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书：《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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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34:0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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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彼得·盖伊《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
 
作者：赵元
 
《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是八十几岁高龄的耶鲁大学荣休教授彼得·盖伊先生近年来出版的著作，属于文化史研究。彼得·盖伊（PETER GAY）系美国文化史家，德裔犹太人，1923年生于柏林，1939年离开德国，1941年移民美国，后加入美国国籍。他先后就读于美国丹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49-1969年执教哥伦比亚大学，1969-1993年在耶鲁大学任教。彼得·盖伊著作等身，研究题目具有一个从“启蒙运动”向“中产阶级文化”的转变；此外他还致力于探讨弗洛伊德对德国文化及历史学的影响，倡导“运用精神分析方法的文化史”，是心理分析史学的实践者。他学术生涯的早期，以《启蒙运动：一种解释》第一卷（1966年出版）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后期完成五卷本巨著《布尔乔亚经验：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1984-1998年版）。2004年他荣获美国历史学会杰出学术贡献奖。
本书系一个阶级的文化史：十九世纪欧洲的中产阶级（布尔乔亚）。试想当我们要了解一个阶级、一类人群时，会希望深入到哪些方面、层次和切入领域呢？彼得·盖伊以厚厚一本著述对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的布尔乔亚及其生活进行了分题论述，其中包括：庞杂的阶级特色，婚姻家庭状况，性爱、侵略性、焦虑心理等动力机制，以及信仰、工作观念、文化艺术口味、隐私观念对心灵的塑造。它展示给人们布尔乔亚雍容有序、千奇百态、容污纳垢但富有创造力、自律性和隐忍激情的生活，运用思辨的方法论述了布尔乔亚人生和精神世界的双面性，与通常的对布尔乔亚的片面批评论调展开论辩，以求达到对此阶级文化原貌的深入全面准确的把握。
 诚如题目所现，本书对一定历史时期一个阶级的文化史的描述是通过以一个人物为贯穿纬线来完成的，此人即维也纳作家施尼兹勒（1862-1931年）。在此，中产阶级文化渐趋成熟的十九世纪干脆被称为“施尼兹勒的世纪”。当然，以论题为纲，本书涉及到的材料丰富而庞杂，但除了施尼兹勒这条线索，人物事件引例的运用多为精简的侧面，为特写式或截面式的。十九世纪布尔乔亚作家艺术家学者以及各类文化人物中的生动者、知名者大有人在，在寻找这个阶级文化史的代言人时，可资选择的人物肯定为数非少，那么，作者为什么独选择了施尼兹勒作为始终在场的红线呢？彼得·盖伊在《序言：一个阶级的传记》中写道：“施尼兹勒是19世纪的人，但其生命却深入到20世纪。”文中说施尼兹勒“活跃和敏感”，“有机会接触到极其多样的风格与观念”，而且“数十年如一日把所思所感记录在日记里”，“具有深入其时代的中产阶级（包括他自己）心灵的特殊优势”，“游走于不同社会层次”，等等。施尼兹勒出生于维也纳的犹太医生家庭，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针对精神病症方面的行医使他更能够深入人的心理内部，促进了他的文学创作。他的代表作品有小说《艾尔丝小姐》、《古斯特少尉》、《一位作家的遗书》、戏剧《轮舞》等，对我国二、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作家产生过影响。与维也纳著名心理医生弗洛伊德一样，施尼兹勒也是维也纳犹太人文化的代表，前者曾经称道后者的悟性最接近自己，且以一种极赋天赋的方式直接获得这种掌握人的原始激情和内在精神的悟性。彼得·盖伊研究了施尼兹勒的作品、未出版的草稿、书信、自传、日记、文件种种文献，奠定了本书的基本框架。事实上，彼得·盖伊也好、施尼兹勒也好、弗洛伊德也好，均为深谙人类心灵和精神官能症的犹太人，具有磁性的超强精神包容力，这种品性奠定了施尼兹勒其人其文的风格，也奠定了彼得·盖伊本部学术著作的风格。
关于布尔乔亚阶层的基本特色，作者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布尔乔亚人数庞大、意见分歧和对立强烈。”“毫不意外，中间阶层的内部冲突比携手合作更为显眼。”书中从财产、社会地位、事业领域各个角度阐述了这种阶级内部的多样的划分，有些划分还更为生动，譬如德国人所谓的“富有的布尔乔亚”和“有教养的布尔乔亚”，以及“金融贵族”、“高领无产阶级”、“有天赋的布尔乔亚”的并列，“进取型的”、“恭顺型的”以及二者的混合类型的对举，等等。而且布尔乔亚的形成本身是一个纷繁动态的过程。布尔乔亚在各国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大相径庭。
布尔乔亚家庭在本书中被描述为“有苦有甜的家”。彼得·盖伊用弗洛伊德的轼父心理来解释家庭内部的精神张力，又阐释了现代家庭的状态，关于夫妇关系的立法，性爱的普遍状况和避孕、节育的手法，家庭与浪漫的爱情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及婚姻途径的多元性等。本章末推出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当弗洛伊德于1910年把‘正常’的爱定义为‘两道海流’——即‘情’与‘欲’——的交汇时，他只不过是在呼应一个历史悠久的看法。”
彼得·盖伊把性爱、侵略性、焦虑心理等话题列入本书第二部分《驱力与防卫》，可谓是从社会关系的力学角度来进行把握。书中论述了性爱带给人的双面影响，“狂喜与症状”。在侵略性的阐述中，作者分析了多种政治、社会斗争乃至战争的矛盾根源在于人的侵略性。在“可容许的侵略性”话题下他谈论了死刑制度的改革问题。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已经认识到任由侵略性发泄出来是不可取的，而维多利亚女王驾崩以后想满足侵略欲望的人的出气筒就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妇运人士、犹太人和邻国”，这预示着下一个世纪野蛮历史的莅临。而在《焦虑的理由》一节作者阐述了中产阶级日常生活中如影随形的种种焦虑心理，譬如对他人的防范、强制自己服从，以及孤独、疲倦、不确定感和持续不休的自我分析等等。
本书第三部分从信仰、工作观念、文化艺术品味、私秘性几个方面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心灵”。这个时代的人们信仰纷杂，绝非科学的唯物主义和传统宗教信仰可以简单概括。各种对基督教的解释和验证以及对死后灵魂的探索纷纷涌现，唯灵论、心灵研究会及圣西门主义等各有信徒，信仰成为一种意志、一种需要、“能量的神圣来源”以及“有想象力者自创的信仰品牌”，表现出复杂的心理动机。而农民工人阶层对宗教和教会的疏远则要引起布尔乔亚的担忧。对于布尔乔亚，工作作为一种福音莅临，工作的观念赋予他们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的认同，可以解脱焦虑拯救灵魂——这一点使他们不同于无产阶级和上层统治者——，但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生命的自由。在文化艺术品味上，正如其本身构成一样，布尔乔亚的品味不能用简单的庸俗麻木、无聊乏味来概括，而是有着“惊人的分歧性和不可测的深度”。而文学艺术批评和博物馆美术馆同样担当着对公众进行艺术教育的重要角色。私秘性作为一种新的人际原则，成为十九世纪中产阶级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获得心理安逸的必要保证。对隐私观念的认同，赋予布尔乔亚心灵、人格、人性发展的必要空间，而此中的意味又非常之微妙。
彼得·盖伊充分肯定了十九世纪布尔乔亚在现代文化形成上的杰出贡献。布尔乔亚并不简单地只是前卫艺术家们的天敌和对立派，还是孕育了后者的土壤。他们的品味漫无边际又不可预测，他们是无知的自知者，现代艺术的积极领会者。比起他们十八世纪的先祖他们已经占据了稳定的社会地位，更具有优游余闲地去创造心灵，更赋有信仰，事实上，如暗夜的花影爬上栏杆，正是他们创造和奠定了现代生活的基本形态和秩序，正可谓“维多利亚时代人好比是把他们最好的东西留给了不知感激的后来世代”。布尔乔亚文化表现出高度的自律性。人是独立（或孤独）的个体，他的心灵需要有独立的生成空间。他以独立的姿态面目原则去跟人交际，包括性爱方面的交际。工作和性爱均成为他的独立有机体运转必不可少的方式。布尔乔亚具有深刻的内化的力量，比其他阶级、比历史上以往的人群更孤独也更具有力量。交往中的严格的自律——甚至在家庭范围内亦如此——使他们形成相互主体性，并由此逐渐形成现代社会秩序和文化的基础。当然，布尔乔亚的邪恶庸俗麻木亦是出了名的，在人类力量的极限之处，人性的丑陋弱点、双面性、自相矛盾性统统展露出来。但彼得·盖伊认为这样说是运用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标准，即封建社会的标准去评价他们。他们具有与自身所属的社会和经济体系保持距离的能力，自我批判的能力，他们的活力让他们有勇气面对都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史无前例的问题。很明显，对于布尔乔亚文化，彼得·盖伊持辩护态度，强调一己之深见。作者强调十九世纪布尔乔亚留给后世的财富、贡献，尤其是文化上、生活方式上的深远影响，而冲淡布尔乔亚负面影响的存在，时时对以往“仇布派”的偏激发出辩难。书中强调二十世纪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潮流与十九世纪文化革新的渊源关系，而否定二十世纪的野蛮与十九世纪布尔乔亚的“邪恶、庸俗、冷漠”的关联。可以说，以施尼兹勒为研究样本，彼得·盖伊笔下的布尔乔亚主要是与文化有关的、或者至少是与泛布尔乔亚文化有关的布尔乔亚。作者指出，布尔乔亚终归是爱和平甚于暴力的，“历史不会要布尔乔亚为这场灾难负责的。但不管是谁把这场浩劫带给人类，世界以及中产阶级都将不会再是原来的样子”。
同样作为对现在社会秩序的宰制，西方布尔乔亚文化似乎可以与我国的现代官僚文化相对应。前者藏污纳垢，暧昧重重，却敞开了自我更生和希望的前景。在中国，布尔乔亚是个载负过负面历史创伤的语词，尤其在革命精神高扬的年代。从晚清诞生的民间洋务派，受到官方清流和民族主义者的弹劾、嘲讽，到五四个性解放时代新文化青年对其庸俗精神的抗议，再到左翼革命在中国社会情势分析中对其文化的批判，后随革命形式的发展渐渐成为斗争的对象，敌人，另一条路线。文化的先锋性不一定对应政治的激进性，反过来政治的激进性也不等于文化的先锋性，但现实中理解的偏差却决定了文化的命运。五十年代以后，布尔乔亚文化在中国已经完全成为一个负面称谓，从公开的社会生活中被剔除。而激进文化的极端高潮过后，现代城市文化又逐渐复苏乃至繁盛。 
作为一部文化史，本书没太涉及布尔乔亚与国家统治者及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布尔乔亚为获得社会位置竞争打天下的一面。它偏重的是文化形态及精神表征的思辩性阐述，而相对忽略外部全景分析。彼得·盖伊本人在他的研究中也表现出人情练达、善于兼容人性百态的犹太哲人风范。写作构思上，本书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本身还具有文学性，譬如全书的开头以少年施尼兹勒的日记被父亲偷看以至于被父亲惩戒看大量令人作呕的梅毒图片这一事件开始，强调主人公被终生打下强烈精神震荡的烙印，并从引发回忆的角度把这本被偷窥的日记比作普鲁斯特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中的玛德林饼干，由此打开审视一个阶级的生活和隐秘精神空间的入口。本书可谓开放描述性的，属于思辩史学范畴，在文学审美和史学描述之间体现出彼得·盖伊教授人文修养的深度。全书在驾轻驭熟地运用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流畅、雄辩地论述了百年来布尔乔亚阶层生活的细节和全貌，材料丰富，新鲜生动，深入浅出，说理流畅。眼下人们一般爱读励志图书，其实了解现代社会的原貌和经验，可谓一种更可宝贵的真正赋有优秀文化根基的更切中实质性的“励志”。那个百年（1815-1914）业已逝去，布尔乔亚文化却得以循环更新，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在了解西方文化史的同时，还可以接受一种能够容纳对立异质因素的创新观念的启迪。（2006-4-26）
 
 
 
 
书名：《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
作者：[美]彼得·盖伊 翻译：梁永安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定价：32元。