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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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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car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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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5 21:38:39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hep 于 2011-5-5 21:40 编辑

古典的谱系——道德;历史与现实 2011.4.25


  无需强辩的是,古典作家不仅没有离我们而远去,反而时刻都在我们周围徘徊。只要打开汉语古典文学的地下仓库看一看,我们就能明白:在我们身体血管里流淌的,并不是巴尔扎克或欧·亨利以降的西洋传统——这些是构成我们血管的外部材料——而是魏晋以来的笔记、小说的传统。


  同样无需强辩的是,尽管白话文运动已经历经了将近百年。可就是在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们的身上,流淌的仍然还是关于道德,历史与现实的殷殷血液。这一点任谁也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不用说,所谓打响现代文学第一枪的《狂人日记》实质上就是道德批判与对历史的无情梳理,就连主宰二、三十年代的蝴蝶鸳鸯派、新武侠以及其他所有通俗或严肃的文学类别,也都秉承了这一传统。因为,整个汉语写作的历史,便是倾向于伦理批判的。


  自然,这与儒家的政治信仰的传统有关。但也正因为这种关联,才使得汉语写作本身的营养不良。早熟的儒家学说所带有的含混性和世俗功利性,长久以来一直在侵扰着汉语的叙述系统:目的性的观点盲目地摧毁了对可能性的讨论和思考;政治功利性则又逼迫着写作者们费尽心思地去经营那些看似力量十足的层叠排比句式。因此,汉语写作便朝着华丽而指涉不明的散文方向滑了下去,并且一泻千里至今。固然,我们得到丰富的修饰性词汇与句型的浩瀚宝库,但我们也失去了对内在性考察和沉思的机会。这造成了先天性的不足。但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散文化的风格和大量的类比,破坏且消耗掉了写作者的大脑。他们越来越习惯于让这些形容性的词句来占据更多、更大的空间。由此,意义被稀释了;就连政治性的诉求也被泡得面目全非。甚至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这种“形容式的传统”依然得以保留,乃至发扬光大为“新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在实务性的地理志和纯粹幻想性的志怪体上,强烈的修饰冲动被实际情况压制住了。且不说地理志的描述必须经由方向坐标和线性逻辑来得以实施,就连志怪小说这种幻想文体也出于直观性的考虑,而必须要去陈述鬼怪的具体形状或者特性。因此可以这样说,不管地理志和志怪体的陈述有多么荒诞离奇(比如《岛夷志略》这样混乱的叙述),但他们有具体细节。这些具体细节不允许作者搞太多的修饰。他们必须克制自己的感慨和叹息。同样的,那些道德说教也就必须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像《太平广记》这种类书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首先,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取悦皇帝对文治武功的谵妄性错觉,因此有用性反而不大。其次,这本书收集或编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条目和类别,是有其自身逻辑性的。这就很自然地排斥了文人的形容性传统——由于条目繁多和工作量之巨,也不容有太多的修饰。这反而保持了某些质朴的要素。但反观宋元以降的话本、词本;说书人口中滔滔不绝的形容词汇,无一不带有上述那种疯狂的修饰性质,更不用说明清小说的开篇词和动不动就来上一段的七律五绝了。


  然而,即便“形容式”有这样或那样的弊端存在,但仔细考察的话,我们仍能够发现,隐藏在那些散文诗歌背后的、用庞大修饰语堆砌出来的,竟然还是关乎于道德和历史的种种观念。比如说《三国演义》摆在卷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说是宿命论历史观)以及《水浒传》中关于天罡地煞祸人间的“星宿决定论”等等,便是如此。虽然,这些东西可以用文体功用性来解释说,不过是作者为方便起见而用的技巧、由头,可果真如此么,这些观念难道不是统御全篇的指导思想或总体倾向吗?它们不是从头到尾一直都在发挥着作用的吗?以至于,诗词歌赋变形为一种常见的写作技巧——这与纯粹的诗人创作是有很大区别的,后者追求形式美感的努力要远远大于观念的诉求——而在小说家那里,诗词的功用则含有双重性:第一仍然是修饰;即引入诗歌的韵律和语言美来增强小说部分的冲击力。第二便是伦理评判,描述坏人或好人的诗词带有强烈的感情倾向性,并且比陈述预先一步,给出人物的整体色彩来。就像京剧的脸谱。当然,人物性格的展开依赖于情节的推动。但简评式的律诗则增强甚至彻底遮盖了情节的有用性。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古典作家毫不掩盖的好恶倾向,除了在塑造人物上的动机外,只能指向道德批判。从这一点来说,汉语古典作家的传统便是伦理道德的批判。其中,对性伦理的批判尤为突出。不过,与人们的一般印象所不同的是,纵观宋元以来的各种文体以及宋以后的儒家理论来看,关于性的禁忌化倾向并没有想象中来的严重。特别是南宋及明中后期包括清康熙以后,社会整体的性开放程度显然是很高的。此外,儒家思想(包括理学心学)的谴责始终都只针对女性本身,而对男性来说,除了统治者的性道德外,其余皆无甚关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劝世类的道德小故事才在明代涌现了出来。可即便是冯梦龙这样高明的卫道士,也无法做到彻底的禁欲——文人文学的另一大传统,才子佳人的性幻想一直游走在中国文学史的字里行间。甚至可以这样说,所谓“才子佳人”的性幻想,其实质乃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男性集体性幻想的一种文学化升华!因此,作为文学主体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自然首当其冲且责无旁贷。


  如果仔细检查中国古典的“才子佳人”性幻想,那么我们手头上的各种资料,简直就是无法计数的。即使最严格禁欲的儒家流派的思想,也不能压制这种“兽性的欲望”——按照巴塔耶关于“神圣色情”的说法,这种被理性驱离而小心安置起来的欲望冲动,终于还是冲破了各种禁忌的堤坝,转身从自然、单纯的性欲而变换为“色情”的刺激。正是在禁忌的阻挠下,它越来越具有某种摄人魂魄的魅力和自身毁灭的危险性,但这种危险反而频频招来人们一试身手的犯罪冲动,并未停留在空想之中。于是,明清色情小说便从才子佳人含糊的性幻想中诞生了。其实,只要对比一下汉代的所谓房中书如《素女经》与《金瓶梅》的整个风格,我们便可以得知,早期性书多少带有一些自以为是的“科学成分”和自然待之的心态——但《金瓶梅》则流露出了力比多的色彩;包括早期性虐待狂,冲击性的排泄,某种权力意志的负面冲动等等。这便是被压抑后变形的全新的“性幻想”。可也仅仅如此而已,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种超前的文体并未带来真正的风暴和冲击。《金瓶梅》及大量更为“色情”的清代小说只不过被在编入册,一股脑地打入“禁书”目录丢在一旁罢了。


  到底是什么让古典作家无法触及和突破黑色伦理的底线,又是什么原因最终让这些带有破坏性的作品回归于传统伦理的常识性迷宫呢?我认为,这得从古典作家自身的矛盾中去寻找答案,就是说,从他们那身为儒家文化的知识谱系中去搜索和探寻。


  毫无疑问,古典作家当然接受了传统儒家学问的训练(即使他们从未考虑过走进仕途)。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传统儒家学问的涵盖面绝不是我们今天认为的四书五经或者朱子体系的那一套东西——不,它所涵盖的内容更大!其中包括老庄、法家、各种兵法、阴阳五行说、周易堪舆、佛教思想和冷门的名家逻辑学以及更多的古代思想和知识。所谓“儒家”其实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认识体系。这才是他们写作的基础和前提。而“色情”则恰好处于这一庞杂谱系的种种遮蔽之中。按照儒家孝道的字面解释,为了避免无后为大这种“恶”的结果,人们必须通过性交而繁殖后代。可自然的性又被禁忌所封锁禁锢起来,并受到压制。这个过程恰恰与巴塔耶所谓双重否定的“神圣色情”的发生过程相重合。因此,色情的文学化便成了一种本能式发泄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还去讨论什么古典作家写作“色情”作品的动机、理由和深层心理发生学之类的玩意儿,便显得尤为不合时宜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儒家思想否定的性行为反过来成为受儒家教育的古典作家的写作本能。其二,广义的儒家思想的焦虑始终都停留在伦理性的层面,也必然会导致古典作家对最大的禁忌,进行挑战。因为早期的儒家伦理更多地关注政治而不是人,但在大一统之后,随着皇权日益强大,这种趋势被迫改变了。它只得退而求其次,去关注个体性的人。所以,后期儒家的核心观念就变成了在《狂人日记》予以无情鞭挞的“吃人”——个体禁锢——彻底的性压抑。而所以在性问题上如此突出,正说明了这种转变和隐藏其后的古典思想的“禁忌化”要素。因为,儒家理论和所有古典思想一样,都是出于对某种恐惧的极端回避而进行的条理化的禁忌化论述;即把某些事物视为禁忌,再以一种论述对其进行封印的结果。但与儒家对死亡的仪式化移情不同的是,性被看作不可控的兽性或冲动(与之相反的是,儒家将死亡看作是某种可控的事物),并被严加看管。因之,应当认为后期儒家的性压制不再是以女性为单一主体,而是把男性也包括了进来。对淫乱男子的批评,甚至在《二拍》中妖魔化为隐蔽在山中专掠妇女的怪物,也就不足为奇了。自然,囊括新武侠在内的志怪体文学中的那些同样淫乱成性的妖怪或采花大盗们,也是对男人性欲的隐蔽性攻击。而当这些“恶”的存在被正义的力量抹杀掉以后,读者们便都会拍手称快——这不正是自我矫正和个体对自身性冲动的兽性的自我否定吗。而这也正是另一种教化和压制的接受过程。尽管如此,可,性的本能力量是不可能被完全压制的。这便导致了对玩弄妇女的妖怪的“崇拜”——以《金瓶梅》为例,她脱胎于水浒故事可又完全不同。虽然主人公的结局还是淫乱身死,但过程却大大变化了。那些一度曾压抑“色情”的正义力量被淫棍的社会性手段所击退。它所隐含的事实就是各类宋明世情笔记中的那些个记载——社会风气淫靡;纳妾、包养美姬以及半公开化的同性恋,一句话,市井勾栏一派灯红酒绿。即使笔记作家不能像小说家那样随意联想,但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他们在笔记中的哀叹和批判多少都会为有力的现实所抵消掉。但小说家则从这些现实中看到一种与理论相悖的可能:色情的力量,在被诅咒后回到了舞台上,此时,她所展示出的,已不再是一片黑暗中为传宗接代且悄无声息的自然本能了。不,她变得妖艳异常,甚至让人难以接近——一种异质的美。色情不再是什么欺男霸女的龌龊勾当了,她已经脱离了禁忌传统的束缚,走向了儒家的反面。就此而言,《金瓶梅》当然是进步的,当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因为她终于摆脱了低层次的道德说教,摆脱了古代理性自以为是的伦理体系。


  历史主义在古典作家那里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像《三国演义》这样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除了宣扬决定论或贤人治国的历史观外,更像时下流行的穿越——个人英雄的荒诞冒险。显然,罗贯中更在意的是仁君贤臣的光辉形象。但他和今天的穿越者一样,既损害了历史科学的价值,又没有任何反历史合理性的批判价值。只不过是在说教和意淫,或者更严肃地说是在充当历史观念道德化的压制者和帮凶。同样无须赘述的是,这种历史主义——赞成历史的既定合理性的观念,乃是一大毒瘤。因为它从不揭示被埋没在历史大旗下的普通个体的真实生活,从不揭示这种已过去了的个人生活的痛苦和欢乐。它只是古代帝王将相主体性的重新演绎而已。当代的那些历史小说所以令人憎恨和作呕,除去换汤不换药并且极为糟糕的伪现代性的演绎外,更是一种漫长的专制统治的无意识延续。古典历史小说——或曰说书人与话本、词本的大杂烩中,占主导地位的便是那些“爱国主义”的征讨作品,这其中又以宋明两代最盛——与之对应的便是来自现实的北方鞑虏的威胁(辽金)。如果说这只是文化上的自卫反应的话,那么这就说明它本身是缺少底气的。因此,个人英雄化的话本泛滥成灾的年代,恰好与北方野蛮人入侵的时间表相吻合。在这个问题上,古典作家明显不同于撰史家所秉承的“严谨与事实”——虽然很多事实其实不过是新王朝的政治宣传——他们对历史;特别是“屈辱史”的态度,倒是和今日所谓的日本教科书问题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即不利于帝国史观的一切统统要加以调整。通过变换角度和歌颂英雄(如《说岳》)来聊以自慰的“侠”小说便顺应而生了。这一文体的首要特点自然是个人地位的显著抬升,但它仍然还处于更大的历史叙述的驾驭之下。诸如《燕丹子》对荆柯刺秦的悲情英雄主义的渲染,依然还是在重复着《六国论》之类的老调子。然而,这些虚构或半虚构的英雄却是总带着几分无力感——犹如古希腊英雄史诗的宿命论那样,在悲剧中倒下后随即就跳到空中,成为教民众膜拜的神祗。就连《水浒传》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招安后的好汉们南征北伐,为赵宋王朝打下一片虚拟的偌大领土来。或许,今天来看,这种有些可笑的描写更像是黑色幽默。可是,当代无数的穿越文不也在干着同样事么。甚至应该这样说,正是三国水浒这样的古典作品,为今天的意淫文章打下了坚实的传统基础。我们这个“向来重视历史记述的民族”,同时也无休止地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便也说得通了。这样想来,那些虚构出来的,挽狂澜于即倒的“金盔金甲”或手拿“丈八蛇矛”的英雄们,不也正是我们自身膨胀的归宿么。


  当然啦,虚构的英雄不可怕,因为文学作品需要他们。但虚构的历史是可怕的,因为这将让我们变得更封闭。


续:《金瓶梅》的理性色情主义


  宣泄型世情小说《金瓶梅》之所以被认为是发泄与冲动的产物,大多的依据便是诸如“rape嫦娥”(这竟然是金鱼)之类的宣告等等。但真的如此吗?我以为并非这般简单。因为这些标语性质的呼喊,更多的是人物对主体性的自我认知,而并非是对应具体行动的预告和宣言。就是说,rape嫦娥对西门庆而言,仅仅是精神层次上主体自我解放的一种姿态罢了——相比主人公与官府打交道的那些描述来说,权力;统治世俗世界的威权力,从未发生过动摇。全书从未脱离过封建官僚社会下的权钱交易的基本规则。西门庆与官场的关系除了钱还是钱。因此,“**嫦娥”的自我宣告便只能说是暗地里对权力的揶揄和讽刺,但这种念头绝无法实施,也没有可供实现的任何机会。


  西门庆并没有与蔡太师府上的女人有染,哪怕是最下贱的丫鬟婆子,这是可以肯定的。而从这一确凿的事实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想,撇开没有政治地位的古代商人的人生哲学以外,我们还能得到如下几点启示:第一,牢固的封建威权体系不容任何挑战。因此,她就和两三百年后的《死水微澜》中借助洋人势力挑战官府的情形,完全不同。这是明摆着的,《金瓶梅》时代的封建威权就是天道,就是法统。金子虽然可以通天,但它只是这个统治体系自我迷恋的收藏物而已。金钱在那时还不具有能够决定社会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力量。第二,西门庆即使在捐官之后也还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归根结底只是个有钱的“大官人”,而不是真正(走科举仕途)的官僚。金钱与科举仕途的辩证关系永远只有利于后者,这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西门庆的淫乱世界只限于民间,而从不涉及官场(尽管他也曾款待那些官僚,但准确说来这只是名为性贿赂的官商交际)。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的“**嫦娥”只能引申到旺盛的主体生命力和自我解放的图景下而非其他。就此而言,它的宣示是屈从于现实威权的反向发泄;是考虑成熟的色情表演。这便是隐藏在《金瓶梅》那看似粗鲁与狂躁之下的成熟男性之主体意识的理智。这种理智的色情主义与元代文人用妓女鞋子喝酒的轶闻如出一辙;更与南北朝时士大夫的狂狷一脉相承。说到底,这不过是不得志的有闲士人的自欺与自愚而已(在这里不能只看到主人公的“商人身份”,更要看到作者的文人身份)。


  这自然是《金瓶梅》的局限性所在。因为她既不是“神圣的色情”也不是突破了理智极限的主体性色情。她与雍正时代的《姑妄言》有着相同的特征:粗俗的外貌,反常的性道德及自我封闭的世界和对官场的小小揶揄。它们看似都在宣扬/讽刺一种生活的姿态,但却都在性描写的过场中,饱含着对自我解放的期许。虽然主体性的理性极端未被突破,但仍值得肯定;肯定“**嫦娥”由威权压抑下而走向其反面的价值,在今天恐怕更为重要。因为这条幽深隧道的开端和入口已经预示了对权力体系的挑战。


续二:古典作家自我主体性;官能;知识体系的矛盾与合法性


  古典文学如果剔除其谵妄性的精神失常、狭隘的自我中心式叙述和强烈的戏剧观念后,便只剩下苍白无力的广义儒家的说教。所以,我更愿相信,那些以道德说教为目的的色情作家们,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其实是在受到自身官能的刺激下,才可能对自己的写作抱有信心的。支撑他们写下去的动力是官能的愉悦;是对禁忌践踏后的快感和释放。总之,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人性”与人欲。因为我无法相信,他们在进行了极尽夸张之能事的描述之后,依然把最后的道德说教奉为自身写作的最终归宿。比如说《玉蒲团》、《八段锦》和《姑妄言》,它们当然是彻头彻尾的性幻想;当然总把那些苦口婆心的醒世良言放在结尾处并高高举起。可是,如果从作家主体性的角度去考察的话,如若没有官能的刺激,他们真的能坚持写下来吗?对此我是抱有疑问的。因为古典作家为了塑造鲜活人物而采用的种种技巧,是延续至今的写作常识。虽然我们不能拿他们与西原井鹤甚至侯爵相提并论,但是,对官能感觉愚钝之人,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上述作品的。


  但,出于叙述的目的;也是出于对自身写作合法化的目的,古典作家总要用自身的知识体系,去克服或者说去包容官能反应所带来的激情与自我升华。可这种知识体系是有着明显缺陷的体系——强烈责任感的入世精神;自我中心化;正统意识(或曰政治的正确性)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务实与庸俗。这些相互矛盾、自相排斥但又能灌进一个壶里东西,是如此地令人迷惑。就算它们都能被一个更大的框架装下来,彼此和谐共存,可种种的矛盾从未得到解决。这些矛盾永远从内部撕裂古典作家的主体意识——就像这些矛盾同样地永远从内部去撕裂士大夫的灵魂一样。这才是封建官僚社会在心理上的不稳定性!一方面,崇高或者包装为崇高的理念从大官僚、大文豪的嘴里源源不绝地冒出来,而另一方面,这些与实际生活经验完全不沾边的玩意儿,又从中低层文人的耳朵里一字不差冒出去。青楼要逛,文章也要写。这种沉积为历史传统和官场潜规则的虚伪,一方面让文人的主体性得到自慰,一方面又在时时刻刻摧毁着这一主体性的自我发展。所谓名教者,便是道貌岸然实则男盗女娼之徒。谁在收集、购藏甚至撰写这些色情小说?藏书家也,殷实而有名望的大儒也。即使这些“有伤风化”之作,带着与生俱来的自反性悄悄熔毁了儒家伦理,不过,古典作家创作的合法依据仍还是他们不得不去费力解释的问题。

补:《素女经》是性知识的普及读物,这个我弄错了,但从御女三百、采阴补阳之类在实际中难以操作的观念来看,这种古代性科普读物也蛮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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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car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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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5 21:41:39 |显示全部楼层
发帖排版好像有点问题……但为什么rape是金鱼呢?!我一直以为这儿没多少金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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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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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6 21:18:37 |显示全部楼层
我嚼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帮你顶一下。。
文能读书写字,武能炒菜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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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莎摘头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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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6 23:10:12 |显示全部楼层
黑蓝的敏感词系统我觉得不大科学,实际上更敏感的敏感词并未能位列仙班,而像rape生殖器描绘之类的词汇却统统塞了抹布,从大气候来看似乎是设错了高压线。(好像说以前因为淫秽信息被查过一次还是怎么着来的?)
记得素女经上说过,用不同的体位徐徐图之,还能治疗各种妇科病。
唉,另,这随笔真好,比我看过的论文好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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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car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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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10 00:36:03 |显示全部楼层
在补充一下,我后来看了两遍,素女经确实是性科学读物,尽管有不少荒谬的观念,但如果这真是汉代的作品,那当时还是蛮开放的。同时也想请教一下明白人,古代文艺作品中的xx描写,最早是什么时期?北宋以前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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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蓝富豪

发表于 2011-5-10 10:01:16 |显示全部楼层
rape生殖器是永恒的禁忌,而且是无法转移词义,混淆视线的,对正统思想来说,是大杀器级别的武器,其他的敏感词是一时一地的禁忌,当然要区别对待,看完了这篇文章,应该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我的感觉是,对我国文学传统中品质比较优良的那一部分的继承和利用,我们做得还很少,质量也不高
新杂志,新希望,时空流。
http://read.douban.com/ebook/52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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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莎摘头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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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lan Super Team

发表于 2011-5-10 20:17:18 |显示全部楼层
唐时的《游仙窟》:
“于时夜久更深,情急意密。鱼灯四面照,蜡烛两边明。十娘即唤桂心,并呼芍药,与少府脱靴履,叠袍衣,阁幞头,挂腰带。然后自与十娘施绫被,解罗裙,脱红衫,去绿袜。花容满面,香风裂鼻。心去无人制,情来不自禁。插手红彳军,交脚翠被。两唇对口,一臂支头。拍搦奶房间,摩挲髀子上。一啮一快意,一勒一伤心,鼻里酸庳,心中结缭。少时眼华耳热,脉胀筋舒。始知难逢难见,可贵可重。俄顷中间,数回相接。谁知可憎病鹊,夜半惊人;薄媚狂鸡,三更唱晓。”

点评

镇州大萝卜  这篇是我专门感慨过的,而且我的版本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后面的点评很笑人。  发表于 2012-11-14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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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甲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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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11 09:37:34 |显示全部楼层
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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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蓝富豪

发表于 2011-8-20 11:38:02 |显示全部楼层
NB,顶一下
风向一变,我觉得那呛人的火苗几乎要灼烧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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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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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9 14:55:24 |显示全部楼层
到这里至少看三回了,这回终于看明白了些。中国传统小说,我只看过《红楼梦》,其他三大名著有的看几回,有的看十几回,就坚持不下去了。不过许多小说虽然没看,但这些东西打小耳濡目染也知道些,感觉评得很麻辣,看得很痛快。

我能做得跟三楼一样,就是顶起来!
作品在离开作者之前,预先抵达自足的境界;之后,审美标准随之而来,对作品进行了再创造。此时,作品已不归属于作者,作者回到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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