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p|还要更健硕的绽放

管理员

　　我相信，这应该是一种规律，那就是一个作家的随笔、评论远比其创作的文学作品更加丰富、有趣和驳杂。因为这些非作品的文章、问答甚或是日记，都没有小说作品那样严格——当我们说一个文学作品、一个小说的时候，它其实已被我们的观念所隔离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事物。小说与作者、读者都有一段距离，因为文学审美需要空出这么一段距离来。而作家的文论则更随心所欲，更放得开不必时时刻刻都惦念着诸如小说的真实和表达的艺术这样的东西。
　　陈卫的这本《保护才能》便属于这一范围。
　　自然，这是一个作家的随笔集和言论集，它的内容虽然看起来松弛、轻盈和跳跃，但这里面的每一句话，皆是针对文学的、艺术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你不是搞写作的；不曾写过小说乃至于各种文章，那么你就不能彻底将这本书吃透；或者不能完全明了它所说的深度到底有多深。
　　这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最适宜阅读这本书的对象是作家、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但这并不妨碍它仍然能带给一般读者以裨益并且启发人们的思维。
　　比如说其中的一篇访谈。题目是“形象就是本质”。是讲关于郭敬明与韩寒的，但我想不如扩展一下，将之放到最近数十年的文学发展上，看一看那段时期我们的文学本质与外在形象的问题。
　　众所周知，由于社会和历史的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我们的文学创作长期囿于一种定式的社会现实的模式；甚至形成了某一“传统”。然而，出于这种“传统”的僵化特性，不少作者乃至大部分的文学读者都形成了相当刻板的观念。似乎，小说就应当这样写或者那样写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茧。可到了80年代以后，西方的、更现代的文学作品进入到中国，给整个的文学生态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其实，这在今天看来，既有些匪夷所思却又符合常理。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不比别人少点什么；更不比人家笨，因此与其说我们震惊于外国的文学样式不如说，外国的一切都让人吃惊。这样一来，不少中国的作家一时间难以适从，而整个文化领域又由此而生出一种欣羡慕之并同时地——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故态重生的产生出一种自卑来。当然，很少有人公开鼓噪这一点，可同时又总有人在宣传这样一种“文化的落差”。总是在说我们的文学很老套、传统乃至于僵硬。是的，可以这样说，但应当再追问一句，存在于何处？请具体说清楚，是在本质上我们就不行还在外形、外观上不行？实事求是的讲，都有。不过，我认为除去作者主观方面上的因素外，更多的是要注意到客观，或者说时代性。超越于时代的伟大作家终归是极少数，而被时代所裹挟不断沉降的则是大多数。此外，由于时代的限制而被惯性推入死角的并不仅仅是作家、文学家，必须反过来说，是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人被限定在死角之内。
　　这是个事实，就像二、三十年前外国文学对我们造成的冲击一样，是事实；而且，这种在文学上的冲击实际上反映了那时我们整个社会所受到的全方位的刺激，有多么的强烈和深刻。这就是必须要改革，且不仅是发展生产更要放开思维形成全社会共识的土壤。可是，文学本身又牵扯到了文化；相互牵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种声音说，中国的文学不行，“……经常先戴上有色眼镜，动不动就说一些作者专门模仿外国的谁谁谁，认为我们认定国外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进而又推而广之说中国的文化不行。这只是“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论的延续。是为了创造新文化的舆论造势。但我们终究没有废除汉字代之以拉丁字母。中国的文化没有变成外国文化。中国的文学始终都继承发展，没有突然一下子断掉，蹦出一个全新的东西。
　　事实上，文化革命论的背景是去过百年来中国的衰落。先是经济、社会，然后就是人文、思想。加之我们这样偌大的国家不论兴盛还是衰落都肯定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无法像一些小国家“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何况，这句话本身就不对，任何兴衰都不是一天一夜就能产生出来的。历史的强大惯性不是一些人所能挽狂澜于即倒的。更不是一帮子人就能够唱衰的。
　　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过去几十年来的文学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毕竟，文学艺术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基础。我们所称的文学的种种问题，实则往往要回溯到社会的层面。其实，有一点我们都清楚，只是不愿说或者是不能说出来，那就是文学、艺术，是很虚的。首先迈上文学艺术的台阶就需要一定的无用性；文学艺术不是产品说明书；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不能让人励志向上——至少是多数的时候——反而追求一种反思或批判以及对旧秩序的某种瓦解。平心而论，没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绝没有什么文学的辉煌和发展。即便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仍受控于社会现实的条件。仔细分析一下，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正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已经有了崛起苗头的英国。塞万提斯时的西班牙已经开始全球扩张了。文艺复兴就更不要提。甚至就连阿拉伯现代文学的复兴也是在其民族独立，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才出现的。在没有一定社会物质基础的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吃饭穿衣，文学艺术玩不起；也传播不开。所谓苦难是文学创作的资源和营养，仅仅是针对作者针对精神层面，而且所谓苦难绝不等于全社会的赤贫，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幸福这个参照物哪儿来的苦难？引用这篇访谈里的话来说，“难道说我们的物质发展真有那么快或者说那么健康吗？应该说，还不够快。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物质。”回到形象和本质的问题上，进一步来讲，即便是按照原有的那个僵化的“传统”来看，在只有相当单一的社会现实的情况下，与之配套的形式仍然只能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往回倒三十几年，文学是不可能突然之间一夜爆发出什么来的——三十年前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不发达，再说现在的发展程度也还不够高——只能在原有基础上改进。文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借鉴以往的经验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非得在我们的文学里子足够充实之后，我们文学的形象才会足够丰富、多样。在此而言，我完全赞同“中国当代：文学的青春时代。”这样的判断。这是我们所站定的高度，不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就可以随便否定的。
　　同样是站在这个高度上，陈卫看到了形象与本质的一致性，正如他对小说题目讲究本身就代表了他的写作态度一样。
　　取一个小说题目，并不简单。然而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似乎，小说的内容才是第一位的，其余皆可先放到一边。但，也恰恰是这一“似乎”的看法，造就了目下中国小说的读者和作者的质量不高，尽管还有其他更多的原因。
　　因为小说的题目仍然属于小说的内容，正如其形式亦是内容本身一样。我们把小说分成题目、内容、结构等等概念仅是出于对其评析的方便，而不是说，在创作上就事先把小说分裂成这么多个方面。小说在写作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样的，在阅读中也不应分割。这样说来，凡是关涉小说范围内的任何一方面的元素，都绝不是小事。所谓的好的小说作品实是它各个方面都好，也就是作者在处理它的时候，既考虑到了整个全局又落实到了每一个小的细节之上，把小说做成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小说本就是一个复杂系统。而之所以写小说易写好小说很难，就难在这儿。
　　借斑窥豹，只是从题目这个小的地方入眼，一个高水准的读者就可以初步判断出，一篇小说是好还是坏。仍以书中的例子来说，塞林格的那篇《抬高房梁，木匠们》便在此列。
　　自然，小说讲的是“我”参加大哥西摩的婚礼，并由此引伸出格拉斯兄弟姐妹的往昔生活。但这个题目对初读者来说，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非要认真仔细地从小说中发现隐藏的细节线索，我们才能一探究竟——抬高房梁，木匠们出现在几个兄妹在镜子上的留言，而签名则是“欧文·萨福”。于是，我们从这里逐渐了解了古希腊的大诗人萨福。但这样还不够，还要去找萨福的诗即，《许墨奈俄斯赞歌》，这是一首祝婚歌，完全与小说的内容相契合。至此，我们方才醒悟小说题目与其内在旨趣的联系。并不由得的要感叹作者深厚的功力——事实上，在塞林格的整个“格拉斯家族”系列中，这篇小说是最突出，也是最优秀的。 　　
　　这便是陈卫彰显出来的智慧；关于文学的、艺术的乃至于人生的智慧。更进一步来说，就是他的才能。保护才能，倘若没有才能，也就没什么好保护的了。不过，任何人都不是天生就具备了才能。一个人在某一领域的才能仍然是他或者她通过后天的不断摸索、积累还有自省和不懈的努力所逐渐达成并不断完善的。
　　翻开《保护才能》的第一页，便是那令人醒目的22条。
　　可想而知的是，这22条是作家陈卫在自己的写作道路上逐步总结出来的。这就是说，这不是他在小学毕业以后就写出来的。这，当然是笑谈。但在笑过之后，我倒是又生出了另一点想法：这22条是不是太少？诚如作者坦言的那样，文学才能其实是非常脆弱的。除了前面说到过的无用之外，一个写作者所要在其写作乃至整个人生中，承受格外多的沉重压力。像陈卫现身说法所提到的，当写作者开始迈上其艺术创作自由的道路时，他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牵拉至少是掣肘，会有无形而强劲的力量抓住他，不住地往后拖。而这股力量，便是社会的既定秩序和规则——可怕的并不是秩序和规则，而是那种固态化了的、经年累月的既定。虽然，这种既定正是所有艺术特别是文学所努力破除和消解的对象，但它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让人望而生畏。有多少冒出文学才能的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中途夭折？又有多少人在重压之下扭曲变形，成了保守的社会合意炮制出来的点缀物？说到底，所有的创作，都是对“现成的既定”的破坏。然而，这依然仅仅创作的内在要求所提出的必要条件。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所谓自由。“艺术只追求一个完美的，自给自足的世界。”其实，对于一个追求艺术而非其他的写作者来说，这都不难理解。同时，对于这样一个写作者而言，不论是生活的坎坷、向后拉的拽力抑或是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道理、真伪等等，他终究都不会被压倒和迷惑。我们应当相信；甚至是毫无理由的盲目相信，对于这样的写作者来说，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因为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人生意义的方向，他们会自动地在这条道路上奔跑、驰骋，跨越障碍，向前迈进。
　　因此，“对于那些注定要属于真正文学的人来说，引导和不引导同样不起作用。”
　　且住，稍稍等一下。
　　这句话说的干脆直接，丝毫不留余地。当然，它是正确的。但，这句话又是冷酷无情的。因为陈卫是强者——无论是针对写作者还是他的写作来说，都是逆流而上，不进则退。这是事实，现实，残酷的现实。可这就是写作者所要面临的终身境遇。因为任何程度上的原地踏步都意味着退化；通常还是写作者自己所浑然不知的退化。所以，但凡优秀的作家都是强者。而强者则一定有其无情的一面。所以“他利用一切”。歌德如是，纪德如是，我相信，仔细研究了前两者的陈卫也如是。
　　这里的“利用一切”是包含了利用所有可资利用事物的点点滴滴，以及毫不留情地舍弃一切有损于、有害于这个用的方方面面。即直奔目标，心无旁骛。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想真正做到利用一切，须精神强健身体强健总之，要使自己强大。惟有如此，那些可以利用的一切，才能真正用起来，那些有损害的一切也才能真正舍弃而绝不惋惜。譬如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举成名之后却选择了离开人们的视野，他的确浪费了十一年，并在一定程度上（就当时来说）消耗了他理应所得的名声。但他没有消耗自身的才能，反而“老而弥坚”。于是，历史为之提供的补偿是整整三百年！歌德之伟大不在于晚年时所作的《浮士德》，而是从《维特》到《威廉·麦斯特》再到《浮士德》，这一连串长达数十载的不断写作——更准确说也不是这些作品本身，而是沃尔夫冈·歌德这个人，这个作家——随便拿出他的任何一个作品来，摆在那里，不需任何说明，其水准是有目共睹的。这是硬道理。是在青年歌德浪费了十一年以及在他以后所浪费的全部时间交换过来的成果。与之相对照的，则是耶拿浪漫派，是诺瓦利斯和施莱格尔兄弟。耶拿浪漫派的成绩之所以无法与歌德相比肩，根本就在他们无法舍弃，他们太在乎他们那“神圣”而不可动摇的观念。中世纪的骑士浪漫的主题并不是绊倒他们的主要障碍，而是因为他们自身无法摆正他们自己的姿态。“艰难的不是进入，而是‘摆脱’和‘重新进入’。”歌德因其反复的进出而完全弄清了他所处在环境的真实面貌，并因此而搞清了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而诺瓦利斯则因为深陷到奥弗特丁根的梦境之中，故而既不能真正进入“绝对的诗的生活”状态也无法彻底抽身而出。“他们希望建造一座精神的巴别塔，但其建构的地基却只有空气……”卢卡奇一语道破了耶拿派的问题所在。
　　跟诺瓦利斯犯同一个错误的人，是数不过来的。实际上，诺瓦利斯讲的绝对的诗的生活，就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十八世纪的早期神谕。如果说，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害了不止三代人的话（陈卫语），那么，德国浪漫派的这个不是宣言的宣言则可以说，害了全世界将近三百多年。
　　“‘为艺术而艺术’、‘任何艺术都是诗’，这些貌似形而下、化大为小的说法，多年以来不仅被一般的批评家、读者所误解，也被几乎全部艺术家本身所误解。”事实上，恐怕就连持有更加极端种观念（简单说就是泛诗主义）的诺瓦利斯，也从一开始就被自己的“以为是”给迷惑住了。他绝没有歌德强韧的行动力。也没有歌德“满足后立刻挣脱”的决绝。浪漫派只满足于围坐在《雅典娜神殿》的大殿内，不断地编织出新的思想和言语。
　　确实，从研究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德国浪漫派是不可绕过去的一块重地。然而，也正如所有评论，都是附加于某事而言其他那样，这仅仅是在一件有着坚实基础的建筑物上加上装饰的工作罢了。具体来说，就是奋力爬上时代巨人歌德的肩膀，不，是脚背或者是小腿。因为真正做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恰恰是歌德而不是浪漫派的评论家。在当时，只有歌德完全领悟到了为了艺术的目的，需要做些什么，以及艺术的目的又是什么。
　　绝不是什么诗一般的生活。因为实际上，当诺瓦利斯用自己的生命去践行诗一般的生活的结果，就是死亡。他的早夭既是命中注定同时又是其个人自我意愿的实验。但实验对整个浪漫阵营来说，完全失败了。或许，诺瓦利斯可以将他的生活部分的诗化，但无论如何他都无法将整个世界诗化。最终，他以幸运的死亡为其诗的一生画上了句号。但他也以其死亡为供奉在神殿里的浪漫派的终极目标，画上了句号。浪漫所想籍之征服生活的一切，只够一个美丽的死亡之用，他们想要拥抱世界，却变成了命运的奴隶。“诺瓦利斯今天对我们如此伟大、如此完整，也许就是因为他成了一个不可征服的主人的奴隶。”（卢卡奇语） 　　
　　不要用艺术去衡量生活，反之亦然。这不仅没有意义，更会让人陷入谵妄而不能自拔。就像陈卫所讲的，“艺术的小说不是生活经验的汇编，它能给予读者以‘独立于生活之外’的感觉。”在生活与艺术之间，存在着一条隐匿的红线。但凡想要穿越或者混淆这一红线的尝试，都必然要归于失败。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这条红线不管是对局外人还是创作艺术的当事人来说，都是看不清；更不易说明的。这样说，并不是要把艺术之于生活的关联故意神秘化。而是，这一关联有着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错综和复杂，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依赖于每个人的个体体验和经验。在这个层面上，作者也好，读者、欣赏者也好，确乎处于一个更加平等的位置上。同时，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件好的艺术作品面前，我们会得出无数的个人感觉来。这些几乎不可计数的感觉加在一起，就可粉碎千人一面的呆滞，就会近似地；近似地产生出一种接近于绝对的自由。 　　
　　《保护才能》还有大量的、更加具体的，涉及面也更广的内容，在此就不再展开了。最后，说一下我没有讲到的，是有关于作者个人经历的那一块。看一个作家的随笔，最有趣的便是从中寻觅其私人的经验和生活细节——透过作者本人流露出的只言片语，我们就可以判定，其实际究竟是怎么的一个人。陈卫走到今天，写下保护才能的22条，是完全符合他的写作追求、道路，甚至包括他的状态。要我说，他很了不起。不仅是他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自然也写了不少优秀的小说作品），而是在有了一定的成绩之后依然能心平气和地看待自己；看待出现的新问题；看待周围的人和世界。同时，他仍有很强的自我动力；或者说是对于文学、小说的野心。就是说，他现在还未到达最好——他未来的道路依旧漫长，还需要保护自身的才能。让才能更强更具耐力更坚不可摧。



《上海文化》约稿，先睹为快。

蓝风

关于张爱玲出名趁早说，我觉得这不是害人不害人的问题，而是怎么去理解的问题，张爱玲在讲这句话时的预设是什么。另外，随笔，言论之类，也不宜划在作品之外。

柏仙妮

应该说，至少有两种评论文都要面临冷清的结局。一种是评论文本身逻辑合理，论点清晰，叙述平稳，语言有力，态度认真，让赏析这文的人要花上一定的时间挑错，另一种则相反。

我并不否认许多文扩展了我的视界，但如果仅仅给读者这个印象，还不够。我会苛求他的文化根源。如果不尊重传统文化，我会怀疑他根基不稳；如果不尊重外来的文化，则会诘难于他兼容并包的胸怀。按形式即内容的思维方式，我觉得阅读写文的态度等于为人的态度，即等于文的本身。

这世界存在着独立于完美之外的完美，如断臂维纳斯，红楼梦。挑错的目的，更显其匠心独具。在我看来坛子上有几人往朝圣的路上走。shep是其中一个。恰因为如此，对他的挑错又显得如此重要。我赞成蓝风所说，张爱玲的那句话不能断章取义地看。写作与她，是血与肉的关系，那些与名利有关的部份，应是对人世的看法，而不针对写作的本身。

另，我发现黑蓝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对新人的文多抱着批评的态度（我不排除多数评论有利于新人的发展），对老人的文多抱着赞美的态度（也不排除老人们的文日臻完善），但这样的态度是否有利于老人们的发展？还是因老人们有自我完善的能力，批评在此并不起实际作用，而不作无谓的批评？

困惑中！

（啊，上天作证，在黑蓝我最崇拜的人是shep，而我花了接近两个小时的时间认真写这样的评论（要知道，我写文态度随性随意，认真对我是一种痛苦的要求），正是出于对他的尊敬。基于这一点，你们就不要……）

Juneau

至少，这篇让我恍惚明白了为什么是萨福。

柏仙妮

这篇不是针对作者的，就论写论对我来说很困难，所以向外引申一些。不太明白第一段的意思

噢，我那第一段可能没表达好。我的意思是有的文让人可吐嘈的地方太多，所以别人没法回，而有的文（比如你）写的逻辑啊，论点啊，态度什么都比较妥当，所以别人也不好贸贸然地回。不好意思，我回头看一下第一段，我前后的顺序反了，容易让人误会。

我重申一下，这是我对你评论文的看法：“评论文本身逻辑合理，论点清晰，叙述平稳，语言有力，态度认真”。

我其实想说，我更喜欢看你写带批判性的评论文，就是有战鼓声的那一种，能在文中加一些就更完美了。个人偏好，可以无视。问好！

陶北

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