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向“猪笼城寨”的路上

流马

在走向“猪笼城寨”的路上
                                           ——我的写作

     上篇：那时，胸怀一个伟大的秘密，在不该说的时候没有说

说起什么时候正式决定要用写作来浪费掉自己的余生，许多作家都很谦虚，常常会说自己并非天生就要写东西，只不过因为机缘巧合，不经意才走上写作的道路，类似于误入歧途。说起开始写作的具体时间，又多是记不很清，反正不会太早，差不多是在第一次失恋之后百无聊赖的那个时期，偶然读了某本书，深受启发，有了写作的冲动。总之是一点准备也没有，生活轨迹突然来了个急转弯儿，回忆起来隐隐之中还是有一些小不情愿，小不甘心，认为自己假如不写作，在别的方面也会干出很大的成绩，这其中有着掩饰不住的自得和自矜。
不得不说，有不少人确实是这样的。
但我不是。虽然现在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写作的道路”中，但确实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预感，那就是除了当作家，我将什么都干不了。我没有将这个预感对别人说，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应当是一个秘密，一个出现在我身上的秘密。我很早发现自己的秘密，并且在不该说的时候没有说出来。

说书人

在还没有“写作”这个概念的时候，甚至还不知道“写作”这个词汇的时候，那种要“写作”的冲动已经产生了，意识到脑子里有许许多多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急需要扯出来给别人看。最早的“写作”冲动是讲故事，我的身边很快就有了一批固顶的“读者”群——听故事的孩子。这是一种从形式到内容的模仿，模仿的对象乃是当时游荡于村落之间的流浪说书艺人。
“听书”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是最受欢迎的消遣方式。依稀记得在某个生产队大院里挑灯听书的盛况，给人的感觉就是人山人海。说书的形式有多种，有的单口说，一般是个四五十岁的男人，但已经很像个老头子了；有的是一男一女，连说带唱，多是男的和女的彼此调情的故事。
本村有一个说书艺人，名叫胡兰纯。我听他说书的次数最多。农历每月逢四、九是村里集市，他总会在集市上辟场子说书。有关他的故事，在我的小说《舌头》里有所呈现。我没有更改他的名字和身份，只不过将他的故事彻底虚构，但这种虚构无损他作为一个民间艺术家的魅力。
我在小说中写到：

在天桥下面，胡兰纯正调弄着怀里那根奇怪的乐器。那是一只约有一米长的圆筒，一端封口，另一端则敞开。胡兰纯说书时，会不时用手拍打封口的那一端，而声音则从敞开的另一端蹦出。那声音像鼓声，却比鼓声更清脆。还在少年时代，我就对这个圆筒充满好奇，那时常想，这个人为什么老是抱着那根胶皮管子敲打个不停呢？假使果真将玉米粒放进那筒子里，说不定还能够爆出一些爆米花来；而我确是吃着爆米花听书长大的。
他的新嘴明显还没有发育好，或者永远也发育不好了；就像在西瓜上胡乱捅开的一个口子，并非流线型的边角加速着溃烂，一些蛆虫在那里进进出出。他试图开口说话，努力分开四周的烂肉；他发出唏溜唏溜奇怪的声音，要努力收回吐出来的舌头，但新接上的舌头却像一团发面一样垂落，长长地挂着，再也收不回去。我在那里站立了很久，无所事事，便走过去，像卷画轴一样帮他卷起舌头，塞进他的新嘴里。作为报答，他把那根胶皮管子做成的乐器送给了我。
这件乐器大概是刚从土里扒出来的，外皮一圈圈纹路里挂满结成厚痂的泥土，轻轻拍打打不掉；使劲在地上摔，那些硬痂才有些裂痕，继续摔，它们才片片脱落。在没有封口的那一端，伴随着大量泥土倾倒出来的，是一些黄豆、花生或者玉米残缺的颗粒，然后，还有老鼠的尸体和几条扭曲的蚯蚓。另一端封口的牛皮已经漏洞百出，筒身上也有无以计数的破洞，那都是地下虫子经年劳作的成果。随手拍打破牛皮，嘶哑嘈杂的声音通过所有的漏洞向筒身四周爆响。这件曾被老鼠当作储藏室的奇妙乐器简直无以伦比 。
……
胡兰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练就了一门新手艺——吐舌头。在我帮他把舌头塞进嘴里之后，他似乎从我卷舌头的动作中获取了灵感，现在竟然能够将舌头收卷自如了。他的表演匪夷所思，闻所未闻，舌头的动作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彩，可以上翘，可以打旋，可以像蛇一样蜷曲，还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唏溜唏溜，呼哧呼哧，呵啦呵啦，吧嗒吧嗒，啧啧啧啧，啊啊啊啊，唧唧喳喳，呱呱啾啾，哦唉哎呀……流泽王对胡兰纯的表演叹为观止，跑过去捋着他的舌头，久久不肯放手。皇帝也没见过胡兰纯这类表演，吃惊得嘴都合不上，舌头不自觉的伸出来，再也无法收回。

他是一个对自己所从事的行当表现出无限热情和痴迷的人。六十多岁的时候，一到重大节日，还会和年轻人一起踩高跷、唱大戏。有一年他和年轻人踩着高跷穿过村里的大街小巷，我们疯了似的跟随着高跷队伍。胡兰纯秃着脑袋瓜子，脸上化成小丑样子，踩着高跷走在队伍最后面，做出种种滑稽可笑的表情。因为年纪大了，一些踩高跷的高难动作做起来总让人提心吊胆。围观的人没有不认识胡兰纯的，都打趣他：“胡兰纯，你裤裆裂开了!”,“胡兰纯，你怎么不装老妈妈儿了？”“胡兰纯，你要掉裤子了。”“胡兰纯，来个金鸡独立单腿蹬。”“胡兰纯，年纪大就不要挣了，看你喘得跟驴似的。”这么一说，胡兰纯有些着急，拼命往前赶，“啪喳——”一个趔趄摔倒了，大家围上去：“胡兰纯你没事吧？”“胡兰纯你大把年纪还折腾啥？”“胡兰纯你儿子不养你咋的，还挣这钱？”“胡兰纯你这老狗不能死，还得听你说书呢？”胡兰纯被大家搀起来，腿上的高跷没有解开，他又在那两根细细的木棍上站稳，跟大伙儿说笑一阵子，继续赶队伍去。秃脑瓢上摔出一道不大不小的口子，一条血虫在那里爬。他用手抹了抹，又做出一个鬼脸来。
胡兰纯已经去世十多年，他不会知道他怎样“教坏”一个孩子，让这个孩子走上一条狭窄的不归之路，就像《舌头》中那个急切要复仇的年轻说书艺人：年轻说书艺人，在天桥下面，撅着硕大的屁股，怀抱那件乐器，恍然进入迷离的故事丛林……
从对说书形式感的痴迷到对说书内容的创造所产生的快乐，能使我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始终处在一个亢奋状态，以至于晚上不能睡觉，或者被自己可怕的想象吓住，半夜里突然哇哇大哭。为了给自己增加神秘感，我在模仿说书的形式上，又有所创新，吸收了“电影”这一全新艺术形式的特点——那就是在我和听书人之间扯一块半透明的纱巾，我在纱巾后面保持了足够完整的空间。这条模仿电影幕布的纱巾，既充当了“书”的介质作用，又成为“写作”与“阅读”之间的一个界限。这种“过家家”式的“写作”游戏是我童年时代最热衷的游戏，尽管它比起别的游戏，似乎过于沉闷，过于成人化了。这种游戏和我内向的性格之间，形成一种彼此亲和，相互塑造的关系。
那时候我们家的藏书都在父亲的床头上。父亲是中学民办教师，从不将教材备课本之类的拿到家里来，因此在他床头上也就只有寥寥几本闲书：《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侠女十三妹》等，后来收拾屋子时从封闭的后窗上，发现过“文革诗选”，不外乎“东风吹，战鼓擂”之类，还有一本没有皮的《雷锋日记》，是在院墙根底下鸡窝里发现的，拉满鸡粪的第一页上就是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雷锋日记》很厚，我只不过翻翻里面的插图，就没有兴趣了，后来看到一个同学有一本很薄的书，是讲两个小学生智斗地主的事儿，就觉得很好玩，一定要拿《雷锋日记》换，没想到人家不换，我就跟他讲道理，我说你看我这本书这么厚，你的又那么薄，明明你占了便宜，为什么还不换呢？但是道理讲不通，我又添了8分钱，他才同意。将这本书拿回家，怕父母问起，撒谎说是花8分钱买的，还得意洋洋将这本书的定价给他们看：1角3分呢！妈妈看那本书已经破的不成样子，上面还被人用钢笔圆珠笔画的乱七八糟，就很不高兴，让我把那8分钱要回来；我当然没同意，暗自庆幸没提《雷锋日记》的事儿。这本书我只用半个下午就看完了，很激动，觉得那两个小孩真了不起，缴了那个地主私藏的枪不说，还连夜送到镇上，得到镇上某和蔼可亲叔叔摸脑袋的奖赏。
有一年夏天，天气很热，但我却整天躲在蚊帐里。蚊帐很厚，密不透风，很热，并且外面的光线几乎照不进来，再加上土屋里的光线即使在白天也很昏暗，所以我缩在蚊帐里，根本什么都看不清了，但我却很得意。那时小学课本有一篇很长的课文，叫做《一幅壮锦》，我决定要模仿它写一个神话故事。我之所以躲在黑黑的蚊帐里，忙活的就是这件事。在里面虽然连纸和笔都看不清楚，但我更不想被别人看见。我总是每写上一段就悄悄拿到院子里光线充足的地方去看，虽然有些地方字都写重叠了，但故事还是很有进展。

主题班会

小学快毕业的某个晚上，晚自习。
那时晚上停电是很正常的事，大家都自备煤油灯或者蜡烛。为了节省这些能源，通常都按前后排四个人一桌聚在同一盏灯下，因此上晚自习又叫做“上夜灯”。我们都喜欢“上夜灯”，“上夜灯”的兴奋在于这种同聚一盏灯下促膝秘语的淫靡气氛。在窄窄的桌子底下，真的是膝盖顶着膝盖呢，男女生之间小小的动作都在桌子下面的黑暗中悄然进行。灯盏固然不少，但除了桌面上的有限光明，整个教室依然是晦暗的，每当我抬头扫视整个教室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奇怪的幻觉和痛苦的想象：这一盏盏小小的火苗，漂移在偌大的黑暗之中，就好像过年时放河灯的情景一般；我们坐在这小小的河灯里，顺着黑色的河水，缓缓漂移；我们暂时聚集在这里，感到无限温馨和幸福，但河灯不能长明，促膝不能永久，下课铃声一响，犹如狂风大作，会将这安静水面上的河灯一一吹灭，吹散……而你，终将一个人在黑暗中孤独地回家。
这个淫靡晦暗的场景，通常会成为班主任做突击检查的掩护。他就像个幽灵从教室后门闪进来，悄无声息，突然出现在你身后，一股酒气立刻喷射到你脸上，对你诡秘一笑，然后又去吓唬别的同学。那天，又一次喝醉的他突然停止大家的学习，和大家聊起天来。他喋喋不休地讲起自己少年时的种种理想，最后灵机一动，组织大家开一个主题班会，主题当然就是畅谈各自的理想，也就是长大后，或者小学毕业后准备干什么的问题。毕竟快毕业了，这个问题立刻引起大家的沉思，原本窃窃私语的灯下谈心变的鸦雀无声。
噢，我突然很耐不住这种寂静和沉默。我不知道同学们的理想是什么，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许他们从现在才开始想，但我是早就想好了的。我不过是不想早早说出来而已。但我又实在太想将它说出来，深藏伟大秘密的虚荣感使我内心纷乱，热血一次次冲击脑门，烧的我面红耳赤。
在分组讨论的命令之下，寂静终于被打破，刚才那种窃窃私语的灯下谈心演变为热烈的高声讨论。这闹哄哄的声音使晦暗的气氛更加令人眩晕。小时候经常跟随大人在生产队里开会。大人们聚集在灯下大声谈笑，孩子们围绕在周围追逐打闹的迷人场景好似一种印记，深刻地影响着我对幸福感的定义。一直爱凑热闹，将此作为一种幸福，并担心热闹不长久的性格基因形成于这生产队末期的儿童生活。如今这场班会再一次让我体会到幸福，在这种闹哄哄的气氛中，将秘密再保守最后几分钟的喜悦多么不易被人察觉！
我纯朴可爱的同学们，纷纷说出自己的远大理想，这些理想让他们多么兴奋、幸福，彷佛从明天早晨开始，他们就要为此而奋斗了：
有的说要当解放军，上阵杀敌，好让自家的大门上也挂一块“军属光荣”的小牌牌。
有的说要当工人，每天上班下班拿工资吃三顿饭不说，还有星期天可以休息。
有的说要像他的父亲一样，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为家里生产更多的粮食，让兄弟们天天吃白面馒头。
有的说要做一名勤劳的掏粪工，因为要种好庄稼，不给庄稼施肥可不行；要生产更多的粮食，要天天吃白面馒头，就必须多给庄稼上肥料。因此他要做一个掏粪工，将全村所有茅坑里的粪便都积攒起来，不住地给庄稼施肥，庄稼就一定会丰收。
赤脚医生的儿子也要做赤脚医生。
父亲是给猪配种的，儿子将来也要给猪配种。
父亲是开小卖部的，儿子将来继续开小卖部。
父亲是生产队长、生产队会计、生产队保管的，儿子将来也要当生产队长、生产队会计、生产队保管。
父亲是大队书记、大队会计、大队保管、大队民兵连长的……
终于有人说要当老师了，一脸失望的班主任脸上终于有些喜色；
终于有人说要当科学家，当医生了，要考中专，考大学了，于是醉醺醺的班主任满怀殷切的期望，谆谆教诲他们当好一名科学家、医生、要考大学所应注意的一切事项。
……
但是，当他们畅谈各自理想的时候，我却一门心思经受着将秘密说出来之前的阵阵煎熬。这其间的心思开始分叉，我突然想起一个前不久退学的同学，也是我的朋友。有一次，我们在上学的路上走，他忽然问我长大后准备干什么，我当时脱口而出说要当作家。我这是唯一一次将秘密泄漏给别人，而且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有一刹那的后悔。他定定地看看我，很严肃的点点头，说很好。我知道他不会就此说什么，因为他对当作家毫无兴趣，而且，他也丝毫不懂怎样当一个作家。但他问我知道他长大后要干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他长大后会成为一个坏蛋，会去偷东西，会半夜劫道，甚至会杀人，总之会成为一个坏透了的人。“这是我的理想。”他说。他并没有告诉我要这样做的原因，只是说了一些为什么要退学的话。我不想罗列那些废话，因为那不过是当时在农村最底层众所周知的一些情况：贫困、饥饿、受人欺负等等。我不认为这就构成他那个理想的充分条件，因为那些情况，在当时其实是很普遍的，不足以说明问题。一定还有更特别的东西，他不肯说，我没有问，因此也就根本不知道了。
但我记住了他的理想。这个理想在今天看来也许只是一时戏言，完全不必当真，而且，时至今日，我也并没听说他杀人越货的事情——也许正相反，他现在已经很有钱，过着富足的日子——但是，这个理想在当时确实震了我一下。我完全当真了，并且突然感到我的理想和他的相比，是多么的不值一提。
我庆幸在那个时刻想起这个朋友，使我没有泄漏自以为了不起的秘密。在那个闹哄哄的气氛里，一下子放松了很多，再也不用为释放秘密感到焦虑。我清醒了，开始侧耳倾听别人的理想。
有一个同学郑重向全班同学宣布，他的理想是当一名伟大的作家，像袁鹰那样伟大的作家，写出来的文章能够入选语文课本，让后代人去学习。醉醺醺的班主任此刻已经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他号召全班同学为他的伟大理想鼓掌，然后热切地向他讲起当一个作家所应做的准备和注意事项，并就写作中的具体问题开始和他进行严密而细致的探讨。他们从探讨比喻的几种方法开始……
这位敬爱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为了帮助这位未来的作家，每天不辞劳苦，在黑板上大段大段抄写自认为优美的文字，给他未来的作家看，供他学习、揣摩，并让所有的同学一起抄写，一起背诵；这些文字都是从当时流行的《写作集锦》之类的书籍上看到的……
无论如何，这是一对值得尊敬的老师和学生，他们或许有共同的理想。
但我庆幸没有说出自己的秘密。

中篇：“我看见我这一代的精英毁于疯狂……”

电影《功夫》里的周星驰，天生一个练武的奇才，小时候被一本武林秘笈《如来神掌》“毒害”至深，自以为可以独步武林，不料在岁月蹉跎当中，不思进取，沦为上海街头的小混混，整日里只想着杀人、抢劫、打架的事情，却又没有勇气去做，削尖了脑袋想往斧头帮里混，却误入一个民间高手云集的猪笼城寨，在斧头帮和猪笼城寨的夹缝之间几番折腾，粉身碎骨，才算惊醒身体内部沉睡多年的慧根沉淀，大彻大悟，使出惊天动地的一套“如来神掌”出来。那时，天下既没有了斧头帮也没有了猪笼城寨，只有一个会使“如来神掌”的年轻高手。
我觉得自己和《功夫》里周星驰扮演的那个人很相似。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个天生为写作的人，胸怀这个伟大的秘密，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而且，那个对我影响至深的说书艺人胡兰纯又多么像电影中兜售武林秘笈《如来神掌》的乞丐啊。就和小周星驰深受《如来神掌》的“毒害”一样，我也被说书艺术深深的“毒害”了。
那次主题班会，虽然我很感骄傲，但事实上又深受打击。这个打击来自于那个声称也要当作家的同学。我没料到也有人像我一样喜欢当作家，而我对那个同学一贯的印象使我对自己也要当作家感到耻辱。我怎么能和这样的人一样去当作家呢？或者，如果作家就是要这样的人来当，那我又何必要当呢？我一度被这个勇敢说出自己理想的人打败了，就像电影中的小周星驰本想英雄救美，却被人欺负一样。他不止欺负了我，还欺负了我的秘密。这件事情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世界上不止我一个人想当作家，而且，在作家这个职业面前，似乎是人人平等的，居然什么人都可以当作家。我对这个发现感到沮丧。
《功夫》中省略了一个少年天才是如何堕落为街头小混混的过程，我也准备省略掉这一段，直接从我作为一个盲目的文学“小混混”开始讲述。我和电影中的人物一样，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秘密，但是，漫长的求学过程，毫不留情地使一个人平庸了，直到大学毕业，并没有读过多少有价值的书，对写作也从来没有认真的思考过，除了一身才气无处发泄的躁动之外，一片空白。那时候当然也在写，但是自己从来没有勇气回头看过。一段长长的可耻的日子，写下了大堆可耻的文字。
转机出现在大学快要毕业的那个学期。因为我的一篇近四万字的小说通过一个老师流传到另一个陌生的同学手中，我和这个同学以一种极为奇怪的方式相识。这种奇怪的方式表现为虽然我们在一个系，但很长时间都没见过面，说过话，而是通过让人代捎书信的方式交流。最初的话题自然是我的那个糟糕的小说。这个小说的名字，后来屡屡被朋友们提到——尽管总是被叫错，错的五花八门，但我都不介意——是它的偶然出现，才有了后来无数的故事。
这个像恋人一样结识的朋友，就是鲁太光。他最初给我的感觉像个土匪，因为这个缘故，才像《功夫》里的周星驰带着胖子到处招摇打劫一样，我们俩经常结伴游荡在校园内外的瓦栏酒肆之间。很多时间里，他确实为我壮了不少的胆量。
后来鲁太光认识柱子，很快介绍柱子和我认识。柱子又介绍阿新，柱子的哥们阿广不久也从苏州来相会。太光又介绍了矮一级的春生。我也将同班的阿发和长于介绍进来。后来，又有女人掺和进来，蟋蟀、贺彩虹和野狸红。这些人组成后来的《写字板》小组。不过是半年的时间，孤独的大学生活转眼有了这么多朋友，事情发展之快令我们自己都感到吃惊。
但毕业前夕的相识，只能让人感叹相见恨晚，所幸除了鲁太光退居潍坊，为后来去北京做准备，以及阿广奔赴到河北一个叫阳原的破地方修公路以外，大多数人都还留在济南。毕业后不久，我就住进了学校某个宾馆的地下室。我的身份是这个宾馆所属机构的办公室秘书兼小金库保管员。这个职位也为《写字板》的诞生起到很大的作用。地下室和我的办公室成为这群人活动的主要场所。
“我看见我这一代的精英毁于疯狂……”这是艾伦金斯堡的诗句。后来当我悲观的回忆起我们那一段生活的时候，在一首诗中引用了这一句。这句话用来形容我们后来的分散实在是太夸张了，这不过是回忆时滥情的产物。我现在非常警惕滥情。上次和柱子去看贾樟柯的《世界》，回来后柱子给我发短信，说《乌兰巴托的夜》这首歌“越听越刺激灵魂，终于明白：我们都一样，都曾漂流……”我就回短信骂他滥情，让他很生气，他说我是脑子进水。但我却觉得，这样的“脑子进水”是阻止滥情，阻止对任何事物轻易感动的较好方式，有助于一个人更清醒，更理智。
那时候确实太嚣张。居然将狐朋狗友们带到办公室去鬼混。我的办公室和总经理办公室相通，并且我掌握着所有经理办公室的钥匙。那年夏天，我和朋友们几乎天天坐在总经理会客室里大沙发上，看他的大彩电，喝他的好啤酒、好咖啡和好茶叶，抽他的好香烟，打他的长途电话……他办公室的后门通向一个露台，我们通常在醉酒之后躺在露台上吹夜风，讨论伟大的理想。那貌似一段风流快活的日子。
《写字板》这个名字，是柱子起的。我并不喜欢，但他却很坚定，为了保住这个名字，几乎要以退出相威胁，但我实在没觉得这三个字有什么值得捍卫的地方。最早我和春生商量这件事情，张给这个杂志起的名字叫做：最后的呼吸。这个词汇语出卡夫卡日记。我没有提供备选名字，这是我一贯的作风，不善于出谋划策和作出决断，只愿乐享其成。我们打算通过抓阄最后将名字定下来。阄是柱子写的，抓也是他抓的，《写字板》就在他的一手操纵下诞生了。《创刊辞》自然也是出自他的手笔。他在创刊辞中引用张楚的一句歌词来作为办杂志的单纯理由：“生命像鲜花一样绽开，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恋爱。”他把“恋爱”改为“写作”。
每隔一段时间，大家都会提供出自己的作品，作为一期杂志的内容。因为那时（1998年）电脑并不普及，许多人都还是手写，打字的繁重任务就交在我身上了——这件事也只有我能干，只有我的办公室里有可随意使用的电脑。我毕业后才开始练打字，那一段时间也是我练习打字速度的一个时期，有时晚上春生和柱子也会过来帮忙打一些。打完之后，校对完毕，用WORD制作版式和目录，打印机打出完整的一份样本散页，然后拿到复印机上复印。每期大约30到40个页码，每期大约复印20到30份。这样做的结果是我办公室里复印纸的消耗率骤然提高到惊人的程度。不过发现这个问题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我在办公室里负责采购一切办公用品，包括总经理的啤酒、咖啡、茶叶、香烟等等。这20到30份的小杂志，很快就不知道分散到哪里去了。我们在那个夏天里一共出了四期，随着我半年后辞掉这个工作，杂志因失去制作的平台而停刊。
这个时期，是友谊突飞猛进的一个时期，更是写作突飞猛进的一个时期。
鲁太光和阿广每隔不长时间都会寄来长信，讨论杂志的制作、交流阅读的经验、点评彼此的作品。
那时住在潍坊铁路以南某个地方的鲁太光，把自己整个的灵魂空降在老俄罗斯冰雪覆盖的土地上。他那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作家有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以及老托尔斯泰和陀斯托耶夫斯基。他隆重推荐我阅读的小说是《撒旦起舞》，他给《写字板》发来的第一首诗是《致渥伦斯基》，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句：老托尔斯泰暴跳如雷。鲁太光喜欢“暴跳如雷”这个词，他本人就是这个词。在和我的通信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句子：“我们才是最富有的煤，黑的发亮，肯定是煤金，只差火柴去点燃他们了。”“一小杯扎啤，一片馒头，一盘土豆丝肯定会有的。”他还是一个被海子附体的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了“麦子”、“粮食”、“耶稣”、“小教士”、“玫瑰”、“陶罐”这些意象。
我曾在一首诗里这样回忆与鲁太光喝酒：

那时的鲁太光
说来就来了

暑天的午后
文化东路树荫下
烂人用牙签挑战蜗牛

酸辣土豆丝上了N盘
“老板，再来一盘。”
尿黄的扎啤干掉N桶
“小妮儿，再扎一啤。”

烂人们喝酒
只会夸说曾经的好酒量
边喝，边回忆上回，上上回

兀那鲁太光这厮
黑黄白，三道通吃
要打架便打架
要喝酒便喝酒

兀那鲁太光这厮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火爆到极点，常常晕倒
温柔到极至，肉麻不堪

兀那鲁太光这厮
一早搭了慢腾腾的火车
下车便喝酒
从下午三点喝到深夜时分
终于还是吐了
吐来吐去，吐不舒服
终于吐出一口鲜血来

几个烂人抬他到急诊台
兀那鲁太光这厮
抓住漂亮女护士的手
面皮蜡黄，双眼呆滞
手却不松软：“姑娘啊，
我是一个诗人，我还不能死。”

几个烂人掰开鲁太光的手
将漂亮女护士的手拯救出来
兀那鲁太光这厮
面朝空白的墙壁
默诵海子的诗篇
直到东方发白

而在和鲁太光保持通信的同时，阿广也从河北阳原不时发回他在野外修路的报道。他在那里白天修路，晚上阅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同时还坚持每天与远在苏州的女友写信写诗，这些情书和情诗后来积累成厚厚的几大本。在一次野外作业的时候，不小心挤断了腿。他在信中这样描述那里的工作：

“……每天除了拔钉子就是楔钉子。从旧模板上把或隐或现无穷无尽的钉子拔出来，再往新模板上楔它们。一盒一盒的钉子等着被楔，以致于晚上看星星都觉得像钉子，需要一颗一颗地拔……

阿广是《写字板》时期小说写的最好的人，他那时最崇拜的人是凯鲁亚克，最常提到的小说是《在路上》。他的《病房》、《教师与学生》、《高速列车》现在读来依然让人兴奋不已。和我们那时的幼稚作品不一样，这三篇是可以留下来的。埋头为事业和家庭奋斗多年的阿广最近又回过头来，继续写小说，听说他的长篇已经结尾了。这是很令人期待的。
在这个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其实是柱子，是他将海明威介绍给我。我在整个大学阶段，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只有有一个学期发了魔症，居然将中国当代从先锋文学以后的作家读了一个遍，但到最后脑子还是一片空白。我喜欢海明威，但海明威从来没在精神上对我有过深刻的影响，我更多接受的是他的技巧。我发誓我的文体一定像海明威那样简洁干净，但我要表达比海明威更复杂的东西。后来，我深入阅读了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吉卜林以及博尔赫斯，还有卡夫卡，蒲松龄和曹雪芹。这种阅读其实带有一种精神的自我分析和比较，自我是在缓慢的进行之中渐渐呈现的。现在我还不能准确地说出我的内在精神，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认识自己的过程。
《写字板》是一个完整的单身浪游生活的写照。有关这一段青春的记录，柱子曾经写过一首批判性极强的诗，被鲁太光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鲁太光这篇在我们中间流传甚广的文章叫做《凌乱的肖像》，偏偏又是写柱子的，里面也记录了我们那一段百无聊赖的地下室生活。鲁太光的语言是那种排江倒海，泥沙俱下的激情式描述，将我们这群人写的都疯疯癫癫。而我自己写的又相对沉默寡淡了，故意做出一种神秘状。我这样写道：

在黑暗的地下室，长长的走廊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扇门，常常使我想起卡夫卡《美国》里面《纽约乡村的夜晚》那一章。1998年，我住进了某大学校半产业的一间地下室，不久之后，我成为那些地下室的管理员。大约有不到20间地下室，都在我的管辖之下。我买来锤子、钉子、锁扣和铁锁，给这些地下室安装上锁扣，每个锁扣配备一把钥匙，这些钥匙都挂在我的腰间。作为例外，我没有给自己居住的房间上锁。我的门始终是敞开的，不管我在不在。许多朋友来了又走了，睡上一觉或者抽一支烟，都不必跟我打招呼。我是这黑暗走廊的主人。我住的那一间在走廊的最深处。走廊里没有灯，那些没人居住的房间也没有。每次走在走廊的黑暗之中，只能听到硬硬的鞋底敲打水泥地面的声音和腰间钥匙相互碰撞的金属声。肉体在黑暗中消失，化为虚无；那些声音不过是虚无敲打世界的回声。成为虚无的短暂时刻是幸福的，你失去了外壳的束缚，失去了形状，浓烈的自我和黑暗一起失去了最后的边界。
……
他们能够忍受着黑色的窒息，泅过黑暗，站在我的门前，站在微弱的光明中，他们会抑制住窒息过后猛烈的喘息，他们会看见我的背影。我半卧在我的小躺椅上。朝着我的书桌，书桌上新买的台灯，旧的餐具，乱的书，我朝着我的窗台，窗台上嘶哑的收录机，收录机里嘈杂的歌曲，我朝着灰色玻璃窗外，窗外的狂风，春天电线上呜呜叫的狂风，狂风里飞扬的塑料袋，牛马尿的气味和啤酒香，还有对面楼上窗帘的疯卷。我们会谈起那个窗帘。我们常常发现那扇窗子是开着的，窗帘飞出了门外，而屋里却没有人……

《写字板》的终结是一个正常的终结，因为生活轨迹的不断分叉，它自然的成为一个新时间上的起点以及回忆的交叉点。在另一首《致鲁太光》的诗中，我再次将《写字板》几个主要成员共同生活过的地方回忆了一遍：

这几天，我沉浸在对你的感情之中
沉浸在1998年，我们衣衫不整的夏天
西苑宾馆的地下室。青州的国庆节
杨云法在燕山小区的简陋凉台
尹咏铸在姚家庄的恐怖小屋
李廷鑫在良友富临的孤独之心办公室
我和李长余在白马山的废弃夜总会
潍坊铁轨以南一公里，你曾拥有的三室一厅
陈成广和小凤的苏州，他在河北阳原县的筑路工地
七里河。解放桥。山大北路的黑领公寓
北园李家庄的一个下午。电影洗印厂幽静的林荫路
乞丐一样的张春生在凌晨独自走过泺源大街
我们有一盘棋，至今没有下完……

下篇：在“猪笼城寨”里居住

2000上网之后，出现一个大转折。
不能不提到北大新青年这个网站。刚学会使用电子信箱，我就往那里投了一个小说——《一个穷婆子的死》。很快，一个叫康赫的家伙开始往我电脑里发信，邀请我去论坛参加讨论。他说他是在抑止不住地大笑中看完我的小说的。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多么荒诞不经的小说。他好像很喜欢这种荒诞不经。这让我感到诧异，我没料到我这个小说原来还很荒诞。
“文学自由坛”好比《功夫》里面民间高手云集的“猪笼城寨”，为我打开一个通道，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从此一通百通。网络直接刺激了我的写作。如果《一个穷婆子的死》算是《写字板》时期唯一一篇拿得出手的小说的话，那么，“文学自由坛”之后一年间，我写了更多的拿得出手的作品。《舌头》、《消失的小路》、《幽暗的森林》、《蝙蝠记》、《七叶草》、《访问床上艺术家》都完成于这个阶段。除此之外，另一批梦幻笔记小说《枕中记》系列也在不断积累中。

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我曾这样描述“文学自由坛”

    在济南这块硬地上，我和野狸红还有别的人做过各种实验，在地下室写小说，办刊物，甚至在对网络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筹划做自己的网站——我们曾幻想用一部普通手机和一台普通电脑的交配实现上网。一切都是顾此失彼，在忙着到处搬家换工作的时候，精神的立足点也跳来换去。恰好在疯狂搜网的那个游戏时刻，蹦出了“新青年”三个字。实在地说，它让我重新回到我本该走的路上。       我一直将自由坛的文学与任何别的文学对立，与那些不痛不痒的文学杂志文学、矫情虚假的网络社区文学、图解政策的作家协会文学、老而不死的老作家文学、少年写手的贩卖文学、客厅沙龙的女主人文学等等划清界限；我一直认为自由坛的文学应当是向任何大师致敬并与大师无关、各行其是的文学。它应当是简单粗暴、纯粹美好。       我一直把文学自由坛严格区别于别的一些中文社区，而把它当作一个具有自由文学精神的“场所”来看待。……自由坛永远有自由的游魂。自由坛汇聚了这些自由的游魂，将这里变成一个大师丛生、群魔乱舞的生动场所，一个固定而流动的圣节。

    正如引文所说，因为初涉网络的青涩，一度认为只有在“文学自由坛”才有真正的文学。这诚然是很偏执，也是狭隘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会儿在自由坛混的人都好像着了魔一样。现在许多朋友都还无比怀念那个时期。许多朋友也都是在那里认识：康赫、马雁、卢小狼、凌丁、韩松落（白夜）、胡续冬、马骅、秦晓宇、马牛、8439、何兮、小饭等等等等，后来残雪也出现在文学自由坛，担任斑竹，和网友聊天，热情评论网友作品。她主持论坛的那段时间，是文学自由坛最好的时光。
需要特别提一下康赫和残雪。
康赫是谁？中国人没有几个知道。即便他几经周折，总算出版了那部长得好像永远完不了的小说《斯巴达》之后，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但他就是康赫，写了《斯巴达》的康赫。和康赫见过几次面，始终无法用合适的言辞去评价他，就和暂时无法去评价他的作品一样。我只能感受和钦佩他的镇定和固执，他像沉在这个时代海底的一块巨大的顽石，什么都别想改变他，动一动位置也不行。
残雪在许多文学爱好者眼中是个神秘的人，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并且只埋头于自己的探索，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就在几天前，一个朋友告诉我，残雪让她帮忙推荐年轻新锐的写作者，她要看他们的作品。很长一段时期，我和残雪一直保持着通信和电话联系，她也给我寄了很多书，她新写的一些文章也会通过邮件发过来让我看，这让我既感到激动、幸福，也感到不安。如果说康赫镇定和固执的个人气质对我有所影响的话，残雪影响我的首先应该是她那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探索力。我感到不安的地方就在于我匮乏于这种始终旺盛的精神力。像她这样纯粹的艺术家，在中国实在太少了。
从进入自由坛开始，我觉得我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后来又辗转于各种文学论坛，结识了更多的朋友，阅读面更加广阔，见识也在慢慢加深。当初上网时那点幼稚的想法都渐渐泯灭。在网络传播文学最火热的年代，我曾经以为网络可以拯救文学，现在我完全否定了这个想法。写作网络化传播的害处在于会损坏一个写作者的智力。真正的写作者应该保持与网络“亲密接触”的距离。
今年，我完成了短篇故事集《枕中记》的创作和编辑。其实这样说还是不确切的，我希望这个《枕中记》故事集能够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一样，是个不断增删，可以写一辈子的东西。我希望这个故事集和大多数中国笔记小说一样，让作者坚持记录、搜集一辈子。
我在这本小书的自序里写道：

这些记录与以前记录的不同在于，兹一下笔，就已经是以写小说的方式在搞。这可能会被人诟为对梦的背叛或者不忠实。以前我也曾抱有这种想法，因此总是惴惴，以为在做一件撒谎的，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已经不这样想了，反而以为梦境的小说化是对梦境的最大还原，最逼近梦境的真实。可是这句话又有漏洞。梦是可以还原的么？梦境还有什么真实可言？不是的，我所说的还原，一部分是梦的形式上的、外形上的，一部分是精神上的，内在的，而梦的具体构造则不可能象有模具一样去复制，以求每个褶皱，每个纹理都一致。这样做毫无意义可言，我也不愿为此枉费力气。虽如此，但还要说梦境小说化的本意并非就是为了还原和逼近原梦。对梦本身的痴迷、做精神性分析和医学病理探求并非小说家的任务。梦之于小说家，无非是为小说提供一个借鉴。小说家以梦为题材，模仿梦的外形，指归还是对世界的认知和讨论。梦或许就是世界本身，或许是世界的影子，或许是世界的喻体，或许和世界无关。这才是小说家对梦所采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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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执着于梦幻、神秘和未可知，执着于在不可解的细节中隐现这个魅暗不明的世界。
我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有过许多形象化，修辞化，比喻化的解释，这些解释全都是基于我所痴迷的事物的认识。在这个方面，我可能是个不可救药的“文学反映论”者或“神秘象征隐喻论”者。
在一篇谈论残雪的文章中我说：

残雪所有的小说都在向着一个命题挺进，那就是不断地追问人的精神的本质，并用这种小说形式的本身来回答有关“艺术本质”的问题。精神的本质和艺术的本质在这里变成一个镜子的两面。但这就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人们有时候很难分出她的小说与创作谈之间的分别。因为她的创作谈通常都是用小说的笔法来谈，有人物，有故事，但最终指向艺术的本质；而许多小说则又赤裸裸地表现艺术的创作过程，虽然在讲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却分明又是在描述艺术的历史。

我希望我的小说也能达到残雪小说的境界，在追问“人的本质”的时候，同时回答“艺术的本质”问题。我曾在一篇类似小说的创作谈中用“房间”来比喻小说：

享受了一年的地下室时光之后，我再也不想当地下室管理员了，决定搬到地上去住。但是搬走的时候没有告诉任何人（事实上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里），就好像我一直没搬走一样。一开始，我偶尔还会突然返回那里，一个人再次躺在原来的床上睡一觉，然后又悄悄离开，不让任何人看见。这个时候我很得意自己当初没有给自己的房间上锁。这样，在我离开时交出所有钥匙之后，仍然能够返回那里，仍然能够推开门，像回到家一样。这样做的一个重大后果是我对自己产生了一种怀疑，总觉得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间房子，还有一张床，还有一些东西存放在那里。很多次做梦，都梦到自己去寻找那“另外的房间”。多年之后，我已不再回到那里，也不知道我的房间还有没有像原样一样保存。那些地下室是否还像以前那样空空如也；是否又有一个新的人来看管这些空房间。他是否也像我一样腰间挂着钥匙，穿过走廊，感受到虚无的召唤。他是否睡在我曾睡过的床上，和我做同样的梦。他是否会梦到我从很远的地方回来，照看我那些永远搬不走的东西。
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同时租着两套房子。住着一套，还有一套在附近，但不常住。常住的那套房东很凶，是个母狗一样的人。她经常在我的楼下撒泼，即使我交足了房租也没有用。这时候我就想我的另一套房子。那个房东经常忘记去收租。即使我已经搬出来，钥匙还在我手里，他也不索要。那个房间不象常住的这套这般逼仄，阴暗，而仿佛是某个宾馆里的套间，或者某个宾馆里墙壁的夹层。即使有客人来住，他也不会发现墙壁里还有一套房子，里面还住着一个人，在里面生火做饭，自言自语。而我却能够享用宾馆套房里的一切设施。洁白的窗纱，微风吹拂，早晨的空气清新宜人。我似乎是从宾馆的大床上醒来，有服务员来打扫卫生，我从阳台上走出去，外面是花园。但我只在这里居住一夜。
另一次，我住在新的公寓里，却将行李放到以前住过的老公寓里去。那里有一个房间，我还有一把钥匙，不知道有没有换锁。我趁着人流混进老公寓，悄悄打开那把陈旧的锁，将行李放在里面——其实仅仅是一个陈旧的皮箱而已。这样过了些时日，我想去看看皮箱还有没有，于是再次返回老公寓，却被看门的老头拦住。他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因为他认识楼里的所有人，惟独不认识我。我告诉他我要拿我的行李，他却认为我是小偷。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在楼下徘徊，希望能找到一个为我作证的人。
还有一次，我再次梦见那个宾馆夹层里的房间。我不知道房东有没有将房子转租给别人，而将我的东西处理掉。按理说应该这样。我带了一个朋友和我同去。那里果然发生变化，宾馆的老板换了人，而且整个宾馆正在重新装修，原来的老装修都在拆除。我寻着几年前的记忆寻找我的房子。在几个走廊的拐弯之后，终于找到了。事情如我预料的那样，房子已经被打开，东西早就没有了。我跑到餐厅，手里不知怎么握着一张餐券；许多民工都在里面就餐。我看了看餐厅里的服务员，不知道该怎么向她打听这件事情。没想到她一把夺过我的餐券，直接告诉我，我的行李已经在一年前被送到了另外一个宾馆。而那个另外的宾馆我根本没听说过。
   “另外的房间”成为一种解不开的情结。现实中肯定已无法到达，甚至在梦中也不可能。我只好尝试着通过别的方式到达“另外的房间”。我不知道写作算不算一种有效的方式。我在纸上建筑一些“另外的房间”的模型。最初的模型肯定是粗糙的，因为随着尝试和研究的深入，模型的构造总是要发生变化，模型的细部会更加复杂，而模型的外观往往不是愈见清晰而是愈见模糊。你必须不断地更改这些模型。由于回忆、经验、想象、梦境这些不确定因素加入到操作程序中来，你可能一度会对它们的相左相克的意见感到无所适从；还由于这种工作旷日持久，有时候会让人看不到意义所在，价值所在，从而使它变得盲目徒劳，彷佛是一次意图不甚明确的魅暗旅程。这样的工作给人以恍惚、可疑的印象，被认为是无望和失败的。然而，在我的认识里，世界或者存在本身，有可能就是一种可疑、无望、徒劳和失败的形式。我们无论行动、言说或者思考、想象，都是在这个同构下进行。在寻找“另外的房间”的迷途中，用一生完成一次完美的徒劳，也许就是艺术形式的本身。“流马在另外的房间”是一种美丽的幻象，而他永远只能是枯坐在自己现实的房间里，为一次次可疑的旅程勾画着可疑的方案。这些可疑的方案就是那些所谓的小说。

最后还是回到周星驰电影《功夫》的比喻中去吧。“写字板”时期前后，应该和周星驰作为街头小混混的那些日子差不多，“整日里只想着杀人、抢劫、打架的事情，却又没有勇气去做”，我们也是整日里想着写作、成名、喝酒骂人、风流快活。唯一不同的一点在于，如果“斧头帮”可以比作“作家协会”、“文联”之类组织的话，我和我的战友们倒没有像“混混们”那样，为了寻求庇护和欺负别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我很愿意将当年闯入“文学自由坛”和网络比作“误入一个民间高手云集的猪笼城寨”——不妨将“猪笼城寨”也视为当下中国的一个文学现场——那时最大的快意不是“猪笼城寨”战胜了“斧头帮”的百般挑衅，而是“猪笼城寨”轻易抹掉了“斧头帮”的存在意义，诸英雄们酒神附体，日日狂欢，等待着“悲剧的诞生”。

                                             2005年5月13日  星期五

欲望的旋涡

我就不得不说，我无能，除了写字以外啥都不会
这样看来，你的大学生活还是满丰盛的嘛。而你有一段抒情也陷入你反对的柱子的境地里去了，我一直认为还有力气抒情，不如躺倒手淫……
我操……你就不知道我旁边的北京傻逼语言艺术多么丰富，我多想再现给你们，可是我睡意正浓，能力有限，我只记得他们在CS里开着透视，在语音频道里一遍又一遍地用猴子都听不出来龙须沟都拒绝容纳的北京土脏话温言软语地劝慰那些“外地逼”们赶紧滚出北京的服务器去……

东今

说书人下三行有个错别字，“固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