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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我感到耳朵里有噪音 我需要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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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16 20:49:01 |显示全部楼层
赫尔曼:“我感到耳朵里有噪音 我需要写作”
  
  
  
  
  
  2009年04月16日08:26 来源:《东方早报》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62/40463/9140021.html
  
   胡安·赫尔曼——当代阿根廷最重要的诗人、2008年度“塞万提斯奖”得主,被誉为“当代拉美最好的诗人”。4月14日,胡安·赫尔曼来到北京塞万提斯学院,朗读他的西班牙语诗作,并向诗歌爱好者们“自我解构”其传奇人生。今晚6点半,胡安·赫尔曼还将来到上海,在塞万提斯图书馆(安福路208号)举行诗歌朗诵会。
  
    东方早报记者 张颖 发自北京
  
    从1956年发表第一部作品开始,诗歌就成为胡安·赫尔曼的武器,其中尤以反映1976年至1983年阿根廷军政府统治时期民众苦难的诗歌最为人称道——诗歌是他的安慰、他的希望,也是精神寄托。诗人西川说,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拉美的作家:白天是新闻记者,晚上才是纯文学的作家。
  
    他被两边判了死刑
  
    赫尔曼常说他是家中唯一的阿根廷人,实际上他出生于一个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其父母1928年移民海外,1929年到达阿根廷。1930年,胡安·赫尔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生。15岁时,赫尔曼参加了阿根廷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青年团成立了一个诗歌组织,取名“硬面包”。1956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那年他26岁。
  
    “我出生在阿根廷,开始有了自己的祖国、童年和语言。经过长时间的流亡之后,现在我自己选择与妻子居住在墨西哥。所有的人都属于这个世界,如果非要说我有一个归属的话,那么我的祖国就是语言。” 赫尔曼这样定义他的归属。
  
    父母给了赫尔曼追求真理、维护社会正义的基因。事实上,他的父亲还曾参加过1905年的俄国革命。1954年,赫尔曼开始为新华社做记者,向西语世界报道中国的情况。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分歧,社会主义阵营产生分裂。各国**分为两派,一方亲苏,一方亲华。当时,阿根廷**要求赫尔曼放弃新华社的工作,但赫尔曼选择了坚持,这使得他不得不离开了阿根廷**。
  
    回忆起这段历史,赫尔曼说,当时在阿根廷为新华社工作的就只有他一人,而记者的责任就是进行报道,“我认为这个工作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对中国这样的国家一无所知。必须介绍中国,让阿根廷人了解中国,让大家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
  
    1976年,阿根廷政变后,赫尔曼不得不逃离祖国。在其后整整13年的流亡生活中,他远遁他乡,辗转于罗马、巴黎、纽约、墨西哥。而赫尔曼20岁的儿子马塞洛(Marcelo Gelman)和当时正怀有7个月身孕的19岁儿媳玛丽亚·克劳迪奥(Maria Claudia)被政府从家中绑架,随后遭到了处决。
  
    在军政府统治时期,阿根廷有很多人失踪。1976至1983年,阿根廷政府镇压左翼持不同政见者。有人权组织称,这一期间阿根廷至少有1.5万至3万人因遭到绑架、暗杀而“人间蒸发”。阿根廷历史上的“肮脏战争” (Dirty War)指的就是这段历史。
  
    赫尔曼不懈地追踪亲人的下落。1989年,他在一个沉于河底的水泥桶里找到了儿子的遗骸。2000年,在他70岁高龄时,赫尔曼得以见到失散多年的孙女。这个出生在监狱中的可怜孩子,在父母遇害后被一个有乌拉圭军方背景的家庭所收养。
  
    在13年的流亡生活中,赫尔曼不仅被阿根廷反动联盟判处死刑,他曾经参与创立的阿根廷城市游击队也将他判处死刑。这是因为,1967年,他的同乡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牺牲,这给当时的拉美革命运动带来了极大震动。赫尔曼不主张拿自己同志的生命去冒险,与城市游击队产生了政见上的分歧,最终导致分道扬镳。在流亡生涯中,赫尔曼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包括许多国家的政要,当时的法国总统与瑞典首相曾联名在法国第一大报《世界报》上发表声明声援他。
  
    诗歌是记忆的影子
  
    是对上帝的感谢
  
    2007年,在接受塞万提斯奖时,赫尔曼发表感言说:“其实我已经死过很多次,每当听到亲朋好友或者文学知己失踪的消息时,那种感觉同死亡没什么区别。”而现在,活着的感觉怎么样?赫尔曼平静地说,“这些伤痛很难愈合。现在我有自己的儿孙辈。现在的生活与以前的确是不一样了。”
  
    赫尔曼说,他并不认为是这些痛苦与不幸使他不断创作,诗人写诗就是因为他想要表达,没有别的原因。有很多伟大的诗人并没有过痛苦的遭遇,甚至连小的伤口都不曾有过,但还是创作出伟大的诗篇,“对我来说,也许有人觉得我脾气暴躁、难以忍受,也许我就是这样。我感到我的耳朵里有噪音,这使得我需要去写作,将我听到的声音表达出来。”
  
    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赵振江表示,从1956年发表第一部作品开始,诗歌就成为赫尔曼的武器——诗歌是他的安慰、他的希望,也是精神寄托。赫尔曼的诗歌几乎都是在深夜里创作的。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他已发表了40多本诗集。以赫尔曼这样的经历能够如此多产,赵振江认为有两个关键词可以概括其创作激情:一是执着或者说迷恋,另一个是寻求或者说创新。
  
    赫尔曼说,诗歌是神秘的,没人知道它究竟带来了什么,“它是记忆的影子,是对上帝的感谢,而没有了诗歌,生活对我来说就像没有叶子的树,也就没有了影子。”
  
    黑暗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如何回顾历史,如何认识拉美的政治现状?赫尔曼认为,到目前为止,拉美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和解过程:“一些当年支持军政府的人及军人本身仍坚持他们的所为是正确的。现在有的,是一个正在追求正义和公正的进程,而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他表示,在阿根廷,本届政府和前届政府决定去掉曾经有罪不罚的保护层,惩罚那些曾经的罪行,他们真正地去调查军政府的罪行。赫尔曼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们循着记忆找出真相,有一天正义会真正到来。”
  
    中国知名诗人西川说,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拉美的作家:白天是新闻记者,晚上才是纯文学的作家。而赫尔曼将两种状态糅合在一起,人们从他的诗中感受到深夜的黑暗与孤独,他的诗歌往往沉重,而巨大的空旷感中又表达出对世界、对亲人的爱。
  
    赫尔曼表示,在斗争的年代,诗歌就像枪一样是人们的需要。诗歌告诉人们不知道的东西,但通过诗歌你不可能得到权力,“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能够得到的最大满足感来源于艺术与文学。但如果非要给诗歌一个不同寻常的社会作用的话,那就夸张了。作家并不是斯大林所说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只是写字而已。”
  
   ◎ 链接:胡安·赫尔曼
  
    胡安·赫尔曼(Juan Gelman)身上有着难得的“20世纪症候”的大交集:离散在南美的乌克兰犹太人身份、阿根廷**、超现实主义与承诺文学的联姻、军政府的迫害、流亡、家人被极权主义残杀的创伤经验、词语的强力等。1930年,他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年轻时记者的职业使他置身于政治激流,并转向左翼阵营。1976年阿根廷发生政变后,赫尔曼被判驱逐出境。1988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到阿根廷。作为批判现实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胡安·赫尔曼为自己的诗歌固守着“生活的日常性”和“日常中的不平凡”,反映了其犹太文化背景、对国家与家庭的关注以及他对阿根廷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肮脏战争”期间的痛苦感受。他曾获阿根廷国家诗歌奖、拉丁美洲文学奖以及有“西班牙语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塞万提斯奖等。
  
    他与中国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1950年代开始为新华社做事,也曾经“重走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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