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此书的奈保尔,以灵活的角度和多变的修辞刻画他早期记忆中的父亲,此时的回望已经是他部分克服了初到伦敦,和他父亲通信时(Letters between a Father and Son。你可以看出此间、本地或者大陆出版的《奈保尔家书》以奈保尔之名寻求微乎其微的市场,是多么远离了奈保尔出版书信集的初衷)那故作高兴的抑郁语调,对文体的征服部分地修饰了早年生活的伤痛,也许他在潜意识里以此平衡沃尔科特的成功和父亲的失败——在他父亲的写作中,所不愿面对的痛苦。原因在于,“如果我们在一个有写作传统的地方生活过,自白式的自传也是种写作形式,我父亲就有可能不会这么耻于写自传。在特立尼达,历史上有那么多暴行,写个人痛苦会招致嘲笑”。作为对比,沃尔科特的“黑人诗歌中,有种诉苦的传统,跟布鲁斯音乐一样”,“从诗歌的角度评价比起来,更侧重详加解释,以证明诗人的痛苦和愤怒,接纳年轻的沃尔科特的,就是这种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