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当然是个相当绝望的动作。如梅赫洛·庞蒂在其伟大的著作《可见与不可见》中所言，世界本身，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但当我们试图再说一遍的时候，问题开始层出不穷。这是比艾默生式类乎心外无物的说法，在螺旋上更进一步的洞见。没有完全逐字全引，稍微有我自己的发挥。相就是物，色既是空。将幻觉和真实二分，并且赋意生发于任何一端，总让人联想起懦弱，神话和压迫，往往引致不必要的乡愁。在我们写下诗行之前，它们存在于我们的脑海吗？果然存在艾略特所说的“客观对应物”吗？或者他们本来存在于柏拉图作为整一性的大道之中，而我们作为迷梦中的忘症患者，被接了电，突然成为这个大拼图游戏中发亮的一片吗？在语言，世界和我们的心灵之间果然有一个先在的，人人共有的平行秩序吗？
似乎令人醉意勃发的好诗，只可能象突然从雨夜中袭来的黑燕一般。直觉上我们会认为必然有不出于自我的神秘在发挥作用。然而以理智想来，这神秘必定也有迹可寻，有章法可依。对于诗歌写作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究竟在哪里不重要，存不存在这个秘密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问不可能的问题，和这个动作本身所带来的能量。世间有物有事，人想召唤它，再来一遍，用创造比喻创造，在诺斯提的传统里，这就是世界秘密的来源，阿尔托的“其二”（既《戏剧及其重影》），在广义上讲，这种试图唤醒经验的努力，都可以称为比喻。正是不可能的比喻支配着人的世界运行的逻辑，（我多年来不能理解何必多译造出来一个新词隐喻，这属于两个分类学之间的碰撞，略过不提）如果甲为乙，那么产生乙的时候甲的性质也必属于乙。也务虚也务实，实处就落在人类学家所谈论的“象征”与其交换，这里暂时先谈前者。这道理造成的就是能指和能指之间直接连接的大网。这推演也正是无处不在貌似理性的无理，因而也就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造就语言，现实，自我（行动）之间排列组合的无处不在的隐显互生的关系。比喻自然天生是个不可能性，一来两实之间，必有一虚，虚而生实，已非故旧，德里达在破立胡塞尔的同时，在时间性讨论中建立的观念，大约如此。二来，经验作为主体间性的载体，承担的自然是“求不得”的欲望和它的不可能。
大玄无路，借道陈仓。尼采古旧的说法，诗歌是模仿音乐而不得的结果。我们常常说像诗一样的画是好画，听那有着建筑结构一样的音乐，凝视那建筑是一首凝固的诗。所有这些修辞，之所以显得澄明，让我们恍惚一刻觉得终于能够把握问题的实质，是因为真正起作用的，是两事之间永远的紧张，一事分享经验的被古贤命名为爱的欲望，一事重现经验之不可能的绝望。比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是不可能性，门类也在此种表达中互相支持建立意义。我们在谈论一个传统分类意义上的艺术的时候，我们都在同时谈论其他，然而这并不是承认有一个共通不变的“艺术性”，本体论上作为本质的更高遍在，也不是承认哪家是王哪家是后，在戏剧传统中争吵过的瓦格纳式“综合”问题。
任何修辞都会造成标准结构，因为作为语言行动，每一句话都在创生真实，打造缘起，即便我们不忽略诗意语言和日常语言互相为衣互相穿行的复杂事实。似乎诗歌是诸艺中唯一轻易寄托不到物上的种类（如果我们不采用海德格尔式的心像亦物的概念），于是自然被划入了飞升一品。但是人敲键盘的时候，难道不是用手指？某种人类活动，使物作为物本身凸显在我们的察觉里，故而关于真理更多于美，这是海德格尔设立的艺术的标准。一个不再可能添减一分肥瘦的优格式塔，作为永远开放的过程，这是伽达默尔目中的艺术品的理想。但拿这个标准，当我们说起今日之诗，似乎都不能满意。因为这些人说话的对象，几乎都是死物。还是海德格尔引黑格尔言称，存在即是未定之切（unbestimmte unmittelbare），实际上人们谈论诗歌的时候往往忽略一点，前语言状态和前表达状态是有区别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或者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或者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之间都有微妙的差别。古采亚里士多德橡实之辩，是既其变，变即其生。当然也有本体论说一些思皆像，这种说法解决不了一个胡闹式的叩问，天瞎算不算人？荷马就是个瞎子，我孤陋寡闻，不知他是后瞎还是天瞎，如果是后瞎，诗歌牵扯到的问题，自然是记忆，如果是天瞎，那么诗歌牵扯到的不仅仅是音乐，还有行动。
我们总能观察到我们自身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心内身外，循环往复，以解说空间诗意闻名的现象学家加斯东把这个过程叫做“振”，或者“激荡”(réverbération)，以区别与与之相生克的，自我与他人世界之间的共鸣(résonance)。前者是变是过程，后者是定验实相。从这个意义上讲，写诗和使用锤子，做鞋和绘鞋，并无二致。如果定义这个过程为“表达”，而不是把一个已经先在于我们头脑中的东西，不管它是视相、乐音、神启，情感，态度，真理，抽象，社会关系，“表示”，“再现”和“传达”出来（这个看法有个非常形象的叫法，“笛卡尔剧场”），那么我们在善恶蒙明间沉潜的自我就凸显成为诗格本身。身心二分还是合一是西哲的题目，知行是否合一则是王阳明为人类在龙场悟出的道理。诗歌当然是同属身心，当然也是行动，就算人死了诗还在。就算人在绝望中，诗还在。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把身窄化到突破一时一地的社会禁忌这一个方向，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定不是这个方向。以及一系列由此炸出的二分教条，对这些二分别无评语，只能说是鄙陋幼稚。
那么在这个生就是死，死生往复的过程中，“创造”就突然重新显得意义非凡而非陈词滥调，辨认因此也就显得格外重要。裘千紉装水上漂的时候，他需要记住他的桩子载在何处，要不然就一头栽进去虚无而非人的状态，如同但丁描写的伟大帝王，在野地上嚼草，浑然不在世间。诗歌写作却是这样一个神奇的过程，下脚的同时桩子自然会出现，是出自你体内的混乱作为秩序在向你呼喊，辨认不出你自然也就栽下去了，把自己和作品同时交给艺术史的偶然。诗歌是叫出事物的名字那近乎绝对的神秘，犹太的古神纠五创世的时候，辨认命名和创造一样的重要。如果万事已经有了名字怎么办？诗歌是让他们和你重生一遍的必须和可能。念生念起，见于读写两端，对于过了中年之后的世界中视域越来越清晰的我们来说，这渐渐成为选择题，而非古人可以依赖的对已知或未知的朝圣，工业革命之后海贼们可以依赖的对已知或未知的探险。至于秉承各现代主义种族主义作风的后现代主义，略过不提（诸家可以一观，其题荒唐可鄙）。在一片选择题的荒芜世界中，如何才能再在白纸上绘图呢？
选择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压迫，它的前提是分类学。分类学是个认识论动作，分类学是个艺术史不得以而为止的偷懒，艺术史是把纷繁无理的不相干的世相强行编织以获得认识的动作，分类学给人一个假相，即每一个同层级的实体是共享至少一个属性的，分类学给人另一个假象，一个分类学就已经穷尽了一个认识域，而它绝对不是真空之物。浪漫、现实、现代，隐含的进化论在哪里？难不成要把黑格尔再拉出来鞭一下尸？古典、巴洛克、洛可可、作为知识的绝对性在哪里？能告诉我为什么现代主义早期的绝大多数美学概念，都清一色的是法语词吗？二十四诗品里任何一个，都可以拿来加个后缀成个“主义” ——“主义”一词在原语境里，更贴切应该是“范儿” ——如果力气够大，就可以串成一版艺术史。这一切听起来都那么的“民族主义”。可是“民族主义”不过是欧陆上诸帝国崩溃时期，帝国内部的各族为了建立现代邦国而形成的观念，其互相征战杀戮给人类造成巨大悲剧后形成的条件反射。
而辨认则是突破选择题的法门，认出那无名之事，未识之物。这不是“陌生化”或者“奇怪性”，这是麦克白的女巫们所说的“无名之行”（a deed without a name）。辨认在柏拉图的古典意义中，是为记忆的表征，在希腊发端的古典戏剧里，专指悲剧英雄对玩弄自己的命运恍然有知。我不信任前者这通神，乃至通向法西斯式武断的说辞。回到技术层面，辨认事实上是醒觉，而醒觉往往带来宽容，是格罗托夫司机在后期总结出的普遍智慧。而这个辨认决不是超然而是在世，更关乎于行动而非知识。辨认就是清心遗忘，辨认就是我就是我，明心见性，这辨认即是作者的义务，也是读者的天职。
当然，如果愿意，神秘主义者可以在任何狗眼中看到上帝。维特根斯坦问说，既然一片秋叶的纹络美于任何人造，何必多次一举？但是一首人神共赏的好诗，总给读者那凸显而强烈的直击，让我们确信要么是超越外在的神力以诗行的形式降身于我们中间，要么就是有隐藏的确定的科学道理等待我们去发现，好指导我们再次重演魔术。我们常常在两者的结合之处谈论技术。达芬奇认为脑中有个腺体，作为切实的物质基础负责这一切，给它起名叫“常识”。哈贝马斯称人类认识的三大高峰，科学，宗教，艺术，互不并属，但两两相望。我们常有大道相通的感性经验，这个喻像中攀到峰顶可以看清对方，但距离更加清晰。德勒兹认为艺术家落实感官，如同科学家落实（物料化）功能，哲学家落实思想。当你写下一个词的时候，你确定它几乎可以被咀嚼吗？说到确定的科学道理，塞尚开发出无数的视觉与世界的道理，听起来都“神叨叨”，诸如我们如何用眼光触摸世界，但他确实据此画出了至美之作。几十年后，梅赫洛·庞蒂在哲学层面上细细讲述了我们如何以感觉存在于世。再过五十年，心理学家找到了这些内容的硬性证据。难道这不是诗歌作为艺术品本身的魅力吗？是因为它揭示了真而凸显了自己吗？如果是这世界是幻象，天啊，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居然是同一个幻象？诗到峰境当然也是知识，也是巨大详尽而结晶的思考，不过似乎少有以真理为先在目标而不失败的诗。从我们的立场来说，诗（语言）的“本性”如何就显得相对次要，它和自然都是必须要被激活的东西。他们人死了，但诗还在。这并不意味无时间性的超越。希腊古瓮在激活之前的状态，可以在我们的受识里被看作永恒，但决不是无时间性。
也就是说，修辞造就标准结构，使事物由不可见入可见，由虚入真，成为实相。而没有辨认，这个过程无法完成。当然标准结构还可以是“原型”，史诗，摩诃婆罗多里启动一切的色子。在这里忽略的是意识层面之外的内容。所以略过不提，并不是因为这些说法无趣无理。自然泛性论是被打死好多年的苦鬼，而且早在60年代，美国心理学会大会决议任何催眠引致的关于无意识的自述和他述都是假题。虚作为标准结构给诗歌提供可能，实作为标准就有相当大的风险，经常会造成“路径依赖”。而虚实在我们的意识和经验里经常表现为“同时”，辨认即是我和物之间的关键。从混乱到秩序就意味着失去，选择和失败，或者按照在得勒兹在《什么是哲学》中的说法，这一套非常的“平行宇宙”，未被实现的可能性也是真，虚拟和已真构成一个大网，或者庞大的冰山。从这个意义上讲，“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也就不再是个谬误。当然从创作的经验上谈，创巴大智者的“第一念即最佳念”则就显得更加真知灼见。
当我们在本体论层面上讨论的“标准结构”修辞到艺术史中来，标准结构就是先贤的经典。传统。传统并不一定非要古追诗书，诗书作为传统本身无险，不过经常被各种与诗有害的权力中心劫持。如果抬逻辑的不无道理的杠，我昨天早饭吃了鸡蛋涂蜂蜜，今天吃了鸡蛋涂蜂蜜，明天早上还打算吃鸡蛋涂蜂蜜，这已然是一个传统，和莎士比亚并没有有任何关系，这是我祖父的养生秘技。传统的意涵就此扩大，而且面对“标准结构”的时候，就不一定非得是对抗性的焦虑。焦虑这个说法的前提是一个整一性的世界之树的即线性又循环宿命的历史观，群星和星图，封神榜式的巴比伦式世界观。按照这种世界观，对贝克特的《残局》产生无比奇怪的诺斯提解读，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说起标准结构，我们想起来的自然大部分是负面情绪。我们经常会感觉的学院中人的口味虚假做作蛮横而有限，这常常被归罪于”知识“或者现代学科分类。我们最熟悉的一种标准结构自然就是“不许”。叨逼叨的典型是权力的无知与蛮横，它们是命运的化身，萨特等等一干人的“事实性”。不用多说，我们知道这个叨逼叨具体住在哪里，会叫的狗不咬人，不在心外。这个倒不必过于担心，生年不满百，谁见过有超过百年的千年帝国。它只能只配绑绑电影这种名利场上的东西。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标准结构，是一个诗歌写作者更精巧的敌人。对内，早期超现实主义者求诸于无意识，往往适得其反。对外，就如同技巧纯熟的匠人做工，旁边有个监工，不停的叨逼叨叨逼叨，最后的结果估计怕不是好瓷器，而是刑事案件。阿尔托咬牙切齿的骂编剧“人蛇”，其意大约如此。往后，就是预言，往前，比如叶芝寻找古根的动作，中间绕不过去的是基督教文明的世界观念。问题在于，这样的词源学修辞对于已经被泛道德主义和反道德主义危害的诗歌思维，究竟有什么逻辑上的必然性？字源学式的古追三代本不是绝对，不是真理性。文本是编织，是织物的经纬吗？在希腊文和古汉语里都是，如果是，真能总结出一个确定的意义吗？能，但有时间性。如果不能，哪么词源学之间的战争，人们该站哪个队？是历史作为符号帝国之间一方对另一方的解散和吞噬，还是地母花园中互相辉映的生物？
当人们以高现代主义者为标准结构，或多或少的成了柏拉图教旨主义者，身心二元推导出的崇尚虚构，或者艺术与现实无碍，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高行健式的清教徒式姿态本身是一种强烈的政治态度，是一个创伤补偿机制。认为一定是诗歌先在，而我们写诗的动作后行，我们就太容易陷入文化上可怜可笑的境地，填补各类主义的空白，哪怕那主义最初根本是异质的场域里小报记者的玩笑。忽略我们真实的经验，按照萨特的说法就是“坏信”，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失真”。“中国特色”焦虑一样是这个路径依赖的对题。当他人在以尤利西斯做模范的时候，我们在可怜兮兮的对表。这是冲入现代化和被拽入现代的区别。他人的标准结构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的标准结构是永不可能穷尽实事的翻译。难道我们居然要忘记，当且仅当无人之境，人才能真正的逼视自我吗？当我们认为诗歌一定是我们思维的产品与记录，自然到一定的时候，再鲜活的经验也会被穿旧，无法获真而显得陈腐。对于前者，固然我们可以解说这是前现代部族之间大规模的攻伐屠杀，以及其后数百年的历史谜局所造就的习性，然而我们的眼光确实是长期注视着布鲁克林大桥技术奇迹的四手经验，忽视和鄙夷黄河铁桥的落成。想要清楚的揽镜自照的人却被二分那随意的组接逼入魔境，真王子需杀人。从神权社会形式/现实二分罪罚走出的人们，意义饥渴又厌恶确定的意义又恐惧无意义。久而久之，我们成了对自己的苦难无效的作者，对自己的探险无视的读者。无论多真诚，那哭声听起来都是假的，越真诚越让读者恶心和冷漠。大悲恸本质上是向内，往外就陷入无解的逻辑问题。伦理被道理绑架。诚如海因·姆勒所言，在谎言的国度，谈论现实主义毫无意义。然而高唱语言是本质，本质是语言，语言是材料，材料是语言，材料是游戏，游戏是材料，不过鸵鸟埋头入沙另一种歧途。 我们无意识的策略向相反的极端拉开。要么模仿，要么不模仿作为模仿。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我们面对镜子看不到自己，没有影子，按照基督教文明的说法，自然是没有灵魂，按照印度史诗的说法，没有影子我们就是天神。其实没有灵魂也无所谓，但我们同样不敢面对这个事实。基督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没有，但可叹我们被历史引入的朝代是一个作为基督教反题的神权结构。
我要说的是，翻译和创造，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听起来耳熟吗？五四一代最愚蠢的创见，不过是彻底放弃音律，遗祸至今。对于中国来说，西方是一向的西方中心，中国诗人似乎是除了西方只有中国。这样的视域方式，恐怕更加不堪，势利狭隘。按照汤因比的说法，中国是几大天下之一，这种世界国家非常好的构成现象学里的生活世界。然而天下当然要失落，以构成世界运转的大轮中更大天下的再现部。为什么从古诗中我们直接听到脉搏和血流，而近新之时所有韵律节奏的努力会听起来格外幼稚可笑？是因为古时人能感到的最快的速度无非是马吗？是因为我们重生时激活了太多的双音节吗？是因为我们俯瞰天下时透过舷窗而非大人先生的通神吗？还是我们失去倾听自己的功能？话说到底，没有什么厨师有这个本事，进而试图，去把肉香和肉味分而治之的。
有时候我们不免有这样的疑问，强调被压迫是不是我们偷懒的托辞？我们最终应该采取的或许是这样一种策略，我们应该忘记我们有意为之，生在我们之前的每个文化每个人类都是注我的经文。这和近世西方街头小吃般对待异质文化的帝国和种族主义是不同的。
我无法断言海子绝望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毕竟当时他周围是一大窝自认为找到救赎误会自己是文艺复兴人的精神贫瘠的跳梁乞丐。当然海子认为深入险境而后命名的能力不过是，也只能是只配是衣衫褴褛的王子之间的事。我不同意，一来在我的直觉和判断里，我不信任王之喻，我更偏爱畜牲喻。二来辨认即创造，这个是天赋人人有，只不过大部分人无明过久。自然我们生活的时代和国家，辨认也被严格的机构化为确实的权力行为，由蠢货们掌管，偶尔分给智者们一小杯羹，一般而言，作为人去辨认是要遭到惩罚的。因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弗洛伊德式的创伤保护机制造成的就是潜意识中的观望，只能和只敢辨认别人已经辨认过的，法国杂志也好，泰西小岛上街头流氓的小调也好，容克地主里反叛的疯子也好，七十年代某个日本公司生产的胶片特征也好，犹太人的苦难也好。沃尔科特这一两年成了时髦，不过很少有人提他的主题之一，是殖民地人民被迫使用英语的自卑经验。左也罢，右也罢，俗也罢，雅也罢，权也罢，寇也罢，土也罢，酷也罢。“创新”的意思就是已知辨认的排列组合，选择题。我相信以目前的趋势，再不到一代人就会彻底脱离我们过去一贯讨论的诸多没资格做问题的问题，回头看就荒唐可笑。然而目前而言，荒唐可笑才是我们应该珍视的真，涂脂抹粉就是亵渎我们的命运。没必要矫饰，尤其这矫饰往往霸道、虚伪、臆想，与诗无关。从大地上生长出的生命力旺盛的自然事物被翻译过度失去繁殖能力的文化中侵染过度的山货们诬为山寨。从这一点上讲，我时常庆幸自己生长于流放之地，在地和我之间就是氧气，在氧气和天空之间就只有雪山，在雪山和天空之间就只有秃鹫，在秃鹫和和地之间就只有我。
热衷于王者喻的人永远要面对的问题是公平性，当然或许这是对郭沫若和三句半竞赛的救赎。不过，是的，诗歌的重要问题是公平，为什么一个字，一个像，一个修辞要比另一个字，另一个像，另一个修辞有效？种种的形容词的描述，诗歌给我们的确定的感觉，雄奇也好，剔透也罢，为什么稍微变换一下相互的位置，就会造成整个作品的垮塌？第一念即最佳念，有的时候，我们不免会想到，说到底，诗歌无非是重拾嗓音，在我们开口之间，可以动念，可以不动。我们必须给我们自己一个枷锁，可以叫它做形式，或者随便一个什么名字，音律形意像，色受意身识，人政苦乐愁，诸般种种，任取一端便是骨，血肉随创造而生。这枷锁才是诗歌的可能性真正的动力，当我们想打破它，我们就打破它，正如我们饿了要吃饭，之后要排泄。但如果有人、事、神、物体、自我，钱，文化格局，无论什么，在旁边给你念叨一个枷锁，那么记住，艺术的第一要务毕竟是自由，一点点妥协就意味着金甲上的第一条裂缝，最终结果必定是堕落，失去影子。当我们吟咏的时候，诗自然是流出时渐死的你，你自然是诸般伟大的死物重生的载体。究竟谁召唤谁就是一个必须要问但不必回答的问题。当我们回想起“抒情”曾经被定义限定成特定的题材特定的样貌，而且出于作为比喻的翻译彻底的偶然性，很难不觉得那些吵吵的热火朝天，脱离基本智力的论辩有多么荒唐。以仇恨和愤怒为燃料当然没有问题，成为它们驾驭的奴仆在技术上来说，自然是不过关。当然，人都有善恶智愚的根，当然人都有不被指责愚蠢的权力，毕竟我们还生活在鼓励愚蠢的国家里。
这篇文章完全不守学术规范，多是写作的经验之谈，在创作上技术层面的讨论。简单来讲，一，诗像虽有召唤再生之力，却不在历史之中。诗歌所激发的和内在之物也不是一般而言的因果关系。二，谈诗必定要细读“证据”却是莫名其妙的说法，诗是未发之微言和以说之定言之间的事物，而细读则大多已是定见。也只能是谈法的一种，而且这种谈法完全不能代替无言之读，在前表达状态之间的沟通，无切而直击的面对面。细读，再生发意义。是创作和虚构的一种，批着科学和学术的外衣，如同写诗，清楚之余，却未必就是澄明，也散发出腐尸之气，毕竟如同虚实和明暗，生死对归一体。一人之读只是一人之见。漫天星斗，指两三颗，然后成座，变成知识，只能是有限的意义，在写作和阅读两个层面上，都不是真理，有益当然有益，也必须警惕他们变成标准结构，尤其是对患有意义焦虑症的人。诗歌的读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要智勇双全，看你敢不敢和有没有力气去抹平星图重生玫瑰。
说回到不可能性，年幼时节被逼坐在西宁城那气氛凄惨加尔文作派的新教教堂里，喋喋不休的牧师播讲福音，然而在官吏和生活中挣扎的信众们嚎哭的那么凄惨而忘我，那么这一切和这个福字一定有神秘的联系。无以度过时光，只好翻看“圣”经。雅歌里有这样一句，“从南到北有多长”，这是个不可能的问题的典范，然而它从出现在我眼前的第一刻起就像黑井一般无止无歇的吸引着我。最早的写作几乎只是病候，没什么自觉意识，用大量的和合本的言辞节奏和典故故事。诗歌是找回嗓音来问那些不可能的问题。而我自己，我偏爱那些用破了，穿旧了的衣服，那些庸词滥调，那些过时和失败，那些逆潮流而动，常人所鄙，去揭开蒙在它们身心上的猪油，去给它们做一个全面透析，重回它的光鲜，给它作为貌似无辜的语言一个公平，也是给庸眼之士开开玩笑。对于以它们为存在手段的我们来说，让我们回到儿童状态，我们已经长大，见识并为人世的溃败贡献过自己的力量，如何“赤子”当然就是个技术问题。每一个字词都是重学与重说，是认识一个新爱人，它的色香味它的音形义，它的历史前生后世和生命，这是一个相当现象学的理想，永远无法判断是否实现的理想，回到事物本身。这也是个风险很大的取径，失败率很高，当然风险大收益大。需要警惕所谓卑贱者智慧的辩证法，来自于二分之前的光明与黑暗的道德判断，真正的诗歌不需要，或者说不需要这个先后的次序，诸如美其实是美的，只不过它丑这样鄙俗的理解。相生的阴阳则不存在这个麻烦，然而在浊色缤纷的世相中行止的我们，则一定免不了俗念。真要是破了执就无所谓这些废话了，关键诗歌是路上物，是旷野里单立的无屋之门，翻山到哪一步，这些都需要大智勇，愚笨如我，直得期待诗行护佑。
【黑蓝1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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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8 16: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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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11 09: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