无关的过去深处把文学当作一种惯例而不是当作一种和解强加给他。”</p><p>“如果他责备文学，那么，他就总是给文学一种延缓，而文学则利用这种延缓重新赢得作家；他在徒劳地创造一种自由的言语活动，而人们却丢给他一种加工过的言语活动，因为奢侈从来就不是纯洁的：他必须继续使用的，仍然是被所有不说它的人们的巨大推力所关闭的这种不新鲜的言语活动。因此，便出现了写作的死胡同，而且这也是社会本身的死胡同：当今的作家都感觉到了这种死胡同，在他们看来，寻求一种非风格，或一种口语风格，即写作的一种零度或一种口语程度，总之，这便是预料社会的一种绝对匀质的状态；大多数作家都懂得，在世俗世界的一种具体的而不再是神秘的或表面的普遍性之外，不可能有普遍的言语活动。”</p><p>——关于巴特所谓的“延缓”，我认为可以理解成写作的个人书写过程。这个过程必然在每个写作者自身，开启文学。而每次开启对于绝对的口语而言，都是延缓，都是隐性的自我关闭。我觉得，这似乎并不是写作的死胡同。这里面有一个阿多诺的否定之否定经历，写作是对语言的一次延缓，还是对语言的一次篡夺，而本质就在于，延缓和篡夺的最后胜利者，都是语言。</p><p>“文学的写作就像全部的现代艺术一样，同时带有历史的异化和历史的梦想：作为必要性，它证实了各种言语活动的分裂，这种分裂与阶级的分裂是分不开的；作为自由性，它是这种分裂的意识和欲超越这种分裂的努力本身。它不停地感到它是造成其孤独的罪人，但它还是一种乞望字词之快乐的想像力，它极快地向一种梦想的言语活动发展，其新鲜性借助于理想的预料表现出一种新的亚当世界的完美，而在这个世界上，言语活动不再是异化的。写作的增繁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学，只要这种文学仅仅是在使自己成为一种假想时才创造自己的言语活动：于是，文学变成了言语活动的乌托邦。”</p><p>——乌托邦的前提就是巴特所说的“死胡同”，一个写作的零度将彰显写作与历史的某种不存在状态。而文学对语言的重新获取，不是借助于对历史及时的观察，而是语言本身的假想，所以他说，文学成了言语的乌托邦。但我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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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学的生存危机,不是被击退了.而是更大范围的扩展了,文学没有必要再加上一个"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