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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煎熬与毁灭——记滕固小说集《外遇》2012-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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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car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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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10 23:03:51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shep 于 2012-8-10 23:05 编辑

彷徨、煎熬与毁灭——记滕固小说集《外遇》2012-08-09

  自收到《外遇》至读毕已过十余天。而这个标题里的三个词,实是从滕固三部小说的自序中提出来的——不用说,这三个主题系自这套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世纪文存·摩登文本中滕固全部小说的主旨。首先要说的是,浙江文艺的这套读本从文学资料上可谓宝贵——只是我不理解,为何这套丛书里插满了上个世纪上海《良友画报》的模特照片?

  在评论《外遇》前,我还是先简略介绍一下滕固其人:滕固,上海宝山人,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曾留学日本、德国,其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二十年代,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同时也与创造社的张资平、郭沫若交往密切;二十年代后期厕身于邵洵美的《金屋月刊》之列。三十年代后转至美术史研究和教育工作,抗战时候曾任昆明国立艺专的校长,41年在从医院回家途中被杀遇害身亡(一说是其妻买凶杀人)。
  这本《外遇》收录了他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分别是《壁画》、《迷宫》和《外遇》)以及一部中篇小说《银杏之果》。除小说集《外遇》和中篇《银杏之果》分别写于1930年和1922年外,《壁画》和《迷宫》均写作于二十年代最迟于1926年前后[1]。
  所以注明写作时间是因为到小说集《外遇》时,其作品从内容到风格上都与前期小说有巨大的变化;这会在后面详细分析。


1:以写作时间而不是以出版时间为准。

一、那些“沉沦”的留学生:

  可以明显的看到,以《壁画》和《迷宫》为例的早期创作,除去郁达夫早年那种掺杂着力比多的元素外,细腻的抒情写景在滕固早期作品中所占比例可谓不小(事实上,这几乎可以说是他写作上的风格)。当然,这两个人在年龄上接近又都是浙江人且都有求学于东洋的经历,甚至最后也都死于非命。严重的巧合似乎由此及彼,贯穿了俩人的一生。但,滕固与郁达夫显然不是彼此的影子。这在两人的小说中自然有所不同。与《沉沦》这样带有浓郁感情色彩的“旧中国留学生文学”不同的是,在滕固这里,力比多或曰性欲并没有升华到国家意识的层面。在小说《壁画》、《石像的复活》等“留学生小说”中,主人公的性欲虽然也主要集中在对传统禁锢与崭新的留洋经验之间的碰撞和矛盾之中,但在滕固这里,经验的个体化的成分更多。这种个体体验式的经验并未冲破人与人的那种社会性关联而上升到民族、国家这样宏大的层面——以《壁画》中的主人公美术留学生崔太始为例:崔太始的神经质程度是“沉沦中的我”难以企及的。崔太始的疯狂的性欲(主要表现在他每每要与雇请来的女模特调情谈恋爱最后却无果)更多的是来自于对性自由的憧憬。注意,这里丝毫没有涉及到所谓的“爱情”。之所以说,这里没有纯洁的爱情是因为崔太始不仅在国内是有家室的人(老婆和几岁大的女儿);更因为崔太始对女模特的痴迷仅仅局限在女人的肉体以及与这些有着迷人躯体的女人约会而已。崔太始在很大程度上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诸如“沉沦中的我”所体味到的爱的内蕴——当然,具体分析“沉沦中的我”是否就明白无误地了解了什么爱的内蕴这种问题,显然是难以回答的。因为“沉沦中的我”对肉欲与爱的分别也是模糊的,不过,后者要比崔太始更单纯这一点是肯定的,且不消说,完全没有性经验的“沉沦中的我”对于爱、欲、性的认识也是青春期式的懵懂的、带有大量美好幻想成分的。而崔太始就不一样了。他对女模特(以及凡是接触到的女性)具有一种疯狂的占有欲;这占有欲绝不能称之为爱或者是性,就是说,它仅仅是一种欲望——包含着对普遍意义上自由的憧憬以及对旧社会传统禁锢的否定。而这近乎狂热的异性追求所以屡屡失败反过来加强了崔太始的神经质的进一步病变。应当说,这种病态的神经质在小说中的处理,是很到位的。它不仅可以解释崔太始在最后的精神崩溃也可以说明他的这种精神上的病态化本就是有着病灶可寻的一个过程。其发端从小说中难以确定,但与《沉沦》相似的是崔太始在学业上的踯躅,于是,各种苦闷便一齐拥到他的眼前,功不成名不就与性饥渴共同酵化了他的思维摧残了他本来就不怎么强健的神经。
  在此,小说《壁画》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那些不成功的留学生此后的命运又如何——这样看来,滕固的朋友钱钟书似乎也对这一类人感兴趣——大约可以分为两类:回国后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要不然就索性再跑到外面去漂泊。
  或许是因为作者曾两度出国的缘故。在《新漆的偶像》(收录于《迷宫》)中,滕固对这第二类情况做了有趣的延伸。
  故事的梗概是讲述一个叫谭味清的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在大学教书,偶然一次参加旁人的婚礼从而感到万分沮丧,用他的话说就是“黄金、名誉和女人”样样皆无。然后终于无法在这“学问贱如狗,教授满街走”的地方呆不下去,便只身返回日本,穷困交加,之后靠收集“过激书籍”被驱逐回国,然而国内反将他视作偶像请来演讲,最后谭味清道出了实话,众人不欢而散……
  如果我们仔细来分析谭味清的情况的话,我们会发现,在他的身上不仅有着“沉沦中的我”的某些意味更包含了方鸿渐的那种精神上的苦闷——事实上,滕固在这个特殊题材上发挥着一定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即从郁达夫到滕固再到钱钟书。
  还有一点,也是我们理应对这个特殊群体感兴趣的重要原因,那便是这个早期留学生的群体在现代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毫不夸张的说,这一群体主导了整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语境下的话语权;自然,仅从文学方面我们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不论是左翼还有软性文学以及什么中间派、新感觉派等等,主要都是由这一群体中的人构成的。然而,遗憾的是,对这个群体的研究现在还很不充分,排除某些政治上的暧昧因素外,我们似乎并还没有打算从整个历史和社会的宏观方面以及具体化的微观方面去把握这些人和他们的全部活动。要么就是非常零散的,就事论事就人论人并且首先以其个人政治态度和成败得失为坐标写上一份简历表就算了事。我想,这对我们理解那段(距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的)历史以及研究现代中国文学,都毫无裨益。

  回到小说,这位作为新鲜偶像的青年学者;谭味清教授,其实并不比前面那位崔艺术家更值得人们去同情——虽然,他在最后揭穿了自己的老底(同时也揭穿了那些期盼偶像的芸芸听众的老底),但他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失败者。画家崔太始最后是吐血住进了医院,而他则是狼狈地流浪在“异国他乡”。当年留学青年的朝气、志气在此已荡然无存,而回到国内所处的现实环境,更令其感到彷徨苦闷。滕固在1927年出版《迷宫》时在自序中如此写道:“……近一二年,我总算正式在社会上寻饭吃了。要寻饭吃,不得不把自己洁白的身子,跃入沸热的油锅里被煎熬。在这种生活状态下,绝不会产生出好东西来。这不是我的遁词。我相信丰富的艺术品,从丰富的内在生活而产出。回说到我现在的生活,饥饿不恒,心怀恶劣,不消说是笑谑的故智早已失掉,连歌哭的余情都没有了,还说甚么!”作者本人的愤懑之情,在此已溢于言表。那么小说中人物的悲苦也好、愁闷也罢,以至于苦痛到精神扭曲和歇斯底里,也便不在话下了。
  是什么造成了这些洋学生的大部(其中杰出的人物我们大概是能如数家珍的,但必须考虑到其他的人;那些并不那么著名的留学生们仍然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私人日记、书信和各种随笔文章依然被人所忽视),在精神、观念以及肉体上的“沉沦”呢?我想,这不仅是历史学家好奇的问题,也一定是文学史家所关心的问题。除去那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国家的动荡外,还有必要从这些人本身那里去寻求答案。

  中篇小说《银杏之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可供分析的样本。男主人公秦舟生在一个浙江小镇的旧官吏家庭。其父是大清朝的刑名师爷;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秦舟的父亲大约是一个没有考取过功名的读书人(我认为可能是举人),因为秦舟自幼就被父亲逼迫着诵读《资治通鉴》。故事讲述了这位可怜的秦舟从小就“爱”上了姑母家的亲戚H小姐,却因为家人反对而不得。之后秦舟去上海念书又“爱”上了宿舍对面的Y女士可惜,不过几年Y女士就做了他人的老婆。在H不得Y亦不得之下,秦舟跑去日本留洋,隔年回国后听到H小姐就要结婚的消息终于不能自已,精神崩溃。再度赴日后的某一日神情恍惚地跳下了山涧。
  小说的故事叙述、人物心理的刻画,自然极尽哀怨之能事。但它也在细微处透露出了上面问题的一些端倪。比如说秦舟的家庭出身,虽然我们不能只靠小说描写就一口断定“所有留学生都是有钱人的子女;是富二代”,但是这难道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客观事实的反映么?公费派遣自然人数不多,因为实际上更多的是自费留学——尤其是在考虑到家底殷实的旧官僚士大夫家庭为了维持家庭的社会经济特权,转而让子女适应时代转型的这种历史逻辑后——我自然没有研究过晚清民国时代的留学生情况但,今天我们社会上的各种情形我还是能看到的,也是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并加以比较和对照的。当然,事实上,对那时留学生的出身、家庭背景分析本就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专属领域。而在文学研究、文学史方面来说,还缺少这方面的详细调查,以至于我们在论述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完全漠视。正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早期留学生群体明明是一个特殊而值得深入探讨的对象;特别是在文学方面,这个特殊情况就更值得去留意对待了。因为,这些留学生不仅构成了当时文学创作的主要群体而且也是当时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对象。
  也正像前面提到过的那样,我个人认为,早期留学生中的大部分人的生活、境遇不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具体的个别情况下,都经历了一个从“沉沦中的我”到“崔太始、谭味清和秦舟”再到“方鸿渐”这样一个鲜明的,不可逆的,向下的抛物线过程,即从沉沦到最后的“堕落”;与旧有的一切同流合污。只有少数菁华通过某些方式(比如从政再比如成为专业学者等等)避免了这条向下的抛物线的命运。不过,我要在这里着重指出的是从精神层面上看,早期的所有的留学生,从来都没有能走出那条沉沦的下坡道
  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要拉平秦舟、方鸿渐们与那些知名的菁华人物,在人格上的差距。不,我所陈述的仅仅是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精神方面,所有留学生都早已沉沦了。至于根据么,我想任何人都能看得到——近一百年来,我们在思想上、思维上,都不曾有过什么崭新的创造;即便是对前人思想的发展的延伸也谈不上。我们这里主要的思想遗产只有偏执的教条、打着唯美主义旗号的享乐和最切合实际却最没有营养价值的经验主义实用论(这种经验主义的实用主义本质上只是低阶段的自然理性的补丁加补丁)。我们甚至都未能从古老的儒家思想框架中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五六十年代港台的新儒家其实只是商业资本主义加老旧道德的宣教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2])。这样一种在思想领域上的沉闷,直接导致了今天我们在整个精神上和文化上的毫无作为,不消说,这对当代文学领域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简直难以估计——我们今天在自身文化上的苍白无力与我们整个经济实体上的表现绝对不相称。而这种不相称恰恰又是当代人的精神上焦虑的根源所在……
  那么说,像秦舟这号人物,除了“堕落”或自杀外,就没有别的出路了么?我不知道滕固是如何考量的,但我从小说中却读不出他的未来。一方面,秦舟是软弱的——就像传统文学史描述的那样,有心无力、自怨自艾;同时又带着双重的傲气(一是来自于家庭背景,另一是来自于留洋的经历),大事做不来小事也不会做;这简直成了过去对知识分子的一般性的批评了。另一方面,受过新式教育的秦舟又是传统的,除了缺乏魄力外更主要的是缺少个人的独立和自信以及勇气(如《古董的自杀》中B君与日本使女青枝的对照)。其实,这仍然是他们软弱性征的一个分支和延伸。毫无疑问,靠秦舟和方鸿渐这样的人,无法改变国家面貌,无法改写历史。他们是不具有力量的人,尽管他们有知识——然而现实却是“学问贱如狗,教授满街走”!
  唔,仔细想来,这又并非是秦舟一个人的不幸,而是社会的大不幸。因为只要学问还是贱如狗,那么历史层面上的社会转型就无法实现,同时,这种夹在新旧体制下的彷徨也就不再只是个人问题,因为这一不幸终将要遍临到每个人的头顶,最后变成社会整体的问题。

  另一柄倒悬在秦舟头顶上的软剑则带有滕固的个人色彩。情欲旺盛。所以单拿出来是为了与《沉沦》作比较。必须说,秦舟、崔太始的炽烈的情欲与《沉沦》等量齐观,但它没有后者的移情,而是紧紧地缠绕在主人公个体的身上难以抒怀。这样说并不是在暗示滕固的写作带有色情意味,恰恰相反,滕固的写作是唯美的,没有丝毫耽于肉体的享乐或诱惑。这一点比较特殊。似乎,对于作者来说,只是约会;坐汽车兜风和看电影、吃大菜便等于恋爱了。可这种恋爱观念上的浪漫主义同时也成了崔太始和秦舟们精神苦闷的病灶,甚至进一步为其不幸的个人境遇埋下了隐患——在崔太始利用艺术创作之便打算狠狠搞掂几个女模特之际,他从头到尾失败了,仿佛女模特们已经摸透了他的心思,看清了他的弱点一般。这位深受力比多毒害的画家既然跟秦舟一样,总也打不断情欲对自身的影响和精神上的折磨,那么,最后也随着秦舟的脚步到了吐血半死的境地里便不难理解。像秦舟那样若有似无、畏手畏脚只能隐藏于想象中的单相思和对自己变本加厉的自我戕害,已然超出了一般的社会模式,甚至也超出了当时一般的小说模式,要我来形容的话,只能说是诗;空泛无力而充满惆情的散文诗。尤其突出的是无力感,它显然也要比《沉沦》中个人的悔恼、愤恨更进了一步。在此,自惭形秽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无意识的血亲否定和强劲的虚无主义已经可以横扫一切了,可是同时,它又是软的要死的。自然,《沉沦》也具有所有这些成分的,然而它在整个小说刻画的力度上却是指向民族,尽管最后同样是自我毁灭,可它毕竟是升华了(也是更有力度的)。而在秦舟那里则牢牢地固着于个体的自残和几乎达到精神分裂程度的幻灭(下面就要谈谈滕固写作中的幻灭)。

  这样看来,早期留学生不仅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如谭味清所言“一切黄金、名誉和女人统统没有”),甚至就连自身的精神状态也是极不安定的。还谈什么其他的东西?


注2:不论新儒家们怎样去描述一种乐观的,带有六十年代的香港商业色彩的“心学愿景”,它都无法打消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它的怀疑和批评。



二、幻灭、情爱与时代的煎熬:

  幻灭当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母题之一。但具体到滕固这里,“软”的色彩更为浓烈一些。其中缘由,除了将幻灭过多地转移到情与爱上以外,我认为更多的还是因为滕固这里的幻灭,是表面的、启始的现象,内里的实质和最后的结果则是煎熬。就算是以情爱为主题的小说,依然如此。
  在以迈贞、谈甘和纪恺三角恋为主旨的小说《百足虫》和《牺牲》中,三角恋爱固然仍旧附着于两男一女的矛盾之上,但无论是从小说的表现视角;还是从创作形式上看,三角恋的故事仅仅是一个外在的诱因。这两篇小说的核心则不在这里——而是落在谈甘和纪恺的个人焦虑与精神上的煎熬。
  这两篇小说最有趣的地方是:《百足虫》中失恋的是纪恺。他先是为了成全谈甘和迈贞而委曲求全(他是有家室的人),但到后面三人一起去游玩时,纪恺却再也无法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回到到家里病倒了。而到了《牺牲》里,情形颠倒了过来,失恋者变成了从东洋回国的谈甘,纪恺的妻室也没有了,两个男人在年龄上的差别也没有了——不用说,谈甘和纪恺名为两人;又是朋友又是至交,其实呢,是一个人,是一个人的两种境遇,是将一个人劈成了两半的“非人”。因此,所谓失恋也并不是真的失恋而只是一个引子,是用来引出人物煎熬心理的由头——这一点,在《新漆的偶像》中已经通过谭味清之口,明白地说了出来。
  没有黄金、名誉和女人,即是把从谈甘和纪恺、崔太始、谭味清再至秦舟折磨到半死的通病。人生理想样样落空。还能怎样?除了等死或去死,又能怎样?亦或者像《石像的复活》的主人公宗老那样投身于宗教?但宗老最后也动了凡心,把商店橱窗里的假人当做仙女。彻底疯了。以至于在写作于1930年前后的《诀别》中,失意又缺少责任心的“我”最后抛弃妻子,离家出走。但出路何在?事实上,《诀别》中的“我”也意识到了并没有什么出路,即便离家出走又能走到哪里去?天地之大,确无“我”的容身之所。

  联系当时其他作家的作品来看,现代文学上的幻灭并不是个别和具象的,而是带有普遍性。这一普遍性所对应的则是现实环境的恶化——值得注意的是,滕固上述的小说大多写于二七年以前,正值民国头十年的军阀混战时期。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宁,裹挟着包括早期留学生在内的人们,在各自的生活里不由自主地沉浮。于是,由个人际遇的坎坷,社会的混乱构成的愤懑、愁哀,不安与彷徨便只能以一个排泄口——情爱——喷涌而出。
  现代文学史实际上是一部情爱文学史。就是说,现代中国的作家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写过情爱题材。总体来说,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两个:第一,对情爱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第二,为逃避现实而躲入恋爱游戏或自戕之或难以自拔。这两种情形固然在滕固的小说中都有所体现,不过,滕固在这方面既不同于新感觉派的感官表现,也不类似早期庐隐女士或石评梅那样的缱绻缠绵。滕固的特色在于把一切情爱的体验、感觉以及反思,都集中在个体(主要是男性个体)层面。大凡上述所列出的那些小说中,其情爱的表现,均着重于青年男性的身上——这似乎与小说人物所以在精神上出现扭曲乃至病态,具有某种联系。
  不消说,滕固小说中陷入恋爱的男青年,其实并不懂得何为爱情。在他们身上最多只有一种性的吸引和由此吸引产生出的原始的占有欲望。“色中魔鬼”崔太始如此,秦舟也如此。他们实际上是自私的;一切考量均以自身为标尺;女性稍有不如其意之处,便要嗔怪,便要在心坎里先可怜自己然后再诅咒全体妇女进而怀疑一切。这种病态的神经过敏几乎贯穿了滕固小说的始终。就是说,他塑造出的这一串精神苦闷、彷徨不安的青年男性是有着自身很难克服的先天缺陷的。这种心理或者人格上的缺陷,显然有着传统生存环境对人的性格形成的某种影响。正如上面提到的“早期留学生”的软弱,也一定是带着成长环境打下的烙印的一样——不如说,这是从传统中走出来的第一批中国青年身上的时代特点。
  在《乡愁》和《丽琳》这两篇以女性视角写成的小说中,时代对人的莫大作用就更明显了。《乡愁》讲述了名叫瑞的女性与“秦舟”!(此“秦舟”非彼秦舟)和L君的情感片段。起先瑞与“秦舟”很要好但后来却嫁给了“秦舟”的同学L君,瑞后来了解到是因为“秦舟”觉得自己百无一用只能误了她便拍电报假说自己病死,于是瑞倒在桌上陷入精神上的撕扯,不能自已。而小说《丽琳》则更为起伏跌宕,受过城里教育的丽琳回到家中,因为不满哥哥要把她许给军阀的儿子当小妾而出走,后与小学的同事何一贯同居,接着北伐兴起,何因为投身革命反成了丽琳哥哥巴结的对象,紧接着四·一二、清党,属于武汉阵营的何(他隶属于国民党)由于派系原因而穷困潦倒,就连丽琳也只得去给新发迹的官僚家当烧小菜的老妈子,而这新官僚正是她那善于钻营的亲哥哥……
  这两篇小说虽侧重各不相同,但都将情爱和幻灭拉长了。在时代的现实境遇下,各种各样的幻灭接踵而来,真是既不可避免又无法逃脱的“直面人生”。因此,革命接着革命,战争连着战争的历史事实,只能按照我们已知的情形发展下去而不会有什么“如果”如何如何、“可能”怎样怎样。我想,这同样是造成我们在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时候,感慨良多的一个原因。这样说来,单纯的以文学史的方式去研究现代文学,实是一种不算积极的态度和方法。就算是在滕固三十年代最后一本小说集《外遇》中,现实的因素以及描述这种现实的努力,实际上也越来越多了起来。

三、面向现实或走入历史:

  在小说集《外遇》中,除去《丽琳》和《诀别》外,尚有《做寿》和《独轮车的遭遇》两篇现实题材的小说。且后两篇描述的对象转向了普通的农村人。《做寿》说的是在上海经商的兄弟俩给老父亲做寿而引发出的令人啼笑的荒唐故事。还留着辫子的老父亲乃是“大清朝一品老百姓”,自然在这十里洋场的地界上洋相百出,寿筵上兄弟俩如同害了一场大病,甚至只得佯装不认识老头子,任由客人们把老头耍来耍去。《独轮车的遭遇》则在讲了原本在地方小车站靠推独轮车谋生的阿四,因为修筑了公路,旅客多数去搭乘汽车而失业的故事。
  无疑,与到城里上学或者留洋的青年学生不同,滕固在这里把笔触伸向了处在仍未开化的传统社会里底层人的身上。未见过世面而进到西洋镜般城市的农民和被现代化夺去谋生饭碗的农村雇工,丰富了作者创作的视野,同时也因为这样的现实题材而发展了作者的写作手法。在这几篇描画农村人的小说里,之前浓丽的男女之情不见了;青年人的精神苦闷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事实的陈述。但老实说,这些篇什的特色并不比同时代其他作家更高明;尤其不如被归为乡土派的作家观察的更到位和更犀利。而且遗憾的是,自此之后,滕固本人的文学创作便戛然而止。想来是在社会上寻饭吃的不易和严酷沉重的现实已榨干了他的创作激情。此后的滕固,便只是作为美术史研究者和教育者而匆匆消隐于历史的深处,被多数人遗忘了。


关于滕固小说的艺术特点:

  其实,通过我从头讲至此处,大家也一定看出滕固小说的主要特征;诸如个体化的精神彷徨、男性青年的扭曲情爱观以及自戕自害和贯穿于各篇小说中的走向毁灭的倾向等等。依我看来,这样的一些特点其实更多的,仍是反映出带有青年小说作者所常常具有的,那些个普遍的性征,即自怨自艾的散文情调和以“天下第一可怜人”自居的自我中心化。如若抛开那些带有时代烙印的东西不看,那么,这种早期写作者身上的一般特征就更加明显了。
  当然,这些情绪,在不少作家的青年时代中是非常常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写作者从自我意识的散文陈述走向更宽广的小说叙事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作者必须要面对的自我成长的必经过程。但我们还是要说,这一散文化的、自我表述的情致,对小说创作的不利之处是任谁都能一眼看出的。
  首先便是题材上的雷同——除非是作为习作用来练手——但我看不出作者在他的那些情意绵绵的诸篇“情爱小说”里,有什么明显的进化。大体上,滕固笔下的男青年就是自身荷尔蒙分泌过剩,又没有什么好的发泄途径,进而转移到精神上的自戕和分裂。其次便是其小说缺乏力度——任何好的小说都必须具有一种自身独特的张力;这种张力便是其生命力之所在——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沉沦》;它所以被看做是名篇自然有其道理。而通过它与滕固那些题材上接近的小说作对比,我们便可看到两者的不同和差异,即《沉沦》有一股力量,就是说《沉沦》的毁灭令人印象深刻,而在滕固那里则软了许多以至于让人印象模糊。而缺少适度的刺激,无疑正是滕固小说中的一个弊病(至于小说为何需要一定的刺激,在此就不展开了),而决不能说成是其作品的所谓“唯美主义”的特性。相反,我并不认同把滕固的小说划在唯美主义这个圈子之内。因为他的小说中的那些“美”的特点(如语言的娟细)实际上并不严格等同于西方的唯美主义范畴,我认为用西方唯美主义的概念来解释滕固或者邵洵美等人的创作,并不合适——他们尽管受西方唯美主义的侵染和影响很深,但显然,他们的创作是东方化的、中国化的(与其说他们的根源在于西方唯美主义不如说是直接承袭了以鸳蝴派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审美的余韵。更进一步准确的说,是传统美与上海化这两个因素相混合后的产物)。这个问题可以单独提出来讨论。而且就连西方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唯美主义,我个人也保留意见……

  因此,就我个人来说,滕固的小说除了作为文学史资料外,更多的还是教益。以我之见,他写得最好仍然是“悲苦”的留学生题材。只有在这些在精神上永远处于苦闷、迷惘乃至于自我毁灭的留洋青年,被他写活了。
生活、吃饭、睡觉乃至呼吸我都时刻牢记这是为了能更好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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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11 09:24:15 |显示全部楼层
没看过腾固的小说。但学习了,将之列入书单,等书荒时看。关于那个时代留学生的精神,我记得白先勇先生也写过,因为比较喜欢白先勇先生的〈树犹如此》那篇文,所以推荐一下。呵呵,不过,也许你早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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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在离开作者之前,预先抵达自足的境界;之后,审美标准随之而来,对作品进行了再创造。此时,作品已不归属于作者,作者回到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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